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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偉鈞任三件 神秘的占夢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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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01日訊 他們認為，對于人為什么會做夢，只是主要強調觀念的靈魂，他們對靈魂的解釋和赫哲族大體相同，同樣也有靈魂的觀念，生活在大興安嶺森林的鄂倫春族，同抬死人沒有兩樣，抬死獸在他們的心目中，原始人常常喜歡把自己打扮成野獸的樣子，需要指出的是，在打死了野獸之后也算得應驗，棺材之夢，抬棺材那樣把它們抬回來，必須像抬死人，打死了野獸，只有拉回來獵物才能應驗，得錢之夢，反過來，拉回來獵物才能有錢有酒，逆推&rdquo，這些夢兆都是基于生活經驗的一種&ldquo，人們從上面所舉的一些夢兆中可以看出，也同他們古老的思維方式聯系在一起，明顯地同他們的狩獵生活聯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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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消息書名：秘密的占夢(最新訂正本)作者：姚偉鈞ISBN： 2出書社： 廣西人民出書社定價：24.80元其他參考消息（以實物為準）出書時間：日版次： 第3版 開本： 16裝幀：精裝字數：印刷時間：日內容簡介
《秘密的占夢(最新訂正本)重要內容：占夢術在中國可謂是源遠流長，從先秦時代起，中華大地巫風大熾，階級每每根據占卜來決定政事。而作為占卜術中緊張的內容，占夢術也在先秦生長到鼎盛時代。《秘密的占夢(最新訂正本)》分為上、中、下三篇，分別為占夢的溯源與俯瞰、夢與中國保守文明散論和夢之剖析片論，是作者針對中國古代夢文明研討的結果。作者以為，針對前人的占夢之術，我地該當予以理性的分析、公道的批駁，而不能簡略地全面否認。由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古代的占夢運動實踐上波折地反映了中國保守文明的內容，對中國古代夢文明的研討，能夠增補和豐富我地對中國保守文明的了解，拓寬我地的研討視野。 《秘密的占夢(最新訂正本)》是“中華秘密文明書系”之一。秘密文明是一座變化奇特的庫府，治學者從中窺見伶俐的閃光；執事者從中總結御政的權謀；買賣人從中獲取滾滾的財源；迷信者從中乞求縛身的繩子。《秘密的占夢(最新訂正本)》作者分占夢的溯源與俯瞰、夢與中國保守文明散論和夢之剖析片論這三部分論述了本人對中國古代夢文明研討的結果。《秘密的占夢(最新訂正本)》是一本集學術性、科學性、可讀性于一體的書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信賴讀者都市得到勞績。
《秘密的占夢(最新訂正本)重要內容：占夢術在中國可謂是源遠流長，從先秦時代起，中華大地巫風大熾，階級每每根據占卜來決定政事。而作為占卜術中緊張的內容，占夢術也在先秦生長到鼎盛時代。《秘密的占夢(最新訂正本)》分為上、中、下三篇，分別為占夢的溯源與俯瞰、夢與中國保守文明散論和夢之剖析片論，是作者針對中國古代夢文明研討的結果。作者以為，針對前人的占夢之術，我地該當予以理性的分析、公道的批駁，而不能簡略地全面否認。由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古代的占夢運動實踐上波折地反映了中國保守文明的內容，對中國古代夢文明的研討，能夠增補和豐富我地對中國保守文明的了解，拓寬我地的研討視野。 《秘密的占夢(最新訂正本)》是“中華秘密文明書系”之一。秘密文明是一座變化奇特的庫府，治學者從中窺見伶俐的閃光；執事者從中總結御政的權謀；買賣人從中獲取滾滾的財源；迷信者從中乞求縛身的繩子。《秘密的占夢(最新訂正本)》作者分占夢的溯源與俯瞰、夢與中國保守文明散論和夢之剖析片論這三部分論述了本人對中國古代夢文明研討的結果。《秘密的占夢(最新訂正本)》是一本集學術性、科學性、可讀性于一體的書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信賴讀者都市得到勞績。
導言上編 占夢的溯源與俯瞰一、占夢術的劈頭1.泰勒的“萬物有靈”論2.先民的夢魂看法3.夢兆迷信轉化為占夢術4.夢兆迷信與占夢術的接洽與差別二、占卜的品種與占夢的聯系三、殷周時代的占夢運動1.占夢理論的濫觴2.最早的占夢運動3.周人對占夢的態度四、占夢的重要辦法1.對夢象間接加以講授2.對夢象波折地加以闡釋五、反夢發微六、何謂吉夢和兇夢七、祈禳休咎之夢的劈頭與儀式八、禁忌與噩夢九、驅噩夢的符咒十、王充——最早對占夢術睜開批駁的頭腦家十一、王符論夢1.夢的分類2.夢的生理病理緣故原由3.夢的精神生理緣故原由4.休咎占夢的批駁5.《潛夫論&夢列》十二、“十占九中”的周宣十三、“占驗必中”的鐵冠張中十四、占夢對清皇室皇儲創建的影響十五、從有關夢例看占夢的悲觀社會作用1.宣揚者“受命于天”，與神靈雷同2.投合政治的必要3.宣揚夢能夠應驗休咎，鼓吹“命定論”4.傳遞封建迷信，誘騙人民大眾十六、占夢迷信向科學釋夢的變化1.弗洛伊德為什么要寫《釋夢》2.夢是對愿望的饜足3.夢的原料與泉源4.夢與性的聯系5.弗洛伊德的釋夢技能——自在遐想6.怎樣評論弗洛伊德的釋夢理論中編 夢與中國保守文明散論一、夢天的意味1.天的文明意蘊2.夢天的休咎兆象二、夢地與相地1.中國古代相地術2.夢地的休咎取向三、夢與山神崇敬四、水火崇敬與占夢休咎五、佛與占夢六、祭樹與占夢七、夢龍——祥瑞的征兆八、從《敦煌解夢書》看唐代夫妻聯系九、占夢與名字劈頭十、神話——太古民族的夢1.夢——神話出現的溫床2.中國古代占夢神話3.神話對占夢的影響十一、五顏六色的夢占和夢境文學1.先秦的夢占文學2.唐宋時代的夢境詩詞3.元明時代的夢境戲曲4.明清時代的記夢小說十二、神女和帝王夢鄉幽會之案十三、《紅樓夢》中夢之秘密1.紅樓性夢2.寶玉夢遺是何緣故原由3.紅樓托夢之謎下編 夢之剖析片論一、《周禮》中噩夢的因由與預防1.噩夢是怎樣出現的2.噩夢怎樣以免二、中國保守醫學論夢1.夢是精氣的一種運動情勢2.夢象所表現的生理特性3.中國保守醫學對夢的探究三、夢境之秘與占卜疾病1.噩夢大概前兆的疾病2.驚悚噩夢預示戀情分合四、占夢與養生及氣功1.中國古代氣功濫觴于占夢術2.占夢對養生的影響3.老子的“道”與“夢”4.莊子的“夢”與“道”5.幻覺與夢鄉五、張載的夢說六、蘇軾的《夢齋銘》七、奇特的心靈感到八、生理學剖析與奇特的夢1.生理動因2.前瞻性思索與潛認識的洞察力3.夢成了自我兌現的預言4.“偶合”中的生理要素九、夢與科學預見及發明1.夢鄉是怎樣出現的2.圓夢與預見性3.夢與創造性4.預見性與創造性的夢的條件參考書目舉要后記
媒體引薦暫無文摘
一、占夢術的劈頭占夢術在中國這塊地皮上可謂源遠流長。早在太古社會，我國先民就具有著一種稚子的夢魂看法，以為做夢是靈魂離身而外游，而靈魂外游又為鬼神所教唆。由此，夢被歸結為鬼神對夢者的開辟，進而根據夢象體察神意而預卜休咎。1.泰勒的“萬物有靈”論占夢術的產生，從理論上來分析，是與原始的巫術接洽在一同的。但是，要是究其源頭，則又與上古初民的“萬物有靈”看法密不行分。自從英國的“文明人類學之父”泰勒（E.P.Tylor），于19世紀中后期開創“萬物有靈”論當前，這一理論被遍及地用來表明原始巫術與宗教的劈頭。迄今為止，學術界多數以為“萬物有靈”看法是上古初民社會生存和生理生存的復雜結晶，它標志著人類“童年”時代一種偶然識的團體信奉，安排著原始社會的全部認識形狀領域。以“萬物有靈”為底子的原始認識形狀包含了種種天然崇敬、動植物崇敬、鬼神崇敬、先兆迷信、種種巫術禮儀等。在這之中，以被崇敬的種種目標為一方，代表著擁有超天然氣力的神靈；以巫術禮儀為另一方，代表著人類的主觀高興，即一種試圖溝通人神聯系的高興。先民們以為，一旦人與神力相聯合，就能到達克服疾疫，贏得或豐產，靈魂仙游以及預知未來等手段。被以為能夠“通神”的巫覡，他們與神靈溝通的本領是多種多樣的，先兆迷信便是其中之一，而先兆迷信則便是厥后占夢術的淵源。所謂先兆迷信，便是指以錯誤的先兆觀為底子，在神靈看法作用下構成的對事物因果聯系了解的迷信。在初民那里，被迷信為先兆的全是天然界無意偶爾產生的征象和人民無法自主把持的一些生理征象，如流星、彗星、日食、月食、地震、做夢、眼皮跳動以及天氣和季節不平凡時動植物的出現、常見動植物的失常等。這些在那時根本無法明白息爭釋的征象，就被人民看做神靈的某種開辟，而當前產生的事變也就成為神靈給人民的處罰和恩賜。那么，先兆迷信是怎樣轉化為夢兆迷信，并構成一套繁雜的占夢理論的呢？其中的一個緊張關鍵，是與先民的夢魂看法連在一同的。2.先民的夢魂看法遠前人類真相怎樣把夢同靈魂接洽在一同，如今無法找到間接的證據。但是，我地能夠根據遠前人類的智力水平去揣測，而且還能夠從一些原始民族的宗教風俗中找到許多“活化石”。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閉幕》一書中，根據北美原始人的原料，分析過先民的夢魂看法，他說：“在太古期間，人民還完整不曉得本人身材的建造，而且受夢中情形的影響，于是就出現了一種看法：他們的頭腦和覺得不是他們身材的運動，而是一種奇特的、寓于這個身材之中，而在人殞命時就脫離身材的靈魂的運動。”原始人經過對夢的思索，構成了靈魂的看法；反過來，他們又用靈魂看法來表明夢鄉和夢象。原始人的夢、魂看法，便是如許難分難明地接洽在一同。恩格斯的這種分析，在我國近代社會的一些不發達的邊遠地域，還能夠找到一些“活化石”來印證。我國西南的傈僳族居住地域的社會生長，在新中國建立前大多已進入封建社會，但小部分地域還停頓在刀耕火種的原始階段。傈僳族不光有信奉靈魂的風俗，而且另有夢中“殺魂”之說。他們以為有一種人叫“扣扒”，他的靈魂是一只鷹鬼。也是鷹鬼在夢中能夠“殺魂”，人民對“扣扒”非常畏懼又非常惱恨。要是一個人夢見一只鷹，一起又夢見某個人，某人便是“扣扒”。要是夢者由此得病以致殞命，那便是夢者被“扣扒”把魂殺了。為了證明某人是“扣扒”和追查“殺魂”的義務，巫師們要舉行駭人的撈油鍋的儀式舉行“神判”，“扣扒”將由于“殺魂”而遭到嚴格的處罰。這是一種把夢看做夢者（本人）和被夢者（夢中的別人）靈魂的運動。再如，景頗族和瑤族人民居住地域的社會生長現已到達較高的水平，但在少數地方還非常落伍。因而，他們廣泛具有的夢魂看法和夢兆迷信，也該當說是上古流傳下來的風俗，以是也該當視作原始看法的一種遺存。景頗族一樣平常把靈魂稱作“南拉”。他們以為人之以是做夢，便是由于靈魂脫離了本人的肉體。要是靈魂不離身，人就不會入睡做夢。偶然候入睡卻不做夢，便是由于靈魂外出沒有遇見什么東西。要是靈魂外出遇到什么怪物，人在就寢中就要做起怪夢來。根據景頗族的風俗，夢見刀槍之類，是妻子生男孩的佳兆；夢見鐵鍋和支鍋的三腳架之類，則是妻子生女孩的佳兆。要是夢見黃瓜、南瓜結得許多，本人又摘了一大筐背返來，聽說是惡兆。夢見太陽落、牙齒掉以及飲酒吃肉也是惡兆，不是家里死人便是鄰人死人。瑤族對夢兆也有他們的表明，聽說夢見太陽落坡，爸媽有災；夢見起風掠昊蠣渭?肱?酉嗔擔?約河性鄭幻渭??瑁??氡鶉順臣埽幻渭?勻猓?脅∮性鄭幻渭?苑梗??屠壑杖眨幻渭?獯蟊悖?吲芑蜃約喊涯就貳⑹?飯魷律劍?家??啤Ｏ嚳矗?渭?蛐&呋蚧鶘輾孔櫻???蘋蚍⒉疲幻渭?盎鶘丈交蠣渭?改福?煲?掠輳幻渭?廊嘶蜃約核潰?約夯蟣幻握叱な儆懈＃幻渭?摶燦懈Ｆ??绱說鵲取?br>我國東北赫哲族的夢魂看法更有典范意義，赫哲族在清代曩昔尚處在史前時代。在他們的信奉中，大家都有三個靈魂：一是性命的靈魂，二是轉生的靈魂，三是看法的靈魂或頭腦的靈魂。他們以為性命的靈魂賦予人民以性命，轉生的靈魂掌握人民轉生來世，看法的靈魂使人民有覺得和頭腦。人民在就寢的時間，身材以是不動，耳目以是沒有知覺，便是由于看法的靈魂脫離了肉體。人民以是做夢，并在夢中能瞥見許多東西，乃至瞥見已經死去的親人，便是由于看法的靈魂脫離肉體后，能到另外地方，可同神靈和另外靈魂相打仗。正由于夢中靈魂能夠同神靈相打仗，能夠同先人的靈魂相打仗，因而，他們便把夢象作為神靈或先人對夢者的一種開辟，夢象隨之對夢者就有了前兆的意義。在赫哲人看來，有些夢是美夢佳兆，如夢見飲酒得錢，預示著狩獵會滿載而歸；夢見死人、抬棺材，預示著一&定能打到野獸。有些夢則是壞夢惡兆，如夢見黑熊預示著災禍臨頭，不是家里死人便是支屬死人；夢見騎馬行走，預示著狩獵空手而歸。赫哲人對夢兆的這種迷信，顯著地同他們的狩獵生存接洽在一同，也同他們古老的頭腦方法接洽在一同。人民從上面所舉的一些夢兆中能夠看出，這些夢兆全是基于生存履歷的一種“逆推”。拉返來獵物才氣有錢有酒；反過來，飲酒、得錢之夢，只要拉返來獵物才氣應驗。異樣，打死了野獸，必須像抬死人、抬棺材那樣把它們抬返來；反之，死人、棺材之夢，在打死了野獸之后也算得應驗。必要指出的是，原始人經常喜愛把本人梳妝成野獸的樣子，抬死獸在他們的心目中，同抬死人沒有兩樣。生存在大興安嶺森林的鄂倫春族，異樣也有靈魂的看法。他們對靈魂的表明和赫哲族總體雷同，只是重要夸大看法的靈魂。針對人為什么會做夢，他們以為，人就寢時靈魂脫離肉體跑出來，遇到了什么東西，就會做相干的夢。死去的人為什么能在夢中相會？他們也以為，親人的肉體雖然殞命，他們的靈魂還具有。（參見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究》）在漢族的一些古老文獻中，異樣能夠找到夢魂看法的多少史實。《楚辭&九章&惜誦》中說：“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這里把夢、魂并舉，以夢為魂游。司馬相如《長門賦》亦曰：“忽寢寐而空想兮，魂若君之在旁。”也是夢、魂并舉，以夢為魂之感覺。可見，夢魂看法在中國古代的影響是極其遍及和長遠的。3.夢兆迷信轉化為占夢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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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者從中總結御政的權謀，治學者從中窺見智慧的閃光，神秘文化是一座變幻奇特的庫府，中華神秘文化書系&rdquo，》是&ldquo，最新修訂本，《神秘的占夢，拓寬我們的研究視野，可以補充和豐富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對中國古代夢文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的占夢活動實際上曲折地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而不能簡單地全面否定，合理的批判，我們應該予以理性的分析，對于古人的占夢之術，作者認為，是作者對于中國古代夢文化研究的成果，夢與中國傳統文化散論和夢之解析片論，分別為占夢的溯源與鳥瞰，下三篇，》分為上，最新修訂本，《神秘的占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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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
一、考古学简史
考古学是通过调查、发掘、研究与过去人类生活和行为有关的物质遗存，来达到认识人类早期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与规律的目标。考古学家和其他研究人类文化的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研究活着的人群，他们的主要资料和直接研究对象是过去人类行为的遗存。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同在于，历史学家主要依据历史文献的资料进行研究。因此，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一般被分为三个层次：处理资料的基础部分；从资料推测过去人类行为和复原历史的中间部分；推导社会和文化发展规律、得出抽象的规律性认识的部分。
具体地说，所有的考古学工作都涉及以下四个层次的目标：
（1）发现、发掘、记录和保护过去人类的物质遗存，揭示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定位和相互关系，包括它们存在的物质性背景；
（2）重建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的古代遗存所代表的人类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3）建立古代遗存的编年序列，进而建立一个特定地区的文化史；
（4）解释由古代遗存所体现的人类行为和文化过程所具有的规律性。
作为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内在兴趣，考古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古巴比伦时期的国王拿渡尼度（Nabonidus）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搜寻其祖先的遗物；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学者与皇帝曾经尝试比较系统地搜集古代的文物，进行带有研究和教育性质的展示。然而，只有在文艺复兴这种划时代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欧洲才开始出现严肃的具有学术性的对早期历史的考古寻根。一些人开始有意识地发掘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废墟，以便获得当时的遣存，了解当时的社会；一些人试图解释制作精致的石斧和已经灭绝的动物共存的现象，并因此触及基督教神学体系中创世学说划定的只有6000余年的人类历史的禁域。19世纪中叶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古物学大师汤姆森（C.J.Thomsen）为了安排和说明皇家博物馆日益丰富的藏品，经过对古代遗物的排比分析，提出著名的石器-铜器-铁器三代说，并被他的继任者沃尔索（J.J.A.Worsaae）用实际发掘的地层关系所证实，标志着以地层学和类型学基本方法论所支撑的考古学开始建立在严格的科学的基础上。19世纪的末期，英国人皮特里（F.Petrie）已经通过对陶片的排队证实在埃及存在着一个早于王朝时期的文化阶段，并尝试参照埃及的久远历史，用考古地层学和器物类型排比的办法建立地中海地区史前时期的文化序列。
19世纪历来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也是科学的考古学诞生并通过一系列的发现引起公众注意和在科学殿堂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初创时期。在某种程度上说，考古学甚至担当了这个大时代的主角之一，因为它已经拨开了围绕人类历史的诸多迷雾，将文化和社会的进步放置在一个坚实的科学的历史基础上，并从历史折射出人类未来前进的道路。
20世纪，考古学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它变得更有理论性、实验性和方法上的严格性。尽管早期考古学家建立一个遗址、地区的古代文化的编年序列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文化史及文化进化过程等学术任务，至今仍然是考古学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现代的考古学家已经开始更多地注意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特别是人类文化在与不同族群、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经历的生态、文化变化的过程及机制等更深层的问题。
在20世纪之初，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己深入到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连普通的老百姓也不再相信上帝造人的神话；在欧洲和近东，史前史已通过考古发掘初步建立起一个具有科学基础的框架；中美洲的玛雅和南美的印加文明，也已积累起大量的足以改变人们传统思想的发现。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地层学与类型学虽然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但其作为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操作原则，已逐渐被大多数的考古学家理解和接受。西方不少大学的讲坛上已正式开设考古学的课程，考古学中浪漫的骑士传统正在让位于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考古学家，延续不变的只是考古学固有的从地底挖天书、为人类和文明寻根源的、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精神。
1926年，英国的惠勒（M.Wheeler）改善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将军皮特-里弗斯（A.H.L-F.Pitt-Rivers）奠定的发掘方法，在多塞特郡少女城堡首次采用方形探方——考古学上著名的“惠勒的方格“——一种在对古代遗址进行大面积揭露的同时，又能比较科学地控制和记录发掘的层次序列的方法，很快在考古学界蔓延开来。1929年，天文学家道哥拉斯（A.E.Douglass）苦心探索积累多年而得以成熟的树木年轮断代法使美国西南部的史前考古学首先具有了可靠的绝对年代断代标准，而美国古典时代的考古大师基德与考德韦尔等，也在经过长时间的发掘积累和器物分类排比以及一系列的区域性研讨、交流与综合之后，很快在树木年轮年代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美国西南部地区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和区系类型。与此同时，从澳洲移居英国的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以“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为题，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对欧洲史前考古学的成果进行了天才般的概括。这个时期被称为考古学上的经典时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瓦特·特勒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考古学研究》（A Study of
Archaeology），对传统考古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陷于繁琐的器物排队和以年代序列为目标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主张考古学在研究年代和历史问题之外，还应当着重研究古代遗存的社会文化功能，通过系统的“缀合式研究”，全面揭示古代社会的文化面貌。1946年，威利《G.R.Willey）在秘鲁的维鲁河谷组织了多学科综合的区域聚落考古调查，揭开了多学科合作研究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序幕。1949年，欧洲史前经济研究学派的先驱者格雷庖姆·克拉克（J.G.D.Clark）引进孢粉分析等技术，对英国湖边遗址斯塔·卡尔（Star
Carr）的植物和其他考古遗存进行了细密的研究，复原出该遗址人类生活的若干细部情况，为当时的考古证据的提取和分析确立了新的里程碑。从此，考古学除了关注王室宫堡、陵墓珍品以及年代学问题等传统趣味之外，也逐渐将目光投向古代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的其他方面。
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路易斯-宾福德（L.R.Binford）为代表的过程主义考古学，吸收当时流行的人类学、生态学、系统论和科学哲学的最新成果，以研究文化变化发展的动力学法则为目标，将人类文化遗存分为物质文化产品、社会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三个方面，试图首先根据考古遗存研究复原人类的行为特征，然后进一步揭示文化中不同部分相互作用和发展的规律性。这种全新的思潮一度被称为新考古学。
观念的进步变革了考古学家的头脑，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则扩大了考古学家获取资料的范围与种类，并提高了考古学家从传统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考古学家可以通过飞机或卫星将自己的眼睛放置到高高的天空，甚至通过红外拍摄和遥感成像等方法获得古代遗址的全景照片，分析和解读一些原来用地面视角和肉跟根本无法观察到的遗迹结构；可以深入海底，从沉船上发现古代遗物，获得许多宝贵信息；计算机技术的迅速进步，为考古资料的整合与分析、传播与分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而最大的技术方面的变化，可能还是分子核子等领域的进步。芝加哥大学的威德拉·利比（W.F.Libby）发现的C14技术于1949年诞生，十年之内就变成了考古学家测定古代遗存年代的首选方法。另外，其他一些元素分析的方法，已可以比较精确地确定古代技术原料的产地、贸易的范围，甚至古代人类的食谱。特别是最近逐渐成熟的DNA分析技术，为探索人类起源问题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途径。
中国虽然有长达千年的金石学传统，但是建立在田野考察与发掘分析基础上的考古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一批外国传教士或科学家首先介绍进来的。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被公认为中国考古学之始。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梁思永等从海外学成归国，带回了当时国外较为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历程。李济对西阴村和殷墟出土文物的分析，以及苏秉琦对宝鸡斗鸡台出土瓦鬲的分类排比，是类型学在中国的早期尝试。梁思永确定后冈仰韶、龙山和殷墟文化的三叠层，表明中国考古学家掌握了考古发掘的地层学。抗日战争以前，中国考古学家的发掘主要是在殷墟，因为那里发现了甲骨文并且可以和《史记》中的《殷本纪》相比较，希望通过发掘搞清商史。1949年以后，随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的展开，考古发掘逐渐多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大量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苏秉琦以区系类型学说从实践和方法上证明了类型学在中国的成功，并以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的两大文化系统和六大文化分区演变的概括，建立起中国大部分地区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并在C14等技术的协助下，草绘了各地文化发展的编年体系和演变谱系。之后，中国考古学进入张光直所说的“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新时代，许多学者开始进行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外的思考与探索，尝试了诸如环境考古学、聚落考古学、全息考古学以及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等工作，同时不少学者再次把目光投向国外，寻求了解隔绝了半个世纪以后国际考古学的最新进展和前沿动向，翻译或编译介绍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进入21世纪，多学科合作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已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中国的考古学家也开始比较系统地考虑时空框架以外的史前文化演变规律、遗址分布、商品交换、玉器铜器等的技术传播和材料来源以及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国文明起源以及史前社会复杂化的机制与原因等比较复杂和具有国际性意义的重大学术问题，并很快建立起具有广泛影响韵如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聚落考古学、科技考古学等以新技术、新方法为特征的一批新兴边缘学科。
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考古学研究人类的过去，因此它和历史学具有无法割裂的联系。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考古学，到底和历史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和其他的学科又有怎样的关系？
在绝大部分中国学者的看法中，考古学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中，中国的考古学专业大都是被放置在历史学系中的。中国最早设立考古学专门机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更直截了当地认为，考古学实际上就是史料学。在言及史语所考古组成立的旨趣时，他说，考古组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历史学研究寻找和提供传统文献所无法提供的新史料。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考古学”的词条中，夏鼐和王仲殊开宗明义地讲，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夏鼐甚至将考古学与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的狭义史学比做车的两轮和鸟的两翼。苏秉琦将中国考古学放在“修国史”的定位上，在提出了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学说后，他连续发表文章，探索用考古材料重建中国史前史的问题，并将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作为研究的重点。
这种“修国史”的定位成为大部分中国考古学家遵循的方针和努力的方向，中国考古学一直是在历史学的框架中进行工作和研究的。在一个历史空前连续、史学传统悠久深厚的国度，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也几乎可以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美国的考古学被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它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共同构成研究人类的形成和发展的一门更大的学科。这一思想和20世纪20年代时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的观点有关。由于当时美国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印第安人，博厄斯认为，只有将考古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才能将这一对象研究清楚。60年代的新考古学思潮中，宾福德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名文，强调考古学要全面、科学地研究文化这个系统，更确定和加强了美国考古学的人类学特征，并在世界范围引起很大的反响，得到广泛地认同。
欧洲新考古学的兴起，英国的考古学家戴卫·克拉克等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新考古学提出质疑，并倡导后新考古学或称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学者中，尤以英国人霍德最力。而追溯欧洲考古学的发源，又和文艺复兴时代对希腊罗马等的重新发现与认识具有内在的联系，而对希腊罗马的研究一直被视为是古典学的内容，因此这一时期的考古学当然又被放在古典学的范畴中，为此还产生了一个专门的词汇：archaeorogy（考古学的英文词汇是archeology，它由表示开始、古代的arche和表示学问的logos构成，但是由于欧洲考古学最主要指古典时代的考古，所以考古学常被拼写为archaeology，特别是如果说到古典时代的考古，必须要用archaeology）。
其实，考古学依据古代人类的物质遗存，研究和认识古代人类的社会和文化，它的具体的学术目标虽然不断细化和发展，但是其基本的、原始的目标和性质则从诞生以来从未有所更移，这就是认识人类及其文化的过去。由于这个目标十分宏大，涉及的方面相当广泛，考古学不得不为自己设定一些阶段性的侧重点。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考古学不可避免地要和更多的其他学科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包括借用许多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但是，无论怎样，这些都不能改变考古学的原始目标和本身固有的性质。
当然，通过和其他学科的交流和考古资料的扩大化，研究课题的深入化，考古学不断地产生一些边缘性的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如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民族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分子考古学、垃圾考古学、行为考古学、聚落考古学、科技考古学、社会考古学、妇女考古学等等，以及标志考古学发展阶段性的传统考古学、新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等等。然而，考古学仍然是考古学。考古学研究人类最广大时空的行为、社会与文化，需要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及理论方法来充实自己的武库。但是，从本质上说，它仍然具有人文科学的灵魂，其材料的采集、信息的提取则要更多地采用自然科学的手段——今天，考古学已经成为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
三、地层学与类型学
地层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成熟最早、最基本的两种方法，有人曾将它们比喻为考古学的两条腿。前者指导考古发掘，后者指导对考古发掘出土物的分析。
考古学上的地层学是从地质学引进的。不同之处是，地质学研究的地层是自然原因形成的，考古学中的地层是人类活动和自然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它们在形成的时间、空间范围以及具体的面貌和堆积情况等方面会有区别。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那就是早期形成的地层在下面，晚期形成的地层在上面，按照时间的早晚自下面上一层一层地堆积。
考古学上的地层又叫文化层，它是指人类在某个地点生存和活动时遗留下来的各种物品、痕迹和自然力相互作用留下的堆积的总和。文化层是一种混合层，它既包括人类活动的物品、痕迹等人工遗存，又包括了构成地层母体的土壤及其他自然物质，这些自然物质某种程度上也往往是受到人工的扰动甚至搬运，它们混杂地堆积在一起，从而代表了一系列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结果，而其中的物品及其形成方式，则蕴含着它形成以前、形成过程以及堆积形成以后自然力和人力不断作用的各种信息。如果一个地点已经形成了最初的文化层，后来继续有人在此生存、活动，就会形成一种多层的文化层或者开口于不同文化层的人类活动遗迹，如房基、灰坑等。在这类遗址中，这些文化层及其所包含的遗迹单位和人工制品及其他内容，从下到上构成了一个从早到晚人类在这个地点活动的系列记录。为考古学家逆向地揭示和分析堆积形成的过程以及人类和环境在过去的时段里发生的事件和行为提供了一个物质性的标本。对于没有文字的社会，通过发掘、记录、分析这一系列的地层及其中包含的遗迹和遗物，部分消失的历史和人类行为以及文化的演变就可以被考古学家所了解。而对于有文字的社会，它所留下的地层堆积同样可以提供十分丰富的、文字所无法取代的信息（图1）。
考古地层学就是研究文化层堆积形成的原因、机理，从而指导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并为进一步分析地层中出土文物相对年代早晚和其他环境及文化问题提供背景和相关信息。
在运用考古地层学指导考古发掘时，有一些基本的规律需要注意：
（1）地层学最重要的原理就是叠压关系，用简洁的语言来说就是早期形成的地层在下面，晚期形成的地层在上面，按照时间的早晚自下而上一层一层地堆积。当然，有的晚期地层或遗迹不是叠压而是通过破坏早期的堆积而形成的，这种关系被称为打破关系，而且总是晚期的叠压或打破早期的堆积而从不会相反。因此，考古学家在发掘时就需要首先揭去上面的晚期的地层和遗迹，然后才能开始发掘下面的早期的地层或遗迹。
（2）地层并不总是水平的，甚至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水平的，它会由于形成一个地层的基础——无论是自然的还是先前的文化层，因人工原因而高低起伏，厚薄不匀：特别是人类的活动往往以一个自然或更早阶段的文化层为基础，筑高挖低，所以，很多同一时期形成的地层可以高低相差甚远，所以，发掘时并不能总是水平地往下挖，而是要清理干净晚期的堆积之后，才能进入再下面的地层或遗迹。对不同地层或遗迹的出土物品应该分别进行包装和记录。对每一地层、遗迹和其中包含的物品，都应该单独进行编号，便于发掘之后的整理、统计和分析研究。
（3）地层是立体的三维结构，它因人类活动和其他原因在空间展开，但是地层及其中包含的各类遗迹的堆积、叠压、打破关系又会构成一个序列，标志着一种时间上的早晚关系，这个序列及其代表的时间早晚顺序，应该和出土物品的类型排比、环境分析，以及各种年代测定的文化和自然演化顺序相一致。
（4）每一地层都是由上下两个面和地层内的堆积构成的，下面这个面往往就是形成这个地层堆积中包含物所代表的人类活动的生活面，上面这个面是更晓一个地层所代表的定居点的基础。
（5）开口于同一层位的遗迹同时共存的可能性要高些，但是并不一定是共存的遗迹，其具体的关系需要根据包含器物、空间分布、结构功能、科学测年等其他手段和线索进行进一步的确定，从而为人类行为和聚落模式等分析奠定基础。
类型学是考古学分析与研究古代遗存的最基础的方法体系。有人甚至说，考古学在发掘之后就是类型学，这话虽然有些极端，但的确说明了类型学的重要性。试想，野外的考古发掘结束以后，成筐成箱的陶片、石器及其他出土物品被运回实验室或工作站，如果不进行分类，描述、比较和研究等进一步的工作将从何做起？
分类是人与生俱来的处理事物的方法，我们通过分类，对它们进行区分和选择，描述和分析，从而得出表象以外的认识。因此，分类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起始点。
考古学上的类型学就是通过对古代人类文化的物质遗存根据其形式上的相似程度、结构、装饰风格、材料、功能及其他特征的系统排比，获得某些类型特征的组合与发展演变关系，从而研究其相对的早晚关系及其他文化与社会问题。在科学的测年技术发明以前，以地层学为基础的对出土文物的类型学交叉排比，是确定空间上不相连接、缺乏直接的地层叠压关系的古代遗存时代相对早晚关系和重建区域性的文化发展史的惟一手段。因为，器物类型的发展变化应该是连续的、逐渐的，有一个轨迹可以追寻。通常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之内，在类型上相同或相似的器物，其年代也是比较接近的。
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是一门系统而深刻的学问。早在19世纪，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分类方法就已经高度成熟，具有一系列专用的概念术语，以及经反复验证和行之有效的分类标准。如动物学中界、门、纲、目、科、属、种的阶层式分类体系就是一例。
考古类型学受到上述学科分类疗法的影响，但是考古分类的具体标准及其分类的操作和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内在特征及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密切相关。归纳起来，一般考古分类要分别或同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将材料组织成为可以控制的单位，这是一种初步的分类，通常是根据诸如原材料的质地等这样的直观标准，为进一步的具有分期和文化内涵的分类奠定基础。
（2）为了描述方便。通过一种特征，考古学家可以将大量的器物分成有限的几个类型，从而可以很方便地描述它们。
（3）追寻某一器物、一类器物或一群器物时空分布规律和演变发展关系，从而达到分期或相对断代的目的。
（4）确定器物的功能或追寻某一文化特征、某一器物、某一类（群）器物相互间的关联关系及其他的文化意义。这种分类通常可以为把握器物类型的内在规律及其反映的文化结构奠定基础。
既然分类的目的如此复杂，值得考虑和可以入手的因素又是如此之多，那么对不同的器物到底应该怎样进行分类，以什么为标准，不同的标准中哪一个更重要，如何把握类型变化的度？某一分类操作是否真正有用以及能否达到分类所设定的目标？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讨论的问题。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分类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原型”（emic）分类，即考古学家力求使自己所划分的类型与生产和使用它的母文化对它的分类一致。这种分类因此也被称为是民俗学的分类；另一种是所谓的“异型”（etic）分娄，即考古学家根据白己的研究需要进行分类，进而从类型中提炼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的分类方法。这种分类也叫分析分类或科学分类。
考古学家分类时，惯常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形式特征：器物的外观形状，体量大小以及组成部分，如把手、附加的耳朵、器盖的有无及相似程度等。
风格特征：装饰、颜色、表面处理方式等等。
技术特征：材料的选择、加工制作的技术手段等等。
一般考古学家们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以某一特征作为主要特征，同时尽可能地兼顾其他的特征。计算机和统计学的发展，为分类同时兼顾更多的标准及标准的量化比较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经过反复的观察实践，考古分类系统一般将器物或文化因素分成群、典型单位、典型器物（因素）几个层次，井在同一层次上进行比较。一个稳定的特征群可以大到一个考古学文化或一个共同的区域传统，也可以是一个文化类型或遗址（聚落），而一个典型单位则指发掘中出土于一个有代表性的遗迹单位的器物组合。典型器物是特征群或典型单位中最能说明某一方面问题的器物，比如陶器中比较常见、使用广泛、演变过程清楚便于比较的器种，常被用做交叉比较判定相对早晚关系的标型器物，这有点像古生物学中的标准化石。对具体的器物或因素，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型和式两个层次，比如Ⅰ型、Ⅱ型，Ⅰ式、Ⅱ式，来标志归属或细微的区别以及演变发展的关系，必要时再在其间穿插亚型和亚式的层次，使划分更加细密，分析更加入微。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学研究中年代问题解决手段的多样化，侧重于断代的典型器物和典型单他等类型逐渐让位于特征群、组合关系及器物或因素的出现频率等的统计分析，对类型变异的度晕也更加规范和科学。
虽然类型学通常和判定古代遗存的早晚关系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类型学并不仅仅只有断代上的意义，如前所述，考古学家将某一特定的器物归于特定的类型，总是为了处理某一特定的问题。对于古代器物的分类，没有哪种分法是绝对完美或最正确的，分类的标准可以因人和研究的问题而不同。早期的考古分类带有较多的直观性和任意性，并过多地偏重于为分期而分类，所以许多考古学家竭尽全力扩大类型学的应用范围和使考古类型学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他们用更多的理论和模式来界定分类的标准与操作。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考古学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动摇类型学的基础地位；而无论考古学家怎样对古代器物进行类型划分，更重要的是对分类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比较的方便，是为了获得器物背后人类文化的发展变化规律。因此，在考古学中切忌为了分类而分类。
总之，类型学是关于考古学分类的系统学问，通过分类可以使考古学家在器物与器物、特征与特征，甚至器物群和特征群之间进行有效地比较。使比较可以被放在合理的背景框架之中。比较是获得演变序列、确立时空框架和揭示分类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入手和归宿。
四、环境考古学与聚落考古学
1．环境考古学
考古地层学指导发掘古代遗址，考古类型学分析和研究出土的古代器物，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据以建立古代器物发展演变的年代框架，复原以物质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史。而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目标都在不断深化和扩大，也逐步把一些非人工的古代遗存特别是环境的遗存引入了考古学观察的范围之内，人类遗物的相关背景被不断扩大，由此产生了将古生态环境与考古遗存结合起来进行有意识的、系统化的研究探索的尝试，并形成了一门新的交叉性学科——环境考古学。
环境考古学是系列考古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的总和，包括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地貌考古、地质考古、资源考古等等，希望通过认识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与其赖以产生并得以保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认识人类行为以及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因此，环境考古学既是环境科学与考古学之间的门边缘性学科，也是最广义的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可以通过对古代环境的复原，进而研究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人们持什么样的态度，运用什么样的资源和以什么方法来制作工具，怎样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从而揭示考古遗存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并进一步解释物质文化以外的一些社会与文化现象，如环境观念、环境伦理、文化适应等等。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从人诞生以来，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但是，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又是有文化的动物，因此，人是一个生物文化体（biocultural）。这些持性使人及其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大大复杂化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开发利用也就具有了某些超生态的适应性特征。
环境考古学的实践是建立在这样几个事实之上的：
（1）考古学文化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其全部的原材料都是取自于自然环境的；
（2）考古学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其工具部分）是直接作用于或干脆是用来处理自然环境的；
（3）自然与文化的演变，各自都有对方的动因存起作用。
因此，只要弄清了一个特定时空中的考古学文化的人们共同体到底生活于怎样一种自然环境之中，又是以什么样的手段将什么样的原材料加工成为符合其文化选择的工具，又以什么样的手段来使用这些工具并作用于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就部分地认识了这一考古学文化的生活方式——包括其物质文化的特征与非物质文化的某些方面，并为进行更深入的文化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在这里有三个必须被澄清的文化因素：工具、手段和被纳入人类关系之中的自然因子。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要素是可以被发现和直接观察的，而第二个要素即“手段”，作为一个抽象的文化概念，则可以据第一与第三要素以及其他从逻辑上加以复原。
考古发现显示出人类行为的遗物、遗迹是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变化发展的，而环境科学也显示出整个自然界同样是处于变动不息之中，正是在对这种变化的适应过程中，形成了人类各文化不同的面貌和传统。自然作为一种因子参与了人类的文化演进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两个层面上意义；一是指它与工具及持有工具的人在具体的时空中的相互作用，即文化的生成与塑造方面的意义；二是指它作为一种人所面对的生存因素通过自身的变化发展及文化的传承积淀在人类的人生态度的深层塑造方面的抽象意义。另外，人作为生物的一种，高踞于生物金字塔的顶端，它同样地遵从普通生态学的某些原理。因此，环境考古学不但应当考察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瞬时情形和具体的特例，也应当具有一种发展的过程和意识，更大限度地发掘实物材料所承载的社会文化的信息，接近人与文化的本质。环境考古学通过引进文化领域以外但同时又是文化生成和存在背景的环境因子，探求构成古人类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作用于环境的方式，从而企图获得对文化的较全面的认识。因此，环境考古学的产生是考古学的一大进步。
环境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如其名称一样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特定的考古学文化的考古遗存部分，另一个是作为这个考古学文化生存背景的自然环境的遗存部分。在考古学和古环境古生态学之中，这两部分是早已经各自被归入了其认识的范围之内，并建立起了各自的发展序列甚至已经部分地揭示了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只有在环境考古学中，它们才以“人”为中心被关联起来，被纳入到“文化”这一关系之中，从而进一步综合地揭示其中所包含的许多社会和文化信息。环境考古学既为考古学家观察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获取和处理资料提供了新的手段。
目前，环境考古学的技术手段主要包括：系统地回收发掘地层中包含的动植物遗骸、孢粉、植硅体，进行磁化率、土壤与人工制品（包括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物理化学成分分析，地质地貌考察等。而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遗址，环境考古学家希望获得必不可少的信息则各有侧重。英国环境考古学家布策尔曾经对此进行分类和概括，他认为，一般来说，环境考古学应该注意收集以下一些遗址的环境背景信息：
（1）一个地区的总体环境，包括气候、植被、动物、矿产、水源、交通条件、土壤以及地貌状况等。
（2）一个地区所蕴含的食物资源。
其中对于狩猎采集者应着重了解以下内容：考古遗址与自然埋藏中所含化石动物群；由古生物学、植被及动物生态学所推算出来的该地区的生物量；可食用植物的种类（包括果、茎、叶、根）及保存情况；生活在与之类似的环境中的现代“原始族群”的营养状况、社会组织和技术状况；与食物状况相关的可能的人口水平等。
对于农业群体则应了解：农作物、家畜、行猎与采集的食物、当地食物与外来的交换食物各自所占的比重；由地形地貌特征、植被状况与土壤状况等所决定的可资利用的土地面积；当地植被对于清理和耕种土地的影响程度；土壤的理化性质及肥沃程度；放牧条件及渔猎条件等。
（3）由地质、地貌、水文、地下水、矿产资源、交通条件、生产力水平等所决定的遗址结构，包括：食物资源以外的其他因素（水资源、地貌的遮蔽或暴露程度、土地的干湿状况、燃料、矿产等原材料）所决定的遗址的选择、暂时性占用或永久性使用等；阻止或促进人类迁徙的因素（如海滨、河流、湖沼、陡坡、植被类型等）；影响人类狩猎等经济行为的因素，如饮用水的方位、地形障碍等；可以提供额外的水生资源条件等。
而对于考古遗址本身及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则应着重了解：
（1）经济方面：遗址中的生物群所反映的该人们共同体的生态位；对能体现人类活动的选择性、季节性的重要生物物种的分析；动物的年龄性别所体现的狩猎行为和季节性活动规律方面的信息；动物遗骸在遗址中的位置所反映的人类屠宰动物的方式、方法方面的信息；动物的家养种和野生种类及数量所体现的经济活动信息；遗址所包含的全部植物遗迹如木炭、有机质、孢粉、硅酸体等的分析和解释；植物中驯化种和野生种的成分与比重，驯化种的驯化程度及野生种中可以作为食物的种类与比重。
（2）技术方面的，指工具、用火、制衣、交通运输以及狩猎、采集、耕作的水准等。其中，工具的类型和效率、劳动单位的大小与分工情况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但应分析易于保存下来的石器、骨器、陶器等，同时也应当对不易保存的木器和有机物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但应当分析其所采用的原材料，也应当分析其技术方面的特征与成就。
（3）居址方面的，包括建筑方式及布局、坐落位置与坚固程度、人口密度与分布、生活单位的大小、社会组织和交往等，特别是应当注意分析遗址占据时间的长短，是季节性的还是周期性的，半永久性的还是持久性的。
（4）资源利用方面的证据，古代人类无论是狩猎还是采集或者农耕、放牧，都必然会对当时的生态和环境发生影响，比如长期的狩猎会使动物群落的种群结构发生变化，刀耕火种的开荒会使植被发生变化，在全面考察中，这些影响的结果在考古遗存中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5）人与环境关系的观念与价值积淀，比如各种类型的自然崇拜痕迹和禁忌等。
对于相关资料的分析，不仅要注意环境和文化各自的发展演变规律适用性问题，还应当注意两者相互结合在一起时的相互影响状况，特别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结果的积累和对人类认识水平与意识形态的深层次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反过来对人类利用和适应环境变化的世界观的塑造作用。
2．聚落考古学
如前所述，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有不断扩大化和深入细化的趋势，那么，整合考古资料的理论框架和模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地层学和类型学可以从相对年代框架的角度为考古遗存提供分析的框架，环境考古学将自然与人文因素有效地结合起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门称做聚落考古学的新学科逐步成长起来，成为考古学中最重要的也最具整合性的分析古代遗存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模式框架。
聚落这个概念和生态学中的群落，如植物群落或动物群落具有相似性，是指人们将自己聚结成单位，将自己与居住地周围环境和资源联系起来的时空组织方式，它同时具有生态和文化两重意义。聚落考古学是在区域性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框架与发展谱系大体完成之后，环境考古学等分支学科被提出，更多的学科希望从考古学中提取相关信息并更加深入地探对与古代人类有关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时出现的。在考古学中，19世纪晚期的摩尔根（J.Morgan）就开始注意到聚落类型与社会组织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Stuart）倡导生态人类学时，开始更多地和比较系统地注意聚落和环境的关系。但是，在西方特别是考古学理论方法探索比较活跃的美国，作为考古学相对成熟的理论方法的聚落考古学是与新考古学的兴起与发展大致同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泰勒（J.E.TayIor）对传统考古学的见物不见人，只注意器物排队、年代分析，不注意研究考古资料中的社会与文化问题提出系统的批评。50年代，威利在斯图尔德的指导下在秘鲁的维鲁河谷进行聚落考古的系统尝试。这时，聚落学古学开始形成比较成熟的调查、收集资料和记录、分析聚落间关系的程式和方法。由于新考古学讲求方法的严格性，倡导研究人类的行为和文化发展的动力法则，聚落考古学开始更加注意材料的来源和均衡性，引进更加系统的调查、取样等资料采集与提取手段及更严密的统计学方法和更多的社会科学模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更推动了这一趋势，并且使考古学家能够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来记录、整合、分析、模拟和处理各类自然和人文资料在空间上的结构关系。在我国，严文明先生在分析资料比较丰富的仰韶文化的发展演变时，较早地在中国进行聚落考古学的研究尝试，将遗址划分为居住区、生产区、墓葬区等组织起来的生产、生活单位，并认为对聚落的研究就是要追寻这些功能单位的各自特征及其组织特征的时空特点。
聚落考古学所研究的聚落大体与考古发掘中的遗址相对应，遗址往往是一个古代人类生存居住的聚落的残存，聚落考古学的研究便以聚落或者说遗址为核心，将考古学材料区分为两个较大的层次——聚落内或聚落间（也可称为遗址内或遗址间），从而将考古发掘中所得的遗址内的遗物、遗迹、居址、院落、社区、村落等不同层次的遗迹单位整合进不同的具有生态和社会与文化观察意义的层次与框架。由于考古遗址内的遗物、遗迹、居址、院落、社区往往具有特定的组合与包含关系，它们逐地为较低层次的考古单位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模式和框架。而结合系统的区域调查、地表采集资料和研究区域内的环境、地貌、动物、植物、矿产资源及相邻遗址间的交通、贸易、大小、分工关系等方面的资料，就可以对遗址的区位、遗址内外的经济活动类型、方式、特点、社会分工、社会结构、相互作用方式、政治分层以及特定的文化观念等进行大范围的分层次的分析。
通过研究一个具体的、分层次和严密的系统框架，可以为各种理论方法和分析模式提供坚实的用武之地。
比如，研究人们为什么会选择特定的地点作为聚落的所在地，可以利用遗址地点分析模式。通常，人们倾向于节约精力、以最小成本开展各类必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因此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人类倾向于选择不同生态区的交汇地带作为聚落所在地，比如山前河边的阶地、两河交叉处的台地等，从而可以最方便地获得最多的生物资源类型。这一类研究由于需要比较具体地了解研究区域的环境背景信息，因此和环境考古学具有密切的联系。
对聚落经济活动的分析，通常可以采用遗址区位分析的方法，如可以根据当时人们所用的交通手段，分析人们选择在什么地点适宜于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假如以步行为主要交通方式，农耕聚落的人群通常不会将耕地选择在5公里以外的范围，而砍柴、狩猎、贸易等辅助性经济活动的范围可能会稍大一些。另外，像分散模式、文化遗存和资源的地表分布趋向等也有助于确定经济活动的边界和不同聚落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于比较复杂的社会，可以用通讯系统的分析来复原社会分层和社会各阶层及不同聚落之间的交流情况，这一方法通常有比较严密的指标体系，在确定某些文化行为的集中程度和不同遗址在社会分工中扮演的作用等研究中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中心地模式对研究聚落群间的政治组织结构通常非常有效。按照这一模式，通常那些重要的中心聚落在四面八方各应有几个不同层次的小一些的次级聚落所环绕，呈等多边形分布，而中心聚落之间的联系应呈最短距离，从丽结成一个以不同的中心聚落为网结的分层的网状结构模式，当然，文化、环境等因素可以挤压这个网状结构的不同的边，从而改变这种理想状态。等级分析可以与之相配，分化的等级可以量化，从而为分析聚落间经济、社会分工和政治分层与边界等提供有效的手段。
上述这些模式和标准未必真正体现聚落度聚落间的实际情况，但是，它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问题的出发点。聚落层次和人类行为复杂多样，考古资料通常却十分有限，因此聚落考古学面对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但是如果运用妥当，它为考古学家从更大角度分析更复杂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而具体的框架。
五、现代科技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考古学的进步不但体现在前述的理论方法上，考古学研究遥远的过去，但是，由于考古材料残缺不全的特征，古代往往只会留下一鳞半爪的遗痕，为了看得更清晰，更透彻，考古学家常常要借助最先进的科技手段。C14测年、热释光测年、古地磁测年、成分分析、中子活化、DNA以及航空遥感等方法，不但使考古学家能够看得更远，也能够看得更清楚，极大地提高考古材料的广度和精确度。
1．C14测年法
这是一种用同位素或核子技术测定古代遗址中有机物年代的方法，从而为全世界的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时代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年代标尺。C14测年的样品范围十分广泛，举凡木炭、木头、海生或淡水的动物贝壳、骨骼、角、泥煤和其他有机质，如碳酸盐类的泥灰、石灰、生硝等从理论上说都可以作为测年标本。C14测年的大致范围是距今300到40000～50000年，所需样品一般为1～10克。经过同位素增强技术和利用大剂量样品，测年范围甚至可以上达75000年。现在，通过质谱加速器技术，1～2毫克碳样品——通过努力，甚至50～100微克的碳样品，也可以测出距今40000～50000年以内的精确年代，而且如果样品提纯技术有所改进，很快可以将测年的范围扩大到8000～90000年左右。
C14测年技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芝加哥大学的利比（1908～1980）首先发现的，利比并因此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它的原理是这样的：由于宇宙射线的轰击，高层空间中存在着C14这种物质，C14产生以后，受氧化成二氧化碳，广泛地分布在大气层中，其中绝大部分被吸收在海水之中，一小部分则混合在空气中，通过光合作用被植物制成碳水化合物，以各种方式进入了碳循环的过程中。所有的有机体都会通过新陈代谢作用使其体中的C14含量最终和大气中的C14达到平衡，而一旦新陈代谢作用停止了，比如一个植物或动物死去了，其体内所含的C14就会以固定的速率发生衰变，大约5700年为一个半衰期，也就是说，每过5700年，有机体中C14减少一半。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测出一个死亡的有机体中的C14残存含量，就可以计算出它死亡的时间。
C14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考古学，几乎引起了考古学的一场革命，它使考古学家广泛地获得古代遗址和遗存的绝对年代成为可能。但是，C14测年技术应用于古代的有机物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首先是年代的精确度，C14的误差是不可避免的，一般的测年结果都存在一个误差的年代；第二是实际上地球上的碳分布并不是绝对平衡的，使得这种误差在各地不一定相同，从而使不同地区的年代数据的可比性发生问题，如今在大约万年以内，通过树木年轮断代进行校正；第三是有些特殊的样品年代偏差较大，比如石灰岩地区尤其是这一地区的淡水贝壳类样品的年代误差较大；第四是对用于进行测年的样品的出土环境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有的样品可能发生污染，有的用于测年的木头可能已经死去多年才被埋进了古代遗址，从而使年代的相关性发生问题，等等。然而，无论如何，C14测年仍然是到目前为止使用最广泛、最有效的测年方法。
2．热释先测年法
热释光技术是一种考古学家期盼已久的绝对年代测定法。这不但是因为陶片和瓷片是距今1万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起来以后人类社会与文化取得革命性进展以来人类遗留的最为常见的古代遗存，样品丰富易于获得，而且是因为这种方法直接测量陶片本身在烧成时的年代，因而比其他样品的断代更具文化行为上的直接性。比如C14的木炭样品所得到的树木死去的年代，和共存的人类文化遗存的年代相关性就一直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且往往难以获得结论的参考年代。
热释光测年原理是这样的：陶土中都含有微量的放射性物质，它们会发射出α（阿尔法）和β（贝它）射线轰击陶土中的石英结晶，使其电子被无规则地游离到陶土的品格结构中。如果陶土被加热到380℃以上（幸运的是，所有的陶瓷器都是在500℃以上的高温中烧成的），那些游离出来的石英结晶的电子就会重归原位并开始发光。通过测定陶瓷器烧成以后的发光量和放射性物质含量，科学家就可以计算陶瓷器被烧成的年代。热释光测年的适用范围也比较广泛，从距今35000年到非常晚近的时代比如几百、几十年，都可以测出理想的年代结果，而且由于许多史前时代的土块比如红烧土、地面、墙壁、陶塑像等都是在380℃以上的温度中烧过的，热释光测年也可以被应用于陶瓷器以外的这些人工或自然烧过的样品，因此，很多古代遗址的相关遗存包括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土塑像就可以直接被测定年代。
近来，科学家们发现，一些在制作或使用过程中经过火烧的燧石制品也可以运用热释光技术来测定年代，从而使其适用范围更加广泛。由于样品来源丰富而且直接和加热受温这种文化行为相联系，可以预计，热释光测年技术的前景将会越来越广阔。
由于进行热释光测年的样品要从测定对象上取下来，磨成粉末，分离出石英成分以后放到密封的石墨盘上加热测量，对测定对象本身往往会有些微的破坏，对有些十分珍贵的孤品文物，比如中国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就需要慎重考虑。
热释光测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样品来源的背景信息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在许多环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种具有放射性的γ（伽马）粒子，虽然热释光技术测得的大部分热释光肯定是与样品中原来的石英质的α（阿尔法）和β（贝它）射线有关，但是外部环境的γ（伽马）粒子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解样品的来源背景可以帮助科学家确定测年结果的可靠程度。
3．古地磁测年法
地球的磁场是不断变化的。地核内半熔化的岩石的不断旋转使得地球磁场的强度发生变化，北极的方位不断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质学家对地球磁场的变化产生兴趣并发明方法测量和记录这种变化。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开始将这一研究的结果用于考古测年。因为，含铁的矿物一旦被加热到高于其居里指数的温度，其磁场就会像指南制一样被固定在北极上。即便以后其温度又降低到居里指数以下，当时的北极位置仍然会牢牢地凝固于其中一一除非它被再次加热到居里指数以上或受到其他的干扰。在地球的演化过程中，地球磁场的磁极经过移动有时候会发生倒转的现象，这种现象虽不常见而且至今科学家还没有发现什么规律，但是一般几十万年就会发生一次这样的倒转。地质学家通过钻探，从不同深度的岩层中取样并在样品上标出取样时样品的北极位置，然后在实验室里测定它受热时遗留的北极位置，这样他们就获得一个连续的磁极变化的序列，然后结合地球磁场发生倒转的岩层位置并在钾-氩法的帮助下确定磁极倒转的年代。利用这个原理，通过测定样品古磁场的位置，并和母线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对应的年代，
古地磁断代一般只适用于很久远的年代，比如几十万、上百万年，所以在考古学上只有旧石器时代可以用到它。通常，专家们先用钾-氩法获得地层的大致年代，然后再用古地磁样品反映的地球磁极位置对年代进行更细致地校订。
对于较晚近的考古遗存，地磁学断代也有用武之地而且更精确一些，它不涉及磁极倒转问题，而是根据北极位置的变动进行断代。含铁的泥土一旦被火烧到超过其居里指数的温度上而且从此之后它的位置没有被扰动，比如房屋墙壁上的红烧土或陶窑的构成部分等等，就应该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北极的位置，可以作为理想的断代样品。考古学家先用其他办法比如C14或树木年轮断代法建立起不同时期北极的方位与年表曲线，然后拿测得的样品的北极化置与之相对，从而确定样品的年代。由于地球磁场的波动，不同地区应该确定不同的磁场年代曲线作为本地区样品的对比母线，如今不少地区的母线已经可以上达数千年，在这个母线的年代范围内的样品，就可以成为有效的测年对象。
古地磁断代对取样的技术要求非常严格，必须确定样品没有破扰动或污染过，在取样前必须严格地测最取样时地球的北极位置并在样品上标志出来，然后严格地切下样品放在塑料盒里，拿回实验室进行测定和对比。磁极位置与年代母线的精确程度是影响古地磁断代的重要因素，各地区一直在不懈地完善本地区的母线。在美国西南部，由于有树木年轮断代提供的精确基础，用古地磁断代的误差已经可以被控制在50年之内。
4．残存脂肪酸分析法
考古学家面对的对象主要是诸如陶器、石器这样便于保存的古代的物质遗存。这些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虽然可以根据其器形等做合理的推测，但是毕竟难以被证实。残存脂肪酸分析技术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
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就已经发现所有动物和植物体内部有脂肪，而脂肪酸是脂肪的最基本的构成物质，不同的物种其脂肪酸的成分也各不相同。这一发现为生物化学最终得以从生物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1951年，科学家发明了能将测试样品气化并进行分析的色谱仪后，才使精确测定各种动植物脂肪酸成分的理论变成现实。使用这种仪器，科学家不但可以提取并测定脂肪酸的成分，而且可以迅速判断出测试样品来自哪一物种。就这样，一种新的科学分析方法——动植物脂肪酸分析法诞生了。
但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相信，动植物一旦死亡，其脂肪会迅速分解而了无痕迹，因此使这一新兴的发现和分析方法一直没有多少用武之地。直到1977年，德国的生物化学家经过实验证明生物死去以后其体内的脂肪酸在地球表面常态环境中不仅难以被分解，而且能够经历千万年而长期不变地保存下来。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推进了脂肪酸分析法的继续发展，而且为其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人们通常认为，在古代遗址中大量存在的石器和陶器等的用途常常是砍伐树木、宰杀动物和盛煮食物，但是，到底那些石刀、手斧都砍伐过什么植物、宰杀过什么动物？那些陶器盛过或煮过什么食物，不但考古学家难以决断，擅长物理化学分析的文物保护专家也无能为力。后来，日本著名的考古学家佐原真和生物化学家中野益男通过引进残存脂肪酸分析法，为此提供了科学的答案。
佐原真20世纪70年代留学德国时学习过脂肪酸分析法，他回到日本后，在平成宫遗址出土的灯碗内的遗存物中用脂肪酸分析法发现这只灯碗曾经使用过菜籽油、动物油和鱼油，这一结果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很大的轰动。此后，他设立课题专门研究脂肪酸分析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生物化学家中野益男也参加了这项研究工作。他们用超声波处理测定样品，提取出脂肪酸，然后用气相色谱仪测出脂肪酸的成分，再与各类现在的动植物的脂肪酸成分进行对比，从而确定样品所属的物种。1986年，中野益男成功地完成了对北海道濑棚郡今井町美利河一号遗址出土石器上残存脂肪酸的测定，发现在石器上残留有鹿的脂肪酸，从而证明了古人曾经用这些石器宰杀鹿。同年，两人合作对官城县川市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进行残存脂肪酸分析，这是一处距今约14万～15万年、包括5个地点的遗址，发现了30余件石器，由于遗址土壤酸性较强，没有保留任何动植物等有机物的遗存，因此无法断定遗址的性质。佐原真和中野益男将出土石器连同周围的土壤切割成50厘米见方的土块，分地点共采集了20块作为测试的样品。结果在这些石器上发现了鹿和诺曼古象的脂肪酸。有意思的是，在石器周围的土块中也发现了同样成分的脂肪酸，而在没有石器的土样中，则没有发现脂肪酸，从而验证了测定结果的合理性。他们甚至推算出在这个遗址全部的脂肪酸中，鹿的脂肪酸占30%，诺曼古象的脂肪酸占40%，由此推定该遗址为一处宰杀动物的场所。
这几次成功的结果确定了脂肪酸分析在考古学中的地位。
残存脂肪酸分析不仅可以确定石器、陶器等的功能，而且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推定古人的食物构成和环境等方面的信息，另外，脂肪酸分析不会破坏样品的外部形状，不改变样品物理化学成分，完全符合文物保护的要求。因此这种方法很快受到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不少令人兴奋的成果。
残存脂肪酸的测定分析需要考古学家和中物化学家的密切合作。在发掘现场采集测定样品时，考古学家要按照生物学家的要求进行操作，严禁用手触摸样品，采集好的样品要用塑料袋等包装好，以防止油脂污染；在一般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将样品连同其周围的土壤一起采集，单位采集量的多少应视样晶大小等背景状况而定，通常将样品及周围上壤切割成边长50厘米见片的正方体；包装运送样品应该用金属的箱盒；对于大面积的遗址或遗迹，采样时要注意点面结合和样品的布局，测定分析时要提取尽可能多的脂肪酸成分，并绘制专门的图表记录测定结果，以便进行对比分析和结合其他考古现象进行解释。
5．孢粉分析法
开花植物的花粉和不开花植物的孢子形态备异。但都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可以将其长时间地保护起来不致遭受损坏，而且由于孢粉体积很小，可以被诸如风、昆虫、鸟等媒介搬运散布到各种地点，广泛地保存在古代形成的堆积中。
由于抱粉形态各异，它们大部分可以被鉴定到属性。不同植物产生孢子和花粉的数量不同，散布方式与保存状况又各不相同，因此．对它们进行系统的鉴定、统计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特定时期的植被状况。而对当代孢粉的统计分析及其和植被的对比研究，也为科学地认识和复原古代的植被状况提供了标准参考。
孢粉从土壤等古代堆积中取样，在实验室中分离提取，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鉴定、统计，在统计时，由于个样品通常包含无数的孢子花粉，通常规定观察统计到300个或500个为止，使样品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即可。最后将不同形态数量的结果绘制成为孢粉图式，将不同时段形成的地层中的样品结果排列起来，可以形象地表示出某一种属的植物随时间变化和整个取样区域的植被种属在横断面上的组合分布情况。
在以年代学作为考古学的头等目标的阶段，孢粉分析最初也主要是作为一种断代的手段，因为植被的变化主要是气候变化的结果，不同气候阶段会有不同的植被类型，通过确定孢粉组合的图式，进而确定植被类型，可以大致地帮助考古学家判定一个地层的气候阶段和年代范围。
随着C14等断代法的引进和考古学的发展，孢粉分析对研究环境变化及人类行为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环境考古学的常规手段。孢粉分析是复原植被的最为重要的疗法（其他的方法还有植被遗存的直接鉴定，最近有植物蛋白石的分析等等），而植被居环境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根据植被可以复原气候等环境因素．甚至可以直接根据孢粉分析人类行为的某些特征，因为随着人类文化和技术的发展，植被的许多变化就是出入引起的。比如在欧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发现森林的孢粉在碱少，而禾本科特别是谷类、草类的孢粉在增加，通过分析发现这是由于人类大量砍伐森林种植庄稼而造成的。
湖泊和沼泽的孢粉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总体的植被状况，地面土壤的孢粉则更倾向于反映更小的区域的生态，被突然掩埋（比如地震）的地表的孢粉样品甚至可以反映样品提取地带的土地使用类型等信息，有计划地、系统地地表取样，有助于了解建筑物的边界范围。
如今，孢粉和植硅石、系统地采集种子、木炭等有机物遗骸的结合，形成了一套复原古代植被的方法体系。
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运用为考古学的进步带来极强大的推进力量，它们扩大了考古学家获取资料的范围与种类，并提高了考古学家从传统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使考古学家观察的范围更大，清晰度更高。总起来说无外乎两个方面：宏观的和微观的，前者包括航空与遥感等；后者包括分子层次的，比如C14测年，DNA分析等（见“考古学简史”部分，此不赘述）。
此外，借助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帮助，考古学可以进入以前的一些研究禁域之中，获得在通常的情况下无法保存的古代信息，比如沙漠考古，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保存完好的古尸及其身上穿的衣服：比如发现于阿尔卑斯山区希米劳恩的冰冻人，由于保存在冰雪这一“时间封闭仓”中，携带了大量的通常环境下难以保存的古代信息；再如水下考古学使得考古学家深入海底，从沉船上发现陆地上难以保存的古代遗物，获得贸易和原料等力面的宝贵信息。（水下考古的优点是它不仅可以留下大批同时期的遗物，而且常常会有出人意外的发现，因为有机物在水下往往比陆地上保存得更好。水下考古最有名的发现之一是鸟鲁·布鲁恩水下沉船；在土耳其南部乌鲁·布鲁恩水下公元前14世纪的沉船中发现有240个四角牛皮袋装运的青铜矿砂及锡矿砂，每个重60磅；还有监钴玻璃矿砂、象牙、河马牙、埃及乌木、金银首饰、武器等以及杏仁、橡子、松果和数以千计的橄榄．无花果、石榴子，整整一吨的可能是用来制作葡萄酒或香油的树脂。这些遗物分别属于迈锡尼、塞浦路斯、埃及、巴比伦等。当时地中海地区海上贸易的繁华可见一斑。尽管遗物如此丰富，考古学家却无法推测该船的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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