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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转载]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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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回想她老人家的一生，是一个中国母亲平常的一生，但却又是伟大的一生。在我临近“古稀”之年，对于母亲的艰辛体会更深，对于母亲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仰之弥高。我想把我对于母亲的记忆与怀念记录下来。
一、 周家大小姐
我母亲叫周杏春，又叫周惠纯，1909年农历正月初四出生在湖南益阳县，对于母亲出身的周氏家族，我小时候只知道是一个大家族，解放后有一大批周家地主。后来从叶梦的《七坛甘草梅——周扬与吴淑媛》中有所认识，此文有近两万字，发表在1997年的《中国作家》上，《知音》《作家文摘》《女士》《东方女性》《东方时报》《中国民航报》等十多家报刊进行了选载和连载。这篇文章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新文学史料中的周扬研究填补了空白。文章中专门谈到周氏家族：
“益阳板桥周氏是益阳的名门望族。从益阳城西魏公庙过资水，便是资水南岸最末一条支流氵志溪河入资水的河口。一踏上风景秀丽的氵志 溪河谷，沿着这条小河走，两岸的山林田园，方圆几十里土地都是周家的。隔不远便有一座天井连天井的黑壳大瓦屋组成的大宅院。不用问，那些大瓦屋都姓周。”
“翻开周氏族谱，仿佛摸到一条条扑朔迷离的人的传递的链索。那一册册尘封的卷帙记录了周氏这一支在600年来的兴衰与发展。 周氏这一支的祖先是明成化年间由江西吉水迁至益阳15里裴家村的。当年的祖先只是一对夫妇。从那里起至六修族谱的560年内，周氏宗族发展的为嵩、岳、泰、衡4支，总人口6000余口，清朝几百年间，周氏族内官至知府督府的人的无数，传说周家有‘48顶红缨官帽子’。
在益阳的民间传说中，《周家涧山》的故事在益阳无人不知，那个故事是讲述周氏怎样发家的，故事说周氏祖婆心善，寄居在她家的地生（风水先生），因被其善良打动给她看一处“牛练凼”的阴宅地，并嘱要有：“鱼上树，马骑人，头戴铁帽子”三样东西到齐后才可下葬。这样可以大发。祖婆的儿子周伟东在娘死后，一切按地生要求，先买一条鱼挂在树上，时辰快到时，己挖好穴，这时看热闹的人中有一人掮一木马（木匠的工具）另有一人买一口新铁锅顶在头上，时辰一到，鱼上树，马骑人、头戴铁帽子的人都己到齐，周伟东吩咐宰鸡下葬，不期刚宰下的鸡被一黄鼠狼拖了就跑，周伟东穷追不舍，见黄鼠狼潜一洞中，周伟东不甘心，沿洞一掘，竟然掘得一缸金、一缸银，从此，周伟东成了大财主。
这个传说还有几个版本，不管这传说如何荒诞，但是周家在六百多年内繁衍出这么多人丁，获得氵志 溪河两岸的大片土地，造就无数地主，这显然与周家祖先的暴富有关。至于周家祖先是什么机缘暴富的，在这几千人丁的子孙中，竟无一人知晓。 周家的土地都是氵志 溪河两岸方圆几十里，这几十里之间没有别姓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丰富的金矿。近年来，邓石桥、谢林港一带的农民有好多人因挖金发了财，周家当年的暴富可能与这片土里的黄金有关。”
“我见过周氏族内的许多人，但凡见到板桥周氏这一族，我总习惯读他们的脸，他们的五官总有一种不同于旁人的气势。饱满的天庭，开阔的脸庞，周正而注目的鼻梁，疏朗而漂亮的眉眼，他们人中都比较长，耳廓厚实耳轮长。他们的个子都比较高大魁伟，在南方较为少见。周氏家族的仪表是一种华美和福相的体现，美男子周扬就是代表作之一。”
叶梦还通过查周氏家谱，发现周氏一族是三国周公谨的后裔，周扬是周谕59代孙。
我的外祖父也是板桥周氏一族，他们家在马官村，我记得那里的土地庙上有一副对联是：“桑柘有荫堪系马，地方无事好为官。”外祖父住的是一栋黑壳大瓦屋，从一个黑漆铁皮大门进去，进大门是轿厅，轿厅过天井是中厅，中厅而后过天井是内厅的一个大的堂屋，堂屋后面有一间横巷子屋，是供放置东西用。堂屋左右两边都有上圆下方的门，从右边门进，两间房屋对着一个天井，天井里有两个花坛，种了两颗罗汉松树，天井到房屋有很宽的台阶，这两间房的后面，另有两间朝北开窗的房子，四间房中间有一个走廊，由走廊向右走，穿过一道门就进入了饭厅，饭厅右边的门连着很大的厨房和天井，厨房右边有几间房子是给雇工们住的，再过去是碾子屋，后面是菜园。而对着堂屋右门，从正房的前面有一道门，进入一个小巷，走到一个圆门进去又有一间房子和一个天井，这就是客房。整个房屋的左半边是给一家姓方的佃户住着，左边的格局，我就不记得了。
外祖父叫周灵保，外面叫他“灵保大法师”，我不知道这个外号怎么来的，可能是因为外祖父很会持家吧，在他的手上，家道兴旺，外祖母信奉佛教，为人善良，她有一双大眼睛和三寸金钱的小脚，外祖母曾经告诉我，她年轻时外号“琉璃灯笼”，可见是很漂亮的。我妈妈曾经有多少兄弟姐妹，我不知道，但我听她说起她的一个哥哥，活到十多岁生病死了，可能夭折的不只这一个，外祖母曾叹息说：“好的都走了，留下的都是弱巴子。”最后留下来的是我母亲和我的舅舅，我舅舅叫周我民，比我母亲小好几岁，神经有些不正常，舅母姓名我也不知，只听到我母亲叫她“桂仙”（音），娘家好象姓李，我记得有两个表哥叫李履礼、李立礼。
我母亲年青时是周家大小姐，小时候也包过脚，后来时代的变化，放开不包了，所以，脚还是比较小，穿33-34马的鞋。母亲曾经有个丫鬟，具体叫什么，是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母亲上过学，受过很好的教育。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我外祖父一家曾在长沙市、益阳市住过好些时候，我母亲曾在长沙的周南女中上初中。周南是有名的女校，也是很进步的学校，向警予、杨开慧等都在此就读。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周南女中的学生积极参加革命的宣传，配合工农革命闹学潮，母亲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5月21日何键等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因中文电报用韵目“马”代表21日）驻长沙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率部突然袭击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队总部，以及工人纠察队，他们搜查、捣毁并查封了这些革命机关，夺走了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的枪支，顿时，长沙城里火光冲天。大批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倒在了血泊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对这场突然发动的叛变虽处于被动，但仍进行了坚决抵抗。激烈的枪声中，还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有人在呼喊口号。“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遍及湖南，特别是在省城长沙，白天戒严，夜晚屠杀，只要捉到工会、农会负责人，立即处死，格杀勿论。大街上，到处悬挂着“示众”的共产党人的头颅。通缉郭亮、毛泽东的布告，贴满了全城。古城长沙，陷于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当局还大量逮捕革命群众、青年学生，长沙福星街陆军监狱，关满了革命群众。母亲也因为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而遭逮捕。外祖父一家为此着急万分，特别是外祖母哭得很厉害，请求外祖父赶紧救人，外祖父花钱托人，买通官府，花了不少钱走了不少门路才把母亲赎出来。外祖父再也不让母亲上周南，而且赶紧离开长沙，举家迁回益阳。
回到益阳后，外祖父认为女孩子还是学一些女红、持家比较好，又把我母亲送入一个高级缝纫学校学习了两年，据母亲后来给我说，当时学了很高操的缝纫技术，吊皮袍子也没有问题。
母亲有文化，有技术，完全可以去工作，她的一些同学也参加了工作。但我外祖父不让我母亲工作，周家的大小姐是不能去争钱的。我母亲以后同我们谈起此事，后悔当时自己没有离开家庭，投入工作。我觉得我母亲的性格有比较柔弱的一面，她不可能违抗家规与父命。
二、不自主的婚姻
我祖父与外祖父很早就定下了母亲与我父亲的婚姻，后来，我祖父家道败落，我父亲在汽车学校毕业就去开汽车，从长沙到湘潭的公路据说是中国的第一条公路，我父亲在长沙与常德这条路上开卡车。按说当时刘家与周家已经不门当户对了，但外祖父还是信守原来的约定，把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当时的结婚仪式一定十分隆重，嫁妆是相当丰厚，记得我们家用的全套黑漆家具大大小小许多件，式样都很新颖漂亮，床是一张西式的雕花嵌镜的床，帐子是罩在床外边的。还有许多嫁妆根本没有拿出来用，直到解放后给佃户退庄时拿下来那些妈妈陪嫁的东西，衣服细软，绫罗绸缎与各种用具，我当时都看傻眼了，妈妈说本来是留着准备给我和妹妹当嫁妆的。
父亲与母亲的婚姻并不幸福，至少在我记事时是这样。我母亲曾经跟着父亲住到长沙，好象是住在八角亭一带，那可能是我父母最和谐的日子，母亲头胎生了一个儿子，这使我祖父、外祖父都很高兴。我哥哥叫刘惕乾，又名刘系周，还有一个派名刘佐燃。哥哥的奶妈也姓刘，是一个很好的人，奶也不错。我哥哥五岁后，1938年阴历3月19日我才出生，我是一个女孩，据说外祖父听说是女孩，叹了一口气，一屁股就坐下了，可见我不受欢迎。我只有一个名字，因为3月兰花开，我就叫兰英。为我找的奶妈根本没有奶，脾气还很坏，偷偷地用冷饭塞我，使我一直生病，那一年日本飞机不断来长沙轰炸，我因为身体太差不敢抱我去躲飞机，就把我放在桌子底下，回来一看我还活着。因为日本飞机轰炸频繁，我们搬回了益阳，侥幸躲过了长沙大火。
这年的11月13日凌晨2点，长沙南门方向突然燃起大火，紧接着，整个长沙城开始四处起火，顷刻间，长沙城就变成了一片火海。大火发生时，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突如其来的大火将整个长沙变成了一个人间炼狱，街道上到处都是人海、火海，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到湘江边上渡江逃命。然而，那些夺命冲出火窟、跑到湘江边上渡江逃生的人们，遭遇也极为凄惨。宽阔的江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小木船在摆渡，拥挤的人群有的被挤到了江里，有的因为船小超载而沉入江中，淹死者不计其数。天亮时，人们看到一具具尸体顺江飘流，景象惨不忍睹……
这场大火从11月13日凌晨2点骤起，全城大火燃烧了5天5夜，这场20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火灾，将千年文化古城长沙毁于一旦。由于12日在当时的电报代码中被称为“文日”，大火又发生在夜间，因此历史上就把这次大火称为长沙“文夕大火”。
“文夕大火”过后，留给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是遍地的焦炭瓦砾、断壁残垣，和一片鬼哭神嚎的凄凉景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被烧的尸体，“文夕大火”十几天后，湖南省政府宣称死于大火者为3000多人，但许多人都认为人数远远不止这些，后来有人统计至少20000多。
这场大火正是按蒋介石亲自部署的“焦土抗战”计划进行的纵火。事后为了掩盖真相推卸责任，蒋介石又跑到长沙来视察，立即叫人将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3人抓了起来，下令枪决。就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火案，仅仅两天之内就匆匆审理结束了。
长沙大火对于湖南各地震动很大，我母亲虽离开了长沙，但对这次大火不能忘怀，曾给我说过多次，使我知道我是长沙大火那一年出生的。离开长沙时，我母亲已经又有身孕，回到益眼阳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娘家，而我父亲不愿意到外祖父家住，所以，彼此不协调，第二年阴历5月我妹妹出生了，又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女孩，因为5月荷花开，她就叫莲芳。再隔了五年才又生了我的大弟弟，他叫刘中乾，又叫刘道周，派名刘佐忻，再过一年小弟弟出生，他叫刘知乾，又叫刘复周，派名刘佐
，我母亲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全都存活了，而且似乎很有规律，相隔五年生一对，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猜想与妈妈和爸爸的生活与感情有关。
后来，父亲开车时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受伤回家养病，开始和我们一起住在外祖父家这边，但父亲是不情愿的，经常借故生气。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给爸爸煎好了药放在桌子上凉着，我那时已经会看一些小人书，我用红纸沾水，把书上的小人涂红，我看到桌子上的药以为是脏水，就拿红纸来回去沾了涂小人，把药也染红了。等我父亲来喝药时，一看颜色不对，就问母亲：“今天的药怎么是红的？”母亲回答：“同昨天一样，不是红的。”父亲发脾气：“明明是红的，你说不是，你放了什么，想毒死我。”母亲赶紧走过来看，真变红了，不知怎么回事？一下看到我在用红纸涂书，就问：“兰妹子，你有没有动桌子上的药？”我看了一下就说：“我用红纸沾那碗里的水了。”母亲生气地说：“这是给你爸爸吃的药，你怎么乱动？”父亲恼羞成怒，弯着手指在我头上狠狠的敲了几下，我吃了几个钉弓，头顶立即起了几个包。这就是我父母不和，我们跟着吃挂劳。后来，我父亲一个人回到灰山港我祖父家，与我们相距近百里，父亲不回来，我母亲一人去看过，我们这些孩子没有去看他。
1944年日军进入益阳市，我母亲带着我们与外祖父家一起逃到新市渡，临时租了房子住，当时生活很困难，尤其没有盐吃，到厕所刮硝盐。那是一个夏天，我记得有一天，我跟着哥哥和大表姐去撮鱼，当时天旱，水塘里的水几乎全干了，只留下塘中间底有一池水，我们就下到塘中去捞鱼。我们以为就塘底浅浅的一点水，没有想到这塘中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我哥哥走在前面，比画着说：“到这儿来撮。”我们跟着他走，只听扑通一声，他掉进坑里去了，我大表姐比我哥哥还大一岁，很自信地说：“兰兰，别着急，我去救他。”她朝前一走，扑通一声也掉下去了，我吓得大哭，呼喊救命。其时有一个30多岁的农民经过，问明我的情况，就想法救人，他也不会游泳，只好用他扛着的锄头到水中去捞。大表姐还能抓着锄头爬上来了，哥哥已经失去了知觉，费了很大的劲，在哥哥浮起来的时候，才用锄头把人扒上来。当时已经又来了好几个人，一看，哥哥没有气了，有人赶紧去报信：“姑奶奶，不好了，毛少爷淹死了！”我不知道母亲听了这个信息会是怎样的震撼，她哭着赶来了，她把哥哥抱起来痛哭，但母亲临危还很镇静，她发现哥哥的眼皮跳动了一下，立即叫人牵一头牛来，把哥哥扒着放到牛背上，拉着牛走，哥哥肚子里的水就被挤得哗哗地吐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哥哥叹了一口气，活过来了。这位农民姓袁，他成了我哥哥的救命恩人，我们家给他送礼表示感谢，彼此互通往来，这位农民说，他当时正与人争水吵架，后来，他觉得懒得吵了，就扛着锄头走了，没有想到救了人，这是天意！
、日军也赶到了新市渡，当时日军中真正的日本人很少，很多是朝鲜人。我母亲怀着小弟弟，抱着大弟弟跑进山中，因为我大弟弟一直哭，一起跑的人都让我母亲把孩子扔掉或者卡死，母亲尽最大力气哄着我大弟弟，离开人群，一个人跑到一边躲着，但幸好鬼子没有进山。我跟着外祖母跑，被鬼子截获了，当时一大群人被赶到了一个空地，主要是妇女儿童，我和外婆，一老一小，人们把我们推到前面，年轻的妇女都往后躲，他们的脸上还抹了锅灰，黑乎乎的。我记得当时只有两三个二鬼子，他们主要在人群里挑年轻的女人，拉到旁边的房子里去奸淫，从房子里传出来的惨叫声，使人毛骨悚然。外婆不断地向菩萨祈祷，我傻乎乎地呆着，不知所措。那几个畜生满足了他们的兽欲之后，就离开了，也许他们还要赶到哪里去集合。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带着我哥哥和我到了灰山港祖父家，我祖母已经死了，祖父又讨了一个后祖母。母亲与祖父母一起，操办我父亲的丧事，那时我只有7岁多，平时与父亲接触不多，不懂得失去了父亲的悲伤，只是在大人的指导下，参加父亲的葬礼，我和哥哥一起捧着父亲的灵位，送父亲的棺木到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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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守节养孤
父亲出世时，我小弟弟刚出生不久，我哥哥也只有十多岁，带着这么一群不懂事的孩子，我母亲压力一定很大，她是大家闺秀，不可能再嫁，带着我们这些孩子也不好再嫁，不到四十岁的母亲决定守节。母亲带着我们回到了周家，虽然我的外祖父与外祖母很心痛我母亲，但舅舅与舅母并不欢迎我们一家，我记得住在舅舅家的日子得处处小心，妈妈也时时约束我们，我舅母不会出面说什么，但舅舅借神经有毛病，动不动发作骂人，有时一起吃饭，舅舅一生气骂人，我们就放下筷子走开。为了缓和矛盾，也为了保证我妈妈守节，外祖父就把田产分出来一些给我妈妈作为嫁妆，大约有50亩地左右，每年收租稻谷100多担。我妈妈带着我们离开了外婆家的马官村，搬到了扳子桥周氏祠堂的旁边，当时有个看祠堂的人叫刘秋元住在侧门口，我们一家就住在里面一点。
周氏祠堂中办了周氏族学——蜚英小学，我们都在这所小学读书。我们兄弟姐妹学习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一点给母亲很大的安慰。母亲守节，希望我们有出息，能够光宗耀祖。母亲特别把希望集中在我哥哥身上，因为，我家这点租谷是不可能送我们5人上学的，我和我妹妹当然排除在外，找个人家嫁出去算了，两个弟弟恐怕也无力送到大学，除非我哥哥发达了，出来挣钱补充家用。我记得哥哥开始在石笋上初中，妈妈十分担心哥哥的身体，后来，周氏祠堂又开办了蜚英中学，尽管降了一年，也让哥哥回来上学。哥哥蜚英初中毕业后，又到信义上高中，信义是个教会学校，挪威人办的，收费不低，为给哥哥交学费，我们家又卖掉了一些田地。我们家的田地是周氏的族长周志满管，我们叫他“志满嗲嗲”（湖南人叫祖父辈）。卖田地时，也是周志满出面，我记得签约就在我们家里，妈妈当时给我说过：“卖地也要把你哥哥送到大学毕业。”
母亲虽然是周家小姐，但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何况又是寡妇，刘家又无钱无势，所以，旁着周家住，我们是要受一些欺侮的，母亲为此曾多次背着人向我们哭诉，希望我们为她出口气。我们当时学习都很好，我舅舅家的表兄弟姐妹学习都不行，为此，舅妈就说：“我们周家不像他们刘家，我们有钱，孩子用不着读书。”这些话，母亲听了很伤心。我们在周氏族学学习，都要受周氏子弟的气，我记得我读书时同班的一个女生是周家大地主的女儿，她学习一塌糊涂，她总是坐在我的后面，每次考试她用脚踢我坐椅，踢一下就是第一题，两下就是第二题……，让我把答案抄给她。我要不给她抄，她就把我的书偷走扔掉，把我写字的墨盒子里倒上油，还拉人来推我、骂我。有一次我正把抄好的题递给她，被老师发现了，她一口咬定是我看她的卷子。班主任周克仁老师把我找去，他说他心里明白肯定是她抄我的，而不会是我抄她的，但碍于她父亲的势力，没有法子说清楚，他让我不要生气，好好为自己的前途奋斗。这个老师虽也姓周，但出自寒门，是一个地下党员，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直到我大学时他还和我有联系。类似这样的欺侮，当时，我们全家都是受了一些.的。
一解放，我们也觉得翻身了。但没有想到被划成了地主，而且，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一下没有了着落，我们姐妹都辍学了，只有哥哥还在信义中学勉强维持。我记得有一天，我同妹妹一起在山里砍柴，大弟弟来找我们说，哥哥参军走了，他的同学周大孟把他的东西带回来报信，妈妈哭得很厉害，一定要到长沙去找哥哥。我和妹妹听了，也哭着回家了，一看妈妈正收拾东西要走，我们再哭也留不住她，哥哥是母亲守节的最大希望，是母亲全身心培养出来的。母亲不顾一切地走了，留下我们四个无人照看的孩子，我那时也就12岁，家里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但母亲没有走多久就回来了，据说是没有法子过河，也许母亲还是放不下我们这几个年幼的子女。直到后来，哥哥他们的军校开到了长沙，母亲终于赶到长沙看了我哥哥，母亲在部队受到了家属的招待，还和哥哥一起照了一张相。倍受歧视与生活煎熬的母亲，总算得到了一点安慰，回来之后，妈妈把照片拿给人看，让人知道她的儿子有出息了，人家都说妈妈在照片上很年轻很高兴。
蜚英学校的老师们都觉得我们姐妹学习好，不上学太可惜，学校有了助学金之后，周同福老师到我家里来同我母亲说，让我去上学，申请助学金。这样，我和我小弟弟上学了，我大弟弟跟母亲到益阳市一个亲戚家里住，挑一个小担做小生意维持，我妹妹给人家带小孩过日。我和小弟虽然不要交学费，但吃饭怎么办，我记得我当时是甲等助学金，可以够在学校吃饭，关心我的老师也劝我在学校吃饭，这样可以保证身体与学习。但我还得顾及我的小弟弟，我于是把助学金拿回来（我记得是每月称出来二十多斤米），回家与小弟弟一起煮粥喝，再加一些红薯、菜等度日。我小弟弟有时饿得躺在家里，邻居的秋元二嗲，就喊他去吃一顿饭。母亲在城里也很难维持，心里也惦记在家里的几个孩子，不久，母亲回来了，她给蜚英中学的陈可文老师看小孩，这孩子叫鄂之，很可爱，母亲还给学校的老师洗衣服，后来又让几个女学生住在我家，这样勉强维持着。在穷困与饥饿中我读完了初中，成绩是班里数一数二的。初中毕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不可能上高中，于是在统考时我报了中师，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是毛泽东的母校，在我们益阳专区只招两个学生，我报考了被录取了。母亲很高兴，孩子找到了出路，她也减轻了负担。我记得母亲为我做了一双棉鞋，又做了一件蓝色的上衣，一条黑色的裤子，再把家里的一个妈妈陪嫁的黑箱子和旧被子给了我，这在当时已经很不容易。临走的时候，妈妈送我到益阳市，一起住在一个亲戚家，等着第二天一早坐轮船去长沙，当晚，风狂雨骤，母亲一夜都睡不着，在我旁边展转反侧，15岁的女儿要离开了，她既舍不得又担心。我一生中曾多次回想起那个夜晚，眼泪总是模糊我的眼睛，我深深体会到慈母的心。我从一师毕业后，考入湖南师大，师大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当研究生，后来一直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任教，88年评为教授，92年享受政府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我妹妹受的苦比我还多，但她很有奋斗精神，一边给一个老师带孩子，一边读书，初中毕业后又在益阳市二中上高中，在湖南农学院上大学，毕业后到新疆工作，她也是教授与特殊贡献专家，在种子方面做出的成绩是出色的。
我哥哥在部队成了军医，并当了军医学校的教官，两个弟弟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没有能继续学习，但他们也成了自食其力的农民。母亲守节，带大了我们五个子女，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应该可以安息了。
四、诚心交友
母亲年轻时曾积极投身革命，可惜后来困在家里，为丈夫为孩子过了一辈子。但我觉得母亲同情革命的心一直没有变。她结交过的周立波的妻子、周扬的妻子以及蔚南女中的校长林伯森等都是与革命有关的人。
林伯森是周扬大学同学，他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倾向革命，与共产党联系密切。他家道丰厚，他用自己的家产办了蔚南女中，长沙大火后，学校迁到益阳板子桥。这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学校内有共产党的支部，由益阳中心县委书记帅孟奇直接领导，先后在蔚南女中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很多，其中包括大多数《抗战日报》支部成员，还有周扬的入党介绍人夏仲润。帅孟奇在延安向中央汇报说：“蔚南女中在益阳民报上发表告同胞书，……开了群众大会，出壁报，组织宣传队……因为有同志在里面领导，可以帮我们做许多宣传工作，这次学校的宣传工作对群众影响很大。”
我们家就在这所学校的旁边，林伯森与学校的老师经常出入我家，他们叫我母亲“杏姐”，到我家来吃饭的人不少，一些地下党员也是我家的常客。林伯森一家与我们家交往极为密切，我母亲叫林伯森“伯胡子”，林夫人几乎天天来我家，总认为我家的饭菜好吃。林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林煦华，后来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二儿子叫林煦平，与我哥哥同学，是一个很憨厚的人，大家叫他“平陀”，我们也经常缠着他，叫他讲故事，他晚上就讲鬼故事吓我们。我记得林煦平爱上一个叫“慰芝”（姓什么不记得了）的女孩，他写了一首藏头诗，嵌入“煦平慰芝并偕百年”八个字。我小时候记忆力很好，什么诗词听一遍就会背，所以，今天我还能背这首诗：“煦煦阳光满院墙，平原何处是人家。慰尔千秋来自我，芝为谁意不胜佳。并地彩莲开半面，偕来游侣信人家。百岁阳春无静女，年年芳草笑河沙。”（我当时并不懂，只是听音背，一些字不准确。）三儿子叫林煦易，小名猫胡子，是父母的心肝，年纪可能比我大一点，当时，两家大人就说要结亲家，把我许配给猫胡子，让我叫林太太“干娘”（就是婆婆），我那时根本不懂这些事，还常跟林煦易玩。据我母亲后来说，如果不是时局的变动，我们两家真会结成亲家。1941年3月皖南事变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了蔚南女中，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学校，搜捕校内的共产党员。幸好有的共产党员事先逃走了，有的从我们家的侧门跑出来了，但校长林伯森与教导主任赖利贞被抓走，解押到县城严刑审讯，他们什么也不说，后来把他们押赴刑场枪决，林伯森临刑前还朗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国民党的假枪决也没有吓倒他们，正是他们的守口如瓶，学校的共产党员一个也没有被捕，党支部没有遭到破坏。林伯森解放后当了益阳师范的校长，还到我家来看望过我们，我母亲当时已经划成了地主，我们都辍学在家，林伯森十分同情我们，并对我母亲说：“不能耽误孩子，我可以帮忙。”但我母亲不愿连累别人，很客气地送走了林伯森，以后，也就没有什么联系了，这样一个拼着性命保护共产党员的林伯森后来被错划成右派，抑郁而死。
周立波的原配夫人叫姚子清，与周立波是同乡，出生于益阳县邓石桥清溪村一户农民家中。曾经与我母亲在缝纫学校同过学。《抗战日报》是田汉于日即上海抗战6周年纪念日在长沙创刊的，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纸，在长沙发行半年后被迫休刊。周恩来1938年10月召见周立波，指派他和廖沫沙去沅陵复刊。周立波前妻姚子清携他们7岁的长子周健明也到了沅陵。办报条件极为艰苦，姚子清只好在缝纫机厂工作，把周健明送进了难童院。姚子清在沅陵入党，入党后，改名姚陵华。母亲经常同我们说起姚子清，佩服人家有志气，坚持工作，觉得周立波一走无消息，姚子清太不容易了。姚子清养着两个儿子，一个叫周路易（即周建明），一个叫周雅可（即周彦邦），好象周雅可与我们同在小学学习过。母亲与姚子清解放前具体有哪些来往，我就记不得了。解放后，母亲是决不会去找这些关系的。
我听过母亲无数次地讲娇小姐的悲惨故事，讲时饱含同情与不平。我当时只知道娇小姐是一个富家小姐，周扬的前妻。看到叶梦的《七坛甘草梅》才真正认识了周扬的前妻吴淑媛，这是一个极其美丽贤淑纯真的女人，她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周扬身上，把家里的金银首饰等都拿来变卖支持周扬学习与干革命工作。他为周扬生了一个女儿（早夭了）与三个儿子，但周扬在上海瞒着她又与苏灵扬结婚，并把吴从上海送回益阳，骗着她苦苦地等了七年，最后偶然从一个小报上知道了周扬已经再婚生子的消息，她抑郁成病，没有一句怨言地默默死去，时年不过36岁。在娇小姐生病与死亡时，我母亲肯定去探望过，因为有亲戚关系，相距不远，母亲描述娇小姐的病时说：“好漂亮的一个人，病成那样，脖子肿得好大，完全是周运宜气的，他对不起娇小姐和娇小姐一家。”
周扬原名周起应又叫周运宜，母亲与周运宜还是亲戚，他比我母亲长一辈。他的哥哥叫周谷宜，我们叫他“谷宜嗲嗲”，他是我们的小学校长，周扬与吴淑媛的三个儿子都皮肤白净，长得端正，母亲说他们：“像洋崽子一样。”他们的大儿子叫周艾洛，后来也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二儿子叫周迈克，与我哥哥是同学，三儿子叫周约瑟，也曾在我们一个学校学习。当时，他们的父亲没有着落，母亲又死了，他们的命运很悲惨，生活困难，精神苦闷，记得迈克经常与我哥哥谈起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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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宽厚待人
益阳在雪峰山脉和洞庭湖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奔腾冲决的资江到这里已平缓而弯曲。湘人的血性隐藏在益阳人性格深处，表现出来的却不如上游的邵阳“宝古佬”那样刚烈，益阳话中的“待人小意”，就是对益阳人热情而宽容、细致而谦和，善解人意，善结人缘禀性的概括。我的母亲就是具有益阳人性格的典型特点。我的记忆中的一些事让我很佩服我母亲的宽容大度，善待他人。
前面讲过母亲待朋友与亲戚是十分热情真诚的，我们家住在学校旁边，人客总是川流不息，谁来，母亲都热情招待。蔚南女中之后，又办起了蜚英中学，学校的老师大都是周姓的子弟，有不少出身贫寒，还有地下党员。记得像周克仁、周雨初、周同福他们也是叫我母亲“杏姐”，经常出入我家，那时，他们经济条件不好，又没有找到对象，母亲很关心他们，这些老师对我们也都很好。解放后，周同福做了校长，周雨初教育科长，周克仁参加了抗美援朝，后来在长沙工作。
对待下人，母亲总是宽厚同情和帮助。我小时候因为没有找好保姆，差点儿丢了小命，而看待我的是在我家的胡姓女工，我们后来叫她胡翁妈（到底是姓吴还是胡待考，因为湖南话，吴、胡不分。）她用米粉末煮熟喂我，跑日本飞机，她抱着我跑，或者和我一起躲在桌子下。胡家经济很困难，胡翁妈的一个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而婆家十分虐待她的女儿，为此，胡翁妈经常惦记落泪。母亲知道后，就跟胡翁妈说：“把你的苔妹子赎回来吧。”胡翁妈回答说：“没有钱赎，赎回来也养不活。”我母亲就拿出钱来把胡翁妈的女儿赎了出来，就让她住在我们家，据说，刚接来时满头的虱子一身的疮，剃了光头，又洗又涂药，过了一段时间才好。苔比我们大十多岁，我们叫她“苔姨”。后来我母亲还帮他们备嫁妆，嫁了一个很好的人家。他们对我母亲十分感谢的，当后来我们家生活困难时，他们来看望帮助，当时苔姨还介绍我妹妹去学缝纫，以解决生活问题。
凡是在我家工作过的女工长工、奶妈都觉得我妈妈很好，不但不克扣他们，总是想法帮助他们，家里的钱财物品，母亲管得很松，从不为这些事情，责怪下人，她总是尊重他们，所以，人家都说：“姑奶奶好！”我记得原来在我外婆家做饭的田师傅，他有一个女儿，我们叫她“珍姑妈”，她有一个儿子，与我年龄差不多，后来在清华上学，珍姑妈说什么也要和我母亲结亲家，我在外上学，每次回家，珍姑妈都要来看我好几次，拿许多吃的东西给我。当时，周围有人说珍姑妈：“你们家是贫农，刘家翁妈家是地主，干吗要赶着结这门亲事。”珍姑妈的回答是：“我就看刘家翁妈人好，她养的女儿错不了，我就要她的女儿做媳妇。”后来，知道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又把目标转向我妹妹。
解放以后，在猛烈的土改斗争中，几乎所有的地主都挨了斗争，但母亲幸免了，我想这与当地周家大地主很多，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有关，但也不能排除我母亲的人缘好。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母亲与人吵架的影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母亲没有跟一个人吵过。有人到我们家，母亲总是热情招待，我小弟弟曾经不满地说过：“人家来一百回，妈妈就倒一百回茶装一百回烟。”我记得，有次我从北京回家，就拿出包饺子的本事，为家里包饺子尝尝。煮完第一锅，我母亲让弟弟送给一家邻居，接着又送第二家、第三家……，最后，我们自己已经只有几个好尝了。弟弟不高兴了，我就开玩笑说：“这也好，大家都知道刘家翁妈女儿的手艺了。”
母亲处世除了她的宽容，还有她的忍让，母亲受了气心里很不舒服，甚至偷偷地哭泣，但她不会与人正面发生冲突，有时把一些委屈向我们倾诉。我小弟弟当时和一个邻居的女儿恋爱，事情暴露出来，女方已经有了身孕。在当时那种唯成分论的极左形势下，女方的母亲（父亲早死了）认为自己是贫农，坚决不同意她女儿嫁到地主家，要她女儿把孩子打掉，并到法院去告我弟弟，但她女儿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和我弟弟结婚。这位贫农妈妈就拿我母亲出气，“狗日的地主婆”、“该死的地主婆”骂不绝口，而且还要来打我母亲，我母亲只好离开家，躲到我表弟家。这位贫农妈妈还到阴沟里滚一身泥，然后再滚到我母亲床上。总之，采取一切手段侮辱我母亲。其实，我母亲对于我弟弟的事一点也不知情，但我母亲一切都忍让了，而且以后她的女儿嫁到了我家，我母亲对我弟媳，对亲家的全家一直都很好。我觉得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脾气都不是十分好，对母亲说起话来，经常不注意方式与态度，但母亲与她的子女们相处也总是采取宽容与忍让的态度，顾全大局，不计较子女们的无礼，即使有些不满，也很快释怀。
母亲第一次来北京我家时，我们当时一个单元住三家，而厨房则是四家共用，但几家邻居对我母亲评价很好。首先是母亲的慈祥与善良，其次是母亲的助人为乐，经常打扫厨房和走廊，几家邻居与我母亲相处都很好，其中有一家是比较挑剔的人，经常说别人的不是，但却不断说我母亲的好话。后来，母亲到了广州，我们一家邻居出差广州，还专门去我哥哥家看我母亲，回来还给我说：“你哥哥那边的条件比你好多了，你妈妈在那里你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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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后十年
母亲含辛茹苦地地把哥哥、我、我妹妹一个个地送了出来，但他和我的两个弟弟却没有机会出来了，他们几十年一直在农村生活，受的苦难与屈辱是很深很深的。我记得在家里读初中的时候，除了上学，其他的时间要干许多的活，比如，下午放学回来，要去砍材、挑水、浇菜等，假日里更是要全天干活，到白云坡去开荒一干就是一整天，寒假里要多砍材留着用，否则，夏天砍材，一抓就是毛虫等。母亲除了干许多的家务活，还有当地政府派的一些差事。有一个暑假的一天，乡政府派人来要抓母亲去到很远的一个山上去捉蝗虫，当时拿着绳子来捆人，我正好在家，就代替母亲去，把我捆了和一些地主一起被赶到很远的一个山上，到处是蝗虫，我们拿着东西扑打着，烧着，一共干了一个多星期，天气又热，路途又远，山上到处是蝗虫和火，空气很差，条件很苦。这是我代妈妈受的苦，我知道妹妹与两个弟弟也代妈妈受了不少劳役苦。有些我们是无法代替的，母亲就只能自己去受了。
在那个年代，崇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论，到处都是阶级斗争，我们在城里的子女，也在出身问题上受了许多牵累，而农村，阶级成分就更厉害，妈妈和两个弟弟为此饱受歧视与虐待。但我母亲的为人，周围的农民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农村大跃进的年代，大家吃集体食堂，那时还让我妈妈去食堂管帐管发饭，因为她脑子清楚，不会弄错，她不自私，不会拿到自己家里，所以，大家都推举她。但上面有人来检查，就临时换人，否则，就要挨批评，说用地主，要是放毒怎么办？但是，他们也曾换过别的人，不是错了帐目，就是少了饭，实在不行，只好又把我母亲换回来。母亲与周围的乡邻相处很好，但乡政府经常把地主等人叫去训斥一通，派一些劳务。一有运动就把这些人集中看管起来。我记得我有次回家，邻居的大婶给我说：“你妈妈同我们关系都很好，大家经常在一起说话，但一开什么地主会，你妈妈回来就躲在家里不出来，觉得没有面子，真可怜。”
当时农村的生活很苦，困难时期不说，就是平常的年份，也是糠菜半年粮，因为我哥哥在部队，不好回来，我妹妹太远，在新疆的喀什，我就只好多回家，因为妈妈在苦难中总希望见到我们，一肚子的苦水想向我们诉说，我们回去对她是个安慰，对她的生活也多少有所改善。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曾多次回家，当时家里的情况是粮食年后很快就没有了，他们的日子怎么过，我很担心，但又无力帮助，最多是给一些钱和省下来的粮票。而且，过了大年初一，就喊出工，叫做开门红。我母亲和两个弟弟两家大小，就是这么熬过来的。
79年我妹妹回去看母亲，正好是中越战争，我哥哥要上前线，就以此为由请农村放我母亲去我哥哥家看看，当时四人帮倒台了，形势有所缓解，终于得到了允许。我妹妹带我母亲第一次离开农村，母亲当时已经70岁了，但兴奋使她精神百倍，跟着我妹妹跑遍了广州许多地方。80年我把母亲接出来送到我哥哥家里，81年母亲到了我家。
我们一家四口，只有一间16平方米的房子，只好给母亲买了一个折叠床，晚上才打开。当时孩子小、工作忙、收入薄，生活不好，母亲在我家没有享什么福，反而跟我们受苦受累着急。首先我爱人因为胃病住进小汤山疗养院，母亲十分惦记着，我上班很远，每天晚上回来，母亲总是让我打电话去问问好一些没有。当时，家里根本没有电话，一个楼里，只有管理室的孙大爷房间有一个电话，那个老头脾气很怪，去打电话，经常要受气。我是又累又怕，无可奈何地去打电话。而每次的回答都是：“痛得厉害，一点也没有好！”我每次把这个答复传递给母亲，她总是叹息，还说：“求菩萨保佑，快点好。”后来，我只好说谎：“好一些了。”母亲就高兴地说：“那就好，菩萨保佑！”
当时我担任教研室主任，工作很忙，我除了教学，还努力进行科研，每天晚上，孩子和母亲睡了，我还一个人在阳台上开晚车写东西。阳台就用塑料布蒙了一下，我夜晚受了凉，加上工作、家庭的压力，很快，就发低烧，病倒了。我想母亲当时一定十分着急，一个住疗养院，一个又病了，对母亲的压力有多大！我尽量安慰母亲说：“只是感冒，过两天就好了。”我学校的同事知道我病了，爱人又不在家，他们向学校要了车，接我去医院看病。没有想到医院检查，怀疑肺癌。没有给我说，只是告诉送我看病的同事，医生要求进一步检查，要送一个星期的痰去化验。我们教研室的女同志就把我接到学校，安排好在办公室住，每家轮流给我送饭，每天早晨一个男老师专门给我去送痰。教研室的老师考虑非常周到，他们没有把我的病告诉我住疗养院的爱人，也没有告诉我母亲，当然也瞒着我。他们还派人到我家去看望我母亲，让他老人家放心。后来我住进了医院，周围全是癌症病人，每天开几个刀，这时，我明白了自己的病，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留恋，我当时的心情无法向人倾诉。后来做了气管镜活检以后，还是没有查到癌细胞，就改送到内科观察，整整住了4个多月的院。我爱人疗养回来，继续上班，我母亲帮忙作饭，料理家务，直到我出院。我很感谢母亲，在我家中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的大忙，我也觉得十分对不起母亲，没有让她老人家出来休息与娱乐，反而让她老人家着急受累。
后来我搬了新家，有了一套两间的房子，又把妈妈接来了，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我每天还要跑很远去上班，我爱人经常出差，两个孩子住校，母亲一个人在家里觉得很寂寞。我那时晚上还有夜大的课，回到家都快10点。要是我爱人也不在家，母亲就害怕，让我不要上夜课，我怎么可能把课推掉，只有让妈妈忍受寂寞与害怕了。后来，我妹妹生病来北京看病，妈妈也跟着操了许多心。
母亲来往哥哥、弟弟和我家，每处都有让她为难的地方，每处都不是她的家，我现在这么大年纪深深体会到跟孩子住在一起的不便。母亲30多岁就守寡，一个人带大这么多孩子，有什么事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们设想一下，生活是多么艰难。而到了老了，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自己却没有了家，只能各处寄居，母亲的性格又很自爱，不是那种住到那里就当成自己的家的人，她住在孩子家，总是抱做一种做客的态度，生怕别人不欢迎。我曾和母亲谈过一次这个问题，那是因为我邻居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放假回来了，母亲跟我说：“小静开学走的时候我就说要走，现在她放假回来了，我还没有走，真不好意思！”我说：“妈妈，这里就是你的家，你愿意住多久，我们都欢迎，管别人什么事。”我劝母亲要想开些，随遇而安，不要有做客思想，放开些。但母亲说：“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家里的家具也都给了三伢子了，我孤身一人，连个家也没有了。”她还同我商量能否回到益阳租一间房子，她单独住。”我说：“你一个人住怎么行，你不害怕？”她说：“可以找一个单身老婆婆来做伴。”我说：“你农村有两个儿子，你单独住，人家会怎么说他们。”母亲叹了一口气，不说什么了。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设身处地为母亲想一下，她当时是很为难。母亲还担心在城里去世，被火葬，她有次对我说：“兰妹子，要烧起来一定很疼。”我哈哈大笑说：“你要知道痛，就好了，就没有死了。”母亲还是很认真地说：“人死了，什么都知道。”看日本电视《阿信》后，有一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我死了，你能像阿信那样背我回去吗？”我笑着答应：“没有问题。”母亲心里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她一直要求回益阳
十指连心，母亲对每一个孩子都一样关心疼爱，她在农村时时惦记城里的孩子，每每写信都希望我回去，正因为这样，我也就不考虑影响与后果较多地回家。而母亲在我这里住又挂念着其他的孩子，特别是农村的两个弟弟，吃什么总是想到农村的弟弟们吃得不好，我孩子用的本子铅笔她都收起来准备带回去给弟弟的孩子用。我带她外出游览时，他总是说让两个弟弟一家来看看就好了，所以，劲松到北京上学那年，我给妈妈拜生日，我对劲松说：“你奶奶要知道你今天到了北京，该多么高兴，你好好拜拜你奶奶吧。”
1989年学校决定再次派我去日本京都外国语教书一年，我第一次去日本是访问几所大学，时间十天，当时母亲在我家里住，我走后，她老人家天天念，怕我掉到海里去了。幸好只有十天就回来了，母亲才放心。这次我要去一年，我想母亲天天想念，天天担心那怎么受得了，我反复考虑，也同大家商量过，觉得还是先瞒着母亲，过掉一些日子再说，实在瞒不住了再告诉她老人家。
90年春节，我赶回家给妈妈做生日，也是告别，我买了一个蛋糕，带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和钱，妈妈住道弟家，房子不错，还有阳光照射，道弟的两个女儿同住一起，也比较热闹，生日做的也不错，我看了比较放心。我几次想把我去日本的事告诉弟弟与弟媳，让他们在必要时再告诉母亲，但我担心他们会过早地给母亲说，让老人为我操心，我想我告诉了哥哥与莲妹，他们会根据需要给家里说的。我让我爱人按时寄钱，我还从日本写信给妈妈，让我爱人转寄。没有想到母亲是那么的精明与惦记每一个孩子，以为我给家里少写信，是出了问题了，弄巧成拙，反而让母亲为我担心。就是这年的10月母亲病逝在小弟弟家，当时在她老人家身边的只有小弟弟一家人，后来大弟弟一家来了，发电报通知广州的哥哥和在广州出差的妹妹，他们赶回来，为妈妈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北京也接到了噩耗，我爱人赶回去时，母亲已经安葬了。这一切在日本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还在想着为母亲买些什么东西，我买了一个摄象机，希望回来为母亲摄一些像，留着纪念。我还同我的日本朋友说，我母亲80多岁了，很健康。我回到中国时，第一件事就是要给母亲寄钱，当时，我爱人说等一等再说吧，我还不高兴，后来，在抽屉中找到我妹妹的信，说到母亲的去世，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看了几遍，并立即打电话把我爱人叫回来，证实了这个事实，我痛哭不已，悔恨无限！回想我最后见到母亲的情形，当时我同她老人家睡一个床，她晚上睡不热被子，要用热水袋，夜里要起来换一次水，我给她买了一个电褥子，通上电就能暖和的睡一晚，第一天用，母亲有点怕电着了，后来就不怕了。当时，母亲穿的棉衣比较小，外面又穿一件呢子衣，穿和脱都比较麻烦，我还劝她买一件羽绒棉衣，母亲不同意，说：“万一穿在身上死了，将来会变畜生。”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回到北京我想买件晴龙棉的不也可以吗？我当时匆匆离开北京到了日本，我想等我从日本回来就为母亲买一件晴龙棉衣。没有想到再没有买棉衣的机会了！而且为了留个纪念弟弟们又让我爱人把电褥子又拿回家了，我抱着母亲睡过的电褥子悲痛万分。91年4月我回到了故乡，没有见到母亲来迎候，而只有一座新坟，我只有扒在坟上痛哭。晚上，我住道弟家，第二天，久泉说：“兰姐，昨天晚上狗叫一夜，只怕是妈妈回来看你了！”妈妈啊！我到那里去寻您啊！我不由想起了胡适先生的诗：
往日归来，
才望见竹竿尖，
才望见吾村，
便心头狂跳。
遥知前面，
老亲望我，含泪相迎，
“来了，好呀！”更无别话，
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
偷回首，揩干泪眼，
招呼茶饭，款待归人。
依旧竹竿尖，
依旧溪桥，
只少了我心头狂跳。
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
何消说是年来的家庭梦想都一一云散烟消。
至今日到家时，
更何处去寻她那一声：“好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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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月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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