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回应获诺奖质疑：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_文化读书频道_新浪网
莫言回应获诺奖质疑：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
新民周刊第40期封面
　　文学的胜利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7时，诺贝尔文学奖在各种猜测中尘埃落定，莫言因其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而获得殊荣。
　　这是中国籍作家第一次获得诺奖。伴随鲜花与掌声的，还有板砖和臭鸡蛋。面对种种质疑，莫言强调自己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写作”，“对社会上一切不公正的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突破了阶级的、政治的界线，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
　　每个事实总有多个面向，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次“文学的胜利”。(钱亦蕉)
　　莫言对你说
　　不是我要关注现实问题，而是无法逃离它，在屋子里面蒙头大睡，现实依然存在，现实时刻都在纠正你前进的方向，它在拉着你走。
　　特约记者｜华超超
　　在诺贝尔奖公布前，莫言回到了山东高密。离开北京前，为躲避媒体的采访，他把北京的手机留在了女儿处，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回了高密老家。和去年茅盾文学奖颁发时一样，为避开媒体的采访，莫言让女儿关掉了北京手机，新办了一个高密的手机号。
　　11日晚上，莫言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在楼下的哥哥管谟贤家刚刚吃完饭。妻子和嫂子收拾完碗筷，正准备切一盘萝卜条当饭后水果吃。他和哥哥坐在沙发上，逗外孙女玩。18点40分，莫言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隆德，告诉莫言，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听到自己得奖消息，莫言惊喜又惶恐。他的心情还未平静，瑞典文学院懂汉语的女钢琴师又打来了电话，按照惯例对莫言进行了一个7分钟的采访。
　　从这一刻起，莫言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电话不断，房门不断被人敲响，楼下门铃也叫个不停。这个晚上，高密来了200多位记者。潍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窦吉进对记者说，此前高密这个县级市从未来过这么多记者。8点钟的时候，高密一中内的莫言文学馆前和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莫言的老宅小院里，蜂拥而至的记者围住了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莫言父亲和莫言的二哥、姐姐，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莫言到底在哪里？
　　在潍坊、高密宣传部官员的劝说下，莫言同意在他家附近的风都国际饭店开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整场发布会只进行了15分钟，就匆匆结束了，原因是莫言的“低调”。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莫言接受了当地媒体的小规模群访。
　　白岩松在上镜前，还没有找到莫言。在《新闻1+1》进行到一半时，他手下的编导，联系到了正在采访现场的潍坊电视台。于是，在节目的后半部分，白岩松对莫言进行了十分钟的现场连线采访。
　　回到家，莫言仍然不能休息，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当地找上门的亲友，还有海内外的朋友的电话，持续到凌晨3点。连92岁的父亲到深夜2点，也坐在炕上忙着接一个又一个的电话采访。
　　这一晚，高密的广告公司也在加班，接到了当地政府的订单，他们连夜赶制出大批鲜艳的红色绸布横幅广告。第二天，这些喜气洋洋的横幅挂在了高密的政府机关大院，记者集中居住的酒店，通往莫言乡下老宅的路口。
　　是不是该低调一些？
　　《新民周刊》：你用什么方式庆祝自己获奖？
　　莫言：没什么好庆祝的，我想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包一顿饺子吃。但这个计划还没有实现，你知道我父亲、二哥、大哥、姑姑那边，现在都被记者包围着，一直到深夜，还在接待记者的采访。
　　《新民周刊》：接到瑞典文学院的电话时，你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莫言：接到瑞典学院的秘书电话的时候，我惊喜又惶恐。今年的诺贝尔奖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呢？所以我惊喜。不到一会，我又开始惶恐，我拿了奖了，这么多媒体来找我，我该怎么应付？
　　作为作家，我身上又多了这么一个光环，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在盯着我，找我作品的毛病挑刺，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再来故意地跟我为难，找我的麻烦？我是不是该低调一些，夹着尾巴做人？
　　《新民周刊》：结果公布前，因为你是第一号选手，微博、网络上对你应该不应该拿奖，吵翻了天。
　　莫言：这半个多月来，围绕这件事已经吵来吵去，我对这个奖已经挺麻木了，所以得和不得无所谓。而且这几年一到这个诺贝尔奖公布的时候，媒体都爱找我，拿我说事。我不管怎么说，都会被人批一通。
　　所以，今年一个月前我就回来了，想集中精力写点东西，这个季节也比较好，正是秋收的季节，跟我乡亲们一块生活一段时间，接接地气，了解一下当下的农民心理状态。
　　《新民周刊》：大家都在找你，你手机还关机了。
　　莫言：我手机坏了，这些天也为了清静，躲开媒体。高密这个地方比较小，没有北京那么多人，没有北京那么喧嚣，我自己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
　　现在老家来了很多的记者，呆了几天，高密市的一些文友过来做工作，我想记者们也很辛苦，就从家里过来，聊了15分钟。那现在媒体记者越来越多，我身体已经吃不消了，几天都没有睡好，嗓子都哑了。
　　《新民周刊》：下面的采访你怎么办呢？海内外的媒体现在都来了。
　　莫言：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很忙，要应对朋友安排的一些采访，可能也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我想很快会过去的，关键是自己不要把获奖当作一个了不起的大事情。
　　它就是一个奖状，得奖也并不是证明你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心里也很清楚，中国作家有很多，写得很好的作家是成群结队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有很多，我是很幸运地得了这个奖，自己头脑要清楚，绝对不要轻飘飘的，要站稳脚跟，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而不是奖项。能够让我站稳脚跟的，还是继续写作，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土地的热爱，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写作。
　　《新民周刊》：你觉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读懂你的作品了吗？
　　莫言：我想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它好像也不是授给作家的一本书的，应该是根据作家全部的创作。评委们可能是刚读完《生死疲劳》，这部作品刚刚被翻译成瑞典文，作品带有某些魔幻色彩，但这个魔幻跟中国的民间故事密切相关，也与现实密切相关。我觉得这个评价也是对的，也不是和我的创作没有关系，基本表述出了我的创作的一个特质。如果说把我的几百万字作品进行全面概括，这么简短的两句话是远远不够的。
　　《生死疲劳》是我集大成的作品
　　《新民周刊》：现在你的书在市场上疯狂脱销，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你，应该读你的哪些作品？
　　莫言：他们可以先读《生死疲劳》这本书，然后再读《红高粱》、《丰乳肥臀》这些书。《生死疲劳》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写作的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探索。
　　这本书是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的一种思考，比如土地问题、农民问题。我在写作上采用了一种东方式超现实主义的写法，小说里面人可以跟动物之间自由地变化，然后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照中国最近50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在语言上我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力争用一种最自由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和艺术探索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
　　《新民周刊》：在创作上你越来越自信了。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自信？
　　莫言：我到了50岁这个年龄，才多少有了点自信。过去都是不自信的。写《红高粱》的时候，写完了我想这是不是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是好还是坏，可不可以这样写，都要通过别人的判断，来给自己定位。到了写《酒国》的时候有一点点自信，写完了之后感觉到就是应该这样，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了，到了《丰乳肥臀》，还是有点犹豫。到了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就比较自信了。
　　《新民周刊》：《生死疲劳》为什么写得这么快？43天时间写了一部50万字的小说，有媒体说你的写作速度应该去申请吉尼斯纪录了。
　　莫言：我们不应该注意作家写作的速度和时间，这有什么意义呢？写了一百年写的东西不好也是白费，写了一天写出来好也是很好，过程并不重要，质量才是唯一标准。像曹雪芹写《红楼梦》用的时间非常长，修改比较充分，考虑比较周到，这是一种写法。但也有一气呵成用很短的时间写完一部伟大小说的作家，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是一气呵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生死疲劳》是一部“伟大作品”，我还没有蠢到这种程度。
　　《生死疲劳》刚出版时，采访我的记者老是问“你写了多少年？”我实事求是说写了43天。为什么写得这样快？因为我抛弃了电脑，重新拿起了笔，用43天写了43万字(稿纸字数)，版面字数是49万。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放下笔清点稿纸的页数时，那种快感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状态，和写《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时很相似，没有任何小说之外的功利得失的考虑，也没有考虑读者评论家会怎么说。
　　在当前大家批判文学创作粗制滥造、急功近利的大气候下，我这么说有点自找难堪，但事实确实如此。当然我也可以说，虽然写了43天，但这个小说在我心里积累了43年，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蓝脸的原型，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初期。
　　农村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
　　《新民周刊》：《四十一炮》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间十年里农村发生的让人目瞪口呆的现实变化；《生死疲劳》则把目光投向更远的50年代，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写到新世纪来临。在这些作品里你想表达些什么呢？
　　莫言：经过二十几年改革，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村原有的价值观崩溃了，人们在精神面貌、伦理道德上都有很大变化，欲望横流，甚至没有是非标准了，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起来。我写《四十一炮》就是想表现这些问题。人类的欲望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会使社会有节律地、有节制地、健康地发展，但如果欲望疯狂扩张，那将会导致许多轰轰烈烈的闹剧和悲剧，将会给后代儿孙留下无穷的麻烦。
　　《新民周刊》：怎么看待目前的农民问题？
　　莫言：所谓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态度和认识。新时期以来，我们有那么多关于乡村的小说，写了农民的苦难、抗争、改革之后生活的好转，写到了农民的恩怨情仇很多方面，但是都没有从根上来挖。
　　我想，要写农民，不可回避的就是土地和农民的关系。《生死疲劳》就想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对柳青先生的《创业史》、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这些红色经典的呼应。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今天农村发生的变化？
　　莫言：80年代农村改革土地重新分配，形式上是单干，但本质上还有是区别的，农民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和土地改革之初，土地是完全的私人财产不一样的。但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归属农民，也让我们欢欣鼓舞。大家都从一个严密地控制着自己的集体中解放了出来，不但获得了身体的自由，而且获得了精神的自由。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对土地是非常热爱的。农民热爱土地，土地也慷慨回报。
　　但这样的情况到了90年代后又发生变化，农村改革到了一个关头，一方面，许多地方疯狂地建设各样名目的开发区，城市不断扩展，钢筋水泥把土地覆盖住，使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再一个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不稳定，种植成本越来越高，水、化肥、农药、种子，都在涨价，辛苦劳动一年，劳动力不算钱，还是赔本。这样农民对土地又疏离了。而且可耕地越来越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亿万农民进城打工，一是种地不赚钱，二是地不够种。当然也有的地方良田荒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民这次逃离土地有很深的悲剧性。
　　我觉得人类总有一天要受到逃离土地的惩罚。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恨不得把房顶上都种上庄稼，但就是没粮食吃。现在这么多的土地给撂荒了，大量的粮食浪费了，大吃大喝、贪污腐败，但是我们依然有吃的，60年代粮食珍贵得像金子一样，现在突然粮食不值钱了，好像大家都不吃粮食了。我觉得粮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说没有会突然没有了，说有，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新民周刊》：科学进步，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嘛。
　　莫言：现代科学发展已经违背了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一种商业利润的鞭子抽打着的病态发展，科学发展违背了科学的目的，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好，但是现在科学发展是为了金钱。各种电器产品，手机、电脑，迅速地更新换代有什么意义？这是利润的鞭子在抽打，制造了无数不可消解的垃圾。与此相对的是人疯狂膨胀的病态欲望，我在《四十一炮》里就是批判人们这种膨胀的欲望。
　　完全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不存在的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莫言：我认为这种几近疯狂的工业化进程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我觉得应该慢一点，没有必要这么快。为什么要这么快的速度呢？我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发现当年改革开放步伐比较慢的地方，反而吸取了很多教训，避免很多错误，我给他们题字，“春潮带雨晚来急”，慢就是快，你为什么要那么快呢，你盖了这么多水泥钢筋怪物，拆掉就是永不消解的垃圾。当时所谓的引进，外来的投资，国外的垃圾产品、高污染产品，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我们的土地破坏掉，把我们地下水污染，代价太大了。
　　《新民周刊》：也有人说，你笔下的农村不真实，充满了魔幻离奇色彩。你怎么看待那些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的农村文学作品？
　　莫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许多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我看来是虚假的。我们回头看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包括70年代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代表作，用我的眼光来看，带着很多虚构和偏见。当你深入到一个乡村，把历史具体化感情化以后，你发现过去的经典作品里面描写的历史，实际上带着强烈的偏见，实际上是非常主观的，根本不客观。从写历史小说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现实观。
　　用小说客观地再现现实、再现历史，基本是一个谎言，哪怕是高喊着“我是现实主义的作家”，高举着完全忠于现实的大旗，由于个人的主观视角，由于个人狭窄的目光，不可能真实地再现一个历史事件真相，完全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不存在的。
　　《新民周刊》：农村曾经是一批作家的精神家园，但这个精神家园在今天已经粉碎了，桃源梦醒，对以农村为主要写作对象的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莫言：精神家园不会像空气一样蒸发掉，土地依然是疮痍满目地在那里摆着，荒芜的土地上长出了很多过去已经绝迹的植物，很多已经绝迹的飞禽走兽又出现了，这是一种新的现实，具有更大的文学性。
　　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小说仓库，有成品，还有半成品。农村生活也是非常广阔的，它也有各行各业，我的小说表现的是一点点，其他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写，比如历史的、战争的、女性的，关于山东人几百年来怎样背井离乡闯关东，沿着黑龙江，一直到了阿穆尔河入海处，怎样在白雪皑皑之下返回故乡，这些题材都可以写成小说。我不担心没东西写，只担心写不好，糟蹋了素材。
　　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
　　《新民周刊》：在很多人看来，你们这一代作家都是受西方文学影响，喝狼奶长大的，但你的作品一直很传统化，很少有人把你放在先锋作家里。但你又是一个最成功的混血儿，把西方文学的影响和中国文学传统结合得最好，这次诺奖颁奖时瑞典文学院也是如此评价的。在写作上你这种自觉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莫言：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笑)。我们受西方的影响，真正要化成中国的东西，化成你个人的东西，必须你头脑中有这个东西。原来的生活中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受到他们的启发，一下就发展起来了。我们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印象派种种许多的东西，假如你原来头脑里没有，你的禀赋里面没有这些因素，你只能是形式上简单地模仿。假如你原来就有这个基因，原来就有这个素质，看了这个会触类旁通，激活了你心中原有的东西，这样写出来，就是属于你个人的。
　　我觉得我是比较难归类的，我就是我。我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在形式探索上，应该是相当前卫的。1987年的《天堂蒜薹之歌》，然后又是《酒国》那么一个荒诞的政治小说，带着黑色幽默、反讽、变形、夸张，应该很“先锋”啊。这样的小说结构是逼出来的，题材尖锐，不写不快，那只有在结构上挖空心思。我们都强调作家的想象力，故事需要想象力，语言需要想象力，结构更需要想象力。
　　《新民周刊》：如果说在小说结构、语言上你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从小说的内在精神来看，你的趣味是中国传统的，小说传奇，豪放，生猛有野性。
　　莫言：《聊斋志异》是我的经典。我有一部家传的《聊斋志异》，光绪年间的版本，上边我题了许多歪诗，什么“经天纬地大贤才，无奈名落孙山外。满腹牢骚何处泄，独坐南窗著聊斋”，“幸亏名落孙山外，龌龊官场少一人。一部奇书传千古，万千进士化尘埃”。还有什么“一灯如豆读聊斋，暗夜鬼哭动地哀。风吹门响惊抬头，疑是狐女入室来。”非常肤浅，有污书卷，但也表达了我对蒲老祖师的无限敬仰之情。魏晋传奇也非常喜欢，也是我重要的艺术源头。
　　《新民周刊》：从回归传统来说，你怎么理解80年代初期韩少功、阿城那个时期提出的“文化寻根”？
　　莫言：那个时候像阿城提出的“文化制约人类”、韩少功提出的“文化寻根”，我猜想他们的本意是回归到典籍，回归到我们书面传统、古典文化里去，不是回到偏僻乡村里沉淀下来的奇风异俗。当时有人错误地把寻根理解为寻找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奇风异俗，原始落后，闭塞愚昧，把寻根引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二十多年来探索、实践，实际上一直在寻根。寻根就是向传统学习。寻根与面对现实关注现实并不矛盾。
　　写人生，写人的命运，塑造在文学画廊里面有一席或者半席侧身之地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是小说家的最高追求。
　　《新民周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堂蒜薹之歌》应该是你第一部最早描写现实的作品。
　　莫言：应该是，如果说所谓的反腐败小说，那我的《天堂蒜薹之歌》就是。如果说官场小说，那我的《酒国》就是。但实际上它也有不现实的一面，如果让官员来读，他可能满腹怨恨，鸣冤叫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想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出身下层的农民作家，我写作的时候感情倾向非常明确，选择表现事物的侧面和视角，是主观的，没有办法。换一个作家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小说。
　　不是我要关注现实问题，而是无法逃离它，在屋子里面蒙头大睡，现实依然存在，现实时刻都在纠正你前进的方向，它在拉着你走。
　　不会再写命题作文
　　《新民周刊》：很多发生在作家身上的经历在你身上也发生过，比如你也曾经为张艺谋写过几次电影剧本，还写过话剧，但是你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被废掉。
　　莫言：如果一个人长期写剧本，再回头写小说时会感到手生，但写几个小说就能够把状态调整过来。
　　命题作文很难写，我也写过，但事实证明很难成功，而且永远也不会满意。《白棉花》是一个半命题作文，当时我和张艺谋一块讨论，他希望写农村大场面故事。在我们农村，和平年代里的大场面就是修水利，开山挖河，但这样的大场面在电影里很难表现，你现在没法组织几万人去挖一条大河；另外一个农村的大场面就是收购棉花，当时我们老家一个县就一个棉花加工厂，到了棉花收购的旺季，成千上万的棉农赶着车挑着担子，无数的棉花集中到一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不像现在的仓库房子，是露天的，棉花堆得像山一样高，这个场面特别壮观。
　　那时候张艺谋刚拍了《红高粱》，那个电影一出来，反响非常好。我对他说，你刚拍完《红高粱》，再拍一个《白棉花》，首先视觉上就有很强烈的反差。因为有事先商定的东西，写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向故事性、影视性靠拢，结果出来的小说不伦不类。
　　《新民周刊》：国内所有导演挑本子的时候都看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故事和人物。
　　莫言：这不是真正高明的导演，真正高明的导演能把《资本论》拍成电影，好的导演是要氛围，要你的语言，要你的小说技术，然后他从这里受到启发。关键你的小说就是要把导演强烈的创作艺术感觉刺激起来，这样这个故事用电影语言讲述的时候，才可能和别的电影不一样，如果要单纯编一个故事，对专业的小说家、专业导演来讲都不是难事。
　　《新民周刊》：在写作上你现在还会与其他作家交流吗？
　　莫言：在写作这个事情上，每个人都在孤军奋战，谁也帮不了谁的忙。
　　我一直有意识地跟文学界保持一定距离，不是我讨厌他们，是怕他们讨厌我，我自己应该知趣。我坚持我的个性，坚持我自己的方向，反而具有一定的价值。凤凰就是凤凰，乌鸦就是乌鸦，我当然是乌鸦。
　　口述｜管谟贤(莫言大哥) 采访｜华超超(特约记者) 整理｜林鹭萍(实习记者)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回忆：大江健三郎曾经说，最迟在2015年莫言会得诺奖，到时候我再来。当时我想既然大江有这个看法，说明这个事靠谱。
　　把自己弄漂亮了
　　我们家的成分是中农。解放以后，不断进行阶级斗争，后来越来越厉害了。
　　当时要养活我们这样的大家庭，压力很大。全劳力一天工分十分，莫言刚开始的时候连半劳力也算不上，每天就割草，割了草以后交到饲养室，给你过过秤，给你记工分，哪一天割少了回到家里就挨骂。
　　莫言五年级就不上学了，被学校开除了。　　原因是造反，这个事我心里很内疚。因为当时我上大学，1967年上海一夜“革命夺权”了，传单我带了回来，他看了以后就造反了，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我们要保卫。到学校里就把作业本撕了造反，骂老师是奴隶主……因为这个，他没得上学了，上初中都是贫下中农推荐，推荐不到你，你是中农的孩子。
　　1972年的时候，他到棉花加工厂，那时候十几岁。厂子是县里办的棉花加工厂，在我们公社所在地，我叔叔在里面是主管会计，所以也算是走后门。其实就是个季节工，有活就干，没活就回家，发了钱以后交给生产队，一部分买工分，剩下是自己的。
　　这个工作在当时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农村里很多农户干一年就透支，因为按人口分粮食，你挣的工分抵不上你分的东西就是透支，有时干一年一分钱捞不着。他是每个月发工资，一个月弄十几块钱，一年一两百呢。莫言把大部分工资交给了家里，自己留个一块、两块的。他拿那些钱自己打扮自己，买个牙刷(农村孩子不刷牙)，买雪花膏抹抹脸，弄漂亮了。他在棉花厂干了一段时间，在他参军之前就没有其他工作经历了。
　　齐文化里寻根
　　我有一个观点：研究莫言必须从齐文化这个根上来找，不是齐鲁文化，齐鲁文化是统称，鲁仍然是孔子那一套，齐文化非常浪漫，妖魔鬼怪都说。这个颁奖词写得非常好，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故事结合，历史和现实结合，你从齐文化找根。莫言生活在高密的大地上属于齐文化，这个文化DNA很深，祖祖辈辈，老一辈流传下来，我爷爷他们讲故事，讲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讲了很多，满脑子都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都喜欢文学，估计跟这个有关系。
　　莫言对待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他都没有正儿八经地看过人家的书，看一遍就丢掉了。我们高密研究会的会长提出了一个观点，天才的莫言，勤奋的莫言，高密的莫言，世界的莫言。人在这方面要有点天才的，想象力、观察力，特别是想象力。
　　莫言听故事，多是听我爷爷和我的大爷爷(就是我爷爷的哥)讲的，也有听我爸爸的。我爷爷的哥哥是个老中医，有文化。我爷爷虽然不是，但是从盘古开天到清朝民国，朝代的更换，哪个朝代的皇帝姓什么他都知道、我爷爷非常聪明，虽然一个字也不会写，但是过去我大爷爷开个药铺，他可以看着药方给人家抓药。
　　莫言是自学成才，读我上大学之前留在家里初中、高中的课本，还有家里买的一些闲书，连我的作文他都看了，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篇作文是“拾棉花”，我说天上的白云像棉花，地里的棉花像白云，我自己都忘记了，他还记得。
　　后来莫言成为作家，我和父亲感到很奇怪，很惊讶。我第一次看他写的东西是他写给我的一封信。当时我在湖南常德工作，我感觉到他只上了五年学，这个信写得太漂亮了。信的内容就是汇报他当兵这个单位的现实情况，语言很漂亮，很有感情。
　　我说写作文要把自己摆进去，要有真情实感。那时我在教初中，是语文老师。我当时把这封信念给学生听，我说这封信写得好不好？大家都说好，我说写信的人是小学五年级，小学都没有毕业。他们都说老师骗人。
　　后来他说要写小说，我开始是反对的。当年的文坛是个陷阱，非常危险，断章取义就可以让你吃官司，那样你永世不得翻身，阶级斗争非常激烈。我说你别搞这个，太危险了，连学文科的我都一个字不敢写。我真正写文章是1987年以后才写的。
　　他的第一部作品不是小说，是个剧本。他当兵的时候写过一个话剧叫做《离婚》，没发表，寄给《解放军文艺》给退稿了。一位干部开玩笑说，行啊，你折腾得《解放军文艺》都给你回信了。他在保定发表了作品以后，特别是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才真正算是了解到了什么是文学。他考上艺术学院，文章发表以后，我提醒他：你在古典文学方面，起码从诗经、楚辞开始，一直到《红楼梦》，要补补课，中国历史课本你要读一下。这几年看还可以，还是积累了不少的东西。
　　现实高密乡
　　我们家乡，高密这个地方没有山，没有水，都是一马平川，红高粱早就不种了，高粱因为太难吃了，除了造酒没有什么别的用。70年代以前还大量种红高粱，特别是70年代初，这里公社干部到海南岛引进一种多穗高粱，种一个下去像小麦一样收很多，那个难吃！像石头一样，磨出的面粉做个窝窝头可以打死狗，像石头一样，也就是造酒有用。莫言小说里对红高粱的叙事背景，比较多的是来源于流传的故事。
　　现实和文学有差异。现实中的高密东北乡不会有沙漠，也不会有高楼大厦，都是乡村。小说里什么都有，森林也有，湖泊也有，他需要什么就把什么挪过来。
　　大江健三郎的预言
　　莫言的性格比较坚韧，坚持的东西，看准的东西百折不挠坚持下去。他应该说不是很顺，有很多事情现在还是不大好说，各种各样的挫折，有时候打掉牙往肚子里吞，人生不可能是十分美满，包括现在也不是非常完美，总是有缺憾。《天堂蒜薹之歌》的纠纷还好说，关键是《丰乳肥臀》的风波厉害，《红高粱》时也有一些。
　　莫言在文学道路上，我和我的父亲一直是有担心的。我觉得这个奖拿着很高兴，不拿也无所谓。拿奖我倒是有点预感，觉得他是迟早的事，但没有想到那么快。不是不可能拿奖，我觉得他的文学创作理念实际上是融入世界文化大的范畴，是独具一格的。
　　大江健三郎上次来过一次，把我们都访了一遍，而且大年夜在我们老家过的，过年吃的饺子，最后县领导在招待所请他吃了一顿饭，把他送到青岛。他曾经说，最迟在2015年莫言会得诺奖，到时候我再来。当时我想既然大江有这个看法，说明这个事靠谱。
　　我父亲对莫言很严厉，一直劝他，不管你将来做出什么成绩不要骄傲，不要翘尾巴，做人一定要低调。我们都怕他，小时候生活压力太大了，成分又是中农，不是党员，一直当大队会计，五分钱一支的圆珠笔，要大队书记签了字他才敢去买，在家里见了老婆孩子能有好脸色吗？不是骂就是打。
　　莫言的想象力应该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恐怕培养不出来。他作品里的想象力我是能理解的，甚至有共同的地方。比如《透明的红萝卜》，里面说头发掉下来都听得到声音，我完全有同感，感到特别真实。因为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情况，说起来很丢人，我小学毕业考初中第一年没考上，家里我父亲对我非常凶，让我自己到田里除豆子，让我母亲送饭给我吃，中午不准回家。一望无际的田野里，除了玉米，高粱，就是豆子，人像掉在井里一样，回家静得一个人都没有，只听到几个虫子在叫，真是头发掉地上都能听到。
　　诺奖助跑纯文学？
　　莫言说莫言热可能一个月后就会复归平静，那么到那个时候，严肃文学的冬天是否又要来临？我们希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会为中国文学带来一些真正的改观，一切向钱看的文学市场化潮流让位于文学本身，那才是文学幸甚，中国幸甚！
　　记者｜何映宇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诺贝尔文学奖创办至今，每次颁奖，几乎都会引发一场不小的口水战。达里奥?福和赫塔?米勒得奖的时候，众文青面面相觑，心里暗暗嘀咕：此等大佬，何方神圣？然后喜欢以阴谋论视之的一群人又要大做文章，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西方政治势力攻击中国的砝码啦，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坛操纵的游戏啦，不一而足，且颇有市场。
　　今年可好，还没颁奖，力挺派和拍砖派早已争得面红耳赤。力挺派觉得，莫言是像鲸鱼一样的作家，其文风汪洋恣肆天马行空，想象力上可入天揽月，下可探海擒鲨，而且精力旺盛，居然44天就写成50万字的《生死疲劳》，乃中国文学中最有可能得诺奖者；拍砖派则以许纪霖教授为代表，即使在莫言获得诺奖大众热情高涨莫言一书难求时，他还是要指责他：“如果莫言只是孤案，其实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我称之为‘平庸的乡愿’。”
　　尘埃落定，日晚7点，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而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重口味诺奖的史诗情怀
　　争议恐怕难免，但诺奖还是业界标杆，无人可以撼动。
　　近20年来，虽然文学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读者流失的普遍困境，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凭借其百年老字号的良好口碑依然可以笑傲江湖。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人气，不管最终得主你是否听说过，每年10月的这一天，世界文学爱好者翘首以待，都会为这个全球最重要的文学奖最终花落谁家而狂喜或吐槽。
　　君特?格拉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成名已久，在文学界如日中天的地位无人可撼，在得奖之前，关于他们的介绍评论文章早已汗牛充栋，他们获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一点都不让人意外。托妮?莫里森、多丽丝?莱辛、萨拉马戈、奈保尔、勒?克莱齐奥，刚得奖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对于中国普通读者来说可能陌生，但是在文学圈里，各种翻译类的文学期刊，早就有过介绍和翻译，只是说没有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而已。
　　早在1992年，花城出版社就出版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家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一本蓝封面的小册子，作为《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的一种。纳博科夫《洛丽塔》的首译者于晓丹是这本书的校对，也是这套书的编委之一，这套书，因为最早在中国翻译介绍阿赫玛托娃、帕斯、热内、巴别尔等重要作家，以其独到眼光在近年逐渐成为文青们热衷于搜集的口碑之作，但在当时，《米格尔大街》只印了区区的1500册。
　　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早在1992年就作为安徽文艺出版社“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一种出版(主编是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当时的译者是许钧。1998年，译林出版社再版《诉讼笔录》，译者换成了李焰明和袁筱一，许钧先生担任校对，这么晦涩难懂的所谓新寓言体小说当时显然不会有太大的市场，但并不表示克莱齐奥的重要性被我们忽略了。
　　而另一类获奖者真的只能用另类来形容了。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丝卡(又译希姆博尔斯卡)，一生不过写了200多首诗，得奖之前在波兰以外没什么国际影响，尽管激发了几米绘出《向左走，向右走》，但其实力恐怕无法与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众多伟大的诗人――艾略特、叶芝、希尼、埃利蒂斯、圣?琼?佩斯、帕斯――相提并论。
　　当然，这样的情况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璀璨群星中确属罕见，而且，文学审美总是见仁见智，与译者的水准也有很大的关联，辛波丝卡的诗歌，台湾陈黎、张芳龄的译本就要比大陆林洪亮的译本更胜一筹，诗意的呈现，在于选词与韵律的结合，在这方面，台湾同行似更踩在诗歌的鼓点上。
　　没听说过不等于就是垃圾货。2009年得主赫塔?米勒的出现不要说中国文学界，就是德国文学界都为之一惊，这是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大神吗？不过翻阅中译本的赫塔?米勒，除了诗歌不忍卒读之外，她的小说用词简洁有力，叙述不落俗套，常有惊人之语，确属神品。在非线性的迷幻故事中，赫塔?米勒用她对文字的控制力牢牢掌握，让人感动、战栗、心碎，这是文学的力量，而不是名声的力量。
　　从赫塔?米勒的获奖也可以看到，瑞典文学院选择获奖者的标准，只在于文学本身，在于作家对人性的挖掘与体验。当然了，从诺奖颁发之日起，诗人和史诗性的小说家，就颇受评委的青睐。略萨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一样常常厚如砖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虽然有游戏的成分，但从家族的百年变迁来折射哥伦比亚的国族命运，显然正中诺奖评委的心意。这一次，法国普罗旺斯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诺埃尔?杜特莱就这样评价莫言的《丰乳肥臀》：“这是一部宏大的史诗般的小说，足可以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媲美。”史诗性，一直是诺奖最具标志性的评奖标准之一。
　　与此同时，近20年来，个性昭彰的作家开始越来越多地走上历史舞台。但那并不表示诺奖开始从重口味走向小清新，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写的就是一个性变态女教师的故事，这似乎非常另类，不该为那些年过花甲的高龄评委所喜，但你要知道，魔幻现实主义、法国新小说、存在主义、新寓言派、结构主义现实主义……各种实验潮流或多或少都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舞台上找到它们的代言人。大江健三郎，简直就是法国存在主义老法师在日本的入室弟子，哈罗德?品特的实验性读过他剧本的应该都感同身受，毋须在此多言。
　　就具体的流程而言，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之前接受采访时介绍说：“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初评委员会由院士中的5位组成，他们的工作量巨大，要看很多作家的书，眼睛都快读伤了。自2月至5月，先从全国200位被提名作家中选出20多人，5月底再筛选出5个决选名额，通常这5个作家来自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大洲。而这5个人的名字，只有18位读者知道，我们必须小心地守住秘密。当9月再次开会时，所有院士都已看过作品了，经过3周激烈讨论，最后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今年的获奖者。”
　　所以，理论上，公众不太可能知道谁被提名，也不可能在事先知道今年最终的获奖者，但今年居然有大批媒体堵在莫言山东高密的老家，是押宝押对还是有人透风？外人不得而知。
　　中国的诺奖情结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风起云涌之时，多少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汪国真不是曾经在高校演讲中说“我愿意为诺贝尔文学奖做出自己的努力”？不是有作家每年颁发诺奖时都守着自家电话机前，等待某位陌生的老外告诉他获得诺奖的喜讯？
　　笑谈也好，做梦也罢，今日莫言梦想成真，成就中国人百年文学梦，实在是可喜可贺。
　　追溯起来，第一位与诺奖擦肩而过的是鲁迅。埃斯普马克和另一位瑞典文学院院士斯图?阿伦合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叫《诺贝尔文学奖简介》，其中就提到，瑞典文学院曾经考虑提名鲁迅，结果鲁迅一口回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27年来到中国，与刘半农商议后决定提名鲁迅参选诺奖，想征求鲁迅的意见，结果鲁迅回信一口回绝：“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不过马悦然的说法是，瑞典文学院从来不会因为作家本人的意愿而改变评审结果：“我跟老一辈的中国作家交情最深的是艾青和老舍。鲁迅的情况纯粹是他的译文跟译本出版非常晚才出现。一直有谣言说鲁迅拒绝提名，瑞典学院因此不给他奖，这个说法完全违反常理。鲁迅自己不肯提名，据鲁迅所留下的文字可能是真的，但瑞典学院从来不问任何一名作家愿不愿意接受提名。”
　　斯文?赫定――这位马原最崇拜的探险家――是中国通，他可能太爱中国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又向文学院推荐林语堂，但评委们通读过林语堂的作品后觉得他的写作在“精准的人物描写”和“力量与深度”方面尚有欠缺，遂作罢。
　　这一时期，最接近诺奖的，当数沈从文。马悦然每次接受采访几乎都要提到：“如果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肯定能得奖。”马悦然是沈从文的骨灰级粉丝，他对沈从文非常着迷，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将沈从文的作品翻译成瑞典语，他还让他的同事们一定要读沈从文，即使一开始别的院士还不能完全接受，他也没有灰心，而是苦口婆心说服和他一样顽固的老先生们，并让沈从文的名字连续五年都在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一年铁定是沈从文，可是，他等到的却是沈从文已于日病逝于北京的消息，事实上，在他的晚年，即1949年之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一篇小说，甚至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太知道，还有一个叫沈从文的小说家写过如此出色的作品。
　　和沈从文情况类似的是老舍。2001年，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舒说，在入围者到了最后5名时还有老舍，最终，秘密投票结果的第一名就是老舍。那年，瑞典方面通过调查得知老舍已经去世，于是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奖。这一说法并未得到瑞典方面的证实。
　　美国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曾推选中国著名作家巴金角逐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称赞巴金“为中国当代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他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著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被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北岛、李敖和王蒙都被曝曾经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说法真假难辨，因为诺奖评审有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只能权且一听而已。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误读和顾彬的激烈批评，我们还是要感谢汉学家翻译中国文学将他们的作品介绍到西方。葛浩文是莫言英文译本的翻译者，之前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向记者介绍他当初翻译《红高粱》的情景：“我有一个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朋友，他有一年给我寄了一份中国内地文学刊物，上面刊登了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说这是我应该注意的作家。我开始读，我很惊讶，他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我就写信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有一天，我到了台北，我忽然觉得很不舒服，在家休息。我问台北的朋友，有什么好书吗？他说有一个大陆作家写的书叫《红高粱》。我拿来看了起来，没看多少，我就坐不住了，我决定暂时放弃《天堂蒜薹之歌》，先翻这部作品。这绝对是一个突破！我马上跟莫言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很了不起，但是这本书恐怕更值得我做！’我翻译莫言的第二本就是《天堂蒜薹之歌》、第三本是《酒国》、第四本《丰乳肥臀》、第五本短篇小说集、第六本《生死疲劳》。我买了一本《生死疲劳》的英译本，这本书是我翻译的，但是我还是买了一本，以示对作者的看重。”
　　虽然葛浩文告诉记者，这些译本在海外的发行量并不大，但是中国作家仍希望翻译家的工作能让西方更了解他们的写作并帮助他们获得诺奖，旅加作家薛忆沩认为，中国人还是有一种诺奖情结的：“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仍然是困扰中国文坛的一种‘情结’。人们通常觉得，与诺贝尔奖无缘如果不是中国文学的不幸，也至少是中国文学的遗憾。”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在一部分中国作家中间蔓延，更多的，则是对诺奖的艳羡，像汪国真这样口出狂言的未必有很多，但在私底下暗暗较劲的，至少在80年代，可不在少数。这其实也无可厚非，诺奖，作为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在中国作家乃至全球大众的心目中，都有着很高的地位，这一点从莫言获奖后《纽约时报》、《朝日新闻》等众多世界重量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就可以看出来。
　　抢购狂潮之后
　　高粱红了，中国大地一片欢腾。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此的看法独树一帜：“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可以看出诺贝尔委员会是从全球格局和视角下考虑看待这个事情的。这次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
　　他的评点招致非议，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认为莫言获奖是对中国作家整体水平的肯定：“没有，毫无用处！诺贝尔文学奖奖给的是个人，不是集体。莫言得奖并不表示中国整体的文学成就已经居于世界之巅，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道路仍任重道远。当然了，我们身边的中国本土作家能够拿到这么重要的文学奖项，仍然值得我们为之高兴和鼓舞。”
　　这种鼓舞有没有可能落到实处？莫言获奖之后，国家的投入会不会可能加大？多少年铁打不动的文学期刊稿费标准会不会提高？对文学新人的帮助会不会更加给力？应该来说，这些潜在的可能性估计会往积极的方向走，虽然，中国能否产生第二位诺奖得主，还得看个人造化。
　　莫言16卷文集的策划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对本刊记者说：“莫言的获奖肯定会提升华语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也会提升本土作家的文学自信心，原来读者老是抨击中国文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可能更为宽容地看待中国文学。而且，莫言得奖会让更多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走到严肃文学的创作中来，不再将赚钱或快餐文学作为自己的文学目标，也会在一段时间内使普通读者加大对原创文学的关注。”
　　莫言得奖的喜讯一经传出，莫言的书籍就成了香饽饽，一书难求。诺奖颁发的第二天，上海书城开门仅5分钟，所有莫言书籍被抢购一空，预订者铺天盖地，记者在上海书城看到，底层大厅醒目位置贴着红纸，上写：“莫言作品已售完，最快将于下周到货，请至上海书城淘宝店预订，或直接在服务总台预订。”
　　孔夫子旧书网上，莫言的签名本被热炒到最高198888元(最高成交价已飙升至9900元，是一本作家出版社刷的《生死疲劳》)。曹元勇对记者透露，莫言图书的码洋现在已经突破3000万元，订单更如雪片般飞来，他们加班加点加印20万套以满足现在读者的需求，“像《蛙》、《丰乳肥臀》、《红高粱》这样的莫言代表作，很可能在短期内突破百万册的销量，《蛙》之前已经有20万的销量，《红高粱》如果从上世纪80年代的初版算起，销量又何止百万？莫言获得诺奖之后，他的作品肯定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大众追逐的热点。”
　　假设莫言的16卷文集每本都能突破百万，这将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带来超过5亿元的码洋收入(利润有可能超过1亿元)，曹元勇对记者透露，文艺社开给莫言的版税，按照销售册数分等级，最低不低于12%，如果以现在莫言小说的热销程度，莫言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买一套大房子的愿望将很快得以实现。但是趋之若鹜的购书者们真的能理解莫言吗？在新浪的调查“之前你认识莫言吗”中，至10月14日21点，选择“看过《红高粱》知道作者是莫言”选项的仅为4224人，而“嘿嘿，说实话不知道莫言是谁”的居然高达18105人。在购买预订莫言全集的读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读者表示，之前从未阅读过莫言作品，这次因为莫言获了这么大的文学奖，他们才要一睹为快。
　　莫言说莫言热可能一个月后就会复归平静，那么到那个时候，严肃文学的冬天是否又要来临？我们希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会为中国文学带来一些真正的改观，一切向钱看的文学市场化潮流让位于文学本身，那才是文学幸甚，中国幸甚！
　　莫言的创作，既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又具有开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他以自己丰富的作品、杰出的成就，可以当之无愧地坦然领受诺贝尔文学奖。
　　撰稿｜叶开
　　日晚上7点，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把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著名作家莫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并未有效地终结争论，却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式诺贝尔奖焦虑症。
　　莫言的创作，既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又具有开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他以自己丰富的作品、杰出的成就，可以当之无愧地坦然领受诺贝尔文学奖。
　　我和莫言结识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酒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出版后遭到了中国大陆批评界的冷遇，后来格非从北京带回一本赠书，在上海，我们一起聊天时热烈地讨论这部小说。特别喜欢《酒国》的还有曹元勇，我和曹元勇当时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念研究生，我硕士，他博士，可能是志趣相投，我们都认为这是一部杰作。1996年春天，我们去上师大，和张闳一起正儿八经做了个《酒国》三人谈，发给了莫言。那时张闳先认识莫言，后来曹元勇去北京时拜访了莫言，我最后认识莫言。但因为共同语言比较多，我们认识之后，交往就频繁起来了。
　　莫言来上海，一般都会给我打个电话或发条短消息。有空我们就一起聚会聊天，没空只是说一声来上海了。那时候的聊天也只是家常，或者相互推荐一些好作品。
　　2007年8月的某个傍晚，我和曹元勇兄陪莫言在上海瑞金宾馆前的草坪上聊天。我记得，那天，日光已经散尽，四周繁茂梧桐枝叶丁当作响，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那时候我花了近一年半刚完成《莫言评传》初稿，正打算征询莫言的意见。
　　2006年谢有顺兄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邀我撰写《莫言评传》。为打动我这颗不坚硬的心，他还以稻草成金的娓娓动听话语说：“莫言将来要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就成了首席研究专家，谁也绕不开你了。”
　　我还在犹豫，有顺兄继续吹风：“你博士论文也是写莫言的，顺便写评传，不是轻车熟路嘛。”
　　我就这样被说动了。
　　那天傍晚在草坪上，似乎有凉风从脚底升起。他们一人喝茶另一人咖啡，我赶时髦喝依云矿泉水。谈到我写的评传，莫言似乎略有些紧张。我记得我当时还开玩笑吓唬他说：“莫言老师，您看我掌握了您的生杀予夺大权，您得对我友好点。”
　　莫言说：“你一定是写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家伙。”
　　我说：“确实，我虚构了一个莫言……”
　　莫言如释重负。我也如释重负。
　　莫言说：“这句话就放在扉页里吧。”
　　遗憾的是，这句话后来没有放在扉页上。这本书的责编杨莉前天跟我解释说，因为是评传作品，她担心扉页上写这句话，可能会让读者产生误解。我和莫言本来就是带着戏谑、开玩笑心态，如果登了这样一句话，那多有意思啊。而且这也是对那种“全知全能”写作的一种批评。我对那种貌似权威的“客观化”叙事一直很警惕，写作体现的是作家本人的独特角度，但在“客观化”叙事中，人们总是伪装成全知全能，而企图灌输读者某种不容置疑的真理。我的理解则很个人化，在评传里，作家不过是一个描述对象。我看到的莫言，跟其他人看到的莫言，不会是完全同一个“莫言”，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莫言形象。“虚构莫言”的意思即如此。我理解杨莉的担心。我们这个社会人际关系紧张，想象力和幽默缺乏足够空间，开玩笑是要谨慎的。一个简单玩笑可能会让人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米兰?昆德拉对此深有体会，他写过一部精彩长篇《玩笑》，还在随笔里专门谈到幽默。他引用的那句话，一直让我记忆犹新：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自以为思想深邃，超越别人而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人，都应该再读一读这句话。
　　但是人开玩笑呢？幽默呢？上帝会不会发笑？
　　莫言是个很警惕的人，他也善于自嘲。一个自嘲的人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莫言对自己的作品很有自信，提起来却总很谦虚。他写完长篇小说《蛙》后发来给我，以续和《收获》的前缘。在他的一再请求下，我提了十一条个人阅读感受，供莫言参考。收到信后，莫言觉得有道理的地方，都逐一作出修改。他改完稿子后发给我，发信时间竟然是凌晨五点半。由此也可以看出莫言在创作上追求完美的精神，并且写作上很有激情。一般作家说“多提宝贵意见”都是假客套，不能当真的，当真你就落入陷阱了。但莫言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话可以当真。在很多文章里，莫言都提到编辑朋友的意见。在“收获精品系列丛书”《司令的女人》自序里，莫言就写道：“1986年冬天，我写完《红蝗》，再次寄给《收获》。李小林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她抄了一段话给我，大意是说，一个人只有在冷静的、心平气和的状态下，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这段话对我的触动很大。”
　　莫言对写作有很高的自我要求，每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结构都绝不重复，都有新发现。在中国作家中，近三十年来莫言是最具有文体意识、对小说结构最有追求的作家，不是之一。
　　莫言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的故事背景，是山东苍山县农民因干部工作不力而导致丰收的蒜薹大量腐烂在地里而引发抗议和暴乱。这部小说在莫言的创作系列中属于“残酷现实”部分，直面了当时的具体现实，用直接、锋利的语言直接切入土地的心脏，而因为这种切入实在太沉重、太暴力，莫言又通过一个卖唱的瞎子张扣在每一章的开头的唱词，来减缓这种语言的暴力。接着莫言创作了那部极其怪异的长篇小说《十三步》。莫言自己在回顾时说：“直到现在《十三步》也是我的一部登峰造极的作品，至今我也没有看到别的作家写得比《十三步》更复杂，我把汉语里面能够使用的人称或者视角都试验了一遍。”
　　但在当时，这两部长篇因其复杂性、探索性和超前性，出版后没有什么反响，反而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莫言作品的英语翻译者葛浩文教授一眼就看中了《天堂蒜薹之歌》，与《红高粱》一起，在1988年就翻译介绍到了美国以及其他英语世界。
　　在我看来，莫言的小说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阶段是1986年开始发表的《红高粱》系列，以此为核心，他写了《食草家族》等一大批小说，创造了一个慷慨激昂、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高密东北乡文学共和国。1995年出版的《丰乳肥臀》是莫言的第二个高峰，他自己认为是他所有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是他全部作品的基石。此前于1992年出版的《酒国》是一部令人难忘的、技艺高超的杰作，但长期遭到忽略。第三个高峰是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此前的《四十一炮》和《檀香刑》都令人印象深刻，但《生死疲劳》是真正的杰作。这部小说通过一个自由自在的“轮回”结构和狂放中收发自如的语言，描写了土改、“文革”及其之后的一个令人眩晕的恶意乡土，并在小说的推进中，以中国小说中缺乏的、也是最难得的“宽容”精神加以和解，从而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情怀。我觉得这样做，似乎是对过分惨烈的残酷叙事作品《檀香刑》作的修正。200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蛙》，则延续了《生死疲劳》的思考，通过“姑姑”这个现实中有原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相关政策在乡村中造成的各种惨烈危害，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控诉：“姑姑”退休后，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忏悔。她与做泥人的丈夫一起为自己亲手“杀死”的2800个孩子做了塑像，供奉在三面墙的壁龛上，每天燃香诵经，为自己赎罪。这种“赎罪”行为，是莫言自我救赎的心迹体现，莫言自己在年轻时期，就曾因为计划生育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忍痛带着怀孕的妻子去做人流，这件事情，他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让他一直深深自责。他在长期内心焦虑中，通过创作进行自我救赎。
　　《生死疲劳》和《蛙》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罕见的宗教情怀，使它们超越了中国作家同行，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莫言的创作业绩，也使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作者系《收获》杂志社编辑部主任、《莫言评传》作者、莫言多部重要作品首发编辑)
　　诺奖不是异议作家的专利
　　只要我们梳理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生履历，就会发现，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一个全然“套上意识形态的外壳”的文学奖项。
　　撰稿｜河西
　　以政治标准来评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诟病诺奖者的主要手段，有人要说莫言太软弱，有人又说索尔仁尼琴以政治换取文学的筹码，事实是这样的吗？
　　诺贝尔文学奖在冷战时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少指责，不可否认，诺贝尔文学奖错过了一些伟大的作家，其中，托尔斯泰、博尔赫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缺席总是一件让文学爱好者觉得非常遗憾的事，但是只要我们梳理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生履历，就会发现，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一个全然“套上意识形态的外壳”的文学奖项。
　　1921年，为了“表彰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其特点是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同情、优雅和真正高卢人的气质”，阿纳托尔?法朗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就在这一年，法朗士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1919年，在寒冷的北欧国家芬兰，31岁的青年作家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发表了长篇小说《赤贫》。从这个题目您大概就能猜个大概，西兰帕所同情的，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大众。这部小说，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为背景展开的悲剧小说。贫农本杰明在贫困中撒手人寰，他的妻子女仆玛嘉和儿子尤哈生活无着食不果腹，乃投奔舅舅凯莱，不料舅舅翻脸不认人。在绝望中，母亲死去，之后儿子的生活常常无米为炊，生活在贫困线上，直到他参加了芬兰红色政权的革命斗争，才找到人生的希望。可惜好景不长，红军与白军的对垒以红军惨败而告终，在白军的大屠杀中，尤哈难逃被杀害的结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你怎么看都是苦大仇深阶级斗争的最佳样板。但就是这样一部小说，以及同样描写物质贫困的小说《少女西利娅》(又译《红颜薄命》)，为西兰帕赢得了193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曾经是意大利共产党党员。他有个座右铭说他要“创作富有战斗性的戏剧”、“真正的人民戏剧”。因为这个敏感口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剧团被当局指称为从事“赤色鼓动”的“共产党剧团”，每次演出，为了防止意外，警方都派专人在场，检查演出中有没有宣扬赤化的台词。虽然1968年，达里奥?福在热那亚青年剧场演出了布莱希特式的训诫剧《工人认字三百，老板认字一千；所以他是老板》和《把我绑起来，否则我就把什么都砸了》两剧时因为批评意大利共产党而与党组织产生矛盾并进而退党，但是在政治上，他一直是左派，也一直支持重建意大利共产党。
　　另几位诺奖大佬同样有左翼情结，萨拉马戈是葡萄牙共产党党员，聂鲁达是智利共产党员。萨特虽然于1956年脱离了法共，但和达里奥?福一样，一直是著名的左派作家，1959年，他访问中国，在《人民日报》发表赞扬中国的文章。1968年法国学生发生“五月风暴”时，他坚定地站在造反学生一边，他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当然需要反思，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有一颗红色革命的心！
　　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长期担任南斯拉夫文学家联合会主席职务，在中国，就相当于作家协会主席的地位。更著名的体制内作家是肖洛霍夫，这位前苏联共产党党员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在帕斯捷尔纳克得奖7年后获颁诺奖桂冠。虽然他早年遭受过人民内务委员会的迫害，但是并不妨碍他的才华得到斯大林的认可。他两次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1939年获得列宁勋章，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1960年获列宁文学奖金，他为战后文学史上日丹诺夫的高压政策辩护，并对在国外发表作品的苏联作家进行攻击，可以说是斯大林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可就是他，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因为政治立场而弃之门外，同样在颁奖词中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在描写顿河的史诗般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
　　左翼作家并未缺席，对穷苦大众和左翼运动怀有同情心的诺奖作家可不止这区区几位。花力气盘点这些往事，只是想说明，简单地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异议作家的专利，显然有失偏颇，也与事实不符。
　　相比暴炒有余的诺贝尔文学奖，其他国际上知名的文学奖项在中国老百姓中受关注的程度就要可怜得多。然而，正是这些文学奖的存在，造就诺奖强大的后备军。
　　记者｜何映宇
　　“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是一个文学奖，不需要将它拔到太高的地位，最初，也就是有诺贝尔这样一个好心人，出一笔钱，想要奖励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其中就包括文学家。文学奖就是一个标准，使得得奖者成为一个标杆，如此而已。”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村觉得，中国人还是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相比暴炒有余的诺贝尔文学奖，其他国际上知名的文学奖项在中国老百姓中受关注的程度就要可怜得多。要知道，诺贝尔文学奖一年只有1-2名幸运儿有此机会获此殊荣，和撞大运没什么区别，大多数有实力的作家，还得指望一些相对更靠谱的文学奖项壮其声威，可以说，正是这些“中间代”文学奖的存在，造就诺奖强大的后备军。
　　布克奖：英语世界的诺奖
　　陈村和作家路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约而同都提到了布克奖，陈村说他也只是从报纸上看新闻了解一下动态，而路内则说他有时候也会找来得奖作品一读，虽然也不是那么刻意。
　　布克，也就是booker的英译，全称是The Man Booker Prize，又简称the Booker。英国最大的现购批发商、英国出版名人马斯开尔找到企业赞助，于1969年成立的这一奖励当年度最佳英文小说的文学奖项(但不限英国籍)，与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美国普利策奖相媲美，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重要的奖项。每年颁发一次，与诺贝尔奖一样，只颁予仍在世的作家，头奖奖金21000英镑。
　　记者查阅了一下历届布克奖的获奖名单，发现此奖项果然星光熠熠名不虚传。1971年凭借《自由国度》获奖的奈保尔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获奖的南丁?戈迪默和1980年的威廉?戈尔丁后来同样晋级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庭，堪称英语世界的诺奖。
　　除了这些加冕诺奖的幸运儿，另外一些作家作品同样耳熟能详。拉什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英国病人》、《辛德勒的名单》、《少年Pi的奇幻漂流》、《微物之神》……或是借助大导演搬上银幕的东风，或是凭借其不俗的口碑，它们被引进中国之后，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也有不错的销量。
　　布克奖管理委员会包括作家、出版商、代理商、书商、图书馆管理员等等，而主席则由布克公司指定。除了每个出版商可以提出五个建议名单外，布克管理委员会也选出五位具有专业背景的评审(包括文评家、学者、文学编辑、小说家和社会知名人士)来审核。特别的是：每一年的评审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位评审都读过入选名单和建议名单的所有书籍，最后才选出得主。
　　1991年俄罗斯设立布克奖之后，布克奖就开始走出英国面向世界，2002年，曼财团赞助的曼氏布克奖成立(2007年开始在亚洲设立单独的文学奖)，日，首届布克国际奖在伦敦揭晓，获奖者为阿尔巴尼亚小说家伊斯梅尔?卡达莱，他得到的是6万英镑的奖金。对于这位声誉越来越高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布克奖显然是青睐有加，同年，布克奖专门为翻译家设立一个奖金为15000英镑的特别奖项――布克翻译奖，结果摘得头筹的是卡达莱作品的英文翻译大卫?巴洛斯。国际布克奖的存在让非英语国家的作家有了用武之地，2011年苏童和王安忆被提名国际布克奖，而之前，2007年，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授予了姜戎的畅销书《狼图腾》，2009年，苏童和他的长篇小说《河岸》再获此奖。
　　中国作家在布克奖的舞台上正在成为有力的竞争者，他们的出现丰富了世界文学格局的版图，令整个世界为之侧目。
　　区域性奖项汇聚成海
　　非国际性的文学奖有时候也会具有国际效应。
　　因为华裔作家哈金1999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这个奖项开始为中国文坛和媒体所了解和追捧。
　　有美国国家图书奖，当然也会有英国国家图书奖，今年在上海书展掀起热潮的大卫?米切尔是2004年英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由于他的小说被沃卓兄弟看中即将拍成电影，还有周迅的加盟，大卫?米切尔的作品在中国也就水涨船高，在此之前，英国国家图书奖可没什么中国人注意。就像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去年得奖的是谁你能脱口而出吗？
　　龚古尔兄弟设立的这一奖项可以视作是法国的国家图书奖，1919年，意识流的一代宗师普鲁斯特凭借《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一部获得龚古尔文学奖，1954年，萨特的情人、女权主义的杰出代表西蒙娜?德?波伏娃摘冠，还有杜拉斯、安德烈?马尔罗、芒迪亚格、莫迪亚诺……几乎囊括法国最重要的作家队伍，自1903年设立以来，一直是法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奖项，在法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法国文学，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家和作品，自然更是难以越过。
　　这些地区性的文学奖，因其地域限制，不可能总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诺奖似的风暴，但正是这些“中间代”文学奖项的江河汇聚成海，才有浪尖上的那朵美丽的浪花成就莫言们的精彩。
　　普利策奖的光荣与梦想
　　在美国，另一个备受瞩目的奖项是包罗万象的普利策奖，它包括新闻类和文学艺术类两大类，文学艺术奖有小说奖、戏剧奖、诗歌奖、美国历史作品奖、自传或传记奖和非小说作品奖。这个原本为鼓励新闻从业人员而设立的奖项(约瑟夫?普利策本人生前是美国新闻业大佬)因为其中含金量颇高的文学类奖而成为美国文学界的年度大事。
　　1917年刚刚设立普利策奖时，慷慨的普利策虽然已经死了，但还是留下了高达50万美元的奖金(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不过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人们怀疑，一个瞎子设立的奖项还能具有什么样的“洞察力”呢？20世纪20年代，普利策奖相继颁给揭露三K党罪行、灭绝人性的监狱虐囚事件以及国家煤矿的矿工大罢工所引发的劳资矛盾的新闻纪实性作品，以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扫新闻业界的陈腐之气。连带着，文学类奖也开始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从根本上来说，文学是宫廷贵族的消遣，在那些文笔华丽的作家的笔下，总要能让社会现实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轮廓，这也许是让普利策奖评委们特别反感的。小说有其特殊性，但也得照顾一下普利策奖的整体氛围。一开始，普利策小说奖要求授予一部全方位地展示了美国人生活图景的作品，1921年，评委会一致否决了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193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将该奖颁给了女作家伊迪丝?华顿的《纯真年代》(后来它被马丁?斯科塞斯拍成了电影)，原因仅仅因为伊迪丝?华顿的小说比辛克莱?刘易斯的视野更为宽广，这确实是事实，但以此就否定一部杰作未免失之公允，显然也过于拘泥。这让刘易斯感到愤慨，此人的小说在上世纪20年代风靡美国，红极一时，哪里吃过这个亏？所以当5年之后(即1926年)，他的另一部长篇《阿罗史密斯》获得普利策小说奖时，他也给了普利策组委会当头一棒：他拒绝领奖。
　　纵观美国普利策小说奖的历史(1948年之前都颁给长篇小说，1948年之后改为普利策虚构类小说奖，长短不限)，你会发现，得到普利策奖的小说家很多都是惜墨如金的短篇圣手。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一度让马原的写作激情彻底冻结在冰山里了。雷蒙德?卡佛也擅长电报体，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大教堂》算是长的了，也就是1万来字，对他来说可已经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了。还有1979年获奖的约翰?契弗，他获奖不是凭借他的长篇《弹丸公园》和《法康纳监狱》，而是描写中产阶级生活、具有风俗志性质的自选集：《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这和普利策传记类作品的评选恰成对照，2003年，罗伯特?卡洛传记系列作品的第三部《参院之主》(以美国越战时的总统林登?约翰逊为主人公)获得了普利策奖，但问题是，这套约翰逊的传记还没写完，《参院之主》作为第三部就厚达1152页，而且，最令人吃不消的是，到最后一页，约翰逊还没当上总统呢，这本书猴年马月才能写完？和普鲁斯特一样事无巨细的传记还能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也真让人期待。
(编辑：qiu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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