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埃德加?斯诺在保安采访老革命徐特立（左一），右一为斯诺，左二为黄华 。
&&&&接受斯诺邀请去陕北苏区
&&&&1936年6月中旬，我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
&&&&斯诺同我简单地计划了旅程，他先去西安，办好有关我去那边的手续后，即按约定的密语电告他在北平的妻子海伦，我就可以动身，到西安西京招待所同他见面。他很快坐火车离开北平。
&&&&我不露声色，应付了燕京大学的考试，照了带着学士帽的照片，还请大学的秘书蔡一谔先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张学良将军，证明我是燕大毕业生，来西北考察银行事业，希望予以关照。这时我发现手里的钱不足以保证西北之行的需要，便找海伦借了三十块银元。为避免走漏风声，我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黄敬同志汇报了同斯诺作了上述约定的情况。他同意不必经过支部上报。
&&&&斯诺离开北平几天后，海伦通知我说，收到斯诺的电报，我可以动身了。我提了一个皮箱悄悄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
&&&&我如约找到斯诺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这是当时西安唯一的一家较现代化的高级饭店。我敲门后走进房间一看，除了斯诺外还有一位外国人。经斯诺介绍，得知他是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医生，也是和斯诺一样，经宋庆龄推荐去陕北的。海德姆就是后来献身苏区和新中国卫生事业而举世闻名的马海德大夫，也是我的终身挚友。斯诺、海德姆和我都是第一次到西安，在等待出发去陕北的通知之际，我们利用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一同去开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地游览。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就由一位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中共驻东北军的联络军官陪同，乘坐东北军军车向延安出发。我留下来等待下一批交通员带领北上。
&&&&当时陕西和西安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这里有张学良统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西北军部队，也有国民党中央军的特务系统和康泽的别动队。张学良是国民党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的职权。
&&&&斯诺一行出发北上后，我一个人留在西安等候。
&&&&大概是7月20日晚上，我才到达陕甘宁苏区东部的前沿指挥中心――安塞县的白家坪。当晚，李克农和边章五同志在灯光下询问了我的个人经历和党的组织关系。我很高兴地把一切告诉了他们。
&&&&又经过一天的行程，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我被安排同斯诺和海德姆住在一起。我很高兴与他们重逢，我们热切地交谈别后的情况。斯诺告诉我，他已几次采访过毛泽东。毛主席侧重谈了当前中国形势和共产党关于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作战等方针政策，还谈了他自己的历史，是吴亮平和陆定一同志帮助翻译的，他收获极大，记录了好几本。只是他觉得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和人名、地名还记得不太准确，希望我帮他查询订正。
&&&&在苏区，人们对金钱的观念非常淡漠。到了保安，我向海伦?斯诺借的钱还剩下十五块大洋，放在我的裤兜里，丁零当啷的，很累赘，我把它们交给了林老伯渠（苏区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很高兴地说，谢谢，这是苏区金库的第一笔个人捐款。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我和王林同志按约定时间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
&&&&在保安，斯诺采访毛泽东之后，访谈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帮斯诺制订了采访计划。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三位老革命是名列前茅的采访对象。在采访中央书记洛甫（张闻天）和宣传部长陆定一时，他们往往直接用英语交谈。洛甫对斯诺用了四个多小时介绍了我党的理论、政治路线和当时的政策。斯诺同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即苏区政府外交部负责人李克农几乎天天见面，斯诺一有事就找李克农商量。红一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斯诺提供了有关红军的各种重要数据，增加了斯诺采访的说服力。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耿飚、黄镇、伍修权和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和红小鬼向斯诺畅谈了红军在长征中创造下的大量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
&&&&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的采访计划大体完成，就要出发去红军在宁夏的前线了，那里有国民党包括马鸿逵的二十万大军同红军对峙着，战斗频繁。我们去向毛主席告别。斯诺提议给毛主席照一张相。我们走出窑洞，在明亮的阳光下看到主席穿的衣服还挺整齐，就是头发比较乱。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请主席戴上。这张照片成为斯诺最得意的作品，后来更成为全国人民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像。1971年冬，斯诺病重，他的好友玛丽?戴蒙德女士到他瑞士的家探望，拍下了他凝视这张照片的镜头，透过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深深地沉浸在对那段往事的回忆之中。
&&&&离开保安前，毛泽东曾交待请斯诺先把他（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我译成中文，即时派通信员专程送回保安，他好核定。我们利用去前线路上中午休息时间，在阳光底下，斯诺用打字机打出笔记记录，我一面就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请红军派通信员送保安交毛泽东。这样工作了三次，完成了毛主席交待的任务。
&&&&在去宁夏前线的行军途中，我和斯诺、马海德三人由一个班的红军马队护送。出发前，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给两个外国人各一匹马，给我的是一匹六岁口的温顺的母骡子。一次，我骑在这匹骡子上，正悠闲地观看四周的风景和地貌，忽然前面的马队看见一大群黄羊，骑士们急忙纵马飞奔，追捕黄羊。我的骡子也紧跟着蹿上去，一下子肚带给崩断了，我没有提防，还未来得及拉紧缰绳和踏好马蹬，早就连人带鞍子摔了下来，顺着草坡滑了几米远，制服胸前五个扣子全都蹭飞了。马海德连忙下马给我检查，发现我很侥幸没有受伤。由于红军非常吝惜为数很少的子弹，没有人开枪打黄羊，追了一阵子就都遗憾地归队了。
&&&&在宁夏前线的预旺堡，斯诺访问了一方面军和前敌总指挥部，他用敏锐、客观、深刻和探索的眼光观察和采访了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红一师师长陈赓、红军骑兵一团团长张爱萍、第一师政委杨成武、第二师师长杨得志和红二师政委肖华等同志和许多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九十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
&&&&在采访中，斯诺十分注重眼见为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原想把我和海德姆也纳入镜头，但我和海德姆一到苏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所以向斯诺提出，请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我们的名字，也不要给我们照相。因为海德姆还有亲属在美国，我也考虑，如果组织上派我到国民党地区做秘密工作，斯诺任何照片和文字报道对我以后的工作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斯诺遵从了我的要求，我也注意在他照相时总是避到一旁。直到抗战初期国共关系有所变化，我才改变上述做法。斯诺是一位十分重友情和诚实的人，他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且忠实履行自己的诺言。他的书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我的参与。顺便提一下，这时，经组织批准，我已不再使用原来王汝梅的名字，而改称黄华。乔治?海德姆也按宁夏人的大姓改姓马名海德了。
&&&&1936年9月初，前敌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我军行动方针的通报，指示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开赴甘肃南部，打下一两个城镇，以便迎接朱德总司令带领的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带领的二方面军。此时又得知蒋军嫡系胡宗南部队已经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三十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宝贵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了。
&&&&得知二、四方面军即将到达甘南同一方面军会合，我和马海德当然很想跟随部队去亲眼观看红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伟大场面。9月7日，在预旺堡，一起度过十分不寻常的马背生活的三个“赤匪”――斯诺、马海德和我就要分手了。马已备好，随行人员都在等候着。我们三个人相互热烈拥抱，六只手紧紧地叠在一起，像庄严地宣誓：为了新的中国，我们将坚定地奋斗不懈！斯诺回到北平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发报道给英美各大报刊，宣传红军的事迹和主张，这些报道是当时最轰动的新闻。他感到遗憾的是没能见到还在长征路上率领四方面军北上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妻子海伦?斯诺――这位才华出众的同情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作家――在1937年春到延安采访完成了。
黄华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
&&&&（摘自《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8月版，定价：48.00元）
（责任编辑& 袁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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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海滩】的爆地怪怎么精神恍惚？快去看看吧！
海面上的漩涡把爆地怪吓的不轻呀！
尤其是它还看到一个黑影闪过！这情景相当的诡异！
这样的事情是该去探个究竟！
点下海面上的漩涡！~
Apple来到了一个长满珊瑚的地方！
原来这里叫做【珊瑚海域】呀！
原来是斯诺将军派薇薇安来打探的呀！爆地怪看到的黑影应该就是薇薇安啦！
Apple想要留在【珊瑚海域】和薇薇安一起探索~~不过，要先打败薇薇安噢！
不过现在还有个重要的任务要做，那就是向斯诺将军汇报这里的情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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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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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宋庆龄（左）、董慧芳（中）摄于1936年11月孙中山故居。
（资料照片）
　　▲图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当年董慧芳来这里做宋庆龄的小交通员。
　　图为今年90岁的董慧芳。 本报记者 梁建刚 摄
　　叶孝慎&本报记者&梁建刚&郭泉真　　90岁的董慧芳端坐着对话，语调轻缓，神态雍容，一头银发丝毫不乱。　　董慧芳曾是她父亲董健吾与宋庆龄之间的小交通员。宋庆龄亲热叫她“小露茜”，她尊称宋庆龄“二阿姨”。“二阿姨”看“小露茜”送信要“跑这么远”，特意送了一辆进口自行车给她。　　董健吾是中央特科的光荣一员。他在中国革命亟待国际社会真实知悉的关键时刻，又受宋庆龄所托，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送入陕北苏区，《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就此应运而生，赢得世界声誉。　　1936年，刚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尚在反动当局的重重包围之中。埃德加·斯诺，一名美国记者，却已神奇破围，进入苏区，面向世界，轻轻推开一扇零距离接触的窗户。　　斯诺后来在《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中如此写道：“当时西安，一种极端紧张的空气笼罩在那里，间谍和反间谍到处都是。但是，一个结实而庄严的中国人，面上红润，身上肥胖，穿着一件灰色绸长衫，还是走进我的开着门的房间里来，用着极流利的英语跟我招呼。他的样子像是一个发达的商人，他自我介绍，却说姓王，从前在上海一个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徒当中颇有些名望，还曾独力办过一个教堂，在共产党里面都叫他王牧师。”　　陈赓曾说，在我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上山当过和尚，以后下了山，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将军，他就是许世友；另一个先进教堂当牧师，后来入了党，和我一起在中央特科工作……这位牧师，正是斯诺所提到的“王牧师”，真名董健吾。&　　【回眸】　　“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董慧芳回忆当时“我父亲刚刚受宋子文、宋庆龄的委托，到延安送信，为日后国共谈判奠定基础。就在毛泽东给宋子文写回信的同一天，也就是日，毛泽东也给冯雪峰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给冯雪峰的信中说到了国民党内有三派，欧美派仍由我父亲负责，直接与中央联系。所以，那时候我父亲二上陕北，都跟宋庆龄有关。第一次，给南京方面转信。第二次，给斯诺带路”。　　1936年5月，经宋庆龄安排，美国医生马海德从上海出发，西去迎候斯诺，斯诺则从北平启程，在西安与马海德会合后再跟董健吾碰头。斯诺与董健吾见面的信物是一张明信片。上面有宋庆龄亲笔写下的两行英文诗句。她还盖了一个骑缝章。　　董惠芳说：“我不晓得它的内容是什么，因为父亲不让我看。明信片是宋庆龄亲手剪的，这么斜的一剪，剪成两个三角形，上面一半，下面一半，上面一半是我父亲拿的，下面一半是斯诺拿的，不拼起来，我怎么晓得它写了些什么？”　　董健吾没有辜负宋庆龄的信任。他是圣彼得堂的主持牧师，大革命失败后入的党，在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在他的晚年笔记中如实写道：“1928年11月，我由河南郑州回上海，仍到北京西路圣彼得堂当牧师。1928年9月，陈赓同志调我到他所领导的中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指导我去发展公共租界捕房方面的警报工作，并暂兼管法租界捕房翻译兼探长赵子柏的一根早经建立好的警报线。赵子柏是绍兴人，他的儿子叫赵炳生，也是法捕房的探目。当时欧阳新，即老王同志，又称大胖子、高鼻子和外国人，当着我和陈赓同志之间的联络员。同时还有浦化人同志和刘仲华同志时常陪着陈赓同志到北京西路圣彼得堂里来，同我一起讨论警报工作上的各种问题。”　　经中共中央特别批准，董健吾还曾担任戈登路（今江宁路）武定路拐角上的大同幼稚园负责人。这家著名的幼稚园，为烈士照顾遗孤，为革命同志安置一时难以顾及的子女。董健吾也曾为镇压出卖彭湃、杨殷等人的叛徒出力。日，彭湃、杨殷等人英勇就义，壮烈牺牲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刑场上。董健吾随即配合陈赓开展惩处行动，并在中央特科将叛徒白鑫打死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内后，主动前去现场察看，还上法租界捕房翻译兼探长赵子柏家打听详情。董惠芳说：“镇压叛徒白鑫，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所以，我父亲晚年常跟我们戏言，讲他是一个牧师，牧师的职责之一就是为生者洗礼，为死者祷告。可是白鑫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所以，他去现场察看，只是给他送终，却没有给他做祷告。”　　为了尽可能安全而又迅速地安排斯诺与马海德进入苏区，董健吾跟斯诺接上头后，即去找张学良商量，希望他能依照宋庆龄的设想，派自己的私人飞机直飞延安。但张学良新换了美国驾驶员，如果要美国驾驶员“送两名美国人去苏区不回来”，很难保证他不说出去。所以，张学良建议董健吾另找中共西安地下组织联络，由他们通知中共中央派人来接斯诺与马海德，他则负责提供军车和通行证。张学良的想法切实可行，得到了董健吾和中共驻东北军秘密联络员刘鼎的一致认同。他们就让马海德搭乘东北军的军车先走一步，斯诺暂留等待下次机会。　　在他们见面的那些日子里，董健吾与斯诺进行了多次谈话，向他介绍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董健吾的介绍给斯诺留下深刻印象。斯诺后来写道：“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和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开过一个特殊的“欢送会”后，斯诺真正走向了“红色的大门”。那是一天早晨，在西安城外的“汉代古宫”遗址前。面对“下面绿草掩盖下的皇城遗址”，斯诺跟董健吾、刘鼎等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斯诺后来动情写道：“我当时的情绪出奇地激荡，没有法子对你们形容出来，又加上当时我们所处的那种环境，更使我的情绪强烈起来……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四个人在那里安全地聚会，那是多么矛盾而又多么合理的一桩事呀！”　　翌日黎明前，一辆“军用大车”悄然离开西安上路了。车是董健吾向张学良借来，用的是刘鼎搞到手的军用通行证。“王牧师”祝斯诺好运，斯诺紧紧拥抱“王牧师”，再三地说：“我们一定会很快见面的……”　　【钩沉】　　圣彼得堂就是怀恩堂吗?　　有人说，圣彼得教堂是上海有名的大教堂，坐落在市中心的爱文义路，现仍存在，称为“怀恩堂”。　　据我们所查，圣彼得堂是圣彼得堂，怀恩堂是怀恩堂。圣彼得堂坐落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351号，怀恩堂坐落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75号。圣彼得堂所属宗派为中华圣公会，怀恩堂所属宗派为中华浸会。爱文义路上的圣彼得堂奠基于1898年11月，西摩路上的怀恩堂却迟至1942年方落成启用。　　董健吾真的“受宋子文、宋庆龄委托，到延安送信”了吗?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质疑董健吾是否真的“受宋子文、宋庆龄委托，到延安送信”。　　《毛泽东年谱》（）上卷里，有“周继吾、张子华昨日到瓦窑堡。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反日，曾扩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的内容，并还加注，特别点明“周继吾”即“董健吾”，为“中共秘密党员”，“1935年底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另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中，选入了毛泽东在1920年至1965年期间的372封书信，其中包括了日毛泽东致宋子文的信。毛泽东在该信中特意写道：“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　　【口述】　　“我要是怕杀头，就不会来了。”　　口述人：董慧芳（董健吾之女）　　我的父亲董健吾，出生于1891年农历正月初五，董健吾是后来父亲自己改的名字。父亲开始为党工作时，我还很小。虽然他不说，但我已经有些明白。他早就在培养我了。早在我去宋庆龄那里当小交通之前，他就在有意识地培养我了。他带我上街，站在马路上看商店的橱窗，要我特别注意橱窗玻璃里面的人影。玻璃里面折射出来的各种陌生人。我不明白，心想这有什么好看的。其实他是在叫我通过橱窗玻璃看身后的问题。那就是他在教我，培养我加入党的隐蔽战线斗争。他是要我提高警惕，时刻留意周围动静，经常看看身子后面是不是有形迹可疑的人在盯梢，在跟踪。　　我父亲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他也是一个英勇的战士。1936年1月，他到西安见张学良，说要去延安。张学良说：“今天你讲这个话，就是要杀头的。”我父亲说：“我要是怕杀头，就不会来了。”当时宋庆龄和党中央最后一致选定我父亲护送斯诺去延安，也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了他的这些特点。当时我才十来岁，在我父亲和宋庆龄之间当交通员。我人小，又是女孩，敌人不注意。那些租界巡捕房的密探不注意。那些国民党的特务不注意。他们都不注意，好多重要消息，重要情报，就通过我来传递。　　有一天，宋庆龄给了我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里藏有一封信。这封信是有胶水的，有图章。这个图章一打了以后，我就晓得这封信很重要，立刻要送。我就立刻跑回家去，交给我父亲，他二话没说，当天就去了宋庆龄家。　　宋庆龄急着找我父亲是谈斯诺的事。宋庆龄说斯诺来上海找她，说自己想去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宋庆龄问他想去哪里。斯诺说去陕北，采访红军，采访毛泽东。宋庆龄就给了斯诺半张明信片。上面有她亲笔写下的两行英文诗句。她还盖了一个骑缝章。她将明信片从中剪开，一分为二。她将其中的一半给了斯诺，另一半给了我父亲。　　几十年后，斯诺访问中国，还牢牢记得“王牧师”。我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在等着斯诺，他对我们几次提起，说：“斯诺一定会来看我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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