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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最新单机游戏　　汉中，人称小江南，纵横交错的江河渠沟水库池塘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桥梁，但都没有我说的这座桥梁知名度高。　　这座桥梁叫虎头桥。　　这座桥之所以驰名古今，是因为在三国时代，武将出身、时任汉中太守的魏延，就在这座桥头，被指证为“造反”，未经落实、未经审判，当场被突然袭击，取走了项上人头。　　而今，这座不见水波、不见桥梁的虎头桥，被砌进了一座商业大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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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潮涌动，几人记得魏将军？　　
　　古虎头桥的一副对联如是说：　　虎桥往事明月知　　汉水长流太守名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间立的一块碑子，上书：汉马岱斩魏延处　　
　　大厦里面的一面墙上，镌刻着《三国志.魏延传》；　　　　附：　　三国志 魏延传：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先主践尊号，进拜镇北将军。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为前锋。出亮营十里，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直诈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祎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祎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才）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於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汉中市汉台区文管会2002年6月立的一通石碑（想是修建这座商业大厦时所立）：修虎头桥碑亭记　　石碑就立在矿泉水果汁饮料饼干货架中间，想拍个正面一点的照片也不可能。　　
　　大厦前就是一个熙熙壤壤的城中小广场，人来人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花树下，时髦的汉中女孩。休闲装、牛仔裤、太阳镜、名牌女包包，着衣宠物狗、营养快线.....煲着电话粥。　　远去了，刀光剑影......　　
　　收集了一些资料。附在后面：　　一：魏延之死的职场警示　　发布: | 作者: | 来源: xiejunxia | 查看:274次 | 　　读罢《三国演义》，总觉得魏延挺冤的。怎么稀里糊涂就让诸葛亮给杀了呢？老魏到底怎么了？细想想，老魏也没犯什么事儿啊。说他反叛，也没有证据啊！说到底，他一开始就不应该来刘备这个单位来工作。十多年前，谈歌读过一个剧本，川剧，名字忘记了。就是写魏延这点冤枉事儿的。谈歌总感觉剧本写得不透彻，更不准确。剧本说诸葛亮动了杀心是因为忌妒魏延，这样的说法有点儿牵强。诸葛亮未必这样小心眼儿，魏延的能力和智力都赶不上诸葛亮，诸葛亮没必要忌妒他啊。这个川剧里的诸葛亮有点像小肚鸡肠的周瑜了。有点儿贬低诸葛亮的意思。　　诸葛亮为什么非要杀了魏延呢？咱们得分析。　　最早，老魏是在刘表手下工作的，身份么，也就是一个基层小干部。刘表死了，家里财产分配不均，闹事儿。为什么闹事儿，因为刘表娶过两个老婆，两个老婆都有儿子，肯定不是一条心么。于是刘表前窝儿后窝儿的两个儿子闹着继承遗产。打起来了，还打成了一锅粥（这种事儿，当今社会也有。不新鲜）。刘备作为刘表的远房同宗兄弟，大概也是穷疯了，也想进来掺和掺和分点什么遗产。可难度太大，你想想啊，这一家子都盯着刘表那点遗产呢，跟乌眼鸡似的，外人能捞着什么油水啊？刘备不死心啊，管他呢，有枣没枣三杆子。走过路过，不能错过。他还真掺和进来了。刘备假借奔丧，想进襄阳城，可人家的城门关着呢。魏延也没有请示领导，就私自跑出来欢迎（这叫没眼力架，领导没说话呢，你急着欢迎个什么劲啊？），这应该是魏延第一次露面。城里的人可都明白刘备那点儿心思，乱箭射下来，刘备眼看着人家不欢迎自己，也没大脸进城了，掉头走了。魏延也进不了城了，也落荒跑了。他投奔长沙太守韩玄了（人有本事，到哪也成，魏延不是白给的）。我们猜测，魏延这第一次露脸的原因，大概就是想到刘备的企业里来上班儿。　　魏延第二次露面的时候，就赶上关老爷攻打长沙，黄忠也是长沙市的老干部了，他跟关羽在战场上相遇，本来应该刺刀见红，可是黄忠出卖企业利益，做人情交换。原因是关羽放了黄忠一马，黄忠就饶了关羽一箭。这算什么啊。这跟现在的足球场上互相放水有什么区别呢？有些书评家还跟着喊好，说黄忠是有情有义之人。这不是瞎起哄吗？两军阵前都杀红了眼了，黄忠玩这套把戏，真是跟踢假球没有区别了。那韩玄在城头上看得清清楚楚，他能不急眼吗？好啊，姓黄的，你吃里扒外啊，我白给你开工资了，我白给你年终发奖金了。来人啊，把黄忠绑到刑场上去。给我杀喽！形势危急之下，魏延又面了。他是个能干的人，也是个聪明人，他大概在韩玄的企业里干得不如意，一直也没有提拔起来，也就是一个一般干部，他早就想跳槽，到刘备的公司里去干活了。这下算是有了机会了。于是，老魏拎着大刀片儿，闯了法场，救了黄忠，杀了韩玄，开了城门，把刘备放了进来。至此，韩玄这家公司算是破产了。　　这一通紧忙活，魏延先生肯定得累出一身臭汗，也算是有功了吧。没有魏延，您刘老板想攻下长沙，得增加成本，追加投资啊。刘备诸葛亮至少得跟我老魏说声谢谢吧。至少也得摆一桌请我老魏一顿儿吧。　　可是满拧，天底下有时候就没有道理可讲。诸葛亮不干。他硬说魏延脑袋上长着反骨。非要杀了他。读书读到这里，真有点让人替魏延寒心。旧话说，女怕上错床，男怕入错行。魏延可是也没上错床，也没入错行，他就是帮错忙了。人家刘备打长沙，这里边其实没你魏延什么事儿。你急着插什么手啊？你这叫破裤子乱伸腿么。想立功受奖？你得看看人家待见你不，喜欢你不，现实生活中，像魏延这样急于跳槽,中国人常常讲一个俗话儿：树挪死，人挪活。是不是这样？可得具体分析。你得挪好了，你要是挪不好，也得死。比如说，你真看中某一个单位或者企业了，左思右想，前后核计，总觉得这个单位十分合你的心意。你真的看中了这个单位的办公条件，工资待遇，而且这个单位也同意你调入。但是，你可别天真地傻想，这下儿我可如愿了，到了那里如何如何大干一场，建功立业，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价值。你一定得先了解一下这个单位的人事关系如何，是不是真的适合你。如果你调进去了，很可能你就是“掉”进去了，如果跟新单位的人事关系搞不到一起，你就算是栽了。如果再跟顶头上司搞不到一起，你就更栽了。你就得跟魏延似的，忠心耿耿，一腔热血，豪情壮志地来到了刘备的企业上班儿，可是人家的主要领导诸葛亮先生一见面就不喜欢他啊。还一定要杀了他。这可太别扭了。　　说到“战长沙”这一段，其实挺没劲的。如果我们不相信相书上的话，那么诸葛亮刚刚跟魏延见面，就要杀魏延，就是有些找碴儿了。或者说，这两人天生就不对眼。读者别误会，谈歌这绝不是讲迷信，现实生活的经验中，这种事儿真是不少。无论你如何积极要求进步，领导就是看不上你，你也真没有办法。举个例子，谈歌有个朋友，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姓周。老周就对谈歌讲过，单位有几个人，他就是死活看不上。其实人家也没有什么错，可是他就是看着人家别扭。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犯相。跟他犯相的这几个人当中，谈歌还熟悉其中一个，姓李。老李也很头疼地向谈歌诉苦，说周领导不赏识他，无论他怎么卖力气干活儿，怎么为企业出谋划策，周领导也不喜欢他。谈歌劝老李：别着急，慢慢的，时间长了就好了，周领导还不大了解你么。老李苦恼地说：关键是周领导不愿意了解我。还怎么了解我啊？最后，老李得出了结论：我跟周领导犯相。　　这实在是人性的弱点啊。生活中，人们常常被这种弱点伤害着。而这种事情常常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更摆不到桌面上。再往深里想想，人们在生活中不是常常被这种“犯相”的现象困惑着么，如果你跟某个领导犯了相，你说得对也是不对，你说得不对更是不对。总而言之，你怎么着也不对。　　魏延算是跟诸葛亮犯了相了。经验告诉我们，跟领导犯相的人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这可是自古以来，存在于人事关系中的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啊，真是不容易解决。中国还有句话，叫做日久见人心。可是现在这话不大实用了。用不了“日久”，如果领导跟你犯相，过不了一个礼拜就得把你炒了鱿鱼，还见什么人心啊。你见“伤心”吧。如果你去应聘，你遇到一个跟你犯相的考官，你肯定连面试这一关都过不了。就算你是怀揣着绝技，就算你揣着外国留学回来的学历证明，就算你是MBA推荐来的，就算你揣着一叠子钞票，想面试过后请人家撮一顿儿，可人家就是不用你。就是看着你别扭，看着你不顺眼。你还真没辙。你还想请客么？你就是请人家喝茅台，喝XO，吃燕窝鱼翅，人家也不稀罕去。古时候那位揣着和氏玉到处献宝的先生，肯定遇到了一些犯相的人，不仅不认和氏玉这块宝贝，还让人家把手脚都跺了。更惨。这岂不是抱着猪头，进不了庙门么！你就叫撞天屈吧。　　刘备还算是顾全面子，第一把手嘛，总要顾全大局。他劝住了诸葛亮，这才算是留下了魏延。是啊，真要这时候杀了魏先生，传扬出去多不好听啊。损害企业形象啊。人家谁还敢来投奔啊。咱这刘氏公司刚刚成立，正是招工的时候，可别弄出乱子来啊。行了行了，孔明先生啊，看在我老刘的面子上，先让魏先生留下吧。先试用一个月嘛。
　　（续）　　魏延总算是别别扭扭、委委屈屈地在刘备的公司上班了，可魏延从此算是不走运了。　　他在蜀国流血流汗干了几十年。从长沙一战开始，出生入死，大小战事，几乎都少不了他。都五六十岁了，还扛着大刀片儿，跟着诸葛亮到处打仗呢，还当过不少回先锋官呢，遇山铺路，见水搭桥的苦差事也干了不少回。翻翻《三国演义》这本书，举凡蜀国的重大军事活动，魏延总有份，总是冲在前边。也真是不容易。谈歌看老魏，也算是个老实人，也没争过什么待遇（反正书里没写），你说亏不亏吧？干了这么多工作，倒了，诸葛亮也没看上他。看不上就看不上吧，诸葛亮临死，还给人家下了一个死套儿。魏延同志怎么了？你们当领导的还讲不讲理了？　　这件事无论怎么讲，也是诸葛亮的不对，你诸葛亮临死前倒是抽出点时间找魏延同志谈谈啊。你诸葛亮可是当领导的啊，怎么也得有点当领导的风度啊，用现在的话说，连个政治思想工作都没有，就安排杨仪马岱这些人往死里收拾魏延。这里边就有了说法：第一：你诸葛亮为什么不亲自杀，把杀人的任务交给了杨仪和马岱？是不是诸葛亮也觉得杀魏延心虚，下不了手啊？第二，如果魏真的想叛变，他至于还跟杨仪叫劲吗？说句明白话。魏延也就是觉得自己多少年跟着诸葛亮出生入死，功劳苦劳都有了，可什么待遇也没有，至少也没有封个什么（随之的住房条件也没有什么改善，薪水奖金也没有什么优厚）。他如果心中怨恨诸葛亮，倒也是在情理之中。魏延先生也不是泥儿捏的。就算是泥捏的，也得有个泥性儿吧。三，魏延就算是反对诸葛亮，可也不是叛国啊。这顶多算上下级闹矛盾。魏延对撤兵的事说得很清楚：不能因为丞相死了，就把国事废了。该伐魏还得继续伐啊。这里边没有一点叛逃的意思啊。顶多是魏延不同意诸葛亮的遗嘱罢了。也犯不上给杀了啊？　　可是，上级领导看不上你了，你还能怎么样呢？这是砧板跟鱼肉的关系。魏延高低还是钻进了诸葛亮布下的套儿。在汉中城门口，让马岱给杀了。诸葛亮和魏延这两人的上下级矛盾（或者叫：犯相的矛盾）才算画上了句号。　　也别说人家刘禅窝囊废，往往窝囊人办事更厚道。在处理魏延的后事上，他还真办了一件厚道事。不仅没有追究魏延家里人的罪，还把老魏给厚葬了。其实，本来就没有魏延什么错么。刘禅再笨，这里边的事情也看得清楚。如果我们猜着说，刘禅也是惹不起诸葛亮，丞相看不上的人，我刘禅敢看上吗？我就是看上了魏延，我敢重用他吗？如果我们再猜着说，如果魏延能够躲过诸葛亮的黑手，侥幸大难不死，诸葛亮之后，刘禅肯定能够用他。老魏有功劳，也有苦劳；有资历，也有资本啊。可是老魏能躲过去吗？肯定躲不过，诸葛亮已经决定整死他了。他肯定活不下来。　　老魏啊，你真是有点冤了。　　实，如果反过来想想，魏延也不冤。谁让你不会来事儿呢？诸葛亮看不上你，又不是一天半天了，都几十年了，这决不是诸葛亮审美疲劳，人家跟你老魏一开始就不对眼么，你老魏心里能不明白吗？你这在这种环境里工作，天天上班不抑郁吗？你怎么就不想着改善一下上下级关系呢？想办法联络一下上下级感情呢？比如，逢年过节，串个门子。诸葛领导闹个小病儿，你买点东西，上门去看一看。热乎话多说点儿，少提意见，多干活。诸葛亮说东，你就说东；诸葛亮说西，你就说西。诸葛亮说公鸡会下松花蛋，你就说你亲眼见。不就齐了么。你没事提什么意见啊。你建议诸葛亮进攻什么子午谷啊？你这叫卖弄。你比领导还明白？领导当面夸你聪明，你可别当真。这就恨上你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收拾你呢。领导也有自尊心。你别伤了人家。其实与老魏同时代的还有一个杨修。也就是太爱在领导面前卖弄。把脑袋混丢了。往宽处说，你魏延还有一步路可走，你辞职跳槽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有技术，有本事，再另找个薪水高的企业也不算是难事么。你干吗非在蜀国这棵树上吊死啊？老魏死心眼儿么。　　如果说魏延冒犯过诸葛亮，大概就是上边说的献计出兵子午谷的事儿。别的，魏延还有什么错儿呢？书上没写。其实这人啊，如何处理与领导的关系，真是一件大事情。你别指望你的工作如何如何干得不错，领导就信任你了。你也别指望你如何带病坚持工作了，领导就喜欢你了。从魏延身上，我们后人应该汲取点教训。也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不待见你的领导，你先试着跟他改善关系，如果你真是应该改善的都改善了，还是实在改善不了，谈歌劝你还是赶紧着卷起铺盖走人。再举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河北某报社有一个记者，是谈歌的老朋友，也算是河北一个小有名气的记者了，写过不少好文章，可他早几年辞职去了深圳，也是当记者，谈歌问他，你跑到深圳去干什么啊？深圳的工作速度快，你多累啊，你缺钱啊？还是想干什么？他告诉谈歌：我也不缺钱，我也不想怎么着，就是我在原单位跟领导闹不来。他挺悲伤地说：不管我怎么卖力气干，可是领导就是看着我不顺眼。我还是出来吧。谈歌说，你就没有想办法改善一下关系么？他说：算了，太费劲，你想跟领导改善关系，近乎一点吧，他认为你想巴结他。你敬而远之吧，躲着点吧，他说你看不起领导。近了远了都不是。怎么呆着都别扭。我干脆出来算了。这也算是一个犯相的例子吧。　　爱思考的读书人，对杀魏延这一段还有另一种猜测，说诸葛亮根本就没有布置杀魏延这回事，是杨仪假传诸葛亮的话，让马岱杀了魏延。因为他们两个在工作中一直矛盾很深。杨仪乘机报了私仇。有这种可能吗？也算一说吧。　　放下《三国演义》，讲几句正史。历史上的魏延之死，跟诸葛亮没有关系。魏延最终死在了官场争斗上。是因为蜀国内部争权夺利，魏延陷进去了。魏延在汉中做过十余年的太守。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他这十年的市长当得很好，民间的口碑不错。现在汉中市的虎头桥还存有魏延的碑。近年兴起了旅游，谈歌也去汉中游览过，汉中市内还有一条街，是为了纪念魏延起的名字（中国的老百姓有良心啊，谁给老百姓做了点儿好事，后人总记挂着啊）。叫什么路？谈歌一时忘记了。　　大概历史上的魏延还真算是一个好官。
　　二：文章摘自《名将之死》　　作者：张锐强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本书简介：中央电视台讲武堂推出的《名将之死》每期聚焦一位名将的命运，诸如吴起、伍子胥、白起、李牧、蒙恬、韩信、周亚夫、李广、岳飞、袁崇焕等。作者行文的着眼点，是他们身上的共性：都是能征惯战、立下无数功勋的名……　　从关中到汉中，得翻越秦岭，主要有四条道路：故道，即陈仓道。从陈仓向西南出散关，沿嘉陵江上游(故道水)河谷至今天的陕西凤县，转向东南入褒谷，出谷即达汉中；褒斜道，从今天汉中市褒城镇的褒谷，直到名将白起的老家郿县(今陕西眉县)的斜谷，秦惠王时期修通，全长约二百三十公里；子午道，从杜陵(今西安东南)向南，经过长安县子午镇的子午谷到达汉中。这条道基本南北走向，故称子午道，离长安最近；谠骆道，北口骆谷在今陕西周至西南，南口傥谷在今陕西洋县北。中间通过骆水河谷、傥水河谷，长四百余里。这条道曲折难行，当时就很少有人经过。如今有驴友想徒步穿越，体验体验蜀道之难，竟然找不到丝毫有价值的资料。　　这四条道路，陈仓道、子午道和谠骆道秦时究竟有无栈道，不见史书记载，只有褒斜道可以确定，当时已经铺上栈道。　　先说张良建议烧毁的栈道究竟在何处。这一点争议较小，除《水经注》认为在子午道以外，多数典籍都认为在斜谷，也就是褒斜道上。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的记载：“汉王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所过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意思很明白，张良建议刘邦烧掉的，是来汉中时经过的栈道，不会是另一条栈道，否则在情理上也说不通。　　据《史记·高祖本纪》载：“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汉书·高帝纪》亦载：“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之人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　　也就是说，刘邦入汉中是“从杜南入蚀中”，这一点确定无疑。问题是这句话如何理解，历史上一直有分歧，约有三说。　　一是子午道说。《水经注》载：“汉水又东合直水……水北出子午谷岩岭下，又南，枝分东注。旬水又从南蓯阁下，山上有戍，置于崇阜之上，下临深渊。张子房烧绝栈阁，示无还也。”明确指出，刘邦来汉中，经由子午道。　　二是褒斜道说。宋《舆地纪胜》载：“褒谷……张良送高祖至褒中，说烧绝栈道；曹操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此道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文称：“胡氏曰：汉高为汉王，从杜南入斜谷，张良送至褒中，意此即斜谷旧道。”清贺仲瑊编《留坝厅志》载：“史言汉王由杜南入蚀中。注史者不知蚀中何地。《读史方舆纪要》因杜南而疑其为子午谷，非也。按《留侯传》明言‘送至褒中’。褒中在汉中西，子午谷在汉中东北。由子午谷入汉中，必先至汉中，而后至褒中，不得先至褒中，而后至汉中也。子午谷不闻秦时已有栈道。其有栈道者，惟褒斜耳。良至褒中，劝帝烧其所过，是明明从斜谷来，非从子午谷来。其曰由杜南者，盖当罢戏下，由杜县之南，傍山麓西趋入斜谷。蚀中，或斜谷之异名乎。”这个说法引《史记》 的说法“张良送至褒中”为据，但《汉书》记载更加详细：汉王“从杜南入蚀中。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也就是说，它主要的论据有问题，是张良先到了汉中，然后刘邦送行，又送到褒中的，并非直接在褒中分手。　　三是谠骆道说。这个说法不多见，程大昌《雍录》推测“蚀中”抑或在骆谷，但语气不甚肯定。清《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载：“汉王岭，在〔洋〕县北七十里，即骆谷道，汉高祖曾经此，故名。”清《佛坪厅志》载：“父子岭，在厅西北六十里，高低顿折，石骨棱棱。相传秦时有父子在岭治道，以迎汉王，不遇，皆投岭死，故名。”这道岭按地望在骆谷之中，虽系“相传”，但未必就完全是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的可能性也存在。　　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并非有考据癖好，实在是关乎两位名将的声誉：韩信与魏延。　　汉中市博物馆保存有一块著名的石刻，叫《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这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作品，著名的汉隶摩崖石刻，东汉时期汉中太守王升的手笔。东汉建和三年(公元148年)书刻于褒斜道的石门崖壁上，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修水库，刻石被凿下来，转移到汉中市博物馆。《石门颂》中有这样的话：“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　　古往今来，这段话成为子午道说最有力的佐证，但仔细推敲，却存在着相当大的漏洞。首先，按古文的一般规律及该文音韵语气，应该两句为一段。而且刘邦南下汉中是被贬，直奔跌停板而去，“兴”从何谈起？他出汉中才是冲击涨停的开始，才能用得上“兴”字。由此可见，这不能作为他去时路径的证明。　　如今学术界多数认为，刘邦经子午谷而来，但烧的是褒斜谷里的栈道。这个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也完全不合常理。不仅如此，当时局势动荡、兵荒马乱，根本不是像徐霞客那样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让张良跟随刘邦从子午谷来，从褒斜谷出去，是何道理？难道张良自己想作探路先行？要知道这样回去，张良得绕远道。这一点，看看《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的方位，便可一清二楚。　　由此可见，刘邦一定是从褒斜道来的汉中，最后又烧了那里的栈道。这样就出现了新的问题，《龙门颂》中的“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如何解释。子午道在东，散关在西，其间相距千里之遥。道由子午不可能“出散入秦”，“出散入秦”只能走故道，也就是陈仓道。　　《留坝厅志》对此问题的解释，比较合理。其中这样说：“盖言高祖兴于汉中时，由斜谷来。及定三秦而建帝位，乃从散关出也。然而有可疑者，散关距子午甚远，既由子午，不得复出散关。《史记》、《汉书》皆言，高祖由故道攻陈仓。当是散关之路。而子午一说，以意度之，或是韩信所由。《史记·淮阴侯传》云：‘部署诸将所出’。《汉书·高帝本纪》云：‘遂听信策，部署诸将。’则当日出师，必不止高祖一路。蹶后，魏延请以奇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如韩信故事。可知高祖由故道，韩信由子午。”
　　（续）　　关乎两位名将的声誉，机缘即在于此。刘邦出汉中，主力走的是故道，以便迂回到雍军的侧后；与此同时，还有一支奇兵——也许未必是韩信本人，而是其手下的某位将军，主帅跟随主力行动的可能性更大——从子午谷杀出，东西夹击。之所以如此部署，有两方面考虑：一是道路狭窄，大军难以快速通过，必须分流，以加快行进速度；二是可以彼此呼应，互相配合。　　这正是韩信与魏延将略之所在。　　也就是说，魏延请求诸葛亮拨给他一万兵马，他选五千人作战，五千人运输，像韩信的部署那样，从褒中出击，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奇袭长安，然后与诸葛亮会师于潼关。因为这条路，离关中重镇长安最近。魏延的这个策略可以取个酷点的名字：猛虎掏心。充满开拓精神。虽然也有冒险成分，但任何一次战役都没有必胜之把握，再高明的选择也不能完全排除冒险因素，这是常识。而从现代战争的观点看，这个选择的胜算其实要比诸葛亮的一味求稳大得多，因为无论物产军力还是人才，曹魏都强于偏安一隅的蜀汉。综合国力人家占优。在这种情况下，求稳固然能够增加自己的胜算，但同时也给了对手充分的反应时间，综合起来并不上算，只有出奇兵打时间差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就是为什么下围棋的职业棋手在快棋中可能输给业余棋手的原因。而在可以放心地深思熟虑的慢棋中，出现这样结果的概率要小很多很多。　　《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魏延计划的核心，就是出奇制胜。然而因为与诸葛亮的大政方针不合，一直被“制而不许”，魏延的积极性因此受到极大的打击，慢慢开始发牢骚：“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就这样，从见解不同慢慢发展成感情上的疏远与陌生，最终影响了诸葛亮对他的信任。如果不是如此，素以知人善任而著称于世的诸葛亮，何至于安排后事时出此下策！　　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眼前的这套《三国志》上面落满尘埃，纸张也已经是衰朽残年。但尽管如此，透过厚厚的历史风尘，我依然能够体会得到魏延当时面临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绝非仅仅是面子上的过不去。一旦杨仪根据“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密令率领主力径自撤退，魏延一部要独自面对司马懿的数万铁骑。诸葛亮统帅大军尚且只能与魏军相持，魏延以偏师对付魏军主力，岂非以卵击石？此时跟随大军撤退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回去恐怕还有秋后算账的问题，无论如何他违背了丞相的政治嘱托，老对头杨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退吧只有投降一途，否则难免会被对手吞并。真可谓左右为难。扯碎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魏延在这样一个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大背景下作出极端选择，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而这一点，恰恰是诸葛亮的失误之所在。作为统帅，他对手下文官武将的性格，应该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难道不是么？
　　（续）　　蜀国的力量本来就比较薄弱，从开创基业之初直到最后消亡，一直没能出现曹操那样战将如风谋士如云的辉煌局面，人才匮乏一直困扰着决策层，否则也不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唯其如此，魏延铤而走险的极端选择，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蜀汉基业，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和损失。而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何在呢？靠人治而非法治，或者说机(构)治。　　魏延和杨仪结怨，肯定有自己“性矜高”的原因；不能赢得诸葛亮的信任与好感，大概也与他自己牢骚满腹不无联系，套用一句时髦的现代话，叫做“沟通能力”有问题。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人才的选拔、干部的任用仅仅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刘备在世时，还能拿点主意，因此魏延才有直接向诸葛亮陈述己见的机会。刘备一死，后主是稀泥糊不上墙，大事完全决于诸葛亮；偏偏诸葛亮又看不上魏延的策略，认为都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魏延如果不受排斥，岂非怪事。　　然而排斥魏延是大错，重用马谡更是大错。　　如果推选最有名的五出京剧老生戏，那一定少不了“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三出连本折子戏的统称。这出戏的主角儿当然是老生诸葛亮，然而推动剧情发展的，却是花脸马谡。此人是荆州襄阳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字幼常。兄弟五人皆有贤名，号称“马氏五常”。其中马谡和马良名气最大。对于马谡，大家都知道刘备曾有“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结论，但对失街亭的原因，大概还停留在马谡坚持出战、甚至不惜立所谓的军令状这个小说演义的层面上。这当然不是历史事实。据《三国志·蜀书·马良马谡传》记载，“时有宿将魏延吴壹(懿)等，诸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众在前。”也就是说，诸葛亮不仅完全忘记了刘备的遗言，当时也是力排众议而选择了马谡的，我想那个场面肯定相当激烈。　　街亭败仗后，诸葛亮要执行战场纪律，杀掉马谡。这一点，当时他选定的接班人蒋琬也有不同意见。他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蒋琬说的是晋文公重耳的故事。他为了图谋霸业，于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以援助宋国为名，与成得臣指挥的楚国大军争夺中原霸权，最终爆发城濮(今河南濮阳附近)之战。这是晋楚争霸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退避三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期间。成得臣字子玉，是楚国令尹。他不顾楚成王劝告，穷兵黩武，最终大败。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于是乃喜。”也就是说，尽管打了胜仗，重耳依然忧心忡忡，因为子玉还在。然而后来因为受到楚成王的指责，子玉羞愧自杀，消息传出，重耳于是喜出望外。　　蒋琬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诸葛亮更有道理。他跟马谡、马良的私交都非常密切，之所以执意要动刀，是因为后者还有更加严重的情节：败后逃亡。　　当时向朗为丞相长史，随军征战。他与马谡感情很好。《向朗传》中有这样的话：“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就是说，街亭战败后，马谡并未投案自首、回营请罪，而是畏罪潜逃。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诸葛亮撤职。必定是这段曲折，让诸葛亮起了杀心。《诸葛亮传》中称诸葛亮“戳谡以谢众”，《王平传》中进一步记载：“丞相亮即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　　然而马谡最终却并非死于军法。《马谡传》对此有明确记载：“谡下狱物故”，即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已经病死于狱中，时年三十九岁。看来三十九岁确实是道门槛儿，岳飞没迈过去，郑成功没迈过去，还有格瓦拉与肖邦，统统倒在门槛儿之前，再加上这个才能出众的马谡。他虽然不是统兵的将才，却是高明的参谋之才，特别善于谋划判断。而正是这一点，模糊了诸葛亮的视线：他混淆了谋划能力与执行能力的区别。　　有人认为诸葛亮斩马谡是处置不当错上加错，甚至有点寻找替罪羊之嫌。这个看法又过了头。对此陈寿的观点很有参考意义。当时其父在马谡手下任参军，也连带受了髡刑，被剃成光头，以示羞辱。他失去功名，只得回家娶妻生子，养育出了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寿。尽管父亲遭受耻辱，但陈寿依然坚持史家的原则，丝毫没有提及，所以现在谁也不知道其父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对诸葛亮处置此事的态度，丝毫没有责难，字里行间反而大加赞颂。可为侧面印证。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这是当年少帅张学良以雷霆行动，果断杀掉桀骜不驯的杨宇霆、常荫槐后，为杨宇霆写的挽联。杨、常二人是东北元老，父帅的左膀右臂，张学良之所以要杀掉他们，是因为他们飞扬跋扈，直接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不过张学良事后丝毫没有株连官员部下，而且“罪不及妻孥”：给二人家里分别送去万元抚慰金，隆重安排葬礼不说，还亲手为二人写了挽联。给常荫槐的挽联是：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这两副挽联写得都很好。对仗略有问题——考虑到作者身份特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用典非常贴切。将蔡叔、管叔的故事分开，以马谡类比杨宇霆，韩信类比常荫槐。杨、常二人到底该不该杀暂且不说，从张学良对杨宇霆的态度，可以约略想见当时的诸葛亮对马谡的心情。挥泪而斩，不得不杀；换句更酷的话，叫做痛下杀手。他杀马谡——尽管没能杀成——没有问题，问题只出在对马谡的使用上。　　用错一个人，丢了三个郡。最严重的是，全军后路都有被切断的危险，诸葛亮不得不匆匆退兵，可谓丧师辱国。若非如此，他又何必坚持自贬呢。　　其实诸葛亮在用人上的最大失误既非马谡又非魏延，而是姜维。　　姜维字伯约，雍州天水郡翼县(今甘肃甘谷东南)人。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连环画，记得其中有一本叫做《收姜维》。现在京剧舞台上还在演。不过姜维投奔蜀国的经历，并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
　　（续）　　公元228年春，诸葛亮派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宝鸡南)，作出要从褒斜道出兵，进攻郿的姿态，以牵制魏军主力。魏明帝曹睿派大都督曹真统帅关右诸军，在郿重兵设防。诸葛亮趁机亲率主力，猛攻祁山。蜀军势大，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随即叛魏附蜀。当时姜维在天水郡任中郎将，正跟太守马遵一起，陪同雍州刺史郭淮视察各地。听说三郡叛魏，郭淮迅速东归上邽部署防御。马遵怀疑姜维等人有异心，也连夜赶到上邽。跟姜维在一起的，还有功曹梁绪、主薄尹赏、主记梁虔等人。他们发现两个领导全部溜号，赶紧追随，可惜晚了一步：赶到上邽时城门紧闭，郭淮、马遵怎么说也不肯放他们进城；姜维等人无奈返回冀县，结果吃的还是闭门羹。他们走投无路，这才投奔诸葛亮。　　诸葛亮得到姜维，如获至宝。他给参军蒋琬写信，语气颇为兴奋：“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李邵)、季常(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信中还说：“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　　那一年姜维二十七岁。诸葛亮加封他为奉义将军、当阳亭侯。在诸葛亮的大力栽培下，没过多久，他就升到了中监军、征西大将军的位置。　　全军从五丈原退回成都后，杨仪野心膨胀，诽谤朝政，被下狱问罪，最终自杀。诸葛亮将政事托付给蒋琬、费祎、董允，军事则由姜维负责。蒋、费、董三人虽然和诸葛亮一起，被蜀人目为“四英”，但毕竟不能直接跟诸葛亮比肩，所以他们虽然实际行使丞相职权，官职却都是尚书令、大将军、大司马。起初姜维任右监军、辅汉将军，统率诸军，进封平襄侯，后来随着蒋琬、董允的去世，姜维资历逐渐攀升，与费祎同录尚书事。费祎死后，他基本成为蜀国的第一大臣。　　诸葛亮主持蜀国国政十多年里，有七年处于战争状态：一次南征，六次北伐，其中有一次他未直接参战，只派魏延等进兵羌中。而姜维呢，先后九次北伐。九次北伐胜多负少，姜维的才能可知。但问题在于，姜维即便胜利，也是只开花不结果，得势不得分。如果上升到战略高度，可能都要算作失败。因为北伐的根本目的都没有达到。
　　（续）　　成都武侯祠内有座蜀文化博物馆。我在里面看到过三国形势图。这个图不新鲜，《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表述更加详尽细致；但是有组数据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就是魏蜀吴三国的人口数量对比。具体如下：　　蜀汉940000人　　曹魏4432881人　　东吴2300000人　　这组数据当然有其来源。关于蜀国的户口，史籍中有前期和后期两个数字。《晋书·地理志》记载：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景耀六年(公元263年)蜀国灭亡时的人口，王隐在《蜀记》中记载“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西晋时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国人口“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杜佑在《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与此略同，仅人口数为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由此推断，当年魏国应有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户、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　　吴国的户口，难以考查。《晋书·地理志》说，孙权赤乌五年(公元242年)，吴国“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则记载，吴国灭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这两组数据大致相同，看来吴国自从赤乌五年之后，再没有统计过户口，或者数据遗失，因此王浚灭吴后，只能按照三十八年前的旧口径上报。　　无论如何，这组数据大体能反映出当时三国的人口分布。蜀汉的人口数量不足曹魏的四分之一，不及东吴的一半。当时还是人多力量大的时代，人口几乎就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战斗力，蜀国实力之弱，可见一斑。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只要有好的统帅，羊羔也能训练成狮子，但问题在于蜀国没有这样的统帅：绝对才能不低，相对才能不高。　　诸葛亮比司马懿强不了多少，姜维比起邓艾、钟会，也不占绝对优势。对此当时主政的费祎，认识更加清醒。“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他这样告诫姜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吴蜀实力弱，老虎吃天的唯一办法是两家联合。这一点诸葛亮认识清醒，将之定为基本国策，甚至早早地与吴国定下了瓜分魏国的计划。如果单纯搞结果论，这一点未免滑稽，但发生在诸葛亮身上，又让我们不忍耻笑。他到底是诸葛亮，贤相之名庶几可当。尽管后来两国一直保持着联盟关系，但无法真正协调立场，作为部署军事斗争的基础。两国协同攻魏，行动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几十年过去，姜维应当能看得清楚；对于彼此的实力对比，他怎么就没有个清晰的认识呢？魏国灭蜀之前，判断倒是非常准确：“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今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蜀军总兵力十万两千，司马昭的判断是九万，可谓精确。如果考虑到那个命令有战前动员的意思，不宜夸大敌军实力，则更加精确。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歇后语讥为非大将之才的廖化，认识都比姜维清醒：“‘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他苦劝姜维，“连年征伐，军民不宁，兼魏有邓艾，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不要“强欲行难为之事”。　　兵犹火也，不戢自焚。战争是柄双刃剑，搞不好伤不到别人，却砍了自己。廖化指出了当时蜀军的命门所在：智不出敌，力少于寇。智谋不比敌人强，兵力明显比人家弱。这样的状况，有个比较好听的说法，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可问题在于，谁有那样的权力，把战争强加于蜀国百姓头上？上面关于蜀国前后期的人口数据，来源不同，直接对比未必合适，但有一点还是要引起注意：《晋书·地理志》说，公元221年蜀有二十万户、九十万人，《蜀记》则记载，到公元263年，这两组数据分别为二十八万和九十四万。假定这两组数据可靠，那么在四十二年里，蜀国户数增加了四成，但人口的增长仅有百分之四强，两者之间相差悬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无法不联想起蜀军的连年征战。　　这些意见姜维当然都没有听。
　　（续）　　姜维最大的悲剧在于，他还是个饱学之士，正人君子，一心为公。名臣郤正这样评价他：“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如果是个小人佞臣坏蛋，我们大可扔下书卷，骂两句解恨，但对于姜维，又实在不忍加之恶言。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南宋奸相贾似道：“阃才有余、相才不足”。当时南宋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阃帅，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只不过兼管部分民政。读到这个评论，我经常会想起姜维。尽管他从来不曾居于相位，但自公元253年费祎醉酒、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之后，姜维在群臣中对蜀国的影响最大，几乎将整个蜀国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不是丞相也差不多。　　将忠良姜维与奸臣贾似道并举，感情上过不去，但结果确实很像。我们当然不能将蜀国的快速灭亡归咎于姜维。当时黄皓乱政，后主昏庸，都是亡国之因。可尽管如此，还是得指出姜维在防卫部署上的重大失误。这个部署就是所谓的“敛兵聚谷”。　　前面说过汉中的重要。除了诸葛亮，蒋琬和费祎都曾长期在此驻扎。从魏延镇守汉中开始，险要之处都设立营寨，充实兵力，敌军进攻则凭险据守，使其难入一步。诸葛亮死后，魏国大司马曹爽为了树立威信，贸然伐蜀，王平御敌，也采取这个办法，最终曹爽只得无功而退。姜维认为这是防御姿态，无法达到歼敌的目的，于是建议朝廷，废除散落各处的营寨，全军集中起来，分别驻扎于汉、乐二城。军事上的事情，主要靠姜维拿主意，因此朝廷自然要采纳，于是便令汉中都督胡济退驻汉寿、监军王含驻守乐城(今陕西勉县东)，护军蒋斌驻守汉城(今陕西城固东)。　　这个办法貌似积极，其实弊大利小，等于是放弃险要，自拆樊篱，很快就显出恶果。后来钟会攻汉中，几乎就是探囊取物。　　以往人们责难姜维，主要着眼于他后来的假投降。这个观点未免迂腐。姜维最大的失误主要集中在两点：战略而言，不该频繁用兵，九伐中原；战术而言，不该“敛兵聚谷”，放弃险要。这跟直接抛弃汉中差不了多少。　　南宋郭允蹈在《蜀鉴》中，甚至直接以后面这个原因，指责姜维误国亡蜀： “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　　郭允韬认为，即便没有邓艾奇兵出江油，蜀国已经不支，原因都在于姜维的部署失误。这个看法当然未免偏激。蜀国之亡不在姜维，甚至也不在黄皓与刘禅，只在自身实力不济。当然如果换个角度，黄皓与刘禅也可以归入蜀国的实力，只不过是负值而已。　　姜维的才干，在蜀国后期确实比较突出，但却只有边帅之能，远非宰辅之用。诸葛亮选择这个接班人，不能算作成功。　　回过头来还说魏延。诸葛亮背着他作出的安排极其错误。即便一定需要这么做，至少也应该由费袆出面，将大事托付给杨仪很不合适，因为他知道杨仪跟魏延的关系，同时也知道杨仪的缺点。据《杨仪传》记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亮平生密指仪性狷狭，意在蒋琬。”杨仪筹划粮草参赞军机是把好手，但却是个小心眼，因此诸葛亮生前对二人“不忍偏废”，持中立态度。既然如此，何故又在自己即将大去的关键时刻，忘记了平日的立场？魏延固然可能不服从组织决定，但杨仪的小心眼难道就不会引发大错？如果没背着魏延做那样的决定，如果执行决定的不是杨仪——后来者看到这里肯定会有许许多多关于“如果”的感慨，可惜它们还只能由那句毫无情面可言的冷冰冰的话作答：　　历史不相信假如。　　这些“如果”当然也是我的疑问。在阴暗的图书馆内，尘埃的气味直冲肺腔，这感觉本来就很让人不舒服，更何况看到的还是这等悲剧。气氛压抑沉重，掩卷沉思，我对上述问题不觉形成了另外一种更加恶毒的解释。诸葛亮知道杨仪和魏延水火不容，而且“密指仪性狷狭、意在蒋琬”，却依然作出那种安排，难免有借刀杀人之嫌。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个推理顺理成章：他天生聪明，深知以杨仪、魏延二人的性格，不好统领，于是先借杨仪的手除掉魏延，然后再让杨仪在不满中露出狐狸尾巴，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杨仪最终也的确没有好下场，好让蒋琬姜维等人顺利接班。当然，这种想象不能作为本文的论点，它们只能在小说中出现。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做《死于阳谋》，基本内容就是如此，当然比《三国演义》走得更远。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说其中的诸葛亮“状多智而近妖”。这基本也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诸葛亮形象。其实客观而论，诸葛亮尽管算是杰出的人才，但却是个偏材。后人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个结论甚有见地。马谡、魏延、姜维，都可以作为例证。　　刘备是明君，诸葛亮是贤相。这种结论经过小说的演义早已深入人心、难以动摇，我也根本无意动摇。遍观史册，诸葛亮的谋略功勋确实突出，贤相的结论大抵不算过誉。他的名声地位，远远超过刘备：成都市著名的旅游景点武侯祠，基础其实是汉惠陵与昭烈庙，主角儿当是刘备，武侯祠只是配属建筑，可如今武侯祠尽人皆知，您要问汉昭烈庙，恐怕没几个人能回答上来。这也正常。“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心系汉室原无论先主后主”，这些大约都可以作为历史的盖棺论定。一两次用人失误对历史和历史学家而言是悲剧，但对诸葛亮本人来说则根本无法强求。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致命弱点。但问题在于古往今来，明君与贤相一直是国人最难以排解的情结，大家都希望自己接触的官员是清官而非昏官，而最大的悲剧就隐藏于此：制造悲剧的主角不是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地痞流氓混蛋白痴，而是声名显赫的千古明相。诸葛亮这个段位的伟人都会犯如此重大的错误，人治危害的严重性，由此也就可见一斑了吧？
　　三：　　魏延(三国无双中的形象)　　魏延(三国无双中的形象)　但在《三国演义》中，魏延却写成了脑后生反骨，天生就是要造反的。作为当年被刘备亲手提拔上来的牙门将，魏延很快就证明自己的才能。只可惜魏延在刘备手下魏延像　　时间短，在诸葛亮手下时间长，我们由此发现，就在诸葛亮与司马懿在陇西拉锯般交战之际，两人手下同时都有一位出色的将军，同时在体味着某种壮志不得伸的生命状态。张郃好在还有一个街亭大捷可供夸口，同样渴望建立战功的魏延，则几乎从诸葛亮手上领不到一点真正的机会。诸葛亮每次北伐，魏延都希望能自领一支万人大军，像当年韩信那样，与诸葛亮在潼关会合，诸葛亮每次都加以拒绝。于是，就在张郃私下里抱怨司马懿怕诸葛亮的同时，魏延也牢骚满腹地认为"诸葛亮胆小"，使自己奇志难酬。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时，曾有过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不能一举统一大业，至少有望将长安并入蜀地。当时魏国派驻边防的安西将军夏侯楙乃曹操女婿，"素无武略"，"又多蓄妾"，因着与魏文帝曹丕的关系才获得这一荷守一方重镇的职位。魏延看准此一机缘，遂大胆向诸葛亮提议道："给我五千人，自带粮草，循秦岭以东疾进，不出十日可到长安。胆怯的夏侯楙见我蜀兵天降，必然仓皇而逃。曹丕若想率军亲征，最起码也得二十天，丞相已可先期到达。这样，咸阳以西可一举而定。"今天的公论是：魏延的计划虽然冒险，但成功的可能极大，因为他对当时敌我形势及当地特殊地形的判断都是非常准确的。考虑到后来蜀国灭于魏国之手，乃是由于魏国大将邓艾采取了相似的"奇险"战略，诸葛亮对魏延提议的否决，便只能让我们深感遗憾了。[1][2]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陈寿：刘封处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卫。彭羕、廖立以才拔进，李严以干局达，魏延以勇略任，杨仪以当官显，刘琰旧仕，并咸贵重。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 　　徐澄清：《三国演义》中“魏延脑后有反骨”这一说,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这就须从历史本来面貌来辨其真伪。这里我只就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剧发点议论。　　魏延祠　　魏延祠位于四川绵阳市梓潼县三泉乡白雀村，西出梓潼县，沿梓潼往江油的安梓路行约15公里，就到了三泉乡白雀村，再沿村道行不多远，就看到路边的“魏延祠”石碑。魏延祠　　沿翠柏拱卫的石梯拾阶而上，便见松柏掩映间一座仿古的建筑，这就是魏延祠。 　　　魏延祠坐落在卧龙山千佛岩诸葛寨东长生门下东麓的井冈坪上，梓卧（梓潼——卧龙镇）公路从祠前经过，路北，魏家河蜿蜒东流。祠周，环境清幽。 　　据说，魏延祠方圆十里，有很多姓氏，唯独没有姓魏的，但祠前却有一条魏家河。据当地八旬老翁回忆，魏家河河东原有魏家河庙，庙前曾有三块石碑，其中一块石碑上刻有“魏延率兵驻此”。 　　　　传说，建兴七年（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率军北伐时，大军驻屯于卧龙山诸葛寨，令魏延率本部兵马驻今魏家河南井冈坪，成掎角之势以作策应，这跟诸葛亮用兵谨慎相符。魏延祠石碑　　据说，当时天气酷热难耐，魏延发现一片山林有大群的鸟不断聚集，决定在那里驻屯。由于有鸟粪接连不断地落下，官兵们只有在离开树林一点的地方烧饭。可是，却没找到水源。大群的麻雀聚集在魏延部队的上面，感到吃惊的士兵们计划轰走麻雀。魏延也看到了大群的麻雀，但是，他在其中发现了一只白麻雀并被这只白麻雀所吸引。他追着这只白麻雀到了一处岩石场，忽然，白麻雀奇迹般地在岩石的裂口里消失了。魏延感到十分惊奇，他试着推动岩石，不料，岩石轰然崩塌，泉水喷涌而出。原来，岩石下是一股地下水。官兵们找到了烧饭洗浴的水源，当地久受干旱之苦的农民们也感到非常开心，他们把这条地下水称作魏延河。据说，当时魏延经常身着战袍，牵着战马，手持大刀在河边饮马巡视。 　　　　后来，人们为怀念魏延驻兵之史迹，在魏延河边建了魏家河庙，并在河上建了一座小桥，取名为“将军桥”。 　　魏家河庙毁于1968年，刻有“魏延率兵驻此”的石碑也不知所踪。但将军桥现在尚存，只是平时没于水中，每年六七月间，水退则可见桥。据说，井冈坪上历史上曾有魏延祠，后来由于官府的命令，魏延祠被拆毁。现在的魏延祠是在1995年重建的。魏延祠魏延塑像　　魏延祠，殿宇巍巍，正中，塑有魏延像，端庄威武，颇具大将风度。“魏延祠”匾额，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沈伯俊先生题写。祠堂廊上，立有三块石碑，上面分别刻有“南郑侯魏延简介”、“魏延率兵驻此认证碑记”、“魏延祠考察记”。 　　魏延祠正殿左测，是道教殿堂，塑有一些道教人物塑像，有道教护法神——王灵官，还有道教鼻祖——老子。 　　魏延祠右上方，还有文昌行宫和大佛殿，大佛殿内，有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像。 　　地处山间的魏延祠，有些落魄，有些荒凉，游人罕至，这对镇北征西勇猛忠诚定汉土的魏延来说，有些悲凉，有些凄惨，有些不公，但对“生有反骨”而遭“夷三族”的魏延来说，这样的祠堂，亦是难得的一种纪念。
　　四：　　魏延　　魏延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大将。每当提到他，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两件事：一是他刚从长沙归降时，诸葛亮号令将他推出斩首，理由是他脑后有反骨；另外一个则是诸葛亮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他便发动叛乱，结果被马岱诛杀，印证了“反骨”的说法。大家有这么个印象很好理解，谁让《三国演义》是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呢。但如果要真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魏延“叛乱”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桩冤假错案。　　写了八九位屈死的名将，今天终于写到了我的家乡河南信阳。传主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义阳郡最初由三国时期曹魏设立，分荆州南阳郡而置，郡治在今天信阳市平桥区平昌关，不久撤销；西晋时再度设立义阳郡，郡治仁顺城在今信阳市浉河区北部。　　具体说到魏延，籍贯在信阳市三里店。　　所谓“反骨”的说法当然只能是小说家言。解剖学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只有二百零六块骨头，谁也不可能单独在脑后多长出一块“反骨”。魏延所谓的“反叛”，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过激反应，反叛并无实据。　　还是先来看看史实。根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诸葛亮在军中自感将不久于世，便背着魏延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袆、护军姜维等人安排后事，决定“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文件精神按规定要传达到“军级干部”，却偏偏将“军级干部”魏延无端排除在外；如此违反组织原则安排后事已经相当不合适，偏偏作出的又是这样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错误决定，而来执行这个错误决定的偏偏又是个错误的人。　　杨仪与魏延，类似晁错与袁盎，形同天敌。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更是直接形容二人“有如水火”。这样一个政敌突然之间出来主持大计，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服调度，可谓本能反应。听到费祎转达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来：“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可谓大义凛然，意思是丞相虽然病故，但我自己还有主见。亲属和随从官员护送他的遗体回去安葬就行，我可以率部独当一面，继续完成北伐大业，不能仅仅因为丞相去世就放弃既定国策。在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来作此表态，应该说是很难得的事情，总让我想起诸葛亮当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为了蜀汉事业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约也不愿因为自己身死而放弃北伐大业，魏延最起码也是精神可嘉吧？　　后半部分的确经不起推敲，有意气用事、不顾大局、辜负组织培养的嫌疑，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杨仪是个什么人，大约也就能够理解。当马岱送回魏延的首级，向杨仪交令时，后者起身用脚踏着怒骂：“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头恶气。等一切安定，他“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当了一个劳什子“中军师”的官，“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也就是说只是个闲职，实际是被朝廷挂了起来，于是心里十分恼火，竟然这样对费袆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意思是那时我兵权在手，如果带枪投靠魏国，哪至于只弄这么个小官呢？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说魏延不听指挥也有伸手要权要官之嫌，那么杨仪则完全是一副赤裸裸的野心家嘴脸，一门心思要当接班人。碰到这样一个人指手画脚，别说魏延，就是脾气再好一些的恐怕也未必能够听得进去。可以想见，假如诸葛亮不隐瞒真相，把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肯定不会走这个极端。　　如果按照籍贯划分，费祎与魏延还是老乡，无论彼时还是现在。费祎是鄳县(今河南信阳市罗山县)人。鄳县跟义阳一样，开始属于荆州江夏郡，后来属于荆州义阳郡，乃至西晋的义阳国。当然，那时费祎不会跟魏延论老乡关系。不是时候。因为魏延不但不听，反倒进一步要求费祎也留下来，两人联名下文号令诸将，继续与魏军周旋。这事费祎肯定不能干。他忽悠魏延说：“我回去劝劝杨仪。他是文官，不懂军事，肯定会同意你的意见。”　　魏延一旦松口，费祎出了营门便奔驰而去。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魏延后了悔，但想追又来不及，只好心存侥幸，派人悄悄到杨仪那里查看情况，希望他真能像费祎所说的，同意自己的意见。然而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情报是杨仪已经在部署撤退，不觉大怒；于是不等杨仪出发，他就率领所部先行撤退，并且烧绝阁道，上表奏告杨仪谋逆。杨仪也揭发魏延造反。一天之内，两人的表章同时送到后主案头。这桩官司离奇而且突然，后主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两人都怀疑魏延而相信杨仪。　　魏延烧绝栈道，无非是阻止主力退兵。他不是还想“率驻军击贼”嘛。可是修栈道最麻烦的工序是在石壁上凿孔打眼，现在那个工序成果尚存，杨仪只消伐木铺板，因此也很快就撤过了秦岭。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上了贼船，就别想轻易下来。魏延心一横，索性派兵占据南谷口，准备攻击杨仪。杨仪派王平——就是街亭之战时马谡的副将，《魏延传》中称为何平，因为王平小时候曾过继何家——前来抵挡。魏延部众知道魏延理屈，随即散去，魏延无奈，只好带着儿子和亲信逃到汉中，最终被马岱追来斩杀。　　其实魏延所谓的“反叛”跟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一样，目标仅仅只是政敌杨仪。只不过后者持有诸葛亮的“尚方宝剑”、在那个瞬间是正义的化身，他的举动才被官方定性为反叛而已。这可不是我为同乡先贤乱说好话，都有事实依据。据《魏延传》记载，“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也就是说，平常大家一起议论，都认为将来魏延会继承诸葛亮的衣钵，魏延当然也如此自许，所以根本没有叛乱的想法。　　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求来也。令延摄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史通·古今正史》记载：“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也就是说，这本书是鱼豢自己所修的私史，非官家史书。鱼豢入晋十六年，一直未曾出任官职，忠于魏而耻为晋臣。他与蜀国没有利害冲突，记载总体客观，因此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最多的就是《魏略》。尽管裴松之认为上述关于魏延的说法，“此尽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即便在当时，也有人不相信魏延有狼子野心，反倒有人怀疑乱出杨仪。　　如果魏延真有反心反骨，那么最好的反叛时机可不是诸葛亮新亡、周围大军云集的时候，而是在建兴元年，也就是公元223年。　　那一年，魏国死了大将曹仁；吴国似乎死了美人小乔；孙权在武昌——“以武治国而昌”——动工修建用于瞭望观察的黄鹤楼，而蜀国则在成都匆忙赶修今天武侯祠内的两个景点：汉惠陵和昭烈庙。因为刚刚称帝不久的刘备，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虢亭惨败后，刘备逃回白帝城，惊魂甫定，一病不起，死前将国事托付给诸葛亮和李严。国主新丧，人心不稳，当年夏天，雍闿即在南方作乱。雍家是益州大姓，因为其先祖雍齿曾经受封为什邡侯。而雍齿之所以能受封，主要是刘邦需要树个典型，自己能容纳仇人的典型，以安人心。　　天下平定后，有一天刘邦看见很多臣子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就问张良他们在议论什么。张良说：“他们迟迟得不到分封，正在商议造反。”刘邦很吃惊，问该怎么办；张良说：“您最恨谁？”刘邦说：“雍齿曾经背叛我投降秦军，我最恨的当然是他。”张良说：“如果您能封雍齿为侯，那么大家心里都有了谱，就不会造反。”于是刘邦封雍齿为什邡侯，食邑两千五百户，功劳列居五十七位。
　　@古陈仓人
11:07:00　　古虎头桥的一副对联如是说：　　虎桥往事明月知　　汉水长流太守名　　/getimgXXX/2/0/photo2//middle/240_middle.jpg......　　---------------------------每次去市中心看到虎头桥里边摆摊叫卖的小贩就难过。
　　嗯　　一叶知秋　　中国的历史已经湮灭在物欲的洪流里了
　　虎头桥原来还有这么个来历啊
我真是枉做汉中人啦
　　每次走那里过，感觉香火挺旺的呀！~~~
　　这个历史典故知道，但当我去过那里后看到了现在的这种状况，感觉无语啊，到了那里谁还有心思去寻思那段历史。。。
　　哇...虎头桥的历史..悠久..
　　经常走那过,但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历史,下次进去看看,里面太商业化了,全被摆摊的占了.
　　哎呀 看到中心广场了，好亲切
　　看不见了，都是买东西的，。魏延我也不怎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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