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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黄金货币的辉煌与没落
文章来源：zha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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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甚至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内涵，春秋战国以前，“金”并非专指黄金，而春秋战国后，“黄金”与其它金属有明显的区别。秦汉时期，“金”“黄金”除概念性所指和象征意义外，绝大部分实指黄金。
我们知道，黄金是人们认识最早的金属之一，比银铜铁都早。“金”的含义，从古至今有很大的变化，在3000多年前，我国的“五行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组成，这里的“金”指的是金属，一般指金银铜铁锡，曰黄金、白银、赤铜、黑铁、青锡，合称“五金”。有文字记载最早的是4000年前的夏朝（公元前2100年）《尚书·禹贡》中就有荆、扬二州“厥贡惟金三品，或黄、或白、或赤”之说。孔安国认为是金银铜三种金属，东汉郑玄考证是三种成色不同的铜。春秋以前，我国青铜多铸成块状和饼状，形成了以“
”为单位的称量货币，在社会上层广泛使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所载的赐金和罚金，就是指青铜。《战国策》中苏秦衣锦还乡时，其嫂前倨后恭，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这里的“金”不是指黄金，而是指钱，形容很富有，不一定指有很多金子。《公羊传》中的“百金之鱼”，《吕氏春秋》中的“千金之剑”及《孟子·梁惠王下》中的“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等等应是象征意义，表明那种鱼、剑和玉，很名贵稀少，不一定实指值那么多的黄金。“百金、中人十之家产也”“千金之产，万金之家”（《汉书·酷史传》、《货殖列传》）既是一个数量概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表明一种程度，不是绝对数。《商君书·去强篇》中“金一两生于竟（境）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境）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境）内，金一两死于竟（境）外……”这里的“金”不是指铜，而是黄金，即一两黄金值十二石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收天下兵器铸的十二金人中的“金”，显然指的是“青铜”。古文献中用“金”的记载很多，如仅《战国策》中有若干金（34次），金若干斤（7次），金若干镒（7次），黄金若干镒（8次），黄金若干斤（2次）五种说法，笔者倾向于大多实指黄金，因为战国时，“金”“黄金”与其它金属有明显的区别。“斤”、“镒”都是黄金称量货币的计量单位。朱活在《古钱新谈》中认为：“我国春秋战国开始，黄金与铜的区别逐渐明显，记载春秋前期的文献或金文中，‘金’字多半指铜，战国文献里所记载的‘金’，多半指黄金”，应该是可信的。总之，秦汉时期以前的古文献中记载的“金”，有的指黄金，有的泛指金属，有的特指某一种金属（多数指青铜），有时指钱（货币或财富），有的仅仅是一种象征意义，这就要结合文献资料整个内容及文字背景而定。
到了秦汉时期，铜与黄金之间就有严格的界限了，汉代从来没把金称铜，也无“黄铜”之称，且金与铜的重量单位不同，而且称管理金矿的为“金官”，管理铜矿的为“铜官”。从汉代出土的青铜器看，一般都标有“铜”字，如长沙西汉墓出土的铜灯，就刻有“铜镫高一尺……”等字样，又如一铜鼎上刻有“绥和元年王昌大官铜造”铭文十字，再从出土西汉泥质冥币来看，“黄金”与“金”都涂黄粉，象征黄金，泥锭中，有涂黄、白粉的，有没涂粉的，分别代表黄金，白银和铜，这虽然是明器，但从色彩的不同可以看出，“铜”与“黄金”是严格区分的，各有明确的所指。秦统一六国，进行货币改革，规定黄金为上币，诏告天下，并以“镒”为计量单位，汉承秦制，黄金也是上币，只是改“镒”为“斤”，国家律定的“黄金”名称非常明确，在当时的各种历史文献中，不可能将黄金与“铜”等金属混淆，也就是说金就是金，铜就是铜。二
秦汉时期黄金货币的大量使用及“汉多黄金”的基本史实，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和大量出土实物佐证应不可否认或应基本认同。
秦汉时期是中国货币史上使用黄金最盛的时期。秦代就已大量使用黄金，如《汉书·刘向传》中讲秦始皇葬于骊山，以黄金为凫鹤。西汉用金即到了?喾澹?堪称用金的辉煌。举凡大宗交易，帝王赏赐，买卖官爵等，大多以黄金计，黄金用量甚巨，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汉多黄金”条称：吕后死时，遗诏赐诸侯王各千斤，文帝即位，以大臣诛诸吕有功，赐周勃五千斤，陈平、灌婴各二千斤，刘章、刘揭各千斤。武帝时，卫青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军受赐二十万斤。最多的一次是“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汉书·食货志下》），宣帝继位后，赐霍光七千斤，广陵王五千斤，诸王十五人各百斤。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统计，从高祖到平帝十二个皇帝共赐金约九十万斤，共赏赐一百多次，合现在200多吨。另外，用于其它方面的开支也甚大，如陈平四万斤反间于楚，汉武帝用十万斤给方士去求神仙找长生不老术；王莽聘史氏女为后，用金三万斤，另外公私藏金也很多，武帝时，皇室藏金五十万斤，梁孝王刘武府中藏金四十万斤，王莽末年，府库尚有黄金六十匮（每匮万斤），黄门，钩盾，臧府，尚方各处都有数匮，总数应在百万斤以上。
以上粗略估算一下，除去回流，重复外，黄金总量至少在500吨以上，现在想来，这有点不可思议，历代有学者否认“汉多黄金”，怀疑“金”不是黄金，而指铜，一金即万钱，不实指黄金。如《汉书·惠帝纪》述惠帝即位赐金，晋灼注曰：“……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食货志》黄金一斤值万钱，师古曰：诸赐言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很多学者沿用此说，其实这并不可靠，因为史书中对同一件事的叙述，有的称金，有的称黄金。如：《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同书《陈丞相世家》：“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又如《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汉书·高帝纪下》：“上曰善，赐金五百斤。”类似的事例很多，说明至少在汉代“金”与“黄金”是不分的，不存在言“金”与言“黄金”的不同意义。
有的学者考证，汉武帝时全国有金百万斤（合250吨），皇室藏金五十万斤（合125吨），（任乃强《我国黄金铸币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研究》1980第三期）。彭信威认为公元前后西汉的黄金约18万公斤，跟当时西方强国——古罗马帝国的黄金储量相当。这些估计都是保守的。
前面已否定了“金”非黄金说，也知道“金”、“黄金”非铜说，那么西汉黄金量大数多的史实就应该肯定了，但是，西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黄金呢？它又是哪里来的？有无这种可能呢？我们还应该进行理性的分析。
据世界多学科专家考证，石器时代到中世纪（公元前4500年——公元1492年）近6000年时间，世界上产金12569吨，其中亚洲产金3005吨，亚洲平均100年产50吨，而铁器时代（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50年）世界产金4120吨，其中亚洲产金895吨（《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614页，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我国秦汉时期正处这个时代，秦汉是当时世界强国，也是亚洲最大、最强盛的帝国，金量达到500吨以上是完全可信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从我国古代黄金开采史进行考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和开发黄金的国家之一，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就有“金三品”（《尚书·禹贡》）的记述，说明我国至少有4000多年采金历史，夏商周三代就已有采金点多处，当时能够利用黄金做成精美的装饰品。1976年在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金耳环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金器，属夏代（公元前2100年），此后，商周不断有金饰出土，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人们对金矿的资源产出规律已有了初步认识，如《管子·地数篇》中已有“金起于汝汉……”和“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的记述。公元前400年的《山海经·五藏山经》中记述，当时的金矿产地149处，银矿产地12处……。云南丽水（今金沙江）砂金，始采于先秦，历代不衰，楚国盛产黄金，所以，楚国首先将黄金作为货币使用，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的上层社会广泛使用黄金，文献记载也很多，说明我国在汉代以前就发现不少金矿资源并已经掌握一整套开采，淘洗，炼制和加工技术，表明了“汉多黄金”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说明，“汉多黄金”是完全可能的。
首先是历代的积累，这是最主要和最大的一个黄金来源，春秋前，黄金已成为人们珍爱的宝物，黄金大多来源于自然界的金块，金粒，俗称狗头金，自然界的狗头金较多，据统计，世界上已发现的重量在10公斤以上的狗头金多达8000块，我国春秋战国的楚国，出产自然界的金块就很多，秦始皇统一六国，自然囊括了天下所有的财宝，当然包括黄金，因有大量库存黄金作货币基础，秦始皇才规定黄金为“上币”，黄金除少部分用作装饰和墓葬外，不会自然消失和耗掉，于是便慢慢积累下来，至西汉时，绝大部分黄金成为国库藏金的主要来源，汉时一次赏金几万甚至几十万斤，气魄宏大，没有大几百吨的黄金库存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秦汉时代国内的黄金生产仍在继续和增大，除原来的汝汉地区处，荆扬等地增加了产量，采金技术也得到空前的提高，按百年50吨产量计，秦至西汉两百多年间应产金100吨以上。
第三，西汉开通的“丝绸之路”，不断的把我国的丝绸送往西方，从西方换回珍奇异物外，还大量换回黄金，当时丝绸是西方百思不得其解的宝物，上层社会普遍以持有东方的丝绸为荣，是贵族们最奢侈的消费品，市场需求很大，当时东西贸易一斤丝交换黄金一斤。
第四，黄金虽然大量用于赏赐等大额开支，但往往又通过贵族和大臣献金，助祭，赎罪，卖官买官等方式收回国库，如酎金（即助祭费）以黄金计，规定每年要诸侯列国据管辖人口进奉黄金，每千人四两，不满千人而在500人以上的也要四两，金少或成色差的，王削县，侯免国。1999年11月2日，西安东北郊北十里铺发现大量西汉金饼，共计219枚，每枚247克左右，约合汉时一斤，经考证是西汉各诸侯国向朝廷缴纳的酎金。（呼林贵，尹夏清《西安东北郊北十里铺发现大量西汉金饼》、《中国钱币》2001年第二期），再如武帝置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史记·平准书》）等等。说明“汉多黄金”不仅有一个总存量概念，而且还有一个周转概念。三
秦汉以前，黄金只是贵重物品之一，而且不是很稀缺的资源，也不是除青铜外的唯一的货币材料，更不是唯一象征财富的物品。秦与西汉时，黄金地位并不显赫，远不如东汉后那么尊贵。
金比银、铜、铁等金属发现要早，因自然界常有天然的金块、金粒，古时候，生产力水平低下，对黄金的作用特别是货币作用认识不足，黄金既不能制造武器，又不能作为生产工具，人们喜爱它，最初仅仅是因为它美丽的光泽和柔软性，过去制造业不发达，黄金的柔软性易于变造各种形状，能更好地起到装饰作用。所以古时候，黄金的作用主要用于装饰，中国是农业社会，生计与温饱问题始终是国家和百姓的头等大事，衣食住行才是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黄金民用不大，而且黄金饰物一般也走不进平民百姓家庭，黄金使用范围的狭窄使人们最初并不十分看重黄金。甚至有些地方连银都不如。同时期的世界其它地方也是如此。据介绍，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后，西方腓尼基古国及临近的国家通行白银千年之久，银比金贵重，古代希腊人认为黄金只值白银的十分之一。《旧约》中所记公元前七世纪的情形也一样，在《摩西书》中，银质的礼品在价值上等于金质的20倍。（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银比黄金贵不仅是银充当了货币，而且银的用途比金广泛得多。
春秋战国时，黄金跟龟贝、珠玉、布帛一样都是货币，也表现为一种财富，在一定范围内流通，“黄金刀布，民之通货也”。（《管子·
国蓄篇》。还说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说明黄金不如珠玉，古人认为“玉足以庇荫嘉，使无水旱之灾”、“珠足以御火灾”，人们比黄金更崇拜珠玉，秦汉时，独皇帝印用玉，而诸侯王、列侯，丞相、太尉、太侍、大将军、皇子等皆用金印，说明金的地位次于珠玉。秦统一了货币，明确规定：黄金为上币，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一方面表明，黄金更易更适合充当货币材料，另一方面，表明黄金总量不可能少。《二十二史札记》说“古时不以白金为币，专用黄金，而黄金甚多。尉缭说秦王，赂诸侯豪臣，不过三十万金，而诸侯可尽。”当时，黄金在上流社会使用很普遍，用量很大，很频繁，统治阶层掌握了相当数量的黄金，甚至相对于社会经济条件来说，或许是过量的黄金，所以动辄成千上万的使用。而每当时局动乱，币制波动剧烈时，人们并不看重黄金，反而谷帛等实物的货币性显露出来，东汉末年大乱时，有童谣说：“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值）？”（《述异论》）。是金有时不如谷帛重要的真实写照。
《汉书·食货志》言黄金一斤值万钱。这只是王莽时代的价格，而且是一个时段法定的价格，不是它的真实价值，黄金作为特殊商品，其价格随市场波动而变化，但东汉以前，黄金始终没有达到万钱一金的程度。《九章算术》有算题“金一斤值钱六千二百五十”或“金价九千八百”这是最高价了。《管子》中记载，“粟贾平四十，则金粟四千”，是说一石粟值40铜钱，一镒黄金值四千钱。《商君书·去强篇》也说秦国用十二石粟换国外一两黄金，等等，黄金价始终没有超过一万钱，王莽抬高金价是为了搜括天下黄金的需要，反而到王莽末年时，黄金一斤，只能买到小米一斛或豆五升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再从黄金的计量单位及其变化来分析。
战国时期，黄金货币使用时必须称量，计量单位通用“斤”和“镒”。“斤”合十六两，“镒”合二十两，秦统一六国后法定以“镒”为黄金计量单位，汉改“镒”为“斤”。黄金易于分割，体积小，价值大，为什么不以“两”、“铢”等更易于流通使用的小计量单位呢？当时已有用于称量黄金的工具——铜环权。完整的一套环权共十枚，分别为一铢（0.69克），二铢、三铢、六株、十二株、一两（15.5克）、二两、四两、八两、一斤（251.3克）、十枚相加约500克，为楚制2斤。笔者认为其原因一是“上币”之规定，只能用于上层，大额支付等，不能通用民间和充当一般商品的交换媒介；二是称量货币所限，使用时需看成色和重量，很麻烦。前者局限于上层，相对来说，量多量大，后者因使用不便和经济条件所限，其流通性不足，流通范围狭窄。所以黄金使用论“镒”论“斤”。而先秦的秦国，因不产黄金，黄金稀少，其文献中多以“两”为黄金计量单位。魏晋以后，黄金经东汉一朝急剧减少，黄金的计量单位亦改“斤”为“两”了。四
秦汉时期实行的是青铜铸币本位制度，铜钱充当着最基本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货币职能。当时历史条件下，黄金货币缺乏广泛的流通性和价值尺度的货币属性基础。这个时期大量使用黄金不是作为货币的辉煌，而是作为财富的使用和表现的辉煌。终其秦汉一代，黄金货币始终没有取得主币或本位币的地位。
货币制度是指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的货币流通制度，简称“币制”。包括货币材料，货币单位，本位币（立币）和辅币的铸造、发行和流通程序，货币准备金制度等，而本位币是一国法定价格质量标准的铸币，是该国的基本通货。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对于货币制度有决定性的作用。
秦汉时期，战乱频繁，社会生产力经常遭到破坏，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并且存在着政治割据，货币只能实行贱金属（下币）铜本位币制度。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出，铜钱完全充当着货币必备的五种职能，尤其在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最基本职能方面表现最为充分。铜线在粮食、布帛、珍奇异物等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当着等价物作用，史料很多，在这里不一一列举。
而黄金虽然存量大而频繁使用却为何没有取得本位币或主币地位呢？因为黄金不具备本位币应具备的四个基本条件：
一是必须有与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的黄金材料数量并将之作为一种货币储备。这是基础和前提。显然秦汉时期的黄金货币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前而已经分析过，而且国家也没有将黄金作为一种货币储备，反而作为财富进行大量的赏赐，动辄几万斤，几十万斤，当然，这还与当时的认识水平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从秦汉时期的货币思想可以看出，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到黄金作为货币的作用。从晁错的贱金玉论到贡禹的罢货币论等等，无不反映了人们对黄金货币认识的局限性。
二是必须作为一般通货自发地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自发地表现各种商品的价值，并自发地起到交换媒介作用。从大量史实看，秦汉时期黄金集中于中央，地方政权、豪强、大富户之家，除多作财富的储藏外，也用于贡、献、朝、聘、贿、赂、赏、赐等大额支付。这些用途大多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作为商品交换的需要。黄金货币并没有进入一般商品流通领域。从黄金货币出土广而数量小的情况看，黄金货币总的交易量不大，流通性不强。没有发挥一般通货的作用。
三是必须固定一种形态并与流通中的铜钱有法定的比价关系。秦王朝可能是因为太短暂的缘故，没有自身铸造的黄金货币。考古也没发现明确的实物。黄金是称量货币，可以推测，秦朝借用现成的黄金货币（主要指楚爰金，有大量出土）作为“上币”流通使用。到了西汉，铸币形式主要为饼金和马蹄金、麟趾金，从出土的实物看，它们重量不一，有切割挖补痕迹，并不算真正法定的有固定重量和成色的铸币。同时，终其秦汉各朝，都没有规定黄金货币与铜钱的固定价值关系。直至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才规定黄金一斤值万钱，可惜这种规定存在的时间比他的短命王朝还短。有人认为，没有规定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主要是黄金货币与铸币铜钱处于不同的货币发展阶段，黄金货币是以重量为计量单位，处于称量货币发展阶段，而铜钱是金属铸币，以枚数为计算单位（李祖德《试论秦汉的黄金货币》《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6）、彭信威也大致持此观点（《中国货币史》第80页）。其实，这主要由于黄金既不是本位币（主币），而铜钱也不是它的辅币缘故。秦汉时期的黄金货币没有脱离原始的物品形态，它更多的表现为贵重商品或者财富象征。在交换流通支付过程中，不论是作为货币或作为商品，它都以自身的价值来衡量表现外在的商品价值。另一方面又作为一般物品以铜钱来表现自身的价值。所以说，黄金货币只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特殊的货币。从文献中可以看出，黄金-商品-铜钱属于一种互动的比价关系，随市场变化而变化。
四是国内外商品贸易发展到需要用黄金作货币媒介的程度。货币量必须与流通中的商品物资相适应。对货币的选择也必须与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我们虽然无法估量秦汉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是否需要黄金作为本位币，但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种货币在实际经济中的使用情况来说明黄金不可能取代铜钱而充当本位币。
前者属称量货币，以自身的实际价值表现其它商品价值，后者属金属铸币，以国家法定的价值表现其它商品价值；前者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合一，不能盗铸，只能作伪，后者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经常脱离，因减重能获利，所以历代盗铸不衰；前者更多表现为一种财富，用于储藏更明显，后者只是交换的媒介，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用于流通更为有利；前者是上币，价值大，主要用于上层与大额支付，后者是下币，价值小，更易于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前者本身也是商品，其价值随市场供求关系而浮动，后者是货币符号，代表实际价值行使货币的一切职能。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铜钱更适应当时的经济发展条件和商品价格水平，更适合充当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虽然黄金也大量使用，但也无法取代或冲击铜钱本位币的地位，铜钱仍然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货币形态。黄金货币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程度上发挥货币职能作用。五
黄金是天然的货币材料，黄金天然的货币属性必然自发地发挥货币职能作用，秦汉时期的黄金货币在经济不很发达的封建社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充当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职能。
马克思有一名著名的论断：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因为金银比其它任何金属更适合充当货币材料。如量小值大，不氧化，不锈蚀，不变质，坚固耐磨，便于携带，价值相对稳定，柔软性强，易于分割，便于流转，适合保藏等优点，是最理想的货币材料。秦汉时期的黄金大量使用，也是黄金天然货币职能的反映，有的学者因黄金货币的使用范围不广，流通性不强而否定黄金的货币性，得出“黄金非币论”的结论，进而否定黄金货币的历史作用。（《秦·西汉“上币”新释》、《中国钱币》1988年第一期；《西汉黄金非币论》、《中国钱币》1990年第三期；《西汉金属货币研究——兼黄金非货币论》、《中华钱币论丛》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其实，秦汉时期，黄金货币的五种职能都有充分的表现，试分别列举如下：
充当价值尺度：
《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也……”。
《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
《史记·平准书》：“……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汉书·东方朔传》：“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
充当流通手段：
《史记·陆贾列传》陆贾“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
《西京杂记》卷四：“扬万举有猛犬，名青?? ，买之百金。”
《史记·赵括传》：“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
《史记·吕不韦传》：“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
充当支付手段：
《史记·燕生刘泽传》：“泽大悦之，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购吴王千金”。
《通典·礼十八》：“惠帝纳后……聘黄金二万斤……。”
《史记·封禅书》：“……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
充当贮藏手段：
《汉书·王莽传》：“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封，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
《史记·梁孝王世家》：“及死，藏府金黄金尚四十余万斤。”
《盐铁论·地产》：“……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
《汉书·食货志下》：“……皆致产累千金。”
充当世界货币：
西汉使人携黄金，杂缯，与西域、南洋诸国及匈奴交换善马，明珠、琉璃、宝玉、奇石等珍玩异物，同时，通过丝绸之路换回大量的黄金。
《史记·大宛列传》：“……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善马”。
《汉书·地理志》“有驿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玉、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
《汉书·西域传》：“武帝即位，令骞赍金币往。”“汉遣惠持金币赐孙贵人有功者。”“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道可便遣之旁国。”
再从出土的实物看。
考古发掘到的秦王朝所铸金币实物有1963年陕西博物馆曾从兴平县征集到的1929年出土的金饼1枚，1963年陕西临潼出土金饼8枚，字体为秦小篆，但据黄德馨考征，应为楚国圆饼流落至秦地，正面所刻小篆字体，并非铸造时所刻，或为秦汉时所刻，不能视为秦金币（《楚爰金研究》黄德馨着），王献唐在《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中也认为：“秦金己无从见，能确知为始皇二世时物者，尤不可求。”但不可否认，秦王朝确已流通过金币，尽管不是自身铸造的。
西汉黄金货币实物出土就比较多。前期黄金货币的主要形式是金饼。后期主要是马蹄金、麟趾金。但两者同时出土的情况也较多，并且前者多于后者。湖南长沙、衡阳，河南襄城、郑州，山西太源，河北满城、易县、怀柔、定县，陕西临潼、兴平、咸阳、西安、杜陵，江苏铜山、盱眙、苏州，安徽寿县，广西合浦，辽宁新金等地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出土。数量都不大，有人统计，1985年以前全国出土金饼总量才216枚。目前最多出土的一次是1999年11月2日，西安东北效潭家乡十里铺出土的西汉金饼219枚。出土马蹄金、麟趾金的记述主要有河南扶沟古城村和江苏盱眙出土的两金18枚，西安上林苑出土两金6枚，咸阳出土了4枚，辽宁新金、北京怀柔、安徽寿县等地都有出土。金饼呈圆饼形，分大小两种，大金饼以1999年西安出土的219枚为例，饼径5.6-6.5厘米，均重247克，大多合汉制一斤，成色95%以上；小金饼以1968年河北满城一、二号墓出土69枚为例，总重1157.58克，均重16.5克，合汉制一两，成色也在95%以上。麟趾金和马蹄金也大多重236克-299克之间，以250克左右常见。说明他们的重量较规范，成色较稳定，有典型的铸币特征，是黄金作为货币使用最有力的见证。
从以上文献资料和出土实物来考察分析，我国秦汉时期黄金已经担任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货币职能，只不过因为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所限，黄金的货币职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六
秦汉时期黄金货币的没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完全是很多学者认为的黄金数量的减少，更不是黄金货币地位的降低。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运动发展规律，秦汉时期黄金作为货币和财富历史也有其盛衰的过程。这是历史发展必然。东汉用金大为减少是相对于西汉大量用金而言的。如用金最大项赏赐东汉王朝仅21740斤，为西汉赐金总数的2%，其它方面支付、流通就更少了。东汉黄金的突然减少成为历史之谜。历代学者进行了不断探索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说法：用于佛事说（顾炎武《日知录》卷十《黄金》；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汉多黄金》；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有埋藏地下说（唐任伍《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考》）；有对外贸易入超说（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甚至还有西汉黄金非金说，前面已提到，这些说法均有一定的道理。
笔者认为，东汉黄金使用的减少，并不是黄金总量的减少，而是黄金的商品用途得到拓展，使黄金货币职能进一步的削弱，既是黄金作为货币功能衰退与弱化的客观表现，又是秦汉后期政局动荡和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综合反映。
首先是国库的黄金大量减少。黄金积累的速度赶不上使用的速度，仅西汉皇帝赏赐一项近90万斤，合现在200多吨，最多一次竟达50万斤。这在世界黄金史上也是十分惊人的。汉武帝后，国库黄金日少，赏赐数额逐渐降低。到王莽新朝前，国库黄金几乎使用怠尽。王莽专政后，出于积累财富的需要或者意识到黄金储备的重要性，实行了黄金国有政策。居摄二年（公元7年）“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受直。”所谓“受直”，即至多给错刀或契刀，二枚错刀或20枚契刀就值黄金一斤。他用严刑厉法强迫民众把自己的黄金和各种金饰物品，折价由政府收买，实际上不付值，等于没收。直到他死时，国库才积攒了60万斤黄金。即使如此，由于西汉末年的战乱，其积累的黄金也大多散失民间，并没有留给随后建立的东汉王朝。东汉政府没有掌握多少库存黄金，帝王的赏赐就不得不大多改黄金为绢帛了。国家拥有的黄金减少，使作为黄金货币的主要特征的大额支付、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职能便大大的削弱了。
第二，赏赐等大额支付的黄金越往后回流越少，而大多作为财富贮藏了，部分还因战乱等原因窖藏于地下。王公贵族很少再向朝廷献金，赎罪也不用黄金而改用“丝”。就连对外贸易，也少有黄金回流。如《史记·大宛传》叙述大宛、安息一带“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这样黄金的周转次数减少，市场上流量自然也少了。加之东汉和帝后，外戚争权，政局动荡，经济日渐萧条，加之连连对外用兵，黄金价日贵，官私均乐于藏金，社会上黄金流量就更少了。
第三，留在贵族，豪强、地主手中的黄金作为非货币用途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广泛。早在西汉文帝时，金饰成风，当时富人家“黄金琅勒”“金垒玉锤”（《盐铁论·力耕篇》），昭阳殿“砌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璧带往往为黄金缸。”（《西京杂记》卷四、卷一），奢侈耗金之风之兴盛以致文帝不得不下诏约束“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资治通鉴》卷五）。到了东汉，金银器物服饰更加盛行，工艺装饰方面用金越来越多。如东汉初刘秀内弟郭况家就曾雇用四百多人专门制作金器饰物。其后，各种金饰流行日广、中产以上家庭莫不以多戴金饰为荣，至于帝王贵族的金钟、金鼎、金碗筷以至金丝金缕更是数目惊人，当时，用金饰金器陪葬的现象在帝王贵族中也很普遍，西汉以前主要用珠玉，东汉以后则大量用金饰金器了。大多数金饼，马蹄金、麟趾金都被熔化制成各种金器和金饰物，以至货币形态（铸币）的黄金存量就越来越少了。
另外，黄金生产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主要受当时的贱金玉论等货币思想影响，下面再论及。
我们再从当时的货币思想及黄金货币自身的局限性来进一步探析黄金货币衰退的原因。
封建统治阶级从总体上看一直采取的是重农抑商政策，经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并不看重货币商品经济。战国时期，便产生了以农为本和重农抑商的理论与主张。秦国的商鞅提出了金生粟死论，《商君书·去强篇》中说“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将金与粮食对立起来，强调粮食比黄金重要，到了西汉，贾谊的“禁铜主张”，贾山的“钱者，亡（无）用器也”，到晁错的“贱金玉论”，无不是贬损货币及黄金的重要作用。尤以晁错的影响最大，他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接着分析珠玉金银的危害，最后提出“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到了贡禹，竟然提出了开历史倒车的“罢货币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他认为货币妨碍农业生产“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而且开矿要“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使“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造成水旱之灾。（《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认为货币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主张取消货币，“宜罢采珠王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复古道便。”（《汉书·贡禹传》）。以上这些思想极大地影响黄金作为货币的理论基础，也影响了黄金的开采与作为货币的广泛使用。
同时，黄金作为货币在当时也确实存在自身的局限性。
第一，黄金持有者分布很不均衡。从史料上可以看出，秦汉时期黄金持有者主要是统治阶层王公贵族、土大夫以及豪强大富户、地主等极少数人手中，而广大的百姓阶层持有量极少，黄金的使用和流通环节或范围受到限制。
第二，黄金自身的特性使其根本无法在商品领域广泛流通。黄金由于价值大，动辄论斤论两，一般百姓根本用不起。它根本不可能充当一般商品交换媒介。只能表现高值大额商品的价值，而不能表现一切商品价值。加之统治阶级规定它为“上币”，大量用于赏、献、聘等各种统治阶层内部的支付和贮藏，从而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
第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从世界经济史可以看出，黄金的货币性必须与商品经济大发展相适应，如资本主义经济繁荣，金本位制才应运而生，十九世纪初，英国颁布金本位法案，才标志着金本位时代的正式开始，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成和发展时期，以农业立国，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只能以贱金属作为货币本位，铜钱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取得了不可动摇的主币地位。黄金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正式登上中国货币舞台。&&&参考书籍：《中国金矿地质概论》，陈纪明，丁??编着，地质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黄金知识概览》，金永铎编，冶金工业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中国货币思想史》，张家骧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金银货币的鉴定》，钱屿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楚爰金研究》，黄德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中华钱币论丛》，马飞海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赵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中国货币史》，彭信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一版。《中国货币文化史》，马杜香，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中国货币理论史》，叶世昌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4月第一版。《中国货币史纲要》，千家驹、郭彦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中国古代经济文选》（第二分册），陈绍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叶世昌，潘连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古钱新典》，朱活，三秦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中国钱币》若干期。《中国金币》第一期&作者：熊申甫地址：湖北孝感市长征路137号单位：农业银行孝感市分行邮编：432100电话：2869457（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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