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强征粮饿殍遍野
----探索毛泽东一生思想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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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坤 荣 著
5、强征粮饿殍遍野
造成大跃进的原因，时任中共副总理的薄一波，曾参与了“大跃进”的决策全过程。所以，他的回忆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一定的说服力。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版，以下简称《回顾》）一书中，则以大量数据，文件及中共领导人讲话等为基础，对当时中共在主观方面的失误作了具体分析：
“大跃进灾难的形成，从主观错误方面来说，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高指标。中央原定58年粮食产量3920亿斤，但由于“大跃进”是以反“右倾保守”的“大辩论”开路的，谁把指标定得低了，就有可能被打成“右倾保守”而被“拔白旗”，因而各地的指标越报越高。”
“高指标无法达到，就只好浮夸虚报‘放卫星’。58年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了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到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水稻亩产‘卫星’时，已高达130434斤了。”
“各地的虚报和中央的指标形成了恶性循环。既然亩产量那么容易大幅度提高，中央的指标当然越改越高，到12月初的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58年粮食产量就宣布为‘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了。”“58年粮食虽然较前年有所增长，但经后来核实，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而中央却按亿斤的产量进行征购。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严重地削弱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农村生产力。”（见《回顾》，第714页）
“二是大炼钢铁的过高指标挤压农业。到58年7月底，全国累计产钢仅380万多吨，比当年1100万吨指标相比，还差700多万吨。毛泽东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就决定发动全党全民办钢铁。”（见《回顾》，第702页）
“投入全民炼钢的农村劳动力最多时达6000万以上，结果严重妨碍当年的秋收，使很多粮食作物和其它农产品没有收回来，丰产没有丰收。”（见《回顾》，第714页）》
“三是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一方面是‘吃大锅饭’，‘更加剧了农村的灾难’”（见《回顾》，第714页）
“另一方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见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61年农民平均年消费仅为68元，但平均每人被平调财物48.89元。当时农民家底薄，币值高，被平调走那么多财富，严重影响了农民生活。’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股风对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的摧残和对生产力的破坏。’‘共产风’刮得严重的地方，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家禽家畜大量宰杀，农具大量损坏，营养性疾病严重流行，土地耕作粗放或大量荒芜，产量一减再减。”（见《回顾》，第765页）
“四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在会后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多达三百几十万人，对党造成极大损伤；又在经济上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各种‘大办’一拥而上，结果‘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和多种主要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
见《回顾》，第884页）
薄一波在《回顾》文中，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程度和原因，比《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要具体些，但对3年中的死亡人数仍是说得间接而含蓄。下面是两段相关的原文：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见《回顾》，第714页）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见《回顾》，第873页）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他只提及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人，而未提及1961年和1962年总人口减少的数字。在3年人祸加天灾的灾害当中（刘少奇说是：“七份人祸，三份天灾”），恰恰是1961年饿死人最多的年份。
3年大跃进全国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都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也是中共当局极力所回避的问题。因为担心公布出来，不仅影响毛泽东的形像，也是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的一个重要史实；同时也影响中共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改革开放前中共一直严守封锁这几年的人口变动情况。直到1983年时，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在这几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西方几十个大通信社都突出报道了1960年一年的人口总数比上年1959年净减少一千万的消息，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但相信纸永远包不住火，历史终会说出真像来！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作过判断或计算，这里不乏原中共高层领导人、专家和学者。
如：叶剑英（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说是饿死3000万左右；并说“文革”被整死、自杀及武斗死亡的计2000万左右。
如：毛泽东的原秘书李锐说饿死4000万人；
如：万里（原中共安徽省省书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秘书吴象说饿死3000万人；
如：林彪曾说过饿死是3000万人；
如：中国大陆著名学者徐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人；
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做出结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
如：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计算，大饥荒饿死国人为3600万。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说是5000万人；也有专家说是4000万人到4500万人之间。
如：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说是饿死了4500万人。（注：
《广州日报》刊载曾向荣、关家玉采访袁隆平先生时所说：“我给你举了个例子，你们年纪轻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根据以上不同的说法，3年饿死人的上下线是：大约在2100万人至5000万人范围。究竟谁最接近真实情况？应该说，较为准确的数字应是：饿死3500万人左右。
其理由，当年饿死人的重灾区是安徽、四川、贵州、湖南、甘肃、河南、山东、江苏等8省（按人口比例的死亡率计算），都在百万人以上。单四川一个省就饿死940万人。安徽饿死633万人，贵州饿死174万人，湖南饿死248万人，甘肃饿死102万人，河南饿死293万人，山东饿死180万人，江苏饿死152万人。仅8省合计饿死人达2662万人（不含其它省）。就连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村也难于幸免：如韶山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从1958年10月至1961年3月，3个大队饿死人707人，占现有人口13.5％；楠香和石匠两大队3年来饿亡率都达20％左右。据该县县委领导说，全县3年共饿死约3万人，光1961年一年就饿死约2万人。全县病人（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注：参见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韶山等地调查后所写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文）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曾回忆说，当时“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
1960年，当时彭德怀正被软禁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因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向毛泽东递交“万言书”而被打成“反党集团”首要分子）。有一天，一老一少母女俩到了彭蜗居的地方，她们是步行乞讨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京城找儿子的。那母亲一见到彭的一位警卫战士，即自己的儿子时就哭喊道：“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光了，都逃出来了……”
刘少奇为了解当时农村情况，也曾亲自于1961年4月到5月回湖南家乡考察了44天。在他的记忆中，40年前的宁乡原来是一片青山绿水，可现在是四面山头光秃秃的，田垅里不知名的野草长得很高。远处的村庄，农民的住房被拆得七零八落，剩下许多断壁残垣。当汽车行驶到离他的诞生地炭子冲8公里的王家湾时，附近有一处号称万头猪场的院落，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下车查看，里面没几头猪。为了弄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来。工作人员架床时，却找不到铺床板的稻草。鱼米之乡竟找不到稻草！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地干部怕刘少奇发现通往他老家公社路旁的梧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赶紧做了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刘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堆风干的人粪，用小棍子撩开，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农民告诉他，很多人已经饿死，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饿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当刘少奇看到家乡这些荒凉凄惨的状况时，心情异常沉重！
尤其当刘少奇得知安徽省不仅饿死人严重，还发现有不少人吃死人肉的事件时，更为震惊和愤怒。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领导还力图封锁此消息，并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但最后中南海还是知道了。但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中共中央却不十分清楚。所以在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大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它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注：资料参考于丁抒所写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一文）
所以，当刘少奇从湖南考察回北京后，立即去中南海见毛泽东。他在游泳池边激动地对毛泽东讲：“饿毙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3000万左右。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荒：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后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为基础。曹树基自述引用地方志1050份，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3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取得这样的进展，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各省县地方志修撰编纂工作的完成。曹树基先生的贡献是把3年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由估计推算阶段推进到统计计算阶段。他的分省列表数字建立，在对1462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这就向全面揭开3年大跃进饿死人的真相前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如曹树基所列年全国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表：
1958～1962年全国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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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单位：万
非正常死亡人口
依上表可知，4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人。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占灾前人口总数的5%
在华东地区，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省占2.9%，而浙江省只占0.5%，江西省略高，也只占1.1%。这证明，区域内的差异性相当大。
如在华中地区，湖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省只占2.2%，
如在华南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省只占1.7%。
如在西南地区，四川省高达13.1%，贵州省10.2%，云南省只有4.2%，
如在西北地区，甘肃省占6.5%，陕西省只有1%。
如在华北地区，河南省高达6.1%，山东省为3.4%，河北省（包括北京合天津）1.1%，山西省更低，至0.4%。
这种差异与各省的中共第一书记的本身素质及讨好晋升或保乌纱帽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凡是在大跃进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得紧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紧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曾希圣，四川的李井泉，贵州的周琳，湖南的周小舟，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等省负责人跟得最紧，故本省饿死人最多。
现今有些年轻人认为，如果饿死人3000万，按当时人口计算，差不多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饿死，这个数目是不可能的（尤其在网上发表议论较多，有的甚至不礼貌地称那些批露真实信息的人是“右派”言论）。这种不相信，应情有可原：一是他们年轻，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他们无法亲眼目睹饿死人的悲惨现状（尤其重灾区真是饿殍遍野）；二是他们的父辈可能生活在城市或较好的省份，没有亲身体会到饥饿的煎熬或在自己周围的亲友中没发现饿死人的现象，故对年轻人的讲叙和影响就少一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不是全国都是如此，尤其是城镇居民饿死人较少，他们每月都有固定的粮食供应，虽然量不大，但能维持生命不受威胁。而重灾区一般在农村，饿死人较多。如果忽略了城乡之间、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饿死人的这种极大的不平衡现状，来评论当年饿死人数字的真伪性，就显得失之偏颇。
如原河南信阳专区妇联会中共党组书记李瑞英当年被打成“右倾”，就是因为她当时说了真话。她曾口述回忆说：“我被撤职后，叫我去工业局当副局长，我没有去，就叫我带一个组到西平县搞救灾。这时候，饿死人的高潮已经过去，但饿死人的情况仍十分严重。在县妇联主任等的陪同下，我们到城关公社幼儿园看看。一到幼儿园，小孩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趴在地上起不来，有几个孩子爬到伙房门口，用小手去检葱叶、葱皮吃。我问这些孩子为什么吃这些东西（当时我还不知道饿死人情况这么严重）。这一问把西平的干部问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可能是孩子们嘴里没味，专门找葱叶、葱胡吃的。我也没往深里究。”
“我们又到敬老院，只见敬老院的老头、老太婆一个个都躺在床上，全身浮肿，没有一句话，目光死死地盯住来人。县里干部又介绍说：这些老人都得浮肿病正在治疗。我一声不吭，又来到村里。来到一家农户门口，门口坐着一个妇女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儿。见我们来了，女儿慌慌张张地躲到门后边。我奇怪地问：‘这女孩子怎么啦？’妇女说：‘俺女儿饿得站不起来了，她怕你们笑话呀！’”
“我们一行又往村里走去，一路上家家户户冷冷清清，院子里野草长了人把子深，连条狗都没发现，村子死气沉沉的，如同当年日本鬼子扫荡后一样恐怖。有些死人还扔在屋子里，老鼠正在抢吃尸体，见人来了也不怕，吱吱叫着跑走了。我心里难受极了，心想，难道当年的日本鬼子又回来了吗？”
“中午，我们想到大队部去吃饭，结果没有饭吃。我把工作组带到村边的大树下，大家跑了半天都累了，无精打彩地坐在地上。这时村里又死人了，传来一阵阵呼天抢地的痛哭声。大家的心都缩紧了。”
“我们工作组又步行几十里，来到西平县二郎公社。在这里我又看到更为惨烈的事情。公社负责人反映有人吃人的事，说是地主富农向党进攻，吃人肉，专门破坏尸体，公安部门要把他们抓起来。我心想，地主富农也是人啊，不饿得没办法，谁去吃人肉呢？我有病时，医生让我吃胎盘，我就恶心得难受，何况是死人肉，能吃吗？我说不要抓人了，地主富农不是他娘生的吗？他们会吃人肉吗？”（注：参见《豫南惨灾忆碎---饿殍盈野》一文）
如本书作者当年所住地方是安徽省宣城县。安徽省是全国饿死人比例最大的省，占总人口18.37%&，几乎全省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一人被饿死。而宣城县又是安徽省的最重灾区，死亡率达到30%&以上，几乎全县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一人被饿死。而三元乡又是宣城县的重重灾区，死亡率达到50%&以上，几乎全县平均每2个人中就有一人被饿死，甚至有小的村庄全村覆灭。真是到了“家家门前少人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步。
当年本书作者只有13岁，因父母被派往宣城县三元乡陈村办代销店，我也随往陈村小学读书。至今还记得那是1960年陈村的一个夏季晚上，我和本村的一位叫陈亮的同学一起去学校参加活动，回来的路上夜很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初来乍到，根本摸不着路。好心的陈亮一路牵着我的手，一路叮咛我慢点走。谁知第二天上学时，却不见他的身影。我好奇地跑到他家去探望，只见陈亮直挺挺的躺在一块门板上，一动也不动。她妈妈欲哭无泪地告诉我，家中已有一个月无米下锅了，一家五口全靠野菜度日，只剩下她和陈亮两人没饿死。近几天陈亮连野菜也吞不下去了，又没什么其它食物充饥，就这样被活活饿死了！当时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昨天晚上人还是好好的，怎么今天说没就没了呢？真是太可怕了！陈亮啊，陈亮，美好的人生，你为何只闪亮了短暂的一瞬（仅14岁），就突然熄灭了呢？！
像陈亮这一家，在我居住的陈村，在附近的杨村、董村、白水塘村、山头潘村……等等村庄，比比皆是，死亡率达50%&以上，尤其是山头潘村死亡率最高，几乎全村所剩无几，达到80%。
我的父亲是个善良之人，每每看到有饿得跌跌撞撞的人来代销店想觅点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父亲总是泡一杯白糖开水免费供应。因为我们家粮食也不够吃，也拿不出米来救济，只能用省下来的白糖招待了。可不要小看这一杯糖开水，可以支撑他返回家中，不然，他就会倒在半路上回不了家了。
那时，我每天都能看见用芦席包裹的死尸，头脚都露在外面，从家门前抬过。因为死得人太多了，没有那么多棺材可装，更何况当时又无钱购买。到最后，连抬的人都难以找到，即使有人，也无力气帮忙，只有放在家中随他腐烂发臭。当时盛传有死人在家中被老鼠啃掉耳朵或鼻子的；还有活着的人，挖下死人肉吃的。这不仅在安徽如此，在四川也屡见不鲜。
记得还有三件事，至今都难以使我忘怀。
一是：我们家当时饲养了一头毛驴，是用来驮商品货用的，刚下了一头小毛驴还不到一个月。突然一天早上不见了，父亲要我去周边找找。记得那天早上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满地雪白一片。我顺着小毛驴的脚印，足足跑了十里地，直到蔡家塘村边时，小毛驴脚印不见了，我猜想，肯定是这个村的某个村民在饿得万般无奈之下偷走的。当时我心里很乱，不忍心再追究下去了，更何况我还是个孩子！回来的路上，又发现不少豺狼的脚印和死人的尸体，我害怕极了。因为那时死的人太多，埋得又浅，家狗也变成了野狗，像野狼一样到处乱窜，不仅吃人的死尸，还变得十分凶残乱咬人。一路上，我几乎失魂落魄地狂奔着回家。
二是：当时有天晚上已12点多钟，夜深人静。我们全家都睡着了，突然被一阵紧急锣声吵醒。我起身想打开门去看个究竟，父亲阻止我不让去。原来是本村的一个山芋窖子（留作种子用的）被村民抢了。第二天公社里来了好几个干部，将几个为首的抢山芋分子五花大绑押往公社所在地去了。后来再也未见到这几个人的踪影，估计被乡里的干部整死在关押的地方。
三是：当时全村人吃大食堂，开始放开肚皮随便吃，也不是什么大米饭，而是煮熟的山芋。记得陈村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将吃不完的山芋，用来打娃娃仗，你甩过来，他就砸过去，打谷场上遍地甩的是山芋巴巴，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粮食！当到了紧张岁月，大食堂也揭不开锅了，还不准私人家冒烟做饭。每天晚上村干部轮流放哨，只要发现夜间有人偷偷烧锅，不问青红皂白，闯进门去，就把你家小锅连菜带饭都端走。这还是便宜你的，有时连人都带走被关押。记得有天晚上，村食堂里传来女人的求救声，我跑过去看时，只见一个满脸麻子姓陈的村长将一个妇女吊起来毒打。原来她在家中偷偷为孩子煮点吃的，被麻子村长发现了，要端走小锅，这位妇女不让拿，并大骂村长没良心，连孩子都不同情！于是，惹怒了这位村长大人，被吊了起来。结果在她的老公公双腿长跪地上求饶时，才放下了她。
这都是本书作者亲眼所见所闻，无丝毫道听途说之虚假。
而就在当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毛泽东一家也不例外。为了同群众共甘苦，毛泽东宣布3年不吃肉。要知道他是非常酷爱吃红烧肉的，几乎每顿饭都有这道菜。他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纳，当时常住学校吃大食堂，也时感饥饿。每当周末放假回家，毛泽东总要给两个女儿多添点米煮稀饭。李敏和李纳左一碗又一碗，好象3天未吃饭似的。吃完后，还习惯地用自己的舌头将整个碗边舔了个干净。
正如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说：1960年12月上旬的第一个星期天，一直在学校食宿的小李讷回中南海来了。卫士尹荆山在菊香书屋给毛泽东倒茶水时，提醒说：“主席，李敏和李讷今天都在家，两三个星期不见，一起吃顿饭吧？”正在看文件的毛泽东抬起眼皮，目光柔和地说：“嗯，那好，那好。”临吃饭前，东厢房小餐厅内的餐桌上摆了四菜一汤，有盐水煮萝卜、素炒豆芽菜、空心菜和清蒸芋头，汤是菠菜汤；另外还有辣椒、霉豆腐等四样小菜。厨师侯贵友在院子里得意地对李银桥说：“我今天多下了一倍的米……”李银桥来看李讷。李讷在毛泽东的卧室里向她爸爸汇报学习情况，末了委婉地说：“爸，不是我意志不坚决，我的定量真的老不够吃，菜又少，全是盐水煮的，没有一点儿油水，上课时肚子里老是咕噜噜叫……”毛泽东教育女儿：“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共度难关；你是我的好女儿，要带头，要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相信父亲……”正说着，尹荆山进屋来招呼说：“主席，饭好了！”“嗯，今日一起吃饭。”毛泽东起身拉了女儿的手，一起走向东厢房。这时候，江青已经进了餐厅。餐桌上已经摆好了掺了芋头的红米饭。李讷进来后直奔餐桌，抓起筷子，鼻子伸到腾着热气的米饭上，深深地、深深地吸吮着米饭的气息：“啊，真香！”孩子望着父母灿然一笑。江青望着女儿，再看一眼毛泽东，想说什么，因为有卫士们侍卫在侧，便忍住了。她勉强一笑，夹一筷子菜先给了身边的李敏，再夹一筷子菜放到了李讷双手捧着的饭碗里……毛泽东坐下以后，用筷子示意：“吃么，快吃。”又对坐在对面的李敏说一句，“吃，和妹妹一起吃。李敏点点头，看一眼妹妹；李讷看一眼姐姐，开始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拨饭……。“吃慢些，着什么急？”毛泽东尽量平静地说，“没人跟你争么……”。他笑着，但笑得越来越不自然。李讷再看一眼姐姐，不自然地笑一笑，又瞟一眼侍卫在旁边的尹荆山，腼腆地说：“在学校吃饭都快，习惯了。”“现在是在家里么，吃慢些……”毛泽东说话的声音很低，已经变成了苦笑。“吃菜，吃饭，多吃饭。”江青不停地往两个女儿的碗里夹菜、拨饭。李讷在父母面前不拘束，没慢吃几口，便又变得狼吞虎咽起来，几乎嚼都不嚼就把一口口饭菜吞下去了……开始时，毛泽东还陪着女儿慢慢地吃，一边吃，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什么；渐渐地，他不说话了，只是默默地夹一筷子菜或饭往嘴里送，慢慢地嚼着。后来，毛泽东停下了筷子，停止了咀嚼，怔怔地望着小女儿吃饭的样子出神……这时江青早已经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她接连几次大口地喘气，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便盯着毛泽东，不转眼珠了……李银桥在一旁看得清楚而且知道，江青有时候心里有想法并不直接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李讷好不容易把嘴离开了饭碗：“唉，你们怎么都不吃了？”毛泽东不着边际地笑了笑：“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年轻人……”饭后，江青进了毛泽东的卧室，让卫士们都退了出去；半小时后，江青红着眼圈走了出来，显然哭过……。
每当毛泽东面对女儿门此时此景时，都感到一阵阵心酸。她们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连饭都吃不饱，何赏不是一种对她们身心上的摧残！只有这时，他才意识到正是自己的错误导向所酿成的恶果，连本人和自己女儿都要亲自尝一尝。但毛泽东是个生性好强之人，他岂能认错并将其真象告诉自己的女儿，只能推诿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他经常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的女儿：困难总是暂时的，相信很快就会好转起来！
2005年9月，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最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死亡。
196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4年合计全国非正常死亡（饿死）共3754.8万多人。
多么骇人听闻的数字！应该相信这个数字是可靠的！因为执政党不会给自己脸上摸黑，更不会“诽谤”自己！只有具有开放精神和进步思想的领导人，才敢于正视过去，敢于揭开陈年伤疤，记取这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教训。
要知道，近代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士兵880万多人（22个国家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士兵2711万多人（58个国家参战）；朝鲜战争阵亡士兵85万多人（19个国家参战）；中越战争仅阵亡士兵7.3万人。可见这3754.8万多人的生命，一不是为了抗击侵略；二不是为了保卫家乡，而是成了毛泽东不切实际、急于求成地实现其美好的共产主义（也含有毛泽东想成为世界领袖的个人梦想）的殉葬品！“大跃进”，对于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来说，本是个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国又是穷国，不跃进行吗？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毛泽东这样说当然不错。问题是他个人的功名欲压倒一切，他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役就想改变中国二百年的落后，在他有生之年就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早在1957年，党外人士张奚若（时任教育部部长）和陈铭枢（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省长）就曾批评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驳道：“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他声称他就是“要好大喜功”。
正如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曾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另一位中共党内有识之士、1959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当年中共宣传机器，统一口径说：造成中国饿死人的局面与苏联逼债有很大关系。其实苏联借粮给中国度荒的事，中共严密封锁信息，不让任何老百姓知道。如1961年，经周恩来提议，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20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故东北饿死人较少，这与苏方出借粮食不无是原因之一。可是中共却毫无感激之情，一味煽动老百姓的反苏情绪，使老百姓误以为中国的“困难”来自“苏修”破坏，“背信弃义”而为。（注：见丁抒所写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一文）
当然，这种惊天动地的大罪孽，不能全部算在毛泽东一个人头上（应负主要责任），因各级中共领导干部都有不可推卸的协从和讨好毛泽东的责任。如刘少奇当年就一改“反冒进”的做法，成了积极推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促进派”。而广大人民群众也太纯真、太善良、太相信毛泽东和共产党了，他们总以为毛泽东和共产党说的话、做的事不会有错，总是满腔热血地跟之奋斗，从不怀疑有什么样的恶果在等着他们去吞咽。于是“天时”（
毛泽东号召）、“人和”（各级干部推波助浪及群众极大热情）加上“地不利”（部分地区遭受自然灾害土地欠收），必然导至大灾难！倘若前两项，只要缺其一项，也不会酿成如此悲惨的后果！
如现在，每当亲身经历过大灾难的人在回忆饿死人时，年青人总是满脸狐疑和不懈，他们甚至诘问长者：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老百姓不抢粮库？为什么不造反？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束手待毙呢？还不如起来闹革命，真是好良民！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时历史背景与现今大不相同。那时高压政策，动不动你就是反革命、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尤其是乡下干部，很多人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不少是“大老粗”干部，不懂法律），随便打骂不顺眼或有点小毛病者，便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就是草菅了人命也无人追问，因为上级干部和当地司法官员都为其撑腰、说话，老百姓岂敢反抗！当时的确有少数人起来抢过粮食、偷过粮食或对一些胡作非为的乡下干部表示过不满，但很快被镇压。如广西环江县水源区委就曾有过“内部规定”：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们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为了防止饥民外逃，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200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忍无可忍的饥民到水源区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韩祖文不仅不开仓放粮，反下令开枪镇压，事后还诬称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大部分老百姓，不如现在人思想活络或刁滑。他们确实心底善良而又非常崇尚道德，“偷”与“抢”在他们看来是不符合做人的规矩，宁可饿死，也不去干那种丢人现丑的“门路”。所以，饿死人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持有这种心态的好老百姓。
另外，也与当时中共所建立的体制不无关系。
因为人民公社的“原教旨”指导思想是“一大二公穷过渡”，组织原则即军事共产主义，社会结构为共产、共食、共居的“新村乌托邦”。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建立起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缝纫厂，实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社所有，建立起军事化共产主义体制（如韶山男女分开住）。使得每个农民自由活动空间极小，连生病或到亲戚家走一趟，都必需请假，户口迁移更是难上加难，除非姑娘出嫁。而且你的一言一行都在乡干部和村干部的充分监视之下：每天要下地干活、吃饭必需进食堂，只有晚上在家中稍微有点活动自由，但还有村干部晚间不定时地巡逻、打探，看有无出轨行为。&
这种军事化的国家体制，不亚于“农奴制”。毛泽东美其名曰：“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是各级中共干部才算国家的主人，他们可以随意支配一个普通农民、打骂一个农民，甚至草菅人命也不犯法。而普通农民不用说反对这些干部了，就是善意的提些意见，也可能随时横祸上身。故使得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农民，一个个沦为国家的“农奴”，并成为其最大限度榨取农产品的源泉，成为各级干部大搞“大兵团作战”，“争上游”、“夺红旗”、“放卫星”等大跃进的工具。当时“五风”盛行，如洪水猛兽横扫中国大陆。所谓“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高征购风”及“强迫命令风”，在这种非人性的政治气候下，导致大批中共干部实施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和生活特殊化。如中共安徽凤阳县委在1959年10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上，宣布开始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残废，还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里。这哪里还有什么“王法”？简直是“无法无天”！&
这一切使得中国大陆的广大农民彻底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加上时值秋收季节，又大搞“钢铁元帅升帐”，“九千万人大炼钢铁”，致使收割时节严重缺乏劳动力，各地普遍出现“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的荒凉景象。&
到1958年底，“丰年”不丰产的各个人民公社，就普遍陷入严重的饥荒，再加上“反瞒产”和“强征购”（虚报高产引起的恶果），把老百姓手中仅存一点渡命粮也给夺了去，哪有不饿死人的道理？！如在1959年初，毛泽东就曾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1958年还少一百余斤。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事，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1959年11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如1959年的春荒，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据中共中央有关材料表明，至1959年4月底，全国因饥饿而发生浮肿、干瘦、胃肠道、妇女绝经、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疳积、紫绀等严重病情，将近4000万人次，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四川、广西、广东等15个省普遍发生饿死人的情况。
当年城镇居民要少微好一些，实行每月定量供应。原先每月大人27市斤，后改为每月大人22市斤；小孩每月7市斤到15市斤不等。就是这一点粮食，还不全是大米，大米仅占30%，而其它杂粮占70%，有时还不止。这些杂粮包括玉米、高粱、麦仁、薯片或薯丝、黄豆、巴豆……等等。最难吃的要算巴豆了，吃后会拉肚子，一般大人不让小孩吃。以后城镇居民也改为吃大食堂，以街道居委会集中办食堂，粮食不发放到个人手中，只发居委会使用的饭票。每户每天三餐都必需排队去打饭，若是去迟了，你只能挨饿到下一餐才能有饭吃。当时流行两句顺口溜是：“一吹三层浪，一吸两条沟。”（指煮的稀饭很稀）；“炊事员伙卵泡，干部打饭堆多高，群众打饭面上瓢，自家打饭底层捞。”这是形容炊事员专干拍马屁之事，占普通百姓便宜。当年，你只要在街上看到某个人长得红脸花色，十有八九，不是干部，就是炊事员。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每天吃得饱，又吃得好。
本书作者还记得，1960年至1961年时，是安徽发生大饥荒最为严重的年头。那时只有13岁，粮食不够吃，就瓜菜代，几乎什么野菜、草根都吃过。如糠粉、辣椒叶、麻根、楠树皮、篦麻仔、马兰头、毛耳朵菜、尖干刺粉……就是观音土（白瓷土）未吃。很多人吃了观音土后被活活胀死。14岁考上初中后欢天喜地，因为中学生每月可配30斤粮食，能够有大米饭吃了。谁知学校的一位司务长克扣学生的粮食，每天只给两顿黑糊一顿干饭。黑糊是用米粉加上尖干刺粉混合在一起煮，8人一小桶，那时正是长身体时候，一人只有两小碗黑稀糊，又无油水菜，根本填不饱肚皮。记得当年有一位同桌吃饭的大肚汉同学，因为长得人高马大，同学喊他外号“大脚”。我们都很同情他，总是让他包打扫饭桶，他将每天吃后的饭桶再仔细地用手刮一遍，忽多忽少总有点收获。就是这样，他也每天乐意充当义务清洁工。有时，肠胃不好的同学连续吃了几天黑糊后，解大便都非常困难，就去找校医开药，而校医也很通情达理，他并不开什么药物，只是在处方上写道：请校领导给吃白糊3天。原来校医知道，这不是病，而是黑糊里的尖干刺粉作怪，造成大便干结。白糊竟成了很灵验的偏方！
更使人心酸的是，当1963年实行土地承包单干后，开始有了大米饭吃，一些死里逃生者，本身肠道被饿得又细又薄，突然放开肚皮猛吃一顿，尽活活被胀死！
就在全国老百姓处于连野菜和稀粥都填不饱肚子的极端困难时期，196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全国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其具体标准如下：
1.四副二高：每户每天供应肉1斤，每户每月供应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
2.正副部长：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应肉4斤、白糖1斤、鸡蛋2斤、甲级香烟2条。
3.正副局长：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应肉2斤、白糖1斤、鸡蛋2斤、甲级香烟2条。
虽然未披露中共高层人物（政治局委员以上职位）的特殊供应情况，但可类推，一定会比以上级别待遇更多、更丰富!
这就是毛泽东曾疼惜地拉着毛远新的手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要和全国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度难关”和一贯倡导的“反对干部特殊化”的等级制“样榜”。一边讲得“光明堂煌”，一边做得却是另一套！
如毛泽东曾说过在困难时期，3年不吃猪肉和鸡，但他只坚持了7个月时间。可中国隋朝皇帝杨坚在视察正闹饥荒的关中一带时，派员去看看乡民们吃什么。随从取回一碗“样品”---豆腐渣与杂糠混成的饭。杨坚要群臣都看看这碗东西，随即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并下令以后不得给自己摆宴，吃饭不得有酒和肉。于是这位皇帝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
如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其手下人员将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改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潢、家具、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的规模”。名曰“会议室”，其实是供毛泽东专门享受用的。另外，中国大陆到处饿死人，毛泽东尽有心思想跳舞。中南海为毛泽东举办舞会的场所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中南海机关的女机要人员、服务人员以及从各部队文工团选去的年轻女演员为毛伴舞。
如庐山上原蒋介石的别墅“美庐”，本归毛泽东个人使用，庐山管理局却又为毛兴建了一座巨型别墅，仅主房的建筑面积就达4500平方米，是“美庐”的好几倍。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亲自督战，几千名工人夜以继日地施工，赶在1961年8月庐山会议前完成。这时，正是数千万子民在遭受磨难和饿死时，毛泽东见到新落成的别墅，丝毫没感到竟在为他挥霍民脂民膏而内疚。相反，当他看了那座修在半山腰风景优美的新别墅后，很高兴。并未反对这所能与当年蒋介石的“美庐”别墅一比高下的“行宫”。
如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为了讨好毛泽东，专门为毛泽东建了个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花木，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它为“四一四工程”）。1962年毛泽东住进去的时候，既没斥责柯庆施不该在各地饿殍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更没为一百多人长年为他守着那空别墅待命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泽东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
如毛泽东家乡“滴水洞工程”，规模更大，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直到1962年底才完成。从此，一个连队守卫着那片空房，直到1966年6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泽东十分满意，上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湖南饿死了150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更没有人问，要是1960年用那建别墅的钱去换粮食，可以使多少湖南老乡免于饿死。而自从1966年6月毛泽东在那里住了12天之后，那片房子就永远空闲在那里了。
还如在成都、在杭州、在莫干山、在北京密云水库边（这幢别墅是典型的俄式建筑于1960年建成，是由前苏联人设计的）包头、南京、鞍山、济南、青岛、哈尔滨……等地都为毛泽东建造或重新装璜的舒适别墅，实在难以尽数。而对于全国各省在大饥馑期间为他盖行宫，毛泽东从没表示过异议。虽然政府大管家周恩来感到有些心疼，要为那些个“工程”一一拨款，心里虽不满意，却不敢直说，只能埋怨和批评下面的省委干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可以这么说,在当年饿死那么多人当中，80%&以上都是善良、正直、安守本份或不做违法乱纪的人。而在逃出死亡威胁的人群中,大部分头脑比较活络，敢于“偷”或“拿”，或挺而走险“出逃”，或送走频临死亡的儿女,让他们听天由命地获得再生的机会(让好心人抱走抚养)……。
如2011年1月香港《凤凰网》在视频中披露这样一条信息：
1960年至1963年期间，在江苏农村饿死大量人员的情况下，一些多子女的父母,为了给孩子谋一条生命活路,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自己的幼小儿女，纷纷偷偷地送往南京街头，让人领养。当时南京街头每天都能看到被丢弃的数10个啼饥号寒的孩子。当累计达到2万人以上时,
南京孤儿院实在无法再收容了,
在此压力下，南京市领导不得不打报告向中共高层反映这一情况。此事惊动了周恩来，他也感到这件事既不光彩而又非常棘手，于是亲自过问并请求新疆、甘肃等边远轻灾区的领导帮助认领这些无法安置的孩子。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见一列列火车，满载着成千上万个被丢弃的孤儿，向新疆、甘肃等边远地区转移。正是这一“慈善”举动，从而挽救了数万个频临饿死的孩子。当他们一个个都长大成人并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无不失声痛哭。其中不乏有过回内地寻找亲人的；也有父母去边疆等地寻找过被丢弃的孩子的，但大部分都失望而归，因为时间太久远了，孩子也变样了……甚至连一对同在一个城市被认领的孪生姐妹也无法辩认，这就更谈不上与亲生父母骨肉团圆了。但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缺撼和感觉：充满着对那个荒唐年代的无比“厌恨”或“无奈”！
同时，大饥荒使得珠江三角地区大批人员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该情况由中共内参上报中共中央，震动朝野。
如日《中国青年报》刊登林天宏撰文介绍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事件，是由现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陈秉安经过22年调查和研究，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才披露出当年大逃港事件的真像。从1955年开始的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
从以上这几个“逃港”年份中不难看出，都与大陆政治运动有关。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迫使一些遭受打击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逃港避难；如1962年大饥荒饿死人，迫使大批农民逃港求生存；如1972年发生林彪坠机事件后，大批学生和知识青年趁政局混乱之机，逃港寻求新的人生出路；如1979年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不少城市居民和无职业者逃港谋求新的发展。
尤其是从1959年至1962年，广东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当时广东宝安县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7角钱，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竟相差数十倍。如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票费）。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在生死关头，是不会考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只要能不饿死，有饭吃，有衣穿，不管什么“主义”都好！毛泽东成天讲“社会主义好”，到头来，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却被饿死，这“镜中之花”他们再也不想看了，活命要紧！等着死，不如逃着死，“逃着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于是他们不怕背着“叛逃”的罪名，不顾边防战士的恐吓子弹，纷纷成群集队地从水路或陆路偷渡香港。其中不乏被抓捕、被击毙者，但始终挡不住求生者的步伐！仅1962年5月一个月，就有3万名逃港者。这难道不是对大陆当年“社会主义好”的一次极大嘲讽，又是什么呢？！
又如1962年6万新疆人集体叛逃苏联的“伊塔事件”：
日，“伊塔事件”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霍尔果斯口岸有定时的中苏国际公共汽车对开。1960年之后，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双方对开的公共汽车明显地减少了。4月22日凌晨，数十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到苏联去，一名边防检查站的值班人员说：“今天没有去苏联的公共汽车。”他的话音未落，立刻一片叫骂声，值班人员和边防战士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境的人已经达到数百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我们要去苏联！”这时，冲进伊犁州委大院的至少有两三千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土枪和火铳，冲着伊犁州委办公大楼“砰……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楼内一百多名中共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了离伊犁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院内，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闹事的人群抢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办公室。州委干部守在办公楼的平台上，下面的人攻了几次也没能攻上来，双方僵持住了。几个小时之后，围攻的人群包围了离伊犁州委不远的伊犁区党委，人群中有人高呼口号，挑动群众打砸抢。当时，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带领工作组正在伊犁检查工作，听到消息后便从军分区赶到伊犁区党委。曹达诺夫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不要……”还未等曹达诺夫把话讲完，围攻的人群就叫喊起来：“打啊，冲啊，打死这些汉人！在一阵喊叫声中，人群又朝伊犁区党委的大门冲来。曹达诺夫和区党委的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了院子里。这时伊犁罕分区警卫连战上赶到了，战士们挎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了冲击的人群。仅仅过了几分钟，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开始后退。与此同时，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军区，都接到了来自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持，但是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霍尔果斯山口，人群越围越多，不少人开始围攻守桥的边防战士，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扯碎了五星红旗，冲上了霍尔果斯桥头……这时，苏联境内从阿拉木图方向开来了一长溜汽车，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回老家的，想去苏联的冲过桥去。”
“砰……砰……”边防战士开始朝天鸣枪，很快枪被夺走了，战士们被挤倒了，人群从边防战士的身上踏了过去，如同一股潮水般地流入了苏联境内。此后，从新疆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20几个县，在3千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3天3夜，白天苏联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6万7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只剩几百人。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外逃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这一事件时，打开一份电报说道：“这是刚收到新疆军区的电报，伊犁和塔城地区的几万边民，围攻了党政机关之后，跑到苏联去了。”
“哦……”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周恩来说：“这个事件，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周恩来继续说：“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注：祖龙泰耶夫曾任新疆民族军副司令，新疆军区副参谋长；马尔国夫曾任解放军第五军军长、新疆军区副参谋长、伊犁军区司令。）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的一棵百年古柏说：“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说：“还有一些人也要走，我看是不是让赛福鼎同志去做一下工作？”毛泽东说：“我看不必了，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讲不清楚，过2O年，也许30年，大家会明白的。”“愿意走，可以欢送嘛！”毛泽东的思路跳跃得很快，改变话题问道：“中印边境那边有什么情况吗？”“我刚接到总参的一个报告。”周思来虽然未披露这份报告的内容，但大至情况是：从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度政府趁中国处于困难时期，蓄意制造边界紧张局势，大肆蚕食中国领土。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中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共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干部战士47人。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历时１个月，中国军队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在双方作战中，中国军队全歼印军３个旅，另歼灭印军５个旅各一部，俘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希尔·辛格准将，总计歼灭入侵印军89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飞机5架，坦克10辆，汽车400辆，各种枪6300余支（挺），及其它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在反击作战中，中国军队共伤亡2400余人。（注：资料参考于邓礼峰所写的《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一文）其后，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要求到苏联的报告被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后，立即前往苏联。当他们从新疆军区礼堂里走出来，直接上了送他们的吉普车，和他俩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40多名校、尉级军官。在刚才举行的欢送会上，新疆军区的主要领导都没有讲话，不少人对送他们出走想不通，因为中共中央有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这些去苏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上了汽车，汽车驶出了乌鲁木齐，向中苏边境驶去。（注：资料参考于陈志斌、孙晓《冰点下的对峙》一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第1版）当时毛泽东为何作出“愿意走，可以欢送嘛！”的决定？
这似乎不符合毛泽东一贯“强人”的性格和做法，但设身处地来分析一下当年的环境背景，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的一种“无奈”而又痛苦的选择。他何不想让自己亲手建立的国家尽快地富裕和强大起来，何不想让自己的老百姓过着比任何一个国家还要好的生活。但他曾未预料到的是，自己的理想竟屡遭中国现实社会的大碰撞，其后果又未预料到如此的严重。俗话说：“人穷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周边几个国家就是趁中国困难之际才多次挑起边界事端，一心想捞到好处。这对于毛泽东来说并不可怕，他深信自己的军队将士是爱国的，是会同仇敌慨打败一切外国侵略的。而对于自己的老百姓，他就非常为难了。他深知3年的人为灾害，不仅给内地老百姓带来饿肚皮的困难日子，也给边疆不少民族带来了很多苦难。相对来说，当年的苏联要比中国好一些，最其码不会没饭吃或饿死人。老百姓为了求生存，逃往苏联，不能纯粹以政治眼光认为这就是“叛敌”的举动，而是“人往高处走，水朝低处流”的正常人性所为，就象历史上多次大饥荒造成大迁涉、大逃难一样，并没有多少“政治动因”，而是老百姓“求生存”需要！假如我们这些领导人头脑不发热，稳步搞建设，有饭吃，有衣穿，有住所，相信不会有这么多老百姓离开生育和养育他们的土地，背井离乡地逃往它国。错不在老百姓，而错在我们自己。倘若一旦采取简单的暴力手段阻止他们外逃，不仅会引起老百姓更大的离心力，反而会激化民族矛盾，并将进一步加剧中苏关系恶化，同时也无法解决这么多老百姓眼前的实际困难。虽然毛泽东用“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来自我安慰或转移矛盾的视线，但他心里明白，如果“老大哥”那边搞得确实比我们差，他就是搞再多的“名堂”，甚至是用鞭子赶，老百姓也不会朝那边跑。还是我们当前不如他们好才造成这样的恶果。最后他只能这样说“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过2O年，也许30年，大家会明白的。”此话既有气愤的心态，又有对中国未来充满自信的心态。只要我们尽快地调整好政策，不相信中国在过一段时间后比你们苏联搞得差！可能，这就是毛泽东在此心态下作出的决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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