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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江河湖海”才是“奇迹”的真正原因。这是一个发生在“水塘”里的由“江河湖海”创造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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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突飞猛进近年来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所谓金砖四国“BRIC”，亦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几个曾经在世界经济上比较不起眼的大国，近几年令人刮目相看。中国的GDP年增长更是超过了10%。于是“中国奇迹”之美誉也不胫而走。这样的赞誉是不过分的，但是，受到赞誉的对象可能不完全正确。其实，“中国奇迹”实际上是发生在中国的“西方奇迹”。
一个普遍的现象，亦即所有发生这些“奇迹”的国家，都是过去经济不太发达和比较封闭的地方。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奇迹”的发生绝不是由于这些国家自己有了产生奇迹的灵丹妙药，或者是具有别的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勤奋努力，而是，这些国家有着发达国家不具备的“优点”，亦即，低廉的人力资源，众多的熟练工人以及和西方国家的之间发达的贸易。
如此奇迹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奇迹当时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熟练工人、低廉工资、稳定政局、开放贸易。无疑，这些是“奇迹”产生的充分条件。
有人说中国和西方之间进行的贸易是中国吃亏了，理由是，中国用数亿件T恤衫才可以换来一架美国的波音747，言语间愤愤不平。实际上，此例恰恰证明了中国和西方之间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理由很简单，如果没有这样的国际贸易，那么中国就是用无数件T恤衫也不可能换来波音飞机。如果中国闭门造“机”，那就是再花费数百年时间也难有波音747。
正是有了西方倡导的被一些人诅咒为“不公平”的自由贸易，才使得本来只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得到高技术产品。如果没有这样的贸易，中国生产的数亿件T恤衫还是T恤衫，数亿条牛仔裤还是牛仔裤，而永远不可能把它们变成波音或者空客飞机。然而，作为西方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T恤衫和牛仔裤，他们也照样可以生产出同样的T恤衫和牛仔裤，当然质量更好，只是比较贵一些罢了。
贸易，从统计上来说，永远对落后的一方更加有利。那些极其贫穷的地区可以通过贸易变得比较富裕。比如，那些穷得只剩下绿水青山的地区仅仅倚靠开发风景旅游就可致富。这就是贸易，亦即金钱和旅游资源之间的交易。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易，那些山水风景就不会有经济价值，青山绿水依旧，贫穷落后如故。因此不难理解，正是由于这样的贸易，世界贫富变得更加平均，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变得更加不平均。相反，如果没有了这样的贸易，世界贫富的两极分化将是没有极限的。
当然，贫富差距缩小不是没有代价的，在工业产品的贸易中，受损害最大的是那些富国的蓝领和产业工人，他们的工作技术含量比较低，因此最容易被穷国的劳动力所替代，导致富国的此类工人失业。
资本总是寻求最大的利益，就如同人们总是把自己的余钱或买股票或存银行，目的就是得到更高的回报；当然劳动力也寻求最大的利益，人们总是希望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劳动力流向工资更高的地区，而资本流向利润更高的地区。在没有制约时，这两个流动是必然发生的。当然，现在的世界，并非对此完全没有制约。
在发达国家，一定有法律和措施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这个法律的制订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移民的流向是一边倒的，亦即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迁徙。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屏障都是美国方面设立的，而墨西哥则不必担心美国会有人以偷渡的方式移民墨西哥。出于经济目的的人口迁徙必然导致许多富裕国家公民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工作机会被这些乐意接受更低工资的移民所吞噬，以及担心贫穷的外来移民会带来社会不稳定。但是，这样的人口迁徙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欢迎，他们通常是低价劳动力的雇主，因为这些移民的涌入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劳动力可供选择，因此也可以付更低的工资。
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法治、民主和人权通常比较健全，即便对贫穷的外来移民，雇主付给他们的工资也不能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而这样的最低工资仍然比穷国的平均工资要高很多。比如，加拿大现在的最低小时工资大约是8加元，相当于人民币50元。而中国目前一般蓝领的小时工资不会超过人民币10元。加上发达国家远远好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于是，移民的经济动机非常强烈。
这些差异既造成了人口迁徙的动力，也形成了资本迁移的动力。为了获取更大利润，资本向低工资和低人权的地区趋之若鹜。于是，一种和人口移民目的和动机一样的“资本迁移”出现了。如果说人口迁徙还受到许多法规约束的话，那么“资本迁移”则几乎不受任何约束。
资本迁移和人口迁徙都将导致贫富差别缩小，人口迁徙会造成富国的一般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降低，而资本迁移的结果也是相同的。
这种“资本迁移”的动机是和“人口迁徙”同时出现的。只是由于过去的交通不便，产品很难在穷国生产后迅速运到富国，因此那时前者的规模不会很大，从而前者不如后者明显。而现在的交通，已经完全可以把生产所在地和消费所在地分开，它们实际上可以分别处于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不影响生产或消费。对于北美和欧洲来说，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放到零售商的货架上和把本国生产的产品放到货架上所需的时间仅仅相差了4个星期。如果考虑到在中国可以增加工时使得生产周期变得更短，实际上两者相差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两周，甚至更短。而运输费用则由于航运的发达而变得非常低廉，现在一件T恤衫从中国运到美国的全部费用还不足人民币0.50。有的行业甚至根本不存在运输的问题，比如软件外包和客户咨询服务，现代通讯技术使得这些行业完全可以不考虑地理因素。
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自然就非常容易做出流向穷国的决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世界各个发达地区的资本随着这些境外企业在中国设立的生产基地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国。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世界加工基地。广东一些和香港毗邻的地区首先旧貌换新颜，深圳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的渔村脱胎换骨成了现代化大城市。这种“奇观”，似乎有一种伟力，可以点石成金，只要它所到之处就有奇迹呈现。然而，对于这样的奇观，少有人理解个中原因。
中国最近几年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甚至引发了对于制度的辩论。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优越的，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多年以前的关于苏联制度和西方制度的辩论。有心人应该还记得当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访华时讲演中的一句话“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深信我们的制度。”显然，里根相信美国的制度优越于中国当时的制度。那么是否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的制度已经开始优越于他人了呢？
在苏联时期，关于制度的辩论也甚嚣尘上。在1920年至1940年期间，当时西方正处在经济萧条时期，而苏联的经济增长非常可观。有人据此下结论，苏联的模式更加优越。当时苏联在美国招募工人，有美国工人对美国经济信心不足，而对苏联充满好奇和憧憬，因此移民苏联，成了苏联公民。这些美国人后来在返回美国的过程中历尽艰难曲折。由于当时移民苏联的美国人数量不多，这一段历史在今天几乎被今人遗忘。重温这段往事，令人无限感慨。
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昔日苏联的情况大不相同。苏联那时主要是自己闭门发展生产，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和消费脱节，许多产品并非消费者所需，于是造成了积压，而许多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又没有人生产，因此发生了短缺。结果可想而知，当时苏联瞩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其人民带来什么实惠。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经济也出现过同样问题，甚至更加严重。但是，现在的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于对外开放带来的，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基本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经济增长直接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实惠。尽管还存在着不少不尽人意之处，今天中国的经济繁荣和30年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今天的繁荣是在30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过去的商品短缺情况已经不再存在，今天商店里充斥着琳琅满目的各式产品。短短三十年，天翻地覆，称之为“奇迹”毫不过分。
唯一有争议的是，这“奇迹”的产生原因。如下是我的“水塘理论”：
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水塘里，其水位和外面的江河湖海无关。这正是中国过去的经济状态，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就如同一口与世隔绝的水塘，不仅水位很低，而且水质也很差了。
在“水塘”的外面，是波涛汹涌的“江河湖海”，不仅水位高企，而且水质很好。在“水塘”和“江河湖海”之间仅隔着一个水闸，其将水塘和江河湖海拦腰截断，使得水塘内外断然两个世界。但此水闸并非江河湖海所为，而是水塘的手笔，所谓“广纳百川”即是江河湖海的气度，而闭关锁国则是水塘的性格。于是，决定是否开放水闸就完全取决于这个与世隔绝的水塘的管理者。
且不说这水闸打开的过程如何跌宕起伏、峰回路转，但看被打开时激动人心的情形。只要水塘的水位足够低，而江河湖海的水位足够高，便有清波汹涌注入，这曾经与世隔绝的水塘在顷刻之间水位升高且水质改善，此“奇迹”发生的速度和水闸的开启程度成正比，也和水塘与外界的水位差成正比。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和结果。如果以上是一个宏观描述，那么如下给出了微观机制。
有两个相距不远的岛屿，“西岛”和“东岛”，前者经济发达，人民富裕。而后者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当“东”岛最终决定向“西”岛开放的时候，两岛的经济差距已经非常大了。由于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异，“西”岛的企业主自然想到“东”岛去办企业，把产品运回“西”岛来销售，使得成本显著降低、利润大幅提高。此时“东”岛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东”岛在自己完全不创造任何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就得到源源不断的资本、技术和订单，由此迅速地的发展起来。其发展的速度和“西”岛投入的资本、技术以及订单成正比。
“西”岛资本投入“东”岛的最大动力是巨大的劳动力价格差异。当然也有其他因素，比如，另外有一个岛，其他条件和“东”岛差不多，但是其局势不稳定，其对资本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另外还有一个岛，由于文化的关系，那里缺乏吃苦耐劳和心灵手巧的劳动力，其投资吸引力也会被大打折扣。
正是由于这得天独厚的投资环境，“东”岛成为了“西”岛的投资首选，经济就此突飞猛进。也正由于此，“西”岛的劳动力受到冲击，一部分劳工被“东”岛的廉价劳动力所取代，他们只好转而寻找其他的不容易被“东”岛的劳动力替代的工作。在整个过程中，“东”岛享受了“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即刻成功，而在“西”岛经历的则是更加复杂的调整。
“西”岛的首先投资“东”岛的企业在最初得到了高回报，但是“西”岛企业的利润并不能一直维持在高水平，因为，“西”岛的企业彼此效仿，都到“东”岛去办企业，由于“西”岛的自由竞争体制，“西”岛整体的零售价格很快就会降下来。商品价格的下调使失业的“西”岛劳动力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补偿，但这并不能弥补他们的损失，对此我们将在稍后讨论。
由于“西”岛在“东”岛不断投资和开办企业，“东”岛的劳动力便得到很多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的繁荣会逐渐造成“东”岛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样的上涨是有极限的，其理论极限是“西”岛的劳动力价格，尽管达到这极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差距会逐渐缩小。
于是，“资本迁徙”造成的直接损失是“西”岛劳动力失业，进而是其政府税收减少；受益的是“东”岛的劳动力和其政府税收。从短期来看，“西”岛的损失是必然的，而“东”岛的受益亦是预料之中。由于投资涌入，纳税剧增，“东”岛政府财政会越来越好，而“西”岛则不得不为贸易逆差而头痛。从长期来看，“西”岛可能得到的收益是其不得不由于来自“东”岛的竞争而另辟蹊径，力图在其他更加先进的领域取得和保持领先的地位。但是这个过程将是漫长和不无痛苦的。
由于以上原因，“东”岛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技术和生产基地。“东”岛的人也很容易地得到了此前他们根本不会生产的产品，比如飞机，电视机，电脑等等。而“西”岛，则得到便宜的产品。这些产品本来“西”岛都是可以自己生产的，但是资本的外逃迫使他们教会“东”岛如何生产，然后“西”岛自己反而不生产了。不久，这些产品的零售价一降再降，“西”岛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生产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贸易，“西”岛一部分可以由“东”岛取代的劳动力的收入将不可能提高，因为他们的工资正在受到来自“东”岛的可以替代他们的劳动力价格的限制，于是，“西”岛的这些劳动力的价格在“东”岛相应的劳动力价格提高到和他们相仿水平前不可能提高。这是“西”岛的劳动力不可能等待的，于是他们必须寻找其他的不能被“东”岛替代的工作。但是，由于“东”岛劳动力取代“西”岛劳动力是进行性的和由低而高的，因此对于“西”岛劳动力来说，就业将步履艰难。
有一种常见的说法，亦即和“东”岛进行贸易使得“西”岛的人们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从而抑制了“西”岛的通货膨胀，使得“西”岛的人们享受到了实惠的价格。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一厢情愿的托词，数据统计和分析证明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其实，“西”岛所有的商品低价都是以牺牲“西”岛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作为代价的。对于“西”岛上可被“东”岛替代的劳动力来说，他们为这些便宜货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更低的工资，所有这些来自“东”岛的低价产品都伴随着更低的“西”岛同类工人的工资，他们的购买力实际上由于和“东”岛的贸易而恶化了。
然而，对于“东”岛来说，其得到的好处还远远不限于上述那么一点点经济上的，而是更加深远的。由于“西”岛需要在“东”岛进行生产，“西”岛必须给“东”岛提供设备、技术和管理方法，这些比“西”岛给予“东”岛的资金和订单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西”岛实际上是把自己多少年来创造的财富一起搬到了“东”岛，特别是把自己长期培养的生产力送给了“东”岛。对此“西”岛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从“东”岛购买价格较低的产品，而对于“东”岛来说，将这些产品卖给“西”岛比其在“东”岛销售的价格还要高。因此，可以说这样的贸易对于“东”岛来说是万无一失。由于从“西”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输入，以及对于生产“西”岛产品的要求，于是相应的配套就会在“东”岛发生，比如道路、桥梁、水利、电力、楼宇等。这些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东”岛将以比在“西”岛更快的速度进行。“东”岛的速度将导致“东”岛和“西”岛之间的差距快速缩小。
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西”岛会把自己过去的劳动成果智慧结晶全部拿到“东”岛去，而不是建设自己的“西”岛。这其实并非“西”岛上人们的意愿，而是“西”岛资本的意愿。
这是资本的力量，资本不分善恶，资本也没有种族歧视。由于资本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他们对于资本的支配绝非按照“西”岛或者“东”岛的利益，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正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趋，把本来属于并可以留在“西”岛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结晶都给了“东”岛，以期他们在“东”岛的投资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当然，这样的高回报是短期的，在“西”岛的大部分企业蜂拥而至“东”岛后不久就告结束了。亦即，所有企业都把生产基地留在“西”岛而不进入“东”岛，和所有的生产基地都挪到“东”岛的最终利益回报是一样的。但是，一旦有企业把生产基地挪到“东”岛，其他的企业就不得不效法，否则将会由于相对高企的成本而无法竞争。
“西”岛之对于“东”岛的行为，就是名副其实的“授人以渔”，教给了“东”岛“渔猎”的方法。甚至还不止于此，因为还给予了“东”岛所有“渔猎”所需的工具。而“西”岛得到的是“东”岛“渔猎”所得的极少一部分成果。国人是知道“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差别的，因此对于后者高度评价，而后者就是西方在和中国贸易中的所作所为，这并非西方最初的动机，但却是结果。
因此，这个所谓“中国奇迹”，其实正是“西方奇迹”，这是一个表现在中国的“西方奇迹”。所有的技术、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资金，都是由西方提供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在“民主和科学”一章中是阐述，那我们一定知道，资金或者资本就是昨天的劳动，而技术更加是昨天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亦即，“中国奇迹”是西方积累的智慧和劳动所带来的，是由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所带来的，只是它表现在了东方的这片土地上。亦即，中国是靠由西方提供的生产力而创作了“奇迹”。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发达的运输，这是西方所建立的。离开了快速和大容量的运输，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就不可能成立。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是西方所发明的。离开了这样的技术和设备，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的生产。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高效的管理，这是西方所创立的。离开了这样的高效率，许多硬件就无法有效运作。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庞大的资本，这也是西方所积累的。没有这样的资本的投入，中国的任何基础设施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长足的进步。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广阔的市场，这是西方所开辟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中国的产品就不会有销路，因此以上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
那么中国提供了什么？绝无仅有——劳动力——也就是今天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和西方的所有上述条件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奇迹”。
中国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把国门打开，让西方寻求更高利润的资本流入，随之而来的是技术的引进、设备的投入、管理的输入、订单的涌入。如果没有以上所说的条件，这些资本将不会有这么大的动机流入中国。比如，如果没有发达的运输，一些订单就会由于时间的原因而无法在中国生产。现在从中国始发的远洋货轮仅仅需要14天就可以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长滩港或加拿大的温哥华港，略多一点时间，就可以抵达欧洲的一些主要港口。这就使得许多订单在中国制造成为可能。
数量众多并且听话的劳动力，稳定的政局，是另外几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保有不是没有代价的。国人对于权势的服从很好地适应了这样的要求。西方在一些其他国家的投资要面临比中国更大的风险，因为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远没有中国工人听话。但是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诚实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这样的问题在现阶段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订单都和创造力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缺乏诚信暂时还不至于导致资本的流失。但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这样的社会风气和民族性格没有改进的话，迟早会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东欧并没出现中国这样的高速度，主要是由于东欧原来的计划经济远比中国的要成熟和有效得多，所以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难免藕断丝连、恋恋不舍。毕竟，他们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至少那些成就是过去的中国可望不可及的。而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乏善可陈，因此在奔向市场经济时毫不留恋、义无反顾。这并非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时有比东欧更好的政策或者制度，而是当初的计划经济实在太失败，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既然已经“破釜沉舟”，当然只好“绝地反击”。另一个原因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初期，东欧的工资水平比中国要高不少，这也是由于过去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决定的。这样一个成就，反而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阻力。
迄今为止，“中国奇迹”仅仅是引进和照抄的代名词。由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观，一些问题被掩盖了，比如所有制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所有制实际上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存，但是对于私有制并没有从法律上进行完整确立，土地的所有权将会很快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体制的问题，一些在发达国家如过街老鼠的问题，但在中国却司空见惯，比如官商勾结的问题、社会福利欠缺的问题、人民对于税收使用的话语权的问题。最终，是人民的政治权力问题，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的问题。
中国利用西方的私有制的成果（技术、科学、高工资、高效率）和中国公有制的成果（低劳动力价格和低劳动者权益），创造了现在的增长速度。但是这样的靠在低工资基础上的照抄和引进所带来的增长，将会是有极限的。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排在100名左右，这样的低工资还可以使得中国维持一段时间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必然是有限的。
因此，那些把中国的发展归结于中国的制度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经济将会继续以比西方国家更高的速度发展，但是这绝非由于一些人所说的制度，而是由于“水塘”水位的差异。显然，仅仅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评价一个制度是非常不充分的。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由于其起点非常低的池塘。只要池塘的水位足够低，水闸的开启足够大，池塘的水位就会高速增长。
另一些人说现在的世界贸易是西方剥削中国，他们的说法基于这样的分析，即通常西方零售价格中仅仅有10%的价值是在中国创造的，言下之意是西方把最苦最累的那一小部分给了中国，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比例，而是，西方给予中国的这一部分加工费对中国和西方意味着什么。
我自己在欧美和中国的生意例子说明，中国工厂给予美国进口商的离岸价格通常是其最终零售价的1/5到1/4，有的比较高端的客户可以达到1/10。其实这个比例并不重要，如果仅仅从比例上来说，也可以达到比这个更低的。
为了便于阐述这个的问题，可以把一个产品的成本构成大致表达为：
＝ M(材料)
以上抱怨西方剥削中国的人所说的就是在总的价格中只有劳动密集型的P（加工）和一部分M（材料）是在中国做的，而其价值仅仅占到了总的零售的价格的一小部分。
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如果这个加工不在中国进行，那么P（加工）这一部分在西方的加工成本大致是中国加工成本的5倍。这仅仅是加工费用上的差别，而材料部分的价格差异就没有这么大，所以产品的离岸价格大约是西方本土生产价格的1/3。但由于运输费用，远程控制费用和时间的增加，最终对于零售商来说，他们最终为抵达其仓库的海外生产产品付出的费用大约是本土生产的1/2。这样，本来在西方国内的加工成本20美元降低为10美元。但是，这并非产品的全部成本，其他成本并不由于在海外生产而降低，比如设计，仓储，管理，金融等等，我们不妨假设其成本为5美元。这样，其零售商的进货总成本为15美元，于是其零售价可以设置在50美元，产生的毛利35美元用来支付各种和零售有关的费用，比如，广告、人工、房租等等。在服装类行业的零售店，毛利一般是销售价格的40%－70%。
T（零售价）＝ 10（海外加工费）＋ 5（管理费用）＋ 35（零售毛利和费用）＝ 50
如果产品在西方本地制造，那么其在本国的成本是不变的，这样其总成本就是25美元，因此，其零售价大约会在75美元。
T（零售价）＝ 20（本土加工费）＋ 5（管理费用）＋ 50（零售毛利和费用）＝ 75
于是，在中国进行加工使得西方进口商原来需要付出的20美元的加工费降低到现在的10美元。原来应该给予西方本国企业的20美元变成了给中国企业的10美元。这节省的10美元成本，使产品价格最终下调了25美元。西方消费者的受益就来自这零售价下调的25美元，但是，这些消费者中有那些被中国劳工替代的产业工人，面对下调的商品价格，他们的收入也降低了。对于这些西方工人而言，此时赚取这50美元的难度很可能已经等同于过去挣75美元，甚至更高。
亦即，价格降低了，但是工人的购买力没有上升。由于产品的加工被转移到了海外，这些工人的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消费能力下降。不仅如此，整个西方社会也没有直接受益，由于产品的零售价降低，西方政府的税收降低，虽然有进口关税，但是相对较低的西方进口关税率，使得关税所得不可能弥补零售税的降低。由于税收的减少，社会福利也不得不受到负面的影响。这个推论得到了西方工人购买力统计的证明（见图表）。
反观中国，尽管西方的的确确仅仅把整个生产销售链的一小部分给了中国，但是这一小部分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却非同小可。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得到了就业机会，西方订单的大量涌入使得本来根本不存在的工厂如雨后春笋，在短短的时间内遍及全国各地。
其次，这些订单都是销路畅通的，完全没有产品积压危险，所有的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完全销售了出去，变成了硬通货。
再者，为了这样的生产成为可能，西方的资本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直接用西方资本建立生产基地或者成立合资公司。
在一些技术成分比较高的领域，西方还源源不断提供了设备和技术，从而使得这样的生产成为可能。
一些先进的管理也随之进入中国，以保证产品可以得到质量和速度保证。
由于以上的原因，本来中国劳动力在用极其低下的生产效率生产没有市场保证的产品，一夜之间，他们就进入了国际生产和销售链。我记得在1978年以前我在农村一年可以赚取200人民币（大约合50美元）的报酬，一个普通工人一年可以赚取300人民币（约合80美元），但是现在，一个来自农村进入外贸工厂的劳动力每年可以赚取30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进，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是，西方这30年来产业工人的实际购买力的改善极其有限，甚至乏善可陈。
如下图表是很有说服力的数据：美国的非管理性工人的实际工资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2007年实际上没有增加。美国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在197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以后，即趋于下降，于1993年达到局部最低点。虽然1993年以后实际工资缓慢回升，但是到1998年，在美国经历了五年“强劲”的经济扩张以后，美国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仍然比1972年低，甚至低于1966年的工资。到了2007年，工资仍然和1966年基本持平，也就是说，四十年没有涨工资！
美国产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
工资 (当时美元)
相当于 1998美元
工资 (当时美元)
相当于 1998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整理分析：林炎平)
另一个反映美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是家庭实际收入的变化。如果按照经济收入把全部美国家庭五等分，收入低端的40%家庭在1968－2005年的37年里平均实际收入累计只增加了20％，相当于年递增0.5%，收入高端的5％家庭平均实际收入增加了76％，也只相当于年递增1.6%。只有占人口极少的极富家庭，才有比较可观的收入年递增。
但是，在过去的40年里，正是西方经济有长足发展的时期。那么，美国经济增长成果到了哪里？也正是这个阶段，发达国家把大量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工资水平更低的穷国。正是这个时期，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收入，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收入突飞猛进，而他们的受益，正是以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结论不容置疑，西方长足的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实际上是和西方做贸易的第三世界国家。
显然，中国不是唯一导致西方的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地区。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这个“池塘”实际上是封闭的，并不对外界构成影响。那时的影响基本上是由一些其他“池塘”（第三世界地区）造成的。在过去的40年里，西方国家一再由政府立法提高本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否则，西方的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必然比现在的还要低。
西方和中国的贸易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对等，前者受益的仅仅是某个时段的资本占有者，而后者受益的是相当长期的整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曾几何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时过境迁，现在联合起来的不是全世界的无产者，而是穷国的无产者和富国的资本家。这样的联合需要穷国政府提供方便，而通常穷国政府乐此不疲。“把富国的劳动成果卷到的穷国来。”在这个目标上，穷国的政府和富国的资本家是一致的，富国的资本家将得到更高的利润回报，而穷国政府将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更高的税收。穷国的产业工人理所当然欢迎这样的联合，他们的工资将由于进入富国的产业链而必然提高。于是，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穷国政府的倡导下，富国的资本家和穷国的无产者联合了起来。倒霉的是富国的产业工人。富国多少年来辛苦经营起来的福利体系和工资标准都不得不向这些低人权和低工资的穷国看齐。
并不是说富国的产业工人在过去的40年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由于科技的发展，一些过去没有的产品今天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这些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进步完全来自科技的发展。反观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来自西方投资，也来自西方的最新科技成果。今天中国的通讯、交通、电子设备，都是西方提供的，虽然这些没有一样源于中国，但中国却几乎在第一时间享受到了它们带来的益处。
这还不仅仅是资本上的流入，更加重要的是技术上的输入。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来自西方。这些从西方引进的设备、技术、管理和资金是直接的生产力，其不仅仅直接和中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了按照西方订单所需要的畅销产品，而且这些生产力同时生产了中国国内所需产品。中国把国门打开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些自己曾经无法创造的生产力。没有西方，中国根本无从谈起“解放生产力”，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潜在生产力可以解放，中国除了人力以外基本没有别的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不是靠解放，而是靠引进得到的。这巨大的生产力完全是西方提供的。邓小平先生说得很对：“科学技术是最大的生产力。”而科学技术——在现代中国起着关键和巨大作用的生产力——正来自于西方。
正是依靠这样的模式，一些本来不可思议的成就在中国取得了，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本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来说有很大的难度，但是由于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这些本来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得非常容易了。
中国过去铺设柏油马路基本上依靠人工，最后用简单的压路机完成，效率极低，路面质量不高。但是由于引进了先进的大型机械，铺路就如同用联合收割机在工作，和马路一样宽的施工机械在向前行进中就在其后面留下了已经铺设好了的马路和公路。
过去打隧道非常危险和艰苦，需要人工一点点掘进，但是由于先进机械的引进，隧道施工不仅省力而且安全了。巨大的掘进机在其前端把岩石击碎，将碎石和泥土送往其后端，再由传送设备运到隧道外面。更加重要的是，在掘进过程中机械就自动将隧道的顶部和两侧被覆好了，从而基本上消除了塌方的可能性。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安全性。
大型船舶的制造和使用是远洋航运的必要条件。我们曾经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在文革的时候中国只能造万吨轮，而且那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大吹大擂。但是国外那时的造船水平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吨级。没有这样的远洋货轮，远洋贸易就不可能。现在中国的造船行业的设备和技术也都是由国外引进的。
在中国天空飞翔的飞机，是西方提供的，没有它们，中国的航空便不可能。
甚至在劳力密集的纺织工业中的先进织布机、电脑横机，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用这些机械制作的产品，立即销售到了西方，换回了外汇。同时，用它们生产的产品也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
由于国外企业主希望使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直接就把这些先进的设备拉到了中国，培训中国工人来使用这些设备生产。我所知道的许多行业的许多设备都是这样引进的。比如冷挤压设备和技术，这个技术本来在国外已经算是很老的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还是有很多的无法攻克的问题，于是一些冷挤压设备的引进直接就解决了中国原来的老大难问题。
在中国生产的电视机、电脑等等，其核心部件都是从国外直接引进的。中国所做的仅仅是把从国外引进的心脏部分和一些简单的劳动密集型部分组装起来而已。所有的电脑的芯片都是进口的，等离子和液晶显示屏技术也都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的。
中国繁荣的手机行业，是从国外引进的。中国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所有的基础工作都是在西方完成的。中国在直接引进了这些技术和设备后，形成了今天的繁荣。
还有一个我们极不愿提及但是不可否认的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西方很多软件在中国被广泛非法使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公司使用的软件绝大多数是盗版。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很大程度上的生产力是建筑在盗窃西方的知识产权基础上的。离开了这些盗版软件，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无法正常运作。换句话说，中国企业靠剥夺西方工人的劳动换来了自己的繁荣。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向西方引进的风险几乎全部在西方，而中国基本上不承担风险。作为投资方的发达国家所承担的风险远远高于作为被投资方的发展中国家。著名的美国半导体公司MEMC投资洛阳硅材料厂，后由于许多原因而入不敷出，最后这家美国公司不得不放弃，用象征性的一美元，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设备忍痛割爱“卖”给了洛阳硅材料厂。这样的“豁达”，虽属无奈，并非所有国人可以理解。这样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
纵观以上每一个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领域，如交通、通讯、能源等，其先进设备和技术都来自于西方。如果中国不借助于这样的技术，设备和资本的进口，中国的整个工业完全不可能有什么长足的进展。唯一没有大规模受益于引进西方技术设备的是中国的普通农业，也就是非农场型的传统农业，在那里虽然我们也看到了进步，但是那样的进步是根本无法和发生在中国沿海特别是大城市的进步相比拟的。
中国普通农业的进步应该是中国自己改革带来的进步的典型代表，理应受到高度评价。回想30年前，就我亲眼所见的中国农村，在山西广大农村，包括当时作为中国农业榜样的大寨，生产力极其低下，终年的劳作也只能挣到一些口粮而已，有的农民甚至一年的收入无法支付口粮钱，这样的农户被称作“倒挂户”。我作为一个强劳力一年的收入也仅仅200元人民币，而且是没日没夜的劳作，没有任何休息日，而且经常处在饥饿的边缘，吃肉是奢望，能够吃饱就已经不错了。相对于当时农民那种入不敷出和食不果腹的状态，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
当前几年回访这个太行山小山村时，我看到过去那种牛马般的劳作不见了，细粮和荤菜已经是家常便饭，住房虽有改善，但是仍然变化不大，卫生仍然堪忧，饮用水仍然是从山沟里汲取。平川村子的变化会大一些，但是在没有工业的农村，只是在衣食上有改善，其他就非常有限。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边远农村的生活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出打工的收入。山村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他们都外出到沿海外贸发达地区打工了。可见，就是边远的农村，其改善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和西方的贸易。
和山西普通农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沿海一些直接参与西方产业链的地区。这些地区过去的贫穷和山西农村大同小异，但是改革开放后工厂如雨后春笋，如今已经基本上工业化了，不仅完全消化了当地的农业劳动力，还从全国各地其他地区招收工人。这些地区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道路、建筑、工业化程度、劳动力收入，均与30年前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浙江和江苏的农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参与了西方的产业链，亦即它们都成了西方的产品生产的一环。
西方用昨天的劳动，亦即资本和技术，造就了中国今天的成就。那么中国的成就完全没有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成分吗？当然有，但那是次要的。如果今天把国门关起来，便不会有这样的成就。其实，中国目前的未进入国际产业链的那部分农村的发展就应该是中国离开了西方所可以做到的最高成就了。这些农村就如同我看到的太行山农村一样，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并没有工业化的迹象。
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谈何容易，如果完全是自己土打土闹，折腾到猴年马月也难成气候。西方工业化的经历在那里摆着，如果自己搞工业化，并无什么捷径可走。关起门来搞工业化并不是没有试过，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技术，四无管理。过去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但是人家的技术和设备并不白给。现在突然发现，西方资本家远远比苏联老大哥要慷慨。当然西方资本并不是来白给中国什么，而是来追求利润，但是资本在追求利润时并不带有别的附加条件。只要你能够给资本带来利润，资本就会给你一切。这比当年和苏联合作要简单合算多了。而且，来自西方的设备、技术和管理也比苏联的先进多了。
那些抱怨西方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加工厂的人，那些抱怨中国不得不用多少件T恤衫换取飞机的人，其心态令人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小酒家，一天有一个道士光顾，饭后不付钱，但是说可以给酒家做一点好事作为补偿。道士到酒家后院的水井撒了一些馒头屑，就扬长而去了。酒家的老板娘很生气：不付钱还把水井搞脏了。第二天，去水井打水时却大吃一惊，水井里不再是水而是好酒。从此，酒家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数年后，此道士又来了，说是路过看看，酒家盛情款待。道士问，生意可好？酒家老板娘道：好是好，只是没有酒糟喂猪了。道士莞尔，告辞了。自此，水井不再出好酒，而又是一口寻常的水井了。
毫无疑问，抱怨西方剥削中国是根本不成立的。如果一种剥削可以使得“被剥削者”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剥削者”，这样的剥削还是剥削吗？每年春节刚过那从内地赶向沿海城市的就业大军，难道是为了去痛斥西方的剥削吗？不，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那里有他们在老家得不到的报酬和无法实现的价值。这浩浩荡荡的就业大军向世界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西方给予了他们机会。而他们也通过艰难跋涉和辛勤劳动把这些机会和实惠带给了他们的老家。他们就像媒介，在用西方巨大的生产力直接造福当地的同时，也间接地带给了他们的老家。
面对这样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些声称中国吃亏了的人还不就此罢休。他们最后一招就是：尽管开放使得我们从西方得到了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正是这些引进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西方把污染工业搬到了中国，污染了中国的环境。
这样的说法既错误又滑稽。这就如同：一个富裕家庭在过年时送了一头猪给一个贫穷家庭。这穷人家，吃完了猪肉，随即用猪肉撑起的底气，指着狼藉一地的猪骨头和猪毛指责给他猪的富户，“你的猪骨头和猪毛污染了我家。”猪，都是有骨头有毛的，富人家的猪也不例外。得了别人的猪，吃了别人的猪肉，还来指责别人用猪骨头和猪毛污染了自己的房间和院子，岂不贻笑大方。那富户自己吃猪肉的时候不也得对付这些骨头和猪毛吗？
众所周知，那些有污染的工业在西方不是今天才有的，更不是为了污染中国才临时创造出来的。西方有这样的工业已经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从大工业时代开始，西方就和这些有污染的工业打交道。西方在治理污染上并非一帆风顺，那著名的“伦敦雾”实非美丽景色，而是在工业化初期煤炭过度使用又没有环保措施而造成的空气污染现象。西方不断摸索和研究治理这些工业污染，使得现代西方污染少了很多。在西方通常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碧水青山，这并不是由于西方没有造成污染的工业，而是由于他们有治理污染的措施。
中国在开放中从西方引进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也不奇怪。既然别人家里吃的猪也是带毛有骨头的，那么我们也应该理解别人送来的猪也不必已经拔毛剔骨。因此，污染问题的责任在于中国自己，比如急于增加GDP而对一些工业污染没有妥善的治理，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落后于工业发展。这不是别人的过失，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既然吃了别人的猪，又不收拾猪骨头和猪毛，那就不该指责别人，还是指责我们自己吧。在“可劲造”（东北话拼命吃的意思）完猪肉炖粉条后，收拾好骨头，扫干净猪毛，对别人说声“谢谢”。完全没有必要在装满了一肚子的猪肉后，用饱餐猪肉后的底气，指着被自己狼藉一地的猪毛和骨头，对给你猪的人大加指责。早知自己对付不了这骨头和猪毛，趁早在别人送你猪的时候就说声“谢谢，不，我不要你的猪，因为我对付不了这骨头和毛。”
国人对于污染公共环境似乎毫不在意。我曾经去中国舟山的著名海滩游览，即便在这“普陀仙境”，东海观音就在旁边，那些明明靠这些自然和人文环境带来的旅游收入生存的百姓却对环境毫不爱惜。那些开在海边的大排档一边给游人烹调产于本地的海鲜，一边将剩饭剩菜和垃圾毫无顾忌地倒入大海。如此行为令我顿生厌恶，但是周围的国人却习以为常。在杭州的宝石山上，国内游人随手扔在山上的瓜子果皮比比皆是，如果不是清洁工随时清扫，那宝石山早就成了垃圾山。而爱惜这些中国山水的却是来自西方的游客，他们绝不会向大海山头扔垃圾，不仅自己的垃圾都收入袋中，扔进垃圾桶，而且有的还随手捡干净国人扔下的垃圾。华夏如此民众素质，还有可能不造成工业污染吗？还有理由把自己的不负责任造成的后果归罪于他人吗？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实际上对内“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而真正的奇迹是由对外“开放”造就的。对内的改革无法形成工业化，而对外的开放立即引进了工业化。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直接引进西方强大和现成的生产力。这就直接说明了，中国的成就是依赖西方的，如果没有了中国，这样的成就也会也已曾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但是如果没有西方，这样的成就不会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开放”的试点选择在了深圳这个没有任何基础的小城，唯一原因就是它毗邻香港，唯一理由就是要借助已经西化成功的香港之优势。此后选择上海也是由于上海有着过去西方留下的人文和物质基础。在这么多年的折腾之后回过头来选择西方，本身就是对于西方模式的肯定，这是唯一可使国家发展的模式。这样的选择是极其明智的，30年后的今天，是坦承其理由的时候了。
现代文明建筑在技术之上，而技术则建筑在科学之上。正是有科学和技术作为基础，才奠定和创建了现代文明大厦。回顾这基础的源头古希腊，不禁感慨万分。今天，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样的基础及其源头，也并不了解西方在这基础上建造的现代文明大厦。
就像电视和现代媒体在当今社会不可或缺，但少有人记得或关心它们的发明者，那家喻户晓的只是那些通过它们成名的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如果没有了现代媒体，这些明星将黯然失色。但是，它们的创造者已经默默逝去，无声无息。他们在世时不曾由于他们的发明得到多少报酬，因此也不是富人。正是他们植下的树苗日后长成了参天大树，大树参天后，庇荫下的纳凉人已经不记得植树人。那些由现代媒体照亮的明星们和这些发明家相比，就如同一抔黄土于高山，但是后者默默无闻，前者却占尽风头。因此我们在感慨之余也许不妨给予那些历经坎坷的“植树人”以他们应得的尊敬和荣誉，也给予那些风光无限的“纳凉人”以适当的质疑。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类今天的伟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昨天的伟大劳动成果，昨日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今天的“江河湖海”，回溯那波涛汹涌，其清流来自于“文艺复兴”，而其渊源则是遥远的古希腊，科学和民主，依稀可辨。那“江河湖海”中诚然也有中国人过去的努力和成果，比如世人皆知的几项发明。既然西方从未无视中国的贡献，那么中国今天也完全不必诋毁西方的贡献。
毫无疑问，“水塘”里发生的“奇迹”得益于勇敢打开“水塘”闸门的人，他们的勇敢使得“水塘”的“奇迹”成为可能。但是，那“江河湖海”才是“奇迹”的真正原因。这是一个发生在“水塘”里的由“江河湖海”创造的奇迹。
或者说，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西方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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