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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IIS 帮助&（可在 IIS 管理器 (inetmgr) 中访问），然后搜索标题为&网站设置&、&常规管理任务&和&关于自定义错误消息&的主题。上海舊事（二）【圖文】
　　十二、解放初的上海几所大学简介1、国立交通大学交大于1896年在上海成立，被誉为“民主堡垒”和“中国工程师摇篮”的理工学府。有理学院、工学院、管理学院。校务主委吴有训、副主委陈石英。2、国立復旦大学復旦大学于1905年成立，有文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另设一个经济研究所。校务主委张志讓、副主委陈望道。3、国立同济大学同济大学创于1907年，有医学院、工学院。校务主委夏坚白。4、国立暨南大学暨大创于1927年，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后文、法、商各系并于復旦，理学院各系并于交大。校务主委季正文。5、私立沪江大学成立于1912年，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行政委员会主席余日宣。6、私立光华大学创立于1925年。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校长廖世承。7、私立大夏大学于1924年在上海成立。有文学院、理工学院、法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另设一个畜牧兽医学院及一个师范专修科。校长欧元怀。8、私立大同大学于1912年在上海成立。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工学院。校长平海澜。9、私立震旦大学震大创于1902年，下设法学院、文学院、工学院、医学院附设牙医专修科。校长胡文耀。10、私立聖约翰大学聖约翰大学创于1878年，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从1946年起停招。校政委员会主席杨宽麟。11、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前身为国立上海商学院，改名前上商已合并了上海法学院的相关院系。各系如下：财政金融系、会计学系、企业管理学系、统计学系、贸易学系、合作学系、保险学系。院长孙冶方，副院长姚耐、褚葆一、褚凤仪。12、国立上海航务学院日，由交大航管系与吴淞船专合并而成。有航海、轮机两系。13、国立上海医学院上医于1927年设于吴淞，1950年秋，中法药学院并入。有医科、药科。教学医院有中山医院、华山路的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和在江湾的澄衷疗养院。院长朱恒壁。14、私立之江大学前身为之江文理学院，1845年创于杭州，抗战胜利后扩为之江大学，校址在六和塔秦望山。有文理学院、财经学院、工学院。校长黎照寰。在上海设分校。15、私立东吴大学东吴创立于1900年，在苏州天赐荘。校长杨永清。有文史、经济、社会、政治、外文、生物、物理、化学、化工九系，并有药学专修科。在上海设法学院，院长盛振为。十三、上海雷士德工学院（一）亨利·雷士德其人上海雷士德工学院建成开学于日，到1944年停办，历史并不长，延续时间仅十年。雷士德工学院是英国人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单独出资开办和维持的。雷士德出身于1839年，受过高等教育，所学专业为土木工程和建筑。1867年在他28岁时，由英来沪当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到1926年5月去世，在沪时间长达59年。他一直从事房屋设计和建筑工作，去世前曾与约翰逊（Johnson）、马力斯（Gordon Morriss）合伙开设德和洋行（一称雷、约、马、建筑师和测绘师事务所―Lester,Johnson & Morriss, Architectsand Surveyors）。几十年中他设计了不少英国式的房屋，据说北京路近外滩一带的楼房，例如目前上海广播事业管理局的那座楼房，以及虹口大名路上不少类似的楼房，都是他设计建造的。他孑然一身，自奉甚俭，从未成家，也不购置住宅，在沪数十年，都栖身在英侨总会里。作为建筑工程师，他赚钱不少，主要用以经营房地产。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的那座房子（现上海服装店）就是他购置的产业。他去世前留有遗嘱，详尽地制订计划，要求把他的全部遗产用于在上海推进理工教育和医疗事业。单就工学院而言，他连建校地址、校舍建筑、课程设置、学生人数以及校领导和教师待遇都订入计划。他的总计划为：1、建立一所医院，即仁济医院（英文名Lester Hospital,该医院设在山东路）。2、建立雷士德医药研究所（Henry Lest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设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3、建立雷士德工学院及附设中专，设在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这些机构的地产都是他的，也国他在遗嘱中选定的，还规定如尚有多余资金，就用以扩大工学院的规模。他在日逝世，终年87岁，葬于万国公墓（今静安公园）。死后一年，即1927年他的遗资产达一千四百三十四万三千八百一十二点三两银子。到1932年，因产业涨价，总值增至近二千万两。他死后，根据他的遗嘱成立了雷士德工学院，规模比他在世时所计划的要大得多。雷士德在上海的发迹主要是靠经营地产，但他与同样靠地产发财的沙逊和哈同这两个英籍犹太人有所不同。他作为一个建筑工程师来上海，是用他的建筑工程技术为上海的初期建设作过贡献的，不像沙逊和哈同那样，仗依帝国主义势力，贩卖鸦片和放高利贷，坑害我国人民，以及操纵上海地价，强取豪夺。他也不像沙逊和哈同那样穷奢极侈，挥霍我国人民的血汗，甚至干涉我们国家。的政治，破坏我们国家的经济。雷士德生前吝惜资财，不谋享受，死后将全部遗产用于上海教育和医疗事业，更是不能和沙逊和哈同相比的。（二）筹办工学院经过雷士德死后，为履行其遗嘱，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日，照他所拟计划，组成了雷士德遗产管理委员会（The Lester Trust），由五个委员组成，其中一人为主任，另有一人为秘书。华德（H. Lipson Ward）和马斯德（R.F.Chester Master）曾先后当主任；与雷士德合伙搞房屋建筑的马力斯，以及内雄（W.Nation）、贝尔（A.D.Bell）、波特（H.Porter）、帕森斯（E.E.Parsons）和麦克唐纳（R.G. Mac Donald）等先后充当委员。秘书一职一直由在沪设有事务所的会计师威尔金森（E.S.Wilkinson）担任。委员会成立以后，即着手按照雷的遗嘱进行筹设医药研究所和工学院的工作。雷士德医药研究所在1932年11月先行成立（现为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工学院和附设中专的英文名为The Lester School and Henry Lester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中文名称原系照英文生硬地译出，其全文为“雷氏德工业职业学校及雷氏德工艺专科学校”，后来学生们对这中文名称大有意见，就在口头和书面上改用“雷士德工学院”这个比较简洁的名称。学校原只计划提供总额三百多名学生的设备，任何国籍的学生都收，但主要招华籍学生。后来因经费充足，设备有很大扩充，学生名额也随之增多。遗产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对创设医药研究所和办工学院毫无经验，因此首先向香港大学提出谘询，请求协助。港大校长派遣厄尔（H.G. Earle）博士作为代表充当委员会顾问。厄尔于1927年9月来到上海，经研究后提出一份报告，并建议将工学院和中专合设在一处。这个报告被委员会采纳，翌年（1928年）8月，获得法官格仁（Peter Grain）爵士的裁定（按照英国法律，执行死者遗嘱，必须先获得法官裁定），将学校设在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这地方原为虹口地区一个闹市，不宜设校，但因遗嘱中有此指定，不得更改。为使筹设学校的计划顺利进行，委员会特请香港大学的布朗（Walter Brown）教授前往英国，调查了解英国国内办科技教育的方法，以及把这些方法应用于上海的可能性。他的调研工作历时两年多，在1931年提出一份详尽的报告。由于那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衰退，银价涨落无常，金融情况不稳定，委员会推迟了关于建校的最后决定，直到一年后才继续按计划进行。此时，雷氏遗产已增值四成，有助于计划的扩充。1932年与1933年之交的冬季，伦敦北方专科大学（The Northern Polytechnic, London）的退休校长克莱（R.S.Clay）博士来沪访问，委员会请他审查已经拟定的设校计划。他强调工学院与附设中专合在一处是适当的。日，伦敦大学工学士、英国土木工程学会会员李赉博（Bertram Lillie）被任命为工学院与附设中专的校长。他在简单考察了英国一些有名的工科学院后，于同年9月初抵达上海。此时因建校计划已延缓过久，建造校舍的工作必须尽速进行，而且校舍建筑和校内设备必须符合各种形式教育要求，因此，除招收一般学生外，还决定开办夜校，培训业余学生。校舍设计拟定之后，在日举行奠基典礼，基石由英国驻沪总领事白利南（John Brenan）和当时我国教育部长王世杰共同植置。仅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一座耗资一百万银元的壮丽校舍即已建成，并于10月1日启用。其规模甚大，装饰甚美，屋内的墙壁、门窗、楼梯、地板和盥洗间都甚考究，并装有暖气设备。此外还装有专供校长和教师使用的自动电梯，这在当时的上海还属罕见。因为校舍壮丽，大礼堂比较宽敞，在沪的英国文化协会和国际性的中国工程师协会都曾借用来召开大会。1934年3月，在英国聘请了七个人作为教员的核心，八月底他们到沪任职，同时举行第一次招生考试。日校在10月8日开始，夜校在11月5日开始。（三）学校概况这个学校设有日校和夜校。日校包括学院、附设中专（高中）和初中三部分，其规模在当时可说不小，校舍和设备也可说十分完善。学院设有建筑和土木工程及机械（包括电机）工程系。夜校设有机械、建筑、土木施工、电气安装、化工、无线电工程等专业。这些系科和专业的设置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当时上海的洋商企事业单位服务为主要目标，校舍和设备完全按系科和专业要求建造和购置。校舍为一座大楼房，中间三层和两翼都供教学之用，后来在后面又费资十七万五千元增建一翼平顶房屋，准备再加层添建。楼的大门廊当中墙上挂有雷士德的油画立像，这是除校名外用以纪念雷氏的唯一象征。除教室外，楼内设有各种工场和实验室，还有大礼堂、图书室、博物室、校长教职员办公与备课室、教师和学生食堂及厨房等。大楼总面积约八千平方米。各工场和实验室的机器设备耗资六十万元，都是当时最新和最齐全的，而且专供教学使用，具有多种功能。所有课桌椅和家具都相当考究，黑板是可以上下滑动的两块大石板，极便使用。学校聘请一个退职的船长当校舍管理员，下面雇有不少清洁工人，每日不停地揩擦、扫除、冲刷、打腊，使室内外常保清洁。这个校舍的唯一缺点为太近闹市，噪音过多，不免影响上课。这个学校设备虽好，但容纳的学生并不多。学生全部是华籍，抗战前夕的1937年春季，学生最多，但上全日课的包括学院、中专和初中三部分学生在内，仅有四百五十多人，上夜课的仅有一千二百多人。学院和中专合在一起，直接由校长和注册主任两人管理，许多教师同时教学院和中专。初中设在三楼，具有半独立性质，由一个英籍人当主任，所有教师都为华人。学院和中专的教师除两三个华人外，其余都是英国人。学院教师一律称讲师，不过每系有一个主任和一个高级讲师。工场和实验室里设有助理员。教师的人数非常少，日校教师最多时学院部只有二十七人，初中部只有八人。夜校教师除由日校教师兼任外，另聘兼职的教师，多半为在职工程师，最多时二十人。教师的待遇颇为优厚，除工资外还免费供应午餐，晚上有课时可在校吃晚餐或晚点，仅需付少许费用。外籍教师有两类，一类是从英国请来的，占大多数；一类是在上海聘请的。华籍初中教师每月工资都在一百元以上，多的超过二百元，而且规定逐年增加。学院的讲师，试用三个月，每月支薪二百四十元。后月薪可达三百元，并规定每年加薪十五元，直到四百五十元为止。聘任合约是在学校指定的律师事务所签订的，除自请辞职或因故被学校辞退外，可继续任职到退休。学校还订有储蓄金办法，每月由教师交纳工资的百分之五，再由学校加付百分之十，统存以利储蓄，到教师离校时本利一次领回。因为教师们的职业有了保证，待遇在当时相当高，因此工作比较认真。英国人的等级观念非常浓厚，学院部的教师，不论外籍或华籍，都在二楼食堂用膳，吃的是西餐西点，质量相当好。在这个食堂里，校长有其专座。初中部的华籍教师则限在三楼学生食堂里用膳，吃的是中餐。不但吃饭分开，就连盥洗间也分开，在二楼有学院教师专用的盥洗间，校长有独用的一间，初中部教师则与学生共用三楼的盥洗间。校长的权力很大，学生无论什么事都得经他批准。在学校每年印发的概况说明的扉页上，都印有“校长拥有拒绝任何学生申请入学而不说明任何理由的权力”的字样。他还经常在课间走进教室，视察学生出席和教师讲课的情况。有学位的教师在讲课时都要穿学士服。这个学校的学生不多，收费不高，而开销却相当大，据估计培养一个工学院学生，学校要化费大约五千元。学校定有校徽，有的学生穿制服，其上装胸前镶有校徽。学校还定有校训：“苦心志，劳筋骨”，系摘自我国的古训。初中学制三年，着重德、智、体教育，奠定进中专的基础。新生年龄必须小于十三岁，并通过中文、英语、算术考试，入学后的主要课程也为中文、英语和数学。中文课包括文、史、地和公民，学生的作文规定须用毛笔书写，要求字迹工整。英语课要求学生熟练讲、读、写，数学课全部用英语讲授，同时也学简单制图。每周都有体育课，有体操和球类运动。初中一、二年级每周上课五个全天，三年级每星期六上午上半天课。学生可以在校吃午餐。中专的学制也为三年，课程结合一般的高中课程和技术课程，目标在于培养学生能在毕业后进入学院继续深造，或进入工程单位担任低级技术工作。成绩较优的学生得以报名参加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倘获通过，就可以免去加入英国土木工程师会或英国机械工程师会的初试。中专学生的入学年龄不得小于十四岁，必须具有初中毕业程度，并通过中、英、数的考试。非华籍学生也可入学，但免试中文。课程每年都要学中文（非华籍学生改学法语）、英语、数学、物理、制图和体育，此外要学两年的化学、力学和地理（要熟悉工程材料产地）。在三年中，学生每学期都要在各工场练习各工程项目的操作，每星期三个半天。因为学建筑工程和学机械工程的学生系分班上课，故他们的课程和工场的实习内容有所不同。除中、法文外，所有课程都用英语授课。对于准备参加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学校特别给予机会，多教些应考的学科，同时减少工场实习的时间。中专毕业生可得雷氏遗产管委会颁发的文凭，倘欲参加工作，委员会可以介绍他们到在沪各洋商企业当学徒。学院的学制开始时定为三年，1938年起改为四年。学生按机械工程和土木工程分为A、B两班，其专业课内容有所不同，但数学都要连续学三、四年，第一年都要学物理和化学。学生入学都要通过英、数、理、化和力学考试。学生来源除学院的附设中专外，主要为当时租界和教会办的中学。已经通过英国各大学入学考试和上海圣芳济等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免试入学，但必须先经校长许可。上课时间为每周五天半，每天上下午各三节课，全部排满。为使学生具有充分的实践经验，每周有不少时间在工场或实验室上课或实习。学生必须各科成绩及格，才能得到毕业文凭。毕业生做过一年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并写出一篇得到认可的论文后，学院可以吸收他为院士。毕业生得以进入上海各大洋商企事业单位，担任较重要的工程技术职务。事实上，学院毕业生进入上海电力公司等公用事业和怡和洋行等洋商企业工作的也不少。同时也有一些毕业生被推荐入当时政府的建设工程部门工作，这主要是因为抗战期间洋商业务压缩，不需要添补新人。当然出国深造或自谋其他工作的也有。曾取得伦敦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生，在学院学习一年后得参加该大学的中期考试，二年后参加终考的第一部分，四年后（即毕业后）参加最后考试，通过一级才可以参加上一级的考试。倘若最后考试得以通过，则被该大学授以校外理学士的学位。这些考试都在上海举行，由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派人监考，试卷由伦敦寄来，考后寄往伦敦大学评阅。学院所以能取得伦敦大学的许可，让学生参加校外学位的考试，系因该大学曾派教授来审查了解教学条件，认为符合要求，因此成为当时除香港大学外，在远东取得伦敦大学认可的唯一学院。夜校的学制一般定为七年，学生每周至少要上三个晚上的课，经过特别准许的可以选学单科。学校对于夜校学生的管理很严，非经批准不得迟到、早退或缺席，作业必须按期交与老师，否则取消学籍。夜校学生多数来自各洋商单位，年龄不一，基本上都是工人或小职员。入学前他们都有一定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但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通过学习，可以在原单位得到升级和加薪，因此参加的人相当踊跃。学费头三年每年十五元，以后每年二十元，只学单科的每年十元，有的人是单位出资送来学习的。夜校开课的专业除机械和土木建筑工程外，还有电工、化工、无线电工等。开头两年，学生都要先学英语、数学和机械制图。由于要求很严，课外作业布置得相当多，因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被淘汰的不少。如机械工程系第一班学生在第一年有四十几名，到毕业时仅剩十多名，几乎有三分之二被淘汰。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一些公用事业和洋商以及中国工程师协会（在沪的国际性工程师组织）都设立奖学金，发给成绩优良的学院和夜校学生。学院和夜校基本上都不用课本，所有课程都由教师按要求编写讲义讲授，让学生们在课堂上抄或听写。学校还设有文具纸张出售部，低于市价售给学生。在中专里，外籍学生很少，学院和夜校里，外籍的很多，英、法、西、葡等欧洲国家和印、菲等亚洲国家的人都有。教师以英籍占大多数，故在校内英语为通用语言。学校的所有各部分都只收男生，教师中仅有一个教英语的为女教师，但办公室职员和图书馆员都是英籍少女。这个学校虽为英国人所办，但与教会丝毫无关，因此校内没有宗教气氛。除雷士德逝世纪念日师生们往静安万国公墓祭扫外，其他教学外的活动很少。学院学生曾组织一个工程师协会，邀请校外工程专家讲演，有一些学生参加中国工程师协会为学生会员。学校在开办前就向南京政府立案注册。1936年夏，教育部曾委托学院办过一期全国性的高等工程学校教师进修班。国民党政府对这个学校没有过什么干预。为了管理校务，在雷氏遗产管委会下面，设立一个由四人组成的校务管理委员会，其中一人是校长，一人是遗产管委会的秘书，两人由遗产管委会委员兼任，这两人中有波特一人当主任。在校内管理学校的仅有校长李赉博和注册主任桑顿（A.E.Thornton）两人。所有教师只管授课，不管校务，兼当系主任的也只管系内事务。后来为审定毕业文凭的颁发，学校另行组织一个校外考核人委员会，由校长兼充主任，七个校外工程技术人员当委员，其中一人由教育部指派。（四）开办以后和夭折原因学院和中专在日开始上课，当时初中部尚未开办，学生总数仅一百四十人。夜校于同年11月5日开始上课，每星期总共只设五十二课，学生总数为六百○二人。1935年秋，日校学生增至二百十六人，夜校学生增至九百七十三人。1936年夏，原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英华学校停办，其校长纽沙姆（G.F.C.Newsam）在九月被聘为新设的初中部主任，兼任学院和中专的英语系主任。这一年秋的学生人数达到最高峰，日校有四百五十八人，夜校有一千二百十人。从1934年秋到1937年夏这三年中，学校情况蒸蒸日上。日，为启用新建的机械和电机实验室，学校曾举行一个隆重仪式，邀请英驻华大使哈格森（H.K.Hugessen）主持。其后学校曾于雷氏逝世纪念日对外开放一天，让师生的亲属来校参观。不久八·一三战事发生，虹口地区被占，校务因而停顿。从这以后，这个学校进入多灾多难的年代，不断遭受种种挫折，以致于过早消逝。首先，因为学校所在的虹口地区战火连续数月，学校无法开学，临时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五六三弄一座洋房里开初中部的课，为期一年。因为既无实验室，又乏工场，连中专部分都无法开课。到1938年秋，战火虽已远离上海，但虹口地区仍被日军控制。经与日方交涉，才让日校在校舍内恢复开课，学生们每日来去都要乘租用的大客车，由实验室助理教师英人麦克令（H.Y.Mclean）护送。汽车停在白渡桥南端外滩公园外面，过桥时都要停下，让日兵上车检查进入虹口的许可证，并点算人数。回来时也一样。中国教师过桥要向日兵出示通行证，还要鞠躬。不但过白渡桥如此，就是过里虹桥也如此。因为许多学生害怕或不愿过桥到虹口地区学习，这一年的学生人数猛减。夜校则分在南京东路电力公司楼上和福建中路的电话公司楼上开课，只设电气专业，学生人数也大为减少。当学校初在虹口恢复开课时，东长治路一带几乎路无人行，以后从苏州河南面过去的人才逐渐增多。一年后，日方对虹口地区的控制逐渐松弛，后来不需要凭通行证进去，故从1939年秋起，学生逐渐增多，但始终没有恢复到1936年秋的人数。后来夜校也迁回上课，但专业仍大为缩减，学生人数也少。由于战火的影响，1937年下半年，有若干英籍教师回国不返，教师从二十七人减至二十人，以后复逐渐减少到十七人，同时教师的质量也差了。为补充教师的不足，从1941年以后，聘用了两个从德国逃难来的犹太德国籍人，一个白俄人和一个兼职华人授课。1940年，李赉博校长回国休假归来，在外虹桥因与日军哨兵争执，遭车祸伤重死亡，就由桑顿代理校长职务，同时兼注册主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在沪的英美单位都被军事管制，许多英美籍人被关进集中营，但雷校的英籍人仍然继续工作，一切教学都照常进行。日方只对学校的经济加以管制，一切用款都要经其批准，教师待遇等没有改变，如此维持了一年。1942年底，日本的侵略战争开始失利，所有英籍人被关进集中营，由日方派同文书院的院长池田来兼雷校的负责人，并派日人接管办公室，学校的教学工作由那个白俄人负责，临时找几个兼职教师维持。到1944年，校舍被日本海军占用，学校因而结束。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爱国同胞无不义愤填膺，雷士德学校的学生员工也不例外。1938年秋恢复在虹口上课以后，曾先后发生化学实验室助理员和一个学生因有抗日行为被捕事件。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这学校里有地下组织，暗中与进步学生和职工一起与日伪作斗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关在集中营的英国人既获自由，当即谋求恢复开学。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无法实现。1、被日海军占用的校舍被国民党海军作为战利品“劫收”。学校负责人以及雷氏遗产管委会多次向南京政府交涉，都毫无效果。校舍被劫收以后，一切木器和木制品，包括楼梯栏杆上的扶手木条，都被蒋军官兵卖掉或当柴火烧掉，一切可以拆下的金属机件，都被当作废铜烂铁卖掉或毁掉，即使校舍得以收回，学校恢复也非易事。2、雷氏遗产很大一部分资金借给在沪洋商单位，由它们提出抵押品作保证。因伪币贬值，贷出之款随之贬值，几乎损失殆尽，有的抵押品被日军蹂躏糟蹋，变得分文不值或荡然无存，也有些资金被管委会会员中饱。因此要完全恢复这学校，经济上也存在困难。学校既无法复开，英籍人员当即被遣散，由国外来的都离沪他去。华籍教师所存的储蓄金本息直到解放后清理战前存款时，才得以从遗产管委会秘书威尔金森所设的会计事务所领回。建国后，雷士德工学院经国家修理利用，现在是上海海员医院。未损失的机器设备国家也充分加以利用。雷士德工学院虽然存在仅仅十年，而在这十年中又屡遭挫折，因此它只是昙花一现。但在它短短的寿命里，曾经培养出了一些有用的技术人才。雷士德工学院位于东长治路505号，由英国人亨利·雷士德（Henrs lester）独资创办和维持，日创办，至1944年停办，历时十年。该院占地约一万平方米，分四个建筑群，建筑面积近二万平方米。设计十分精巧，正中五层，上面还建有弧圆形穹顶，两侧逐渐降为四层，三层，状似英国议会大厅，建筑壮观华丽，装饰考究，设备齐全，教师、宿舍、大礼堂、图书馆、博物馆各种工场与实验室以及教师和学生食堂应有尽有。楼前辟有小型庭园，有假山、喷水池、小亭和多种花卉。这在当时上海高等学校中尚属罕见。1945年抗日胜利后，学院被国民党海军接管，学院财产损失惨重。1946年借给吴淞商船学校，1950年再改组为国立上海航务学院，1953年航务学院迁往大连后，又改为上海海员职工疗养院。1955年改为上海海员医院至今。十四、仁济医院因说雷士德，不得不提仁济医院还有他的功劳仁济医院是上海开设最早的一家西医医院，它是1844年初开埠后不久，由一个名叫威廉·洛克哈脱的传教士兼医师受英国基督教伦敦教会的派遣来沪在大东门外开设的，原名中国医院，以新医术免费为华人治病，后迁到小南门外一幢老式住宅。1845年月医院在教会支持下，向上海外侨募得2800多银两，在山东路麦家圈建成一所新医院，于1846年7月移至新址，命名为山东路医院，亦称仁济医馆，有病床60张，实行施疹舍医，1856年招收中国人佐理医务，为上海培养了第一位中国西医师。1873年山东路医院在今仁济医院的院址建成近3000平方米的二层新楼房，底层为门诊部，楼上辟有床位60张。不久，大买办徐润的夫人捐巨资在隔壁设了女医院，专门免费诊治妇女疾病和开展新法接生，后于1927年与山东路医院合并。1880年，伦敦会同工部局缔约，将医院交给工部局管理，期限25年。1896年，医院又开办高级看护学校。1904年工部局管理期满，英国人淡文卜担任院长，山东路医院改变过去免费治病的惯例，实行不同时间、不同等级、不同收费标准的办法，由此不仅还清了对教会的欠款，还扩充了规模，1922年又从欧洲购进了上海第一架X光机。1927年医院接受英国侨民德和洋行行主雷士德的馈赠，改名为德和医院，雷士德遗嘱指定用100万两银子建造这所医院,规定不设置单人住院病房(必须隔离者除外〉,穷苦和急需住院的病人应免费接纳并免交一切费用,门诊病人也免收一切费用，并改变过去全部由传教士担任董事的状况。1931年，一座拥有250张床位和综合门诊的五层现代化医院建成，正式定名为仁济医院，院长由英国人担任，全年门、急诊达20万人次。由于施行大手术视病人情况收费，赤贫者可以免收，受到了上海市民的欢迎。抗战爆发后，因收治大批伤员，医院开设骨科病房，这是上海第一个骨科专业病房。1941年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日本同仁会华中支部接管该院，战后，国民政府卫生局指派陈邦典接管医院，由陈任院长。该院改为教学医院，成为同德医学院等见习生、实习生的实习基地。上海解放后，1952年11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批准，仁济医院由上海第二医学院接管，更名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当时有250张床位，14个临床科室，5个医技科室，职工400余人，其中西医师76名。为了将医院办成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医院，医院悉心培养人才，重视医学科研工作，并广泛收罗名医，由此人才济济，拥有心脏内科专家黄铭新、神经科专家周孝达、心血管外科专家兰锡纯、妇科专家郭泉清等蜚声国内外的医学家，1954年，医院胸外科成功施行了国内第一例两尖瓣狭窄闭式交界分离和风湿性两尖瓣狭窄闭式交界分离手术，后又连续开展肺动脉瓣狭窄闭式切除，低温麻醉下腹主动脉瘤切除等手术，推动了我国心脏外科等临床医学的发展。文革期间，因一名胸部患病儿童医治无效而死，张春桥在有关报告上批注，在全市掀起批“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恶浪，医院不少医务人员惨遭迫害。文革后期，医院恢复了中西医结合病床，把工作重点转向医教研建设和发展心血管事业，并开设侨胞门诊和监护病房。1990年，医院在原址新建门诊、病房综合大楼，添置了全身计算机断层扫描机、彩色多谱勒超生诊断仪、多功能生化分析仪等先进设施，更进一步促进了医学的发展。90年代中期，医院有临床科室21个，医技科室8个，教研室和研究室13个，病床607张。此外还设有上海激光医学研究中心和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等附属机构。20世纪末，仁济医院抓住浦东改革开放的契机，在陆家咀金融区又建立了一所分院，两院共拥有床位1160座，临床科室26个。消化内科为国家重点学科，心血管内外科为上海市重点学科，风湿、妇科等方面的诊治研究颇具特色，有的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今天，有150多年历史的仁济医院仍充满勃勃生机，为21世纪我国医学事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在仁济医院门口的这一条马路叫山东路，朝北一过福州路的这一段山东中路过去称望平街，则是一条名街；这条路辟筑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碎石路面，初名庙街。但早在1845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就在此购地开设墨海书馆，并建造了家属住宅，以后人们把这块地方统称为麦家圈。麦家圈除了墨海书馆外，还有仁济医院和基督教天安堂。1865年工部局将这条路正式定名为山东路，但南段望平街之名仍沿用很久。现在在福州路的西段还有一条平望街，旧上海报业集中在望平街一带，望平街上资格最老的报馆，要数大名鼎鼎的《申报》馆，开办人是英国商人E·美查。他认为“此报乃与华人阅看”，决定请中国人来担任主笔，放手让主笔独立地主持笔政，不加干预。这一招相当高明，使《申报》适应了中国人的胃口。《申报》出版仅一年，就把上海第一家中文报纸《上海新报》挤垮了。以后在激烈的笔战中，又击败了另一偏袒官场的《汇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申报》独步上海中文报坛，营业蒸蒸日上，发行遍及全国，特别在江南一带，连穷乡僻壤也能看到《申报》。十五、史量才的第一桶金“申报在1907年被华人收购”，这个华人就是史量才，而且还是穷光旦。史量才原籍南京，寄居松江泗泾镇，为前清秀才，文笔口才均佳。平日衣着朴素，一年四季皆穿一件蓝竹布长衫。他因走路两脚脚跟不着地，如同麻雀跳一般，因而被人称为“麻雀先生”。他进学以后，抛弃科举，研究新学。但因家无恒产，不能长期困守，乃在二十岁时来沪投身教育界。最初在南洋中学任教，嗣即创办了一所女子蚕业学校，又在广方言馆任理化教师兼授生理学。《申报》是上海最早的一份报纸。1872年（同治壬申年）由英国人美查集资一千六百两所创办。同年3月28日出创刊号。《申报》馆址原在山东路、福州路口（即望平街三层楼）后建迁汉口路、山东路转角处。民国期间，《申报》由史量才化十二万元接办（分三期付清，每年各付四万元）。史量才是一个经济拮据、处境困难之人；一旦竟能筹集巨资盘进《申报》，其中实有一段原因。辛亥武昌起义时，史量才以青年厕身教育界，对各方面有相当联系。与同盟会江苏支部长章梓有往来，史声望有增，当局有重要会议也请他列席参加。当时上海名妓沈秋水有一恩客陶保骏。陶丹徒人，端方曾委任其充任南京军务要职。辛亥革命时，陶挟其所贪污的军饷十数万元来到上海，寄迹于沈的妓院，随身携带钱衣两包，交沈暂为保存。沪军都督陈英士探知陶有乘机割据镇江、自任镇江都督的企图，乃以商洽要公为为名，邀陶前往军府。陶应邀而往，一到即遭枪决。沈秋水闻耗，深恐陶寄存的钱物为当局所侦悉，加以追究，终日如坐针毡。史量才本与沈秋水相识。闻陶死，就到沈处探询。沈当以实情相告，请史代谋一安全之策。史聆言，心中若有所思，沉吟不语。沈追逼之，史忽正色言道：“此事处置不当，确有倾家之祸。现在我为怜惜你起见，也顾不得一切，我来担挡风险。以我在上海政、商、学界上的地位，可以说得到，做得到。当局既未来查包裹，你尽可放心。我来负责安全就是。”沈听罢，异常感激，且以史年少英俊，遂以身相委，并将钱包由史带去。此即史量才盘进《申报》的财源。史量才捞进一笔钞票，还搭进一个老婆。现山东中路由于墨海书馆、申报、新闻报的创设，西方科技书籍的印行，导致新法印刷术的应用和先进印刷机械的大最传入，促使上海印刷业、书业的发展。在麦家圈附近的福州路一带，后来逐步形成书局、文具店聚集的“文化衔”格局。解放后，原申报馆大楼归解放日报社使用。仁济医院作为著名市级医院，规模进一步扩大，原中西药房和天安堂的旧址都归该院使用。1984年仁济医院扩建，天安堂拆除作为建设用地，原外国坟山1952年改为公共体育场，1976年又在原地建黄浦体育馆。解放日报社在该路中段两侧。路南段大多是烟酒、南货、棉布、百货、饮食等小店。黄浦体育馆是区里当年一个重要活动场所，陈良宇经常出没於此；而今风光不再，最近也正在准备拆迁。黄浦体育馆平望街和望平街不搭界的，它们不在一条轴线上十六、旧上海证券大楼汉口路422号，是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解放前买卖有价证券的投机市场，成立于1920年。1935年底至1936年初，国民党四大家属利用内定各种公债换发“统一公债”的时机，在该交易所进行投机，制造“公债风潮”，以攫取暴利。抗日战争初停业。在通货膨胀时期，一个日本帝国主义高级经济顾问认为将上海游资驱向股票，可减少对物资的囤积居奇，加更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对物资的收刮。汪伪奴才马上通令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复业。这个停歇六年的交易所于1943年11月恢复。证券交易所复业后，除战前原有的经纪人外，又增添新经纪人一百二十名，当时上市交易的股票多达一百多种，经纪人又都是投机“老手”，因此投机声势极盛。“吸进、抛出”，“买空、卖空”，整个交易所一片乌烟瘴气。上海解放前夕，有二百零三家私营银行、钱庄，二十家官僚资本银行，十四家帝国主义银行。在从事金、银、外币、股票等的投机行列中还有证券交易所下面的一百多家经纪人，金业交易所下的七十多家经纪人和一百多家银楼。当时，纸币急剧贬值，物价疯狂上涨，金、银、外币充斥，利息惊人高昂，投机活动猖獗，到处一片混乱局面。上海于日解放，接着于6月10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市军管会的领导下，组成有军管会金融处、市公安局、警备旅等单位参加的作战队伍，迅速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十七、一解放，毛主席寄到上海的一封信新政协里的前朝遗老：日，毛主席写信到上海致江庸：“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骏人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 江庸（字翊云）于九月中旬赴京，颜惠庆（别号骏人）因病请假。新政协出席的代表中年逾七十者二十四人，按年齿为序如下：司徒美堂，八十三岁。张元济， 八十三岁。张 澜，& &七十八岁。李锡九， 七十九岁。陈嘉庚， 七十六岁。张难先， 七十六岁。沈钧儒， 七十六岁。沙彦楷， 七十五岁。陈叔通， 七十四岁。简玉阶， 七十四岁。周善培， 七十四岁。安文钦， 七十四岁。徐特立， 七十三岁。彭泽民， 七十三岁。吴玉章， 七十二岁。江 庸 ， 七十二岁。黄炎培， 七十二岁。何燏时， 七十二岁。房文礼， 七十二岁。何香凝， 七十一岁。符定一， 七十一岁。高镇五， 七十岁。李步青， 七十岁。王葆真， 七十岁。颜惠庆后于日在沪病故，所以第一届政协有名字，但未参加会议。十八、1951年的荣誉奖和奖金水平日上海“文汇报”报道：上海春节戏曲演唱竞赛的荣誉奖越剧 《万户更新》 东山越艺社沪剧 《幸福门》 中艺剧团沪剧 《赤叶河》 上艺施家剧团京剧 《三打祝家荘》 中南京剧工作团*&评话 《李闯王》 杨振新有*号是曲艺部分的第一名，其余是戏曲部分的一至四名。该报道并报道此次“春节戏曲演唱竞赛，参加的一百零二个戏曲曲艺单位中，五个获得荣誉奖，十四个一等优胜奖，廿八个二等优胜奖，廿二个三等优胜奖，落选的三十三个。”关于评定的标准是：“①鼓励新创作；②该剧团解放以来对剧改运动的积极性，他的原来水平（业务基础），和对竞赛的努力程度；③该剧评奖分数，这三个原则来评定的。关于决赛的评奖分数，与初赛时不同，计：政治立场与思想水平为三十分，剧本二十分，表演十五分，导演十五分，音乐十分，设计十分，共一百分。《万户更新》得八十九·六分，是最高的纪录。”日上海“大公报”报道：抗美援朝上海戏曲演出奖金玉蘭剧团 《信陵公子》越剧 奖金四百万元评弹改进协会 《群魔末日》《三雄惩美记》书戏 奖金三百万元共舞台 《十三本水泊梁山》京剧 奖金二百万元这一项奖金是华东文化部戏改处颁发的，已在一月十三日总结大会中发给。日北京＂人民日报＂报道：中央文化部为鼓励与表扬新年画工作起见，特征集各地新年画作品，邀请专家及根据群众意见加以评选，经文教委员长郭沫若主任、文化部长沈雁冰部长等负责首长最后审定，颁发一九五○年新年画创作奖金。评奖结果附列于后：甲等奖三名（每名奖金三十万元）《农民参观拖拉机》 李琦 北京《劳动换来光荣》 古一舟 河北《毛主席大阅兵》 安林 东北乙等奖八名（每名奖金二十五万元）《劳模会见毛主席》 尹瘦石 内蒙《新中国的儿童》 张仃 北京《我们的老英雄回来了》 冯真 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顾群 北京《读报图》 力群 山西《欢迎苏联朋友》 邓澍 北京《创造新纪录》 关健 东北《支援前线图》 姜燕 石家庄丙等奖十四名（每名奖金二十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时典礼阅兵式》 张启 杭州《四季生产图》 毕成、王角 东北《人人敬爱毛主席》 烏力吉图 内蒙《建政权、选好人》 烏 勒 内蒙《减租说理》 徐立森 武汉《好副业》 张怀信 山西《支援前线》 俊生、清泉 上海《新中国的歌声》 梅生 上海《庆祝胜利努力生产》 墨浪 北京《河伯娶妇》（故事画） 王淑晖 石家庄《城乡互助物资交流》 张建文 石家庄《提高文化》 任迁乔 山东《新疆代表向毛主席献礼》 黄均 北京《人畜两旺》 梁黄胄 青海注：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比较现在：中国作家富豪榜出炉余秋雨二月河韩寒位居前三历时月余调查，本报(财经时报)独家推出中国作家“富豪榜”榜单制作说明版税：发行册数×定价×版税率（10%）1、发行册数主要来源于图书版权页，没有标明印数的则以相关出版社发行部提供的数据为准。2、图书版税率目前国内大致为8%-12%，根据作家、出版社提供的情况，我们抽取了平均比例，版税率以10%为基数，以便于计算。一些出版社看过榜单目录的编辑表示，上榜作家的版税率一般不会低于这个数字。3、图书选取时间为作家近十年来的主要作品，一些影响比较小的作品，因为统计的困难和数量较小，不计入内。4、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我们无法把作者作品所有版本的印数统计出来。上榜作家的版税数字，如果将他们作品的各种版本加以统计，数目可能还要更高。5、另外，部分作家的作品在影视改编方面获得的利润也很可观，比如海岩、池莉、二月河等人，但这毕竟属商业秘密，很多作家不愿透露，所以在排名时，我们仅以图书版税计算。6、作品的海外版权因为总体比例不大，亦没有计算入内。7、版税总数根据以上几点，折算而得。由于印数和具体的销售数存在差距，有的出版社提供的印数与真实印数也存在差距，由于调查的难度，难免无法完全反映作家的真实版税收入。具体的折算方法以余秋雨为例。8、本榜单结果据以上条件推算而得，与真实状况存在差距之处，敬请各界理解。换算示例余秋雨1400万折算方式中国作家TOP251、余秋雨1400万2、二月河1200万3、韩寒950万4、苏童900万5、郭敬明850万6、唐浩明820万7、易中天800万8、郑渊洁780万9、杨红樱750万10、姜戎720万11、安妮宝贝700万12、王蒙500万13、陈忠实455万14、贾平凹420万15、铁凝400万16、海岩380万17、周梅森375万18、张平355万19、余华350万20、莫言345万21、阿来330万22、池莉320万23、张悦然300万24、刘心武275万25、刘震云250万2006年，对中国作家来说是个多事之秋，先是韩白论战、先锋作家洪峰挂牌乞讨，接着诗人叶匡政在网上炮轰“中国作家死了”，中国作家究竟怎么了，中国作家是不是也呈现出贫富两极分化？本报用了月余时间，走访了诸多作家、出版社、书店，深入了解作家作品的销售情况，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生存状况。调查的结果其实在意料之中，一些作家在为生存苦苦挣扎，一些作家已经通过版税“跻身富人阶层”，基于此，本报推出“中国作家富豪榜”，目的不在于标榜作家之间的差距，而是试图真实展现中国作家的生存现状。“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太穷和太富，都不太妙。”美国作家福克纳绝对想不到，自己无意间的一句感慨，若干年后，竟然变成中国作家在生存状态方面的真实写照。“文丐”和“文豪”寒风之中，衣衫单薄的黄辉腿有点发抖。这是11月14日，记者见到他时的感受，一副被生活所迫的窘态。中午吃饭时，记者点了四个菜，其中三个荤菜，对此黄颇为感慨，说自己很久没有“过如此奢侈的生活”。此前不久，这位湖南作家主动向媒体爆料，自称因生活所迫，愿意被富婆包养。当时，先锋作家洪峰上街乞讨的各种讨论，正闹得沸沸扬扬，有网友甚至称之为“文丐”。作家爆出的生存“危机”，从侧面也反映颇多现实问题。而与之相反的是，另外一些作家正通过文艺作品，跻身“富人”行列。比如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新晋作家易中天，也有老牌作家二月河、郑渊洁等。郑渊洁也是同时代作家中最早走上“产业化”之路的。目前，他饲养了几条德国牧羊犬，为了不妨碍他人，特地在京郊一个山青水秀的风景区盖了一座房子。据了解，郑渊洁也是较早拥有私家车的作家之一。他的第一辆车上牌照时，北京私家车总量不超过100辆。喜欢赛车的80后作家韩寒却是后来居上，目前坐驾已经换到第N辆——三年前他就说过，“我比赛用的车子是三菱五代EVO5.平时开的奥迪A6，大概是我的第五、六辆车的样子。”这对于“要饭”和“卖身”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遥远而奢侈的梦想。而苏童、易中天等人的天价版税，同样是很多作家可望不可及的。面对中国作家在生存方面的两极分化，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表示，“现在有些大红大紫的作家在80年代时，其实也蛮艰苦。他们沉淀很久也未必有一次出书的机会。比之从前，目前作家们的整体处境已经有很大改善。”谢有顺再三强调，像易中天、余秋雨等人作品的畅销，只是个案而已。“他们的走红，有很多的社会因素。普通的写作者如果把他们作为标杆，那就太累啦。”“国外很少有人在还没有多大成就的时候，就专事写作。大多数作家都是有正式工作的，写作不过是他们的一种个人爱好。中国比较特殊，因为有一个职业的供养制度。”谢有顺的普通话略带广东话的腔调，听上去别有一番风味。“但供养的和畅销的毕竟是少数人嘛。”谢有顺觉得，写作者最好还是把生活和写作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到自己能维持现有生活的时候，再专事写作比较好。一部书稿百万元在目前的畅销书机制下，也有作家靠自己扎实的文学功底后来居上。两年的时间，长篇小说《狼图腾》卖了200万册，以其10%版税计算收入令不少作家同行“惊羡”。该书海外版权又卖给了企鹅出版集团。作者姜戎再得到预付10万美元版税。靠这一本书，作者可以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能这么幸运，靠一部小说就能脱贫致富。据了解，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作家的作品，超过3万册可以称畅销。印数超过十万的寥若晨星，上百万的更是屈指可数。有些知名度不高的作家，即使著作有幸出版，销量也极其有限。很多专业作家靠作协有关部门养着每月领取1千元左右的生活津贴，其余靠稿酬维持生存，大多数依然处在清贫的状态。另一种生存作家中也有另外的生存方式，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丁天，第一部书是春风文艺出版的，很久都没有拿到稿费，目前和北京作协签约，月薪一千。因为不用考虑住房问题，再加上一些稿费，不算多，也不算少。丁天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还会有多大的变化。他说，“估计可能就是这样了。我希望把小说当成手工艺追求，比如像古龙那样的作家。其实我也很浮躁，也希望书能多卖点，考虑着怎么样能投读者所好——好多小说的技巧就是由此产生，这不丢人。”作家石康2000年出了畅销书《晃晃悠悠》，不过他也认为靠写小说维生不易。他业余时间会接一些活，比如编写冯小刚的《大腕》，当时获酬是5万元。石康的生活逻辑是，有钱了就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放下一切包袱写小说，“穷疯了再去写剧本”。对他来说，写小说是一个亏本的“买卖”。当写作无法解决生存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孙顺临的建议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的：“写作不一定要当专职作家啊，先找一个工作解决吃饭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作家并不是专业作家，也不一定要专业作家才能写出来好作品。”作家新势力相比严肃文学，近年来，青春文学渐渐成为热点。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后起之秀，通过各种商业运作，加之其作品本身的特性，已经在青少年群体中产生广泛影响，每每推出新作，皆能一呼百应。作为同年代生的其他作家，仅从作品销量来说，似乎很难超过他们，这从近两年青春文学市场的反应就能看出来。而网络起家的安妮宝贝，凭借冷静而个性化的写作，已经成为众多白领小资的最爱。一直以来，其作品在图书市场都是风生水起。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时，记者曾问道：你们为什么没出过安妮宝贝的书？得到的回答是，“不是不想出啊，而是出不起。她的《莲花》稿费去税都要200万。我们算了一下，只有卖到50万册时才能收回成本，风险实在太大。”——尽管版权页上未标印数，但据《莲花》出版方作家出版社市场部经理吴爱国透露，目前，《莲花》的发行量已经超过50万册。作家如何避免沦为“二奶”也有通过电视荧屏这种大众传播方式跻身“富人”作家的。比如易中天和刘心武。有趣的是，对于畅销书，部分文学之士不屑一顾。历史小说家王少农就曾批评余秋雨的作品是狗屎。知名德国汉学家顾彬近日也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吧，一本书畅销自有畅销的理由，因为读者也不是傻瓜。像易中天的书，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些说话方式和见解，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80后包括韩寒的作品我也看过一些，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才华的。每一部畅销书，我觉得质量都不坏，至于是不是很好的作品，我不敢肯定，要因作品而论。”评论家谢有顺说。国内的畅销作家和畅销作品，也引起了部分文学评论家的担忧和思考。“在中国当下语境，大部分畅销书是没有文学价值的，有的只是负面价值，严重误导大众，让他们以为这些就是好文字。”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告诉《财经时报》记者，现在，市场标准取代了文学标准，精英作家和汉语整体水准都在下降。“朱大可说，他希望看到的是既有市场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出现，“只有这样，作家才不会沦落为文学二奶，才不会有生存危机，也只有这样，文学才能进步。”然而，归根结底，推动文学进步的重任，最终还是要作家来完成。但问题是，面对市场诱惑和生存压力的时候，作家们还能耐住寂寞烹文煮字，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吗？“我先问一下，你这个调查收费吗？”这是作家出版社宣传主管李宏伟在记者表明来意后问的第一句话。有些出人意料，在记者肯定地作出否定回答后，李宏伟似乎放心了。作家社发行部和大多数出版社一样，是最热闹的部门，墙上贴着全国各地媒体对他们所出作品报道的报纸，电话铃此起彼伏，催款发货却在唱主角。在墙角一台运行速度超慢的电脑上，记者看到了从2000年1月至2006年11月的销售详单。每本书销售总量精确到个位。抄录这些数据的时候，记者颇为感慨，有些作品可能有文学价值但是现阶段没有市场价值，有的恰恰相反，有的两者皆无；而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市场价值，则寥寥无几。记者有时为了求证一本书的印数，电话要转打N次，才能得到一个“可以负责任的数据”。这个数据会不会有水份呢？“没有必要。”对方的回答都很肯定，“一本书刚出来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可能有些夸大，但当它真正畅销后，就完全没有必要。”据记者调查所知，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拿到出版社给出的版税。有的作家就抱怨索债比写作更辛苦。对此，出版社似乎也有苦衷。春风社社长韩忠良就曾解释过：“现在出书的周期大大缩短，稿费、纸张费、印刷费、制版费的支付周期都缩短，但回款周期没有缩短，还是6个月开始回款，中间便出现了一个资金缺口，所以有的时候就不能按时支付稿费。稿费滞后问题实在是无奈之举。”颇让人深思的是，在80年代稿费制时代，作家的收入差距并不大，但在市场经济下，作家间也出现了贫富差距。关于作家的贫富分化，很多受访作家都觉得正常。童话大王郑渊洁就是其一，他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任何行业都存在这种现象，不要因为作家是一个特殊群体就另眼相看。”十九、静安寺及梵幢（静安寺慧明法师的记述全文）纪念佛历2550年 正法久住梵幢缘起无有始终，随顺世间，太子降生，世尊入湼，大道宣化于昔时，法水长流至今日。护明菩萨悲愿弘深，示现迦毗罗卫国中，父名净饭，母为摩耶。四月八日，降生蓝毗无忧树下，龙天欢喜，香花沐浴。太子及长，诣师习学，夙慧焕发，世间书典，皆悉自通。游历四门，亲眼睹见，生老病死，回宫悯思，欲得解脱。二月八日，乘马逾城，陵空离去，手持宝剑，自绝须发，入山修行，五年学道，六载苦行，体悟苦行，徒累身心，非正解脱。思惟决定，入尼连河，受牧女供，坐毕钵罗树下，思惟解脱正道。《无量寿经》曰：“现五浊刹，随顺群生。示有尘垢，沐浴金流。”腊月八日，夜睹明星，树下证道，了悟解脱，三叹奇哉，人天有眼目，六道寻获导师。初示大道，唯法身大士能解，转说四谛，鹿苑比丘证悟，佛法僧宝初具。闻法弟子，执着小乘，唯图自了，转说般若，广明万法性空妙谛，深弘六度万行之法。灵山拈花，迦叶微笑，湼槃妙心，正法眼藏，心心相印妙法得祖祖相传。世尊住世，谈经三百余会，得度无量无边；出广长舌，权实方便施教，三乘普闻得益。二月十五日，双树林中，吉祥而卧，化缘周毕，入大湼槃。《金光明最胜王经》曰：“我当入于无余湼槃，我之正法久住于世。”法王寂灭，人天悲恸，为使正法久住于世，迦叶主持宝窟结集，持戒第一优波离集律，多闻第一阿难诵经，头陀行第一迦叶集论，结集三藏口耳相传，护法弟子熟记于心。世迁时易，地殊人异，一味佛法，师传别异，护法僧俗，数次结集，写于贝叶，三藏圣典得记于文字，圣言妙法得住于世间。因缘不具，无福睹见圣会，宿植善本，有缘听闻佛法。伊存授经，明帝金梦，书载汉传之开始；白马驮经，摩腾汉译，史记圣典之传来。天竺祗园竹林为嚆矢，震旦白马建初为滥觞。罗什、达摩等东来，弘宣正法度世良方广传于华夏；法显、玄奘等西行，流布遗教有情众生得救于火宅。魏晋隋唐，梵典广译，新旧两翻，悉阐如来真谛；随机设教，诸宗立旨，咸明世尊本怀。圆顿教法，重重无境，指归净土，严净毗尼，即心是佛，空中有道，诸法唯心，即身是佛，方便多门，归元无二，宗义表法虽殊，宗旨指归无别。信解行证，师祖身体力行；因果报应，世人睹迹收心。马祖丛林，百丈清规，僧俗依归有处；鉴真东渡，空海来唐，正法弘宣广被。奈何末法时至，众生业障深重，虽闻不解解脱妙谛；幸哉法无定法，三昧加持有情，能见苦海普渡慈航。三武一宗难灭如来事业，三学一时能消众生恶缘。回顾往昔，若非祖师圣贤宏愿，岂有今日闻法因缘？虑及当下，若不承袭古德高僧行持，曷使未来正法久住？为使正法久住于世，故有重建正法久住梵幢因缘。静安常住，千年古刹，赤乌始建，初名沪渎重元（玄），晋时石佛浮来，唐时绘其事于敦煌窟壁。后因禅风大行，重元更名永泰，香火为盛。宋时因避帝讳，永泰更名静安。后因寺临江滨，遭水侵蚀，宋嘉定九年迁于现址。静安历千年未更其名，常住历千年未变其处。元时八景曾闻名遐尔，清时寺院遭兵燹之厄，后经住持大德多年募化，晋绅浙商布施重修，昔日之盛，复又重现。静安八景，妙相庄严严饰娑婆之秽土；静安八咏，文字般若广结善缘之高士；明时洪钟，常鸣警示世人回头是岸；浴佛法会，云集世人当明苦海无边，无芒虾潭随顺世间而宣法，六泉甘露即时普降而消灾。常住之有今日，全赖诸祖弘化，广结善缘于四方。回眸近时，大德常集于此，共论末法之危难。民国之时，中华佛教总会设址于斯，全国佛教代表大会首开于斯，太虚大师佛教三大改革提出于此，普慧藏经整理设址于此。洎至近代，兵连祸接，生灵涂炭，佛教式微，唯四众护法永载史册，大德振兴佛法为后世楷模。公元一九四六年佛诞日阿育王柱式梵幢于六泉旁落成，太虚大师亲主其事。惜二十年后文革浩劫梵幢被毁。身为后学住持，深感承上启下、承前启后使正法久住，荷担如来家业之责任。幸哉六十载，时逢佛历两千五百五十周年，国运昌隆，社会和谐，道场重建之时，发心重建梵幢。得社会各界支持，依原柱式样，经蔡丽惠居士精心设计精塑小样，有天竺原型风格，具佛教内含意蕴，呈华夏时代特征。2003年就恢复梵幢事宜与郁望梅、周洵祥二公商讨，决议采用河北易县石材，历经三载，事方告竣，回顾三年历历在目，重建梵幢，易县石柱运至沪上实非易事，非亲历者，难解是中艰辛。正法久住梵幢取整根石料雕刻而成，柱身自然显现法螺及花雨妙相，经中常以螺声悠扬深远比喻世尊说法微妙音声及种种瑞相，《法华经》曰：“今佛世尊欲说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 梵幢石柱长十八米，表佛不同三乘十八不共法；能见石柱身为十五米，表半月半月诵，毗尼住世，正法方能久住。《善见律》曰：“毗尼藏者，是佛法寿，毗尼藏住，佛法亦住。”石柱直径二米一，表佛初说华严法；梵幢上部为白铜浇铸，铜铸狮及莲座似宝瓶状，喻保世界和平，国泰民安；莲华及四面狮子像，高八米，表佛住世八十载及佛八十种好；莲座上部十二瓣莲华，表佛所证悟十二因缘法，莲瓣似蝠形表佛之福德庄严，复似慧眼表佛之智慧庄严，以代表佛宝；莲座中部有象、马、牛、狮表四方，间以四个法轮，以代表法宝；莲座下部二十五条莲形表僧伽梨衣，以代表僧宝；四面狮表佛作狮子吼，狮高为四米九表佛住世说法四十九年，表佛法音广传四大部洲；狮子项下有如意相，上有慈悲喜舍四字，表佛不同三乘之四无量心，诸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运心平等、普利众生；狮与狮间各有吉祥云海万字符相间，共有八万，狮首有千叶莲华形，表佛所说八万四千法门；《大方等大集》曰：“复次善男子，如来智慧常无减少，以是智力知一切法，能随众生意趣说法得无碍智，知一切义、知一切字、知一切句、于无量劫演一句法，出无量义断一切疑，说三乘法并及八万四千法门。亦说八万四千法聚。是名无量无边智慧。为令众生得是智故宣说正法。”万字符间以金刚杵，四方各一，以表破众生四百四病及诸魔障，《佛本行经》曰：“以慧金刚杵，坏破众苦山。”《诸部要目》曰：“金刚杵者，菩提心义，能坏断常二边，契中道。”莲座之上于四方各有一切如来智印，表佛一切智权巧方便说法广度有情；狮像顶部为莲蓬，有三十二莲子，表佛三十二相；于莲座底部周边铸一百零八佛珠，表当以清净佛音祛除之烦恼。《木槵子经》曰：“若欲灭烦恼障报障者，当贯木槵子一百八，以常自随，若行、若坐、若卧，恒当至心无分散意，称佛陀、达摩、僧伽名，乃过一木槵子，如是渐次度木槵子，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万……若复能满一百万遍者，当得断除百八结业，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永断烦恼根，获无上果。”以佛珠铸底部者，欲使见者能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所谓“礼佛一拜，罪灭河沙；念佛一声，福増无量”者也。梵幢正面由贫僧书“正法久住”四字，祈愿正法久住世间，出家二众能宣说正法，在家二众能听闻正法，四众弟子能续佛慧命。《杂阿含经》曰：“若复比丘为人说法，作如是念，世尊显现正法、律、离诸炽然，不待时节，即此现身，缘自觉知，正向涅槃，而诸众生沉溺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此众生闻正法者，以义饶益，长夜安乐，以是正法因缘，以慈心、悲心、哀愍心、欲令正法久住心而为人说，是名清净说法。”《大宝集经》曰：“正法久住故，天人充满恶道减少，能令如来法轮常转。”《十诵律》曰：“以持律故无能诘者，以持律故不咨问他，于众中说戒无所畏。能断有疑，能令正法久住。”梵幢上复刻宋苏轼所书《金刚经》一部，金刚经初说境空，次说慧空，再说菩萨空，以空慧为体，广明诸法无我第一妙谛。是经历古以来弘通甚广，影响颇深，六祖因一句入耳而开悟，古德注疏甚多。佛法之利生也，若经所明：“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若能信佛所说，降伏自心，明境空无及诸法亦如，明筏喻之旨法尚应舍，则刻经弘法利生，正法若金刚不坏永住世间矣。世尊于诸经中广说护持正法义，实为修菩提资粮之当行者。护持正法即是护持三宝，护持三宝即是修积资粮。虽曰法无差别，在圣言无别无差乃是智慧择简而知；若凡夫妄言无差无别乃我慢执着而说，故圣凡相虽有别，性实无别异，佛知诸法本来性无差别，不可演说，然众生烦恼障存，相显差别，欲得诸佛所证，当积资粮，却除烦恼证得菩提之时，烦恼菩提无别无异，能如是知者护法义成。《大般若经》曰：“转正法轮，利益含识。”佛法于世利人为先，净化世间咸成净土，世人迷妄，执着三毒以为良药，世尊悲愍有情故说正法。《大方等大集经》曰：“我以往昔本愿力故，在此世界具足五滓恶众生中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生迷失正道无明所覆，失于正念増长烦恼，安处三趣乐作十恶，远离善根舍功德业，喜造五逆耽着非法，诽谤正典毁呰圣人，嗔恚炽盛不乐修慈，招提僧物随意而用，于业果报不能深信，不乐供养师长和尚有德之人，为如是等弊恶人故，修习如是大慈悲心，以是因缘，于是世界而得成道，既成道已，常乐修习勤精进法，忍于饥渴寒热等苦，游诸国土城邑聚落，为诸众生宣说正法。”《瑜伽》曰：“云何名为法教久住？谓说正法已，转法轮已；乃至世尊寿量久住及涅槃后，经尔所时，正行未灭，正法未隐，如是名为正法久住，如是久住，当知说彼胜义正法作证道理。”正法久住于世，众生方得利益，出离苦海得大解脱，佛虽涅槃法存世间，护佛正法方得求正解脱，梵幢之建也，乃承往昔诸佛咐嘱，续佛慧命绍隆佛种，于此世间转化心愿，秽土成净，转凡成圣，妄想烦恼于一念间远离，智见菩提于一时中亲证。正所谓：“开六度之行门，越三祗之劫海，建法幢于处处，破疑网于重重。”时值佛历二千五百五十周年佛成道日正法久住梵幢安装供奉之际，祈愿正法久住、佛日增辉、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佛历2550年腊八佛成道日 慧明这一篇文章是目前有关静安寺和正法久住梵幢历史及其含义叙述的权威文章。二十、中央银行开幕“满朝朱紫贵，尽是一家人”中央银行定于日开幕。行址在外滩，前帝俄道胜银行的旧址，俄国革命后，交还给中国的。11月1日，那是一个阴暗的早晨，黄浦江边，寒风阵阵。七时正，银行隔壁一小片空地上，大家都在等候拍照。理事监事和业务局的总副经理、发行局的总副发行，都穿着蓝袍黑褂，胸前挂着一个颇为讲究的大红绸条儿，上端印着青天白日，下面端楷写着各色各样的职衔。宋子文穿着中山装，陈行穿着燕尾服。彼此相见，互相一揖，相互道喜。有一个年纪不大的高级职员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理事老爷，一揖到地，似乎要跟下去磕头的样子。我看得不懂，我们这位科长先生很郑重地教导我：开幕是喜事，在相互道喜的时候，如果碰到世交长辈，不论在大庭广众之中，也得行全礼的。我欣然承教，一面想：当年北洋政府的官场，大概也不过如此吧！在人群中忽然看到一个面如敷粉、发光可鉴的少年，也是蓝袍黑褂，胸前也挂了一个红绸条儿，却没有写职衔，但大家都很客气地对他周旋着，我心里觉得有点奇怪。碰巧在照相的时候，我立在业务局总经理的后面，这位总经理欠身向着他说：“子安兄，今天起得好早呀！”那个少年说：“阿哥打了二次电话，一定叫我来，否则，啥人高兴呀！”我心中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不可小觑，还是一个松江的监运副使呢！听说一年前是圣约翰大学的二年级生。中央银行的职员大约不过一百多人。这群理监事并不肯马上就座，从容揖让，站在寒风中的职员们，不免有点焦急。总裁的卫士一次一次地通报：某某院长来了，某某部长来了。宋子文只是略略地点头，唔…….唔一下，面上似乎没有什么表情。再过一会儿，一个副官跑步而来，说总司令来了。宋子文很快地说，好！好！催着照相师快拍。卡嚓一声之后，他起身就走，头也不回地跑上银行大楼去了。这些理监事也鱼贯地尾随而去。上午九点开门营业了，我们都回到办公室里。听说三层楼会议室还有什么宣誓就职、主席训词、授印等等。会计科的办公室，正好紧接着二层楼的大会客厅，中外银行送来的银鼎、银盾、花篮等等都陈列在里面。大约在十一点左右，好多外国人来了，包括各国的领事、洋商银行经理、洋行大班之流，宋子文拿着一份英文演讲稿在念，念完之后，蒋介石亲自从三楼下来和洋人们一一握手，陈行做翻译，上海滩上的老买办虞洽卿也忙着招待。我从大玻璃窗看进去，蒋穿着黄色中山装，靠着台子，右脚点动着，似乎不像当时上海最流行的那张“马上英姿”的像片。上午大概也就此结束了。下午来宾是稀稀拉拉的。三点钟关上大门停止营业之后，又看到很新鲜的一幕。宋子文的母亲扶着大女儿宋霭龄，一手扶着小女儿宋美龄，后面跟着媳妇儿张乐怡，是来看大客厅的各色礼品的。同事们在窃窃私语，听说她刚从南市看完国货展览会，那个会是大女婿实业部长孔祥熙主持开幕的，而这个银行是大儿子主持开幕、小女婿授印的。等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们那位深度近视的科长先生正在低吟：“满朝朱紫贵，尽是一家人”。摘自《工商经济史料丛刊》83.2期周纪曜《中央银行开幕前后》文。左下宋美龄、右下宋蔼龄、左上宋庆龄、右上宋子文二十一、胡须的故事“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厥文先生当时领导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汇集机床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南市设厂专制手榴弹等军用品，日夜开工，供应十九路军前方抗战的需要。由中华铁工厂王佐才管理生产，胡厥文负责与各方面联系，日以继夜，席不暇暖，胡先生须髯盈颊，无暇剃除，遂留髯以记国难，慨然曰：“待驱日寇，再剃不迟。”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举国欢腾。胡厥文当时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长须盈尺，人皆称之为髯公。迁川工厂联合会召开执行委员会时，大家等着他来主持，时间已到，没有见他到会。有人说：“他的手杖已在这里，人到哪里去了？”在座有一年轻人默不作声，闻言而笑，这才被人识破，原来这一位就是已经薙髯后的胡厥文理事长。他在薙髯前后各拍了一张照片，印在一起，题为“二我图”，并在上面写了四句话：“抗战胜利，父子昆季，勿怠勿忘，岂以为戏。”同时，还乘兴写了一首长诗《薙髯乐》，诗中说：“悒悒十四载，一日去长髯，吾髯何时长，敌氛方炎炎，吾髯何时去，敌焰已消潜。……雪耻欢难已，除髯亦快哉，有酒方新醅，愿与诸君狂饮三百杯，共庆和平彼岸同登乐，尤喜老大离乡少小回。”爱国的心情，胜利的喜悦，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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