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做的商业标识能体现品牌自我价值的体现吗?它做过哪些案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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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营销原点-中国啤酒的品牌营销之道
发布时间: 17:38:00
来源:市场部网
&&& 让营销返璞归真回归原点
  抹去尘埃,去除杂草,让我们回到营销的原点,去找到营销的真本。在我的《营销不是战争》一文中,我简述了营销的本质:营销不是战争,而是竞争对手之间采取差异性的竞争手段对顾客忠诚度的争夺,而争夺顾客忠诚度的最有力量武器就是品牌。所以说:营销唯一任务就是通过品牌去获得顾客忠诚。
  中国啤酒行业早已经进入品牌营销的时代,只是中国啤酒行业的品牌营销水平却强差人意,参差不齐,在与洋啤酒的对抗中有些品牌力不从心,却无道可循,甚至有些啤酒大佬躺在销量的增长和利润的增长的报表上自我陶醉。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啤酒营销进入品牌超越时代。中国啤酒品牌马拉松已经开始,不要以为您现在的名次挺靠前,那不一定是因为您跑得快,而是对手在蓄势,常识告诉我们马拉松的赢家往往都是那些蓄势已久,厚积薄发的人。让我们一起看看您真得准备好了吗?您现在做的一切真得能让您赢吗?
  中国啤酒企业要真正懂品牌才能做品牌
  那么到底是品牌呢?品牌不仅是看得见的印记和标识,更是消费者的感知和忠诚!
  企业生存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培育顾客忠诚,如果没有顾客忠诚其它的都是昙花一现甚至根本就是永远实现不了的梦!
  以下是我在《品牌营销》总裁班课程上关于品牌的观点:
&&& 我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有品牌,而且是与生俱来的,只是这个品牌是否完整与健康。一个完整的品牌由责任、品质、服务、文化和传播五大要素构成,而这一切都是由人完成的,所以品牌就是人。优秀的品牌必定由优秀的人来实现,必须让优秀人的赋予品牌鲜活生命,让品牌人性化。这个人性化不是靠形象代言人完成的,形象代言人并不一定能让品牌人性化,甚至对品牌是一种伤害。某啤酒品牌连续几年内先后使用了腾格尔、胡兵、黄健翔三位风格与形象均大有差异的明星做形象代言人,对品牌形象的延续性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百威啤酒请过明星做过形象代言人吗?如果说百威也有形象代言人,那就是哪些可爱的小蚂蚁,他们的智慧、执着、勤劳、勇敢的形象赋予的百威鲜活的生命。
  啤酒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一个优秀的品牌就要给顾客创造让渡价值最大化,而让渡价值包含了以下五种价值:
 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必须具备以下三度:
&&& 不入流的品牌连一度也不会有,三流的品牌能做到第一度,二流的品牌能做到第二度,一流的品牌一定是三度皆有。而国内大多数啤酒品牌过度强调知名度而忽视了品牌的美誉度和忠诚度,甚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案例:金威啤酒外埠扩张之困
  金威啤酒在深圳是一个优秀的品牌,老金威卖了十几年都没换过包装仍然有那么多的忠诚消费者,我每去一次深圳都要喝一次。金威啤酒在行业内全国知名,不仅是因为设备一流、技术一流、品质一流,更因为是在全国第一个叫出不添加甲醛工艺的啤酒,也因此让国内同行讨伐之声四起。金威有钱也有胆,靠这两点开始了大手笔的外埠扩张之路,除了汕头之外,天津、成都、西安均投入巨资高标准建成现代化的生产基地,意图在华北、西南、西北形成战略优势。但几年下来战果并未如愿,非但强势品牌没有建立起来,还形成巨亏,进退两难。2007年我在西安讲课,课后下午我在一个小超市做调研时看到穿大裤头的中年人在买汉斯啤酒,我看到汉斯的旁边就是西安产的金威,就好奇地问道:先生,您怎么不卖金威呢?这位先生头也不抬地说:您是金威的业务员吧,告诉您们老总,打那么多的广告有什么用?我只喜欢喝汉斯。
  这位先生的话让我深思良久。金威的三个基地,天津和成都面对的强大对手有素有市场屠夫这称的强悍之敌雪花及其并购的当地品牌莱格、蓝剑,而在西安则面对的素有西北狼之称的汉斯及其东家中国啤酒第一品牌青岛。这些品牌在当地都有扎实的市场占有率甚至和品牌忠诚度基础。而金威啤酒有什么?好的产品、大的促销和广告,而这一切虽然短时间内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但都不能在短时间内与消费者建立起品牌美誉度和忠诚度,一个高楼建立在沙滩上,结果可想而知,故而金威撼大树难也!
  从金威的案例中我们要学到的是品牌力决定企业扩张的成败。
  中国啤酒企业到底应该怎样做品牌
  1、 做品牌就是做文化。我早在2003年中国酒业营销论坛上演讲时就讲过:我们不要卖啤酒,我们要为人们创造一种更好的生活文化。青岛啤酒总裁金志国先生也讲过,做啤酒的最高境界就是轻轻松松玩文化。啤酒本身就是具体深厚文化底蕴的产品,2003年我参观青岛啤酒文化博物馆被深厚的青岛啤酒文化所折服,对青岛啤酒的品牌文化认知大大提高。珠江啤酒与世界第一大啤酒酿造商比利时英博啤酒集团合作建设的国内首座国际啤酒博物馆珠江一英博国际啤酒博物馆,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想必一定是气势挥宏,内容丰富,据悉已经成为广州一日游的重要景点之一了。金威啤酒、金星啤酒、燕京啤酒等品牌则打造工业旅游这这块牌,通过景区式的工厂展示其现代化的技术工艺和啤酒文化。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些企业的做法都很好,都是在做啤酒文化,只不过这不是啤酒文化的最高境界,也容易陷入为文化而文化的境地。
  2、 认清文化的本质,做品牌文化的至高境界。早在6年前我接受一家酒类杂志记者采访时我就强调过,酒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就是对消费者的爱。这种情感就是品牌的价值主张,但在这方面中国的啤酒品牌做得并不够好。品牌的价值主张必须符合两大关键,一是一致性,不能变来变去,二是关联性,能够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国内一些著名啤酒品牌的价值主张提炼得很好,与消费者关联性也是比较强的,但一致性却做得不够:青岛啤酒的 &激情无处不在&、&激情成就梦想&、&百年酵母,传世麦香&;雪花啤酒的&畅想成长&、&勇闯天涯&;金星啤酒的&麦香,酒爽,情更浓&、&酿造纯生化、口味更新鲜&、&激情痛快喝起来&、&有您更精彩&;燕京啤酒& &感动世界、超越梦想&、& 燕京啤酒,清爽怡人&。这些品牌诉求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难以形成明晰的品牌印象,也不知他们到底要给消费者传递什么情感,真如一个多情种,感情变化得比天气还快,如何谈恋爱,这样的男人谁敢爱呢?做品牌也一样。我们看看海尔,一句真诚到永远从不改变,始终如一的诉求一点,塑造起海尔极具人性化的品牌形象。这些啤酒大佬们还是不要太自大,多研究研究您们的顾客忠诚度指标的高低与质量吧。
  3、 广告早已死,公关才永生。《定位》作者里斯在他的《广告的没落公关的崛起》写道:变:从广告主导的阶段向公关主导的阶段转变。今天,您无法通过广告推出一个新品牌,因为广告没有可信度。广告是王婆卖瓜,是公司急着销售产品时的自说自话。今天,您只能通过公关推出新品牌。公关让您通过第三方之口,尤其是媒体之口,把您的故事告诉别人。公关具有可信度,广告则没有。公关可以创建积极的认知,如果随后的广告运动得到正确的指引,这些认知就可以被进一步利用。当我们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时,我们通常建议任何一个营销项目都要从公关开始,并且只有在达成公关目标后才能转向广告。对那些迷信于&广告一响,黄金万两&的人来说,这是个革命性的转变。没有错,公共是&道&,而广告是&术&。广告培养不起品牌忠诚度,广告的生命力已经达到的极限,而公关才是永远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品牌传播手段。因为公关能够最有效地活化品牌,也能最有效地使品牌情感与消费者进行沟通并生产共鸣和认同,从而培养顾客品牌忠诚。但我不是说啤酒企业就不要做广告了,而是要控制广告预算的过度支持,而根据企业实力和发展的不同阶段适当去增加公关费用。虽然公关对销售的拉动不会有商业广告那么快,但它的是厚积薄发的。张瑞敏先生有句名言:&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是干出来的,而不是检查出来的,公共关系就是告诉人怎样去干!&
  案例:海尔公关有道
  海尔能够塑造起如此人性化的品牌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公关! 青岛海尔把公共关系意识渗透到企业的各个环节,不仅把公关当作一种手段和功能,而且更主要的是把公关当作一种无限的价值。&价值就是公关,公关带来价值&是青岛海尔文化与众不同之处。在青岛海尔,公关意识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意识,公关方式已成为一种自觉的工作方式,它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中国的消费者最缺什么?&海尔认为中国的消费者最缺:尊重!海尔人用公关去尊重每个消费者。当年张瑞敏抡锤砸冰箱的故事就是精心策划的一次重大公关活动,海尔多年来在《经济日报》等国家级媒体上的不断通过软文形式展示海尔形象,还有海尔人性化的售后服务。从1996年起,海尔陆续投资近千万为农民送电影下乡。海尔冰箱放映队在每场电影放映前播放宣传海尔的专题片,把经特别设计、印刷精美的《农村手册》赠送给农民兄弟。此外,海尔还自己花钱拍了动画片《海尔好兄弟》,在中央电视台和很多地方电视台连续播放,吸引大批海尔未来顾客--现在的小朋友。海尔的每一个公关活动都无不显示出其高超的公关水平和传播威力。
  4、传播必须落地,沟通无处不在。
  不论是广告,还是公关,提升传播效率,实现品牌落地才是关键,因而与消费者的沟通必须无处不在,必须持之以恒。
  案例:无不处在的可口可乐
  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乘客上了的士,司机问他:&到哪里去先生?&这位先生说:&随便了。&司机说:&随便,我怎么走。&先生说:&把我拉到一个没有可口可乐的地方。&司机说:&抱歉先生,这我可办不到。&&那您把我拉到黄河边吧,那里没有可口可乐。&&那里照样有可口可乐。&&为什么?&&只要您还活着,您走到哪里,可口可乐就会在哪里,因为可口可乐的文化已经根植于您的脑海,如果您不想见到可口可乐您就去死吧。&
  当然这是一个我听到的笑话,但从这个笑话中足可能看出可口可乐文化对消费者的影响之深。也是可口可乐3P营销:无处不在、心中首选、物有所值的真实体现。可口可乐能有这么深道行的非一日之功,是可口可乐一百多年来的坚持和努力!敢问中国哪个啤酒品牌做得到呢?
  虽然我已经离开啤酒行业3年有余,但我在这个行业连续工作了十年时间,我身上永远有那股深深的啤酒情结。以上的论述都是个人观点,不论对这整个行业还是对哪个品牌的批判让您不能接受也没有关系,但我还是请您原谅和理解,因为我和您一样爱这个行业,爱每一个品牌,只因爱之深,才会有痛之切。
  衷心祝愿中国每一个啤酒品牌早上屹立于世界啤酒品牌之林!阿门!
国内著名营销理论与实战专家,国内首位将营销实战课程和教练技术课程完美结合者,营销非战争理论和顾客心智终端理论体系创立者,DET式培训模式创立者;曾任国内四强企业金星啤酒营销副总和某港资企业营销副总裁,个人专著《现代啤酒营销与管理》畅销全国各书店,发行第二版;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国内多所著名大学总裁班和职业经理人研修班特邀讲师、中国职业经理人(CPM)培训认证中心特聘讲师、中国总裁培训网金牌讲师;先在国内举行企业内训、公开课1500多场,其它相关文章及课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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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铣亮国家的品牌和标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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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13 发布在
从外部观察一个国家的时候,在我们的思想中会产生对这个国家宏观整体性的印象。比如说到美国的时候,大脑中立即会想到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华盛顿、三权鼎立、《美国宪法》以及《汤姆叔叔的小屋》、《魂断蓝桥》等。而说道法国,立即就会想到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巴黎公社以及爱菲尔铁塔、《人间喜剧》、《巴黎圣母院》等。这种对一个国家的框架性、轮廓性的直观印象,就是一个国家的公众形象,它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和外包装。如果说上述每一件事都可以认为是一个标识(国家的标识),那么这些标识的集合就是国家的品牌。当然国家的标识也包括了法定的国徽、国旗、国歌等实体化、艺术化了的形式,但是这些能够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印象,具有历史、文化、政治信息的标识是更为重要的部分。一个事业成功的企业,最终会将它的成功表达为一个产品的品牌。这个品牌代表着企业之所以成功所蕴育出的优秀文化(包括技术)。企业的品牌常常简化为一个具有可辩知特性的艺术符号――标识。这样品牌就以符号化的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和信任,成为企业文化和精神的象征。象海尔、TCL、微软、大众、三星等成功的企业,我们认识它往往是从其标志开始,然后才是这种品牌的产品,以及产品所代表的文化。品牌和标识对于一个企业是重要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同样也是重要的。国家之所以是国家,除了具有地域特征、人种特征、语言特征等作为标志以外,更为重要是,应该具有能够深深地刻在公众的大脑中的、极具冲击力的标识,成为一个国家值得骄傲的象征。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而成为国家标识的内容,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历史遗产。二是有影响的文化产品、景观以及自然遗产。三是国家的政体结构和政治事件。构成国家品牌的这些标识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们是国家的形象和象征――用以标志这个国家的特色和属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这种简缩的形式,将这个国家漫长的历史、优秀的文化凝结为一种概念,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逻辑基础和表情达意的直观工具,运用它就可以方便地表达每个人对这个国家文化内涵以及历史、现状的感受和理解。对品牌和标识所涉及的受众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成为相关人群对这个国家认识、理解以及评价内容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确立国家及其人民在国际社会活动中的形象和地位,成为经济、文化、政治交往的基础,同时,动员最广大的非本国民众参与到品牌所代表的国家政治、文化中来,成为政治理念以及文化产品交流和传播的模块单元。如果以上述目的出发来为中国选择品牌性标识时,能够成为现时代中国标识的候选内容大概有这样几个:中国所实行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建国前后连续几次的内外战争(抗日及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援越)、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及丰富的历史遗产、神秘的古代文化、中国近、当代的科技进步以及工业化过程。在这些内容中最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大概有三个,即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以及关于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政体的评价。这些问题对于人们认识和研究中国具有重大的影响,是产生评价结论的背景性支持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真实、科学的解答这些问题,不仅是历史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些问题,是中国走向世界不容回避,也不可能回避的问题。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回答这些问题,避免政治因素对这些问题的干扰,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大概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近200年积贫积弱的屈辱历史,让中国人对国家强大有了太多的渴望,中国和中国人都极需要以一种新的形象走向世界――所以,让我们理理容颜、整整行装上路,期待着重振汉唐雄风的那一天,梦想着新中国在世界上成为文化、政治的创新之都,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圣地。经过全体中国人的努力,创造一个适于中国的新东方文化,新文化集希腊文明和东方文明之大全,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令人仰视的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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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化的定位以及重塑中国人民族自信心的依据有一种观点说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是与现代科学不相容的,甚至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糟粕。中国如果背着这样的一块招牌在世界的舞台上活动,那是十分可悲的事情。所以我们有必要为中国文化正正名。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人们持这样的观点,高喊“打到孔家店”,虽然过激,但那是追求真理、希望国家强盛的一种急迫心情的表现,是先觉者们具有革命性的行为。但今天我们处于非过激的理性状态下还要说类似的话,就是一种缺乏自信的民族虚无主义。这是民族自信心丧失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文化的历史已经5000多年了。她真的一钱不值吗?对这个问题,我们撇开具体内容不说,只从感情上说也是不应该如此表述的。我们生长在这个文化环境中,从小用汉字接受信息,表情达意,吃这片土地上的无谷杂粮,说声客气话总是应该的吧。热爱一个民族先从文化开始,这大概是没有什么错误的。概括的讲,中国文化可以分为四个类别。一是世人文化。就是我们日常遵守的礼仪,风俗习惯、判断是非的价值体系、道德体系等内容。其定义是“和人们日常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系统”。所以,这一类还包括通俗小说,戏曲文艺等。二是学人文化。就是我们所指的理论体系,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军事学术等。这一类文化的定义是“探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学术”,称作学人文化。除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孙子兵法等也包括在内。三是圣人文化,其定义是“创造了某一方面的文化体系并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文化”。圣人文化在中国只有儒家文化系统。它大概对应着国外的亚里斯多德思想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体系以及回教文化体系。四是天人文化,这一类文化就是蕴涵了经天纬地大智慧的学问。它有个特征就是当时代无人能解,过了若干时代人们才能够逐渐理解其中道理。这一文化系统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包括《易经》、《道德经》、《皇帝内经》以及佛教经典等一类文化。这四种文化具有内在的衔接关系,所以表现为一种形式上的层级结构。一般地上一个层级是下一个层级的背景、资源和规范,下一个层级是上一个层级的分解、显化和操作化表达。这种层级衔接关系构建了一条连通上下的连续通道,将先哲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和思考世俗化、实用化。形成从治国哲理到乡规民约,再到个人道德规范这样一个完整的覆盖了社会生活的严密系统的文化体系。由于这种衔接关系的存在,我们往往可以在世俗文化中找到极为深刻的哲学道理。例如北方延习已久的葬礼,就是一套极为精巧的设计,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对人的关爱。在医学不发达的状态下,人的死亡没有技术手段进行精确判断,必然有假死的情形存在。所以为了精确地确定人的死亡状态,设计了许多具体环节。只要死者有复生的可能,又懂得这个葬礼过程都有获得救助的可能,即使是下葬掩埋以后,还保留着与外界交流信息的渠道与生存几天的物资。这里就充分体现了这个文化的智慧。这无疑是学人文化对世俗文化支持的结果。当孔子问道老子而惊叹其如龙在天的时候,当孔子读易纬编三绝而作翼的时候,就是天人文化对圣人文化的影响。以下,我们来就东西方文化内容进行一种概括而简单的比较,发表一个观点。发端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系统,出于对自然的关注,从哲学轴心时代的泰勒斯到近代的黑格尔2000余年人类智慧积累的结果是在其基础上生长出了现代自然科学。泰勒斯、伯拉图、亚里斯多德的这套关于自然存在的思想,到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自然哲学兴起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但可悲的是随着黑格尔思想体系被科学发展现实的冲溃,西方哲学进入了流派纷呈的状态。但各流派都未能给出关于自然的宏观性的解释。哲学不能适应科学的存在和发展,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把握科学内涵和体系这样的现实,使得科学有理由彻底地摆脱了哲学的窠臼独立地发展了起来(还美其名曰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哲学在此时休止了人类整体思想的角色,龟缩到了人文领域的一角。西方哲学从那时起在面对现代自然科学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时已经现出疲惫和无可奈何的倾向。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方天人文化系统――他象一个在深山里修炼了2000余年的神采飘逸的老人,任何科学的难题都可以在不经意间被无形的破解和消融,并且以统一的结构和形式给出解释。生命科学中的脱氧核糖核酸、物质结构的电性对称,计算机的运算基础等等。这一现象爱因斯坦时代的科学家就已经发现,现代科学的进展没有超出天人文化系统所给出的逻辑框架。其与现代科学隐隐相通的特征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于是一批物理学家在给8强子命名时就直接的采用佛教的“八正见”作为8强子的英文名字。甚至爱因斯坦与波尔的世纪之争在某种特征上就也代表了东方文化融入现代科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论证观点。波耳及哥本哈根学派的世界不确定性解释与佛教世界观的表述何其相近。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掷骰子的含义就是挪谕波耳观点的出处。其后轰动一时的多宇宙论量子解释与佛教三十三天的说法何其相近。作为一个中国人能不为我们民族拥有这样的文化骄傲吗?杨振宁说科学的终点是哲学,哲学的终点是宗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对中国天人文化的内容理解不了,崇拜那些容易理解的文化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用这种学人文化层次的内容去否定圣人甚至天人层次的文化,那就是堂吉科德式的行为,哪怕他打着科学这样唬人的旗号。西方人认识自然界的冲动脱离了哲学的烦杂形式以后,也同样面临必须要回答一些基本问题的现实要求。比如科学是什么?科学可以整体把握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世界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了两种伪装成哲学的理论――量子论和相对论。他们研究的对象虽然是科学的内容,但理解问题的形式多少有点哲学的味道。这种没有哲学提供的整体框架进行的科学研究,表现的体系庞杂、内容晦涩,其存在目的似乎不再是向受众解释自然现象,而是要用其形式的繁难来表现其内容的高深。内容不见长进,形式却不断地高难度化。比如高难度的数学不断地用来解释一些用文字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明的问题。这种情况与哲学被科学淘汰前的某些特征十分相像。人们在看久了这些带有数学公式但却发挥着哲学作用的东西之后,突然发现从20世纪初到今天已经又有一百年过去了,人类对自然的基本认识仍然停留在世纪之初。今天的人们不比爱因斯坦知道更多关于引力、时间、物质结构的知识。人们往往用黑格尔评价孔子的话诋毁中国文化的形象。其实黑格尔不是一个有资格评价孔子的人,他自己的自然哲学体系从成书到被科学认识冲垮只经过了约一百年时间这一事实,也就为这种学术的终极价值贴上了价码的标签。从影响到实用状态的角度评价,充其量只能达到中国学人文化的层次。而孔子的学说已经两千多年了,到今天仍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甚至有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声称,人类的未来需问道于孔子。由此可以看出,两种学说不在一个层次上,低层次的学人文化,对高层次的圣人文化进行评价往往存在误解和不解的情况。黑格尔从学术形式上出发的进行评价,不能证明儒家文化的内涵就没有存在价值。黑格尔哲学形式上的烦杂,也没有帮助他的学术逃脱被历史证伪的命运。历史的选择往往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实际上从古代哲学内容就可以看出,希腊哲学在产生之初就融入了东方天人文化的内容,或者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同源性。比如赫拉克利特的火本源说与周易的辩证论;比如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与佛教的四大说;比如毕达哥拉斯、伯拉图的灵魂观与东方的灵魂观等等,无一不可以找到形式和内容的相似特征,而不得不怀疑其中必然存在因习关系。中世纪阿拉伯人在收集世界文化典籍的过程中更进一步地将大量的东方文化的精髓集成在阿拉伯语系中,文艺复兴的过程中将其思想内核作了深层次的融合,所以现代科学本身就融解着东方文化的内涵。下面,我们直接从天人文化的理论环境中导出现代科学的结论,以图从根本上证明天人文化不仅是属于人文文化领域的文化,更是可以容纳现代科学的先进的自然哲学系统。摘录三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话开始我们的推论:《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易经》说:“易有太极,是生两阳,两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重以类万事万物。”《般若菠萝蜜多心经》说:“色不易空,空不易色。色即使空,空即使色。”翻译老子的话就是:“在一种本体规律下,这个世界最早生成了一种元素,这个元素又生成了第二个元素,接着生成了第三个元素。物质世界的所有一切就是这三个元素组合的结果,其组合方式是负阴抱阳。如果用现代科学陈述体系中的概念回答“我们的世界由什么组成?”这个问题时,会有“物质和能量两种元素”组成的结论。老子的数字显然不是毕达各拉斯的赋予了人为含义的数字。作为物质生成论如果它是正确的,就应改能够与现代科学的描述相通,其指称的内容与今天的科学应该只是名词的叫法不同而已。如果这样理解,老子学说就可以和现代科学的内容进行简并。老子发现构成物质世界的东西有三种,如果将现代科学的物质和能量简并到老子的陈述中,还有个问题就是老子说的三种元素中的另一种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心经》中的论述――空间。《心经》的空色关系,解释成现代汉语就是:空间和物质是没有区别的,而且就是同一种东西。这里的“色”直译就是指物质界的一切,而空就是空间。从《易经》的说法可以理解到,《易经》不是直接的结论性表述,而是一种形式性表述,或者说是一种方法论。从《易经》中引述的这段话,我们当作方法论,它提供了理解《道德经》生成方式的注解。就是阴阳互变都是以对方为前提的,一种客体的生成和产生不是以对方的消失为目的,而是象亚当和夏娃的关系一样,一个生出另一个并以对方为目标组成了一个系统,再生出下一代,成为三个。建立这样理解以后,老子的论述就可以完整地表述为:空间、能量、物质是同一个客观存在的不同表现形式,空间凝聚生成能量,能量凝聚生成物质。而且在我们所知自然界。由空间经能量向物质的转化是一种恒定的形式。这就是中国天人文化的宇宙生成论。这种观念就是无中生有的真实含义。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详见我写的《空间性质的哲学内涵及作用量规律表述》一文):1)&推导出开普勒第三定理。2)&推导出牛顿万有引力定理,而且解释了为什么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而不是和一次方或三次方成反比的原因。在牛顿导出万有引力定理时这是一个假设。将假设变为合理的逻辑的智慧在神人文化中。3)&解释了万有引力实质是什么?因而可以理解万有引力常数的真实意义是:单位物质吸收能量的数量。4)&解释了一个物体的惯性质量为什么与引力质量高精度相等原因。5)&解释了力表达式中之所以含有加速度因数的原因。6)&解释了为什么光速是一个定值的原因,从而否定一切超光速的所谓试验的可能性。从这些解释中获得了两个信心,一是东方文化完全可以包容现代科学,作为其背景文化。二是用实证方式发展的现代科学与东方思维科学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一事实就说明现代科学的实证支持依据同时也可以成为天人文化的实证支持依据。这也就印证了天人文化具有科学特性和真理性的特征。所以说东方文化是博大与精深的。天人文化是一种极具科学性的自然哲学体系,只是由于两千年无人读懂,将其误归入人文科学的范畴,进行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罢了,所有的解释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偏差。如果这个前提正确,沿着这样的逻辑基础分析问题,我们推导出的以下结论也会是正确的:宇宙间存在一种永恒的产能机制,就是由空间在物质内部收缩产生能量。由此可以推论:7) 提出了地球在以约6?7顿/秒的速度长大的预言。8) 提出了地球演化历史的新模式。9) 提出太阳能量不是核聚变产生的观点。10)解释了太阳大气温度的反常分布。11)预言了太阳系最终发展为双星结构的结果。12)给出了空间收缩产生能量的常数是每立方米203焦左右。13)提出了宇宙红移是能量与空间相互作用结果的理论。14)给出了宇宙间暗物质就是空间自身的结论。15)解释了星云红化的原因。16)证明宇宙不可能处于大爆炸状态。17)解释了行星进动的原因。18)用光线运动与行星运动的合成效应取代空间弯曲的奇怪解释。19)星体的演化过程应该是由行星到恒星,再到超高能量星的过程,即质量不断增长的过程。用哲学研究的方式给出这些物理学前沿的、基础性问题的解释,具有重大的文化和科学意义。这些意义可以表述为:让科学重新归入哲学的门下,成为人类整体世界认识中的一个分支。进而由于方法论的突破,形成新的科学发展方向。东方哲学将是唯一能够担当这一重任的文化系统。天人文化提供的宇宙生成论,是科学的物质世界生成论,有谁能从希腊那种处于学人层次的文化中直接导出超越今天科学的结论吗?没有,也不可能有。原因在于东西方对世界的观察方法有所不同。西方人习惯于在同一或同类事物中发现问题,在边界清晰的条件下给出还原性结论。而东方人则采用模糊归类的方法选取对象群(比类取象法,如将男女\日月\电性....都用阴阳的概念规范)。直接抽象出群体的特性作为结论。显然这样的结论一开始就是全称陈述。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问题,两者的差异只是研究过程所选取的对象不同,进行研究的具体的过程――理性提升。加工过程没有本质的区别。任何一种理论的最终结果,从形态上说就是一种相对简单的表述。而且理论发展的越高级其表述的形态就越简单。用这样的标准看待东方哲学典籍的时候发现,现代科学的许多通往高级化的可能途径多与《道德经》、《易经》等典籍的观点相类似。这一现象可以从一种角度说东方哲学的观点是朴素的、粗略的、认识初级阶段的自然科学观点。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这是相对高级的、抽象性特征更明显的观点,这些认识是可以因人而异的。关键是你选择哪一种说法呢?古代的人由于没有具体的分解还原形式的科学,所以对问题的看法比较宏观,这也许也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也为可知。至于古代人的智慧和今天人们的智慧有多大的区别吗?人类进化了几百万年才和猿人有了微小的基因变化,两千年的差别远没有人们相像的那么大。何况老子这样能够写出《道德经》的人,智慧和思维能力远比那些自称拥有了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人们更强。 民族自信心的培养是从认同文化开始。中国文化是一种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自有很深的内涵。不能由于西方在一段时间比中国强盛,就被这种强盛裹胁的话语霸权打倒甚至吓倒,或者干脆投靠。看了几本西方文化的书,刚刚有了一点感性认识就冲着这种霸权一个劲地说好。这不是应该采取的态度。特别瞧不起一种人,学了点科学,就对科学迷信不已,刚刚领会了一点实证的思想,就认为所有的思想惟有这一点正确。我想中国人多会对民族文化有了日本人和韩国人一样的认同精神,从那一天起,我们才不被人小瞧。随着世界经济、技术、文化的进步,人类将面临着一种选择,就是最终以什么样的方式形成一个主流的国际社会。在这个国际社会中,如何整合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框架结构将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议题。这种整合方式将会是关系到所有人切身利益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政治行为。选择整合方式的时候显然只有两种,就是采用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这两种方式都有可能发生。这就要看当时的几大政治集团资源、利益冲突的程度是不是关系到此消比涨或生死存亡,政治文化提供的思想环境能不能保证人类的安全与融合。世界发展到目前的状态,一如中国的战国时代,由于交通工具以及信息工具的现代化,我们所经历的这个21世纪的战国时代是以全球作为政治活动地域范围的。如果各利益集团核战略安排合理,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冷战对恃,未来世界决胜的方式将取决于文化的强势与否。所以建设独立的中国文化具有战略意义。我们这个民族她有太完美的过去,更有力透纸背的文字表达力,任何一个有点智慧的人多会认同统一的中华帝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作用。我们永远不去作二等公民,以我们文化无与伦比的同化力去影响世界,在重新制定的世界游戏规则中,中华民族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要走出对洋知识的迷信状态,这是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又一个表现形式。没有洋人的认同,中国人就难以认同自己的创造。创造一种文化先要准备足够的勇气,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上的一切权威,这是民族复兴的前提。建立一个在世界上具有强势影响力的文化系统,科学文化是其核心。这需要象神州飞船一样的组织和管理才能加速发展。有效的管理和组织是创造科学成果的有力促进因素,这是许多有见识的科学家的共同理解。如曼哈顿工程,如中国的许多高科技成果。如果国家提供一定的支持条件,建立有效的、具有学派特性的研究组织,抓住上述基础科学突破的可能途径,求取最终结果。也许我们可以将美国从欧洲抢走的世界科学中心的接力棒,借助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契机,拼抢到手,促使世界科学中心进行再一次的转移。这是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一件极易见效又影响巨大的事――让人类基础科学的发展,深深地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建造一座文化的万里长城。那时也许万有引力常数该叫做老子引力常数了。基础研究特别是类似数学、理论物理这样的研究,这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却是投资少的发展项目,在这些项目上,是中国人智慧资源的最好表演场,13亿人每年选拔几个爱因斯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事。而且中国人对这样的问题的思考具有特殊的创造性潜质,找对了方向,中国文化的发展就会有了新的目标。而且投资这种基础领域要比建造质子加速器更有见到效果的现实可能性。只是我们目前这种科技发展体制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了。这是《民主宪政之路的技术性选择――千年帝国之梦》的第三章其它几章的目录为 之弹词开篇&&&&《修宪为什么不搞成一次有声有色的历史事件》 之一&&&&&&&&&&《公有制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 之二&&&&&&&&&&《走出总统制的迷雾》 之三&&&&&&&&&&《铣亮国家的品牌与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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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32 &&
2.让我们看看如何用历史性的眼光评价、理解毛泽东毛泽东作为一个还没有完全走入历史的历史人物,以他领导创建一个国家政权的卓越功绩、以他可以和任何兵家泰斗相提并论的战争谋略、以他主张实行公有制改造使中国进入工业化前沿的伟大贡献、以他影响世界范围左派运动的完整思想体系,以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诗品和书法,成为中国品牌中的一个标识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声威足可以让五星红旗上的星星更为闪亮,让中国后来的政治家因为是毛泽东的继任者而获得世人的尊重。他的思想行为,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判别政治效果的尺度和依据,因而是中国社会前进和发展过程中一面永远不倒的旗帜。但是对于毛泽东以及他所处时代的评价,中国人之间有着较大的争议。如果仅仅是将毛泽东时代作为一段历史进行研究,这些问题当然可以搁置。但如果是把毛泽东作为国家品牌和标识的时候,就有必要对毛泽东进行非政治性的、还历史以真实面目的评价,对那些玷污了毛泽东也玷污了真实历史,甚至是惘诬一世人的评价言词,进行简要的清理,从更为科学的角度去看待毛泽东思想和他的个人功过。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毛泽东”作为中国的国家标识,更好地发挥它久远的历史作用。诟病毛泽东的人大致有三种方法,一是以个人的所谓痛苦经历、和痛苦感受去煽情,对历史事实作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合理化取舍,刺激不知真相人们的良知和同情心,利用人们对诸如此类事情所产生的过激反应,在心理上反感毛泽东从而认同他们的观点。用一些与毛泽东没有直接联系的具体事例,以偏概全地把毛泽东说成是直接导演这些事件的恶魔。这种手法其实就是中国官场几千年来封建政治斗争手法的延续。二是用诋毁毛泽东人格的做法诋毁他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形象。比如发行类似《毛泽东和他的私人医生们》这一类的书。三是从理论上用毛泽东犯的所谓政治性错误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这些东西本来都不值一驳,看看一笑也就罢了。但为了让中国能够堂堂正正的站在世界上,为了不再让政治愚弄历史,应该为历史人物毛泽东进行必要的辩护。对于前两种招数由于没有什么理论基础,都入不得正史。随着历史的进展,今天人们与此联系的心理基础也会消失,后人没有可能完全站在今天被专政过的那些人的立场上去抹眼泪,所以这些东西对历史性地评价毛泽东没有什么影响。人们不大可能将张志新受到的虐待直接与毛泽东扯上联系,这就像今天发生的孙志刚案,人们也不会与政治人物扯上联系,甚至连省一级都扯不上联系一样。再说中国延续多少年的封建文化正是毛泽东在理论上一贯反对的东西,象严刑酷法这些东西也当属于反封建除四旧的具体内容,这一点可以从优待俘虏等政策性行为中得到印证。至于毛泽东与私人医生一类的描写,即使退一万步讲,其故事全部是真实的,也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也没有什么可能由此影响对毛泽东的历史性评价。因为中国人历来就有一种习惯性的认识方法,将上层政治人物的两性关系看作是风流,是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附会了各种感情的人物故事,是野史中几则现代版的游龙戏凤,是丰富了毛泽东性格特征的历史演义,仅此而已,更何况故事的真实性原本就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么轰动的新闻,竟然没有引起民众普遍的关注就是的注脚。连盗版书商们都不关注的书,其内容恐怕在中国没有多少市场。虽然不能确定这些攻击毛泽东的人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但有些人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可以同情的。如果他们是受到了剥夺财产、无情专政的人,比如地主、富农以及资本家,或者是他们的后人,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只要是正常的人都会这么作,中国历史演进到上世纪40-50年代,不幸又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筹军粮难免要杀富济贫,这是一种历史的积习和无奈,这些人大概只能恨生不逢时了。这些人的攻击可以看作只是泄私愤,是毛泽东时代还没有彻底进入历史的标志,其残存的一部分影响在今天仍然在起着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愤怒总有发泄完的一天,那时从这一动机出发评价毛泽东的人都会退出历史。历史会公正地辨析这些言论,而给毛泽东一个说法。可以想见的是历代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是要均田地的,毛泽东的做法也没有出格太多,历史对前此以往“均田地”的做法没有提出异意,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也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如果是一些知识分子要求社会民主化,希望借此来证明民主之可爱、专制之悲哀。这样的人一般是对社会满怀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对现实和毛泽东的思想理解不了,在民主问题上显得比较书生气十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一批崇信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者,纯粹出于政治观念的不同,理论性的批判毛泽东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说外国人不可能提出有见解的中国问题,其学术见解一片西方文化的底蕴,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察问题的切入点和基本概念都不同,得出的评价性结论必然不同,这是正常的行为。民主的要义就是允许异见的存在,在不同意见的辩驳中相互长进,校正偏差。但有一种人大概是不会被历史原谅的,那就是一些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为了一己的功名利绿,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反手为云覆手为雨。三中全会之后骂毛泽东的是他们,想当初杀张志新、林韶等人的也是他们,今天发了财的还是他们。这种人一般没有政治理想,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都填满了对权力的贪婪和欲望。中国封建的官场文化在他们的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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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19 &&
用今天有限度开放环境中的政治观点看待毛泽东实行的执政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从技术特征上说是属于专制的形式无疑,没有言论自由,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异见人氏备受冲击。对历史问题敏感的人们大概都会发现,从“反右”运动开始,毛泽东的执政方式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开始了走向言论封锁的极端化过程,50多万知识分子由于言论过失被划为右派受到了专政式的言行管制。这种行为和毛泽东自己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一贯行为、言论、主张发生了明显的背离。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疑问――这一变化究竟是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另一个相距不远,与此特征相同的事件――蒋介石在其执政之初进行的“4?12”大规模清党。这两个事件虽然具体的细节和模式不同,但无论目的、无论结果都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例如国民党后期也实行莫谈国事的言论封锁政策。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头脑中太多了独裁性的封建权术文化,而缺少了民主文化所致。对这个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太简单了点,这一般会是一些钻在书堆里的文人们的观点。这是由于看待问题的观察点处于较低的层次所致。有人依据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两件事,将毛泽东称为秦始皇,与焚书坑儒相提并论。而奇怪的是毛泽东不以为辱。反而也将自己比作秦始皇,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显然这两者的用意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贬义,意指毛泽东是残暴和专制的。而毛泽东也用此来自誉的意思是什么呢?两者又为什么都用秦始皇来说事呢?这两种比喻的真正含义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微妙区别呢?想要搞清其中的含义,首先需要回顾几段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战国纷争与百家争鸣。有人说百家争鸣是战国纷争对人才需求加速,进而造成的学术繁荣。直观的感觉这又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百家争鸣与战国纷争之间正确的因果关系应该是:中国社会发展到周代,创造政治、哲学理论所必需的语言环境、思维逻辑系统、技术支持条件已经成熟,经过不断的积累和传承,各家学说已经按其内在规律发展到了产生成果的时候,随着各类成果的问世,有些已经开始逐渐的对社会的价值体系、思想模式产生了影响,进而又影响到了社会的基本秩序。这时又恰逢历史发展到了周代末期,周礼作为社会的主导政治理念受到新兴利益集团的冲击而开始动摇,社会乱相已现。各路人等得出的理论成果,更进一步将周礼为代表的旧的统治思想浸没在新生理论成果的汪洋大海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没有明显主流思想体系的社会状态。接下来的逻辑是,由于没有了主流的思想体系,就不能产生相应的单一模式的政治理念,所以也就没有了统一各个利益集团行为的规范,社会就会是一片混乱,最终表现为从春秋到战国延续了几百年的频繁战乱。我们在解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一味地脱离了这个社会现实背景,去孤立地赞赏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只有看穿了百家争鸣背后连接着的血腥战乱,才是真正地读懂了历史。相同的历史现象也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往往过分地渲染文艺复兴突破中世纪宗教黑暗的意义,没有发现实际上连接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是又一次的社会动荡――几十年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其后的法国大革命,也是起因于被称为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法国民主启蒙运动,这也是一次社会主流思想的转换过程,或者说是进步过程。此后的近两百年间,法国社会也是不平静的。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是如此。还有就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和紧接其后的30-40年时间的国内战乱。这些历史和现实的事件一再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大的社会主流思想的转换过程,必然造成人间持续的战争悲剧。究其原因,显然是在新思想传播的过程中,不同的人之间理解程度有差异、各种利益关系的需要重组调整、新文化与原有文化进行不断的融合和竞争所致。社会主流思想体系的变化或者革命,必然伴随着血腥的社会动荡――这是一个具有真理性意义的结论,我们将其称作“治乱因果”。真正理解这种历史因果关系的人有多少无法评价,但是毛泽东无疑是一个真知者。他站在执政者的角度,站在书写历史的角度,企图以自觉的行为,解脱这种因果关系强加于中国社会的动乱宿命。那么,他能够使用的有效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毛泽东的“反右运动”。秦始皇未必能够真正懂得这种治乱因果关系,但从稳固政权的本能目的出发,他所做的就是重建社会主流思想的工作。但秦始皇的错误在于他所选择的主流思想――法家思想,实际上是一个没有资格、或不适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思想体系。这套理论有着太过强烈的功利色彩,技术操作特征太浓,机械式的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同时还缺乏对人这个社会主体的关爱,所以导致了必然的暴政,这是其两世夭亡的原因。从特征上说,秦式暴政有点象现在的某些将人民彻底工具化了的经济学派。但从秦始皇灭六国、修长城、同文字、齐度量的作为看,无疑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每一招都是留诸历史的大手笔。以焚书坑儒为起点,中国社会开始了重新建立主流思想的实践,这个过程最终在汉代完成,以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其完成标志。封建主流思想体系建设工程的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延续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持和文化保证。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实际意义在于虽非自觉,但确实掐准了周以后几百年战乱原因的脉络,开始尝试彻底结束没有主流思想的社会状态。由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局限,秦始皇犯了选择对象不当这样的操作技术性错误,造成又一次的战乱。但这是汉代转换思路顺利建成主流思想体系的实践性技术基础,是后人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参考依据。用焚书坑儒这样的残暴行径终止连续几百年战乱,这也许不是唯一的方式,但一定是当时最有效的方式。毛泽东在接掌政权之初也曾自豪地宣称过民主,也不断地采取具体的措施表现民主,也希望通过一个什么样的程序造成活泼有序的、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的状态,但这一过程又谈何容易。在50-60年代如果听任右派言论的自由发展,不作任何形式的思想管制,那么当时通过战争方式将旧三民主义赶到台湾,而刚刚确立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主流思想的地位又会动摇,新的文化就难以站稳脚跟,难于成为一种主流社会思想。然后社会必然会进入新一轮的由于缺失了主流思想造成的战乱中。利益集团、思想体系、军事组织这些社会结构要素进行自然性的分分合合的组装过程,也就是用不间断的战争方式培植一个主流思想的过程。这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有结果呢?也许是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人民在无可奈何中,必然地要去承受由于政治家们的无能而造成的百业凋零、生命牺牲、社会动荡的现实。整个民族也许要承受由于内部战乱而消解实力,最终失去在世界民族之林生存能力的直接后果。历史上消亡的民族大多具有这样的过程。这些显然不是人们乐意看到的结果。所以在“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各种思想纷呈的现实状态下,迅速地确立一个主流的社会思想体系是重要的,也是紧迫的事。至于操作方法当然具有可以商榷的余地,但为了人民的福祗,这一过程的目标指向却是不允许商量的。好在创造了5000年文明的中国人并不傻,在当时代就有了深知这一治乱因果的政治家――毛泽东。“反右”奠定了此后几十年没有内战的政治基础。从这样的角度看待蒋介石的清党也许也是对的。在当时,实际上可能还有一个人理解这个因果关系,就是胡适(待考证)。提出少研究主义,多研究问题的主张大概就是他理解了治乱因果,从学者的角度所作一种智慧性的表达。中国从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这样重大的思想转换过程,只用了30多年时间的战乱就有了结果。没有象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动荡了一、二百年才有说法。这本身就是民族的幸事。单从这一点上就可以明白,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有资格屹立于世界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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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53 &&
右派知识分子和毛泽东的差距在于这些人都是从个人的感受出发,从学术的内在逻辑出发看待问题。而毛泽东不仅理解他们看到的问题,更先于他们在历史的缝隙间看到了这些问题背后的答案和结果。为了使社会的发展进程不遭受惨烈的损失,毛泽东采取了特殊的专制形式,――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为操作的、代价最小的主流思想(也有人称作国家意识结构)建设工程。毛泽东的专制大概如此而已。也许有人会质疑,为什么现代西方的言论自由不会导致社会动荡,而中国的言论自由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呢?这又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回答。但如果认同了这质疑背后的简单类比逻辑,实行了言论自由,那么中国社会真的就会无可避免地走进动荡的深渊而无法自拔(这里面的道理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下一章《政治文明与执政党的地位》中进行分析)。任何事物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都具有形式和内容的必然偏差,单纯地追求形式是一种肤浅的学术心态,它极有可能限制技术选择过程的策略性安排,使实践过程失去灵活性和有效性。既然历史上也有专制的李世民,也有民主的希特勒。我们何妨将心态放宽,不要带着简单的思维看待问题。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没有任何一个有点知识的人,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不懂得基本的民主理论。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和组织是声称反民主的。趋向民主这是中国从“五四”就开始的社会追求。既然如此,我们何妨将对民主的执着追求,变得实际和富有技术色彩。对于民主的求解过程应该避免迷信和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也有人将毛泽东式的专制理解为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除了亲朋好友外增加了领导、同志、战友、阶级兄弟等等从政治到经济的联系形式,使人的组织特征大大增加,这当然要失去好多的自由。但失去的那种自由,是混杂了小农经济和无政府主义,再加一点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自由。人们兴高采烈地参加爱国卫生运动、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活动,普通民众通过切身体验的方式第一次现实的理解了“政治”为何物。国家大事以这样的方式走进了普通民众的身边,使一盘散沙似的中国人有了开会学习、写心得汇报乃至检讨书、大批判稿等形式的组织方式和文化方式。有人反对和批判这种政治活动的形式,以为当时中国人很愚昧。但没有这样的形式,中国老百姓就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形式参与政治活动,甚至不知道政治是什么,可能会以为“手执钢鞭将你打”,然后娶了吴妈就是政治,摸一把小尼姑的脑袋就是自由,也未可知。不管这种政治活动的内容如何,让普遍人群都有机会参加到政治活动的行列中,就是在进行实实在在的政治文化普及工作,这为当时中国人增加了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新的生活内容。这一切,就是中国社会的民主文化在延安民主文化的影响下有了初步启蒙的例证。客观地说,毛泽东是将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社会进行推广的强有力的组织者,但西方的民主思想在中国文化的背景基础上推广,没有可能完全的取而代之,只能是一种杂交的形式。这就像用一桶清水去洗一个落满积尘的古鼎,每次冲洗必然形成水与尘的混合物。这个混合物就是当时的新文化。就是说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仍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而并不能完全地清除干净。在文革中,人们一方面破“四旧”,另一方面也按传统祭祖的方式搞早请示晚汇报。这样的奇怪现象是光读点孟德斯鸠、卢梭不能理解的。而且这种现象是华人社会难以摆脱的宿命,台湾搞的民主某些特征就同文革进行中的某些特征相类似。这是从中国文化起步嫁接西方民主必然要走的一个过程。对此不能用一种理想主义的、幼稚的观点看待和评价,用放大镜将其中的尘找出来,进行激进性的、求全责备性的批判。关于毛泽东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如何评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问题?先从字面上理解,“继续革命”是针对不革命而言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在夺取政权以后不想革命了。干什么呢?开始当官作老爷了。这种当官作老爷的文化就是封建文化的内容。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人,从做派到日常行为都严重地暴露出共产党夺取政权前旧中国社会固有的积习,将权力看作是一种享受而非责任。血食尊荣,无所事事。这实际就是今天贪污腐化的根源。而要继续革命,其目标指向是什么呢?毛泽东的说法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说继续革命的对象有三个特征或者是条件,一是在党内,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三是当权派。从这几点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干部队伍有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担心。怕他身后人亡政息,中国又走回到类似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实际上毛泽东对苏联封建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十分清楚,这大概也是他下决心对中国文化进行征讨的原因之一。蒋介石时代政府公务人员的哪些特点是被当时正义的人们所不认同的呢?也就是官员队伍贪污腐化、执政过程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老百姓缺少基本的社会公平,没有讲理的地方。那个时代的所有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上述这几条。你可以找出说下大天来的理由,可以从理论到实践说上千万条,但以老百姓的角度理解,实际上也只是这几条。这就是蒋介石之所以被当时中国社会所抛弃的原因。国民党执政的失败,并不是三民主义的理论不好,而是这个理论没有实施方式,只流于一种文字表述,与人们实际的观察有较大的出入。任何一种思想说说是容易的,从孔子的大同理想,到各代文人们的表述,中国社会关爱人民、尊重大众的言论比比皆是,比如“仁者爱人”、比如“后天下之乐而乐”、再比如”民为重”。还比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等。这些言论用现代的观点分析,颇具有民主思想的特征,甚至不比启蒙运动的类似思想落后多少。但民众在现实社会中的感受和经历又是另一回事。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把理论直接的当作实践本身。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社会的进步与否,与这些言论的相关性并不明显。相反,结论往往都缠结在吏治是否清明上。吏治清则社会公平昌盛。吏治暗则社会缺失公平进而动荡不断。本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只处于萌芽状态,都没有发育成熟,想走也得知道怎么走或往那里走才是资本主义呀。如果我们一觉醒来已经走到英法美的社会状态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走呢?以毛泽东写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等一批巨著的精密思维,说这样的话道理是什么呢?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多少人能理解。不幸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从阅历的增长中,真正地读懂了毛泽东。许多人将毛泽东选集当作了现时代的《诸世纪》,当作了一种精确实现的预言来读。我想不用作任何解释,什么是走资派,人们从现实中都明白了。是不是走资派,重要的一个判别标准就是“以权谋私”还是“以权为民造福”,仅此而已。如果权力没有了这样的判别标准了,也就不可避免的腐化了。这一标准实际上是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标准。这是毛泽东对权力监督机制的东方化、政治化的表述。所以从技术角度看,在中国社会还没有建立任何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之前,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和行为就是唯一的监督机制,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就是一种警告和威慑。这些不就是今天西方的公务员管理思想一种变化了形式的表达吗?毛泽东认识这个问题大概从58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这是一个经过了十多年时间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毛泽东清醒地知道,共产党处于执政党地位,是全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流血奋斗的结果。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为天下人创造一个先进、文明,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这是一代人浪漫色彩浓重的理想,这是“五四”以来中国人共同思维水平支持的行为结果,这样的理想更是对人民的一种承诺。这一承诺可以简化为“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但这种努力是处于封建文化的包围之中的。如何才能保证这种努力一直坚持下去呢?关键在于干部队伍和他们的思想。如果抽离了干部队伍回报人民支持的这一承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依据在哪里呢?假如干部队伍中都是一批实践封建文化在那里治民的不革命的官僚,甚至蜕化变质的以权谋私者,这和国民党在大陆的行为又有什么区别呢?毛泽东的思想中,将人自私的一面都称作资产阶级思想。自私思想严重的当权者就是走资派。58年大跃进,特别是有的地方发生的饿死人的事件,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从出于赶英超美的急切愿望出发,热切地组织各种活动,鼓励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愿望本身是没有错误的。这实际上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一个民族沉重的历史包袱在政治上的反应,全民性的狂热就是这一说法的绝好证明,但最终的结果却与预期有了巨大的差距。那么,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毛泽东为了能够静下心来考虑这个问题,退出了当时的一线岗位。把自己解脱出这个环境,试图用旁观者清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他最终得到的结论是:干部队伍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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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战争年代,他领导的这个干部队伍是高效和具有冲击力的。但在和平环境中,以打冲锋攻山头的方式管理社会,就会有一夜之间清扫妓院的高效率,也有将群众的锅底刮干的收公粮行为。这显然是一种社会管理技术不成熟的标志。单是这样的问题,解决起来就没有什么难度,多收的粮食退回来就完了。所以能够饿死人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饿死人的问题发生了,那些当官的人们不去正视问题,一任饿死人的事继续着,而且用极为强烈的社会控制手段一再的加重这种灾难的程度。更为悲惨的是老百姓相信共产党,所以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不会让老百姓没有活路这样的信念上。但问题的严重性真到了引起中央重视的程度时,现实的危害已经超过了人们的认识。如果当时的老百姓起来造反了,这又是一个故事,但饿死人这一事件却是可以完全避免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些人为了政绩,为了获得高升的机会,达到了可以无视人民生命的程度,这难道也是毛泽东的原意吗?毛泽东看到的可能是比这更全面的现实,所以他得出的也是更深刻的结论。从这件事开始,到以后几年的观察。毛泽东对战争年代指挥的得心应手的这支干部队伍开始了从思想到实践的征讨。这就是一次次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把这种违背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基本思想的工作失误,推给一种思想――极左思想,就可以掩盖那些为了个人一己私利草菅人命的做法,这纯粹是一种无赖行为。毛泽东在以后的日子不断的鼓励群众造反,鼓励黄帅、张铁生们反潮流,何尝不是对那些有可能再次发生的草菅人命事件的一种警惕和防范呢?这就是要求人民不要盲目相信当时的领导,因为他们可能是走资派,也不要无原则地认同当时形成的社会主流行为,因为这可能是逆动的潮流。教导人民对不合理的东西要敢于起来造反。这种对政府行为提出质疑,甚至造反后重新选择领导,这不就是民主思想的具体形式吗?虽然显得异样。想一想西方的大选,想一想西方社会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两者之间的特征何其相似呐。毛泽东把建国以后不断表现出的类似用权力侵犯民众基本利益的问题最终归结为中国文化的影响,为了切断这种影响,连续十多年禁绝了一切黄色书刊(这里的黄色与今天的黄色意义有别)和文艺戏曲。希望一代人从此告别旧有文化的氛围,完全的接受新的思想。这实际上也是建立主流思想的一种技术性操作方式。这种做法将中国人大脑中那些惯性延续的封建价值观念,在一代人身上来了一次彻底的清扫。这也成为了今天中国人无障碍的接受外来思想的技术准备过程。还有被称为毛泽东恶政的有以下几点需要做点解释:第一,关于个人崇拜。这实际上是林彪等人搞的变相的战争动员。当时与苏联关系紧张,搞个人崇拜的意义在于向外敌宣示一种战争方式(人民战争)的有效性。毛泽东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把‘鬼’理解为外敌这句话就有了意味。也就是说在中国武器落后的情况下,向敌人鼓吹人民战争的大战略,用人民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加强了它的威慑力。苏联最终没有打进来解救少数民族。实际上这种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伊拉克人如果懂得这种人民战争的思想,美国人在伊拉克就呆不住,看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在今天也有实用性,这是中华民族能够生存下去的最后一条战线。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由于当时刚刚脱离战争不久,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家庭中夫妻关系频繁,使得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已经难以养活这些人了,只好让他们到农村去找口饭吃。当然也希望这些人到农村用运自己的知识提高农村的整体文化水平,这好像也没有错误。至于大学停止招生也是这一政策的一部分。这里错误的是那些指天指地发誓要改造旧山河的人们,去了农村几年,没有产生什么社会进步的成果,倒产生了一批伤痕文学误导了人们 的基本评价。以为这几年受到了非人待遇,殊不知中国农民已经世世代代这样生活了多少年。如果下了几年乡就有了伤痕,我们这些农村人就不要活了吗?第三,关于亩产放卫星的问题。毛泽东是真正的农民出身,对亩产多少没有基本的常识吗?且其对哲学、对人的理解是超过当时的绝大多数人的。钱学森一个大科学家难道也不懂其中的道理吗?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善意地对待群众的热情,保护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墨守成规的习惯性思维对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并使其成为世界上的强国,没有一点创新的勇气那是不行的。为了改变中国人的自卑心理状态,对这种热情不加负面的评论当时是一种共识,也是一种策略。如果一开始就对这些行为指手画脚,很可能就没有人敢说敢做了。毛泽东知道动员群众的难度,过多的限制就会使许多人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干了??????不理解这一点的人,想从这一点上把毛泽东说成是连他们智商都不如的人,这才笑话。如果用科学的理论要求当时的农民,这也不行、那也不对,他们早放下手中的铁锹,回家过他们千年一贯的生活去了,谁还跟着你修红旗渠、修水库、平整梯田,当时群众热情高就是由于很少今天这些一贯正确的人。反过来说,今天的人们没有当时的热情,就是有了太多的正确理论。用毛泽东将彭德怀发配三线时对他说的:历史也许会证明你是对的,但今天只能这么做,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来作注脚,就不难明白放卫星的道理。随着实践的发展,慢慢的理解和反思的人多了,有了群众基础了,再来纠偏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68-69年的军队支左,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三年持续社会秩序失控的纠正。所谓支左也就是换了一种称谓的军事管制。不管怎么说,一个事实是当时普通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了提高,干部队伍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清廉,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历史政治风波平稳过渡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毛泽东建立的基层民主对权力的限制监督,没有长时间干部队伍的相对清廉,假如十五、六年就演变成今天的这种官场文化,历史的演进能够是这样的状态吗?这是很难判断的一件事。第四,关于毛泽东的残暴。前一段时间有朋友来访,问一个问题:“你说主席厉害,还是小平厉害”。我说“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毛泽东厉害些”。他说:“你错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主席只干掉了三个接班人,而小平同志却是干掉了三个总书记”。人们听了哈哈大笑。当然这只是玩笑。但人们对毛泽东整人的记忆和说法比较广泛。有人说这是毛泽东生性好斗所致,其实这是毛泽东求真求实的唯美主义性格所致。可以发现,一个人崇尚逻辑思维,热爱自然逻辑的时候,是容不得杂七麻八的事的。毛泽东一生写下大量理论著述,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唯美主义追求的人,这样的人一般都有一种对真理不容私情的固执,这和一些学术造诣很深的科学家的性格特征相近。反对刘少奇大概就是因为对人民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认识不同。反对林彪唯一的原因是不希望中国搞成家天下。而最终没有让四人帮成员接班,就是不希望国家分裂。这是用一种唯美逻辑看待权力的表现。如果拿着权力讲亲情,惠及有限的几个人,而必然是负了天下人,这是妇人之仁。身边最终会聚集一堆小人。权力什么时候也该姓公,而姓公的权力就会按理运行,纯粹地忽略人情。今天社会风气的败坏,一个原因就是在权力中融入了太多温文尔雅亲情的结果。学习西方民主应该先学习如何将亲情剔除出权力体系。总之,毛泽东始终是一个思想脉络清晰的人。所作所为也会被许多正直的人们认同和理解。持左派观点的人会认同他一贯站在人民一边,为民谋利的努力。持右派观点的人会认同他改造中国文化,技术性、策略性推行民主的努力。随着毛泽东被人理解程度的加深,他会由共产党的象征,上升为国家乃至民族的象征,成为中国的一面金字招牌。以上这些解释是在现有信息基础上的解释,随着历史的进展,获得更多的信息后,我们再来深化和充实这些观点,但目前情况下只能得出这样的浅显结论或合理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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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铣亮国家的品牌与标识》3.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再认识现在接着说第三个有争议的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只要明白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国家是两个概念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学说是一码事,而按社会主义学说建立的国家是另一码事,两者不可以混淆。苏东巨变以后人们对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产生怀疑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按社会主义学说建立的国家系统可能有多种,一种模式的失败,不能简单地以为整个理论系统也失败了,一种模式表现出了较多的弊端,也不能说这种学说本身就带有弊端。因为学说和实践两者之间只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更何况在学说和实践之间还存在着操作理论和技术的中间层,使得这种对应性产生了不确定的成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没有过失,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能体现普通民众利益的政治理论了。尝试在自然发展的社会模式之外,建立一种广泛的公平,用以保障普通民众的利益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得到赞赏。普通民众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生活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前,这种理论就饱有不可抑制的生命力。一天没有更新的、更能够体现人生存价值的理论性突破,进而取代这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的先进性也就会一直维持着。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前人已经有过多种流派、多种形式的、深入的研究和表述,所以不想去复述这些内容。前一段时间象流行非典肺炎一样流行一种声称能够挖塌马克思主义顶盖的经济狂说,但看了看给人的感觉是基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如果能用人的自私本性说这样浅显的概念就把马克思理论瓦解,马克思理论还能生存到今天吗?想看看这个理论关于人的自私特性是如何描述的?但发现这个基本概念没有解释清楚。实际上人的自私与否是一个相对于物质丰富程度的概念,同时也说明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只要指出一种行为是自私的,必然是带有程度特征的相对概念。没有这样程度特征的概念是不存在的,起码对经济学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程度特征是决定于物质与需求的相对平衡关系的。有个例证很形象地说明人的自私究竟是什么:如果只给两个小孩一块糖,他们可以打起来,这时我们说他们是自私的。但给他们一屋子的糖时,两个小孩子再不会为糖果打起来,这时两个小孩在糖果的问题上就不会表现出自私了。也就是说物质的丰富程度决定着人的本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其中一个小孩吃腻了糖,给一块糖,一个会不予理睬。另一个会抢这块糖,这就是说两个小孩的自私程度有差异。所以自私这个概念对于个人而言,就是个人需求满足程度的标志。如果我们试图将生物机体的自卫本能作为解释自私的原因,结果发现存在着上述例证。这可以让我们理解到――自私不是人的生物特性,而是人的社会属性。既然是人的社会属性就一定能够通过道德和制度的方式控制个人自私的程度,使之符合人的社会性的要求。因为人的所有社会属性都是通过这一方式进行调整的。心理学关于人的需求五层次论就是说,人的物质满足需求以后,就会开始精神追求.而精神追求的满足是一个道德结构的满足。里面精密地规范了人的个体需求与群体生存的关系。而且利他行为是任何一种道德范畴的核心内容,否则,人就不具有基本的社会性。而这种利他行为不管是强制还是自愿,实际上就是公有制存在的基础和社会主义思想存在的基础。比尔?盖兹将全部财产回归社会的宣言,就是精神追求的体现。一些人满足了一定程度的需求后,开始作慈善家也是追求精神满足的表现形式。这实际上就证明人的社会属性是可以调整的。公有制不要求到达人彻底满足之后的无私,但可以设计合理的制度平衡人的自私行为与社会群体对人的要求。想从这个方向找到缺陷,相当于拿一个拣来小镐头就想刨穿地球一样可乐。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缺陷。比如马克思认定社会道德会由于利益关系的不同而演化出阶级道德体系,但实际上同一个社会环境由于文化同一性的制约,却不能演化出截然不同的工人阶级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体系,这是经过历史证明的结论。更有甚者,资本家们作为公众人物以及个人满足者,表现出了一定的良好道德行为。在现实发达的资本主义,这两个阶级的道德差异甚至没有种族的道德差异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缺陷是由于马克思个人的性格所决定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实际上有两个分支,最终发展为两种实践形式,一种是共产党模式,另一种是社会民主党模式。苏东模式的失败作多只代表两种模式之中的一种实践过程的失败。而且从现在看来,这种失败不完全是共产党模式本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在实践中曲解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所致,是将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民主思想,取而代之以苏联社会固有的封建文化所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倒退。社会民主党这一支社会主义学说的实践者们进行的实践,通过断断续续的努力,实际上已经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社会主义思想对普通民众的关爱,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社会主流思想的重要内容。有些人考察了欧洲社会以后惊奇地发现,北欧一些国家社会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比我们都多,除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达是原因外,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这一支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的实践就说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学说并没有过时(共产党与民主党分手前的理论没有大的区别)。中国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苏联模式的,如何改革使之回归社会主义的本意,将附着在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上的封建文化剔除掉,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可以用改善或改良的方式完成的工作。而且只有这样的操作方式才能是最有效率和代价最小的。作为国家的标识,另外还要作的是让它的内涵中没有受质疑的政治因素,比如终身任职、比如子承父业等等特征,这些特征是别人观察这个政治体制的着眼点。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实践,不可能是完全的西方模式,因为没有可能完全地割断中国文化的传承结构。所以它只能是一种融合了中国文化的独有模式,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践社会主义这一先进学说本身没有错误,不用遮遮掩掩,表现出一副不塌实样子。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快的,社会管理效果是好的,人民生活是幸福的。这就可以成为一种特色,是一个不用标新立异就自然获得的具有特殊属性的标志。中国吃足了没有自己产品品牌,在国际上受别人品牌剥削的苦头。即使为别人加工同样的产品,由于没有品牌也赚不到别人的零头。国家的形象同产品一样也具有这样的效益。有人对百团大战有异议,但他们不明白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在最佳时机所做的一次最佳的品牌宣传战。这构成了共产党这个组织品牌中重要的内容,是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应该让我们国家的标识鲜亮起来,这不仅是形象也是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效益,是国际生存竞争的支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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