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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宝宝小鸡鸡的问题
宝宝出生十多天了,发现小鸡鸡无论有没有尿都鼓鼓的,水汪汪的,尿孔红红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有男宝宝的妈妈,或者懂得朋友帮忙回答一下吧!_育儿问答_宝宝树
男宝宝小鸡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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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宝宝的妈妈,或者懂得朋友帮忙回答一下吧!
当时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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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妈最好就是带宝宝去医院看看哦,是不是有点被淹了或者是有点尿路感染的哦,平时的时候最好就是尽量的用温水给宝宝洗洗哦,多给宝宝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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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骑士 战团ID:__POET__Tailor 吟游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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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贵 一如果有的人给你留下太深的印象,你便可能难以清楚记得初次见面的情节了。阿贵就算一个。非要加上一个时间点,那我想正式的交集该是发生在二年级胸前系上光荣的红领巾前的事情。禺城小学每年的第一批少先队员是一年级里成绩优异或品行突出的学生,但这里面没有我。我是第二批,第二批意味着所有剩下的普通的孩子,意味着你在一年级时的表现入不了老师们的法眼,意味着你在不懂得任何社会规则的前提下被贴上了标签。这事情大概是很残忍的——用一根红布条把孩子们早早地分门别类,但是好像没有人发现,也不知道现在的小学还是否还在沿用这样的规则。没办法,我大概是个开窍比较晚的孩子,甚至可以说直到眼下还只是七窍开了六窍。不不不,别说出来,解释一个笑话就跟解剖一只青蛙一样残忍,青蛙死了,你也不会笑了。这是谁说的来着?由于开窍太晚或者一窍不通,所以系上红领巾这件事情于我而言大概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事业的一块奠基石,兴许命运的伏线就在彼时盯上了我的脖子,静悄悄地缠了起来,日后所有的哀怒喜乐均由其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我不会比喻成小狗第一次被戴上了项圈的境况,我自己高不高兴不要紧,有旁的人发起牢骚来就不得了了。我想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人。而严肃的人试图幽默起来,不见得能够逗乐你;但严肃的人一旦严肃起来,却有时可以让人捧腹露龈,这一点在我身上也可以拎着红领巾揪出来。那是三年级,出门时忘记带红领巾了,进校门口时被肩膀上有三道杠的风纪生一拦:同学你没戴红领巾。我倒不是胆小,而是彼时还将红领巾奉若圭臬,校规说了进校门要佩戴用鲜血染成的红领巾,我凭什么践踏于校规之上。得,还是干脆承认自己胆小好了。 送我上学的母亲最初还想让我先进校门再说,但是拗不过我的死心眼,总算答应马上回家去取,还好家离小学很近,走路也不过十分钟脚程;而老天爷也很给面子,母亲前脚刚离开,后脚即风云变色,数着雨点儿一滴两滴三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变脸比婊子还快,雨滴仿佛小玻璃球般,玉碎于没有垃圾却仍然肮脏的街巷中,不消片刻,天上又洞开一脸无辜的蓝色与若无其事的阳光,为的是掩饰小奸小恶的叛逆——这就是禺城的过云雨。未几,身上那套已经开始洗得起毛球的化纤校服便湿了大半;这校门也有意思,一面墙挂着满满数十块奖牌头衔,让我不禁联想到朝鲜人民军将领身上可以当作防弹衣的勋章,然而门上却没有一片瓦能够遮头。被打湿的我不值得原谅,只是可怜了大热天在门外等候放学的家长们。可怜天下父母心,还有更多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风纪生早就把代表着无上权力的胸牌摘下,回到教室上课去了;上班进校的老师见我犹怜,连声唤我躲到一道趟闸之隔的传达室里:“孩子,快进来躲雨吧,可别冻感冒了,身体跟红领巾比起来要重要得多!”这会儿我倒真是犟脾气上头了,说什么都不肯向校门内挪一步——那就是一道庄严得没有余地的国界线,一旦跨过了就是往校规校长班主任父母以及自己的身上抹泥巴,就是拿十个一百分也抵消不了这种耻辱。这就是八岁的我。 二无论如何,要开始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些故事,总得有个像样的开头。跟阿贵的相识可以是这样的:一年级刚入学第一个学期,真可谓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把幼儿园玩疯了的一套带在身边,就连课堂上也难得正经;在彼时彼刻,我连完成作业的后果都不甚了了,更莫提红领巾乃何物也。就是在这种天地玄黄混沌初开之际,这么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是温室里的花朵,这话不错:十月初的课室仿佛充斥着生长激素的塑料大棚,不安分的气息时刻酝酿,懵懵懂懂与似懂非懂,如同庄稼与杂草,一同被圈养在方格布和课文本的田野中。无精打采的电风扇在头顶上嗡嗡嗡,慵懒而怜悯地用温热的风舔舐着每一颗小小的头颅,让它们从汗津津的热渐渐枯涸为干巴巴的热。而这些或圆或方的小头颅,伴随着一滴又一滴饱含盐分的汗珠儿的淌出,正爆炸着一个接一个无边无垠的新宇宙,老师在台上起劲地讲,孩子们在台下漫无边际地想入非非。我清晰记得那是一节美术课——但实际上发生在任何一节课都可以,于我或阿贵而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重要的是我们都被安排坐到课室的最后一排。有些许幼儿园的园友也被排到同一个班了,但这个一头卷发的孩子却素未谋面,陌生得让我的好奇如同雨后杂草般芜杂丛生。我们也许是推了一下肘,也许是撞了一下膝盖,也许是拍了一下桌面,就此将熊熊的斗志燃起,事情便顺理成章地一发不可收拾了。老师告诉母亲的原话是这样的:别的孩子都在安安静静地画画涂色,坐在最后一排的两个同学从上课开始就心不在焉,小动作不断,后来竟然从抽屉里取出一条体育课用的跳绳,扯起“大缆”来!扯大缆就算了,竟然扯着扯着扯到讲台前面,这叫我怎么忍!忍无可忍!既然在述说小学时的故事,那么该以文学家所谓的“童年视角”来做文章,这应该意味着我要蹲下来讲故事。孩子们的眼睛比成年人低,纵然看不懂许多事情,但也许能比成年人看到更多秘密。这时候,孩子们的眼前就是一片秘密的海洋,一个表情,一句低语,一次小动作,成年人在极力向他人掩饰的同时,倒是常常不介意向孩子们流露这些小小秘密。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可以在穿裙子的女孩子路过时随意蹲下观察。想想就好了。至于一年级美术课堂上的往事,哪里有什么秘密可言。我觉得热了,闷了,坐不住了,所有的同学也不例外,唯一例外的是我不小心打破了老师定下来的规矩:在上课的时候不许自己站起来!是非观念尚未成形的我只是觉得这次好像做错了什么,应该做错了什么,因为有人因我而恼火,无论是家长、老师或者阿贵。那个时候,阿贵大概跟我一样,我们大概跟阿贵一样。 那也是第一次见到阿贵的母亲。在七岁的我为数不多的对世界的认知里,自己的母亲与别人的母亲应该都是温和而严肃的,如同那道捏住你手腕的力,说不上感到任何不适,但永远无法挣脱。阿贵的母亲将这种狭隘的印象拓宽了。瘦削而缺乏重点的体貌,微微伛偻的背负担着透明的担子,鬈发跟阿贵的如出一辙,大概是家族遗传,只是没有太多存在感,抬头纹不抬头也能看出来,如坠的眼袋教人昏昏欲睡。我无法猜出她的年纪,兴许跟我的母亲差不了多少,只是那张脸犹如暴露于水和空气中的铁,被岁月刻蚀得难以按图索骥。实际上,恕我这种泛泛而谈的描述并没有向各位看官展开其大致的面貌,但那张面孔从未真正印在我的脑海里,如今只有作一幅拙劣的简笔画。与之相反,阿贵的外貌倒是至今明晰如故,假如我想象着他的样子,再往纸上印一下额头,那枚鹅蛋般圆润的面孔便即跃然纸上:开门见山正是一头稠密油亮的鬈发,这两母子的头发都卷得极有特点;眉毛亦相当浓密,简直也有以头上卷发为榜样的志气;一双还算生动的大眼睛,细看瞳仁可以发现那是温暖的栗色,可是当他身处于校园里时,这双瞳孔总是囚着难以言喻的抑郁;鼻子高挺而带尖钩,有点儿鹰喙的影子;嘴角天生略为挑起,仿佛生来傲骨,但他老是碰上让自己垂头丧气的糟心事儿,那一点神气即告失踪。把这些鼻子眼睛堆凑起来,阿贵给你的第一印象大概是一个不单漂亮而独具特点的孩子,当然,这只是第一印象而已。苦。对于他的母亲,是这种气息最贴切的形容词。纵然我在生理上的抗拒感油然而生,但极其原始的道德观教我不要轻易流露自己的厌恶——那种道德观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一名“好人”,而成为一名“坏人”的过程是轻而易举且不可逆的,这就让我不得不时刻绷紧了弦,小心翼翼地试探身边每个人的敏感领域。鉴于我对阿贵的母亲一无所知,无异于人类从未踏足的数亿光年以外的星球,因此总而言之保持中立即是万全之策。阿贵的母亲在老师面前小心翼翼地表示歉意,而当她面对我的母亲时,这种深重的歉意甚至有增无减,被牵着手的阿贵也只好把头下去,再低下去。不识抬举的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竟蹲下来伸长脖子想看阿贵的脸,便马上换来了老师和家长的一声轻叱,在直起身来之前的一瞬间,我好像瞥见了阿贵的眼角挂着一点儿闪烁的泪花。 三阿贵是个好孩子,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孩子,直到如今也是,比《人间失格》里太宰治自拟的“神一样的好孩子”还要好。如果其他孩子花了五分聪明来应付自己的长辈即可骗来乖巧的印象,那么阿贵便得花上十分努力让母亲不致过于失望,尽管事情往往事与愿违,但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指摘他的资格。当我和阿贵筑成了课间打水上厕所的忠实同盟时,他终于将自己那点儿矜贵却无人问津的家世筛与我知。阿贵的母亲是给人家房子保洁的钟点工,一天起码跑两家,一周七天基本上无休;而他的父亲则是“跑船的”——我宁可一厢情愿地称为水手,仿佛这点儿不着调的浪漫气息能够安抚阿贵似的——常常一出门就是好几个月,母子俩守在家中,从来不敢往坏处想,但又难以不跑偏:男人这次踏出家门,还能完完整整地回到这个家吗?。今儿个人们喜欢用“草根”这个词,如果放到阿贵家身上,那大概就是根梢往下延伸极为纤细的一支。那会儿,电视上热播的是《肥猫寻亲记》,我时常忍不住将肥猫与阿贵联想在一起:憨钝老实的肥猫被母亲告知自己的爸爸是演员,要在海外“卖咸鸭蛋”赚美金,他一直在等待不会再归来的父亲;阿贵的父亲倒是实打实地跑船赚钱,可否是美金无从知晓,但好歹比肥猫更幸运。在洒遍金光、熠熠波动的码头边,鬈发的阿贵与鬈发的母亲远眺那艘疲惫的货轮缓缓靠岸,近了近了,阔别数月的父亲安全无恙回归身边,阿贵急不可耐地往他的臂弯奔去,父亲身上弥漫着腥咸的味道,阿贵仿佛撞进了满怀的海风——此处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阿贵让我联想到的角色远不止肥猫,还有阿甘、憨豆先生;这些人物所拥有的共同点,除了智商看似低于常人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无论如何也坏不起来”的本质。胆小如我,在整个闹哄哄一团糟的小学班级里,自然一眼就对安安静静畏畏缩缩独坐一角的阿贵放下心来。要好的小同学们互邀到自己家里痛痛快快地玩上一天,这事儿再平常不过,但直到与阿贵离别,他始终没有开口让我亲赴其宅,不知体恤的我竟打破沙锅问到底,他便面有难色地连声道“太远太远”。这大概是句实话,不但由于我从来只见过他只身登上公交车的形象,还因为我想不起来阿贵什么时候对我撒过谎,除了由于为数不多而倍显珍贵的玩笑。我只好偶尔请阿贵在放学后到自己家里来;我家也并非高门大户,但他踏足进门后即保持别扭尴尬的意味,特别是我父母在家的时候,更加只能盘桓片刻便要道别。如此几次三番,我便失去了请他上门的兴趣和勇气,只因我自己实在吃不消这种陌生而局促的氛围。如果没有猜错,阿贵兴许亦会松一口气,光是看到我整整齐齐的一家三口,心里总免不了堵得慌,只是他没有说出口,因为他是一个看来笨拙的好孩子;而我也没有说出口,因为我是一个想装好人的笨孩子。 如今我在记忆中的阿贵身上难免读到自己的虚伪,即使是在一个看似最天真烂漫的年纪。二年级时学校为一名罹患白血病的小朋友募捐,班主任在课堂上相当声情并茂地向我们介绍他的困境,我无疑被彻底地打动了——一伺中午放学,我便伸手找母亲要钱,胆大包天地宣称要为这个可怜的小朋友捐出自己存折里的所有钱,而那个存折里均是给我从小开始讨到的红包,大概也有那么上千元。当时我千真万确地想要慷慨倾囊,这一点可以打包票,只是自己欠缺对金钱基本的认识而已,事后母亲将我劝服了,在啧啧称奇的同时把五十元人民币塞给我作捐款。此事的虚伪之处在于,我可以为一名素未谋面、只被老师煽情一番的人倾出所有;但在以后的几年里明知阿贵的家境和难处,却不曾真正动过恻隐之心,给予任何实质性的物质帮助,只有如今在键盘上假惺惺地消费怜悯、自菲自薄,一边自打嘴巴,一边沽名钓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此之谓也。 四十年后,我孑身从禺城小学的围墙外步过,工作时间的马路上静谧得舒心称意,而墙内的小学生们在操场上如蜂群般散聚无定,嗡嗡哄哄热闹非凡;十年前,只觉学校里常常凝滞着拘谨的沉默,而那时小心思却偶或出窍,萦绕着墙外正在发生及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那是南边的围墙,人行道上是附近“收买烂嘢”的碰头点,三轮车是他们永恒而不朽的标志,车上满载从家家户户最阴暗的角落翻出来的书刊报纸和电器杂物,我喜欢沿路偷偷地往里瞟,幻想这些破烂里藏着的没有人再诉说的故事。收破烂的人全操着如同外星语言般的全国各地的方言,在年幼的我看来便是刚刚被上帝施咒后停工的巴别塔;当然,我想粤语对他们而言也相差无几。这段路面上永远蒙着一层说不上是什么脏物的污垢,像罹患白内障的高寿老人眼球上充满着朦胧意味的白翳,至今未变。只是如今那些破烂大王业已统统将三轮车下的齿轮链条升级换代成电动发动机,马达一发动,轰隆轰隆有如狗熊喘息,在马路上风驰电掣,与满载沙砾的泥头车一时风头无两。变了的是西墙外的街市——不折不扣的街市,鱼商菜农果贩携着新鲜喜人的各色食材,在勉强能过两辆车的窄街里面对面列开两行,掐准学校放学的时间,巷子里便是一派喧嚣鼎沸的景象。要是由母亲带我回家,她总会这个摊子看看那个摊子翻翻,拖拖拉拉地在这条充斥着鱼腥和废气的小街市上磨去我回家看动画片的时间,最后总是我嘟着嘴愤懑不平地扯着她的衣角闹着离开。这个脾性在母亲路过出口成衣店的时候是如出一辙的,这一点让父亲和我头疼至今,也难免令我对女性产生了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唯衣服和食物不可辜负。偶尔阿贵不需要急着回家,他便体贴地伴我消磨这些没有意义的时光,与我一道蹲下来看看一幕幕洋溢着狂喜的血腥场景:宰田鸡的妇人从深绿的网篓里捏出一只可怜的两栖动物,它只能无助而绝望地发出急促的哀鸣,咕、咕、咕、咕、咕,如同一阵紧凑的鼓点;滑不溜啾的躯干被紧紧攥住,四肢不由自主地直愣愣抻开,唯一的选择是引颈待戮。尽管摊主的第一步便极为利索地划开了田鸡的大血管,它最后一点的生命力与恐惧随着殷红触目的血流汩汩而出,不再感受到更多的难以承受的苦痛。但是等到接下来这名妇人手执一柄锋利的短刀,从田鸡薄而透明的后腿处旋开表皮的一道缺口,随即便是大手笔地剥皮抽筋的时候,暴露在外的筋络和神经被人手、冷水甚至空气不断刺激着,因此涌现的生物电流源源不绝地奔向中枢,已然彻底死亡的田鸡竟又冷不丁地抽动起修长的手脚,仿佛以最诡异的舞姿向这个世界作别。我和阿贵虽则硬着头皮绞着脸孔地看完了,但无疑此情此景业已如潜伏多年的病毒般,深深寄生在我的脑海中了。然而,我并没有自此对此物难以下咽,那是由于自恃着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盲目的傲慢。不知阿贵日后如何,也许他早已见过比这更加冷硬更加血腥的现实了。虽然我都这方校园外的市井之地不怀天然的好感,但如今俯仰于经过整治后只剩冷冰冰的铁栏杆的西墙,间或一名从数百米之外真正的禺城市场买菜归家的老妪,大有烂柯人的隔世之感。诚然,无证经营、自成一派的街市一度是附近居民及政府市容的一枚眼中钉肉中刺,无论它为家长们提供了多少方便、为小商贩们补贴了多少家用,也不是其合理存续的理由;我亦绝非为之翻案叫冤,只是在无病呻吟之时顺道伤怀一下,究竟只需要多少短暂的光阴,便能够将此地声色气息抹煞殆尽,那些曾经在我眼皮底下活蹦乱跳又惨死的魂灵可会时刻萦绕? 阿贵之与众不同,应该是从同学们开始意识到成绩的意义开始——如果你不是每天吊儿郎当调皮捣蛋,却还在每次考试时完美垫底,大家就不得不怀疑你的脑袋是否正常运作了。更糟糕的是,不单同学们这样想,老师们竟也心照不宣。班主任知道我跟阿贵走得比较近,也对我的应试能力相当放心,便令我在他的作业方面予以辅导,希望其不致落后太多。我糊里糊涂地便接受了这项本该由老师们负责的任务,还因为可以合法地在课堂上跟阿贵说话而沾沾自喜。小时候觉得长得不好看,不能当演员;没有武功,大侠梦幻灭;甚至欠缺身体素质,运动员也不用想了;但自己好歹掌握了考试的技能,大不了当个老师。六年级毕业以后,那么我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老师了。十多年后,只叹当年真是想多了,幸亏现在还留下一项自己具备相当的能力和兴趣的事情以打发时间,就是这样絮絮叨叨啰啰嗦嗦地讲故事。死皮赖脸地读到大学,我倒对那些个所谓的学霸面霸失却了继续嫉妒的耐性:年级排名第一,只可以说明你掌握了考试;工作中拼死拼活终于熬成有头有脸的主儿,只可以说明你成就了事业;大不了再住洋楼养番狗,那也只能说明你主宰了生活;哪里像我,挤牙膏地挤出一篇又一篇看客廖廖的寒酸文章,胡说点什么都不怕得罪人,自由自在,快哉快哉。而其实早在彼时,我就发现自己甚至连阿贵也应付不了,这道题我会,那道题我也会,可是至于怎么教出口,我竟比阿贵更着急;这事儿大概跟生理发育也有点关系,母亲说我一岁零四个月才学会说话,可见自己在语言方面是存在先天不足的,这借口还真是充分。不算我这个蹩脚的老师,阿贵也绝对不是理想中的学生。无论中国的应试教育如何被吐槽得体无完肤,二十一世纪初的小学课本上那些内容对于智力正常的孩子而言,总不是无法理解的漫漫天书吧?仅仅拿数学来说,从最基础的加减乘除引申出来的加法交换律、乘法结合律,再到四五年级学的分子分母,阿贵都需要比我们付出多几倍的努力来理解。彼时彼刻,他常常把握着笔的双手攥成拳头,砰砰作声地敲着自己的脑袋,缺乏耐性的我在一旁皱眉观望,恨不得把他的脑壳撬开,将书上的算术公式一股脑儿哗啦啦倾进去,一了百了。 与阿贵打交道的这六年,自觉还是有一桩事问心无愧的,就是我从来没有用相关于智力的词语对他加诸形容,无论在人前或人后。是的,这些贬义词如果只是用来骂街,大概只是小打小闹的杀伤力;而一旦面对阿贵这种情况,任何一个擦边球都是纯粹的霸凌和欺侮,为了维持跟阿贵娇嫩而坚韧的友谊,我从未踏足此雷池一步。然而,我之不为,并不能保证其他同学也可以勿施于人。在这个道德意识萌芽、社会秩序初生的教室里,偶尔有几句“弱智”、“白痴”、“智障”的语言暴力向阿贵劈头盖脸而来,阿贵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隆起眉头,啧一声,满带恼怒和厌烦地将对方推开,从来没有像那些“发育正常”的孩子那般一言不合就揪头发、使腿绊,更莫提代表着最纯粹的暴力和人性之恶的党群和杯葛。说人性之恶,是因为在我看来,不存在善之人性或恶之人性的区别,有的只是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皆持同一人性,但种下的因从来说不清道不明,得到的果亦无法揣测估摸,所以人性之善及人性之恶便往往变化万端。至于我们身处的世界,有人自满自足于小确幸,就说它是善意的,也有人尝到了一点儿苦头,就说它是恶意的;然而这个世界又不认识你,看它一脸可怜巴巴的无辜样子,我想它只是无意的。 五对于一名小学生而言,日复一日被困于狭小的课桌与椅子之间,除开每个课间、每天放学以及每个周末的放风时间,整个学年里最值得期待的集体活动自然是春游秋游了,纵使缺乏一群能够玩得来玩得疯的死党,阿贵也不例外。往日被课本和试卷填充的书包,在前一个晚上被兴高采烈地塞满零食。无论老师如何在车门边苦口婆心地劝导,孩子们还是一窝蜂地涌入飘着异味的大巴车厢,手脚快的便为小伙伴们抢占心仪的座位,眨眼间车子里再次被分割成三三两两的狭小空间,随着引擎的开动,啃吃零食的嘎吱嘎吱与七嘴八舌的吱吱喳喳便毫不疲倦地敲击着无法打开的车窗。而阿贵甚至带上了视为至宝的Game Boy color游戏机,鲜黄色的外壳和鲜黄色的卡带十分抢眼,那块15bit的显示屏大概只有现在智能手机的三分一大小,而其中的色彩甚至比不上一盒小学生用的水彩颜料更全,卡带的存储量也跟当下仅有指甲大小的micro SD卡是天壤之别。那么拙劣的视觉体验,那么可怜的游戏数据,而我们就在车上聚精会神地盯着这一方小小的天地,脑瓜里尽是千奇百怪的精灵与惊心动魄的战斗,直至大客车气喘咻咻地抵达目的地。这种景致,实质上跟如今的孩子们在车上捏着手机或者捧着PSP亦相差无几罢;十年人事,又能有几番新?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自己的怯懦,接下来还需要继续:这辈子坐过的过山车用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如果日后我肯陪谁再去坐一趟,那说明定是真爱无疑了。当年的小学一个班平均也有五十人,班主任哪里管得住五十只小猴子呢?老师想出的是以猴治猴的方式,让同学们自由分组,大概五六个人分成一队,而这些团队实际上又是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小集团,小集团里自有牵头的意见领袖,只要一声令下,想坐过山车就必须坐个翻江倒海,想玩激浪漂流就必须溅得一身湿透,可谓一呼百应所向披靡。而我也在无意中成为了某个五人小团体的头头儿——无论自己如何向党群的恶习开炮,终究难以免俗,值得宽恕的是我首先选择将阿贵纳入旗下——而这个小团体则自成一格,就是不碰那些看起来“有生命危险”的机动游戏,过山车不在话下,跳楼机自不待言,诸如海盗船、八爪鱼之流还算能够接受,碰碰车与咖啡杯当然是最佳目标。评价我们这个团伙很简单,尽可以说是懦夫,胆小鬼,无胆匪类,连女生都不如;如何评价是你的自由,但你的评价对我们屁用不顶,你的感受对我们亦等同狗屎。过了多年,我终于可以在完全由自己主宰的文字里,对困扰日久的来自他人的主观判断作出无力而无害的发泄。要知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一个人感到失落与沮丧,不外乎两种可能性:要么太把自己当回事,要么太把别人当回事。 午饭时间眨眼间便到了,一群饥肠辘辘的孩子们乖乖聚集在老师们列队报数,等待着那一份平日里可能难以下咽的廉价盒饭。到我们这一组了,我在队伍里第一个领上盒饭,阿贵就紧跟我身后;只听背后传来一声啪唧外加一声惊呼,我回头只见阿贵双手撑地,而他的盒饭已经阵亡在乱糟糟的泥地之上,绝无仅有的几块肥猪肉与发蔫的黄瓜片尸横遍野,即将成为小动物小昆虫的飨宴。旁边排队的长龙中还有几名以恶作剧称霸我班的混世魔王在嗤嗤偷笑,没有任何证据,我在此时此刻也不敢说他们是有关还是无关,有意还是无意,用肘撞了还是用脚绊了;他们大不了也就是下课的时候将女生的小辫子揪一揪,上课的时候把起身回答问题的同学的椅子往后拉一拉而已。“哎呀哎呀,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阿贵依然只是对这些不好惹的主儿啧了一声,紧皱眉头地擦掉了手上的泥垢,一脸懊恼地蹲在树荫下。老师?她们照看排队领饭的孩子们还忙不过来,看见摔倒的阿贵也只是呼他爬起来:“地上多脏,快起来,自己小心点吧。”走运的是,不远处“刚好”出现了一名推着羊肉串吆喝叫卖的大叔,不知道撒了多少添加剂和色素的肉串在大叔手上蒲扇的扇动下吸引了一路的鼻子,有些还没吃上的孩子和吃了仍没吃饱的孩子都围上去一根两根地大快朵颐。我对阿贵微笑一下,将手上油腻腻的盒饭塞给他,摸出小背囊里的五十元大钞——小学的每次出游我难得花费三十元人民币以上,剩下的钱均上交回父母手里,好像能赎回某些微薄的道德感——一口气花掉十块钱,买了二十串跟我手臂一般长的羊肉串,在周围同学的注视下昂首阔步地走到阿贵跟前。那天我与阿贵一手攥着十根羊肉串,一手用一次性筷子扒拉着同一份与羊肉串相比起来索然无味的盒饭,吃得那叫一个香。可以说我后来再也吃不上如此回味无穷的羊肉串了,至少不会再跟阿贵一起吃。当然,那天晚上我是跑了至少三趟厕所,也不知道阿贵有没有在家里的厕所暗地里责怪我。 六阿贵应该怪我,但并不是仅仅因为羊肉串这件事儿。发生在四年级时的这件事情,我直到大学才知道,它的学名应该唤作“囚徒困境”。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逮捕且被隔离拘留,二者无法沟通情况。检方搜集证据进展不顺,需要进行讯问以取得突破,于是向两人提出一个条件: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者都判刑八年。这个经典的博弈论模型可以应用于种种情况之下,商业、政治、军事、竞技等等等等,而一再的实验表明,人们总是倾向于互相揭发。数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们列出一个个表格一道道算式来寻找出“最佳策略”,最后还是得出这个结论:以牙还牙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不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自己,而且能加速这个实验的结束。很有趣是吧?但是当你自己置身于这个该遭天打雷劈的玩意儿之中,成为被讯问的囚徒的一员,在出卖自己和出卖同伙之间举棋不定,特别是你还要整天自命清高不可一世,你大概很难再对如此的心理游戏产生浓厚兴趣。 那是一节自习课,安排在那天下午放学前的最后一节,原意是好让大家尽早完成作业,回家爱干嘛干嘛,这已经算是学校最为仁慈宽大的一项举措了。但对于这群小猴子而言,没有了老师在讲台上凌厉如电的法眼,此时不尽兴更待何时?这会儿我也难免蠢蠢欲动,再次同阿贵的手肘手指你来我往起来,继而就是热火朝天地交头接耳,不消片刻竟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处学校身处教室这事儿来——这么说四年级的我与一年级的我相比也没有多大进步。从小学到高中,每个人都曾经体验过这样的时刻:当你在课堂上交头接耳或者短兵接战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本来班级里热火朝天的氛围瞬间冷却下来,但你却还未停下嘴巴或者手脚,第六感便会告诉你大难即将临头了。这一回巡堂的值班老师的目标是我和阿贵,一双有力的大手虎虎生风地拍在我们的肩头:“你们两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起来,跟我去办公室!”这名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我们班,以后也没有,但我知道他是隔壁班的数学老师。想想吧,隔壁班的男数学老师,碰到这副冷硬的脸孔,就听见了宣判的法槌已经重重砸下的丧钟。就算这样,人越到死路一条,越是心存侥幸。在前往办公室的途中,放学的铃声打响了,这事儿好坏参半:好的是办公室的老师大都下班了,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尴尬;坏的是无法按时放学回家,耽误了看动画片事小,家长知道了我被罚留堂事大,这才是我所顾忌的。一路尾随着老师,我出乎自己意料地多嘴多舌:“老师,我们真的没有做什么,你肯定是误会了。“老师和阿贵却都一言不发,我好像成了鬼片里与人世隔绝的幽灵,如何努力地拍打呼喊,都无法引起旁人的一丁点儿注意。于是我也保持沉默了。“既然你说我误会了,“老师将我们带到办公室中他的位置,一开口便已经让我进退维艰,“那么你们两个人分别在纸上写写各自都在干什么,事情不就一清二楚了?”“囚徒困境”就因为我的多嘴多舌而起了。放学后的办公室已经显得空空荡荡,只有几名素未谋面的老师在零零落落地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墙上挂着方形的钟滴滴嗒嗒,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仿佛拼命想要置身事外。我背对着男老师和阿贵,握着笔只空在晃动摇曳,笔头却仍旧未接触到小小的便笺纸,脑瓜里正席卷着一个接一个的猜疑与设想。假如我说了真话,阿贵说了假话?假如我说了假话,阿贵说了真话?假如我们都说了真话或者假话?我可以为了保护自己出卖阿贵吗?阿贵又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出卖我吗?当然,这并非一个标准的“囚徒困境”,而我们无论说谎与否,大概都不会对今天的结果造成任何影响。残酷的是,这直接考验着我与阿贵之间可以说深厚也可以说脆弱的友情。无论时间如何逼仄着自己的躯体想要置身事外,但两分钟的光阴眨眼间便告终了,老师也带着半是嘲讽半是威胁的口吻道:“怎么样?才刚刚发生的事情,现在就记不清了?”于是我攥紧了笔刷刷刷地写下了四个字:按计算器。这个答案可以说既非谎言又非实话,我的确是一边咬耳朵一边按着计算器玩儿,那个不到巴掌大的计算器现在还躺在我的书桌上,即使老师要回到课室当面对质,我也大可理直气壮。而阿贵给出的答案却立马让我脸上一片羞赧,因为他选择了认罪:我们在聊天。这个结果当然也是在情理之中,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意料之外。老师自然抓住这个千载难逢送上门来的机会,对我们两个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小时的耶稣。就在那时我发现了一个事实——容易口臭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老不说话的,另一种是老在说话的,因为眼前这位男老师的口气正熏得我晕头转向,竟然盖过了那些本来能够刺伤我脆弱的自尊心的批评。希望老师们,特别是男老师们不要揍我。 那一天,我们离开学校时,没有互相道别。 七无妄之灾的意思就是,你倒了血霉。那是五年级的一个初夏。下一节课,就是同学们在每周最为期待,而于我而言我略带期待也略带忧忡的——体育课。科代表的职责要求我将收好的作业点数一遍,这让我无法及时地跟同学们一同呼啸成群昂首挺胸地奔向操场,只有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才能急匆匆跑出课室。又是严肃惹的祸。说时迟那时快,其实也迟不了多久快不了多少,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击中我的左颊颧骨处;那一瞬间,往小里说是火星撞地球,往大里说是宇宙大爆炸。眼冒金星此言非虚,动画片里被打中脑袋的卡通人物头顶上盘旋的星星或鸟儿也实在贴切,而且更加能达成幽默的效果,此之谓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晕。然后才是痛。失去清醒意识前的最后一眼是这次校园安全事故的肇事者:一名个头比我矮的低年级男生,模样实在缺乏可以让十二岁的我深刻记住的重点;他也跌坐到了地上,但鉴于他是用正面的额头与我侧面的颧骨相撞,理当受到较少痛楚,因此那男生又马上捂着头站起,继续用减慢了的速度跑着,消失在走廊尽头的拐角处。最先发现受伤的我的人是邻班的一些同学,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很理性,就是去唤我的班主任。真应了那句,远亲不如近邻,再亲的同班同学不如就在身边的邻班同学。彼时我的口腔内壁由于重击而被牙齿损伤,刚想张嘴求救,一口鲜血即从唇边汩汩而出,把邻班的女生吓得尖声怪叫手舞足蹈。班主任闻讯赶到,用纸巾抹掉身上和地上的血迹,试图将我从地上扶起,几次尝试后我才艰难地站起来,而一迈步便是头晕目眩双腿发软,好不容易才撑到楼梯口的刷卡式电话机处,好人一生平安的一位同学借给我一张电话卡。为什么我要去打电话?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我要给在医院工作的母亲求救,而医院离学校只有一条街道之遥,这是用近水救近火。为什么要由我来打?班主任手上没有家长联系方式吗?这个问题问得好,老师们手上还不一定有,基本上只有经常需要被请到学校的家长会留下电话号码,而像我这种严肃的孩子,如果到了要见家长的地步,不啻于对我动用了核武器;当然,老师从来不曾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如今禺城小学的老师手头上无疑都备有全体学生的家长联系方式,这是属于血的教训,而这血肯定有一部分是从我嘴里流出来的。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不知道,平时看故事里的人总喜欢在真正回答前加上这一句,大概是起到语气词的作用罢。“救……命……”我猜母亲当时听到电话里的声音,就吓得七魂丢了三魄,“我在学校被人撞伤了……救我……”有些本班同学听闻也从操场回来施以援手,老师马上安排人手陪同我前往医院,两个与我要好的男生便举手慨然应允。什么,我还有其他朋友?是的,不能凭着前文有感而发的刻薄之谈,而想当然地判断我为生性孤僻独来独往的人。不要忘了,我还是个胆小鬼,胆小鬼需要融入大集体的大流之中,以求群体性的安全感,听上去虽然功利,但是我择友的条件和目的并非如此市侩,所谓死党的核心朋友圈子总是持久而坚实的。总而言之,我的朋友不止阿贵,阿贵的朋友当然也不止我。人群里里外外围了几圈,即使神智不清、意志支离,也不妨碍我辨别窃窃私语的人中哪些是讥笑哪些是同情哪些是幸灾乐祸哪些是义愤填膺。阿贵也在围观群众之中,蹙着的眉一言不发,这已经成为了他标志性的表情。虽然身边的两个同学非常可靠,但彼时彼刻我却无比盼望阿贵可以忽然举起手来要求同往;然而我知道,阿贵也知道,老师是不会答应的,所以各自心照不宣,亦用不着自欺欺人。千头万绪之间,我竟从阿贵的眼神中读出了我们即将渐行渐远的伏线。 至于离开校门之后事情如何发展,我实在无法集中精力了,只得让人家像扯线木偶地搬来弄去,如今想来这种体验相当于劈酒后的断片,但我又不能完全确认,因为我还没有真正喝酒喝到断片的地步,往往喝到胃里盛不住了,便一股脑儿吐出来,酒精从未真正征服过我的精神心智。但我的大学同学们,特别是北方的同学,还是对此嗤之以鼻不置可否。医生诊断为脑震荡,说明这一击之重可能将我变成一名脑残患者。接下来是旷日持久的疗养,先是带着肿胀了一倍的左脸在家躺了一个星期,然后是数月之久的高压舱治疗。高压舱是一种初时让人极为苦闷,但后来又让人充满了想象力的医疗设备。仅仅容得下一人横躺的大铁桶,只有两扇极厚以致无法清楚看透的玻璃窗,启动后一般会体验到飞机起飞时耳膜鼓鸣胀痛的感觉,而且一呆就需三四个小时之久,对于十二岁的我可是比关小黑屋痛苦得多的事情,而较一般的成年人来说自不待言,要知道那是仅能提起膝盖以变换姿势的单人牢房。苦闷如我,电子产品又无法进入高压舱,只好求助于书刊了,十多岁的孱弱的男孩子对科学与幻想往往是缺乏抵抗力的,因此我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读起了一本本科幻杂志,就在此时无边的想象力与极狭的高压舱即产生了奇妙的反应,两扇朦胧的加厚玻璃窗更加起到了发酵的作用:有时我在海底寻找鹦鹉螺号,这时产生了极度深寒的恐惧感;有时我在地壳直指地心进发,这时产生了英雄使命的骄傲感;有时我在太空中只身逃难,这时产生了空偌无涯的寂寥感;有时我在窗外看见了阿贵的脸庞,这时我突然从想入非非中清醒过来,仿佛遭到又一次脑震荡。是的,那的确是阿贵,他带着向日葵般的灿烂笑容忽而探望囚笼中的我,只有激动地指手画脚来向我表达兴奋、惋惜和同情。就在那时,藏在阿贵眼神中的伏线瞬间显现出来,连绵不绝,汹涌澎湃,“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孤独感。能够填满海洋、侵蚀地球、掩藏宇宙的孤独感。我在海底、地壳和太空中所作的努力和挣扎都是徒劳无功的,花光力气拍打着厚得难以想象的玻璃窗,却依旧无力撼动模糊了一切的的孤独感。要上的公交车已经到站,而车站离你却遥不可及。错过了高速公路上的出口,开了数公里,却发现还是找不到下一个出口。乘上登月的火箭,却在踏上月球后眼睁睁地看着地球被击穿毁灭。我知道,阿贵也知道,我们太相似了,相似得永远无法真正接近。 高压舱治疗足足折腾了我半年。至于脑震荡这件事儿,我不久便发现了它的后遗症。事情发生前,有那么一次数学测验,我提前大半个小时便将卷子一气呵成地挥就了;由于当时是不允许提前交卷的,所以我只好把玩着手头的笔尺橡皮,抬起头来东张西望。监考的数学老师见状,自然看不过眼,气势汹汹地步到我的书桌跟前,呵问我:为何停下笔了?答曰:卷子做完了。问:检查过了吗?答曰:检查过了。问:检查过就再检查一遍。答曰:已经检查过三次了。老师这下子可谓火冒三丈了,随即一手将我的卷子抽走,振振有词地警告道:如果我发现你有任何一道题做错了,你就给我抄个一百遍。事已至此,老师已经没有给我留下选择的余地了。如果我被罚抄了,这个故事就不好玩了,不是吗?我远远观察着老师从未松开的眉头,心里便阵阵窃喜,结局就是老师走下讲台,将卷子铺到我的桌面上,赫然是通红的一百分。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给我留下一个略带赞许而略带尴尬的微笑。我猜这已经是学生时代数学生涯的巅峰了,因为自从这桩无妄之灾,我便发现自己的数学思维乃至基本的算术都大不如前,每况愈下之际在高中甚至到了挂科的地步——更加莫提大学了。虽然脑震荡可能褫夺了我的某种前途的可能性,但也得感激它为我码字的决心予以最坚定的支持,因为我好像连算数都算不好了。 八在动物行为学之中,当一个个体向另一个个体展示自己身体上的弱点时,这是最为毫无保留的表示友好的表现,如猫狗向人类袒露自己的肚皮任由其抚摸,它们无法与人类作出等价的感情交流,因此只有借此聊表心意。简单来说,主动示弱就是最彻底的示好。虽然拿动物语言来打比方相当偏题,但恕我愚钝未寻到更好的譬喻;阿贵也曾尝试过为我们之间的友谊作出了最后的努力,也是彻底的示弱与示好。六年级的莅临并未为我们这些毛头孩子带来多少离愁别绪,更多的是即将告别禺城小学的兴奋以及对于虚无缥缈的无拘无束的盼望。大概我们直到卸下学生这个身份,真正踏入社会之前,都难以学会珍惜对自己所有无知与任性的一切包容与耐性罢。很多时候,你可以说阿贵很笨,但又可以说他比我们聪明得太多,这取决于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六年级后阿贵更加沉默寡言了,且眼神里泛滥出来的悲哀越发地感染到我的身上。我想,绝大多数人直到高中毕业、大学毕业才体会到的所谓毕业压力,阿贵在小学毕业时就开始体味到了。压力大概源自两方面,其中一面就是与我的分别;不是我太自大,而是阿贵总不会真的牵挂那些个每天一旦得空便变着法儿捉弄自己的同学,以及其他袖手旁观嬉皮笑脸的同学吧?那天放学,我们离开得有些晚了,所以课室里没剩下几个人。在离开教室前,阿贵环顾了一下沉寂下来的四周,忽然拉住我,要我伸手去按一按他的胸膛;不知怎地,还没反应过来的我已经将手伸出,按到他手指指住的地方。我的手指陷进他的校服里一个指头深,也就是说他的胸脯陷进去了一个指头深。当时我有些茫然惶惑,只是向他保证不会告诉其他人的。但这个承诺很快就被打破了,因为我实在忍不住要问母亲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病,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鸡胸这种身体缺陷的存在;也让我第一次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有时候上帝不仅为你关上一扇门,还会为你把窗户封起来。我在这些年还是为阿贵守住了这个秘密,直到写下这段文字之时。事实上,阿贵的升学压力还有另外一样,而且更为现实。那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阿贵的母亲,时间已经到了小升初考试的前夕。与数年前相比,她并不显得更加年轻或者衰老,好像有些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便生就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容貌,直到再次离开。我凑巧要去老师办公室交作业,就碰见了她在跟我们当时的班主任紧锁眉头讨论着什么。我第一眼还想不起来这名中年妇女的身份,第二眼就从她头上的鬈发和皱眉的神态认出来了——不是阿贵的母亲,还能是谁?出于好奇,或者出于关心,更大的可能性是出于好奇,我故意慢条斯理地翻找着老师桌面的作业堆,幸而当时科任老师并不在场,这给了我充裕的时间来一本一本地摊开全部同学的作业本然后一一合上,耳朵即竖起来聆听着那方的对话。 “我们将心比心,凭阿贵这样的考试成绩,无论是禺城的哪家初中,都不会肯接收这样一个学生的。”“老师,就当我求你了,这个孩子考试成绩的确比不上其他同学,但是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吧!说到将心比心,如果这是你自己的孩子,难道会让他放弃考试吗?”“我很理解你们,也很同情你们,但这件事由不得我这个班主任作主,是学校让我代表来跟你们家长沟通的,希望最后结果对大家都好。”“我知道你们都是怎么想的,阿贵很笨,阿贵很蠢,阿贵是弱智是低能,虽然我很感谢学校一直在照顾着他,但是因为这个理由而放弃了他,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的。”“阿贵妈妈,请你不要这么说——”“这场考试对于阿贵和我们都很重要,如果考上了,皆大欢喜;如果考不上,那我们也都认命了,再来给他找别的学校。要是白白放弃了,就这么把他送到‘那种学校’,他长大以后会怎么想象作为父母的我们?”“既然你的态度这么坚决,我会向学校如实反映的……”我没有敢再听下去,是因为上课铃已经打响,老师们纷纷离开课室,如果我还在装模作样地翻弄作业本,无疑过于扎眼了。事实上,这回偶遇对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自打阿贵的母亲跟班主任商量过以后,老师们便更加督促我对阿贵进行课外辅导,当然前提是“不能妨碍到我自己准备考试”。对于六年级最后的那段日子,可能其他同学残存的记忆就是体育课被变相取缔了,体育老师整天请假,代之以语数英老师轮流“代课”,作业也日见繁多,很多孩子方才忽而发现原来学习也可以对自己产生如此之大的压力与动力。阿贵还是去参加小升初的考试了,而且毫无意外地没有达到及格线。简单而不隆重的毕业典礼结束了,我与阿贵没有留下各自的电话,更加没有留下日后相见的承诺,那是因为我们都心知肚明,或者只是我自私地以为,这些都不存在任何实际的意义。直到初中,我才从长辈口中了解到,阿贵母亲当时与老师提及的“那种学校”,就是所谓的特殊学校,进入那里再出来的孩子,也许就从此被打上特殊的烙印,失去了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和未来。 有些人,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们起身离座,好像画下了一枚既像逗号、又像句号的潦草的标点符号,仿佛只是要短暂地离开五分钟,也可能从此再无相遇的机会。那个曾经和你踢过球的邻班同学,那个曾经帮你捡过掉下的报纸的邻居女孩,那个曾经在某个聚会上互相交换过电话的陌生朋友,那个曾经给你赊过五块钱账的士多老板,也许他们的生活轨迹依旧未改,只是与你再无交集,你还来不及道别,来不及祝福,来不及感慨,他们便完全消逝在你的生活里,如同茫茫宇宙之间,两颗仅仅相遇一次的陨石。我们所不知道的是,我们其实已经和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见过最后一面了。万一有机会再见阿贵呢?又不是编小说,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九我不喜欢一个有故事的童年。因为有故事的童年总是眼青鼻肿、一波三折、多灾多难的。最好的童年应该是锦衣玉食、一帆风顺、万事无忧的,就像每个父母对自己孩子最平凡也是最殷切的寄望,不是吗?这个故事以阿贵为名,以阿贵为主要对象,以阿贵为核心内容,但我却在一刻不停地唠叨自己,难免有喧宾夺主之嫌,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作为一名自我主义者的可怜可悲。为了防止出现过度解读的后果,有必要谨此说明,我就是我,阿贵就是阿贵,我不是阿贵,而阿贵也不是我,这篇文章从未利用借人喻己或者其他任何高深莫测的手法,没有试图建立抑或消解任何主义,更加不曾尝试揭示抑或隐喻任何意义——有的只是一名跨过了二十世纪与廿一世纪的孩子的谵言妄语。阿贵是活生生的,但又不曾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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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沙发,。
铁甲依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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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吗。。。& &看着不错& &但头疼&&
对不起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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