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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与南方的区别 一张图秒懂！
来源：沈阳地铁第一时间 发表日期：日 15:25 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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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与南方的区别，一张图秒懂！【doc】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的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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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的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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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刘钢:古地图密码
提要：【刘钢：古地图密码全文在线阅读】哥伦布1492年首先发现美洲，麦哲伦1519年起历时三年首次完成环球航行，大航海、大探险带来“地理大发现”，这些都是教科书中的历史常识。然而到2001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蓦然现身，揭示1418年前中国人已经抵达美洲，并且完成了环球航行。本书即由此图溯源，层层剥开中国人发现世界的谜团玄机——一幅隐藏在11世纪古墓中的世界地图，寓示当时中国人已经完成了对美洲大陆的测绘，而且航遍了澳洲大陆的海岸线；数幅马可&波罗遗传的古地图，显现出北美的部分轮廓，证明马可&波罗从中国获悉了北美大陆的信息；利玛窦及其世界地图，占有中国地图史学界极重要的地位，然而他的地图隐藏一个惊人的秘密，即利玛窦曾经参考过中国古代航海家探险美洲的地图资料；还有一些中世纪地图，描绘出南极陆地的轮廓线，说明古代中国探险家曾经测绘过南极洲……古图揭示史实，重识中华文明。《古地图密码》独家汇集海内外珍稀地图一百余幅，上下几千年，纵横千万里，古图古墓，悬念迭起。作者详研中国古代科技史，指出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出生数百年前，古代中国在远洋航海、天文观测、数学测算、投影绘图和经纬测量等方面的成就，已经促使探险家们完成了勘测世界的壮举。郑和即在前人地图的引导下，完成全球远航。而后东学西渐，古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辗转流传到欧洲，为欧洲航海家“发现”新大陆指明了方向。【《》】
传统史学观认为，这一习惯源于欧洲，16世纪欧洲航海家依据北极星辨别方向，由此逐渐形成了以北为上的绘图规则。然而，这种观点却与许多古代地图相矛盾。在16世纪之前，不仅许多中国地图学家，甚至一些欧洲或阿拉伯绘图师也早已将北作为地图的上方。
古代地图绘制者与现代地图学家不同，他们在绘制地图时，有意无意地会在图中反映出本民族或本区域的文化、信仰以及他们的世界观。正是这些因素促成了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区域的诸多民族在绘制地图时普遍接受了某种习惯，这种习惯经过千百年之后形成了公认的规则。此后，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全世界逐渐接受了某一民族的地图绘制习惯，最终形成了当今世界各地一致公认并且遵循的绘图规则。为了寻求这种规则的起源，我们必须沿着地图史的脉络，溯委穷源。鉴于一些历史学家声称，此规则源于西方，我们的探索之旅就从欧洲地图史中起步。
5世纪至14世纪期间，欧洲知识界一直深受基督教教会的控制。为了维护基督教的统治地位，教会想尽一切办法排挤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西方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欧洲的“黑暗时代”。1
在这一漫长的岁月中，基督教教义主宰着欧洲的地图学。此时期欧洲出现的地图基本上都将世界绘成一个圆圈，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位于地图的中心，伊甸园所在的东方处于地图的上方。这些圆形世界中间通常用一个与英文字母“T”相类似的图形将整个世界分成欧、亚、非三块大陆（见插图11）。欧洲与亚洲之间隔着顿河或者黑海，非洲与亚洲之间为尼罗河，将欧洲和非洲分开的则是地中海。史学界认为，这一形状的世界地图是7世纪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圣·伊斯多尔（St.
Isidore）发明的。这种世界地图出世之后，其模式在欧洲盛行了近八百年。由于这种世界地图的构成要素是一个圆圈和其中的“T”字，史学界普遍将这类地图称之为“T-O世界地图”。2据统计，欧洲目前已经发现了六百多幅这种类型的古代世界地图。这一数字显示出，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地图学中，T-O世界地图居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3
中世纪早期，欧洲还流行着另外一种世界地图。它看上去略比T-O世界地图复杂，但基本上保持了T-O世界地图的格局。这种世界地图通常绘出欧、亚、非大陆上的四条主要河流，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并且将亚当和夏娃画在地图的正上方。据称，这种地图最初源于8世纪西班牙修道士贝徒斯（Beatus）之手。为此，史学界将此类地图称之为“贝徒斯地图”（Beatus
13世纪之前，基督教教义认定世界是一个平坦的圆形，耶路撒冷位于大地的中央，大地四周都是深不见底的海洋。在基督教教义的主导下，当时欧洲人绘制世界地图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解说《圣经》中讲述的世界，而不是为了表现真实的地域轮廓。那时，欧洲的世界地图绘制者大多是教堂的神职人员，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通常作为基督教书籍中的插图，或者挂在教堂内作为宗教宣传画。这些地图内容简单，注释稀少，图中描绘的重点是天堂所处的方位和圣地耶路撒冷的所在地。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世纪早期欧洲人绘制的T-O世界地图和贝徒斯地图，总是按照《圣经》中的记载，将伊甸园所在的东方作为地图的上方，以耶路撒冷作为地图的中心。
13世纪下半叶，欧洲绘图师们逐渐将一些地理信息添补到T-O世界地图之中，“T”和“O”两个构图要素开始发生了变化，并且逐渐从图中消失。但是，以东为上方的绘图原则很长时间维持不变。1260年《帕萨尔特地图》（Psalter
Map）被史学界视为欧洲13世纪世界地图的代表作之一（见彩图15）。此图为圆形，耶稣被画在图的正上方，他左手持有一个传统的T-O世界地图。帕萨尔特地图中的所有文字注释都与《圣经》有关，T-O结构在此图中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此地图仍然以东为上方，耶路撒冷仍旧处在图的正中央。
进入14世纪，世界地图在欧洲摆脱了作为《圣经》图示的地位，渐渐地被视为一件独立的作品。从14世纪一些欧洲教堂的图书目录中可以看到，世界地图开始被单独编排目录，而不是像以前仅仅作为书籍的插图。西方史学界将欧洲这一时期出现的世界地图称之为“转型期地图”。最能反映此类地图特征的，当数维斯康缇教父于1321年绘制的世界地图（见彩图10）和黑格登（Ranulf
Higden）于1350年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见插图12）。在这两幅世界地图之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表现地域轮廓的图形以及相关的地理信息。但是，两幅地图仍然严格遵循着欧洲传统的绘图原则，将东作为地图的上方。
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人的地图方位格局出现了实质性变化。许多欧洲地图学家放弃了以东为上的传统，改成将北作为地图的上方。同时，他们不再将圣地耶路撒冷置于地图的中央。最为典型的图例就是1415年《德·韦哥世界地图》。此图以北为上，图的中心位于曾经作为蒙古帝国天文、地理研究基地的撒马尔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人员分别在几座埃及金字塔下的古墓里发现了一些地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雕刻在公元前4世纪石棺外侧的宇宙图（见插图13）。
此图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图的外部轮廓由一位深弯腰、双手下垂触地的女神构成，女神上身刻有三颗太阳和一排星星。史学家认为，这位女神是古埃及传说中天外之天的化身。女神身体下方是一个刻有一颗太阳和许多星星的拱形天空，天空下面有一位双臂张开的女神。此女神的下身是一个圆形的人类世界，之中又有一个圆圈表示埃及。内圆的外侧画了一些各式各样的人物和符号，这些代表埃及周围的其他部族。外圆内侧的左右两边分别刻有长臂女神，左边为东方女神，右边为西方女神。从构图可以看出，此幅宇宙图以南为上方。1
除此宇宙图外，几幅绘在莎草纸上的古埃及地图也都是以南为上方。古埃及人崇拜南方的原因很可能与尼罗河的流向有关。尼罗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它的发源地位于赤道南部的东非高原，其干流由南向北，最后注入地中海。尼罗河被古埃及人视为一条具有神灵的河流。在古埃及人心目中，尼罗河的源头神秘莫测。也许正是尼罗河由南向北的流向，使古埃及人将南方视为神圣的方向。
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之后，伊斯兰人迅速向外扩张，占据了中东、北非、西班牙、印度和亚美尼亚地区。随着伊斯兰世界的扩张，阿拉伯人的科学技术也逐渐领先于欧洲人。在地图学方面也是如此。
10世纪，波斯地理学家巴奇（Abu Zayd Ahmad ibn Sal
al-Balkhi）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创立了伊斯兰人描绘世界地图的方法。他的著作《气候图像》虽然早已失传，但同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豪卡尔（Ibn
Hawqal）继承了巴奇的学说。豪卡尔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曾在波斯、里海东岸和北非一带旅行将近三十年，最终定居在西西里。豪卡尔发展了巴奇的学说，撰写出一部名为《地球图像》的著作。该著作收录了一幅世界地图。豪卡尔世界地图被许多伊斯兰绘图师仿绘，至今仍看到数幅不同种类的传抄本。这些传抄本很相似，从中可以看出早期伊斯兰世界地图的特点（见插图14）。
与欧洲T-O世界地图相似，早期伊斯兰世界地图也是一个圆形。这些地图大都由两个圆圈构成，两圆之间象征海洋，内圆中左右两大海域分别代表印度洋和地中海。与T-O世界地图不同的是，早期伊斯兰世界地图以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为中心，以南为上方。
受伊斯兰审美观的影响，14世纪以前伊斯兰世界地图普遍具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模式化，不同时期的地图看上去彼此相似；二是概念化，缺乏详细的地理信息；三是抽象化，大陆图形都是用直线或者平滑的曲线绘成，根本不讲究地域轮廓的准确性。然而，有一位伊斯兰地理学家却与众不同，他绘制的地图突破了早期伊斯兰地图学的传统模式。这位伊斯兰地理学家就是12世纪著名学者伊德里希（AL-Idrisi）。
伊德里希是一位伟大的伊斯兰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曾长期在欧洲、北非和中亚一带旅行。受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的委托，伊德里希于1154年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AL-Idrisi
Map）。这幅世界地图的原图没有能够流传下来，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在一幅15世纪的传抄本中看到原图的风采（见彩图16）。
此世界地图的地域轮廓虽然不准确，但是已经没有模式化、概念化和抽象化等以往伊斯兰世界地图必备的特征，而且能够辨认出欧、亚、非的基本轮廓。伊德里希世界地图为圆形，以南为上方，非洲南部被绘成了一个向东弯曲的月牙形。图中能看到地中海、黑海、里海、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等海域。地图的西部为大西洋，伊德里希将这一海域标注为“黑暗的海洋”。东部为太平洋，在此海域中能看到一个标注“Sila”的岛屿，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朝鲜半岛“新罗”的译音。伊德里希在地图上画了八条类似于经线的弧线，这八条弧线将世界分成七个气候带。这些气候带说明，在伊德里希的心目中，大地是一个球形体。
伊德里希还著有一部世界地理著作，书名为《地球上旅行的快乐》。此著作收录了七十余幅长方形地图，分别描绘世界不同区域的地理轮廓。这些长方形地图都与伊德里希圆形世界地图一样，以南为上方。然而，伊德里希的几幅长方形地图采用了与中国古代“计里画方”非常相似的方格网画法（见插图15）。这种方法在12世纪以前阿拉伯人的地图中是见不到的。这是否意味着，伊德里希曾经参考过来自中国的地图呢？
古代伊斯兰地图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伊斯兰教义的影响。许多中世纪伊斯兰地图学家在绘制地图时都表现出伊斯兰教的理念。伊斯兰信徒每天祷告五次，每次祷告的方向都是面向麦加。麦加在伊斯兰教徒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它必须位于上方。麦加位于阿拉伯世界的南部，由此中世纪伊斯兰人将南作为地图的上方。
15世纪之前，虽然绝大部分伊斯兰世界地图以南为上方，但仍有个别以东为上，这也许是受到欧洲T-O世界地图的影响。在这类伊斯兰世界地图中，耶路撒冷同样被绘在地图的中心。然而，此类图中的耶路撒冷当然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圣地。
从15世纪开始，伊斯兰人的地图方位也出现了变化。有些伊斯兰地图学家放弃了以南为上的伊斯兰传统，改为以北作为地图的上方。最为典型的图例是1450年《卡特兰·艾斯坦斯世界地图》（Catalan-Estense
World Map）（见彩图17）。
华夏是世界上最早萌发地图学的民族之一。与古埃及人一样，早在远古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制作地图了。根据史料记载，“九鼎图”堪称为中国最早的地图。
“禹铸九鼎”是中华民族最著名的古老传说之一。据公元前2世纪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记载，公元前两千多年以前大禹用青铜铸造了九座宝鼎，分别代表天下九州1。尽管没有更多的史料核实这一传说，但是依据其他史书的记载可以确信，九鼎图出现的时间不晚于商朝末年（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5世纪成书的《左传》记载，公元前12世纪周武王灭商后曾将九鼎迁移到雒邑，即现今河南洛阳市一带。
在史书之中，可读到有关九鼎图的记述。《山海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其内容涉及古代神话、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巫术、宗教、医药、民俗等许多方面。虽然《山海经》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但书中的许多内容源于公元前11世纪2。从《山海经》的记载可以得知，九鼎的重要性在于上面铸刻的九幅地图。这些地图不仅记载了华夏九州的名山大川、草木禽兽，而且还描绘出九州的地界。3
刻载华夏地图的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的象征，许多古代帝王认为占有九鼎意味着拥有了天下。据公元1世纪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自夏、商、周直至战国时期，历代君王都视九鼎为极其贵重的神品。《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国从周王朝夺得九鼎之后，在一次交战中不慎将九鼎失落在河中。1为了寻找九鼎，秦始皇令千人下水打捞，但没有任何结果。从此，九鼎失去了踪迹。
九鼎图不仅被视为王权的象征，还被看做具有避邪和吉祥功能的镇物。《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2世纪，是中国最古老的字典。此书称，大禹铸造的九鼎反映出上天的神明，所有妖魔鬼怪都避其而远之。2公元前4世纪史学名著《左传》记载，周定王的使节向楚王讲解九鼎时，将九鼎描述为一件神物，此件神物能够衔接天、地，将上天的吉祥承转到人间。3
有关九鼎的史料记载揭示出，中国古代地图学诞生于浓厚的神秘色彩之中。中国古人绘制地图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查看地理状况，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皇权，为了实现上天保佑的祈望。中国古代地图学的这种神秘性也可以由另外几幅地图加以验证。
在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地图是一幅公元前4世纪镌刻在青铜板上的《兆域图》（见插图16，与古埃及宇宙图的时间一致）。此图从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第五代国王的王陵地宫中出土，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兆”是中国古代对祭坛或墓域的称谓，《兆域图》则是记载王陵方位、墓葬区域及建筑面积的平面图。该图显示王陵及王后、夫人等五个陵墓的建筑方位，图中还有四百四十三个字的铭文，详细说明墓葬区域各部分的名称和长度。学界认为，此图的比例尺为1比500。从《兆域图》的内容可以看出，《兆域图》具备了图形、符号、比例尺和方位等地图的基本要素。《兆域图》的方位为上南下北。这种图式反映出中国古代哲学有关阴冥世界的理念。这种哲学认为，人死后其灵魂所在的阴界以南为上方。从铭文中“其一从，其一藏府”的记述可知，此图有两件原版，一件从葬，一件藏于府库。这一记载揭示出地图在古代哲学中的意义。中国古人认为，地图是阴、阳两界的中介物，通过地图死者的灵魂可以与人间相沟通。（本书第四章将详细讨论这种古代哲学理念）
1986年，考古人员从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战国秦墓中出土了7幅地图。由于这7幅地图都用墨线绘在四块大小基本相同的松木板上（长26.7厘米、宽18.1厘米、厚1.1厘米），学术界将它们统称为《放马滩木板地图》（见插图17）。根据同时出土的竹简纪年和随葬品，这七幅木板地图被断定为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时期的作品。1《放马滩木板地图》描绘出秦国邽县地区几处地域的地理状况（现今甘肃天水一带）。按其用途，七幅木板地图可分为《政区图》、《地形图》和《林木资源图》。从这些图中，不仅能辨认出山川、河流、居民点、城邑，还可看到各地之间相距的里程数据。可见，这些地图都是基于实际测量绘制的实测图。
此七幅地图都以南北竖列为图式。其中一幅明显以北为上方。另外六幅虽然注释文字的书写方向不一致，但有学者认为，这六幅地图也都以北为上方。1史学界对《放马滩木板地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图以水系作为绘图框架，不仅标有注释和符号，而且还采用了比例尺的绘图理念。这些内容反映出，战国时期地图绘制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除《放马滩木板地图》外，从墓中还出土了四百六十枚竹简，上面的文字内容涉及天文、历法、音律、占卦、巫术、五行等学说。此外，殉葬品还包括毛笔、算筹、木尺、木棰、木匕、木棒、木屑、木板等用于地图测绘的器具。根据墓中发现的这些文物可以推测，墓主生前是一位精通地图绘制和占筮数术的阴阳术士，《放马滩木板地图》很可能就是这位阴阳学家的作品。
在放马滩挖掘出的另外一件陪葬品也非常值得一提。这就是在尸体胸前发现的一张地图残片，此图用线条描绘出放马滩地区的山峦、河流以及道路。古人将地图作为随葬品放在尸体胸前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种丧葬习俗源于古人的信仰。尸体胸前的地图是专门为死者灵魂准备的“礼品”。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锦帛地图与放马滩地图残片大致属于同一个时代。它们都是公元前2世纪的作品，距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三幅锦帛地图不仅是稀世之宝，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根据图的内容，学界将它们分别命名为《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地形图》和《驻军图》出土时状况良好，已被整理复原；《城邑图》却破损严重，目前仍在修复之中。
《地形图》是一幅长、宽均为96厘米的正方形地图，其方位以南为上（见插图18）。《地形图》的绘制水平很高，以统一的符号、图例表现出丰富的地理信息。图中，由细到粗的渐变线，按流水方向示意出三十多条河流；方框符号标注出八个县城所在的地理位置；大小不等的圆圈代表七十多个乡、里级村庄；层层鱼鳞状曲线反映了峰峦起伏的地貌；水平山形线和陡崖符号显示出山脉；闭合曲线、晕线表示山脉的走向。经推算，《地形图》采用了比例尺绘图法，其比例在十七万分之一到十九万分之一的范围内。
《驻军图》长98厘米，宽78厘米，是一幅以黑、红、田青三色绘成的军事地图（见插图19）。图中黑色“山”字象形符号代表山脉；青色水流表示河流、湖泊；黑底套红标注出军队驻地；红色虚线示意军队行动通路；红色三角形和黑色圆圈分别表示城堡或居民点。此图运用色彩作为标记，使人看后一目了然。与《地形图》相同，《驻军图》也以南面为上方，并且也采用了比例尺绘图法。
地图既是地理、地貌的记录，又是测量、计算和绘制等技术水平的综合反映。从上述几幅古地图可以看出，秦汉时期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高水平的测量手段和计算方法。《放马滩木板地图》和马王堆西汉地图所绘的地域均是地形复杂、地貌变化多端的区域。把山脉、河流、湖泊等地形地貌按照几乎相同的比例画成地图，这在当时是一件高科技含量的工作。完成这种工作，不仅需要经过精确的实地测量，还必须通过数学运算将测出的距离换算成地图上的尺寸长度。特别是对于带有弧形、曲线和三角形的地形、地貌，不仅需要高水平的测量手段，还须掌握圆形和三角形的计算方法，否则无法将实际地貌按同比描绘在地图上。
传统史学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地图学始于魏晋时期。然而，《放马滩木板地图》和马王堆西汉地图却反映出，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已初步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地图学。这几幅地图不仅运用了统一的标识、符号，而且还采用了比例尺绘图法。这些地图的准确性反映出，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古代地图学家已经将数学应用于制图。当然，从上述几幅地图也可看出，秦汉时期地图的方位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格局。《放马滩木板地图》以北为上，而马王堆西汉地图却以南作为地图的上方。
在中国古代地图史中，《兆域图》、《放马滩木板地图》和马王堆西汉地图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或者与墓地有关，或者作为陪葬品埋入墓中。（《史记》记载，秦始皇陵墓中也有作为陪葬品的地图和星象图）这些奇异的现象说明，中国古代地图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查验地理状况，而是与中国传统信仰紧密相关。
清代著名阴阳学家叶九升在《地理大成山法全书》中将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之为“地利”之学，即为了识别道路远近、审视山川险易或测量地势高低等实际目的所做的地理研究；另一类称之为“地脉”之学，即出于勘验风水和命运占卜等目的所做的堪舆研究。1
正如叶九升所言，中国古代地图的确可分为实用和堪舆两大类。实用之图的作用是帮助人们了解自然地理状况，而堪舆之图则是出于华夏民族的信仰。我们谈论九鼎图时曾提及《左传》中的一段记载：周定王的使节向楚王讲解九鼎时称，九鼎是“协于上下，以承天体”。与九鼎一样，中国古人绘制堪舆地图的目的是为了承转天意。
“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礼之观念的萌生以及礼仪制度的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的夏、商、周三代。“礼”的内容非常丰富，然而在缛礼烦仪的古代礼仪之中，“祀天祭地”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重要内容。“祀天祭地”的礼仪起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关天、地、人关系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地是万物的载体，地上万物都应遵循自然规律，这种规律是天意的体现；人必须顺从自然规律和天的意志，而皇帝则是传达天意的人杰，他应当进行“祀天祭地”。正如《汉书》所载：对皇帝而言，承转上天规定的秩序是其最重要的责任。为了承转上天的意愿皇帝必须注重礼拜天地，因此君王都必须尽心尽力地制定礼拜天地的制度。2
由于古人认为承转上天规定的秩序是皇帝的一项重任，祀天祭地在古代社会被视为一件国家大事。《左传》称，国家大事无非分为两种，一是祀天祭地，二是军事征伐。3《三国志》也记载：但凡君王立国建都，首先应确定祀天祭地礼仪所在的位置。4祀天祭地包括“祀天”和“祭地”两部分。“祀天”是对天的崇拜，在阴阳五行中属阳性；“祭地”也称“社祭”，是对地的崇拜，在阴阳五行中属阴性。而地图则是“祭地”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礼”品。
中国古代有关祭地的最早记载，可见于两千多年以前成书的《周礼》。但在汉朝之前，对祭地的方式并没有统一的规定。自汉文帝始（公元前2世纪），祭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礼仪。汉代之后，历届封建朝廷基本上承袭汉制礼仪，直至清朝末年。
中国古代祭地礼仪的规则主要包括：祭坛为方丘，且位于都城之北；1将牺牲祭品埋在祭坛北侧；2祭地仪式中，皇帝面朝北方。3祭地时祭坛上、下摆有许多社祭用品，地图就是其中之一。《周礼注疏》记载：祀拜苍天必须配有天文图，祭拜大地必须配有地图。4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也说：祀拜苍天须用天文图，祭拜大地须用地图，画有日、月、北斗的为天文图，画有山川的为地图。5《汉书·律历志》也载：祭拜大地，应用正方形地图表现出大地的形状。6《通典》和《后汉书·祭祀志》也均有关于地图作为祭地供品的记载。7《十洲记》记述说：汉武帝曾经要求东方朔绘出载有东海、南海、西海和北海的地图，汉武帝得此图后将其随身携带，并常对此图行礼朝拜。8《文献通考·郊社考》记载了公元56年汉光武帝的一次祭拜仪式，此仪式在汉朝国都正北方举行，仪式上摆有地图、神像和供品。9
在上述史料记载中，地图被称为“地理”。“地理”最初是易学中的概念，它专指用于“祭地”或占卜的地图，这种地图通常描绘出山脉、河流、海洋以及地域轮廓。1
汉朝之后，许多封建王朝承袭汉制，在祭地仪式中将地图作为祭品。《元典章·崇祭祀》记载了元朝皇帝数次祭地礼仪，从记述中可以看出，每次祭地礼仪都使用了地图。
作为祭品的地图，在方位、形状和内容方面必须服从祭地礼仪的要求。2祭地是对土地的崇拜，故用于祭地的地图必须画有陆地、海洋、山川、江河。古人以正方形表示静止不动的大地；从其形，摆放在正方形祭坛旁边的地图也必须是正方形。祭地礼仪的朝向为北方；顺其向，祭地礼仪中摆设的地图也必须是以北为上方。
中国古代制作地图的另一个特殊目的就是用于占卜。地图占卜起源于易学。这种哲学认为，地图是连接天地、反映天意的神物，从中既可以预测上天赐予的吉祥，也可窥测出天意安排的凶灾。有关古人将地图用于占卜的最早记载可见于孔子编撰的《尚书·洛诰》。此书记述说，古人通过观察河水进行占卜，并且通过绘制地图反映占卜的结果。3
中国古代占卜有多种方术，占星术是其中之一。占星术源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古人认为天是最高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间万事都必须顺应天意。地上的人和事，在天界都有对应的星宿或星象。人间发生任何变化之前，对应的星宿或星象会出现预兆。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易经》写道：通过观测星象的变化，可以察觉到政治局势的变迁。1基于这种哲学观，古人认为，天文观测能预报人间祸福。由于古人普遍相信“天人感应”的理论，中国历代皇帝极其重视对天象的观测和占验，并据此作为政治、人事、军事等决策的依据。《周礼》记载：君王创建国家时通过观测星象划分领地、设置官僚体系、并制定管理国家的准则，为此国家应设立负责天文观测的机构和主管官员，这些机构和官员将协助君王治理国家。2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期，中国划分为若干个诸侯国，其中七个最具实力。为了预测这七个诸侯国的兴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分别对应七个诸侯国。这种星宿分配就是古代“分野”理论的起源。战国之后，许多封建朝代基于分野的理论，以星象作为辖区划分、布兵设营以及官隶设置的参考依据。
中国古代军事活动也深受占星术的影响。古代战争不仅表现为激烈的武装冲突，同时也是占星术的诡谲对抗。公元前2世纪哲学著作《淮南子·兵略训》称：掌握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理解奖惩等阴阳法术，知悉遣兵方向，这些对战中取胜具有很大的帮助。3宋代《百战奇法》说道：凡派遣大军讨伐叛逆，必须观测天文，根据天象调兵遣将。4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占》，绘有二十九个彗星图形和十八个星宿名称，每个图形之下均有吉凶占文，且绝大多数与军事行动有关。
中国古代的国都建筑规划也受占星术的影响。北京故宫之所以称之为紫禁城，其名称源于紫微垣星宿。古人认为，紫微垣星宿是天神的居住地。1与其相对应，人间皇帝的起居地称之为“紫禁城”。北京故宫的东华门、西华门、左掖门、右掖门以及端门等名称也都源自一些星象的称谓。比如《史记·天官书第五》在描述太微垣星座时说：在上天的皇宫中，武将位于西方，文官位于东方。2据此，北京故宫院内，西南有武官进出的武英门和专为武官配备的武英殿，东南有文官进出的文华门和专为文官配备的文华殿；北京内城南侧有两个侧门，西边的侧门称之为“宣武门”，东边的侧门称之为“崇文门”。由此可见，占星术在北京古城的规划布局中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星象观测体系中，北极星是最主要的恒星，北斗七星也是最主要的星座。《论语·为政》称：政权以道德为中心，这如同北极星居众星之中。3《史记·天官书》也说：北斗七星是天上皇帝的坐骑，它位于天的正中央，阴阳五行、季节时令全部都围绕着北斗七星运转。4
古人观测星象时，北极星不仅是最主要的参考依据，它还被视为“天心”。公元3世纪学者赵君卿在《周髀算经》的注释中写道：“北辰正居天之中央。”《后汉书·郎顗传》记载“北极亦为天辰”，对此记载中的“北极”一词唐朝学者李贤援引汉代李巡的注释称：“北极，天心也。”宋元之际学者俞琰也写道：天的正中心位于正北方向。5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北极星为天心的记载。除此之外，从一些出土文物也能看出中国古人的这种理念。
1977年，在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中发现了一个用于星象占卜的罗盘，此罗盘的正中央画着北斗七星（见插图20）。1965年考古人员在杭州发掘出一座建于公元942年的古墓。古墓的墓顶为一件石刻星象图（见插图21）。此星象图为圆形，上面刻有218颗星，其中央刻有北斗七星。
由于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北方夜空的星象，用于占卜的星象图自然都是以北为上方。古人星象占卜时，离不开地图。《易经·系辞上传》记载：易学是一门探究天与地之间规则的哲学，易学家通过天文、地理观测，揭示出天与地之间深奥的关系。1公元前1世纪历史学家司马迁是汉朝宫廷中的一位占星家，他在《史记》中写道：仰面观测星象，低头研读体现上天规律的地图；天空中有日月，与其相对应大地分为阴阳两性；天空中有金、木、水、火、土五星，与其相对应大地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天空中有星宿，大地上设置有国度；大地的阴阳两性来源于天象，治理国家的法度也是源于天象。2可见，司马迁在做占卜时，抬头观星象，低头查地图。公元3世纪西晋文学家左太冲在叙述星象占卜方法时说：占星需用两种相互对应的图，一种是天文图，另一种图则是地图。1《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用《春秋内事》中的记载：古人一边观测天文一边查看地理，通过天文、地理观察绘制八卦图，并以此推测出时光、季节和福祸。2在一些流传至今的古代风水占卜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同时绘有星象图和地形图，且星象图在上，地形图在下。例如，公元4世纪晋朝人郭景纯编撰的《水龙经》为一部与风水、占卜相关的著作，此书收录了一些由星象图和地形图组合而成的占卜图，在这些占卜图中星象图居上方、地形图在下方。
古籍记载和出土文物均告诉我们，古代占星家占卜时面向北方，占星用的星象图也是以北为上方。正因如此，用于占卜的地图方位也自然是以北为上。
中国古地图有的以北为上，有的以南（或东）为上。一些学者据此断言：中国古代地图的方位趋于多元化，并无一定之规。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地图的方位依据地图的摆放方式。例如，清朝学者俞正燮认为：凡是悬挂的地图都以北为上，凡是放在桌上查看的地图是以南为上。3这种论断明显有失偏颇。
纵观中国古代地图史，实用性古地图的方位确实没有一定之规。但是，源于华夏风俗和信仰的古地图却具有统一的方位规范。这就是以北为上。这种规范萌芽于远古，在魏晋时期形成了明确的绘图准则。
秦汉之前用于社祭或者占卜的地图早已失传，我们无法看到它们的原貌。然而，从战国时期的一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揣摩出秦汉之前这种地图的模样。这部著作就是《尚书》中收录的《禹贡》。
史学界认为，《禹贡》是战国时期无名氏假托大禹之名撰写的著作。虽然并非出于大禹之手，史学界仍给予《禹贡》很高的评价，认为此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专著。《禹贡》言简意赅，全书只有一千一百九十三个字。此书文字虽少，却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地理信息，其中包括古人研究地理的缘由，以及地图的方向格局。
《禹贡》二字说明，此著作是大禹奉献的一件贡品。《禹贡》序言写道：“任土作贡。”这表明，大禹奉献贡品的对象是土地神。《禹贡》正文在描述各地物产时多次使用“贡”和“赋”两字，如“厥贡盐絺”，“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等等。1“贡、赋”两字说明，《禹贡》是奉献给土地神的贡品。《禹贡》最后一句“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中的“锡”字指锡杖，即古代的一种法器；“玄圭”指古代帝王在社祭礼仪中使用的一种黑色玉器，它是土地神的象征。2此句的含义是：大禹手持锡杖向土地神行礼，向其报告大功告成。从《禹贡》的书名、序、用词和结束语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此书是一件用于祭地的贡品。
《禹贡》虽无附图，可是其文词却揭示出，撰写此书时《禹贡》的作者头脑里有一幅清晰的地图。此图不仅将中华大地划分为“九州”，还绘有山川江河、动物植物、风土人情、田野道路。《禹贡》在描述九州时，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的顺序，由北至南排列；在描绘江河湖泊时，按从上到下的流水方向。这些顺序表明，《禹贡》作者脑中的地图方位必定是上北、下南。
《禹贡》被史学界视为中国地理学的开篇之作，它对中国地理学、地图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地图以北为上的方位格局。《禹贡》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究其原由，主要归功于一位中国古代地理学家的贡献。这位地理学家就是魏晋时期的著名学者裴秀。
裴秀，出生于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黜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国号称“晋”。司马炎称帝后，裴秀受到重用。公元268年，裴秀晋升为司空（朝廷最高官员之一），统管全国户籍、土地、赋税和地图等政务。由于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他掌握了很多地理信息，并有机会查看不同时期的地图。
裴秀在研究《禹贡》之后认为，此书年代久远，书中原载的山川、地名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此，裴秀在详细考证《禹贡》和古代疆域沿革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行政划分，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禹贡地域图》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历史地图集。此地图集记载了上自《禹贡》成书之年、下至西晋时期的城市变迁。地图集中绘有山川、平原、河流、湖泊、海洋等自然地理要素。
裴秀对中国地图学的贡献不仅仅是《禹贡地域图》，还包括他创立的“制图六体”理论。所谓“制图六体”是指，绘制地图时应遵守六项原则，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和“迂直”。其中，“准望”与地图的方位有关。成书于648年的《晋书》记载，裴秀认
为前人绘制的地图“不考正准望”，由于没有“准望”，这些地图虽然某些部分画得准确，但其他部分必定会出现差错。1为此裴秀提出，“准望”是确定地图方位的前提。2
自清以降，诸辈史学家一致认为，“准望”与地图方位有关。清初著名学者胡渭在《禹贡锥指·禹贡图后识》中解释说：“准望”的含义是指端正地图的方位。3但是，对“准望”的具体含义，史学界历来存有不同的理解。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廷认为“准望”是计里画方，他在《广阳杂记》中评论说：晋朝裴秀为地图学创立了“准望”的原则，可惜裴秀的理论早已失传，元朝朱思本用横、纵线条绘制地图，图中每一个方格的间距为五十里，这种方法是裴秀“准望”的遗风。1有些史学家推测，“准望”是利用地图中的一个单一的控制点来度量距离并确定方向，但此说有些牵强附会。2裴秀在“制图六体”的论述中明确指出，无“高下”、“方邪”和“迂直”之校则会“失准望之正”，并且“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这些论述说明，“准望”与高低和曲线有关。利用图中的一个控制点确定方向只能使用直线，不会涉及高低，更不可能涉及曲线。
从字义上理解，“准望”是指通过观望一个准点来确定地图的方位。3裴秀“准望”之说源于古人根据北极星确定方向的法则。先秦时期的手工艺专著《考工记》记载：匠人建造城邑，以水平测地平，以悬绳校直表杆；观察日影，画圆，分别识记日出与日落时的杆影。白天参究日中时的杆影，夜里考察北极星的方位，用以确定东西南北方向。4从《考工记》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确定方向的方法之一是在夜间观望、考正北极星。《周髀算经》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周髀算经》记述说：将木制标尺的尺头拴在一根绳子上，冬至日傍晚5点至7点之间，手持绳子的另一端瞄准北方一颗明亮的星星，之后再把标尺顺着垂直的绳子放在地上，该标尺顶端所指的方向为正北方。5裴秀参照先哲发明的北方定位法，确立了“准望”的法则，即通过准望北极星确定地图的方位。这一法则意味着，绘制地图必须以北作为上方。
自裴秀提出“准望”之后，唐、宋时期的地图学家纷纷效仿，如唐代的贾耽和宋代的沈括等都曾在著作中阐述，“准望”是地图绘制的规范之一。从一些宋、元时期的地图可以看出，14世纪之前，中国古代地图已经形成了以北为上的规范。18世纪初期，清朝政府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地理测绘。《清史稿》记载，测绘人员以北极星“定准望”，并以“北极高度”测绘地图。《清史稿》还评论说，这种测绘方法源于裴秀。1
古代地图的朝向确实令我感到很奇妙。六百多年以前，无论中国、欧洲，还是伊斯兰世界，地图学家绘制地图的方位都基于各自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崇拜的方向却各不相同。
源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地图学在13世纪已经形成了以北为上的地图规范。当中国古代绘图师普遍遵守这一规范时，欧洲人仍然严格地遵循着以东为上的绘图原则，而伊斯兰绘图师们则以南方作为地图的上方。
从14世纪开始，欧洲人和伊斯兰人绘制世界地图的方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信仰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地图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各自沿袭千年之久的惯例，逐渐接受了以北为上的绘图原则。无论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改变与他们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千年习惯，绝对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这种改变必定源于一种特殊的原因。
在欧洲和伊斯兰地图学家改变地图方位的同时，他们绘制地图的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与中国古代地图相比较，14世纪之前，欧洲人和伊斯兰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普遍缺乏现代绘图学的一些基本要素。比如，不具备严格的比例尺概念、没有采用经纬网线，等等。14世纪之前，欧洲人画的世界地图与现代派抽象画非常类似，图中只能看到基督教的精神世界，而非现实中的地理轮廓。14世纪之前，有些伊斯兰地图学家能够在南、北纵向方面分清不同气候带，但是在东、西横向方面，却是错误百出。从14世纪开始，欧洲人和伊斯兰人不约而同地纠正了前人所犯的绘图错误，特别是15世纪出现的几幅世界地图描绘出准确的大陆轮廓。
地图科学告诉我们，为了绘制准确的地图，我们不仅需要进行实地测量，而且还必须运用数学法则和投影方式将实地测量结果转换到地图上。纠正绘图错误同样必须经过实地测量和数学换算过程，否则无法辨别出前人地图中的错误。地图史学家们都知道，欧洲人从15世纪中期才开始掌握判断纬度的方法，此后两百多年间他们一直陷于判断经度的困恼之中。但是，14、15世纪的欧洲绘图师们似乎根本不需要掌握计算经度的技巧，他们似乎也不需要进行实地测量和数学运算就可以纠正前人的错误。对这些14、15世纪欧洲地图学家而言，发现前人的错误只需反掌之功，纠正东、西横向地理错误似乎也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
15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地图学家不约而同地改变了地图的朝向，同时他们的绘制水平也莫名其妙地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现象绝对不会是一种巧合，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未知的历史真相。探知真相的好奇心再次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在探究之中，我获得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这些发现暗示出，我们教科书中的一些历史常识需要作出根本性修正。【刘钢
第一章《天下诸番识贡图》
我自小喜好收藏。童年时代，我是个火柴盒收藏迷。观赏火柴盒上的各种图画是我儿时的一种乐趣。三十而立之后，收藏古地图逐渐成为我的一项主要嗜好。回想起来，此爱好已经伴随我度过了十八个春秋。
第二章 西方古代世界地图中的疑惑
&世纪初，数幅15、16世纪期间欧洲人或阿拉伯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先后被世人发现。它们给史学界带来了惊喜，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疑惑和烦恼。这些地图向史学界暗示，在16世纪欧洲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之前，早已有人完成了环球勘测，并且有些勘测结果还比较准确。在这些古地图之中，有的在1492年之前绘出了尚未被欧洲人知悉的美洲大陆，还有的甚至描绘出南极洲陆地的轮廓。
第三章 谁最先将北作为地图的上方
查看地图时，潜意识会告诉我们，地图通常是以北为上方。这种潜意识来自于地图的绘制规则。可是，我们曾否想过，这种规则源于何处？为什么这一规则不以东、以西或者以南为上方呢？准确地讲，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明文规定，要求地图学家在绘制地图时必须以北为上方。以北为上，仅仅是一种地图绘制习惯。
第四章 古墓中的美洲地图
第六章 中国古典地图投影术
迄今中外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是地图投影学的先驱，其名著《地理学指南》所附的二十余幅地图是地图投影的雏形。然而，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托勒密的地图投影学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真正将地图投影付诸实施，并促使人们接受地图投影理论的是16世纪佛兰德地图学家墨卡托，他于1569年以正角圆筒投影法（也称墨卡托投影）绘制世界地图，从而开创了地图学的新时代。
第七章破解东、西半球世界地图的密码
西方传统史学观点认为：东、西半球世界地图萌发于16世纪的欧洲，地图学家孟纳楚斯（Franciscus
Monachus）于1527年绘制的地图是两半球世界地图模式的开端。这种绘图方法在16世纪80年代由荷兰绘图世家墨卡托父子加以完善，此后许多欧洲地图学家纷纷效仿。当欧洲人普遍接受地图投影时，中国人的世界观仍然停留在“方形大地”的水平。16世纪末，传教士利玛窦将他的椭圆形世界地图展现给中国学者之后，中国人才意识到大地是个球体。此后，中国人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逐渐将方形世界地图转变为圆形。
第八章 郑和下西洋的秘密使命
1405年，郑和受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由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两万七千多名船员组成的庞大船队出海下西洋。此后直至1433年，郑和又先后六次率领船队漂洋浮海。郑和船队的远洋航行，以规模之大、船员之众、耗资之巨、范围之广，创造了古代航海史上的奇迹。对郑和船队史诗般的远洋航行，史学界给予了高度的赞赏。然而，令人感到不无遗憾的是，郑和船队远航的动因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团。由于郑和下西洋的官方资料早已在15世纪中期被销毁，近现代史学家对郑和出海动因的研究仅仅依赖于史料中遗存的零星记载。
得知刘钢先生力作《古地图密码》一书出版，我以最快速度购得一本。没有哪一本书像这本书这样让我希望先睹为快。我知道刘钢先生饱受争议的观点，已经在全球热炒了许多年，持不同观点的人为数不少，在国内不屑一顾者也有之，但国际知名媒体倒反而冷静观之，他们在等待刘钢先生进一步端出他的论据、证据来。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希望刘钢先生的观点是成立的。但我不是此类学者，不能以感情代替严肃的学术问题。我只是个非常业余的爱好者和关注者。读后我感到这本书确是有学术价值的大众普及读物，非常值得学术界认真研判。　　
　　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刘钢先生有所接触，对他那幅神秘古地图的真伪之辩，始终在关注着。刘钢先生得图后潜心研究了四年，查阅大量资料，在对图的真伪作出判断后决定将地图正式对外公布。我知道这幅地图的公布，无异于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这幅名为《天下全舆总图》的地图，上面文字注明是清乾隆年间（1763年）仿绘明永乐年间（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这是一张用东西半球展示的世界地图。这张地图画出了包括南极、北极、格陵兰、美洲、澳大利亚在内的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和海域，它颠覆了迄今被认为是正统的“地理大发现”史学观。其真伪将关系到哥伦布、麦哲伦、达伽玛等家喻户晓的航海家头上闪耀了几百年光辉的“桂冠”，是否该移至它处。　　
　　2006年1月刘钢先生将这张地图公之于世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也引发了巨大争议。包括
CNN、BBC、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纽约时报》、英国《经济学人》、美国《时代周刊》以及《中国日报》、新华网在内的几百家媒体给予了报道。关注的占多数，多用“假如地图是真的，世界历史将重写”这样的中性标题。质疑甚至强烈反对的也不少，更有甚者断言这是“现代不法商人根据旧地图以及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炮制的伪造品”。　　
　　对于不同声音，刘钢先生广为搜集，认真听取。此后，他又用了四年的时间，对持异议的各种观点潜心研究，寻求正确答案。 　　
　　2009年11月完成了他的力作——《古地图密码》。该书不仅解答了长期以来，古今中外围绕航海及古地图方面的种种不解之谜，还正面回答了对《天下全舆总图》的各种质疑。他希望唤起中国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的进一步研究。　　
　　一、假如地图是真的 　　
　　如果《天下全舆总图》果真是对明永乐年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仿绘，其结果无疑会使得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6世纪初麦哲伦船队最先完成环游航行、17世纪中叶俄罗斯探险队首先发现白令海峡、18世纪末库克船长首先驶达澳大利亚、19世纪发现南极等人类地理大发现的一系列成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坍塌下来。这，可能吗？刘钢先生在书中道出他当初忐忑不安的心情：难道几个世纪以来世代相传的地理大发现常识都是一些历史的误解吗？　　
　　地图如果是真的，地理大发现史将纠正为最早由中国人创造。这的确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么，顺理成章当今人类文明的许多巨大成果，都源于中国对世界航海的开创性贡献：　　
　　因为有了世界范围的航海，才使得天文学、地学和包括海洋潮汐、潮流、水底地形、海道水深、季风、波浪、风暴在内的海洋气象学及海洋地理学等学科得以大发展。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对陆上的工农业生产、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全面影响。　　
　　世界范围的大航海，使得西方有条件进行海外贸易大扩张。海外市场对商品黑洞般的需求，使得以纺织为龙头的手工作坊被机器和工厂所代替，生产力得以飞速发展，进而引发了工业革命。人类也由此开启了工业化之门。　　
　　由于航海对于资金的大量需求，出现了股票，成立了股份公司，产生了股票交易所。航海的高风险促成了保险业的应运而生。 　　
　　海外市场的需要将股份、银行、保险、证券交易和有限责任公司、期货、海关、检验检疫等有机组合在一起，萌芽了今天世界经济制度的基础元素。　　
　　一条逻辑线路非常清晰：世界范围的大航海导致了地理大发现，从而使知识得以大拓展，进而促进了贸易的大发展，文化也因此得到大交流，继而推动了人类的大交融，于是终于有了今天的繁荣世界。　　
　　世界范围的大航海，使人类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同时也就有了全球化的开端。航海对人类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分。那么，我们就可以骄傲地宣布：人类今天的现代文明，中国人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但是刘钢先生能证明吗？　　
　　二、应该取什么样的学术态度 　　
　　这原本不是个值得提出的问题。但是，纵观历史，当一个无名之辈向权威发出挑战时，往往会遭到铺天盖地的反对、嘲笑和讥讽。且不说至今仍让人不寒而栗的布鲁诺、哥白尼的结局，文革中泛起的那种不顾事实，不听辩解的政治批判和现今学术界那种以权威自居，鄙视挑战者的傲慢态度，实在是令人摇头生厌。　　
　　其实，对航海编年史和古地图方面的质疑，中外学者早已有之。在西方早期的古地图中就出现过美洲、澳大利亚等地，史学家也承认，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实际上已知晓一些尚未被“发现”的地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谭嗣同等大学问家也都提出过一些质疑。但没有人能够系统全面地将各种质疑作出令人信服的圆满解释，有的干脆称是绘图者的主观想象，有的归结为是上帝的启示。这些质疑被搁置，以后被逐渐淡忘。　　
　　刘钢先生的《古地图密码》再次让这些“疑难杂症”浮出水面，并作了系统、全面的解答，使所有问题都能“圆其说”。无论结果如何，这对推动世界航海史的研究，无疑是件好事。我们盼望有个好的学术环境，让各种观点能自由表达。　　
　　记得在一次郑和学术座谈会上，有一位资深专家以非常蔑视的口气谈到刘钢先生，他说，“不要把刘钢当回事，不能让他在全国性学术报告会上演讲，与一个业余的、练地摊的人为伍，降低了我们学者的身份”。　　
　　国家航海日组委会举办的
“郑和与航海国际论坛”不仅邀请刘钢，也邀请了《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的作者，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发表演讲，同时还邀请了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学者同台发表演讲。国家航海日组委会认为，你可以不同意他人的观点，但是不能剥夺他人发表不同观点的权利。这个安排体现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学术方面的开放包容态度和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　　
　　国内学术界有一种顽固的恶习，就是当某人提出问题后，有人首先是看他的身份和职业背景，而不是研究所提问题的是非。称非职业的人为“练地摊的人”就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天一阁之范钦，职业是做官，业余是藏书，谁能说他不是图书管理系专业毕业，就不承认他的价值？像鲁迅、齐白石、沈从文、爱迪生、比尔·盖茨等非本专业出身而在另外的专业领域成为大家的实例比比皆是。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在会上公开散布这样的言论呢！不革除学术场上的这种顽疾，将会扼杀多少人追求真理的勇气。　　
　　不管你秉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在发表不同意见之前应该仔细研读对方的论点论据，这是论辩的前提，也是对对手的尊重。反驳要针对对方的具体观点予以剖析，避免空泛的谈论。未作认真伏案扎实研究，仅凭编年史的固有概念就断然否定他人学术观点，放言这是“现代不法商人根据旧地图以及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炮制的伪造品”
，不容对自己固守领域的权威进行挑战。这种极不严肃的态度，实在应该摈弃。 　　
　　佳文应该共欣赏、疑义可以相与析。 　　
　　三、《古地图密码》的知识含量 　　
　　刘钢先生是一名资深律师。职业的历练使他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系统分析能力、慎密的思考习惯和重证据的文字表述功力。看得出来，这些能力对他完成《古地图密码》相当有帮助。　　
　　从《古地图密码》书中可以看出，他查阅了古今中外图书近340部，研读、分析、比较了中外地图117幅（含局部和图案），涉猎了数百位历史名人的著作和有关资料对于这样的作者，我们还能称其为只有“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吗？　　
　　完成这部著作，需要具备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宗教学、古汉语、英语、考古学、占卜学知识，以及古代的和现代的地图学、数学、制图学、航海学、天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知识。可以看到，书中的每一章、每一节都是在运用这些知识去探索、分析、比较、求证、质疑或解释其中的论点论据。　　
　　读完《古地图密码》一书我想到，为什么一些中外学者在研究航海编年史和古地图的存疑时，都像进入了迷宫不得门而出？也许只靠一门或几门专业知识是不足以打开迷宫中所有门锁的。刘钢先生综合知识的优势或许能助他找到一把走出迷宫的万能钥匙。　　
　　为了寻找答案，除了正面寻找根据外，他分析史料中的相互矛盾、地图中的错误、不同地图表现的差异、同一张图上存在不同投影方法、岸线走向的同异、图中文字表述、气候及生物差异、墓葬信息、历史的兴衰、疆域的变化、宗教的演变、帝王的心理、地名隐含的密码等等，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而且每一段论述都有逻辑严密，文采优美的描述，很是耐读。他用自己的各种知识在专心地打磨那把钥匙，但愿他能成功打磨出破译这些谜团的万能钥匙。该书提供了许多供人思考的线索和判断真伪的史料。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学者提出，中国在15世纪以前不可能绘制出《天下诸番识贡图》，其理由有三：一是必须认识到世界是个球体，二是必须具备投影知识和方法，三是必须清楚地掌握世界大陆和海洋的实际地理状况，并进一步认为，人类同时掌握这三方面的知识是18世纪以后的事，而该地图15世纪初即问世，故不能成立。针对这种观点，刘钢先生在书中逐一做了解答。　　
　　刘钢先生在书里，对“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致背舛”一句的重新断句、用佛教经文解释“实自”、对“天圆地方”中“方”字的新解和引用张衡等文字记载，来证明中国古人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世界是个球体。　　
　　用裴秀《制图六体》和苏颂《新仪象法要》的记载说明，在11世纪中国制图学家已经掌握了“数种投影技术”以及如何测试经纬度的技巧和数据。　　
　　通过对《天妃灵应碑》中“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的新解，来说明中国人早就勘测了包括美洲、北极以北的陆地。　　
　　他的这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否回答了前面的三个问题，都为学界提供了广泛的切磋空间，为国内外学术研究打开了一片天地。　　
　　不仅如此，《古地图密码》还分析了“东学西渐”使西方古地图含有中国“基因”的原因、背景及证明史料。为了让普通读者能够看得懂，凡古汉语的用句，其后都用白话文做了解释。凡引用资料都有相应的注解，便于读者核对和查找全文。这是一本知识含量颇高，学术探究很深，同时又起到科普作用的有历史价值的著作。　
四、发人深省的问题　《古地图密码》除了回答“中国发现世界的谜团玄机”之外，还分析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这个历史存疑的问题。另从道教哲学观回答了“李约瑟难题”，提出了“道教哲学观的变化是中国古代科技落后原因”的全新观点。　　
　　刘钢先生在千折百回走出这个迷宫之后，在全书最后发出内心的感慨：“虽然现代科学最先出现在欧洲，但是它却是世界性的，它是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遗产的结晶”。继而进一步讲到“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欧洲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一种启示：先进并且持续发展的社会应该是以开放为前提的。这种开放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开放和贸易开放，更重要的是社会具有开阔的眼界和开放的思维”。最后用一句“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主宰人类并且决定人类命运的主要因素既不是财富，也不是武器，而是自然规律与哲学理念”作为全书的结尾。这个结尾使得全书的意义得以升华。忍不住合书深思！【：】
这是一本写了11年、出版后又雕琢修补13年的科技通史。全书扫描了从石器到宇宙飞船的技术发展全景，评述了从阿基米德到比尔&盖茨、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的古今哲人才俊，犹如一次科技文明的览胜。高深的科技思想在书中表达的十分通俗，清晰的叙述脉络蕴含丰富的人文关怀。在知识如海、书籍成山的时代，面对图画和影像对理论的冲击，本书希望借助锤炼过的语言和朴素的文字，让人类最重要的科技成果得到细心的关注，也让本书成为读者经常翻阅对话的无言朋友。
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出发，向高级阶段上升，这一重要事实，由顺序相承的各种人类生存技术上看得非常明显。人类能不能征服地球，完全取决于他们生存技术之巧拙。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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