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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辑“美图美语”
第 87/1437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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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被圈人的姓名：“他”教师的世界--杭州采荷实验学校的小伙子们(1)
日&&10:20:13&&&&
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几乎都被女老师们所包围着，在经历了幼儿园、小学的“她”教育时期后，对那些正处于叛逆期的初中学生而言，男教师的影响至关重大。
在杭州采荷实验学校，男教师的比例接近二分之一。我们采访了其中一部分年轻的男教师，在“他”教师的世界里，爽朗的笑声、矫健的身姿、幽默的语言、开阔的思维、果敢的行为、大气的作风……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男女教师刚柔相济，共同促进学生心理、人格的全面发展。
姜鹏： 享受工作着的快乐
姜鹏现在是学校的校长助理、工会主席、音体美劳教研组组长、科技辅导员。在这样一所热点民办学校里，身兼数职，忙碌是毫无疑问的。对此，他不但毫无怨言，而且乐在其中。
姜鹏很满足，一来满足于学校对劳技课的重视，二来满足于这个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他喜欢当劳技老师，那种喜欢在12年前填写大学志愿时就印证了。在大学里，姜鹏是唯一一位第一志愿就填家政这个专业的学生。因为喜欢，他就选择，无怨无悔。
正是因为这份热爱，所以他乐于付出。他时常自己掏钱为学生买航模制作材料；常常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设计四处奔波；就在前两个星期，为了参加杭州市中学生航空模型锦标赛，姜鹏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加班到深夜，仔细地做着比赛前的各种准备工作，有时还一搞就是通宵，索性睡在了学校的工作室里。在这次比赛中，学校获得了杭州市团体一等奖。现在学校在“陆、海、空”（即车模、航海模型、航空模型）三方面都有了第一。付出了，收获了，多么美好的感觉，他和学生们陶醉在其中。
姜鹏深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热爱是最大的动力。他觉得，劳技课和科技活动对学生的成长非常重要，它将书本知识变成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他在教学中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教学生制作一架飞机，姜鹏关注的不是飞机做得多好飞得多远，而是在制做飞机的过程中学生是怎么想的、通过哪些手段来实现了自己的想法的、在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意……这些才是姜鹏最关注的，最在意的，最着力培养的。
每一次参加航模比赛，他都会带领学生上网查找资料，通过国外网站了解最先进的技术，购买图纸，精心制作，师生们一起设定目标，再一起并肩战斗。每次大赛前的两三个月，他们就无法按时回家，但师生们都乐此不疲。姜鹏说，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一旦被调动起来，他们迸发出来的能量是巨大的。学生们会为了更多地了解国外最前沿的技术而苦学外语，为了比赛的成功一次次挑战难题。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学会了如何去设定一个目标，如何去寻找实现目标的途径，如何以积极的心态来对待面临的困难和挫折。一次比赛下来，学生们从中收获到的意志品质的锻炼将会终生受益。这些，是姜鹏最感欣慰的。
姜鹏每天面临的事情很多，现在又要负责一所新学校的筹建，面临着新的课题，但他仍是没有一句抱怨。努力地做好自己手上的每一件事，认真地、投入地、享受地去做。这就是他对待工作对待学生对待生活的态度。
他的态度决定他快乐而充实地生活着。
姜鹏感言：
教师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非常重要。我希望学生面对任何事情都能够用积极的态度去应对，都有做到最好的意愿并且懂得如何去做到最好，这就是教育的成功。
我并不认为每一位学生们都要成名成家。我的学生如果做一名工人，他能够喜欢自己的岗位并在岗位上做到自己的最好，我认为，这就是人生的成功。
黄佳： 我是一个搭脚手架的人
和黄佳的交流是轻松愉快的，因为他是营造这种气氛的高手。谈起学生和工作，他眉飞色舞，妙语如珠，时不时还会哈哈大笑，为自己的某项创意而得意一把。他的热情、真诚、幽默、快乐，击鼓传花似的影响着对方。我想，作为他的学生一定很开心吧。果然，学生们提起他赞不绝口，称为“我们最喜欢的老师”，就连家长们也频频给校长发短信：感谢学校为我们配备了这么好的一位老师。
黄佳工作才短短四年，却已挑起了团委书记、年级组长的重担，这学期又接手了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
黄佳接手这个班时，这个班的成绩是全年级的末位。一个月后，这个班的成绩名列全年级十个班的前列。这让黄佳有点小小的得意，得意于自己的策划。
黄佳的策划就是―― “导师制”，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
黄佳在班级里选举出了10名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学生作为“导师”，“导师”可以自己去招两三名“研究生”。“导师”们负责自己小组“研究生”们的学习，小组的平均成绩作为“导师”晋级考核的标准。
这一来，班级里可热闹了，有的“导师”给“研究生”们检查作业，有的“导师”给“研究生”们布置练习，有的“导师”追着“研究生”订正错题。“研究生”们也个个争先，生怕拖了小组的后腿。班级里你追我赶，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集体的荣誉感和凝聚力也大大加强。有了这样的班风，还能不进步？
日常行为规范培养，黄佳很是放手。比如，学生的午休，有的老师怕学生不自觉，在检查中被扣分，所以，每天都早早地去教室守着；黄佳则不然，他还要故意迟到5分钟，让学生自己管理。有了问题，被连续扣了分，黄佳也不批评学生，和颜悦色地和他们一起分析原因。几次下来，学生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就不会被扣分了。黄佳的理论就是不要怕学生犯错误，要让学生在管理自己中成长。黄佳总是对学生说，好的班级应该班规越来越少直至没有，因为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管好自己。
黄佳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蹲下来和学生一起做”，他既是班级的管理者也是参与者。班级里打扫卫生，他主动承担擦开关的工作，同样要接受卫生委员的检查。班级实行“导师”制，他也作为一名“导师”亲自带“研究生”，同样参与“导师”们的晋级考评。难怪同学们称他为“大朋友”。
家长也喜欢黄老师呢。开家长会时，黄老师从不批评学生，而是希望家长们对学生“宽松”一些。他说孩子在学校的问题都是老师的问题，是老师的责任，向家长告状是老师的无能。家长的任务就是让家成为孩子们一天中最向往的地方。每一次家长会，他都会设计一个主题与家长们共同探讨，比如"如何使用好家校联系本"等等，大家一起出出点子，交流看法，其乐融融。
黄佳感言：
校长总对我们说：“你们每天走进教室，面对的是一颗颗跳动的心。”我一直牢记着这句话。班主任这项工作就是去拥抱一颗颗跳动的心，这是多么有意思的工作啊。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搭脚手架的人，要为学生搭好一个个施展手脚的平台。然后，我就坚决地退出来，把平台让给学生们，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建造房子，至于这房子是方的圆的，这就任凭学生们自由地创造了。
来源：杭州日报&&&&作者：通讯员 蔡石 城周记者 罗坚梅 郑黎晖&&&&编辑：郑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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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1105105杭州网络传媒有限公司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镜像法律顾问： 郑金都你知道吗？一个知识分子的叙事与追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上海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贺绿汀教授采访纪实及其印象与联想
&&& 贺绿汀，男，1903年生，湖南邵东人。一级教授、作曲家、音乐评论家。早年入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学习音乐、图画；30年代初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理论作曲，师从。历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等职。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名誉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国际音理会（IMC）荣誉会员等。一些权威的《世界名人录》收有他的条目。他的著作在国内结集出版的有《贺绿汀歌曲集》、《贺绿汀合唱曲集》、《贺绿汀钢琴曲集》、《管弦乐曲两首》、《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二）》；音乐作品出版的有：《贺绿汀作品精选》（一）、（二）（音带）等。
&&& 小时候，我们都爱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唱着这首歌，我们不断地加深着自己的童年记忆。后来，我们长大了，还是唱着这首歌，我们又不断地回忆过去。再后来，该是我们给孩子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了，但我们却仍然爱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听着听着，我们在回忆之中再一次加深着自己的历史记忆……
&&& 还在《中国音乐年鉴》创刊不久，我们就一直想对中国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贺绿汀教授进行一次专访。1989年6月初，当我们南下上海去实现这一夙愿之际，不料得知贺老因病住院的消息。无奈，只得暂时终止我们的计划，默默地祝愿他老早日康复。后来几年又因各种原因，还是未能如愿。1992年，本书第二任主编田青先生前往上海拜访了贺老（拜访过程中，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先生在场），请他就有关问题谈一些看法，但由于录音效果欠佳，难以整理又悬搁了下来。真是好事多磨！直到去年，这一长期为我们所念、第一次采访又没能完成的事情，才得以落实。
&&& 1993年11月28日上午，音乐研究所所长、本书第三任主编先生专程前往上海看望贺老，并进行了第二次采访（历时两小时，采访过程中，贺老的行政秘书徐云女士在场）。
&&& 在此之前，为准备此次采访，乔建中与本书副主编韩锺恩先生，早在1993年9月就开始策划采访计划，并于11月11日共同拟定了以下提纲（随即便寄往上海请贺老审阅）――
&&& 一、90年来，您个人经历了多次朝代更替，请您从历史的角度谈谈对历史变迁的观察与判断。
&&& 二、上海音乐学院作为现代中国音乐的摇篮已成立66年，您作为建国后长期主持学校工作的领导，能否就此谈谈专业音乐教育在当代中国音乐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 三、请您谈谈中西、古今、雅俗以及传统与创新、群体与个体诸关系在近一百年间中国现代音乐发展中的意义。
&&& 四、从音乐思想建设的角度，请您谈谈当代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
五、您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人物，请您谈谈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与历史使命。.
六、请您谈谈对《中国音乐年鉴》自1987年创刊以来的印象与看法，以及对《中国音乐年鉴》补编[]的建议。
&&& 就在乔建中拜访贺老不久，韩锺恩借春节在上海度假之际，又先后于1994年2月17日上午与2月24日（元宵节）上午，对贺老进行了第三、第四次采访（历时共三个小时，两次采访，徐云女士均在场），并代表《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全体同仁向贺老献花。
&&& 虽然贺老年事已高，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真是鹤发童颜。有时就像个孩子哼着儿时的童谣，感情流露得如此自如，叙事之中还不时地迸发出生命的活力。更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他常常以这样一个口头禅来作为他叙事的起兴：“……你知吗？……”然后，不等你回答是否，便已娓娓道来，说得那么投入，又那么动情，听着听着谁也不忍心去打断他。于是，我们决定放弃前已拟就的提纲，任他老自由叙事、尽情追问吧！
&&& 全部谈话涉及：个人经历、现代中国音乐的有关历史、改革开放、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民族音乐的特殊性、音乐教育、世界音乐文化交流以及对实验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看法等。为使本篇具相对集中性，仅取其中的个人经历、现代中国音乐的有关历史、改革开放、中国知识分子命运诸问题作为重点。
此分两部分实录：
一、九十老人如是说
（以下根据乔建中采访录音的部分记录整理，已经被采访者审阅、修改）
&&& 我是1903年生的。1923年在湖南私立艺术专科学校学绘画、学音乐，学钢琴、和作曲理论。1926年大革命，我参加了革命，后来失败了。我跑到广东，广州起义失败了，我又跑到海陆丰彭湃那里。失败以后，再跑到香港。1928年到上海，关系没找到，再到南京，南京同乡告发了我，结果坐牢了。坐了两年，他们不知道我的情况，出狱后来到苏州、上海。在上海当小学教员。然后在1931年考入上海音专。音专当时力量强，有外国老师，也有外国学生，所以是很有功的人。查哈罗夫是位钢琴教授，萧友梅请他，用双倍薪水，比校长还高。当时，苏联革命有很多音乐家都跑到中国来了，上海是欧洲音乐家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因此上海的音乐教育是第一流的。学生共几十个人，有外国学生，分成三级，初、中、高级。中国专业音乐是在那里打的底子，后来全国各地的音乐家都差不多是培养的。我一直读到1937年（有些为选科）。1937年8月，我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先到南京，南京遇炸，再到武汉，共十几个人演出，排戏练歌，卖票演出，住旅馆，都是我们自己干。然后往北到开封人民剧场，演戏、教歌，自己编，到学校组织宣传队。再到郑州、洛阳、陕州（三门峡），编了《顺民老百姓》剧本演出，有日本兵、游击队、父亲、女儿四个角色，鼓励大家抗日。过了潼关以后，我们到西安，演出两个月，包了一个剧院演出，同时教救亡歌曲。但国民党在《工商日报》骂我们，我们不理，照旧演自己的戏。离开西安过风陵渡，到山西临汾，那里有个八路军办事处，住下来休整。我写了三首歌，《游击队歌》、《干一场》，另一首歌是《日本兄弟》，是专门在敌人据点附近向日本军队宣传的歌，词用的是日本文，向他们宣传，共同的敌人是军阀，后来又宣传到国民党中去。后来到了运城，萧红、萧军都在那里，《干一场》流传很广，山西、陕北都有人教唱这首歌。《游击队歌》也传得很快，第一次是在洪洞县高庄，上海救亡演出一队演唱了这首歌，很快传遍八路军部队，又传遍全国（1937年）。第一队大多数人去了延安，我则到了武功、宝鸡，等车等了半个月。在武功写了《保家乡》，共十二段词。1938年5月，我到了武汉，第一次搞卡通片，再到重庆，写了《嘉陵江上》。新四军事变前，我在国民党中央电台，写一首长笛独奏曲《幽思》。1938年到了重庆，参加了国民党电影制片厂，史东山导演了一部电影，写的是日本人打到汨罗江的历史。我为其配乐。在新四军事变前，我在中央电台、中央训练团音干班教音乐，他要老师集体加入国民党，我又不干了，就到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教书。1941年新四军事变，离开重庆经香港到上海，在敌后新四军工作了两年多，后来又化妆经上海、天津、北京、山西太原、离石，过黄河到延安。正好赶上整风抢救，都成了特务，我也被怀疑，好在离开新四军前粟裕打了电报，到延安后我又给党中央写了两份材料，写了从新四军经伪区到延安的经过和邹韬奋从新四军回上海的经过。刘少奇请我吃饭，他们不敢动我了。1944年王震请我到南泥湾，体验生活，回来后陕甘宁边区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罗向荣借调我到联政宣传队工作，我就一去不复返了。在鲁艺待了一段长时间，极左派批我，说我学了几个ABC，到延安来卖洋教条，连我来延安以前的作品全批了（包括为新四军写的）。我下决心不在那里到部队去，部队走了，我随部队到了绥德。这时，延安成立了中央交响乐团，让我再回延安，干了一段，我又到了晋东南、河南，在晋冀鲁豫军区。我到了石家庄，这时全国解放，我经天津到北京。北京还有极左派，不愿同他们在一起。周扬劝我到上海，我就到了上海。
&&& 从30年代到现在几十年了，左得很厉害！你知道吗？1956年，文化部党组开会批我，这个材料你见过吗？你们有没有？我这儿有。文革中被抄走，后来又还给我了。（此时，贺老自己去搁楼翻检年文化部党组会议的材料，找到后交乔建中复印，并嘱咐留给音乐研究所）。在音乐工作者座谈会前，文化部就召集文艺界党内高级干部开会，江丰、陈沂、陈其通等出席了。文化部党组有这份材料它能说明很多问题。当时美术界是讨论临摹、写生的问题。江丰是因为主张写生被打成右派的。毛主席是支持写生的。他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谈到鲁迅、阿Q，你可以到文化部找找这份材料。其实，毛主席对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就是对几十年左倾的批评。当时，音协的某些领导人根据苏联的“拉普派”搞左倾。依我看，30年代搞救亡运动，就很优秀。他死了以后，《义勇军进行曲》就传开了，聂耳本人也未反对音专。而有人硬把老音专说成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学院派”指的就是上音。什么洋奴、买办资产阶级等等。你知道这个事吗？以后，还有一个树立萧友梅铜像的事件，你知道吗？怎么立起来的？那是在他逝世40周年的时候，音协个别领导人就在那里骂萧友梅，后来萧淑娴将两本画册交给萧的儿子萧勤，萧勤带到香港，黄友棣写了篇文章，说萧是中国音乐之父，他的照片在大陆沉埋了50年，今天重见天日，他登了13张。后来，我就把《音乐与音响》拿给周扬看，又将萧淑娴提议为萧友梅铜像的事说给周扬听，看该怎么办？后来，台湾又把萧友梅、黄自登在他们的杂志上，你知道这件事吗？音协个别领导人就很反感，于是成了政治问题。周扬怎么说呢？他说周总理也没设立铜像，你还是写个报告来，在音院内立个铜像。因在北大校园立了李大钊、蔡元培的像，我写了报告，他批准了。萧友梅的铜像就不声不响的立了起来，是这么来的。所以事情很奇怪，假如没人骂的话，铜像也就立不起来了。
&&& 音乐的技术性很强，因此，技术是很重要的。打仗你不会开飞机，就会吃败仗。音乐创作不重视技术也要吃很大的亏。但过去一直在批单纯技术观点，其实这是盲目的左倾思想。1956年围攻我，你知道吗？后来又有德彪西事件，那很丢人。有的人连书都没读懂就批，包括音乐界也有吹捧姚文元的，那时上海由柯庆施把持，实际上“四人帮”就是他给培养出来的。说上音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早在1963年就开始了。中国音乐界就是这样的。许多人抱姚文元大腿，我写了一篇文章《姚文痞与德彪西》，你看了吗？可抱大腿的人现在还算理论家呢！上海音乐学院就有那么几个人，这些人能称理论家吗？音乐界吃“左”的饭的人太多了，以后总会好一点的，是吗？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普遍存在的，存在决定意识，真理的标准是实践。那个“拉普派”是什么东西，它造成了十年浩劫。这也是毛主席晚年最大的错误。
&&& 音乐与意识形态有没有关系？音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封建社会有封建时代的音乐。中国有五千年的音乐文化，文化从哪里来的？劳动人民的创造，民间的创造。但音乐统治阶级也需要，比如唐明皇就喜欢音乐，但他那音乐是哪里来的呢？也是从民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公认的，像刘宝全、骆玉笙、朱仲禄、何继光等人的演唱，都可以称作“国宝”。关于中西、古今的关系，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尽管在理论上没有谈得很深，但已经涉及到了。和声有阶级性，有了生活就能搞配器，这是左派的论调。毛主席讲这个事情，孔夫子要，外国的也要，但要相互结合。你看过没有？西医是宝贝，中医也是宝贝。西乐要拿它来为发展中国音乐服务，不中不西，驴、马相结合变成骡子，更有力气。要不要现代化？当然要！难道解放军衣服上前后都要写上一个“勇”字吗？这是反对极左那一套。1956年，周扬主持了一次会议，批评音协某些领导人思想上的排外主义、庸俗社会学，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都不是无产阶级。你看一下那份材料就明白了。像18、19世纪的作曲家，他们在和声、配器方面有杰出的创造。我们要不要向他们学习呢？当然要学习。毛主席讲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就变成新鲜活泼的新文化了，不能割断历史。对西方音乐中的技术，必须认真学习，对中国戏曲中的积累，必须继承。一定要学习西方音乐中的优秀部分，不能再做国粹主义。大合唱、大交响乐队，搞大齐奏有啥意思。说是一个乐队要有几百人是科学问题。说汽车有四个轮子是科学的，其实汽车有三轮、六轮、十轮，哪个是科学的？这种论调也是极左派的。我想以后的年轻人会批判这种思想的。
&&& 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经济建设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要两手抓，没有精神文明不行的呀！年轻一代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不仅要有理想，而且要有文化、要有崇高的情操。没有理想就只能是盲目追逐。一手软、一手硬，从哪里来的？原因是政府不重视，要投资呀！投资培养人，给人科学知识，有一个真正的精神文明的思想。在目前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腐化堕落，有的共产党员成了贪污分子，思想上的“追星族”同样危险啊！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共产党员要抵制“糖衣炮弹”，现在有的人自己都变成那个东西，完全腐化堕落，甚至比当年的问题更严重。李自成进城为什么失败？中国将来会不会像他那样？现在很难说。共产党员真正要成为人民的勤务员，并不是站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现在有两亿多文盲，各地的父母官拿着教育经费“炒地皮”、买进口汽车、出国旅游，教师工资发不出去。我们家乡小学全年教育经费1000多元，可买汽车要十几万。这问题不抓是不行的呀！先要扫除文盲，普及科学文化。美国、德国、日本之所以发展，就是把很多钱用在教育上，我们不抓怎么行？那就永远赶不上人家。现在台湾、香港的文化程度都比我们高，因此不抓文化不行。
&&& 你们编了《中国音乐年鉴》，现在又要补编年的，这是做好事。但不要陷到宗派主义中去，而要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出发，对待中国音乐界的事情，包括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也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要把当代音乐生活如实地记下来。你要材料，就有，1954年批我、1963年德彪西事件，你都去翻翻。毛主席的谈话，《新民主主义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怎么理解，如何贯彻，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题目。左倾排外主义那东西不科学。《中国音乐年鉴》你们每年都给我寄，我都翻看，你们办得不错。希望你们尊重历史原貌，并反映出来。
&&& （以下根据采访笔记的部分记录整理，已经被采访者审阅、修改）
&&& 你知道吗？现在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音乐如何发展呢？确实非常困难。但是，依我看，这种困难比起几十年前来更为直接的、来自意识形态的极左思潮，似乎算不得什么。因为经济压力看上去很厉害，但只要经过一定的调整，也许还可以适应，应该说总还有规律可循。但相对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就不一样了，往往你就是再调整、再让步、再妥协，也无济于事，最终还是难以躲避或者逃脱；尤其在一些非正常时期，它又经常为某些个人意志所左右，因而，其规律也就显得无常了。比如，30年代，苏联“拉普派”的那套东西就被当做正宗思想引了进来，并开始对我们自己实行统治。受此影响，连我四十年代在新四军写的《新世纪的前奏》也被当做洋教条的典型来批判。再比如，40年代在延安发生的“抢救运动”，其针对者根本就不是特务、叛徒、内奸，而是针对那些敢于揭露党内时弊的人。这些人中既有我们自己的同志，也有许多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朋友。发展到后来，甚至对所有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所谓“外来者”，都采取极不信任的态度，不是公开审查，就是暗中整材料，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那就更谈不上什么健康的人际关系了，一切都处于高度的戒备与防范之中，搞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不是互相怀疑，就是互相揭发。由此可见，当年的“抢救运动”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有共同性，即都是由于严重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而发展到对一切所谓“异己分子”的全面专政。当然，现在再来看这几十年的历史，我们的认识又有所提高和深入，说起来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地形成极左思潮，除了来自苏联的影响外，最主要的就是在我们自己这块有着长期封建积累的土壤中滋长出来的专制集权传统，后来又披上了空想成份甚浓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外衣。于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唯左至尊”的新传统。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根基，其实就是小农经济思想。这两者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小农经济思想由于土地的局限总是容不得他人财产的话，那么一旦当它套上了封建的政治外装以后，就会因某种权利的局限而容不得他人的思想，尤其最不可容忍的就是扮演思想者角色的知识分子。因此说，这两者在实质上几乎是一致的，只不过后者更具有欺骗性，因为它多了一层人文伪装。再深入一步看，我们的民主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旧政权为新政权所替代。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其复杂性在于，枪杆子可以驱除外敌，推倒三座大山，但绝不能轻易地就把贮存在个人头脑中的、又长期得以延续遗传的封建思想意识清除干净。农民起义赶走的只是一个皇帝，因此其实质只是改变了外在的形式，而内在形式的皇权主义却并没有被人文主义所取代。这样，朝代的名称是改变了，但实质却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于是就还会生出一个新的皇帝。建国以后，虽然我们的制度变了，但某些封建遗风依然存在，而且很严重，再加上外来劣质传统，合在一起就更可怕了。你是否知道当年的一系列运动，像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拔白旗、反右倾、社教，再接下去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德彪西事件”等等，其主要矛头无一不是对着知识分子的，美其名曰“改造”，实质上就是不信任，要限制，最后又都要管制起来。这样一系列几乎没有间隙的运动，把知识分子搞得精疲力竭，有的人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开始发生精神崩溃、灵魂蜕变，甚至还昧着良心出卖自己的朋友伙伴，真是悲剧啊！所以说，真正的文化浩劫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到了“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面的爆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实质上是事出有因，就是以上这些东西的自然延续和恶性发展，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二、记者如是印象――皓发童心贺绿汀
在我心中蓄意五年之久，历时五小时有余的这次采访总算完成了，可老人的故事依然还在继续，我似乎觉得还有讲不完的话，还有写不尽的字……遂笔记几则（以下所说，纯系记者有感而发，故为印象与联想之综合抒怀）。
&&& 还在我没进上海音乐学院就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贺老的音乐，《游击队歌》、《牧童短笛》……进了学校以后，又特别喜欢听贺老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德彪西事件”、“不畏暴虐与邪恶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抗争”……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了，则两则都特别喜欢，因为它给人以奋进的力量，给人以挚爱的钟情。我常常想，贺老并不是圣人，只不过是一个凡人，因而才如此有血有肉，才如此热情生动。就这样一个凡人，与普通的人一样普普通通。于是，才能被人所感动，才能为人所感动。因而也才能成为一个“真人”，一个“强者”。十年前，当贺老八十寿辰之际，我们几个学生曾经访问过他一次。一瞬间，又是一个十年，贺老虽然已不像当那样经常出没在公众场合，但我坚信，他绝不会因此成为一个隐士，因为先天预设了他将过得实实在在，后天也将赋予他活得明明白白……就像他以“抱真”为号、以“山谷”为名，对真实与真理永远采取主动，且浩然正气已融入自然身躯。就此，这听不厌的音乐，这说不完故事，已和历史共和同在：贺绿汀和他的音乐折射出了一个时代……
&&& 为此次采访，我特意阅读了由史中兴撰写的纪实性人物传记《贺绿汀传》。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至少有两处我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
& &&一处是写贺老在文革期间的电视斗争大会上，突然克服生理障碍（耳背），被人反剪双臂痛极倒地之后，竟然还爬起来抢过话筒与邪恶势力殊死抗争，捍卫人之尊严。他以压倒一切的正义之举发布着人权宣言，从而彻底颠覆了被极端势力所颠倒了的质量关系：一个瘦弱的老头不为淫威所屈，反而，一个容纳上万人的、围剿他的会场把他给“托举”了起来。我突然感到有一种非凡的力量在暗示他，他已经圣灵充满。于是，由他的操守、气节、品行、骨气使然，那支原先掌握在别人手中的叙事主笔，竟然一下子转移到了他的手中……“飞流直下三千尺”，就是银河落九天，一个世上最最简单、又最最难解的笔划组合被泼墨狂草了出来――人。
&&& 另一处是写贺老出狱之后，听到自己的女儿已辞世而别时，再也抑制不住极度地悲伤，在地上滚着，捶打着胸脯，哗哗流淌的眼泪犹如决堤的潮水。这一切已使得他不可能再用自己擅长的音乐来表情，也不可能用他自己喜欢的图画来言志，他只能是用自己近乎失控的行为来替代可解的话语……天问不及、离骚不尽的中国知识分子，何时才能真正开始发自内心的人文叙事？
&望着眼前这位一生受尽迫害但至今依然顽强活着的老人，心里虽有些安慰，但仍然不时泛起阵阵酸楚。我不知道该如何来看待这几十年与人文生态如此不协调的一切？根据该书的记载，贺老一生曾有两次被捕入狱。一次是在解放前的大革命失败时期，另一次是在解放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这两次被捕他是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之中，一次是在旧社会，一次是在新社会。然而，这两次入狱的原因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前一次是因为他是个嫌疑的共产党，后一次是因为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看来，这老人就像是已经被上帝所预设了，专为代表邪恶势力者所特别不容。也许，这就是他的价值天平，正视真理、直视真理、珍视真理，从不为无理之权势所屈尊。也许，这就是他的处世方位，自尊、自爱、自信、自新，正气凛然、不畏强暴肆虐。刚直不阿、义无返顾，且从不因此而媚俗；因此而得到了善良公众的极大同情。
&&& 翻开人类历史，知识分子处于逆境的记载无以数计，几乎在相当普遍的社会中，都是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处世，又总是戴着“异端邪说发明者”的枷锁熬世，因而，就总是受到贬斥、废黜，甚至流亡、发配。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再比如，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对此举动，我总觉得绝非仅仅是天子与庶民之间的阶级对抗，也不仅仅是日尔曼与犹太之间的种族冲突，应该说，这是通过灭绝一个阶层或一个种族来取消一种负载真理的社会身份，来迫害一个驱除黑暗追求光明的“思想族”。由此我也叩问：你知道吗，知识分子命运的沉浮究竟由谁来主？
&&& 此刻，我想起勒苏联作家A.I.索尔仁尼琴撰写的《古拉格群岛》，在这本叙述前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囚禁生活的纪实性长篇小说中，不仅记载有作者自己的铁窗生涯回忆，而且还记载有上百人的报告、回忆、书信以及各种官方资料，非常典型而集中地将那个社会中存在着的某些“非人道的”阴暗面，进行了曝光。
&&& 也许，从历史的角度看，因出于不同的制度目的与相应的社会心理，不同制度中的社会公众及其当权者，对知识分子的概念定义与类型划分往往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就资本主义而言，随着其历史进程的不断滚动，尤其随着社会职业分工的越来越细微、专业成份的越来越密集，必然会从原来相对稳定的文化当事人结构中游离出一部分与之极不相适应的人来，而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排挤；因此“排挤”，这部分人就不得不成为一种与社会相对抗的势力，无家可归，以至于形成一种堪称社会奇观的“波西米亚现象”。那么就社会主义而言，问题则更为复杂。本世纪初，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于资本主义力量的薄弱环节俄国之际，这一崭新制度的建立确实有如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不料，时过不及一个世纪，社会主义自身矛盾的全面暴露却来得远比人们预想的要早了许多。尤其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与骤变，原来对抗―制衡关系打破了，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为经济实力的竞争、不同文明系统的冲突所替代，人文化的历史开始了新的排列和组合。甚至，由于经济实力的竞争与不同文明系统的冲突，主要依凭的是“强势”为先、“优势”为主的原则，其运转轴心便又重新位移到了资本主义一端。
&&& 进而，在意识形态处理方面，不同制度的做法也有很大的差异。举例来说，如果欧美社会的方式体现出的是，企图把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不同类别者）统统作非意识形态化的处理；那么，早期俄国社会的方式则已与此相反，即实实在在地把所有地知识分子（也包括不同的类别）统统作意识形态化的处理，尤其为统治集团所不能容忍。甚至，这种处理方式到了社会转型后的苏联（应该说在所有制形式上已有根本变化）及东欧地区，仍有延续，且有前者所过之而不及者，即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准绳，将所有一切均作“泛意识形态化”的处理。于是很显然，处于这种社会状态中的知识分子，不用人为分离就已被排除在外。他们并非无家可归，而是有家不能归，甚至于就像是一个塞万提斯笔下受到唐吉坷德不停冲锋的风车，他们被统治者视为社会异端（有时他们也被社会公众视为多余，而受到讥讽与调侃），从而理所当然要被进行集中的法规处理。就这样，一种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的“专政”系统就必然成型，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看似海市蜃楼、却又切切实实存在着的精神奇观――“古拉格群岛”。对社会来说，这就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被关进了一座“麻风病院”，无论对公众有无威胁都得与世隔绝。然而对统治者而言，只有这样的集中（强制）法规才是最有效的处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古拉格群岛”就是那种专制政治制度专为知识分子所预备的一架“精神治疗仪”，或者说就是专门为对付知识分子所营造的一座隐形隐色、无边无际的“囚城”。
&&& 知识分子素有陪民族吃苦、替历史受难之美誉。那么，处于社会逆境之中的知识分子，又有谁来为之吃苦受难呢？为此，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热切地盼望着一个保护神的下凡。他是谁？虽然，多年来贺老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一直在音乐界传为佳话，然而，当他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对自己的命运都不可预测时，又有谁来保护他呢？可幸的是，我们从贺老坚贞不屈的刚毅之中，看到了一种谁也不可能替代的力量与方式，这就是自己保护自己，我就是我的保护神！因为他不媚俗，因此他很孤独。又因为他求同情，因此他足以与主体间相融。难道我们不正可以从他孤身抗争的个体行为中看到，历史参与了他的人格铸造，民族与他的禀性锤炼共同作业。想到这里，我突然回忆起，有一年夏天我回上海，天气出奇的闷热，所有的人都盼望天降大雪来驱散这酷暑之烈……不知不觉，我来到了曾经读过五年书的地方上海音乐学院。烈日当空，雷声隆隆，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母校始创人、中国新音乐之父萧友梅伫立在那里替所有的人顶着太阳，并略带忧郁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人在哪里？我顿然感悟，如今应该再造一座遮阳的亭子供人庇荫。……人渴望阳光，因为它给人带来光明与温暖，人又害怕阳光，因为它也给人带来躲不了避不开的直射与毒泻。旷日持久的暴日肆虐，吃苦受难的人快扛不住拖不起了。然而，这几十年来，不正是眼前这位老人，像一棵大树，在上海音乐学院乃至全国，不仅保护专家教授不受迫害、少受迫害，而且更是保护着音乐艺术不受摧残、少受摧残？……这个亭子叫“绿亭”。
&&& 我似乎藉着“视觉革命”产生的浮光掠影，隐隐约约地看到，在《世纪鉴编年》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方位标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未来出路在“自己”。其实，什么也没有，什么也还没有。只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因而什么都有。葡萄，知识分子的一个宿命，看似美丽吃起来又酸又涩，在劫难逃，他们无法躲避命运的预设。无花果，知识分子文化的一组语符，虽无观赏价值但却实实在在，永远是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在我们古老的身躯中激活着一代又一代灵魂。有一首歌中唱道：“三百六十五天日子不好过……”我不知道这世上谁的日子最不好过？也许这只是一种自嘲，只是一种连玩弄自己也发了腻的辩解。人们真的已经淡忘？真的已经遗忘？中国真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吗？血与火，这永远不可抹去的记忆。我们的祖先曾经把它视为祭典一切亡灵的象征。难道真的人不再死亡？难道血与火就此被洗尽泯灭？也许，与书写的文字历史相比，口头的叙事历史常常被视为是最不可靠的。然而，正是这种口传心授往往能随着生物的遗传而不断延续，因而也更为广泛、更为深沉。虽然它没有被铅字印刷在白纸上，也没有被存放在石头垒筑起来的图书馆或者博物馆里，然而却贮存在每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心灵深处，甚至长在他们的躯体里、融入他们的血液中。于是，一把火或许会烧尽所有的书本，一场战争或许会毁灭所有的建筑，一颗原子弹或许能消匿所有的证据。但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可以不断地往下传递，就永远也无法抹去他（她）心中的记忆。因而，历史哪怕再繁忙，也不会忘记自己地去处，更不会忘记自己的来路。
&&& 早年，知识分子曾经作为思想的先锋，在历史的运动中数尽风流、名垂千古。他们铺设了科学与民主的双轨，他们启动着启蒙与救亡的双轮。尽管人数非常有限、非常微弱，但出于对自身命运、国家前途、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关切，他们对一切不可容忍之“人―事”都能采取自觉的对抗与反抗行动。此后，又曾经怀着侥幸的心理试图超前跨越自己的界域。不料，却成了自我实验的牺牲品。从此，便开始被迫游离于普通民众之外，被打入另册，其自生机制也就自然中断，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进入了一个特殊的“自慰期”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难以承受“生命之轻”的原形毕露了。虽然其自身内部早已存在某种松散的分岔趋势，但毕竟还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集团。然而，在经历了空前的浩劫之后，这种松散与分岔便已然固定。由此，知识分子便在其自身文化的结构中，播下了“自杀”的种子；即，反叛自我的良性品质骤然之间开始发生变异，于是，在本原已经非常脆弱的机体内，竟然滋长出了一种背叛出卖本阶层同仁的恶习。比如，一部分知识分子或出于自保、或出于忠诚，相互揭发、相互祸害，以至造成自我灵魂的极度扭曲；进而，不得不在别人的导演下，既成为悲剧的演员，又成为悲剧的观众；甚至至今仍然回避而不愿回顾，自怜而不愿自省。尤其令人心寒的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终于支撑不住来自内外的正负压力，心力衰竭；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终于经受不了来自内外的双向诱惑，情欲突现。求“道”被载“欲”所吞没，“家”被“床”所替换，书写文字被口头文字所戏弄。进而，便开始了一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精神逃亡与人格迁徙。于是，多少年来为古人先哲所兴、为今人晚辈所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一些人看来几乎就像是一场痴人的“白日梦”。
&&& 与此同时，另有一部分不愿放弃此则的知识分子，也公然声称要放弃思想史的撰写，而撰写学术史、宗教史，且不耻于以“新保守主义者”为之承诺。其合理性何在？当下似乎还难以断言，然而，有一点则是可以引以为鉴的，这就是他们意识到中国积弱的病灶及其历史造就的顽疾，既不可能一下子痊愈，也不可能即刻诊断出原因，因此对此的诊治，既不可急躁，也不可中断，而只能是煎熬一剂缓药来慢慢地加以调理。可见，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长期处于逆境的问题要害或者一部分症结，首先就在于，对自身文化能力的认识与估计不足；其次是，过于注重对历史文化新旧矛盾中对抗性因素的关注，而忽略了两者本身的动态平衡；再次，思想焦点往往过分集中在自身文化与对立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而疏忽了在不同性质文化地带中进行必要的周旋与迂回，从而丢失了自身转换的余地、封堵了自身退却的后路；最后是，对不失时机地建构自身文化中的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缺乏紧迫感，甚至是毫无意识，相反更多的只是局限在表情、言志方面的抒发，而对叙事权力则一再忍让，因而也就丧失了对历史文化叙事话语权力的拥有。于是，关键的关键就在于，知识分子能否在任何历史文化条件（良好的或者恶劣的）下真正“自己”。
&&& 也许，历史被悬搁得太久了。再不作彻底清理，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导致质量的完全变异。于是，需要经常注入一些新的润滑剂，来延缓它的板结。就此而言，从新认识知识分子自己，才为首要必须。一个世纪过去了，在世纪鉴的编年史上，既有知识分子的成熟，也有知识分子的幼稚；既有知识分子的光荣，也有知识分子的耻辱。有一部分人屈从于政治的压力，投靠叛变；有一部分人则顺从于经济的压力，渴望堕落。那么，有没有再一部分人凭藉文化的压力，净化升华？也许，历史也难以答案。被逼无奈的中国知识分子难道真是应验了弘一法师的临终绝唱“悲欣交集”吗？难道果然需要重温王国维自沉前夕的哀鸣“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吗？历史决不会因此而中止，历史书也决不会因此而断笔。死而后生，凤凰涅盘。正如圣贤所言：“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知识分子不就是在此“变相更新”之中实现“传宗接代”的吗？因而，可以告慰已经不在的知识分子与可以为未成年的知识分子做出预言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符号已逐渐自成体系。于是，在跨越“世纪线”、进而跨越“十世纪线”的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从新认识自己的目的，就在于，真正确定自己在未来出路中的文化意义。红十字说，我要拯救人类生命。绿十字说，我要拯救自然生态。于是，蓝十字说，我要拯救人文生态。“出埃及”，“走西口”，百年孤独的人文知识分子就在这漫长的精神苦旅中，走了一程又一程，总是驿站、总是寄居，长亭续短亭……何日方可真正“自己”……你知道吗？在我们未来的远征旗帜上应该明明白白地书写上“知识分子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在眼前这位历经近百年沧桑的老人身上，我似乎只看到四个大字：知识分子。
&&& 自由者，悟“空”也。多好的人格选择，多好的精神写照。也许，为追求自由自在，就必然会目空一切。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代价与身位准则，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圭臬与行为终始，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最初投入与终极关怀。
兴许就因为此，才有人觉得贺绿汀处事过于认真，又那样固执。
就如此“自由”、“悟空”者，现世少有！
&&& 因为，就是这个“自由”，才使他多少次逢凶化吉，生命常绿。又因为这个“空”字，才使他如此无私无畏。“自由”与“空”，足以包容他的全部。因此，与其说他有一块生来俱有的硬骨头，不如说他是一块越锤炼越坚忍不拔的钢铁；与其说他是一尊烈火金刚，不如说他有一腔沸点热血。
&&& 看着他那坚毅的面容与纯净的眼神，我想起了美国作家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正像桑提亚哥对着大海所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想到此，我想问一问，你知道吗？贺绿汀就是这个打不败的老人。
……还是在这片大海上，还是这位老人，对着惊涛骇浪一再重复着他的追问：你知道吗？……
&&& 于是，在这不息的追问中，历史写就。于是，在这不息的追问中，文化造就。
&&& “你知道吗？”多么简单单纯的一句问话，但又几乎包容着全部的历史与文化……这不是“天问”，而是“人问”。因为它呼唤着有一个人出来替这已经写就的历史与将要造就的文化叙事……就在这不息追问的深度底蕴中，实实在在地镌刻着一个千呼万唤出不来的人的名字，他就叫：知识分子……
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初稿
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第一次整理稿
一九九四年七月九日，第二次整理稿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二日，第三次整理稿
一九九四年七月三十日，第四次整理并定稿
写在燕东新源里
（原载《中国音乐年鉴》1994卷，总第8卷，署名：《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记者，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8月济南第1版，pp.53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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