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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之圣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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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无限恐怖?&第二章 死亡楼梯&第三章 激光通道&第四章 好多奖励和回归&第五章 强化和进入&第六章 拜师于修炼&第七章 首战和战后&第八章 圣战开始&第九章 冥斗士,快死到碗里来!&第十章 退敌&第十一章 回归和兑换&第十二章 强化&第十三章 进入异行&第十四章 异形神马的还是去死吧(上)&第十五章 异形神马的还是去死吧(中)&第十六章 异形神马的还是去死吧(下)&第十七章 拷问沙加&第十八章 进入现实&第十九章 英雄救美&第二十章 楚轩的匕首&第二十一章 军方来人&第二十二章 **小苹果&第二十三章 回归空间&第二十四章 众人兑换强化&第二十五章 说好的咒怨呢?&第二十六章 黄金律的恐怖效果&第二十七章 小麻烦&第二十八章 初到木叶&第二十九章 初见佐助&第三十章 鸣人大桥之战(上)&第三十一章 鸣人大桥之战(中)&第三十二章 鸣人大桥之战(下)&第三十三章 教训主谋&第三十四章 回归木叶&第三十五章 中忍考试(一)&第三十六章 中忍考试(二)&第三十七章 中忍考试(三)&第三十八章 中忍考试(四)&第三十九章 中忍考试(五)&第四十章 大蛇丸神马的还是去死吧!&第四十一章 不作死&第四十二章 就不会死&第四十三章 晓之来袭&第四十四章 大战开始&第四十五章 大战进行中(一)&第四十六章 大战进行中(二)&第四十七章 大战进行中(三)&第四十八章 大战进行中(四)&第四十九章 震惊的三人&第五十章 复活&第五十一章 任务结束&第五十二章 回归空间以及神秘人&第五十三章 礼物&第五十四章 幻想仙境&第五十五章 初到学园都市&第五十六章 把妹手与炮姐&第五十七章 发现大胃修女&第五十八章 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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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
  中共中央从晋西北开始搬家到西柏坡的时间是1948年的3月22日,从西柏坡搬去北平的日子是日,整一年多一天。再往前,日是毛泽东离开延安的日子。毛泽东自己就说过,没想到仅仅两年局势就发展到对我们全面有利的地步。抗战胜利后不久,全国人民都不希望再开战端,毛泽东曾考虑如果联合政府能顺利成立,他就搬到离南京很近的江阴去。但内战一开,这样的设想就根本不可能了。大批干部与军队开赴东北之后,毛泽东曾有定都哈尔滨的设想,当时一是主要考虑背靠苏联,二是西北各方面环境都不够好。等到东北全境解放,哈尔滨就太靠北了,地理上完全失去了优势。毛泽东曾和张闻天商量定都的问题,张闻天力主定都北平。一是和南京政府相区别,二是元明清这三个最近的朝代均定都北平,三是北平在华北也有利于与苏联的沟通。1945年秋,还曾有定都承德的设想,并派出了警卫部队打前站。可东北一解放,与承德近在咫尺的北平就更具优势了。同时也有定都西安的意见,这其中包含着对陕北那块土地的深厚感情。
  据杨尚昆回忆,决定定都北平之后,中共中央何时搬迁一事,在1948年底、1949年初就开始有所议论。那个时候,第四野战军刚入关不久。由此可见,北平已经被中共中央视为囊中之物。
  至于动身的具体时间,因为北平还没有解放当然难以确定下来。
  到了1949年的1月中旬,北平和谈已经有了眉目,搬家的事也就在眼前了。按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的说法,就是形势发展迅速,移动有提早之可能,需积极做这种准备。
  办公厅这边在进行搬家的准备,中央社会部那边同时开始培训便衣警卫人员。当时,社会部的公开说法是要选拔社会工作人员。一开始的具体要求是:
  1.家庭出身贫下中农,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2.年龄在25岁以下,身体健康;
  3.具有三年党龄、五年军龄。
  但因为选才困难,后来即将第三条的要求予以适当放宽。
  1月18日下午,被挑选出来的部队官兵到河北建屏县西黄泥村训练班集中。
  这期训练班在村子中两个坐西朝东的大院里。南边那处院子是教学区,北边院子则是生活区。1月19日下午,中央社会部的一位负责人到南院点名并宣布编队情况。在点名之前,来自华北军政大学的李广仁根据原单位一些人的反映,直接向这位负责人提问:“据说,这个训练班是社会部办的便衣人员训练班,我们结业以后是当特务。我们部分同志不愿意当特务,想回华北军大继续学习,好在毕业后走上战场杀敌。”
  这位负责人说:“我们这个训练班的全称是中央社会部便衣人员训练班。你们这一期学员是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将来进驻北平而培训的便衣警卫干部。毕业后去北平,直接由李克农部长领导。你们都是按照严格标准挑选出来的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担负的是最机密的保卫任务,或者说要完成的是一项特殊的任务,也可以简称特务。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特务和国民党那种搞暗杀的特务完全是两码事。”这位领导人的实话实说,打消了大家的疑虑。
  这期训练班,共有160多人,主要来自三个部门:
  一是华北军政大学。这部分同志都是连排干部,他们长期在前方作战,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二是中央警备团。这部分同志也都是连排级干部,他们长期担负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任务,具有丰富的警卫工作经验。三是中共中央社会部。这部分干部长期在敌占区从事隐蔽工作,具有丰富的反敌反特斗争经验。
  来自这三个部门的干部混编组成便衣保卫队,简称便衣队。这三个方面组合在一起,优势互补,强中更强。再经过培训,足以担当高难度的任务。
  这支便衣保卫队的队长是高富有,指导员是焦万有,副指导员为沈平。
  培训过程中,又淘汰了几个人,比如,有一个人出身富裕中农,因为家庭成分偏高,没有通过进一步政治审查而淘汰。还有另一个人有说梦话的毛病,不利于保密而被淘汰。
  就在北平和平协议签字的第二天,即1月19日,中共中央直属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已前往北平,为中央机关勘察驻地。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虽然还处在战争环境里,但信息沟通不仅很顺畅,行动更是高效迅速。
  1月27日,杨尚昆约集中共中央直属供给部部长邓典桃等同志,就搬家的问题,进行了一番商议。
  当晚,杨尚昆就向周恩来汇报了商讨的情况。周恩来告诉杨尚昆:中央已有大致意向,“时间大约是3月中旬,政协筹备会预计将于那时召开”。据说,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在西柏坡再多待两三个月。但中央觉得窝在西柏坡不利于同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以及与民主人士的交往。最终,毛泽东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
  周恩来还对杨尚昆说:“中央意见是让克农先去北平,负责布置一切,你仍然殿后。各部门究竟先走多少人,还有待商定。”
  搬家是肯定的了,杨尚昆便以周恩来的名义,给在北平的彭真、叶剑英和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第三局局长王诤发去密电,通知他们启动搬迁事宜。
  对于此次搬家,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和组织好。”毛泽东何曾操心过这类具体事务,这次把搬家提到政治的高度自非寻常。为此,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牵头,杨尚昆和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等负责落实。首要的就是交通工具,以前搬家多靠马驮人扛。现在不同了,胜仗一个接着一个,光缴获的十轮大卡车装备一个营还有富余。于是,征得周恩来同意,杨尚昆给林彪、罗荣桓打了个电报,提出要他们派出100辆十轮大卡车到西柏坡帮着“搬家”。
  相关的后勤保障、通信联络、安全警戒、住宿和接应等诸多事项,都有精细的筹划,甚至搬迁过程中,新华广播电台如何不中断播音,杨尚昆都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等人进行了商讨。
  2月1日下午,准备先去北平的李克农与杨尚昆又商议了搬家的先遣工作。
  根据此前去北平勘察的范离带回的意见,杨尚昆说,北平城里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央机关不宜驻扎在北平城内。这一点与长期主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所掌握的情况颇为一致。
  李克农说,虽说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可傅作义一直不愿意将司令部搬进城内就是怕自己的部队被特务们染指。北平被围,他没办法才把司令部搬进了中南海。笼统地说,北平城内有九大特务系统,如果说是特务机构林立,一点也不为过。计有国民党的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以及美英苏的间谍机关。同时,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东北、华北和西北的特务系统被清查,大量特务流窜进北平潜伏暗藏下来。其确切人数在短时间里,几乎难以调查清楚。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人员有许多被我方留用,这就对特务以及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清理增加了难度。
  对于短期内,中央机关无法进城,杨尚昆、李克农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中央机关即使搬到北平,也应该先在城郊过渡一个时期。
  当晚,杨尚昆和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了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赞同他们中央机关“驻地暂放在城郊为好”的设想。
  打前站的李克农在2月3日动身去了北平。
  到北平之后,李克农得知一个新的情况,国民党的飞机有可能轰炸北平,北平城内也不具备防空条件。经与叶剑英、彭真多次商讨,设想距北平城区20公里外的香山作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
  为此,李克农还和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专程到香山进行了一番勘察。香山林木葱茏,利于防空。后来,在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之前,又在别墅前面修建了专门的防空洞。双清别墅可以做毛泽东的住所。而距双清别墅不远处的来青轩,又可以作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驻地。另外一个有利条件就是,熊希龄创办的一个教育机构——香山慈幼院,可以安置中直机关五千多工作人员。
  2月9日,李克农往西柏坡发了一封中央机关暂住香山的电报。
  当晚,周恩来向到西柏坡汇报工作的陈云、罗荣桓提出,由第四野战军先抽调一个师到香山一带驻防。
  之后不久,四野司令员就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调吴烈(当时吴烈正驻守天津)前去北平卫戍。
  为什么单单选中吴烈担任警卫呢?
  吴烈后来回忆说:“据我所知,中央所以没让我们师南下,把我们留在了北平,主要是考虑我们师的干部战士大部分来自佳木斯和牡丹江一带,全师15000名士兵几乎全都是翻身农民,解放战士很少。因此部队纯洁。”
  当年,林彪在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曾对吴烈说:“我们考虑到你长期干警卫工作,警卫中央的任务还是交给你放心。”
  林彪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吴烈在1930年参加红军后,一直在搞警卫工作。最初是在红军总前委的特务大队,后来到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长征到陕北后,他是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的大队长。
  日本投降后,党中央计划离开延安,转移到承德去,就把中央警卫团一分为二,成了两个团。原来的中央警卫团仍沿用旧称,吴烈带去承德打前站的新警卫团成为中央先行警卫团。
  后来,因为东北战局发生变化,中央机关去不了承德。毛泽东决定,中央先行警卫团就地改编,并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由该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程子华直接领导。给吴烈的任命是冀察热辽军区热东分区司令员。后来,吴烈率部去了东北,担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六〇师师长。再后来,一六〇师和东北野战军一起打进关内,驻扎天津。
  一六〇师驻守北平之后,番号也改为二〇七师。下辖三个团,及直属警卫营、炮兵营、通信营、工兵营、侦察营等。当时,二〇七师还在香山的制高点——香炉峰,俗称“鬼见愁”上,建了个高炮阵地用于防空警备。
  此时,为了保密的需要,李克农给中央机关确定了一个进北平后的代号——“劳动大学”,简称“劳大”。
  同时,按照李克农的设计,为了在中央机关进驻香山之前布置好相关事宜,分别在城内的弓弦胡同15号、城郊接合部的青龙桥及机关中心区香山,设置了三个站点。
  设在城内弓弦胡同15号的“劳大”筹备处为第一站,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科长赖祖烈负责。所谓的筹备处并不是真的要筹备什么劳动大学,只不过是个隐秘的机构,其具体任务是为中央在香山的临时驻地办理对外交涉,备置办公、住宿用具等项事宜。
  设在颐和园北门不远处的青龙桥“劳大”收发处为第二站,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王范主持。它对外称收发处,可并不管什么收发信件之类。实际上,它具体负责的是中央驻地的社会调查,以及驻地周围社会环境的整顿、清理;布置警卫,并办理中央机关来往人员的住宿手续等事项,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保卫机构。当年北平香山公安分局就曾协助这个收发处和设在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处的工作。
  设在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处为第三站,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边纪忠、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田畴负责。招待处这个名称倒是和招待有点关系,但其主要任务并非招待,即使招待其对象也是特定的客人,其最主要的职责是负责中央机关办公、住宿用房的布置、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租借等。
  这三站既是联络机关,又是检查机关,更是打前站的准备机关。三站环环相扣,不仅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吃住行等必备事宜,而且在中央机关到达之前就预先设置了三道防卫墙。
  北平这边准备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候,西柏坡那边在3月5日又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大家都感觉到,这是在山沟沟里召开的最后一次大型会议。许多人在会前会后已经兴奋地谈论起“大搬家”的事。周恩来与杨尚昆在研究搬家事宜时,也有了等这次全会一结束就动身的意向。
  但在3月12日,即全会预定结束的日子(后来因为王明的问题又延长到13日才闭幕),李克农发来一份“中央移动时间望能推迟”的电报。电报提出的主要原因是,我方对傅作义部的改编工作尚未结束,北平的秩序仍不稳定。
  由此这次搬迁的时间又往后推了十来天。具体的时间直到3月17日晚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已经拟好还没发表时,才算确定下来:3月23日,中央机关启程前往北平。
  19日,周恩来召集了一个布置“大搬家”的会议。赖祖烈介绍了香山临时驻地的基本情况。杨尚昆就行动安排,又征求了与会各单位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告诫大家,不要有享乐思想,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会后,周恩来要求杨尚昆必须在24日先期抵达北平,布置好迎接工作。杨尚昆与伍云甫(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处长、中央直属机关党总支书记)、汪东兴、叶子龙等商量的结果是,伍云甫和他一起先赴北平,汪东兴、叶子龙押后。
  第二天,根据人员的变化情况,又决定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五人组成新的“转移委员会”,全面负责搬迁以及善后工作。这次搬迁中,有一件事让杨尚昆感触颇深。当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为了转移迅速,人们尽量轻车简从,生怕有东西丢不掉拖累自己,而从西柏坡进北平则正相反,生怕有什么东西带不走,什么坛坛罐罐都要带上。有位领导人,甚至连一张木板床也不愿放弃……这虽然是一桩小事,但杨尚昆觉得我们的队伍还没进城,已经有了“骄娇”二气,值得警惕。
  北平方面则成立了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由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牵头负责,成员有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四野参谋长刘亚楼和先期勘察北平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四人,加在一起也是五个人。看一看这样的阵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多么重视这次搬家。毕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主人身份从农村走进城市。
  为此,该组织委员会提议搞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对此,毛泽东说,仪式要搞,但不必劳师动众,只在西苑机场的小范围内,检阅一下部队,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报个到即可。
  此前,毛泽东在西柏坡听说保定要搞欢迎庆祝会,曾表示:“还是简单的形式为好,场面不要过大,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到全国取得最后胜利时,再组织群众很好地庆祝庆祝。”
  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周恩来当即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要,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周恩来还在电报中专门强调:“不要鸣炮,以军乐团代之。”
  可见,毛泽东不仅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而且敞开着广阔的胸怀。
  对于中共中央迁平沿途的警卫、对空警戒,以及到达北平之后的阅兵及群众庆祝等,北平这边的组织委员会专门开会,进行了严密部署。
  具体的分工是:从唐县到涿州,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州到长辛店,由四野的四十二军负责;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的四十一军负责;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均由刘亚楼负责。
  20日,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克农联名将部署情况电告西柏坡,并建议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涿州后改乘火车。涿州到北平的铁路线可保畅通。
  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之后,于第二天傍晚发出回电:“同意来电所提的各项布置,我们预定24日晚宿涿县,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县等候我们。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是坐汽车还是坐火车,等我们到涿县后再作决定。请你们仍做两种情况的准备。”
  21日,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在香山召开了警卫稽查联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中央社会部工作队队长王范。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社会部便衣队队长高富有、负责香山的郊五分局局长徐守身和负责海淀的郊六分局局长张锋等。
  此次会议决定,以便衣队为主,郊五、郊六分局协助,再加上中央办公厅和驻防西郊的吴烈的部分人员联合建立三个检查站。这三站分设于西直门、海淀镇和青龙桥。同时决定成立颐和园调查组,香山分驻所和颐和园、西苑派出所。
  会议要求以上站所必须在3月23日之前组建完毕。24日,开始领发通行证件,勘察设置通往香山道路警卫的可隐蔽有利地形,并对清华园火车站附近、华北农村实验场(即现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周围和海淀街西口人员构成复杂的居民区探查摸底。24日晚,完成在通往香山、西苑机场的公路沿途,以及重点路口、要害部位和复杂地区的警卫力量部署。
  3月22日,叶剑英、李克农从北平发来电报,确认北平的准备工作及搬迁沿途的交通警戒等工作已经布置就绪,中央机关可以开始搬迁行动。并报告说:“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六十余公里,两个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岔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三个列车,每列车八个车皮。第一列车挂八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八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五个客车和三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
  此电还强调说,如果从长辛店乘汽车到西苑机场,必须从广安门穿过城里到西直门后才能到达飞机场,且城内无好路可走,并增加警卫难度,以乘火车到清华园转去西苑机场为妥。
  周恩来立即复电:“我们预定24日晚去涿州,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
  当天下午,四野政治保卫部部长兼联络部部长钱益民就到了西柏坡,四野来搬迁的车队由他负责。
  钱益民人是到了,可计划中由中央领导人乘坐的20辆吉普车没能在预定时间里到齐。可能是因为路况不好、情况不熟等原因,直到23日凌晨2时20辆吉普车才全部到齐。而搬家用的100辆大卡车直到行将启程仍没有到齐。结果,按原计划行动的一部分机关人员无法按时登车,部分物资器材也不能按时装车。只得临时更改计划,先用吉普车将书记处送走,原定随书记处行动的第一批人员,等卡车到后再行启动。因为预先制订的计划被打乱,杨尚昆说,“搞得手忙脚乱,颇为费劲”。
  3月23日清晨,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上午11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陆定一、胡乔木等坐上11辆车,一起动身向北平进发。
  车队的大概次序是这样:第一辆是带路的警卫车;第二辆中吉普里,是毛泽东和几个警卫战士;接着的第三辆车也是一辆警卫车;第四辆是车队中唯一的一辆小卧车,那是刘少奇的;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和王光美坐在其后的一辆吉普车上;第六辆是中吉普,坐着周恩来和邓颖超;其后是朱德一家;再往后是任弼时一家、陆定一一家、胡乔木一家;第十一辆也就是最后一辆压阵车里,搭载的是叶子龙一家。
  担任小车队沿途警卫的是五辆大卡车,分坐着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
  在阳春三月里,在春意萌动的华北平原上,中央书记处的车队扬起滚滚黄色烟尘,大老远都可以看得见。
  坐在车里的毛泽东仍戴着眼镜、口罩,穿着雨衣。据说,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是防备敌特或被沿途的百姓认出,而是防备一路的风尘。
  车开过郭苏镇不久,第三辆车一个劲儿地摁喇叭,毛泽东当即叫司机停车,并探出头来大声问:“后面的车出了什么事?”
  第三辆车上的一位战士跑过来说:“我们看到后面的车没有跟上来,忙摁了喇叭,肯定有情况,但具体如何还没搞清楚。”
  毛泽东说:“那就等等看。”
  话音未落,从后面跑上来一个战士,站在车窗前敬礼说:“主席,周副主席让我报告,请你等一等。陆定一同志的车翻到土沟里去了。”
  毛泽东即刻下车,连忙问:“怎么样?他们一家还好吧?没有人受伤吧?”
  “报告主席,我只知道这些……”
  毛泽东严肃地点点头,命令警卫员跑步去看看人员情况。
  不一会儿,警卫员跑步回来说:“报告主席,过一个土坎时,车速并不快,并没有人受伤。只是他们一家人都受到了一场惊吓。周副主席请你放心,战士们正准备把车拉上来。”
  毛泽东笑着说:“那就好!”
  这时,周恩来走过来说:“主席,陆定一他们受到了惊吓,是不是趁机休息一下?”
  “我早想下来休息一下子喽!这吉普车倒是跑得快些,可没我们的铁脚板稳当哟!”
  “这里面也有辩证法哦!”
  不久,翻下去的吉普车被年轻的警卫战士合力拉了上来。
  车行途中还有一次险情,就是任弼时的车出了麻烦。他那辆中吉普的车轮卡在了山坡上,熄了火,差一点翻下去。但任弼时并没有惊动毛泽东。从北平选派来的司机技术上很过硬,三下五除二就把车修好了,只是有惊无险。这次险情并没有耽误多少工夫,很快就跟上了大部队。
  这种情况也说明,路况实在糟糕。初春时节,正逢公路翻浆,晚上冰冻,早上开始融化,至中午已是满路泥浆,再加上华北军区的一个汽车团驾驶着美国造的十轮大卡车连日搬运物资,早将简陋的乡村公路碾轧得坑洼不平面目全非。一些大的坑洼,对大卡车并不构成障碍。只要加大油门,就能冲刺而过。可对小车就构成了威胁,即使马力强劲的中吉普有时也很难通过。
  按计划要在天黑之前赶到保定,并在保定宿营。保定当时是河北的省会,各方面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但因道路颠簸行驶困难,车速缓慢,队伍到达唐县附近的淑闾村时,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只得就地宿营。淑闾村原是个兵站,宿营工作很快就绪。
  当晚,毛泽东就睡在村民李大明家用门板搭成的铺上。虽是经一路颠簸,但毛泽东的精神很好,工作了一个通宵。前半夜,毛泽东同村里的干部谈话。后半夜,他坐在一方矮凳上,以搭铺的门板当桌,在一盏油灯的陪伴下,批材料写文章,直到东方既白。多年之后,李大明回忆当年的情景说:“那一天,先来人号了房子,群众把街道和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泼了很多水。屋子里铺上了谷草。当时,并不知道在我家住的是毛主席,后来才知道。江青带着女娃娃李讷住在我家北屋的耳房里。”
  3月24日上午10时,卫士长李银桥才叫醒毛泽东。毛泽东醒来就埋怨李银桥:“我昨天要你9点叫醒我,为什么10点了才叫我?”
  李银桥回答说:“这是周副主席的意思,您一夜没睡,他怕您休息不好,又一路劳顿太过疲劳。”
  毛泽东没再作声。
  车队到保定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车队到达城西门外广场时,在打前站的同志和冀中区党委领导的引导下,向区党委大院开去。路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脸上写满笑意和惊奇。司机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想加速通过。毛泽东马上提醒说:“不要开这么快,尽量慢点。注意不要伤着老百姓。他们高兴看,就满足他们嘛。这说明,我们的老百姓爱憎分明嘛。如果是日本人的汽车或者国民党的汽车,恐怕他们早就躲起来了。”
  车队开进冀中区党委大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走下车。区党委书记林铁疾步上前,与毛泽东紧紧握手:“主席,一路辛苦了,是不是先休息休息?”
  “比长征时轻松多了,用不着休息。你们有什么安排呀?”毛泽东问。
  没等林铁开口,周恩来抢先说道:“主席昨天整晚都没有休息,还是先安排主席休息吃饭,再汇报。不过时间有限,下午3点半必须出发。”
  “我听从周副主席的安排。”林铁说。
  午餐时,毛泽东问林铁:“我们吃的鲤鱼是什么地方的呀?”
  林铁答道:“这是从白洋淀里打来的鱼。白洋淀离保定不远,往东也就是七八十里路程。我们这里大部分的鱼,都是白洋淀产的。”
  毛泽东夹起一筷子鲤鱼肉说:“据说有九条河通向白洋淀,有‘九河下梢’的说法嘛。还有句话叫‘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
  林铁说:“主席真是无所不知啊!”
  毛泽东笑了:“这哪里是我无所不知呀!我也是从书上看来的。从前,我经过保定时,也吃过白洋淀的鱼,可没这条香啊!”
  “目前,不仅能吃到鱼,而且能吃到青菜。城里的饭馆也多起来了。保定虽然是刚刚解放,但变化还是可喜的。”
  毛泽东感慨地说:“战争打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群众吃尽了苦头。我们解放了他们,就要让他们过上平静舒心的日子。先要有饭吃有衣穿,工作就好开展了。”
  饭后,主要是听取林铁的汇报。
  下午3点的时候,区委的人向林铁耳语,刚才毛主席在街上摘下眼镜和口罩,向人群挥手时,被认了出来。一传十,十传百,外面的街道上聚集了几万围观群众。
  公安厅的同志很担心万一出现什么安全事故,无法交代,因此向林铁建议,最好要净街,就是要将围拢的群众驱散开。
  林铁说了保卫人员的意见,毛泽东激动地说:“净街?为什么要净街?无非是怕出事嘛!我看不要紧,看一看会死人吗?”
  周恩来说:“净街岂不是脱离了群众?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像国民党那样做事?街不要净,但要加强警卫,把围观的群众组织好。”为了分散群众的注意力,毛泽东不坐第二辆车,改乘第四辆车。
  下午3点半,车队在欢呼声中继续上路,往涿州驶去。
  当天傍晚,车队抵达涿县县城。但见城门紧闭,警卫上前通报说是中央机关的车队要进城,请把门打开。可持枪守门的哨兵一点也不肯通融,说没有领导的命令,谁来都不能开。有位战士甚至强调说,就是毛主席来了,没有上级的命令也不能开。
  毛泽东坐在车里听得一清二楚,不觉莞尔,笑着摆手道:“不急,咱们先等一等。”
  明明知道是自己人,又不能违反规定。一个哨兵忙跑去找领导。可过了一会儿,他一个人回来了,说没有找到。
  眼看着天就要黑透了,却只能无可奈何坐在车里进不去城。正着急的时候,中央机关打前站的同志和涿县县委的领导来了。大老远就边跑边喊:“快把门打开!打开!让车队进城去!”
  哨兵这才打开城门敬礼放行。
  毛泽东对守城的哨兵说:“小战士很严格啊!”
  但过于严格的检查,却让杨尚昆感觉拖慢了行进的速度。
  周恩来要杨尚昆比中央机关提前一天到北平,好全面检查一下安置工作。可由于出发前,车辆没能按时到达,只得重新安排搬迁次序以及车辆的使用。这样,就使得杨尚昆无法在中央书记处车队出发前,先行动身。眼看快到中午饭了,大卡车仍没有到齐。钱益民说:“你放心走吧,车都在途中呢,该拉的东西一件都落不下。”杨尚昆也觉得再这么拖延下去,就不可能提前赶到北平了,便对钱益民说:“你一定要保证足够的车辆,不然人到了,急需的东西还没到就耽误工作了。”紧接着,他又叮嘱“转移委员会”的诸位同志搞好组织工作。这才拉上伍云甫,匆忙钻进一辆吉普车,避开中央车队从唐县到保定要走的那条路,选择从灵寿北上定县的一条“捷径”。一路上,还不时遇到赶往西柏坡搬家的大卡车,这多少让杨尚昆放下一点心来。
  去保定的路上时不时要接受检查,耽搁了不少时间。到保定已是半夜。杨尚昆本想与负责警卫的四野第二参谋长赵尔陆接上头,可没找到人。想临时找个住的地方,大一点的饭店无不人满为患,竟无安身之处。因为各路人马均在保定中转去北平、天津,早已将保定城内本来就不多的几家饭店挤满了。等杨尚昆他们费劲地找到一家能容身的小客栈时,已是次日凌晨2点钟。
  天一亮,又匆匆赶路。直到中午,吉普车才开进涿州城。杨尚昆找到已被中央任命为天津市市长的黄敬,又叫上李克农专门从北平派过来接应中央车队的中央社会部干部王敬先,一起检查了涿州的警卫、食宿等事宜。按计划,毛泽东率领的中央车队今天要在涿州休息,再坐火车转去北平。
  检查完毕,杨尚昆感觉警卫工作找不出疏漏,但一路走来总觉得过于严格,无形中影响了行进的速度。鉴于刚解放不久,还是安全第一,慢点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杨尚昆等在万毅率领的四野十四兵团四十二军驻地稍做休息,下午仍继续赶路,黄昏时分进入北平城。在城内未做停留,直奔香山驻地而去。当晚,杨尚昆就住在了香山脚下。
  这时,毛泽东人还在涿州。
  毛泽东看完涿州市容后问县委书记王成俊:“涿州素有‘商旅辐辏,货物云集’之说。如今,涿州城内为何这般冷清?”
  王成俊回答:“国民党九十四军在这里驻防时,为了‘防共’,所有的商户都被赶到城东关去,不让商户进城经营。城内的游商也时常受到抓捕,没人敢经商,自然冷清。”
  毛泽东问:“国民党不是被赶走了吗?为什么不让商户迁回来?”
  王成俊回答说:“刚解放,工作千头万绪,我们还没顾得上恢复商户经营的问题。”
  “工作多是事实,但要分清主次,先要恢复老百姓的和平生活。我们总说‘鱼水关系’,可做起来难哟!保定就要好些,能买到东西。”毛泽东说。
  “等主席安全北上之后,我们会尽快恢复县城秩序和集市贸易。”
  “我毛泽东只是‘到此一宿’,好解决。要尽快把市场迁回城里来,方便群众生活才是大问题。”事后,涿州县政府号召商户回迁城内,市场贸易很快繁荣起来。
  3月24日晚,毛泽东等就住在涿州粉子胡同路北的一处院落(今涿州市公安局院内)。
  当晚,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和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乘火车来到涿州,准备接毛泽东进城,并汇报迎接党中央进入香山的具体安排:先在涿州乘火车进北平,经过丰台,最后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在清华园不停留,直接坐汽车去颐和园。预定在中午前后到达颐和园,在那里休息吃饭,再睡个午觉养一养精神。下午,乘车去西苑机场阅兵。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
  此前,叶剑英曾打来电话汇报说,请毛主席和中央首长24日晚乘火车进北平;第二天下午安排了西苑机场阅兵式,并且邀请了各界人士。叶剑英还说:“五大书记同各界人士见面安排在阅兵之前,就算是我们对各界朋友的欢迎吧。”
  毛泽东首肯入城安排之后,周恩来又和叶剑英、滕代远具体研究了何时从涿州出发的问题。考虑到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要赶去西苑机场阅兵,之前还要与民主人士见面。时间上过于紧张,必须尽量提前出发。原定的三列火车编组不变,分别停靠西直门、清华园、前门车站。
  最后,商定的结果由叶剑英、滕代远陪同,于3月25日凌晨2点启程。
  前卫、后卫和专列这三辆列车准时出发。为了安全,涿州到北平的铁路线上只有这三辆车。
  中央首长专列从涿州一路不停,直达清华园。
  在原来的计划中,清华园车站并不是北平之行的重点部位警卫。因为最初准备让毛泽东在前门车站下车,那里当然是警卫重点。但打前站的人员发现,在那几天里,特务在前门似有什么活动,散兵游勇也来往频繁,明显存在不安全因素,随即就改定了清华园。
  当时,清华园车站早已废弃,规模也很小。3月24日夜里,清华园车站已经布置好了几层警卫。
  实际上,与前门火车站相比,清华园车站小,又远在郊外,好警戒。另外,从清华园经停颐和园再去西苑机场,一直往西都是郊区,也比城区好警戒,路途也较近。
  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的前卫车停靠西直门火车站,后卫连带行李车停靠前门。
  为此,清华园和西直门都预先做了警卫部署。
  无疑,警卫的重点在清华园。由中央社会部便衣队负主责,北平市公安局配合,外围由吴烈的二〇七师警戒。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和北平市公安部部长谭政文的主要精力也放在了清华园。他们亲自检查了清华园火车站的部署情况,以他们的专业眼光来看,转了一圈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很满意但没动声色。
  西直门火车站由中央警卫团先期开赴北平的一部分和北平纠察总队负责。
  北平这边都准备好了,可专列并没有按预定的时间到达。为什么晚点,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当时通信不畅,根本不清楚,弄得北平方面干着急。
  李克农和谭政文商量:“既然不知道情况有无变化,又联系不上。清华园、西直门已经放了警卫,只剩前门没做警戒。为了防患于未然,干脆把前门火车站警戒起来。”
  谭政文马上让公安处治安科长朱寄云赶去前门火车站组织现场保卫。
  北平市公安局预备队接到朱寄云的电话通知后,侦讯处副科长闵步瀛、外一分局邢相生以及北平纠察总队二大队队长朱俊斌便带队赶到了前门火车站。
  直到毛泽东按原计划从清华园下车后,前门的警戒才撤掉。
  专列之所以晚点,是因为安全和其他一些原因。正常情况下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仅晚点就晚了近两个小时。到清华园时,天已经大亮了。好在一路上还算平安。
  在专列抵达之前,清华园车站曾多准备了一手。因为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在青岛的基地可以起飞轰炸北平。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清华园准备了一列备用火车。由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调遣。一旦发生空袭,就可以用这列备用火车把毛泽东等领导人载进昌平一带的山区里。
  3月25日一整天,一切都风平浪静。所有的备用方案都没有用上。
  等中央专列停靠在清华园车站时,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即在车站迎接。
  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中共中央抵达北平的消息。
  退居浙江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们的情报系统难道都是一帮饭桶吗?”
  蒋介石很清楚,毛泽东进驻北平就等于宣布他在大陆的彻底失败。据说毛泽东一步一步走下专列的时刻,曾流下热泪,那是喜悦的泪水。他同样清楚,回到30年前他曾经到过的北平,意味着他所领导的共产党在经过无数艰辛之后,即将取代国民党执掌一个大国的政权。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是“进京赶考”,希望不要学李自成,能考个好成绩。
  按照预定计划,由中央社会部便衣队队长高富有带路,毛泽东一行从清华园换乘汽车前往颐和园里的益寿堂休息。
  可益寿堂里,除了几间空屋子,只有几条长凳,还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虽说已是初春天气,但仍然是春寒料峭。那时颐和园里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生火。时间一长,毛泽东发了火:“一早把我们拉到这里,吃没得吃,歇没得歇,事没得事,这是咋个搞法?”
  原来,中央社会部的同志光顾着考虑安全,把颐和园内的工作人员都给清出去了。吃喝这样的基本问题,都必须到园外去解决,很是麻烦。吃的喝的是卫士到外面买来的。行李是从火车站临时取来的。工作人员这才勉强在饭后,拼起木凳铺上被褥,让毛泽东和几位首长权作休息之所。
  对颐和园内的工作人员被赶走,毛泽东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水全抽干了,鱼还怎么游?”
  中午,在香山的杨尚昆接到叶子龙的电话,马上赶往颐和园益寿堂。到益寿堂之后,杨尚昆才发现,这里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到位。但没有休息的周恩来并没有向杨尚昆提毛泽东发火的事。只是要杨尚昆马上到西苑机场去,对阅兵仪式做一次现场检查。杨尚昆即刻驱车赶赴西苑机场。他明白,鉴于颐和园里的现状,西苑机场那边的工作再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此时,四野参谋长、阅兵总指挥刘亚楼,已带领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营列队在停机坪上。杨尚昆带着挑剔的眼光检查巡视了一圈,并没发现什么问题。随后,杨尚昆并没有在机场多做停留,又赶回香山驻地。他是担心香山出现益寿堂的情形,周恩来要他先一步到北平就是要他在中央领导到达之前,将准备工作搞得尽量圆满,他必须仔细再仔细。
  参加西苑机场阅兵的部队是在3月20日接到受阅任务的。最先进入北平的四野四十一军政委莫文骅回忆说,总部通知我们,中央领导同志来北平后,即检阅驻平部队,让我们军的三个英雄团和连以上干部参加。
  训练一开始,大家并不知道是谁来检阅部队,直到阅兵开始前,刘亚楼要大家呼喊“毛主席万岁!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干部战士们才明白,他们是要接受最高领袖的检阅。当时就有人欢呼起来。
  受阅准备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天。因此,从动员到准备,全部简化到最低程度。好在这次阅兵采用的是列队式,而非变换队形的分列式。由于舍弃了操练队形的麻烦,准备起来就容易多了,否则非抓瞎不可。
  莫文骅回忆说:“为了组织好检阅,阅兵总指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同志想预演一下,他对四十一军军长吴克华说:‘吴军长,你来当主席和朱总,我来演习一次向你报告。’吴克华同志连连摆手说:‘哎,不行,不行,我哪能代替主席和朱总呢?’”
  刘亚楼故意板起脸说:“我事前不练习,万一出毛病了,你负得了责吗?”
  吴克华笑答:“好!好!我就扮演一回主席和朱老总。”
  听着两人的对话,现场响起一片笑声。
  可另一件事就没有这么轻松了。检阅即将开始的时候,执行路线警卫的士兵注意上了一个身穿傅部军服、到处闲逛的人。
  战士跟上去,大喊一声:“举起手来!”
  可那位嫌疑人轻松一笑,摊开手,亮出手心里的一张小纸片:“看清楚了,这是我的……证件。”
  “我不管你有什么证件,这里戒严了……你要跟我走一趟!”警卫战士欲上前抓捕。
  “你敢抓我,我毙了你!”那嫌疑人拍着插在腰里的两支短枪低声说。
  士兵犹疑着,是开枪,还是不开枪?
  那人倒不迟疑,当即命令道:“走!带我找你们师长去。”
  士兵一时迷糊起来,这人什么来头?
  士兵将这人带到了师长吴烈面前。
  站在一边的参谋长登时冒了火,你小子真有能耐,竟把便衣队队长高富有给抓来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参谋长厉声喝道:“你是干什么吃的?上岗前一讲再讲,有这个证件的不能抓,你当耳旁风啊?耳朵听不见,你的眼睛也瞎了?不知道他是劳动大学的吗?”
  劳动大学?那可是党中央的代号,士兵知道自己闯祸了。但他嘟囔道,讲是讲了,可谁认识他这证件啊!
  高富有是差点儿被抓,可他手下的几个人却真的被抓了。高富有刚刚在机场入口处恢复便衣行动,一听这事,真是哭笑不得,只得马上去处理。在高富有的“抗议”下,团部又第二次发通知:“劳动大学的统统放行,不许拦阻!”
  这也怪不得,便衣队当时至少有三套衣服,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去吃喝嫖赌的场合穿国民党军官服,遇上查找嫌疑人到老百姓中间就穿礼帽大褂,见自己人又穿回军装。这次在西苑机场执行便衣警卫,就穿了不同的服装。警卫战士不管你穿什么,看你“不顺眼”,管你什么证件,先抓起来再说。
  当时受阅的队列构成是“围三缺一”:南面,四野警卫团的3000多名官兵雄姿英发地挺立在100多辆美国产大卡车上;西面,四野四十一军军部及所辖的一个步兵师,其中有“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北面是炮兵部队。东面敞开了一个缺口,那里是近百名民主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站立的位置。
  下午3时,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站在敞篷吉普车里缓缓驶入西苑机场。下车后,他们先和民主党派人士一一握手问好。由于时间关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无法与民主人士多交谈,只得相约日后再谈。
  这一天,傅作义也到了西苑机场。他没有像2月份去西柏坡那次穿的是军装,而是穿了一件黑大衣,戴了一顶礼帽。毛泽东和傅作义一见面,便单独聊了一会儿。
  天色已慢慢暗下来。周恩来频频看表,临近4点,他高声对大家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来这里欢迎毛主席。天快黑了,先请毛主席检阅部队,以后还有见面交谈的机会。”
  4时,机场上空升起4颗白色信号弹。刘亚楼走上前,向毛泽东报告:阅兵准备完毕,请主席检阅。
  阅兵首先从步兵开始,依次是高射炮兵、坦克兵和骑兵部队。每到一个队列前,领队就高喊“敬礼”,站在队前的干部,便举手向领袖行礼。毛泽东、朱德等举手还礼。
  当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行进到“塔山英雄团”时,刘亚楼特意汇报了这个团的英雄事迹。
  5点45分检阅结束。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与民主人士合影留念后,又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交谈。
  一直到晚上7点多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才从西苑机场返回颐和园景福阁去进晚餐。晚饭后,周恩来又派人把李济深等十几位民主人士接来颐和园与毛泽东畅谈,一直谈到深夜12点仍无结束的迹象。
  正在这时候,给毛泽东开车的司机孙长金突然间肚子疼了起来。他皱着眉头对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说:“我肚子疼得受不了,可不可以去看看病?”
  刘进中感觉已是深夜,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不会再移动了。再说,司机也紧张了一整天,又逢上生病,便同意了司机开车去看病的请求。
  事情偏是这么凑巧,司机前脚刚走,周恩来后脚就进来了,说:“马上备车,去香山。”
  刘进中一听,脑袋就蒙了。他强作镇定地说:“天已经这么晚了,去香山又是荒郊野路,容易出问题。是不是就住在这里不走了?”
  周恩来说:“既然晚了,就不要拖拉,快去备车!”
  这时,毛泽东等人便告别走出来,已经准备上车了。
  刘进中没有办法,又不敢解释,便把毛泽东让进了周恩来的车里。
  毛泽东顺势坐进去,根本不管是不是原先那辆车,他何曾注意过这类小事?
  具体办事的周恩来发现后,质问道:“怎么回事?主席的车呢?”
  到这个时候,由不得刘进中不说。
  周恩来听了刘进中的解释,一句话也没说,转身上车坐在了毛泽东身旁。
  刘进中知道自己惹了祸,就祈祷千万别出什么事。万一出事,那可就成了千古罪人。
  到香山后,周恩来对刘进中一顿狠批:“谁给你的权力?擅自放走了司机和防弹车。你知不知道那是唯一一辆防弹车?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请示报告?出了问题怎么办?你是不是能负责?你不能负责就不要擅自做主!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
  刘进中大气都不敢出。
  周恩来指着刘进中的鼻子教训道:“你错在不执行纪律,有事不及时汇报,自以为是!”
  同一天晚上,另一件事也让周恩来发了火。西苑机场阅兵后的当晚,原计划住在颐和园,但因生活安排不当,才临时决定转去香山。时已半夜,一路上又坑洼不平,车速很慢。王范想让开道车跑快些,以便和首长的车拉开距离,目的是万一遇到地雷或炸弹,就可以避免直接殃及首长。
  可后面车上的司机一是没有理解王范的意图,二是对去香山的道路不熟,黑灯瞎火的,很怕跟丢了,于是就紧盯不放。车速太快,路况又不好,汽车自然颠簸得厉害,让车上的领导同志感觉很不舒服。车队进了香山静宜园东门后,王范请首长们下车,准备换乘吉普车上山。周恩来一下车,就叫住了王范:“你这个王范,究竟要干什么?”
  “没什么,没干什么。”王范一时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
  周恩来就批评开了:“你这开道车,为什么开那么快?就不怕把人颠散了架?”
  “我是担心前面遇到炸弹或地雷,想和后车拉开点距离……”王范有些委屈。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想没想过,后车不认识路,你跑那么快,后车只有拼命追赶,万一出事怎么办?”
  毛泽东这时也走过来说了另外一件事:“你们在沿途布置了那么多岗哨,老百姓怎么走啊?”
  周恩来严厉地说:“你们回去,把今天的警卫工作好好总结一下,明天开会时,我要去听你们的汇报。”
  不一会儿,吉普车开到了双清别墅门前。下了车后,警卫员李德华看见大门上方的四个大字,脱口念成了“双清别野”。毛泽东笑着说:“最后一个字念‘墅’,不念‘野’。按照你的念法,你姓‘李’岂不该念‘木’?”
  一时间,大家都笑了。
  尽管完成警卫任务后,已是深夜,工作队仍按周恩来的指示进行了总结预备会。焦万友回忆说:“当天晚上总结汇报时,我们管的香山那一段没出问题。”这说明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安全问题上,其他问题都先放到了一边。
  第二天,周恩来果然来听警卫总结会。他带来了毛泽东的批评意见。毛泽东说:“去西苑、去香山一路上只见到警卫,一百米一个兵,大煞风景。即使在打仗的时候,也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啊。不管怎么说,现在还会比两军对垒危险?我们没管理过城市,说城内不安全。那好,我们先不进‘大观园’,在郊区过渡一下也好,但是不是有必要搞什么人墙啊?这是不是向支持我们的人民群众示威呀?”
  周恩来指出了需要改进的诸多细节:“人家马车停在路边,你的刺刀对着马。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怕车队一过马惊了,冲撞了车队,但也没必要拿枪对着马呀?用手牵住不就可以了吗?人家铁匠正在打铁,你对着铁匠房的墙。难道人家打造的工具都是凶器吗?他要是坏人,你为什么不在事先就控制住?他要不是坏人,你拿枪对着人家,想没想过人家的感受?光顾着方便工作,想没想过这违背不违背群众路线?人民的领袖是这么进城的?难怪毛主席说,我进城搞得比蒋介石还厉害。”
  最后,周恩来缓和道:“做警卫大家忠心耿耿,但态度不能太生硬,做法也不能太机械。是不是把工作想得再细致一些?既照顾群众的生活,让人家容易接受,别产生反感,又保证安全才好。”
  对于周恩来的批评大家都接受,也没有怎么影响情绪,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出事故就足以值得大家高兴一阵了。如果出点什么事,哪怕是一点小事,就不是批评的问题了,可能就是处分,甚至更严厉的处分。
  总结会后,沿途警卫再也不搞戒严,只放便衣警卫了。
  后来,李克农还就打前站的工作给毛泽东提交了一份总结报告,检讨了工作中的一些疏漏。可对于毛泽东在颐和园发火那一幕,几十年后却有了不同的看法。让人困惑的是,相关记录不论是在官方的记载中,还是在私人的回忆中都付诸阙如,甚至在毛泽东进香山之前,有没有在颐和园停留都存在不同说法。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也是打前站的人员,他说:“毛泽东没住颐和园,直接奔香山了。”
  汪东兴当时在西柏坡押后,他没去颐和园,也没去西苑机场,但他说,他和叶子龙第二天上午去颐和园接上毛泽东之后,才正式住进双清别墅。他的解释是,因为双清别墅的房子还没搞好,毛泽东进北平的第一晚就住在了颐和园。
  与汪东兴同去的叶子龙却说:“连饭都吃不上,怎么住颐和园?”这种反差也太大了,真让人有无所适从之感。
  有人写文章说,颐和园里没吃没喝也没火。
  也有文章说,李克农已经做了安排,是由北京饭店做好了饭,送进颐和园的。这种说法似乎在理,当时大多数高级干部确实都住在北京饭店。只是从北京饭店送饭到颐和园,以当时的保温条件,恐怕饭菜早没热乎气了。
  刚到颐和园没有及时吃上饭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的交通实在不便,从西柏坡到北平差不多用了两天。路途中一切可以从简,但到了北平还没搞好吃住这样的基本问题,难怪毛泽东发火。实际上,没有吃住只是遭到毛泽东批评的一个引子,他要说的重点是“不能做事”。这里也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专列晚了点,没有人知道确切时间,只好什么时候人到,什么时候做饭。饭要现做就难免不及时了。
  颐和园里的资料说,杨尚昆后来游园时说过,“毛泽东曾在颐和园小住过”。
  柳亚子的日记也记载,毛泽东在到北平的当天在颐和园小住。但和民主人士座谈时,说到当晚住没住颐和园的问题,北平公安局的记载是,毛泽东当晚去了双清别墅。据说,李讷睡了一路,第二天早晨醒来还奇怪呢:“怎么不是昨天那个园子了?”这样的说法应该比较准确。
  在中共中央进驻香山之前,李克农就指示社会部便衣队对香山进行了彻底清查。李克农说:“香山驻地那里,要保证绝对安全,至少放上30人。无关人员特别是那些流浪人员,都要全部清出去。香山慈幼院搬家,东北野战军撤出来,其他单位全搬走。至于西直门到香山沿线怎么保证首长安全,你们自己想办法。基本一点,不能少于100人。”
  这一批人,按照自身的特长,分别装扮成小商小贩、人力车夫、修车补鞋匠,等等。比如,在香山买卖街与北上坡的交叉路口、颐和园东宫门外等处还设置了卖花生、卖香烟的摊点,在青龙桥开了一个布店,在海淀黄庄路口开了一个修理自行车铺……另外,颐和园牌楼那里有户商家,占据的位置很重要。如果在那里搞个点,放上守卫,监视来往人员与车辆可以事半功倍。但那家孤老太太卖的是花生,不好派人进去。高富有精心思考一番之后,有了一个主意,就从便衣队挑了个小战士,动员他去给老太太当了干儿子。
  从西直门到香山,除了固定的便衣警卫,又划分了分工负责的警卫区域。大致的情况是:一区队负责颐和园东宫门至香山,二区队负责白石桥至颐和园东宫门,三区队负责西直门至白石桥。由于西直门到白石桥的距离较短,派不下那么多人。余下的同志就被抽出来去负责新北京(今万寿路一带)、八大处至香山的警卫工作。西直门以内的路线警卫就由北平警备区纠察总队负责了。
  高富有回忆说,国民党特务曾在去香山的路上放置了不少三角钉,便衣队的人经常巡查,发现可疑立即清除。
  当然便衣队是在暗处,在明处的则是二〇七师公开的武装警卫和西郊公安分局沿线各分驻所、派出所的外围警卫。
  李克农前往北平打前站的时候,周恩来给杨尚昆介绍了两个专家,一个是扫雷的行家里手,一个是搞无线电的高手。杨尚昆当时就安排两人找李克农报到。之后,这两人就随李克农到了北平。不仅在香山指导扫雷、探查并清除窃听装置,而且在需要的地方指导相关工作。
  3月14日下午,中央社会部便衣队侦察分队在高富有、焦万有带领下,从青龙桥驻地上了香山。从15日上午开始,工兵用扫雷器在毛泽东将要住的双清别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将要住的来青轩等驻地及其附近的沟沟坎坎,连续三天进行了多次地毯式探查。结果只发现一颗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并没有发现地雷等爆炸物。就是这颗手榴弹也不可能是什么人有意放置的,最大的可能是国民党军队从香山撤进北平城内时偶然丢掉的。在确认没有任何隐患之后,侦察分队即将香山驻地转交便衣保卫队一区队,再由他们和警卫部队联络布岗看守。
  与检查香山驻地的安全问题同时,交通问题也凸显出来。范离、邓洁等打前站的同志从西直门一路勘察到香山,发现并没有正规的公路。汽车更不可能开上香山。香山虽然不高,也便于防空和警卫,但从山下到半山腰的驻地院落,仍有些偏高。情况报到李克农处,李克农还专门跑去看了一趟。李克农发现,从山下爬到半山腰,对民主党派里那些年纪稍长的人来说,至少要花费半个小时,不方便处显而易见。
  后经协商、协调,四野立即派出了一个工兵连,花了20天的时间,终于赶修出一条山间公路。这样,吉普车从山脚下可以直上双清别墅。香山上的这条路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之前修建的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公路。
  路修好了,可中央办公厅没有一辆可用的吉普车。香山驻地在城外,要到城里去办事没有车肯定不行。这可难坏了交通科长王敬先。难题反映给杨尚昆,杨尚昆便跑到四野政治部找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萧向荣。
  萧向荣一见杨尚昆就笑着打趣道:“你这位大管家,又有什么事啊?”
  “你说我是大管家,可我两手空空,哪有你们四野财大气粗,我找你没别的事,就是化缘来了!”杨尚昆笑着回应。
  “这要感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说,你又看上啥了?”
  “听说你们四野缴获了近200辆小汽车?”杨尚昆试探着问。
  “确实有这么回事,但如果四野的每个团长都配一辆,你说还能剩下几辆?”萧向荣一本正经地说。
  “你别给我打哈哈,这些团长进关之前都配上了。我说的是,仅平津战役缴获的就有200辆。毛主席、朱老总都上了香山,那么大一个机关没有车,不要说工作,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行?”杨尚昆诉起了苦。
  “你要我就得给?”萧向荣乐了。
  “你给留20辆行不?”杨尚昆知道有门儿。
  “你开口了,我哪敢不给?”
  这20辆车确实大大缓解了城内到香山的交通问题。
  说起来,在香山最早进行的是对特务和驻留香山人员的清理,以及对房子的修缮。
  早在2月5日,李克农就发出指示:“由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尚山羽等组成中央社会部工作队立即去北平西郊,为党中央打前站。”
  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到西郊之后,在北平市公安局刑侦处的配合下,先开展了社会摸底调查,主要目的是肃清西郊一带的特务。在获得足够的情报之后,通过对已捕获的两名特务的复审打开缺口,搞清了特务人员的构成和组织活动情况,并逐一进行登记,将其中的主要角色送往公安局的清河大队接受改造。
  当时的双清别墅虽然大的格局还保存完好,但中央工作队到香山时,却发现双清别墅被二百多名保定的流亡学生散住着。双清别墅往西上去不远的香山寺,则被一些东北的流亡学生占住。另外,香山慈幼院也有一部分留守人员。中央机关要住进来,就必须动员这些人迁出去。
  负责这个工作的是北平市军管会的西北区。当时的北平市军管会共有五个区,除了在青龙桥的西北区,还有在长辛店的西南区,在黄村的东南区,在通州的东北区,在丰台的丰台区。
  西北区的冯挚曾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就派他去劝说保定学生回家。这一任务完成后,冯挚才知道香山将要作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
  而负责香山房屋修缮的是中央统战部交际处的齐吉树。北平刚刚和平解放的时候,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交代交际处长金城,要他带两个人去北平处理房子。金城告诉齐吉树说:“香山双清别墅的房子准备给毛主席住,你去看看怎么处理。”
  齐吉树到了双清别墅,根本不用走进去,在外面看整体上已是破败不堪。整个院子铺满枯枝败叶,池子里没有一点水,所有的房子只剩了一个空壳子。走进房架子中,只见墙皮斑驳,地面凹凸不平,电灯泡电灯线全无踪影。如果不大修,根本无法住人。
  修缮双清别墅的事,由八大处检查站站长兼派出所所长孙仲元负责组织了一支民工建筑队。为防万一,孙仲元安排了几个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在建筑队里当了小工,主要是执行监视任务,怕放置炸弹什么的,当然这几位战士是化过装的。
  第一步并没有修房子,而是先修建好了别墅四面的围墙。晚上,就在围墙四面派上了岗哨,以防止散兵游勇窜进来搞些什么事。
  修缮工作连轴干了十来天,终告完成。随后,修缮好的双清别墅就交给了中直机关管理处。
  等毛泽东住进双清别墅的时候,可以说一切都准备就绪。
  当年的别墅院子里,还有两股碗口大的清泉汩汩上涌。据说早年间,喜欢写诗题字的乾隆皇帝在泉边石崖上题有“双清”二字。这也是“双清别墅”之名的由来。可几十年后,这两股泉水早已干涸,院内小池塘的水也是从别处引来,只余“双清”的虚名了。
  毛泽东那天晚上走进双清别墅的大门,是在午夜之后,斑驳的月影正被那盈盈的一池清泉鼓荡着,池边的六角凉亭将倒影映进泉池之中。松柏静立,树影如墨。整个静寂的院子在沉沉的夜色之中生机隐然。
  毛泽东默然片刻,脱口而出:“这个院子可比我们在西柏坡的院子有意境多了。”可以说,甫一入住,毛泽东就喜欢上了这里。这里有山有水,可走可坐甚而可卧。尤其是环境清幽,可想可望甚而可冥思。游走于山水间,可超然物外,只是这样的时刻少之又少。轻坐于凉亭之中,又可读书看报谈心。有妻女陪伴,又可尽享家庭之欢。有朋友往来,又可承接厚谊之情……
  可香山并不总是风平浪静,就在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不久,曾发生过傅作义警卫团的两个营冲击香山事件(另一个营没有参加)。为了保密,中央临时驻地对外称劳动大学招待处,简称“劳大”。“劳大”这两个字传来传去,竟被传成了“老大”。这样的误传,虽然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却引起傅作义留守部队的注意,他们感觉那里会是一个重要机关,至于到底是什么机关他们并不清楚。因为心中有些不满,便有了去香山闯一闯的念头。当然,他们也清楚不可太过分,否则事情可能无法收拾。因此,这些人没有带武器便跑去香山闹事。呼啦啦几百号人上了香山,一次不行又来了几次。
  周恩来觉得这么下去,早晚会闹出事来,便火急火燎地找到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没有一个字的寒暄,直奔主题:“赶快调一支部队去香山执行紧急任务。”
  “出了什么事?”聂荣臻有些纳闷。
  “傅作义的两个警卫营徒手冲击香山。”
  聂荣臻埋怨道:“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我们尊重他的意见,给他留下一个加强团保护他的安全,他倒好,手下人居然跑到香山示威去了。”
  聂荣臻当即对作战训练处处长唐永健说:“你带一个团去处理,行动要快。”
  时已傍晚,闹事的官兵已回到在翠微路的兵营,正准备吃晚饭。唐永健坐上吉普车,带着一个团的警卫部队悄悄将其包围了起来,并占领了兵营外的制高点。
  唐永健的吉普车直开进兵营,走进指挥所,找来我方的几位党代表,告知说:“外面已经布置好,你们分头去工作,说服他们放下武器,双方就握手言和,否则……”
  约三个小时后,那两个营的士兵同意放下武器。
  唐永健从值班参谋那里查到这个团指挥官在城内的住址,又跑到六部口,找到北平卫戍区纠察总队参谋长李青川。由李青川出面将三个团级军官“请”进了拘留所。
  没费一枪一弹,事情就解决了。
  直到凌晨,唐永健才返回华北军区在庆王府的司令部。
  其间,周恩来几次来电话询问。聂荣臻也着急得难以入睡,唐永健回来时敲了敲聂荣臻的窗户,问了句:“司令员睡了吗?”
  聂荣臻在里面说:“你不回来,我哪睡得着?”紧接着又问一句,“情况怎么样?”
  “都解决了!我回来的时候,又拐了个弯儿,让纠察总队把这个加强团的三个头头给抓起来了。”
  “周副主席知道吗?”
  “他不知道。我想应该抓,兵营那边的事解决得很干脆。如果没有他们撑腰,士兵们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去冲击香山。”既然已经抓起来了,聂荣臻就没有再说什么。
  但经聂荣臻提醒,唐永健觉得擅自抓了人,尤其是北平和平功臣傅作义的人,如果抓错了可能要犯政策性错误,有必要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听唐永健说了情况,很痛快地表态:“抓起来好,这样就更主动了。看看傅作义会有什么动作。”
  周恩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已经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行就武力解决,以绝后患。如今和平解决了,岂不更好?
  第二天一大早,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知道缴枪事件后,也让作训处顺便把他那里的一个半连的傅部士兵的武器缴掉了。
  虽说是“香山事件”圆满解决了,但唐永健许多年后回忆起来仍觉后怕。因为行动匆忙,那一团的士兵被缴械后,并没有被分散处理或者控制起来。也许是事出突然,士兵们被震慑住了,再没有冲出兵营。如果这一个团的士兵跑出去,即使手无寸铁,也会弄出点乱子,那可就难收拾了。好在平安无事。
  第二天,傅作义才知道自己的警卫团几乎被一锅端,只剩下不多的随身卫队。他大发脾气,气鼓鼓地找到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拍起了桌子。
  叶剑英并不知道昨天晚上的事,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得好言相劝,将傅作义送出门了事。
  上午10点,傅作义的政治秘书王克俊又找到了华北军区。聂荣臻和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司令部作训处长唐永健一起接待了这位打上门来的客人。
  “你们共产党人不执行签订的和平协议,口口声声说一定会保证傅先生的安全,却偷偷摸摸地解决了他的警卫团。你们就是这样保护傅先生的安全的?这是不讲信义,过河拆桥!”王克俊气不打一处来。
  “你先别急,咱们慢慢谈。”蔡树藩先说了话。
  “枪都下了,警卫团团长也被抓起来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有什么好谈的?”王克俊噌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傅先生几十万军队都交出来了,决不会在乎一团一营的得失。他是保护北平的功臣,我也是和谈的参加者,我们决不会亏待他。但他的手下闹出事来,他也不会不管。至于他的安全,你尽可一百个放心。”聂荣臻心平气和地说。
  “傅先生留下全副武装的初衷,无非是保证他自己的安全……”
  “这话没错,但既然如此,那你们又为什么非要解除他的警卫团的武装?”王克俊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如果是这样,傅先生的安全还有什么保障?”
  “说句实话,如何保证傅先生的安全,我们的考虑不比你们少,”唐永健说,“你想过没有,如果傅作义将军在我们这里出了事故,说明白点,如果他在和平解放的北平城,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暗杀,那将意味着什么?更不要说,这一点被蒋介石利用,到处造谣说共产党请他起义是骗局,对后面的战局会有什么影响?你也是军人不用我多说吧?”
  王克俊说:“话是这么说,但现在何曾不会给人以口实?”
  “你可以这么想,但不能说傅先生不知晓目前的情况。他即使对冲击香山一事毫不知情,也不会不知道自己部下的情绪吧。就说他自己,是不是也有一点怨气呢?这也是他的部下为什么敢接二连三冲击香山的原因所在。傅部的纪律是很严明的,在北平百姓中有很好的口碑。那么,现在呢?在他不能约束部下的时候,总得有人出面处理问题吧?”聂荣臻一针见血地说。
  “从另一方面来说,谁又能保证警卫团中没有人会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去暗杀傅先生呢?”唐永健适时地问道。
  “就目前来说,我不能保证。”王克俊说。
  “我们并不是有意为难傅先生。从保证傅先生的安全出发,是不是这样做更好?你可以回去和傅先生商量,挑选出三五十名最可靠最精干的士兵,就是那种给多少钱也买不动的人。如何装备这些人,你们商量。定下来之后,剩余的武器就要全部上缴,你觉得如何?”
  王克俊铁青着的脸松弛了一些,但未置可否。也许,他难以作决定,必须回去向傅作义汇报。
  傅作义听了王克俊的汇报,虽是怒气难消,但也只得如此了。傅作义亲自挑选了三十五名贴身卫士,每人配备三件长短武器:卡宾枪、驳壳枪和左轮手枪。
  同一天,十九兵团派出两个师级干部去接收了傅作义警卫团的营地。后来,参与“香山事件”中的那两个营,交由华北补训兵团,拆散后进行了重新组合。
  而没参与闹事的另一个营的军官,有一部分被送到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都提升了职务。
  被抓起来的那三个团职干部,并没有受什么处分,很快就恢复了自由。
  实际上,有没有这次的冲击香山事件,北平城内到香山沿线都是警卫工作的重点。而作为中央临时驻地的香山更是重中之重。这从中央警备团将团部设在香山卧佛寺,就可明了。
  为了协调警卫工作,在4月初,由李克农主持召开了所有相关部门参加的警卫工作专门会议,研究布防和各部门的相互协调,以及彼此应负的责任等。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西郊治安会议”。
  这次会议的地点在颐和园,召开的具体日期是在4月7日。参加会议的有北平警备司令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北平公安总队、北平纠察总队、中央警备团、华北军区、北平市政府、二〇七师等9个单位的领导同志。
  与会者就香山中央临时驻地和西山中央军委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如警卫任务的分工、香山地区的防空、武装警卫、颐和园是否开放等几个问题,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组成了“西郊治安委员会”这样的专门机构。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是汪东兴,副主任是吴烈。
  仅仅两天之后,“西郊治安委员会”就在香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对上次会议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分工,大致如下:
  1.中央领导同志的随身警卫、卫士选派仍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负责。
  2.香山公园的控制和内部警卫由中央警备团负责。
  3.由二〇七师派出两个团6个营的兵力,负责从香山经青龙桥、海淀、西直门到城内和中南海的路线警卫,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行车途中安全。
  4.华北军区高炮二团一营三个连的12门高炮和12挺高射机枪,保卫香山上空,以防敌机袭扰。
  5.北平市公安局负责香山周围的控制和香山至颐和园、西直门的便衣警卫。
  会后,在经过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掌握居民情况和匪特活动规律的基础上,社会部和警卫部队等单位对所有的警卫区域进行了大规模排查,清除了大量炸药、手榴弹和各种武器弹药,包括一些危险品。
  同时,由于警卫范围越扩越大,警卫工作迅速增长,急需与北平市公安系统进行统筹考虑。因此,中央军委与相关部门一起作出了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由二〇七师师长吴烈担任。原二〇七师改称公安中央纵队一师,主要担负中央领导、中央机关、各国使馆的警卫任务。
  公安中央纵队二师,则在原中央警备团的基础上扩编而成。它主要担负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各部委办的安全警卫工作。
  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几个月里,曾在此会见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以及部分国民党起义将领。
  每逢民主人士上山,毛泽东必让司机开着自己的越野吉普去接。起初,民主人士误以为是对他们的司机不信任,老大不高兴。直至坐车爬过香山慈幼院后门往上的那一段陡坡后,他们才明白,一般的小汽车根本爬不过那段陡坡。这才心中释然,感觉毛泽东真是尊重人,临走又一再向毛泽东道谢。
  有一次,司徒美堂老人来,因他不能坐汽车,毛泽东叫警卫员用他的藤躺椅绑上两根长木柱,做成了一顶人工轿子,抬着老人上山下山。
  3月底,中央机关的搬迁和在北平的安顿工作大体告一段落。
  与毛泽东常住香山不同,周恩来则常常往返于香山和六国饭店、北京饭店之间,与在六国饭店的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和谈,与在北京饭店的党内同志们商量工作。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香山发布了解放全中国的命令。
  直到6月份,毛泽东进城办公的日子才逐渐多起来。但在那个时候,只是在下午进中南海办公,午夜12点左右,仍回双清别墅休息。6月份,北平的社会秩序已逐步好转。
  那么,毛泽东何时离开香山住进了中南海?相关的说法,多种多样。有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的说法。
  据汪东兴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是在6月到中南海办公的,但晚上仍回香山休息。这是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为什么非要来回奔波?是因为毛泽东嫌在中南海来找的人太多,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思考重要问题。
  说到底,这么来回奔波并不是长久之计。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曾说:“两头跑太耽误时间,到9月政协一次会议前夕,毛泽东才(离开香山)一去不复返。”
  对于毛泽东正式离开香山的时间,大多数人倾向于9月。
  毛泽东离开双清别墅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那里一直是禁区。抗美援朝期间,因为担心美国飞机的轰炸,中央仍在香山办公。香山作为公园对外开放,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了。
  周恩来总理曾指示香山公园一定要保护好香山上的革命遗迹。
  “文化大革命”之中,北京市把双清别墅拆了,本想重修一下。为此,北京市“革委会”通过汪东兴去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说:“修它干什么?”
  汪东兴说:“北京市把它拆掉了,想再修。”
  “拆就拆了吧,不用再修。”毛泽东说。
  就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说的一句话,被拆掉的双清别墅一直没有重修。直到1974年北京市拨出修建专款,才又按原样恢复了双清别墅。而供人参观已经是1987年的事情。
  后来作为中共中央驻地的中南海,是周恩来布置打前站的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行政处长周子健、交际处第一处长申伯纯和交际处第二处长金城四人去接收的。他们四人是在日,拿着周恩来的手令,坐着卡车从西柏坡赶到北平的。
  他们走后不久,周恩来又赶在他们之前给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发了一封电报。原来,周恩来想起自己忽略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只笼统地交代他们先去北平筹备新政协,并为中央“大搬家”做好物质上的准备,却忘了交代应重点接收什么地方。这封电报就是要他们尽快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管起来。后来这两处地方都派上了用场,一处为政协会场,一处为政协代表的下榻之地。
  齐燕铭他们刚到北平,就赶上了北平入城式。叶剑英听说齐燕铭他们来了,马上给他们打了一个电话:“你们来得太巧了,今天上午要举行入城式。我们正愁没有中央的代表呢,你们四个人到了,那就代表中央参加入城式吧。我这里还有一封周副主席要我转给你们的电报呢,正好交给你们。”
  正是在举行入城式的前门箭楼上,叶剑英将周恩来的电报交给了齐燕铭。当时,北京饭店已经有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住进去了,主要就是中南海了。
  当时,入城的部队和各类机关都在号房子,找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尽管中南海的房子多达两千多间,但中南海一直空着,大家仿佛有一种默契,没有人去打中南海的主意。
  齐燕铭当即向也在箭楼上参加入城式的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打听中南海的情况。
  程子华说:“我这里主要负责城内的名胜古迹,大的公共建筑以及仓库物资一类的接收守卫,比如北海、故宫等。至于中南海那边,应该是纠察总队去接收,他们负责接收军事机关。你去问问纠察总队司令员张明河,他应该清楚。”
  “中南海应该属于名胜古迹啊,怎么成了军事机关?”齐燕铭问。
  “按道理说是这样,但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南海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我们的部队打下丰台之后,原在丰台的傅作义司令部就搬进了中南海。中南海就变成了重要的军事机关。”程子华回答。
  实际上,北平市纠察总队执行的就是国民党宪兵的任务,即对军事单位实行监督,当然也包括对国民党军事机关的接管。
  那么,为什么不沿用“宪兵”这个名称呢?是因为国民党宪兵无恶不作,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搞宪兵,宪兵叫国民党搞臭掉了。”这意思很明确,就是要与国民党区别开来。可不搞宪兵却要执行宪兵的任务,就必须用一个新的名字,所以就有了纠察总队这样的称呼。
  而北平纠察总队成立的时间要上推到1948年12月中旬。当时,叶剑英把华北军政大学步兵学校的政委张明河找去说:“我要当北平市长了,你来当北平的纠察司令员怎么样?”叶剑英当时兼着华北军政大学的校长,而张明河所在的步兵学校就隶属于华北军政大学。叶剑英认为没有人比张明河更适合这个新职位。因为他太熟悉自己的这个部下了。他的优势是,不仅在北平干过地下工作,而且在北平上过学。1932年和1933年,张明河曾当过北平东城区委的组织部长,就住在北京大学红楼附近。一句话,他这个人熟悉北平。更为关键的是,他有战斗经验。凭他的学识和经历,叶剑英认定把北平的纠察工作交给他,是可以放心的。
  以后的事实也说明了叶剑英的知人善任。交代任务的时候,叶剑英说:“你们纠察总队进城也就3个月的任务,任务完成,你想去哪儿我决不拦着。”等张明河带着纠察总队刚完成进城搜捕的任务,正碰上罗瑞卿就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知道张明河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非要留他担任北平市公安局副局长不可。
  对于北平纠察总队的成立,总队参谋长李青川说:“这是党中央临时决定的。”既然是临时决定,最好是整建制改建。叶剑英交代张明河说:“军委决定立即把步兵学校全体人员改编为平津卫戍区第一和第二两个纠察总队。校长赵再生带第二纠察总队进驻天津,你张明河带第一纠察总队进驻北平。在北平没解放之前,你们先去良乡开始办公,并执行纠察任务,以便尽快熟悉情况。”
  步兵学校的学员都是排以上的干部,还有一些是连一级的干部,将来放到部队去,那都有提升的可能。可军委一道命令,这些人就都成了兵了。愣没有人说出一个“不”字。
  北平市纠察总队还没进城的时候,叶剑英就叫张明河先给总队之下的两个大队分配好了区域和任务。
  二大队守城外,一大队管城内。一大队有八个队,张明河完全按照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宪兵十九团的布置来分配他手下的队伍。因为宪兵十九团在城内的每条街道上都派有分遣队并有联络电话,这样的分配很合理,何必再另起炉灶呢。
  张明河向叶剑英汇报时,叶剑英说,对于所有有利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有效地好好利用,这也是事半功倍的办法。叶剑英强调说:“你们一进城,就要记着先把中南海控制起来。”
  “中南海是人家傅部的司令部,当然是重中之重,”张明河说,“我们有一个原则,凡是人家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地方我们都要控制起来,并保证要比他们控制得更好。”
  张明河不光是嘴上说重视中南海,行动上也是如此。他把纠察总队部就放在了紧挨中南海西边的府右街南口顶头上的一栋房子里。
  中南海在西城管界内。按照事先的分工,属于一大队二队的管辖范围。
  一大队大队长吕展从张明河那里接受指令后,即命令二队副指导员李光带着一个班以战斗姿态从中南海西门进去,把中南海警卫起来。可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中南海将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
  1月31日进城的当天,李光就带着一个班闯进了中南海。
  走进中南海的时候已近傍晚。虽然傅部已按照和平协议撤往城外,中南海里早是一片狼藉,但傅作义的总部机关还留在里面。李光通过门岗找到了傅部卫兵室的领班说:“我们的人已经进来了,准备接收中南海。”
  领班颇感为难,和平接收的事他也知道,但他说:“我们同意你们接收,可我们现在还出不去。今天交给你们确实有困难。”
  天已慢慢黑下来,如果交接不能马上完成,双方势必住在一起。因为双方都全副武装,谁也无法保证不出状况。万一擦枪走火,事情就不好收拾了。考虑到这种状况,李光追问:“这么说来,你们什么时候能交?”
  “明天一早交怎么样?”领班回答。李光判断人家并没有借故拖延的意思,于是说:“我要请示一下,再作决定。”
  李光电话请示吕展,可吕展不敢独自作决定,他又请示了张明河。张明河同意推迟到第二天早晨再接收,但一定还要敲定具体时间。
  双方商量好之后,李光就带着一个班回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光就带着原班人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中南海西门。
  看起来,傅部人士还是挺守信用的,也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傅作义的一个辎重营并没有趁着夜色的掩护,将中南海的东西偷运出去,一大溜满载的卡车正等着交接后出发。
  李光上前说:“中南海里的东西,没有命令,一草一木也不许往外运。你们想装运走的东西必须全部留下,然后空车离开。”
  辎重营营长马上出来交涉:“车上都是总务处的东西,是我们进中南海之前带进来的,并不是中南海原有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装好车等你们,就是想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好放行。要不就耽误交接了。”
  李光说:“不是我不放行,这都是有规定的。你们也是军人,我们都要服从命令。你们空车走,我一概不管。可你们要拉走这么多东西,我不能同意。”
  “已经装好了,一大早上哪去找人再卸下来?你高抬贵手,我们不就过去了。”那营长说。
  李光说:“只要你们征得我们上级的允许,你愿意带走多少东西都随便。我决不为难你们。如果你们没有获得同意,那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只能空车离开。”
  那营长见李光不可能通融,便怏怏地走了。时间不长,他们就空车离开了中南海。
  李光随即在中南海的几个门放上岗哨。对中南海的接收,说简单也简单,不过是在原来的位置上,换上自己的人,再派出巡逻队而已。
  齐燕铭问过程子华之后,没等入城式结束,就去找了张明河。这离纠察总队接收中南海还不到三天。
  张明河与齐燕铭是老朋友了。当年在北平,两人就是相熟的地下党员。
  齐燕铭在这个时候来找他张明河,绝不会是来叙旧的。
  果然,齐燕铭一开口便说:“老张,今天我要请你办件大事。”
  “嗬!什么大事,这么神秘?”张明河笑了。
  “请我到全聚德吃一顿烤鸭,怎么样?”齐燕铭一本正经地说。
  “啊?这就是你说的大事?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嘛!”张明河哈哈大笑。
  “小事?那可不许反悔……”
  “我答应你的事,什么时候反悔过?不过,你是有名的美食家,为什么要我请你?”
  齐燕铭没接着说下去,突然转了话题:“你在中南海驻了多少部队?”
  “狐狸露出尾巴了吧?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军事机密?”张明河故意卖了个关子后,如实回答,“刚开始派去一个班,现在也就一个连的兵力。”张明河知道齐燕铭是带着使命来的,对他用不着保密。
  “你为什么不住?”齐燕铭反问。
  “我?我官太小。可住不了那么大个地方。”
  “还挺有自知之明嘛,”齐燕铭说,“我今天来就是要接收中南海,你的部队归我管,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办。”
  “哼!我的部队归你管?你的玩笑是不是开大了?我们可是两个系统,你在地方,我在军队。谁给你指挥我们部队的权力?”
  “没有人给我这个权力,但你知道谁要来住?”齐燕铭轻轻地说。
  “谁?”
  “李得胜!”这李得胜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啊!怪不得,你那么牛气!”
  齐燕铭得意地笑了。可张明河下面的一番话让齐燕铭皱起了眉头:“毛泽东要住中南海,目前可不行。”
  “为什么?”齐燕铭问。
  “据说自从清朝到现在,中南海就没清理过,光垃圾都堆成了山,哪有办法住呀!”张明河说。
  “没办法,想办法也得住!”齐燕铭说。
  “如果一定要住,那也必须清理以后才行啊,”张明河说,“不光要清理垃圾,连水里也要清理。先不说水里有没有炸弹,就是夏天到了也不卫生嘛。”
  听张明河这么一说,齐燕铭想了一会儿说:“这么说起来,清理工作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呢,起码得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吧?至于怎么办,我得给彭真打个报告,请他出面安排。”齐燕铭嘴上说,张明河的部队要听他的,可齐燕铭和张明河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要动用张明河的部队,必须经过北平市委,也就是要市委书记彭真下命令。
  齐燕铭向彭真报告了情况之后,彭真就打电话给张明河说:“你找部队把中南海和北海挖一挖。”
  事情是这么说,但部队刚刚进城,接收、搜捕等任务还没有完成,哪有力量去清理、开挖中南海。
  到4月初,各方面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中央办公厅开始接管中南海,并成立了中南海管理处。这个处的处长由中央社会部行政处处长周子健担任。
  3月29日,周恩来通知杨尚昆,南京的和平谈判代表团4月1日抵北平,他们仍住以前住过的六国饭店,谈判地点定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可当时,中共方面的和平代表还没法住进中南海,只好住在北京饭店。
  鉴于这种状况,周子健急着要准备执行清扫计划。
  北平纠察总队在中南海的任务已经完成,就开始集中力量清挖中南海。同时,中央警卫团专门抽了一个营到中南海,华北军区也派来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他们一起夜以继日地往外拉运中南海的淤泥。
  四十多年后,参加过挖中南海的山西农村兵王茂春说:“我活那么久就没受过那个累,原本40天的任务,结果为了赶在‘五一’前完成,20天就完工了。”
  当时正值4月中旬,水虽被抽干了,但中南海里的淤泥,不仅凉得很,而且挖起来也费力得很。战士们连双胶鞋都没有,光着脚就下去了。有的战士不小心碰伤了,仍不管不顾,也不知道包扎处理,照挖不误。这样,不知不觉就感染了。这时候再被催促着去治疗,就有几个战士的腿不得不锯掉了,落下了终身残疾。
  到“五一”,中南海的清挖工作结束了。同时,北平的市容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大为改观。
  于是,叶剑英就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和毛泽东迁入中南海。
  报告递上去几天之后,叶剑英见没有一点动静,就跑去双清别墅催问。
  叶剑英走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不搬,这不是要我做皇帝吗?我说不搬,他仍坚持搬。这个剑英真固执!”
  “不过,他说这里没有围墙,警卫工作不好做,确是实情。我们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恩来笑着劝说。
  “这可是原则问题!”毛泽东坚持不让步。
  毛泽东之所以不让步,是因为在进城之前,毛泽东号召全党读一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并提醒全党“戒骄戒躁”,切不可重蹈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因为骄傲导致最后失败的覆辙。
  但周恩来非常希望毛泽东尽快搬进中南海,一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中南海四周的高墙可做天然屏障,而香山就没有这个优势。二是节省警力。毛泽东进出香山必须先做好警卫工作,从香山到中南海这么长的距离,势必要多投入警力。尤其是毛泽东的行动有时随意性很大,警力就要随之更动。三是减少来回奔波的时间。四是中央机关集中于中南海有利于工作。
  最后还是由政治局讨论作出决议,毛泽东又一次服从了多数人的决定。另有说法认为,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搬进中南海,是因为毛泽东不愿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大兴土木为党中央建办公地。
  据汪东兴当时的警卫报告记载,从6月15日后,警卫工作的重心由香山转移到中南海方面。这意味着日,也就是政协筹备会召开的日子,应该是毛泽东住进中南海的日子。对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也有相关记载。
  当年就在纠察总队工作,后来担任过北平市公安局公安总队参谋长的李明回忆说:“纠察总队在中南海守了半年,大约6月份撤出来的。那时,中南海里已经准备开政协筹备会了。中央警卫团派了几个连队接替纠察总队的中南海防区。党中央基本上从香山搬到了中南海办公。但是,毛泽东这时并没有长住中南海,而是办完公后回香山等地,直到中南海挖过,又把所有的水面扫过雷以后,他才算正式住进了中南海。”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说:“(毛主席)进城后,歇息在中南海丰泽园一个小院的平房里。政协筹备会安排就绪后,同志们鉴于敌机经常骚扰,建议毛主席仍回香山去,那里比较安全、宁静。但毛主席不同意,说他不回香山去,而且就要住在他当时休息的地方,不再搬迁。这样,丰泽园就成了他办公、住宿、开会与接见来宾的地方。”
  丰泽园原是周恩来进京后的临时居处,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后,周恩来比较各处房屋,感觉还是丰泽园综合条件好些,便请毛泽东住进,自己则搬到了西花厅。
  随后,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和中央机关也陆续迁进了中南海。
  中国共产党的首脑及其核心机关进驻北平城中心的中南海,表明中共中央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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