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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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鲜，是一个古老神秘的国家。在我脑中的朝鲜，并不是现在三八线两边的南北朝鲜，不是封建社会主义的北朝鲜或者年轻人趋之若鹜的“韩流”的韩国。那是在中华文化影响下的古老神秘的国家。朝鲜接受中国文化的历史很久了。从传说中的箕子朝鲜，到扶余、三韩，再到三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直至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中国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中 国政体、儒学、文字、宗教、民俗逐渐深入朝鲜社会的方方面面。我甚至想，如果不是朝鲜有一个非常稳固的封建政体和不同于汉语的朝鲜语，这个国家早就成为了 中国的一部分了。儒学在古代和近代朝鲜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之大，简直就是第二中华。古朝鲜接受了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儒学之后，不断有 所阐发，蔚然自成一派，号称“东儒”，反过来影响中国儒学的发展。以至明朝使臣在朝鲜讲“王（阳明）学”，那些朝鲜儒生碍于上国的情面捏着鼻子、硬着头皮 勉强听讲，心里极不以为然。明亡清兴以后，朝鲜不得不以小事大奉清朝为正朔，官书使用清帝年号，但在许多清政府难以了解的情况下，朝鲜的非官 方甚至某些官方文书依然使用了二百多年的“崇祯”年号，而这个年号在中国却只有短短的17个年头。走进现在朝鲜（韩国）的某些古寺庙，看到匾额上题着“崇 祯二百多少多少年”就不必惊异这是怎么一回事。朝鲜国王每年的大祀，几百年不变地敬奉着三位明帝：太祖洪武、神宗万历和毅宗崇祯。这是因为李氏朝鲜开国国 王李成桂原为王氏高丽大将，后来取而代之夺了王氏江山，并请封明廷。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认可，亲自确定了“朝鲜”这个国号，并敕封他为朝鲜国王，颁赐王玺 和冠服，开始了李氏五百多年的统治历史。是为肇始之恩。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攻陷汉城，朝鲜君臣仓皇出逃至鸭绿江边，疆土尽失，几 近覆国。不得已上书明帝救援，甚至愿意内附,（“内附”二字非同小可。朝鲜本是明的外藩，虽然向明称臣，依然是一个高度自主的国家。内附则是取消外藩身 份，加入大明国籍，成为帝国的行政部分。就像清末，法国殖民越南，一些越南地方官就主动内附中国，避免为法统治）可见情势之急。万历帝下旨发兵援朝，水陆 几路胜而败、败而胜地轮番交战，明军摇摇晃晃地取得了优势，恰逢丰臣秀吉暴亡，倭寇全面败撤，朝鲜因而复国。朝鲜君臣和朝野对大明的再造之恩无以言表。 （这段历史见诸中朝双方的《神宗实录》和《宣祖实录》，我前段读《明实录》，看到这些章节感慨不已，一个庞大帝国弄个小小倭寇居然都那么吃力，腐朽呀。有 些情况另文再表吧）明末，建州女真在进犯明辽东的长期拉锯中，腾出手来，西而联姻蒙古，东而征讨朝鲜。在满洲铁骑的强压蹂躏之下，先与朝鲜缔 结“兄弟之盟”，发现朝鲜依然与明廷暗通款曲，再次征伐，进而确定“君臣之约”，切断了明朝在辽东的翼手。其实，这次朝鲜依然向明朝求援，崇祯帝在辽东万 分吃紧的情况下，还是派了部队从水陆千里驰援。但兵马尚未到，朝鲜已先降。但崇祯表现了极大的体谅与宽慰，非但没有怪罪朝鲜，反而切责领兵官员救援不速。 不久，崇祯身死，明室失御。这一历史污点，令朝鲜君臣万分羞愧，因而感念崇祯的大义之恩。60年后，国王肃宗在汉城亲祭崇祯皇帝：崇祯七十七 年岁次甲申三月庚子朔十九日戊午，朝鲜国王臣李焞，敢昭告于大明毅宗烈皇帝。伏以，於赫皇明，为华夷主，功隆德厚，丕冒率溥。传十四圣，式至我帝，惟帝初 服，如日之揭。锄其蟊螟，励以宵旰，忧勤之极，累叹中朝。伊谁恬憘，召祸潢池，帝曰死守，义勿去之。殉于社稷，乃礼之经，高穹旣崩，大鼎便轻。虏乘其衅， 据我中原，礼乐衣冠，尽污腥羶。凡在迩遐，冤愤靡穷，而其深痛，莫最小邦。念昔康献，寔事高皇，首义回旗，绥厥宠光。自玆世世，齐宋于周，厥篚之共，天褒 优优。祖系尝衊，是控是诉，爰颁其典，我伦乃叙。寇来借道，辞以力斥，封豕遂逞，食我八域。乃命师征，以亡为存，惟昭敬忠，惟神宗仁。逮臣曾祖，际帝御 宇，誓赞外攘，以虔侯度。兵移於我，懔乎顚覆，亶由力屈，非敢负德。我帝我谅，曰尔可伤，使价之返，恩命出常。遥拜于苑，又牒军门，间关百罹，寸衷愈丹。 粤我陪臣，死扶民彝，不以本朝，斯焉有斯。臣祖之时，皇纲已沦，春秋遗义，蚤夜图伸。亦有臣同，志在除雪，功之未集，繄心可质。先父勉勉，拟述其事，至臣 纉緖，王风寝委。硕果不食，天理其无，寿山邈矣，红阁丘墟。遗传海外，蟒袍云章，於焉瞻拱，若对羹墙。噫嘻甲申，洪祚所终，年环日廻，遏音馀恫。相彼潢 污，于海是流，嗟我下国，孰为缀旒。义根於性，恩函在心，于何寓哀，以展斯忱。乃治其墠，乃躬其祀，礼虽无文，可起以义。想帝陟降，临睨下土，故国为戎， 谁奉籩豆，我邦虽陋，我诚则至，尚冀监格，右此大糦。读完这篇祭文，国王已涕泪俱下。《孝宗实录》记载，孝宗回忆父亲仁祖每当“语及皇明，至于呜咽不能 言”。以此“肇始、再造、大义”三恩，肃宗在明朝灭亡60年之后，特在王宫遵用明朝之制，建造了一个“大报坛”，用于祭祀明朝三帝，并亲书“大明天下，崇祯日月”勒石记碑于清州华阳洞。李氏朝鲜开国以后，事事皆遵明制，朝贡不断，向化不绝。朝鲜官制极仿明朝，也分九品十八级，只是名称上不敢相同，以避僭越。不称“六部”只称“六曹”， 首长不叫“尚书”只叫“判书”。所以，在明代实录里经常看到朝鲜朝贡使中有“户曹判书”等官衔。朝鲜官服，也遵明朝体制，有公服、祭服、常服，朝鲜朝贡使 身着官服列入明官班序，根本就看不出那是朝鲜官员。朝鲜倾慕中华文化由来已久，历代列国朝鲜人入华学习，把中国文化带到朝鲜半岛，融入朝鲜民 族的生活之中。力行中华文化，成为朝鲜人向往进步文明的标志和自觉行为。明初，朝鲜向朝廷请颁礼制，明朝皇帝以中华体制不宜行于外藩为由，拒绝颁行。过后 却发现朝鲜的祭祀、典礼无一不合《明会典》。汉字成为朝鲜官方正式文字，宫廷官史俱行汉字，儒生士子熟读汉史，文人墨客作汉诗、绘汉画，各级官员娴习汉语，白丁农夫之家过的节俗、家中陈设的字画、门上贴的楹联莫不与中土相似。朝鲜人至今引为骄傲的世宗大王，为普通朝鲜百姓创制了切合朝鲜语的拼音文字，叫“谚文”，就是现在的韩文。但士大夫和儒生却羞于用它，认为那是粗词鄙 语，怎及汉文华美秀丽。只是下等人智力愚笨，才需使用谚文。这与中世纪欧洲宫廷和贵族阶层以讲拉丁语、写拉丁文为荣，倒颇有点相像。以前读明 人笔记，曾经看到这样一则记录：洪武开科举试，诏告高丽诸番士子入闱，结果真有一位高丽人高中进士，太祖爷也真不含糊，实授他一个知县。结果到任半年，因 为言语难通，高丽籍知县，实在是受不了这份罪了，请辞回国。这就证明在明以前朝鲜人研习儒经就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了。明清两代朝鲜有大量贡使晋 京，回国后写的《朝天日记》和《燕行录》（明代多记“朝天”，清代多记“燕行”）都是汉文。朝鲜国王上的文书表章，被明朝礼部官员称赞文理通顺、格式贴 切、辞藻华丽，殊于其他外藩。国王在款待明朝使臣的宴会上，即兴赋诗，得到使节高度赞誉时，高兴得连连敬谢不敏：“大人过奖，小王惭愧”。也亏得朝鲜通行 汉字，现在我还有幸能直接读懂这些朝鲜史书。类似的情况，也让我读了《大日本史》和越南的《大南史略》。正因如此，明朝对朝鲜也是格外眷顾， 规格礼遇高于其他属藩。衣冠服饰是体现封建等级的具体形式，有严格礼制规则。明制，只有皇帝才能顶十二旒冕或十二梁冠，穿十二章衮服，亲王和太子为九梁 冠、九章服，郡王七梁冠、七章服。这种等级不得擅越，违制穿戴视同篡逆。按正规礼制讲，朝鲜、安南、琉球和其他属国国王的级别应是的“郡王”。但明朝唯独 赐给朝鲜国王衣冠是九梁冠、九章服，其他属国则为七章。这就是说，无形中把朝鲜王的地位提升了一级。朝鲜贡使朝班时，总被安排在诸藩之前，王世子来朝则可 列六部卿之后。另外，国子监作为朝廷最高学府，专设高丽馆和琉球馆。琉球是海外孤岛，往来中国涉洋艰险，故而设馆培养琉球生员。而设高丽馆绝不是因为道路 险阻的缘故，就是因为朝廷特别认可朝鲜的儒汉传统。还有，明朝开国，太祖特别指定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占城、真腊、暹罗、苏门答腊、 瓜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尼、西洋顼理等15国为不征之国，免于武力征讨。但其中对很多国家“不征”的实际原因，不是路途太遥远而鞭长莫及，就是 “征”的结果很可能就像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沼”难以自拔。还不如大方一点，就送它个“质量信得过单位”的称号，以免自己被动。历史证明，太祖爷是具 有先见之明的。后来明成祖派兵“征”安南，结果损兵折将狼狈退回国内。倭寇虽未主动“征”过，但它不仅在东南沿海干起了海盗营生，还屡屡上岸攻城劫人掠 财，更可气的是，它居然主动骚扰温良恭顺的朝鲜。害得戚继光、俞大猷等狼奔豕突，疲于奔命，搞得明帝国挖东补西，捉襟见肘，虽然倭寇最终不败而败，大明气 数也从此开始衰竭。但对朝鲜的“不征”，那是因为人家从不敢和朝廷分庭抗礼，确实是响当当的“信得过单位”。随着南明小朝廷的最终覆灭，朝鲜 一方面绝望于中华正统的湮灭，一方面只有违屈奉清为宗主。与大明有着同样的道德理想、价值取向、伦理要求和政治体制的朝鲜，其失望与屈辱是可想而知的。很 早在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中读到过这样的文字。大意是明朝终祚，满清入主中华，那些接受中华文化的国家，如朝鲜、安南，都认为中国已不是华夏，中华文明的 正统已经转移到了自己的国家。我当时的反应：“啊？还有这么回事？”现在则知道，哦！原来真有这么回事，此言不虚，尤其是对朝鲜而言。入明以 后，朝鲜在“事大”的过程中，认同中华文化越深，自我感觉就越好，俨然以“第二中华”或“小中华”自居。在明代，朝鲜人就自我认同于中国，以明朝天子为天 子，自己既是朝鲜臣子，又是大明臣子，认为朝鲜虽然还是名义上的外藩，实际上几乎等同于内服（原话记不得了）。朝鲜使臣在北京看到安南琉球使臣衣冠或礼仪 稍不合制，便显鄙夷之色。清朝成为宗主后，朝鲜一边按时朝贡，一边鄙视清帝是夷狄胡皇，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认为中原已礼乐崩坏，汉人也已剃发 胡服渐渐忘了祖宗。在朝鲜人眼里，世界上已不存在真正的中华了，所谓“大明一脉，偏寄我东”。19世纪中叶，朝鲜人吴庆元父子两代编撰了一部记叙朝鲜朝野 思明的史料，取名就叫《小华外史》。此时，朝鲜人已认为唯自己才有资格承担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并以此为荣。入清以后，民间私藏明朝官服那是 重罪，所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明代衣冠，要么是从明帝、藩王陵墓发掘出来的，要么是民间古墓中出土的，另外曲阜孔府仅私藏了数件官服和官帽。奇怪的是，有 清一代，自臣服到独立的三百年里，朝鲜使臣依然穿着遵从明朝制度遗留下来的官服，乌纱宽袍、风尘仆仆地往返于汉城与北京之间。清廷对朝鲜君臣着明官服却随 意听任，使节朝拜清帝也从不避讳，不知道是不是清朝也像当初明朝认为“天朝之制不宜行于外藩”的缘故。但是我在《皇清职贡图》中看到朝鲜一节时，明明图上 画的是明官服，但在旁边的注释却说朝鲜遵的是唐制。于是我搞不明白，这样“自欺欺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就这样，明朝官服的活化石和活标本在朝鲜始终存在。直到今天，韩国还经常举行仿古祭祀活动，行的还是明朝留下来的服饰与礼制。而在中国，这样的活动往往是仿清制的，就连祭孔舞乐，穿戴的也是仿清礼服。看到相关资料，很是感慨。既感叹于朝鲜对明朝的忠义，又叹息尊崇春秋大义的朝鲜，其实也跟随着中国的步伐，在近代世界中渐渐落后了。（二）明帝国的势力范围大大小于被它鄙视的“胡元”，也小于被它称为“建酋”努尔哈赤后代们所建立的清。明前期忧患在于北防蒙古，中叶以后主要为女真辽事大伤脑筋。此外，兼杂些永乐年间对安南的征伐失利，对沿海倭寇的堵剿。虽然郑和下西洋为大明带来了“万世天朝”的强烈优越感和陶醉感，但有明一代边患纷扰几乎没有停止过，几代明帝的懒惰和荒唐也属旷世未有。明代对边患的处理，无非是这么几章“老三篇”而已。一、天朝梦魇极度膨胀下，自我感觉良好地征伐。永乐帝伐北元，把蒙古人赶到草原隔壁，虽然斩了草，但却除不了根。征安南，在势如破竹的胜利下，居然 将安南内附，直接并吞，二十年后终告失败。英宗征瓦剌，御驾在土木堡被俘，最后连瓦剌人都厌倦了这个废物，嫌他白白浪费自己的米饭，几乎是求着明廷把他接 回了家。二、封锁防御。征伐不是一帖“万灵膏”，明朝觉得还是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和平主义最好，于是就修筑了 废弃N多年的长城，设置“九边”军镇，意图挡铁骑于边外。在湖南被苗族生番搅扰得烦了，就把长城“克隆”成了湘西边墙—“南长城”，将汉苗隔离。为防止倭 寇侵扰和欧洲军事贸易烦数，下令“靖海”，不许中国人出海贸易。三、羁縻之术。要么是垄断边境贸易，把对粮食茶叶生产资 料的“互市”作为赏赐，视夷狄的表现和态度决定“开市”或“闭市”，利用周边落后的生产力对中国物资的依赖作为要挟手段。虽然有效，但一旦真的关闭“互 市”，夷人就只能铤而走险，买卖不成只好抢劫了。同理，在航海贸易上则换成许“贡”或不许“贡”的办法。要么就是册封，对外藩实行册封，赐给印玺衣冠，许 其“化外治权”，取得名义上的宗主地位，以示对四夷的怀柔。再一个就是封官，对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授以官职，由他自治，只要不来犯边就行。在西南少数民族地 区，封以世袭土官或土司。稍微远一点的就设立宣慰司，控制力又不及土司。在西北和辽东则设置羁縻卫所，由军事部落首领担任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等职， 经常给这些看门狗“喂点肉”，以免反咬主人。可我是在讲朝鲜，就暂且不提这些了。总体上，明朝以“大中华”的天然优越 感，视周边国家和民族为“蛮夷禽兽”，“华夷之辨”达到了极致。在这些夷狄国家中，唯独对朝鲜却另眼相看，地位待遇高于其他。原因其实很简单，时人评论： “闻外国之有文献者，以朝鲜为称首”、“文物典章，不异中华而远超他邦也”，“事天朝最恭谨，天朝亦厚礼之，异于他蕃”。在明朝眼中，没有一个国家像朝鲜 一样，那么自觉自愿地以事奉大明和接受华夏声教作为自身的价值取向。就说越南，其国王对内一直自称皇帝，十世纪就起用代表皇权的年号。日本的天皇世系可以排到公元前几百年，七世纪开始使用年号。而朝鲜却几乎没用过年号，始终以中国皇帝的年号作纪年。朝鲜李朝一代凡五百余年，基本与明清相始终，对接受和仿效中华文明达到了巅峰，对中国文物声教的倾慕已成为朝鲜君主和士大夫阶级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这从两国互遣使的记录中可见一斑。事明以来，明朝和朝鲜的相互遣使不断。朝鲜除了每年元旦、冬至、皇帝生日万寿节和太子生日千秋节等固定日期，遣贡使朝贺之外，对明朝皇帝登基、册封 太子、皇子和皇后以及皇家喜丧等重要礼仪要遣使吊贺，再有就是对中国兵祸天灾进行慰问。明朝则逢登基、国丧、册封等重要事项遣使诏告，对国王登基、丧事和 册封世子、王妃等进行颁诏，同时对征贡及一些特殊情况遣使告谕。朝鲜使臣来华进京，除了国事任务之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军事尤其是文化等方面充满好奇，怀着仰慕的心态，无不悉心考察，归国后撰写笔记，记录行状。万历二年八月，赵宪作为朝鲜朝贺万寿节使团中的质正官来到北京，其《朝天日记》中记录了此次出使中的许多见闻。八月初九，他随同正使及书状官许篈， 参加了万历帝生辰的朝典。他记道：“礼侍郞与鸿胪官跪告曰，朝鲜差来陪臣朴某等见，俱三磕头。皇帝曰，与饭吃。”关于这一情节，许篈的《朝天记》稍有差 异。许篈记：“帝亲发玉音曰，与他酒饭吃。”看到这段我几乎笑倒！朝鲜虽小，但人家好歹也是堂堂一国使臣，千里迢迢入都前来贺寿，跪拜如仪。皇帝居然把打 发叫花子要饭的一句话作为赏赐，天朝上国的心态真是无以复加！许篈在听到这句话时，觉得“声甚清朗”。而赵宪却感慨万 分。他在笔记中，拿万历的爹隆庆帝和小万历作比较。说隆庆上朝时东张西望，仪态不佳，而且声音很轻，需要太监传呼当扬声器。但是万历才十二岁，却已经像个 小大人了，时不时看他坐在龙椅上，不像一般小孩，很少乱动。赏饭那句话又说得声气洪亮，音质润畅。所以让赵宪“感涕先零，太平万岁之愿，自此愈切”。看到 小皇帝如此之有帝王之相，他由衷地感激，更为大明国祚昌运发自肺腑地高兴。从中可以发见朝鲜的正统观念，以及对以此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何等的认同与尊崇。同样，在中国赴使朝鲜官员中也有记录。景泰元年，翰林院侍讲倪谦奉使朝鲜颁诏。倪是进士出身，诗文俱佳，出使朝鲜一月有余，除了完成使命之外，还与 朝鲜士大夫官员有许多诗文“唱和”。倪谦《朝鲜纪事》中记述：在汉城，朝鲜官员陪他游览汉江楼，到楼下时，国王已预派遣官员设宴。宴罢登楼，有朝鲜官“诣 前，跪索诗留于楼上”。倪谦即席赋诗三首，“每一诗出，则众官聚首争诵，皆缩颈吐舌”。这或许有上国天使自炫的成分，但对朝鲜文人来讲，能亲眼看到中国文 士作诗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故而“向席惊叹”。但凡明廷遣使，朝鲜都安排官员全程迎送陪同，是为“馆伴”。倪谦在朝期 间，有个馆伴申叔舟，官拜“承文副知院事”（没查到这个官职的品秩，推测大致应为从三品）。承文院承担着国家重要文书的起草工作，供职官员都是精通汉语的 文官学士。有机会事奉天朝学士官员，申叔舟自然不会放过大好机会，在他请求下，倪谦“每日饭后，申叔舟具书籍于案，讲校音韵疑义。”倪谦还参观了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宣圣庙，看到“庙制棂星门、仪门、正殿、两庑，圣贤俱塑像，并与华同。其春秋丁祭，俱用朝廷颁降雅乐”。那些学生“皆着儒巾襕衫，与华同”。成化十一年，兵部主事祁顺出使朝鲜。祁是天顺四年进士，当时朝鲜派徐居正作馆伴。徐居正字刚中，官居“议政府左参赞”（正二品），是朝鲜的大才子。 史载其一生：“历事六朝，侍经筵四十五年，主文衡二十六年，掌选二十三榜，为一代斯文宗匠”。他主编或参与编撰了大量典籍，如：《经国大典》、《三国史节 要》、《东国通鉴》、《东文选》、《舆地胜览》。个人著述颇丰，著有《五行总括》、《历代年表》、《东人诗话》、《太平闲话》、《笔苑杂记》、《滑稽传》 等。同时又热衷于中国文献，参与增注《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并以谚文翻译《联珠诗格》及《黄山谷诗集》。祁徐二人经常作诗唱和，对徐的才情，祁顺大加赞 扬：“如公之才，求之中朝，不过二三人耳。”祁还应邀为徐的诗集《北征藁》作序。嘉靖间，明使华察、薛廷宠出使朝鲜后， 国王叫人缉录所遗诗文为《皇华集》，命资宪大夫吏曹判书成世昌作序，文中通过对中国使臣的文采大加颂扬，表达了朝鲜对中华的仰慕之情：“……惟我敝邦，密 迩东渐之化，至诚事大，侯度罔佚。朝廷之待我亦无异内服，凡有吉庆诏诰之使，必择文章道义有重望者遣之。今者，帝命翰林院侍读华公察、工科左给事中薛公廷 宠赍擎二诏，来布德意，……二公既去，而惜不可留，思慕备至，而不可忘也。……区区小邦，无以仰答鸿造之万一，欲编二公宝唾之余，刊印垂后，俾吾东人得观 皇朝风雅之盛，而有所矜式于无穷也。”在儒家伦理中，名节是个人立命之本，是国家立国之本。以朱子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朝鲜，就把名节看得异常重要，尤其是事关国家宗室。这里有桩趣闻，在有明一朝二百多年中，朝鲜为了一件他们自认为事关名节的大事，向明朝反复恳求交涉，纠结时间居然长达百年之久。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李氏朝鲜开国国王李成桂原是王氏高丽大将，因战功显赫，再加国王孱弱，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废掉了高丽恭让王，取而代之，并乞封大明。太祖朱元璋接受了他的请求，许他改名李旦，改国号为朝鲜。本来事情至此已经挺好，可以皆大欢喜了。但问题出现在明朝官方文件—《会典》上。《会典》第105卷上记载：“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弒王氏四王。”李仁人实际叫李仁任（文中误笔），是高丽末年权臣。明《会典》是弘治十五年，根据历代官修《诸司职掌》、《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 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等书和百司之籍册编成，共180卷。正德年间重校刊行。嘉靖八年(1529年)续 纂，未颁行。万历四年（1576）重修，至十五年成，共228卷。《会典》中那段文字其实是因袭《皇明祖训》的记载。从 一开始朝鲜发现《祖训》里的记录时，就向明朝报告，这段记录有误，时为永乐年。朝鲜说，自己的先祖李成桂根本不是李仁任的儿子。李成桂的高曾祖父李安社被 蒙古帝国蒙哥汗封为千户长和达鲁花赤。其父李子春在元朝辽阳行省的双城总管府（今朝鲜咸镜南道的金野郡）当官，并被高丽封为朔方万户，这位老爹还有个蒙古 名字叫“吾鲁思不花”。可见与李仁任毫无关系。现在这样记录，不仅把人家宗系搞错了，还让人家祖宗背上了“弑逆”的罪名。儒家最讲纲常，弑君谋逆是不赦的极罪，是“大不忠”；儒家最讲宗法，把祖宗搞错是人子无以安身的耻辱，是“大不孝”，这样不忠不孝的历史玷污了祖宗的名 节，事关国体根本。所以，每次修《会典》历代国王都会上表，请求朝廷修改记录，消除历史污点，予以平反。我查了一下《明实录》记载，从正德十年（1519 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期间凡96年，国王上表共计7次，分别是：正德十四年（1519年）；嘉靖八年（1529年）、二十四年（1563 年）；万历三年（1575年）、十二年（1584年）、十六年（1588年）、四十三年（1615年）。国王上表都是一个要求：“本国世系已非李仁人后， 乞请改正，以洗祖宗篡夺之耻。”除了不停“上访”之外，朝鲜还积极做好明朝使节的思想工作，恳求将如此大的冤情带回去上 达“天听”。史载：嘉靖十五年，皇子诞生（是为哀冲大子），命修撰龚用卿、给事中吴希孟颁诏。朝鲜国王率文武百官生儒郊迎至勤政殿，行开读礼讫，宴于太平 馆。国王执礼甚恭，因言及其祖非系李仁人之后，《会典》所书弑王氏四君之事，已经累次奏准改正，迄今尚未改，朝夕营心，未尝忘也。用卿等曰：“此子孙不敢 诬其祖父之心，不失为孝。若果非其后，理当奏闻。”这明朝廷也不知怎么了，对人家这么关注的大事，似乎很不上心，结果让 朝鲜不停地“上访”。而朝鲜对此事的重视甚至到了几乎痴狂的地步。按说万历十五年《会典》最终成书时，已经对这段历史作了说明，也算是给平反了，但朝鲜居 然还是不依不饶。万历四十三年，朝鲜使臣向礼部反映，虽说《会典》已作更正，但前些年朝鲜通过朝贡时在中国买了些书，发现有些野史类的书上，还是没有改 正。因此，恳请礼部将更正部分的内容通晓史馆和各级学校，以便文人周知后，不再误写这段历史。其认真急切得就差满世界去贴大字报，为自己平反昭雪了。终于在历尽艰难的“百年上访”之后，最后在明《会典》中添加了这些文字：“先是永乐元年，其国王具奏世系不系李仁人之后，以辩明《祖训》所载弑逆事，诏许改正。正德、嘉靖中，屡以为请，皆赐敕奖谕焉。万历三年，使臣复申前请，诏付史馆编辑，今录于后。李成桂，系出本国全州。远祖翰，仕新罗为司空。六代孙兢休，入高丽。十三代孙安社，生行里。行里生椿，椿生子春，是为成桂之父。李仁人者，京山府吏 长庚裔也。始王氏恭愍王顓无子，养宠臣辛旽子禑为子。恭愍王为嬖臣洪伦等所弒。李仁人当国，诛伦等，立禑。禑嗣位十六年，遣将入犯辽东，成桂为副將在遣 中。至鸭绿江，与诸将合谋回兵。禑惧，传位于其子昌。時恭愍妃安氏以国人黜昌，立王氏孙定昌君瑶，诛禑昌，逐仁人。已而瑶妄殺戮，国人不附，共推成桂署国 事。表闻。”尘埃貌似落定了，但是别急，居然还有下集！当清朝修《明史》时，“辩诬” 之事又起，一直从康熙朝“上访”到雍正朝。为修改史稿中的字句，朝鲜不惜以金银、宝马和珍珠贿赂修撰官员，最后乾隆朝《明史》修成，清廷把《明史·朝鲜 传》送到朝鲜，国王还是对其中个别字词心存芥蒂。但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再加上群臣们拿《三国志》中关于刘备称帝的记述开导他，国王这才作罢，其时已历三 朝。可是没过多久，万历四十三年的戏文居然又开幕了：朝鲜从中国购买的书籍中，发现几本野史仍有所谓的“诬文”，国王再次深感痛心疾首，上表清廷，要求禁 绝。凡此种种，可见朝鲜对儒家名节观念有着多么深切的认同与秉持。这其中固然有显示和维护其统治正统合法性的政治需要，但这种政治需要也恰恰证明，儒家伦理已深深渗入于朝鲜的血液之中了。附记：成化年出使朝鲜的祁顺行状这位祁顺的遭遇比较有意思。祁家是广东东莞的望族，祁顺父子兄弟中出了三进士、三举人，可谓书香门第。据《东莞县志》载：“天顺四年（1460）成 进士，廷对当举首，以其姓名近御讳。于传胪勿便，抑置二甲第二。”按科举惯例，中一、二甲进士者，要在殿堂唱读名字。祁顺因与英宗皇帝朱祁镇名讳相近，不 便唱读，故改为二甲二名，这样就可避免当堂唱读的尴尬了。而当年本科的状元簪花插到了一个叫“王一夔”的幸运儿头上，谁让他叫“一魁”呢？祁顺的事迹不仅有这般离奇的经历，更以清廉著称。在出使朝鲜期间，他一再推却国王君臣的馈赠，《殊域周咨录·朝鲜》载：“顺等事毕，国王奉赠舆马金 缯声伎诸物，顺等悉隙之，贻王以书曰：‘仆不敏，辱承圣天子明命，以抵于斯，……皆谓仆之斯行，凡馈仪赆礼，一一力辞，于盛意似有所不惬。噫！君子之交 际，岂专在乎物哉！赠行有赆王之礼也，不贪为宝仆之心也，主宾各尽其道而无愧焉，斯足矣’。……王又遣参判李克墩等追送至鸭绿江，馈顺等貂裘一袭，顺等复 以书辞，书曰：‘……不意行间，承旨复以来命出貂裘见遗，……岂谓前日区区之弗受馈赆为虚伪耶？……况物有尽而情无穷，则所以感王之深者，又在情不在物 也。用是再辞，行忙，草率不宣。’王得书，喜二使廉介，为建却金亭。”回国后，祁顺任江西左布政使时，积金数千。按惯例，这些钱完全可以归为己有。但祁顺却不要，他身患重病，临终前告诫妻子：“若私此金，吾目必不瞑矣，宁归而饥死可也，仍悉归于公而分毫不与焉。”另，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朝鲜文官崔溥，携属下四十三人乘船奔父丧，遭遇风暴从朝鲜济州岛漂流到浙江台州，审查身份后，从杭州通过大运河被护送北上京 师，翌年，出山海关经辽东，于弘治元年六月越鸭绿江返回朝鲜。崔溥归国后，撰《漂海录》，以汉文记述经历，其中就有关于祁顺的事情：崔溥在嘉兴西水驿打尖时，与驿丞何荣相识。想来这个何荣也是个骚客，居然有兴趣与崔溥作诗唱和。何荣提到，当年祁顺和张谨出使朝鲜，与朝鲜文臣相唱 和，其中徐居正是最为出色的。这崔溥也是个博闻之士，知道这段佳话，就顺便问：“祁郎中文章清德，人所钦慕，今为甚么官职？张行人亦任甚么职事？”何荣回 答：“祁郎中见贬为贵州石阡府知府，今已卒矣；张行人被罪，今充锦衣卫之军。”并询问徐居正现在的官职，崔告知徐现为“议政府左赞成”，何荣又赞叹“居正 文章亦海东人物也。”两人相顾叹息今昔人非。可见祁顺出使在中国和朝鲜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三）明初，太祖皇帝朱元璋，在基本统一全国后，就诏告周边各国，要求朝贡。朝鲜（当时还是王氏高丽）最先朝贺，并主动缴纳元朝赐予的印玺，要求明朝赐封。也许是朝鲜近接北元，事关国家安全；也许是朝鲜的恭顺态度，让人觉得这个小国家易于拿捏，自朱元璋起的几代明帝都十分重视朝鲜。明朝确实对朝鲜的恩宠超 过其他属藩，但对朝鲜的索求和压力也超过其他属藩。对照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这种宗藩关系，基本上有利于明朝一边。在明朝的眼中，既然朝鲜是一个非常遵守礼制的藩国，那么对天朝的百般恭顺就是它的义务，同时对朝鲜在朝贡、礼仪等方面的要求也相当严格。因此，基本上是把朝鲜当作一个必须听话的仆从任意指使的。明太祖定鼎中原后，把归降的陈友谅、明玉珍的儿子封为侯爵，又担心在自己身边有隐患。于是就想到了朝鲜，让这两个老对手的儿子携家带口远涉几千里，名义 上叫朝鲜（高丽）国王好生优待着，实际上是发配到千里之外幽禁起来以绝后患。洪武五年(1372)春正月乙丑，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升居常郁郁不乐，颇出 怨言。上闻之曰：“此童孺辈，言语小过不足问。但恐为小人蛊惑，不能保始终，宜处之远方，则衅隙无自生，可始终保全矣。”于是徙之高丽，遣元枢密使延安答 理护送而往。仍赐高丽国王纱罗文绮四十八匹，俾善待之。《明太祖实录》陈理等后来终老异国，朝鲜实录中也常有国王对陈理遗孀及儿子赏赐布、米的记录。明前期兵事不少，太祖伐元、建文兵变，永乐伐北元、征安南。战争需要兵马，兵员中国自然无忧匮乏，但战马却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中原是农耕区，畜力多牛少马，由于与北元始终处于战备敌对状态，自然不可能自蒙古草原取得战马来源。于是大家立刻就想到了朝鲜。因为朝鲜每三年的岁贡中就有50匹种马的定制。在前朝，朝鲜（高丽）的耽罗岛（即济州岛），是元政府牧场，并有专任官员职 此。元朝败北后，遗留的官员没有了中央管理，就在那里过自在的日子。于是朝鲜却打起了这个地方的主意，向明朝要求接管此岛，并获同意，自此就行使了主权。 注意！济州岛直到今天也还是韩国的一个自治地方，想想这是什么原因？所以，在明朝的概念中，朝鲜应该有牧场，自然就是替代的马源基地。但实际上，朝鲜马不知是什么马种的杂交后代，个头远不如蒙古马高大威猛。我在想，骑这样的马打安南人还行，要跟蒙古骑兵交战，怕是要被笑掉牙的。也许只是充当运输的脚力吧。太祖、建文和永乐皇帝就多次向朝鲜征马，这下朝鲜就麻烦了。明朝对征马很重视，最初派遣宣布征马令的使臣还随带北京太仆寺的兽医，后来改由辽东军政官员 验收。一开始还行，到后来马是越征越少、越征越差，我读朝鲜实录中记载，前期明朝征马一万匹，朝鲜就委任专门官员各地征马，基本上分十批就能完成任务，送 到辽东向明朝官员交割。到后来，一万匹马，差不多要分近二十批才能完成，每批最少时仅三百来匹。途中病、死和验收不合格的马匹，还要补足数量再行交割。搞 到最后，朝鲜官员士大夫都只能乘坐老病孱马。朝鲜官员也向国王警告：“马政事关国家军事安全，我们既要提防南边倭寇入侵，又要随时防御北边女真等游牧部落 侵袭，没马可怎么打仗？”国王一方面向明朝哀告，朝鲜马种矮小，甚不堪用，加上国小地狭，几次征马后不仅百姓，就连官员家中都已无马可征，请求少征。甚至 故意在明使前骑矮小的马，以示马劣。一方面，又令各地方官未雨绸缪，多留些好的种马，专门圈养起来，预备明朝随时征马不至于交不出马来。短短几十年间，明 朝就向朝鲜征了几万匹马。此外，因为明朝为巩固边防，大量向辽东移民，或收编辽东各族就地屯垦，由于缺少农耕畜力，生产力一时跟 不上，就向朝鲜征牛。在古代，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历代刑法中，盗杀耕牛是重罪，即使在新中国头几十年，盗杀耕牛是按破坏生产力来论处的，也还是重罪， 可见牛对于农耕社会的重要。朝鲜山多田少，农业生产又远不及中国，想来牛也多不到哪里去，就更显得珍贵。现在朝廷征牛，朝鲜真是有苦说不出也。虽然，明朝征牛马，多数时候也不是白征，是有偿的。马价段子一千五百匹，绢一万三千匹，棉布六千五百匹，其交易马数一千六百二十四匹也。（朝鲜《太宗实 录》）。但卖掉牛马一不是自愿的，二毕竟严重影响了本国的生产力，而拿到的这些布匹绸缎，看看漂亮是漂亮，终究不能当饭吃。而且这些东西还激起了朝鲜一些 官商追求奢华和利益的风气，主动把牛马私贩给明朝辽东地区，造成牛马的进一步匮乏，以至国王下令禁止官民穿着明朝绸布。但国王和宗亲毕竟穿用不了这么多， 就只好转手贩卖给日本和琉球人，换点必需品，搞点国际贸易顺差了。除了征牛征马，明朝还向朝鲜征阉人、宫女和杂役。在明朝阉人不 等同于太监，太监、少监是皇帝内官的称谓，在皇宫里干活的阉人则是火者。中原皇朝向朝鲜索要火者，自高丽时代就已存在，一些朝鲜籍火者由元遗留到了明朝， 有些还成为明帝信重的宦官。从朝鲜实录上看，似乎明帝对朝鲜籍火者格外喜欢。永乐帝征服安南后，掠了一批安南火者入宫当差，发现他们不如朝鲜人聪明伶俐， 这样的结果就是皇帝三番五次地向朝鲜索要火者，每次都要三四十人不等。朝鲜火者进宫后，除了安排一般性的工作外，还会专门挑选一些，进入内学，学习文化和 宫廷礼仪，以备今后作秘书性的工作。朝鲜籍宦官受到皇帝重视和重用，但反过来对朝鲜的损害，也恰恰是这些朝鲜籍宦官，这些会在下文有个简单的描述。皇帝向朝鲜征处女，也不在少数。接到征女旨意，朝鲜一面出榜禁止民间婚嫁，一面选派专任官员到各地选秀。选到一批出身低级官宦、才貌出色的女子，经明使 鉴定合格后，由朝鲜官员负责与火者、贡品等一起押解进京。确实有个别朝鲜女子得到了皇帝宠幸，被封为嫔妃。皇帝也算仁义，给她们的父兄封个光禄寺少卿，食 禄则由朝鲜负责代为发放，偶尔还会遣使给她们娘家发点慰问品。比如：朝鲜进奉的女子权氏，被封为显仁妃，深得皇帝宠爱，让她替代死去的皇后兼管后宫。没多 少日子，让另一个朝籍美人吕氏串通朝籍宦官给毒死了。明成祖召见了朝鲜使臣的权妃哥哥，那个空头光禄寺少卿权永均，说要把她与老皇后合葬，“帝赐言之时， 含泪伤叹，至不能言。”多次征选后，朝鲜也有经验了。往往是朝贡使在北京听到些皇帝将向朝鲜征女的消息，就提前派人急报国王。朝鲜立刻就按上述办法预先出 榜禁止民间婚嫁，等待正式敕令。使臣一到，就马上照办。但是国王对明帝有联姻朝鲜公主的想法，抱着十分反感的态度：“以第二女庆 贞公主适护军赵大临。初，上欲以第二女下嫁大临，谏院疏请以大临终丧。上令朴锡命传命曰：‘谏院所论，固合于礼。然向者使臣黄俨及今来石璘等皆言，帝有结 婚于我之意。此非予所愿，故如此其急。予志已定，宜勿更言’遂命骊江君闵无咎主婚。”（朝鲜《太宗实录》）连国王都演“拉郎配”这一出，虽然史书上没有记 载，但可想而知，朝鲜官宦家庭和民间百姓家里会是怎样一幅情景？所以，预先禁止民间婚姻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实录记载：“所进之女，其父母亲戚哭声载路”。明朝皇帝还要征方物。早先，朝鲜朝贡例制中有金银。几年下来后，朝鲜就吃不消了，国王上表说，小国家本来就不产金银，现有的金银都是以前和元朝贸易或皇 帝赏赐得来的，数量不多，几次贡献后，已经枯竭，乞求可否以其他方物土产代替金银进贡。这样的奏表和使节的请求，礼部官员还爱理不理，貌似刁难地说难以向 皇帝奏明。害得朝鲜君臣几次三番陈情乞求，还再三恳求访朝明使代向皇帝陈情。最后，终于得到朝廷同意。那么进贡的方物中有些什么呢？有土布、苎麻织品和草 席、竹帘等等，每回朝贺朝鲜都有礼单，给皇帝多少、皇后多少、皇太后多少、皇太子多少，朝鲜实录中记得一清二楚。有回皇帝向朝鲜征纸，动辄万张以上，理由 是抄写佛经之用。不过高丽纸的质地确实不错，嘿嘿，有时候向明朝高官和宦官行贿，也用高丽纸。皇帝还向朝鲜征舍利，朝鲜搜肠刮肚、掘地三尺，把各个寺院翻 了个底朝天，终于凑了三百多颗舍利奉送。国王上表说，已经把前朝高丽和先王私藏的舍利全部搞干净了。好在朝鲜自立国起，国王李成桂就认为奉佛是邪道，只能 徒长国民精神空虚，养一批懒汉蛀虫，耗费国力。（在这点上，李大王真是中国皇帝的榜样！）因此对佛教的压制很严，虽不禁绝，却不容肆意发展。这个国策一直 被后世国王执行，如今去了这些劳什子，倒也落得个清静太平。为满足明帝声色犬马的淫逸需求，明廷还要求朝鲜进献海冬青、土豹、大型犬等物，有时甚至直接派 猎鹰队到朝鲜境内抓捕，并要求朝鲜提供向导和物资保障。对于这些要求，朝鲜其实是苦不堪言，担又迫于明朝势力，既顺从又违心地进行着所谓的“事大”职贡。相对于这些负担，朝鲜还承担着一笔同样不小的负担，却又难以明喻，是一肚子的苦水没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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