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101的力金我想洗成法金需要花费多少金元宝的叠法？（有什么后果么？）
　　该书由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所著，于2006年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　　　　 　　　　
扬州，　　　　
一座曾经富冠天下的繁华都市，　　　　
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芸芸众城”。　　　　
她，　　　　
兴起于大运河的开挖，　　　　
也随着大运河与现代交通运输手段竞争的失败而渐趋没落；　　　　
她，　　　　
得益于徽商的倾力打造，　　　　
也随着徽商退出时代舞台而退尽铅华。。。。　　　　 　　　　
扬州博物馆的院子里矗立着一座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纪念碑。他在著名的中国游记中称，自己曾经在忽必烈大汗时期当过三年的扬州总督。马可-波罗明智地选择了这座中国城市。即使在那个时候，扬州在中国形象中的地位，依然可以跟欧洲人后来心目中威尼斯的地位相提并论。这种地位正好来自财富、权力和文化活力的结合，这种结合同样在另一种传统中的一座城市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两个地方获得文化成就的时间并不相同。威尼斯的“黄金时代”在13至16世纪。扬州则有两个这样的时代，一是6至9世纪的隋唐时期，二是16-19世纪。唐代扬州的诗歌和清代扬州的绘画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持续流传，使这座城市的名字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参照点。与威尼斯一样，扬州使人想起许多艺术家、文人、富商巨贾以及水道的形象，这是一种非常迷人的城市环境，一段充满色彩和浪漫的过去。在18世纪，这座城市因为“奢靡消费”而闻名——这正是彼得-伯克对17世纪威尼斯的说法。　　　　
在最繁荣的18世纪，扬州是一座富有、美丽并且具有历史影响的城市，被运河所包围和分割——虽然这里的运河没有威尼斯那么多，但也足以使舟船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威尼斯一样，这里也有一条大运河，当时如果没有“冈朵拉”的话，肯定有画舫-它为李斗那本著名的导游著作《扬州画舫录》的书名提供了灵感。并且与威尼斯一样，在其全盛期之后很长时间里，扬州依然吸引着许多游客。　　　　
在中国文学当中，扬州被构建为一个梦幻之地。郑板桥（）写道：“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这些文字中最明显的幻象是哲学家庄子的一段话，后者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醒来后怀疑自己是否是蝴蝶梦中的一个片断。庄子之后，扬州梦在杂文、小说和戏剧中得到了充分的描述。其源头来自杜牧（803-852）的一首诗：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一千年后，周生的《扬州梦》刻画了19世纪中叶这个变动时期的扬州社会及其“青楼”的情况，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该城被毁以后，作者不无怀旧地想起了这个依然很活跃的消费社会。　　　　
扬州梦在20世纪褪去了色彩。郁达夫（）的《扬州旧梦》将关于扬州的罗曼蒂克式文学建构与民国时期扬州的破败现实进行了对比。丰子恺发表于1958年的《扬州梦》，是一个革命的梦；它在梦中本能地想表达郁达夫所感受到的对于过去的惋惜，却转而自觉地意识到老扬州的繁华是以劳动人民为代价而创造出来的。这些更晚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双重支使下，中国和她的城市当时正在被重构，正被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在19世纪90年代，金乐婷发现扬州的异教寺院多得令人可怕，那里的居民不是本地面孔，而是更具异国情调。　　　　
不仅繁华凋落了，连可能欣赏这种繁华之踪迹的时代也过去了。滋养了扬州的中华帝国已经消逝，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塑造一个国家。韩起澜关于上海苏北人的研究显示，在此背景下，上海的扬州移民被嘲笑为来自一个落后的地方，甚至被指控为与日本人合作。从本质上说，这座城市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这种历史在国民党时代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那里城市精英的悠闲生活都成了颓废的标志，有人认为它应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消沉负责。　　　　
新闻家范长江（）这样概括诸多扬州形象导致的张力：　　　　
扬州有两个，一堕一英豪。　　　　
炀帝花柳客，盐商亦其曹。　　　　
史公正气雄，八怪品亦高。　　　　
而今劲更足，鲜花朵朵飘。　　　　
简单地说，扬州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文化英雄：英勇的史可法（），在1645年清兵围攻时奋起保卫该城；还有18世纪的“扬州八怪”，为一种伟大的中国艺术形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座城市的名妓却被重新描述为娼妓，隋炀帝以及盐商因为与她们有关系而染上了污点。　　　　
从明到清　　　　
与同一时期的英格兰一样，17世纪中叶的中国，也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朝代的鼎革，尤其是强加而来的民族统治，激起了汉族土人的深刻情感，他们在探索明亡以后自己应持何种思想和伦理立场才算合适。在扬州，朝代更替是在异常剧烈的感受中进行的。1645年，征服者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占领了这座城市，成就了明朝守将史可法这样一位烈士，正如近四个世纪以前蒙古人成就了李庭芝这位英雄一样。扬州将永远承载着这场创伤的标记，那里的史可法纪念碑就像一个正在萎缩的战争伤疤。不过事情过去几十年后匆匆浏览一遍这座城市，就能看到它的重建模样与屠城之前没有多大区别。一个世纪之后，一位明朝人或许会惊叹于该城建筑环境的变化，但不一定会对它们感到迷惑。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新变化或许是发型，因为强制留起来的长辫，已经使占人口一半的男性看上去就像北方蛮族。满洲皇帝在这座外省城市的历史上留下了突出的特征，而对于一个聚集于清朝统治问题的城市而言，1645年自然可以作为该城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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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之城　　　　
当巴格达和长安分别是西方和东方世界最大的城市之时，阿拉伯人、波斯人，有时甚至连犹太商人也横穿过东西方之间的遥远距离，从“地中海本部的弗兰克地”这样遥远的地方来到印度和中国，“把这些地方的麝香、沉香、樟脑、肉桂以及其他物品带回去”。这个时候，在8、9 世纪，扬州正处于一个交通网络的枢纽，后者将长安与广阔的海上贸易线连在一起。往来都城的途中，来自远方的商人往往在扬州停留，或者留下来买卖宝石和稀有药品。因此杜甫（712-770）有诗曰：“商胡离别下扬州。”安禄山叛乱期间扬州遭到洗劫的时候，“数千波斯客商被杀”。
异国风情的历史随着蒙古帝国的灭亡而被埋葬。那些刻着神秘莫测的铭文的墓碑，在新的王朝下被用来当作修筑新城墙的石块。此后，扬州虽然还有穆斯林，甚至一度有过犹太人，但他们不是飘洋过海而来。　　　　
陕商和晋商紧密混合在一起，明清时期，全国至少有二十个联合性的山陕会馆。在盐法志中，这两个商人群体被集体称为“西商”，并且扬州和其它许多地方逐渐成立了单一性的会馆来服务于这两个群体，其中陕商在两淮盐业贸易中比晋商更有优势。　　　　
1556年，海盗突破了扬州地区。他们攻击扬州正南面的长江口岸瓜洲，放火烧毁了漕运船队。次年，他们进犯如皋、海门和通州，然后抢劫了扬州和高邮郊区，进而在更北的宝应安营扎寨。六年里他们一直对这个地区构成了威胁，1663年洗劫了扬州东北部的兴化城。而其中的一个海盗首领就是徽州歙县人，他的同乡们就在扬州做盐商。　　　　
因为这些海盗，我们才得以目睹16世纪中叶扬州社会构成之一斑。明朝初年，据称扬州府仅有少数土著家庭；其他所有的人在元末战争期间或者被消灭，或者逃往他处。170年以后，扬州府的人口水平依然较低，但从增建城墙的发展程度来看，扬州城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明中期扬州的居民都来自何方？关于该城人口的不同来源，16世纪的扬州地方志几乎没有提供多少线索，但16世纪50年代该城的防卫历史，却暗示了陕西商人的巨大数量和社会地位。　　　　
16世纪晚期，西商在扬州的地位遭到了削弱。原因之一是边境供粮与食盐认购之间的联系减弱，之后，首先被提到的总是徽商。　　　　
徽商　　　　
徽州府属于安徽省，该省与江苏一样，跨越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明朝时期，这两个省都是南直隶的一部分，后者以明朝一开始的都城南京为中心。但这个省区在1667年被一分为二，形成了江苏和安徽两个省。　　　　
徽州山区对艺术家颇有吸引力。高耸入云端的黄山七十二峰，成为帝制晚期绘画作品中的流行主题，锋利峻峭的岩石地形，很适合作为水墨画的对象。这种地方不那么适宜耕种，而且徽州人生活中面临的条件限制之一，就是可耕地的缺乏。少数平原地区和众多峡谷地带被耕种完毕之后，农民就只能在山坡上开垦梯田，灌溉和施肥都很费劲。　　　　
地形既让徽州感到痛苦，也给徽州带来了福音。与欧洲中世纪的威尼斯人一样，这里的居民开始开发自己拥有的资源：柏树和其他针叶树种为建筑和木制品提供了优质木材，茶叶是中国最流行的饮料的主要成份。到9世纪时，徽州的商品农业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向周边省份出售木材和茶叶，提供了购买粮食所需的资金。纸和墨后来成为主要产品，享有稳定的市场。有了唾手可得的书法和绘画工具、随处可见的云雾缭绕的群山，以及有待装点的商人宅邸，绘画走向繁荣的环境已经成熟。16、17世纪，黄山成为中国画当中得到最频繁描绘的景观之一。　　　　
徽州地区耕地有限，并且分散在狭窄的谷地中，加上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的木材和茶叶生意的成长，这些都有助于某种商业文化的成长和逐渐传播。强大的宗族体系有助于大规模的移民，人们一般把徽商筹集资本并投向外部有利可图之事业的能力归结于此。他们成功主宰了帝制晚期的地区间和边境贸易，以至于他们在19世纪上半期消失的事实，从来没有使人不感到奇怪。　　　　
徽州府由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县组成。徽商理论上可能来自其中任何一个县，但在扬州，大多数徽商都来自府城所在的歙县，附近的休宁县远远排在第二位。但休宁商人在浙江从事两浙盐业贸易者比在两淮为数更巨。徽州府内部存在着一种地域性的商业专业化倾向：歙县人主要为盐商，休宁人主要是典当商，祁门人主要为茶商。宋代大哲学家朱熹（）的故乡婺源，则以茶叶和木材而著称。黟县和绩溪资源相对贫乏，在提供商业人才方面微不足道。由此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关于这几个县的历史研究几乎都被忽视。歙县几乎成了徽州本身，在关于明清盐商或者“徽州”商人的大多数论著中占据了核心位置。绩溪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明初其他各县的人为躲避赋税而开发了此地，通向北京的主要陆路绕过该县而行。19世纪中叶，当汪士铎（）为该地的贫穷而感叹时，他所谈论的便是徽州最穷之处。　　　　
16世纪初，徽商在扬州的相对地位还不能与此后相比。宋汉理解释了其中的缘由。直到16世纪中叶，农业商品经济对于徽州人而言依然有利可图。此后，他们越来越对苛捐杂税感到失望。他们放弃了徽州的土地，来到离家遥远的城市生活，转向盐业贸易，“作为从繁琐的农耕中的解脱，由此也获得了声望、权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财富”。随着徽商“殖民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增多，歙县突然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呈现了新的意义：它是扬州绝大多数盐商的故乡。　　　　
徽商在扬州的兴起，不仅对应着徽州社会的转变，也对应着西商在扬州的相对衰落。这可能是由于西商的商业活动范围之帮，他们不仅从事食盐生意，也从事金融和地区间日用品贸易，包括江南的纺织品贸易。这种广泛性尤其使晋商成为帝制晚期无可辩驳的商人之王，但也意味着他们的分布非常稀疏，相比之下，徽商则趋于结成家庭或宗族群体，并集中从事食盐、茶叶和木材贸易。无论如何，在清代的扬州，西商在数量和花销上均不如其徽州同行。　　　　
晚明盐政的进一步变革看来可能对徽商有利。1617年，功能紊乱的边境纳粮制度被正式废止。官盐销售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下滑，原因可能是商人们被要求为未来几年的盐纲提前纳锐，因而参与盐业贸易的积极性不高。为了恢复商人们的兴趣，政府于是提供世袭的许可证，来管理两淮盐区内指定地区的盐纲。这就是“纲法”。该制度立即获得了成功，这可以解释为何在明朝最后几十年里，扬州的乡村腹地正在遭受洪涝和饥荒之时，该城却依然很繁荣。该制度延续了两个世纪，在此期间徽商一直是扬州的主导社会群体。　　　　
　　扬州十日　　　　
1587年，已经成为君主的努尔哈赤（）修建了自己的第一座城池，1618年，他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同时对明朝宣战。不到30年之后，他的第15个儿子多铎（豫亲王，）——就漫步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扬州街道上，在巡察满汉战争期间最惨烈的一个事件中造成的损失。。　　　　
在中国的编年史上，扬州是朝代更替的一个显著参照点。该城的沦陷预示着明朝复兴期望的失败，征服者对平民的屠杀，则逐渐被视为一个时代之终结的悲剧象征。在关于王朝兴衰的道德故事所提供的结构性叙事当中，该城被征服的那一刻标志着历史的断裂。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是一部关于1645年扬州沦陷的文集，在提供这种叙事的所有经典著述中占有核心位置。《扬州十日记》在整个18世纪都是一部禁书，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反满读物流传开来。该书随后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它可能是关于满洲征服中国这段历史的最有名的叙事。　　　　
根据王秀楚的记载，扬州居民几乎没有接到任何关于扬州之役的通告，但史可法的函件表明，他几乎在攻城前一个星期就知道该城注定要沦陷。兵部尚书史可法不久前曾经率领一支部队防守更北边的地区，但被迫连同自己的军队一起撤至城墙的掩体内。阴历四月十九日（5月14日），他估计“扬城旦夕不守”。两天以后，他在写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　　　　
相反，王秀楚对于战略形势的了解非常混乱，甚至在攻城开始之后，他还对步武严整的军队的出现寄予过一阵希望。他的记述从攻城前夕开始。当时满城都是明朝守军，这让户主们颇感烦恼。王秀楚试图通过宴请统兵将领摆脱这种不便。该城沦陷前的那个晚上，这名将领设宴作为回报，席中有位名妓在场。这名将领喜欢音律，打算用琵琶为她伴奏。这群人正聚在一起，准备狂欢一夜的时候，从史可法那里传来一纸消息。王秀楚写道，“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
次日早晨一片混乱。狭窄的街道上突然传来马蹄的回声。明朝守军正在逃跑，敌人的骑兵在身后紧追，从北面进入该城。士兵们从城墙溃退下来，脚步震得屋顶的瓦片咔咔作响，手持弓箭的胜利者正在追逐失败者。庭院、生活区，还有私人居住区的卧室，都遭到无所顾忌的侵袭。不久就能看到占领者一方的士兵挨家挨户索要银两，夜幕降临之前，一场大屠杀已经开始。雨一直在下，但随着房屋被点燃，大火熊熊燃烧，“赤光相映如雷电”，照亮了黑夜。第二天，“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屠杀从四月二十五日一直持续到五月一日。最后一天，曾经为南明效命、现已投降满洲的军队开入该城：“寸丝半粟，尽入虎口。” 　　　　
根据王秀楚的记载，屠城之后焚化的尸体达80万具，这个数字高得难以置信。明清战争的伤亡数字通常不可靠，原因很简单：战役和暴行的目击者无疑被展现在眼前的恐惧所淹没，根本无从清点那些死尸。数字通常以万计，其中传达的与其说是数目，还不如说是一种数不胜数的感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过，扬州被围时约有2至3万人口，这个数字远低于王秀楚提供的死难数字，不过加上明朝军队的数字，足以说明屠城之后街上丢弃数千具尸体是可能的。魏斐德（FredericWakeman）认为这个估计对于扬州城本身而言太低，而是相信其他地方提到的同样是太高的数字：“扬州市民有一百多万。”当时扬州人口不可能超过17.5万，这是施坚雅估算的19世纪40年代初该城的人口数字。
最好将王秀楚提供的数字理解为仅仅是对屠杀的可怕程度的表述。处理全部尸体颇有难度，这更证明了这场屠杀的可怕。解决方案是将大量尸体堆积起来，然后点火焚化，可即便如此，城里依然还有乱七八糟的尸骸。这年年底，当周亮工（）来到扬州担任清代首任盐运使之时，他发现新城北部的广储门外有一座白骨堆成的小山。他为这些尸骸修建了一座公墓。
　　并非所有的死亡都是侵略者造成的。江都地方志的忠义人物传中讲述了群众投水或上吊自尽的悲惨故事。众多女性死难者尤其得到了关注。通过记录这些妇女的事迹，当地文人可以跟不那么光彩的扬州女人的榜样作斗争，后者或许可以作为明朝幸存者不尽忠节的悲伤隐喻，甚至可以作为明朝为何灭亡的一个解释。王秀楚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见解，是由于看到一名扬州妇女在屠城期间与征服者来往而促发的：
妇扬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予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呜呼，此中国之所以乱也。 　　　　
妇女无疑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时期。根据王秀楚的记载，有的妇女在寺院中寻求庇护，但因为饥饿或害怕而死在那里。还有的人被绑架，被带到遥远的地方，成为讲另一种语言的男人的妻妾，由此终了余生。然而，地方志记录中尊崇的并非这些不幸者，而是那些选择自尽的妇女。张国华之妻史氏堆起一堆柴火，坐上去并点燃了它，在火焰中死去。同样，张嗣祥之妻鲁氏和儿媳桑氏，用柴火堵住门口，然后在屋内点燃一把火。家里四十七人被烧死。
史可法也死了。他的遗体从未找到，但他的衣冠被葬于城北护城河边的梅花岭。这里因为种植了一百株梅树而得名，1592年，当时的扬州知府曾经在此修建了一座园林。一个世纪之后扬州的常客全祖望（）写过一篇短文以纪念这个地方，其中记载了死在史可法身边的一些英勇坚贞的官员：
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遂为诸将所拥而行。至小东门，大兵如林而至，马副使鸣鵦，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被执至南门，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劝之降。忠烈大骂而死。初，忠烈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
正如全祖望注意到的，关于史可法的事迹还有其他版本。有人称自己亲眼看见他骑着一匹白马而走，有人说他从城北天宁门离开了扬州，有人说他自己投入了长江。还有人说他根本没有死，许多后来的起义者都打着他的名字。如此多的起义，如此多的故事，意味着这位明朝的英雄将徘徊在满洲人上空，直到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为止。　　
　　扬州十日的历史意义很深远，但也很复杂。清代前期和中期，王秀楚描绘的这场屠杀至少是一种隐秘的历史知识。王秀楚的记录可能以手稿形式在流传，至少到18世纪70年代才被公开禁止。有人在某处大胆地密藏了一份抄本，因为到19世纪末，它引起了晚清民族主义者的注意，他们通过《国粹学报》将之公诸于众。此时扬州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城市，但民族主义者的“扬州十日”这一呼喊，有效地使它跻身于民族主义史学的核心位置。这种史学是易变的，就跟民族主义本身的内容一样。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继满洲之后成为民族的敌人。1934年出现了一种关于王秀楚的记载的修正主义阐释，试图表明被指控为在1932年上海事变中与日本人合作的扬州人，在1645年就已经跟满洲人有过合作。
作为史可法抗清和殉难之地，扬州在明朝覆亡史上获得了远远超出该城本身之沦陷的意义。用一部关于扬州的新近出版物中的话来说，“史可法属于扬州，也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很久以来，史可法墓都是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17世纪，遗民诗人吴嘉纪（）和清朝官员王士祯（）都到那里祭拜过；18世纪，袁枚（）在那里大哭过一场，乾隆皇帝（年在位）也赞扬过它。20世纪，郁达夫、易君左（）、郭沫若（）和田汉（）都在诗文中对它表示过敬意。“文化大革命”期间，史可法作为封建因素和历史进步的阻碍力量遭到了冲击，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四人帮”倒台以后，梅花岭得到重建，现在已经是该城最知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朱自清曾经评论过史可法墓的突出地位。他写道：“城里城外古迹很多，如‘文选楼’，‘天保城’，‘雷塘’，‘二十四桥’等，却很少人留意；大家常去的只是史可法的‘梅花岭’罢了。”正如朱自清提到的，存在着另一个扬州：“倘若有相当的假期，邀上两三个人去寻幽访古，倒有意思；自然，得带点花生米，五香牛肉，白酒。”
这就是地方性的扬州，对于朱自清这样生长于斯者充满了意义，它在地方史上也有相应的内容，显得很零碎，因为仅见于家族记录、碑传和明末清初一些学者的零星著述当中。这种地方史集中关注地方英雄的道德高度，同时呼应并疏离了以“扬州十日”和梅花岭为中心的更宏大叙事。那些谈论明朝灭亡者最关注道德伦理。那些研究扬州的历史学家和英雄传记作者，也跟戴名世等当时著名文人持有同样的关注焦点，但他们的叙述在细节上有很大区别，这些细节从扬州的观点来看非常重要，尽管它们最终无碍于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神话在19世纪末的产生。
　　 　　　　附：抗元英雄李庭芝 　　　　 　　　　李庭芝(公元年)，字祥甫，祖籍汴州(今河南开封)。李家十二世同居一堂，忠信节义，代代善武，人称“义门李氏”公元1234年，金朝灭亡，襄、汉一带遭受战乱，李家又徙居随州。　　　　据传，李庭芝出生时，李家的屋梁上忽然生出一朵灵芝，乡人聚观，连连称奇，认为是生男的祥兆，庭芝由是命名。少年时，他就表现出了超常的天分，“日能诵数千言，币智识恒出长老之上。李庭芝18岁时，王曼任随州长官。他贪婪残暴，跋扈专制，弄得当地民不聊生，百姓痛恨至极，他的部下对他也十分不满，都在暗中策划造反。李庭芝敏感地看出随州必将会有场大乱，于是便向叔父们建议到德州避难，叔父们虽然不相信他的话，但是考虑到家族的安危，便勉强同意了。谁知果然不出庭芝所料，他们刚离开还不到十日，王曼的部下便发动了叛乱，随州百姓惨遭噩运，死伤无数。从此，李庭芝的名气就更大了。　　　　嘉熙末年(公元1240年)，蒙军大举南下，南宋的长江沿线防务十分紧急。已中乡举的庭芝面对危局寻思：如今国家有难，大丈夫应当以死报国，怎么还能够安心呆在书房里读书呢?于是他毅然放弃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机会，来到荆州，投奔当时赫赫有名的罕帅孟珙帐下，向其献策，并请求奋身效命。孟珙向来善于识别人才，见他相貌魁伟，谈吐不凡，知道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当下就留下了他，并对儿子们说：“我认识的人很多，没有比得上李生的，以后他的名位肯定会超过我。”此时，四川告警，孟珙便任命庭芝代理施州(今湖北恩施)建始县的知县。庭芝一上任，就加强军务建设，训导农民演习军事，选举精壮之士与官军一齐训练。一年之后，建始真的百姓“皆知战守，善驱逐，无事则植戈而耕，兵至则悉出而战。”具备了较强的战斗力。夔州路军帅见此状况，非常赞赏，立即将这一方法推广到其所辖县郡实施。　　　　淳佑初年(公元1241年)，庭芝离任，不久就考中了进士，被委振到盂珙帐中主管机要文字；孟珙死后，留下遗嘱推举贾似道代替自己，并且把庭芝推荐给贾似道。庭芝为了感激孟珙当年的知遇之恩，亲自护送其灵柩安葬于兴国(今属江西)，而且不顾众人的挽留，当即辞官还乡，为孟珙执丧三年。　　　　
　　后来，贾似道镇守京湖，起用李庭芝为制置司参议。不久，由于李庭芝表现极佳，受到朝廷的提拔，命他移镇两淮。两淮为南宋防御的重点，李庭芝为了加强防务，就与贾似道商议在清河五河口设置栅栏，在淮南增设烽火台120处。接着，李庭芝出任亳州知州，又在荆山筑城以保卫淮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贾似道任京湖宣抚使，留李庭芝管理扬州。不久，蒙军进攻四川，李庭芝上奏朝廷请求但任峡州(今湖北宜昌)知州，以扼守蜀东江口。后来，朝廷派李应庚为参议官，李应庚征调两路兵士修筑南城，但由于天气酷热，兵士难以忍受，很多都中暑死去。蒙将李氇侦知其无谋，便攻占涟水三城，不久又渡过淮柯夺取了南城。此时，鄂州(今湖北武昌)之围已解，李庭芝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后来朝廷商议要选择一个能镇守扬州的官员，理宗毫不迟疑地说道：“没有谁能比得上李庭芝。”于是宋廷令李庭芝停止守丧，主管两淮制置司事。李庭芝迅速走马上任，率兵打败李嬗的军队，并且杀死其部将厉元帅，夷平了南城。第二年(公元1260年)，李庭芝率部在乔村再次打败李理的军队，攻破东海、石圃等城。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李殪降宋，并且将三城的百姓迁居通州、泰州之间。接着，李庭芝又乘胜追击，攻破了蕲县，杀死元军守将。　　　　李庭芝初到扬州时，这里刚刚遭受战火之灾，到处是残垣断壁，一片凋敝。扬州是以盛产食盐出名的，人们也大都依赖产盐来获利。但由于接连不断的战争，人们根本无法安定，许多煮盐户都逃到城外。这样，扬州盐业逐渐萧条。面对此种情形，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李庭芝下令全部免除扬州百姓所欠的赋税，同时借钱款给当地老百姓重建家园，待百姓居舍建成后，又免除其贷款。这样，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当地百姓与官兵都有了居室。不久，李庭芝又下令开凿河道40里，沟通金沙、余庆盐场，以省车运。同时，他还派民夫疏浚了其他几条运河，减免亭户所欠的官盐200余万斤，亭户没有了车运的劳苦，又能够免除债务，因此纷纷归来，盐利也逐渐兴旺起来，渐渐地，扬州城的面貌焕然一新。　　　　起初，扬州城外有个平山堂，在上面可以俯瞰州城，一览无余，如果蒙古军队一到，就会在乎山堂上构筑望楼，架设车弩向城中射击。为了克服此弊，李庭芝派人修筑大城包围平山堂，招募汴河以南的2万流民补充军队防卫扬州城。朝廷下诏将这批流民命名为“武税军”。此外，李庭芝为教化城民，又大兴学校，让城民学习《诗》、《书》，祭祀圣哲，并与士子一道学习射猎之礼。　　　　他还特别重视人才，竭力网罗淮南的能人志士。当他听说盐城籍的进士陆秀夫很有才华时，就把他招为自己的幕僚，主管机要文件。陆秀夫性情沉静，沉默寡言，很少有人与他合得来。但李庭芝发现他办事很得力，、所以依然很器重他，后来即使自己的官职升迁了，也仍把他留在身边。当时世人称赞说：“得士最多者，淮南第一，号称小朝廷。”　　　　当遇到辖区内有水旱之灾时，李庭芝就命令发放库存的官粟，如果不足，就拿出自己的积蓄赈济灾民。扬州百姓感激至极，交口称赞，奉他如父母。　　　　刘粲从淮南入朝，理宗向他询问淮南之事。他回答说：“李庭芝老成持重，军民安定。如今边尘不惊，百事俱兴，全是陛下用人得当的结果。”　　　　
　　襄樊之役冤屈遭贬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在宋廷叛臣刘整的建议下，忽必烈决定进攻襄阳和樊城，且命令征南都元帅阿术与刘整共同负责指挥。鉴于襄、樊二城城高池深，而宋军又善于坚守城池，蒙军造战舰，练水军，建立起了一只拥有战船5千艘、士兵7万人的精锐水师，同时，还在襄阳、樊城外围先后建成40多座城堡，相继将这两座城池严密封锁。眼看大势不妙，任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的吕文焕急忙派人将情况报告给其兄长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但吕文德麻痹轻敌，认为“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①根本不把蒙军的攻击放在心上。当时，实际掌握大权的贾似道对襄樊的战略地位也认识不足，当吕文焕向他告急时，贾似道并无援救之意，依旧终日淫乐，并且还对度宗封锁消息。一天，当度宗身边的一宫女告诉他说，襄阳被围困了三年，形势十分险恶时，他顿时大惊失色，忙向贾似道询问，贾似道居然撒谎说：“北兵已退去。”事后又将泄密的宫女处死，“由是边事虽日急，无敢言者。”　　　　自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襄樊被围以来，宋廷也曾不断地派兵支援二城，但总是不得力。当时蒙军主攻的城市是襄阳，他们认为襄阳破，则与其唇齿相依的樊城也会不攻自破。咸淳五年，蒙军加强了对襄阳的攻势，宋廷派夏贵前去救援，大败于虎尾洲；后来范文虎统帅诸兵再次人援，也失败了，范文虎乘小船逃跑，群龙无首，军中大乱，士兵溺死于汉水者甚众。咸淳六年春正月，朝廷又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军再援襄阳。范文虎听说庭芝将到，就写信给贾似道说：“我率兵数万进入襄阳，一战就可扫平敌军，只要不让我听命于京湖制置大使，事成之后功劳就可归到恩相您的名下!”贾似道大喜，当即任命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其军队则由自己从朝中直接控制。而范文虎却天天携带美姬娇妾，在军中跑马击毽，恣情玩乐。李庭芝屡次想进兵，范文虎总是敷衍道：“我还没有接到朝廷的旨令，不能出兵。”这年十二月，蒙军在万山筑城包围襄阳，并驻军于鹿门，自此，襄阳的所有通道都被封死，城中粮食日益匮乏。第二年六月，汉水暴涨，正是出击蒙军的好机会，范文虎不得已率军沿汉水而下，但还没到达鹿门，就中途逃跑。李庭芝几次上表自责，请求能够代替范文虎，但贾似道出于私利，没有同意。　　　　当时，庭芝增援襄阳，可以说是颇为尽力的。咸淳八年，襄阳已被围困了五年，但援兵还迟迟不至，吕文焕又竭力拒守，城中物资供给已经十分困难了。同时，在樊城，张汉英正苦苦防守。他招募善泅者，把一封救援信置于发髻上，藏在积草下，预备浮水而出。元守卒看见水中积草很多，就钩之以焚烧之用，从而发现了泅者，搜出了救援信，只见信中写道：“鹿门已被敌人占拒，现在只得通过荆州、郢州来救援了。”于是，郢州、荆州的通道也被断绝了，朝廷立即诏令李庭芝率部进驻郢州，将帅都带兵驻扎在新郢和均州等河口，以守住关键。李庭芝在襄阳西北的清泥河修寨造船，并且出重赏招募勇敢善战的壮士，当时襄阳、郢州、山西三地就有3千人投奔而来；不久，又募得智勇双全的张顺和张贵两位大将，这二人深为部下所佩服。五月，李庭芝命令二张带着食盐、布帛，出援襄阳。他们“乘风破浪，径犯重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张顺身受重伤，不久死去，死后仍“怒气勃勃如生”。张贵则杀出一条血路，终于带兵抵达襄阳，“城中久绝援，闻救至，踊跃气百倍”。九年正月，张贵与范文虎约定在龙尾洲两面夹攻元军。谁知范文虎竟违约，以风雨惊疑，退屯30里。元军事前得到情报，以逸待劳，早有准备。张贵孤军奋战，将士杀伤殆尽。他本人也受伤被生擒，最后不屈而死。宋军从而失去了增援襄樊的最后一次机会。咸淳九年正月，樊城失陷，二月，吕文焕举襄阳城投降蒙古j至此，历时五年有余的襄樊之战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　　　　襄樊失陷之后，陈宜中请求诛杀范文虎，但在贾似道的庇护下，范文虎只降一职，改任安庆知府。庭芝及其部将刘义，范友信却被贬至广南。后来，李庭芝又被罢官于京口。　　　　对于南宋来说，襄阳破则临安摇，襄阳之败实属致命的打击。在．四川、京湖、两淮即所谓的“三边”防御体系中，襄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就有人指出：“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割，不亡何待尸此次失败完全证实了南宋主弱臣悖、腐朽不堪的本质。襄阳、樊城失陷后，度宗与贾似道并未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贾似道诿过于人，而度宗又敷衍塞责，败兵之将逍遥法外，正直之士反倒遭贬，至此，南宋灭亡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无力回天以身殉国　　　　元军攻破襄阳以后，乘胜追击，势如破竹，大举进攻两淮和四川。不久，元军就包围了扬州，两推安抚制置使印应雷暴死，朝廷立即起用李庭芝制置两淮。李庭芝为了能够集中力量应付淮东局势，就请求分配夏贵负责淮西，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咸淳十年十二月，元军攻破鄂州，度宗诏令天下勤王。李庭芝首先响应，遣兵人卫京师，以激励各地军帅。德枯元年(公元1275年)春，贾似道兵溃于芜湖，沿江诸将官或降或逃，没有一人能够坚守，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庭芝所辖郡县的大多数将领都能坚守城垣。但元军势不可挡，形势越来越不利于扬州。不久，有个叫李虎的人持元军的招降榜进入扬州，被李庭芝杀死，招降榜也被烧掉。后来，总制官张俊出战；兵败降元，持孟之缙的书信来招降，李庭芝气愤不已，焚其书信，将张俊等5人在街市斩首示众。同时，李庭芝调派苗再成率部战于城南，许文德率部战于城北，姜才、施忠则率部转战城中。为了激励士气，李庭芝还时常发放金帛牛酒犒赏将士，因而人人为，之奋死拼杀。朝廷也送督府钱款前来慰劳，并且加封李庭芝为参知政事(副相)。七月，朝廷以知枢密院事之职调李庭芝进京，让夏贵镇守扬州，但夏贵不来，事情只好作罢。　　　　十月，元帅阿术率军驻扎镇江，以扼制淮南的宋军。但阿术久攻扬州不下，于是就在城外筑起长围，想通过实行长久围困，使其粮尽援绝而不攻自破。果然，不久，扬州城中粮食已尽，死者满道。德枯二年(公元1276年)二月，情况更加糟糕，人们几日未沾一粒米，只得竞相去食人肉。不久，南宋谢太后以恭帝的名义向元朝请降，元军进入临安。三月，恭帝以及皇亲、官员等数千人被押解北上。五月，恭帝被元世祖降封为瀛国公。南宋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谢太后和瀛国公赵晨送来诏谕，劝李庭芝投降，李庭芝登上城楼大义凛然地对来使说：“我奉诏守城，没听说过有诏谕投降的。”遂拒绝降元。接着，当谢太后与瀛国．公被押往大都(今北京)，行至瓜洲时，太后又诏令李庭芝说：“先前曾诏卿纳款投降，很久没有听到答复，难道是不理解我的意思，还是想捍卫边疆呢?现在我与皇帝都已臣服，卿尚为谁守之?”庭芝不予理睬，下令士卒发弩箭射击来使，射死一人，其余吓得纷纷退去。李庭芝又与姜才召集将士，涕泣发誓，准备夺回谢太后和瀛国公。姜才出兵与元军激战，但没能成功，只好又退回扬州，继续坚守。　　　　早在德佑二年二月，夏贵就以淮西降元。此后，元军更是集中力量加紧了对淮东的进攻。阿术驱逼淮西降兵到扬州城下示威，旌旗蔽野，来势汹汹，李庭芝的幕僚见此情形，劝告李庭芝放弃坚守，但李庭芝却说：“我只有一死罢了。”接着，阿术又派使者持诏书来招降，李庭芝开城门放进使者，将其杀死，并且在城上烧掉了诏书。不久，淮安知州许文德、盱眙知军张思聪、泗州知州刘兴祖都因粮尽而降。但李庭芝仍在征收民间积粟供给士兵，民粟食尽，又命令扬州官员出粮，官员家的粮食也吃光了，就令军中将校出粮掺杂上牛皮、麸蛐供应士兵。士兵们感激庭芝的抚恤，纷纷表示誓死效命，有的甚至烹子而食，但仍然天天登门苦战。德枯二年七月，阿术见硬攻不行，就上书请求赦免李庭芝焚烧诏书之罪，促其速降，元朝皇帝同意了，但李庭芝仍然不予理会。　　　　就在南宋降元前夕，益王赵星和广王赵呙在属下的护送下，逃离临安，辗转来到福州。德枯二年五月，赵星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册淑妃杨氏为太后，一同听政，授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并遥授李庭芝为右丞相，召他返回朝廷，共图抗元复宋之事，李庭芝欣然从命。临行前，他委托朱焕坚守扬州，然后与姜才率兵?千向福州赶来，但当行至泰州，阿术领兵追踪而来，并将泰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不久，守卫扬州的朱焕也投降了元朝，还驱使李庭芝将士的妻儿来到泰州城下逼他投降，当时姜才疽发于胁，无法出战，偏将孙贵、胡惟孝等随即打开泰州城门出降。李庭芝闻听此变，知道事已不可为，遂投莲池自杀，但水浅不得死，后被叛军所执，押回扬州。而姜才卧病在床，被都统曹国安所执，献给了元军。阿术对两人忠贞之举非常赞叹，本想劝降并重用他们，但朱焕担心李庭芝与姜才降后于己不利，竟向元军请求说：“扬州自用兵以来，尸骸遍野，都是李庭芝与姜才造成的，不杀他们更待何时?”于是庭芝与姜才被元军杀害。他们死的那天，扬州百姓都悲痛不已，流下了热泪。　　　　李庭芝出身义门，自幼耳濡目染其祖辈的忠义之举，所以当国家面临危难之际，他毅然投笔从戎，转战南北，为保卫大宋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一生最重要的两次战役即襄樊之役和扬州保卫战中，他奋勇杀敌，英勇善战，多次抵御了元军的袭击，且屡次怒斥劝降者，焚其降书，浩然正气，令人敬佩。无奈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又逢奸臣当道，有志难伸，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无论从牵制元军还是从威胁元军上讲，其功劳都是不可埋没的。正因为有李庭芝这样的忠相始终坚持抗元，才使得偏安一隅的南宋政府苟延残喘这么久。公元1279年，腐朽没落的南宋王朝终于抵挡不住元军南下的攻势，归于灭亡。　　　　
　　塑造城市 　　
18世纪的扬州具有多重行政功能，城市变得更加富庶，无疑也变得更加拥挤。它也得到了有形的成长，通过种种方式超越了城墙的范围，这表现在其社会构成、文化风气及与其它地方的关系等方面。18世纪建筑环境方面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一个大型园林郊区在城西北的发展，同时还有城市内部的变化。与城外园林的发展同步，消费和娱乐场所在新城涌现，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显示了更长久的生命力。由这些发展的时间顺序可见，该城在乾隆南巡（）期间达到了顶峰。
扬州的空间结构与这一时期中国其它城市的双核模式大体一致。比如，许亦农关于苏州的研究证明了双核模型的适用性，同时注意到了不同地方城市社会分化的特定模式。他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城市空间的地方细节可以向我们透露关于特定城市社会经济特征的许多东西。在苏州，参与家庭纺织业者集中在该城东北角。扬州没有这样一个相应的区域，这显示了两座城市之间的基本区别。扬州的空间结构显示了行政记录中暗示的内容：徽州盐商既是主导经济势力，也是该城的社会精英。但18世纪的变化也显示了商人显赫程度以及城市生活模式的差异。
扬州的历史地图表明，该城的城市形态至少从南宋时起即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12至20世纪，该城西端一直是官署的地盘。南宋时期的大城为四方形，一条与连接南北城门的街道相互平行的运河，作为南北中轴线将该城分为两半。民政机构以及城隍庙、府学等相关组织，都位于运河西边。
明初该城重复了大城的规划。城墙复制了南宋时期的形状，构成一个整齐的矩形。护城河可能有助于在形式上保持与元朝过渡时期的连续性。在南宋和明朝时期，该城都被一条与南北大道平行的城内运河分开，地方行政机构集中在西边。与盐业有关的查员衙署位于东边，但这好像模仿了宋代的安排。地方行政与盐政系统在空间上的持续区分，反映了盐政部门在帝国整体行政结构中的含糊位置。
城市的东西划分在16世纪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复制，城东的郊区周围筑起了一道城墙。此后这座复合城市内部又被区分为旧城与新城。旧城护城河东段现在成为城内的第二条运河，上面架起了桥梁，但旧城与新城之间的通道仅限于两座城门。旧城和新城呈现了有规划和无规划的居民区之间的反差。旧城的街道几乎沿着几何模式有规则地展开，新城的街道布局却更加随意。内城墙将两个社会区分开来：17世纪初，新城人口“尽富商大贾，崇尚奢靡”，旧城“多缙绅家阖，户不事事”。
经历了1645年扬州浩劫之后，该城很快得到复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旧城与新城之间继续保持着实体和功能上的区分，旧城内部原先的东西划分也得到保留。唯一位于旧城中心运河以东的地方行政机构是甘泉县衙，建于1732年该县设置之后。巡盐御使衙署依然位于旧城东边，布局杂乱的盐运使衙门却位于新城。甘泉县的设置，导致该城在建制上分属于两个县，南边和西边为江都县，东边和北边为甘泉县，但这几乎没有给该城的内部关系带来什么区别。
　　新城的空间分化 　　
关于新城的现存史料比旧城丰富得多，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两个城区的反差。从17至19世纪，这两个城区在空间结构上都显示了某种稳定性，但城市经济成长带来的影响在新城体现得更加明显。风月场所就是一个例子。王朝末期的颓废派鉴赏家张岱（）知道如何找到晚明扬州的妓院：　　　　
渡钞关，横亘半里许，为巷者九条。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
钞关位于新城南门，俯瞰着大运河。内地钞关始设于1429年，扬州紧靠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位于一条重要的南北交通线路旁边，是首批设立钞关的口岸之一。钞关门是南边城墙的三个通道之一，但它是新城的惯常入口，附近的商业活动很活跃。
现存最早的扬州地图是1883年地图，但此图的主要基础是李斗那本旅行指南中记载的内容。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设立或者重新部署的某些机构以外，图中所载情况肯定适用于18世纪的扬州城，如果不是更早时期的话。与此图相配套的街道方位说明文字，主要摘自《扬州画舫录》，其中提到了九巷，它们有规则地排列在旧城墙内侧。张岱笔下的风月场所虽然好像位于新城，但李斗以及1883年府志中提到的旧城九条巷，显然就是张岱所说的内容。游客要到那里，必须经过通往旧城的小东门，或者经过更北边的倒城或大东门。在19世纪的《风月梦》一书中，作者给出了一条路：出新城校场某茶馆后门，沿着贤良街转弯走到北柳巷，至天寿庵下坡走到运河边，过了摆渡走倒城即到“九巷一个人家”。
李斗虽然列出了九巷以及附近街道的名字，却没有对旧城作更多的其它说明。他关于娼妓的详细记载表明，1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在城墙另一边，沿着新城运河两侧发展起了一个类似的青楼区域。通过李斗关于亢家园林———18世纪初由一名富裕盐商所建———的记载，我们可以追寻这片地区的历史变迁踪迹。该园沿着运河西岸展开，跨度约三分之一英亩；此种规模暗示着该园修建时要获取该城的土地还比较容易。该园在18世纪消失了，一个姓林的老妇人在其中部分地方开了一所茶馆，名叫合欣园，做着兴隆的烧饼生意。然而，这座茶馆的吸引力主要在于老妇人的女儿，她吸引了许多游客，母女俩最后变得非常富有。园林—茶馆因而也成了一个风月场所。
老妇人死后，茶馆变成一间客栈。房客中有个邬抡元，善于吹笛子，通过教名妓度曲来挣钱，获得了“乌师”（即歌女之师）这一绰号。她们学唱歌不用走很远。根据李斗的记载，许多人住在外城脚，就在新城一侧的城墙掩映之下。南边是合欣园，北边是王天福的房子———他是一名有妻有妾的皮条客，他的房子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河中，为“东水关最胜处”。娼妓们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在运河东边、钞关北边的街上购物。缎子街的生意以纺织品为主，这是该城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翠花街卖一些女人的日常用品；卖化妆品的最有名地点是埂子街。
从钞关门往东，沿着一条与城墙平行的线路，游客步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空间。盐商们的宅邸坐落在这里，沿着新城墙东南角呈弧形分布。新城墙修筑于16世纪，将这些房屋与水道分割开来，但盐商的产业最初肯定是在运河两侧。17世纪晚期，吴嘉纪如此评论这个角落的居住模式： 　　　　
冷鸦不到处，河下多居人。 　　
郁郁几千户，不许贫士邻。
南边城墙一侧的街道名叫南河下街，用英语来表述大致可以说是“靠南的运河边的街道”。这条街通向东边城墙一侧的中街及北河下街。这是扬州的黄金大道。如本书第三章所述，郑侠如建于清初的休园就位于它的附近，占据了东边城墙内的一大块地方。18世纪晚期，许多最富有的商人都在这片地区拥有园林。19世纪，随着富商数量的减少，这里兴起了一些同乡会馆，其中有的房产曾经是盐商的宅邸。徽州的宗族文化鼓励扩展家庭，后者可能是导致这些房屋规模较大的原因。在17世纪初的郑宅，据说有一千多人同灶吃饭；18世纪最著名的商人之一汪交如，他的宅邸可以实现五世同堂的理想。
与东南部相比，新城西北部在18世纪似乎是放荡不羁者的聚集区。许多著名艺术家在此生活过一段时间，从这里很容易到达各道城门，向西可以进入旧城，向北可以出至天宁寺，也很容易到达护城河北段，那里可以通往虹桥（原先称为红桥）和外面的保障湖{30}。艺术家们还发现，在天宁门北一带生活也很方便，一方面园林景观就在眼前，另一方面也靠近城市。与此前的郑板桥一样，黄慎（）也在天宁寺生活过。郑板桥住在竹林寺，就在北门外，然后住在马氏兄弟行庵附近，那里毗邻天宁寺。
　　李斗生动地描绘了城西北的情况。晚上直至半夜，空中充满琴声，演奏者为一名艺人，住在董子祠———更早以前这里是艺术家高凤翰（1683—约1748）的住处。董子祠旁边是道士占用的两栋双层建筑、一家药局，还有盐运使衙署。近旁是一名苏州人开的装裱店，路边是说书场，“四面团坐”，门口悬挂一道告示牌，上面写着当天即将开讲者的名字。再往南，南柳巷有杭州诗人陈授衣的住处。小秦淮河（新城运河的名字）与南北柳巷平行，将一船又一船的游人往北送至护城河，过天宁寺，然后到达瘦西湖。
城西北的社会结构比较混杂，有僧道、妓女、士人，还有盐务官员，后者生活和工作在这片城镇的嘈杂中心———校场附近。校场位于盐运使衙署以南。这里的一部分土地原先留作为商品菜园，其余用于兵营建筑、寺庙、马厩和居住区。它在实体上并没有跟该城其余地方分离开来，人口比较混杂。1739年前后，据报告这里容纳了军民人等共计1200多户。17世纪晚期，来自长江北岸被淹沙洲的许多人被重新安置在距离此处稍南的翠花街，导致附近一带人口相当密集。拥挤的生活环境使火灾成为校场附近的习见危险。排水状况也很糟糕，多雨季节此地往往被淹，蛙鸣声响彻空中。
校场与风月场所邻近，这无疑对于依然驻扎在此的军营构成了纪律问题。但1777年，扬州城守营改驻旧城西边，空出来的新城土地租给了商人们。那里依然使用校场这个名字，但从此以后主要是一个商业场所。因而在《风月梦》开篇，新到该城准备在此纳妾的陆书，第一个下午就去了校场。在那里，他看到有人在表演本地戏曲，有人在作西式绘画，他听了一会说书，瞅了一会男扮女装，看了一会西洋景———这个场景很像19世纪更晚些时候一名当地艺术家所描绘的样子。
盐运使衙署是这片地区的另一个突出特征，盐商肯定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可能在艺术家们寒碜的住处面前停下脚步，向后者致敬，并索要一份画作。衙署东北不远处住着马氏兄弟，陕西商人员果堂及其常驻画家华喦（）肯定就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在这里很可能看到其他盐商的宅邸。不过总体而言，这片园林宅邸连绵之区的混杂特征，留给人们的印象与城市东南部非常不一样。
18世纪晚期，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这也是1777年校场被重新部署的原因之一。河道上的船只日益增多，码头变得如此拥挤，以至于18世纪50年代出台了规章制度，规定各处码头仅限在册船只使用。城门外涌现了许多市场，在天宁寺对面的城北护城河岸边排成一列。最重要的是，城市的扩展通过点缀在瘦西湖畔的园林就能一目了然。关于这些园林的相对具体的现有记载，使我们能够按照时间顺序细致讲述该城在18世纪的扩展，以及它在此后的突然收缩。 　　　　
园林和城外
扬州园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出现的同一个世纪，中英混合风格的园林也正在欧洲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陈从周将其鲜明特征概括为假山和庭园建筑。大量财富被投入于这些特征的营造。扬州缺乏造园所需材料。那里没有森林，木材必须从外地运来，有可能来自徽州。那里也没有石头。扬州的假山由三类石头建成：苏南、安徽和江西的黄石，来自安徽的带条纹的宣石，还有来自苏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湖石，它们的趣味和腐蚀形状各不相同。它们都要借助船只，跨越遥远的距离，花费高昂的成本，然后运到这座城市。一名19世纪来到该城的游客听人说，山西于氏为了修建自己的湖边园林临水红霞，花了20万两白银购买太湖石。
扬州园林还因为一种独特的所有权模式而显得与众不同。本地人（“老扬州”或“土著”）在18世纪的园主当中根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翰林院编修、藏书家秦恩复（）在旧城拥有一座雅致的小型园林，看来他是第一个打破此规则的人，但与该城的大多数富人一样，他也是商人后代。其祖先从陕西来到了扬州。对于扬州人而言，其中更富裕的人可能靠租金生活，土地无疑还是用来耕种的。
　　几乎无一例外，扬州私家园林的拥有者都是盐商，尽管其中偶尔也会有一名西商，然而大部分园主都是徽州人。郑氏兄弟每人拥有一座园林，他们是17世纪扬州最著名的徽州家族。18世纪，其后继者为黄氏兄弟：黄慎、黄履昴、黄履暹和黄履昊。座落在湖边的黄家园林当中，最著名的是四桥烟雨，这是1762年乾隆皇帝赐予的名字。黄家四兄弟每人都在新城东南角的黄金大道旁拥有一座园林。
蜀岗的平山堂为扬州的园林郊区提供了导标。在《平山揽胜志》一书中，盐商领袖汪应庚细致地梳理了围墙内的城市与蜀岗这座寺院复合体之间的关系。该书首为关于扬州新城内小秦淮河的诗歌，接着是有关画舫、红桥和昔日韩园的另一些诗歌，最后是关于蜀岗各处名胜的诗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平山堂本身，它建于1048年，1673年修复，1705年御赐“平山堂”三字和“贤守清风”四字。再往东，功德山（蜀岗最高点）上有座观音寺，该寺为宋代建筑，重建于明代。蜀岗下面狭长的保障湖上有著名的二十四桥，桥边是建于元代的莲性寺（后称法海寺）。优美的湖景，加上远处的小山、古桥和古寺，使这片区域非常适合于建造园林———18世纪的扬州即以此闻名。这些园林逐渐在城市和蜀岗之间形成一个连续地带。直线距离只有三四里，但蜿蜒曲折的水路达八九里。
这片地区的历史建筑暗示着它在扬州社会的仪式意义。张岱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晚明时期清明祭祀场景的迷人概况。清明节在阳历每年四月前后，与冬至相差106天，此时柳叶青青，桃花正红，扬州人提着篮子，带着扫帚，去祭扫祖先的坟墓。无论贫富、老幼、男女，人们纷纷走出城外，前往家族墓地场所。张岱描绘的这种场景与张择端著名画卷《清明上河图》中的情景相似，并且他明确地将这一场景与《清明上河图》进行对比，认为展现在自己眼前的街景就像一幅画卷，窥一斑而可见全豹。他勾勒了如下值得注意的社会类型和活动：
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日暮霞生，车马纷沓。宦门淑秀，车幕尽开，婢媵倦归，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夺门而入。
清朝初期，明末这些狂欢者出没的许多地方看来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根据孔尚任的描述，那里“多碎石荒坟”，红桥边曾经繁花似锦的一块地段，现在也成了荒地。虽然孔尚任这么说，但这里还是存在一些17世纪后半期商业性园艺的痕迹。石涛晚年曾经画过一幅从扬州城外伸向平山堂的街景，画中所配诗文提到“簪花仕女汲于溪”。比他年长的同时代诗人宗元鼎，留下了一篇关于卖花人（他自己）生活的简短记叙，这人住在城西琼花观后面的三室茅屋里，依靠种植两亩鲜花维持生活。他培育了十多个不同的品种，上午在红桥向过往文人出售鲜花，这些人也会跟他交换诗文，或者以高价卖给普通百姓，以便自己能去酒肆喝酒。
18世纪，紧靠城外的小型园林依然被用于商业用途。苏州茶商王希文将自己在城北的勺园用于园艺栽培和养鱼。但显然有一个偏离商业用途的转变，而且所有权也在脱离本地人之手。莲花桥（直至1757年才建成）北头在康熙年间是“本地霍某”的产业，后来却被纳入盐商黄慎的园林。再往北，二十四桥边有一座大园子，康熙年间为一名当地人所有，他栽植牡丹和梅树，花开时节，他向前来赏花的游人出售茶水。这处产业在1716年全部出售给程梦星，后者刚从翰林院编修之职致仕，回来料理家族的食盐生意。这块土地于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再开发———自然到处都种上花木，不过却是为了放眼都是植被的审美效果。水芹换成了一池荷花，水面盖起一座亭子以便赏荷；种了100株梅树，梅树丛中建有另一座亭子；栽了一片竹林，竹林中搭起一座凉亭；地面被堆高，形成一座小丘，上面饰以岩石。每个地点和场景都起了名字。
　　篠园是“康熙间八大名园”之一，这些园林大多紧邻城市。顺治、康熙年间活跃在扬州的陈维崧（）评论过扬州的许多园林，但其中大多数肯定都是城内各处寺院附近的园林，或者就在红桥附近。关于篠园的记载显示，众多园林沿着保障湖向西北方向延伸，这肯定主要是18世纪的现象。程梦星的园址选择，或许受到了其兄弟程之铨的影响，后者从1697年开始在湖中小岛上建造一座园林。该园的建造历时三年，耗资20万两，有一座关公庙居于其正中，从而与这片湖区历经数百年寺院建设而形成的已有特征保持一致。该园比篠园距离城市更近。随着篠园在通往平山堂的路上的建成，我们开始看到湖区的发展，以及园林建筑对扬州至平山堂所在的蜀岗高地之间交通线路的影响。
篠园是乾隆年间大型园林建造风潮之前出现的众多雄心勃勃的园林之一。另一座是贺君召的东园，或者径称贺园。该园的建造始于雍正年间，完成于1746年，位于莲性寺东边，也向外伸出于湖面上。当地艺术家袁耀曾经在一幅手轴中以奇幻的笔法描绘过该园，先是苍茫的天空、湖面和薄雾，然后，画的中部是一条河、一个小村庄和一座岛山，最后，人们的视线被引到该园本身，画中精致地表现了该园的建筑细部。虽然建造时间不一致，但它也被列入“康熙间八大名园”之一，袁耀画作中描绘的难忘规模无疑符合其真实尺度。自然，它吸引了为数可观的游客。
这一时期建造的第三座园林是余元甲的万石园，位于新城东南角的盐商宅第之中。1731年二月，余元甲在自己的园林中举行了一次文会，出席者有马氏兄弟和许多熟人。一进该园大门，游客即可看到扬州最具代表性的假山建筑之一，这座假山非常大，足以容纳“大小石洞数百”，亦即许多微型洞窟，给人一种仙境般的印象。 　　　　最后是马氏兄弟的行庵，在同一时期也很兴盛，对此本书第十章将进一步探讨。此园靠近城市，位于运河北岸。因而这一时期的著名园林当中，只有篠园比较特殊，与城市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该园建造时，要到达那里还颇有困难，因为保障湖已经淤塞。程梦星肯定发现了这一不便，因为在1732年，也就是购买这处产业16年后，他筹集资金———可能是通过盐商群体———对保障湖进行疏浚，工程直至护城河，并在两岸栽上桃树和柳树。在此之前，画舫最远只能将乘客载至莲性寺，现在则可继续前往保障湖的下一个湾头，直到程梦星自己的园子。
除了这些18世纪的园林之外，别忘了还有郑侠如的休园，该园建于清初，但在郑氏家族手中传了好几代人，李斗曾经提到，它是以文会而著称的三座园林之一。其余两座为程梦星的篠园和马氏兄弟的小玲珑山馆，但休园和篠园在这方面“最盛”。李斗对休园有所描述，但与关于其它大型园林的描述相反，他并没有提供这座园林的到访者的具体情况。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信息来源较少。1773年，郑侠如的一名后裔出版了一本关于该园的书，主要内容为曾经到过这座园林者的诗文，但该书看来在同一年开始的文字狱中被禁。
回头看来，如果说这三座以在18世纪举行文会而出名的园林就是扬州园林之代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如下印象，即扬州园林的黄金时代终结于18世纪中叶，或者终结于此后不久。事实并非如此。跟其他大多数南方文人一样，袁枚（）也定期过江前往扬州，他在1794年写道，四十年前，“余从天宁门外拕舟而行。长河如绳，阔不过二丈许，旁少亭台。不过匽潴细流”。他接着描写此后的变迁：“自辛未岁[1751年]天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来之意，赋工属役，增荣饰观，奢而张之。水则洋洋然回渊九折矣；山则峨峨然隥约横斜矣。”
数学可能不是袁枚的强项，因为从1751年到他写作的时候，已经过了四十多年，而非不到四十年。或许他指的是丁丑年，即乾隆第二次南巡的1757年。那一年，临湖一带肯定经历了特别的行为风暴，莲性寺旁建起了莲花桥（现在一般称为五亭桥），还开凿了一条水道，以使瘦西湖能够通航至蜀岗脚下。1765年乾隆第四次南巡，盐运使赵之璧出版了《平山堂图志》一书，并标出了从扬州城到蜀岗的水道旁边每一处园林的地点。该书收录了屈复一篇关于东园的诗文，描述了由此产生的全景风貌：“前五十年，余尝登平山堂，北郭园林，连绵错绣，惟关壮缪祠外，荒园一区……去年春又过之，则芜者芳，块者殖，凹凸者因之而高深，游人摩肩继锺矣。”　　　　
　　正如袁枚的序言暗示的，乾隆皇帝的南巡刺激了扬州园林的建造。有个故事说，皇帝游览小金山时，为眼前的景观中没有任何建筑物而感到遗憾：
商人黄氏妇闻之，即日就[近旁]桑园隙地建大屋，纠工庀材，一夕成，即今三贤祠也。翌日，上登月观瞥见之，惊问近侍曰：“何其速焉？”近侍以黄所为造。上叹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关于1784年乾隆第六次南巡时一夜建成莲花桥旁著名白塔的故事，还有一个几乎相同却更加不可能的版本。
这些神话看来仅仅是对真相的添枝加叶。那些更知名园林的翻修或重建日期，通常与皇帝巡游的时期一致，一些耗资巨大的工程也是在这些时候进行的。来自陕西临潼张家的蜀岗朝旭中的高咏楼，建于乾隆第三次南巡的1762年。此楼高十余丈。皇帝当年巡游该园时，赐给此楼一幅对联以示赞扬。可能是为了迎接同一次巡游，1761年，徽商汪长馨将九块巨石从太湖运过了长江。它们构成了他那著名的九峰园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该园由汪长馨之父在更早时期所建，因而位于扬州城南，在大型园林中显得与众不同。该园在此之前仅被称为南园。随后的历次南巡，皇帝都巡视过该园，最后还将一些奇石带回北京。
随着乾隆年间的南巡，扬州园林的风格和社会功能看来发生了变化，17世纪和18世纪初就其实质而言的私家士人园林，正在让位于为公共展示而建的雄伟、宫殿风格的园林。受北方的影响，多层高楼以及标准的亭台、望楼和带顶棚的走道，逐渐成为扬州园林的重要特征。18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歙县的黄家四兄弟在扬州拥有大量产业，据说他们花了一千两银子购买一本园林设计方面的秘笈，从中学会了“造制宫室之法”。通过如下信息或许可以推知其抱负：他们被称为“四元宝”，是当时扬州的巨头，与上个世纪的郑氏兄弟一样，他们在造园方面相互展开竞争。
这一时期，扬州一些建筑刻意模仿北京的风格。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天宁寺旁的白塔，它模仿了一个世纪之前顺治皇帝在北京西苑建造的佛塔。另一个例子见于杏园，它是天宁寺旁的行宫的一部分。该园大门内的一座假山，以及园中带顶棚的走道，都受到了北京翰林院和八旗衙署建筑的启发。
杏园综合了两座更早的私家园林，即马氏兄弟的行庵和让圃，其主人是马氏兄弟的两位近亲。这些园林所有权的变动，以及它们变成一个北方风格的皇帝行宫，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在扬州的到来。皇帝巡游过程中，铺张的排场在该城盛行开来。巡游之间的年份里，游客们涌入该城观看为了向皇上表示敬意而制造出来的种种奇观。18世纪后半期的豪华园林为城市生活奠定了一种新的基调。 　　　　
旅游业的黄金时代
画舫———它为李斗那本著名的旅行指南提供了书名———将游客们载往城内各地以及城外的瘦西湖。这些画舫体现了园林建设对旅游业的直接影响，因为它们的数量随着园林的建造而增长。李斗列出了顺治年间3条、康熙年间5条、雍正年间6条和乾隆初年的12条画舫之名。然后，“迨丁丑后，凿莲花埂，浚河通平山堂，遂为巨津，画舫日增”。运河上的交通变得如此密集，以至于引入了规章制度；画舫需要经过登记，才能在城里和周围的12个码头之一靠泊。李斗发现自己写作该书时有235艘在册画舫，还有许多未登记的船只，它们虽然不准在码头停靠，却可以在其他地方拉客。在最繁忙的季节，可资雇用的画舫总数更多，价格也随之高涨。
城市经济所受影响越来越大。新城南部的外城脚分别有三个客运码头，从那里向北至天宁门，小秦淮河两边充斥着妓院、茶馆和酒肆。天宁门外，下买卖街的小商贩们以出租画舫上用的灯笼为生，每灯八钱。买卖街这一名字最初仅指运河北岸的一系列市场，那里出售各种珍奇货物。18世纪更晚的时候，市场扩展到运河南边的城墙下，因而有必要区分“上”、“下”买卖街。
　　画舫载着观光者沿着运河前进，从天宁门往西拐，划着或撑着来到瘦西湖的门户———红桥。这里原有一家酒肆，1757年皇帝巡游时变成一座官园，但仍由原先的业主承包下来，继续料理酒肆。它昼夜营业，白天挂着帘子作为招牌，晚上挂着灯笼，出售绍兴和扬州各县出产的各种酒。画舫出红桥即进入瘦西湖，穿过各处水湾，绕着各个小岛蜿蜒而行。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茶馆和酒肆。悒爽酒肆在法海寺后面一片偏僻的松林开张以后，那里成为一个流行的去处。由于“野食”顾客的增多，城墙外也开起了餐馆：韩园、留步、郭汉章馆、苏式小饮、流觞，还有其它餐馆。
湖边的园林可能对游客偶尔开放。根据吴沃尧（）的说法：“原来扬州地方，花园最多，都是那些盐商盖造的。上半天任人游玩，到了下午，园主人就来园里请客，或做戏不等。”不过采取了某些措施来约束入园者。阮元幼时因为贫穷未能获准进入这些扬州园林，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这不仅表明人们期望这些园林应该可以进出，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不能随便进入其中。乾隆南巡期间，两淮盐运使组织警卫人员在这些园林入口处巡逻。而在其他时候，园林中或许也规定了稍宽一些的警戒方式。
然而，湖边园林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路人可以进去观光。城内的园林总是高墙围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行人队伍隔离开来：正如晚明时期一些有着丰富记载的例子那样，偶尔可以有客人进入其中。但湖边各园林显然提供了更大的开放性。它们迎湖而开，很容易进入。乘船观赏园林的人包括妇女，有些来自扬州的娱乐场所，也有人在船上挂着帘子，防止自己被下流猥亵者瞥见。
城外的发展情况在城内得到了重复。18世纪更晚的时候和19世纪，城内建造了一批著名的园林。而且，墙内的建筑和风景复制了其它地方的元素。这也可以在室内小范围地进行：李斗在其翠花街的房子外面栽了十余株梅树；艺术家高翔（）生活在马氏兄弟附近，住在“巷尾一间陋室”，但却“喜见庭前花木围绕”。茶馆和妓院可以通过缩微形式充分展现园林的风格。李斗记载的关于茶馆设计的一般原则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们包含了任何园林中都能发现的许多元素，其中包括如下场景：
双虹园，北门桥差肆也。楼五楹，东壁开牖临河，可以眺远。吾乡茶肆，甲于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出金建造花园，或鬻故家大宅废园为之。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杯盘匙箸，无不精美。
假日里这些地方顾客成群。在天宁街，游客们有时会在青莲斋茶馆呆上一天。其经营者是一位来自安徽的和尚，他为顾客们提供从自己老家山上采摘制作的茶叶。在同样位于天宁街的扑缸春酒肆，度假者可以“烹鱼煮笋，尽饮纵谈”。面馆一般附有“食肆”，经营者可以接受晚餐预订，这样观光者在湖上玩了一天回来后即可享用。新城是这种经济活动的主要受益者。在李斗看来最受欢迎的13家城内茶馆，其中只有一家在旧城，即位于西门的一家素茶馆。
浴池在茶馆旁边涌现，由此构成了一句俗语所概括的那种生活方式：“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根据李斗的记载，洗浴之风发源于该城以北邵伯镇的一间浴池。扬州的第一间浴池建在城东南徐凝门外。开设时间不详，但其地点却是一个战略要地，可以抓住有利可图的盐商市场。到18世纪晚期，城墙以内已经开设了许多家浴池，其中至少有四家的位置同样可以迎合盐商家族的需要。洗浴生活变得很奢华，费用非常大。男人在迎亲前夕可能会在浴池花上数十两银子，无疑是为了招待朋友和自己。
游客的季节性流入刺激了18世纪晚期休闲业的活跃，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该城绘画领域的变化。扬州著名画家们的主要活跃期虽然最晚只到18世纪60年代初，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该城画家数量此后有所减少。“扬州书画家极多”，李斗这样写道。他提供了从清初到他那个时代活跃在扬州的149位艺术家的名单，包括当时尚未以“八怪”之名为人所知的一批画家。18世纪中叶，位于道教三贤祠里的一个画派崛起了一批艺术家，他们必定填补了随后几十年里的当地艺术市场。然而在1768年，一位贫穷老人在市场货摊上出售一幅据称为金农（）所绘的梅花作品，价格仅为100文钱。看来，至少这类作品在艺术家去世几年后即已丧失其价值。
　　城市的衰落 　　
18世纪扬州城外的地产开发呈现了一个明显的模式，即先是渐进的发展，然后是快速的扩张。雍正年间三大园林的发展过程，可以初步解释湖边的园林为何没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因为它们显示，只有新的家族和新的财富继续出现，才能确保扬州园林文化在18世纪的持续发展。到18世纪60年代，程梦星的篠园已经年久失修。盐运使卢见曾将其租赁下来并加以修复，然后它又被另一名盐商汪廷璋买走。贺君召的东园在18世纪更晚的时候降至一半的规模，而且被并入莲性寺地盘内。万石园没有维持到余元甲身后。他去世以后，这些岩石为总商江春所获，用于他在城内康山的园林，该园位于新城东南角，就在城墙以内。
有些园林的经历我们并不了解，甚至连其位置都不知道。这种健忘在马氏兄弟的小玲珑山馆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长期以来，中国园林史学者都不知道该园的确切位置。20世纪80年代初，张庚关于该园的图画被发现，为这个谜团提供了最惊人的解答，因为一篇关于该图的题跋显示，马氏兄弟的园林终结于首商黄至筠之手。19世纪20年代，黄至筠在此处建起了个园，它是扬州现存最大、最著名的园林，也是园林史学者频繁涉及的研究对象
这些著名园林有限的生命跨度，揭示了扬州园林的动力机制和脆弱性。它存在于一种独特的社会背景之中，后者部分程度上具有世代性。有些扬州园林从父亲手里传给儿子，可大多数都会易主，遭到拆散，然后在别的环境下由其他人重建。年乾隆南巡这个阶段，实际上比一代人的时间长不了多少。从乾隆皇帝巡游过的地方来看，江春、汪长馨、洪徵治和徽州人后裔中其它盐商的园林此时很兴盛。这一代人过世后不久，该城的盐商数量就开始下降。
一部扬州园林的历史，使人想到该城在清代不同时期的区别可能比相关资料中通常显示的分期更加细致。佐伯富在讨论扬州盐商的奢侈生活方式时，利用19世纪两部江都县志中的说法，得出了关于该城之繁荣的一般结论。他注意到，1811年版江都县志中把扬州园林描述为“天下之最”，1883年版提到乾嘉时期是一个盐业贸易繁荣、“商人多造园”的时代。在阐述这些资料时，他谈到了一些具体的园林，包括程梦星的篠园和郑侠如的休园，而这两座园林无一维持到乾隆后期。
这些园林的兴衰时间和园主的生活不够清楚，乾隆年间历时较长并且与嘉庆年间互有重叠，加上道光年间（）国际关系的戏剧性发展导致中国学者对乾嘉阶段（）与此后阶段作出了相当明显的区分，这些都促成了这种对于历史阶段的混淆。对园林建造史以及相伴而来的发展情况包括旅游业作更深入的考察，就能发现18世纪晚期的几十年是城市扩展的一个关键阶段，此后很快又开始了一个收缩阶段。19世纪40年代，校场依然很嘈杂，九巷依然很忙碌，但游客如果乘船出城，来到瘦西湖上，就会看到那些园林已经成为废墟。如果考虑到19世纪建造的园林全都位于城墙以内，我们就可以并不怎么牵强地说这座城市此时正在自我收缩。　　
　　妇女之城　　　　“提起扬州这地名”，朱自清写道，“许多人想到的是出女人的地方”。然而，他并不是扬州本地人，他的家族祖籍绍兴，他在江苏北部沿海的海州出生，1902年他4岁时移居扬州。他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足以观察、吸收这座依然处于清朝统治之下的城市文化中的许多内容。朱自清坦承自己对扬州出美女这一名声感到很困惑。他评论说：“我长到那么大，从来不曾在街上见过一个出色的女人，也许那时女人还少出街吧？”　　　　正如朱自清意识到的，扬州藉以知名的女人，并非该城那些隐蔽的、有道德的良家女人。他解释说，“出女人”这个说法，“实在指姨太太与妓女而言；那个‘出’字就和出羊毛，出苹果的‘也’字一样”。此处他想到了一种名为“养瘦马”的做法，即抚养年轻姑娘，然后将她们作为姨太太或妓女卖掉。“《陶庵梦忆》里有‘扬州瘦马’一节，就记的这类事；但是我毫无所知。不过纳妾与狎妓的风气渐渐衰了，‘出女人’那句话怕迟早会失掉意义的吧。”张岱的《陶庵梦忆》是一部关于晚明社会之加快的著名文集，作于明朝灭亡之后。20世纪50年代，林语堂（）把张岱论“瘦马”这段文字翻译成英文，并收入他自己的一本英文文集，意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扬州是一座典型的流寓城市（1604年，流动人口和扬州土著的比例为20：1），当地的性经济受制于该城男性人口的外来特征。在中国帝国晚期的任何一座城市，女性可能都远远少于男性。官员、商人、脚夫、舟子、流氓无赖，简单地说就是那些在城市谋生的男人，本质上都是流动的。他们的妻子、小孩——如果有的话——可能会留存老家的村庄生活。这种情况有利于第二个家庭的建立，当然还有妓院，后者在17世纪初扬州已经涌现出来。　　　　据称晚明是一个随处可以看到妓女的时代。“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有着丰富旅行经历的谢肇制这样写道。谈到扬州的情况，张岱既提到了“不为普通人所见的名妓”，也提到了寻常“外妓”，他估计后者在扬州有五六百人。外妓是真正的街头女人，一到傍晚就从各个角落现身，在茶馆和酒肆附近游荡，寻找生意。深夜，可以看到她们跌跌撞撞地跟在顾客身后，前往可以让后者愉悦之处，有人在路旁提着灯笼，情景就跟《礼记》中记载的妇女夜游一样。　　　　“瘦马”既非名妓也非外妓，属于一种不同的性经济类型。地理学家王士性“）在16世纪晚期写道：　　　　天下不少美妇人，而必于广陵[即扬州]者，其保姆教训严闺门，习礼法，上者善琴棋歌咏，最上者书画，次者变刺绣女工。至于趋侍嫡长，退让侪辈，极其进退浅深，不失常度，不至憨戆起争，费男子心神，帮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　　　　
徽州殖民地　　　　徽州家族在扬州主导地位已是毋庸置疑。正如陈去病（）概括的：“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帮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扬州的徽州人喜欢抱成一团，因此，歙县济阳村的江氏族人“多事禺策，聚处扬城”。　　　　
　　被毁灭的城市　　　　1850年，即阮元死后次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三年以后，扬州遭到攻击，并被太平军占领，此后又两次遭遇叛军攻击。人们被吓坏了，纷纷在门上贴着“尊”、“顺”字样，但当地绅士举家被杀，一些普通人家同样如此。1854年，江南教区的耶稣会士葛必达写道：“灭绝之神在这座不久前还非常富裕、奢侈逸乐的城市上空盘旋，反复发起攻击，从不收剑回鞘。”　　　　不仅城里，乡村地区也遭到蹂躏。叛军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攻击时来到北湖，向那里科以重赋。文汇阁（天宁寺内）四库藏书馆被洗劫，由此剥夺了象征着扬州与北京、清迁以及御驾南巡往事之联系的最突出的标志。太平天国运动加剧了家庭收入的下降、就业低迷和园林的荒废。太平天国运动对这座毫无恢复能力的城市带来了粉碎性的打击。当地的敌对状态结束很久之后的1866年，那里依然“处于半毁灭状态，留下一片关于过去的悲伤遗迹”。不仅扬州，整个江北地区也遭受了苦难。太平军初次攻击扬州的1853年，黄河大堤决口，重新回到山东半岛的故道。这一地区的秩序紊乱，使堤防维修工作没法进行，因为除了来自南边的太平军以外，1862年淮北又爆发了捻军起义，他们从大运河西北部的阜宁出发占领了宝应，太平军则占据着更南边的邵伯。叛军于1864年离去，但扬州此后又为周期性的难民所淹没，他们或者因为谣言，或者因为饥荒而逃难。洪灾得以减少，取而代之的却是干旱。　　　　扬州的衰落或许可以归结为大运河的衰落之故，后者又是黄河改道的结果，不过大运河依然可以通航到北边的淮安。19世纪后半期，它是一条有效运输线路，载着外国进口货物的船只在此通行，来自长江以北各州县的漕粮船只依然沿着大运河航行至淮安以北。薛福保写道：“今江北之困，非独其地瘠也，人力亦未尽也”。农民跨过长江，通过在上海捡垃圾、收集人粪尿和拉人力车勉强维持生活。不只他们如此，艺术家们也离开扬州，前往环境更加有利的上海，学者们也一样。1866年，上海龙门书院吸引了扬州兴化县的新儒家学者刘熙载出任山长，这所书院是作为阻挡外国影响大潮的儒学壁垒而建的。　　　　祖籍浙江但长期在上海居住的郁达夫，1928年开始出门寻访历史上的江南。他的旅程以游览扬州为高潮，这座园林和梦幻之城，比其它任何一个地方更能“使人丢魂”。他脑子里装着历代诗人的赞歌和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作品，满怀浪漫的期待跨过了长江。令他失望的是，甚至在刚开始踏上通往扬州之路的时候，他就发现周围的风景“平坦萧杀，没有一点令人可以留恋的地方”，花了一天时间参观该城各处名胜之后，这一沮丧的开头得到了证实。寺院和亭台已经衰朽，园林无人料理。曾经令该城园林著称一时的花木和假山，只留下一些令人伤感的遗迹。1935年，他在给林语堂的信中写道：“你既不敢游杭，我劝你也不必游扬，还是在上海梦里想象欧阳公的平山堂，王院亭[士祯]的红桥，《桃花扇》里的史阁部，《红楼梦》里的林如海，以及盐商的别墅，乡宦的妖姬，倒来得好些。”　　　　郁达夫将扬州的可怜状态归结为缺乏铁路交通之故。这并不是对该城衰落原因的合理解释，但它确实增加了江南与江北之间的有效距离。在回忆自己20世纪30年代游览扬州的情形时，韩起澜提到过这个地方的偏远：“这是一座阴湿、长着苔藓的地市，非常古老，没有什么变化，一条汹涌奔流的大江把它与熙熙攘攘的镇江切割开来。我们过江那天突然遇到暴风雨，于是被阻断了三天，因为没有任何船只可以过去。”　　　　易君左是郁达夫的老朋友，他的《闲话扬州》对扬州的刻画之所以值得注意，主要是因为它描述了这座城市所缺乏的东西。那里没有任何中间阶层的居民。盐商的大宅子正在破落，普通住宅都是一些破旧难看的小平房。根本没有百货商店，没有任何汽车，只有人力车。明显缺乏公共卫生，当地人经常当众解手。排水系统很糟糕，桥梁破败，街头满是垃圾。在他的眼里，这座衰朽的城市成了他眼中那个颓废社会的隐喻，他生动地描绘了其日常生活的节奏：上午在茶馆，下午在澡堂，傍晚在戏院。 民族正面临着危机，而扬州人的日日夜夜却浪费在这些毫无效益的活动中。他们缺乏活力和主动性，简言之即缺乏任何斗争精神，他们的贫穷可谓咎由自取。迷信、专注于吃喝、懒惰，这些因素使该城沦落至当前的状态。他写道：“扬州像是一个没落中的大家族。”　　　　
　　看完了,偶是扬州MM,我发现研究一个城市的兴衰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不错的帖子,让我这个扬州人,深思了...
　　呵呵,不错,就是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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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太好了，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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