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企图刺杀希特勒的上校叫什么名字？_百度知道
最后一次企图刺杀希特勒的上校叫什么名字？
我有更好的答案
按默认排序
在希特勒撕毁条约进攻前苏联之后，残酷的战争事实才说服了施陶芬贝格和其他将领，“傻子指挥战争，希勒特在滥用军队”。　　1943年初，施陶芬贝格被派往北非突尼斯。他曾经写到，他之所以报名去前线，为的是离开这个到处是蠢材的国家。但英军的一次低空轰炸让他失去了左眼和右手，左手也只剩下三个手指。　　在被送回德国疗养的过程中，施陶芬贝格的“倒希”的信念愈发坚定。这段时间内，他与柏林的“反抗力量”频频接触，不过，施陶芬贝格还是希望先赢得战争，然后在凯旋之际清除希特勒。 　　日，盟军诺曼底登陆，开始了对纳粹德国的大反攻，德军将领普遍意识到败局已定，但希特勒仍在作决一死战的准备。施陶芬贝格和“抵抗力量”认识到，除掉希特勒是唯一可以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 　　在几次刺杀行动都没有取得成功之后，施陶芬贝格意识到，最理想的刺客人选便是他本人，因为只有他可以接近希特勒本人。他最终选择了对恶魔元首的“背叛”。
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出生并成长在一个颇有传统的德国贵族家庭。到1918年，施陶芬贝格11岁时，他一直生活在斯图加特符腾堡国王的宫廷和其家族的劳特林根宫殿里，并接受私人教师的传统教育。1918年一战结束以后，德国的君主制彻底瓦解，皇帝威廉二世前往荷兰避世，不过在德国南部的施陶芬贝格家族仍然坚信德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并对于自己精英地位深信不疑。施陶芬贝格，作为贵族一分子，选择了从军作为自己以后出人头地的方式。施陶芬贝格家族是德国南部一支天主教的贵族，其家族渊源可以追溯到13世纪。克劳斯施陶芬贝格的父辈祖辈曾经以教堂管理者、政府职员和高级军官的身份在德国的历史上书下自己的印记，他的母亲也出身于普鲁 士最著名的军队改革家格耐森瑙元帅家族。施陶芬贝格于日出生在斯图加特附近的一座小城叶廷根，施陶芬贝格家族世居于此。其父母都属于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宫廷的成员，母亲出身伯爵并且是符腾堡王室的宫女，父亲则是符腾堡国王的将军.在一所私立小学施陶芬贝格接受了最初的教育，由于品学兼优很快转进斯图加特的精英中学 与两个哥哥一起就读。一战爆发时，他刚满7岁，一方面他为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欢呼，并且写下诗歌颂扬德国精神；另一方面他也见到自己的母亲为在战场上的亲人担忧的神情。施陶芬贝格经历了在贵族家庭的奢华生活，当1918年德国一战失败，帝制被取消的时候，他深深的感到难过，“我的德国不能这样沉沦下去， 如果它现在真的沉下去，总有一天一定会重新强大的。”对于文学的热爱并不能改变一个沉沦的家族和沉沦的德国的命运，施陶芬贝格最后选择了从军作为振兴家族和德国的道路。1926年他加入了具有悠久传统的第17 骑士兵团（斑贝格）。他的军官生涯开始于在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培训，在学校里他通常是老师的模范学生。年轻稚嫩的面容并不能掩盖施陶芬贝格的才华，1929年他以最优的成绩从军校毕业返回位于斑贝格的兵团，并在1930年被擢升为少尉。希特勒1933年上台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和冲锋队为施陶芬贝格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发挥才干的空间。年轻的施陶芬贝格也被纳粹所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感染，成为冲锋队的成员，反 虚弱的魏玛共和国。他对于帝国军队和民族运动之间的联系深信不疑。1936年施陶芬贝格全家迁往柏林，他也在柏林军事学院接受了进一步的培训（），1939年被从第6装甲旅调至总参谋部。1939年当德国以进攻波兰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施陶芬贝格开始怀疑希特勒：在他看来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小市民，傻子指挥战争。作为帝国军队的军官他陷入了两种感觉的斗争中：一方面要在战争中证明作为士兵的价值，而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希特勒在军队准备并不充分下实行的“闪电战”的危险性。希特勒的胃口愈来愈大：在成功地占领了波兰之后，1940年初开始攻打法国，一年之后开始进军苏联。施陶芬贝格对于希特勒的“领袖才能”作如此评论：作为士兵 我们首先得赢得战争（士兵的职责），当我们凯旋而归的时候，我们要清除家里的瘟疫（希特勒）。在“苏台德危机”时施陶芬贝格第一次接触到帝国军队内部的“反对派”，对于希特勒的狂妄的口气以及日的水晶之夜他都极其反感，这也为他以后发动和团结更多的反对希特勒的高级军官打下了最初的思想基础。在随后的两年内，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不可一世，其间“反对派”也曾策划多起暗杀行动，但是总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施陶芬贝格也成为“反对派”发展动员的对象，不过直到1941年之前他对于刺杀希特勒是否能够改变德国的未来并不确定，所以并没有更多地参与暗杀计划。与后来反对希特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希勒特的全面战 争计划中，施陶芬贝格因为充沛的精力和工作的优异反而受到了好评和嘉奖。希特勒的节节胜利让很多高级军官似乎已经闻到了“德国统一世界”的味道，而民间的一些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尽管有些声势，毕竟还不能直接接触到“元首”。直到希特勒将枪口掉向之前曾经签订德俄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俄罗斯战场的寒冬和残酷的战争事实才说服了施陶芬贝格和其他将领，“希勒特在滥用军队”。帝国军队在占领区肆意杀害当地居民和犹太人也加深了这些将领对于希特勒的怀疑.1943年春的一天早上，几架美国战斗机从突尼斯的一条海岸公路上空呼啸掠过，将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倾泻在德国的一列车队上。卡车燃起了熊熊烈火，滚滚的浓烟飞散在沙漠上空。克劳 争计划中，施陶芬贝格因为充沛的精力和工作的优异反而受到了好评和嘉奖。希特勒的节节胜利让很多高级军官似乎已经闻到了“德国统一世界”的味道，而民间的一些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尽管有些声势，毕竟还不能直接接触到“元首”。直到希特勒将枪口掉向之前曾经签订德俄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俄罗斯战场的寒冬和残酷的战争事实才说服了施陶芬贝格和其他将领，“希勒特在滥用军队”。帝国军队在占领区肆意杀害当地居民和犹太人也加深了这些将领对于希特勒的怀疑.1943年春的一天早上，几架美国战斗机从突尼斯的一条海岸公路上空呼啸掠过，将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倾泻在德国的一列车队上。卡车燃起了熊熊烈火，滚滚的浓烟飞散在沙漠上空。克劳 ·冯·施陶芬贝格倒在尸体堆上，施陶芬贝格上校是德军中一个善战的人物，很受非洲军团司令隆美尔的欣赏，此刻他受了重伤，正挣扎着试图保全性命。施陶芬贝格立即被送往了慕尼黑的一家医院，并得到了最好的治疗。然而，他在这次袭击中失去了左眼、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手指。他的双腿也严重损伤，医生们担心他再也不能从新走路了。从死亡边缘捡回一条命之后，施陶芬贝格决定战胜残疾。他拒绝服用任何止痛剂，学会了自己穿衣服、洗澡和用剩下的3个手指写字。夏天还没过完，他便要求回部队。医护人员对这位病人的顽强都感到十分惊讶。但是施陶芬贝格上校顽强的争取康复并不是为了再替纳粹头子希特勒卖命，他打定主意要设法暗杀希特勒。他曾经拥 护纳粹，但是纳粹的种族屠杀行为以及希特勒使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做法让他感到厌恶。希特勒正在拙劣的指挥战争。在一次伤亡惨重的战役之后，施陶芬贝格曾问一位朋友：“希特勒的大本营里难道没有一位军官能够用枪杀了那头野兽吗？”躺在医院床上，施陶芬贝格意识到这件事应由他去完成。希特勒认为施陶芬贝格很有个人魅力和顽强的精神，因此任命他为德国本土兵团的参谋长。本土兵团是德国军队的一个单位，其士兵全驻扎在德国国内，它还负责征兵和训练。施陶芬贝格参与了兵团副司令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除掉希特勒、接管德国政权的秘密活动。由于本土兵团的一些特殊权利，密谋者们的工作进行的还算顺利。但是纳粹搞了一个叫做“瓦 尔基里行动”的计划来防止内部出现叛乱。其构想是：在叛乱发生时，本土兵团将受命控制政府的各部门以及重要的无线电台和或火车站，从而迅速地镇压叛乱并阻止事态扩大。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施陶芬贝格和奥尔布里希特决定利用这个计划为他们服务，在干掉希特勒后，趁乱实施“瓦尔基里行动”计划，逮捕所有的纳粹头目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他们的计划有两大障碍。由于希特勒总有贴身的警卫保护，想干掉他相当困难。还有，本土兵团的弗洛姆将军拒绝加盟。像其他军队中的人一样，他曾宣誓效忠希特勒，对背叛希特勒有所顾及。弗洛姆同时担心一旦计划失败，会遭到希特勒的报复。没有弗洛姆的帮助，想要利用“瓦尔基里行动”计划来推翻纳粹将会更 加困难。可是他们并没有气馁。施陶芬贝格决定亲自出马物色同盟者。他将这次暗中的行动称为“秘密德国”—这是德国作家斯特凡·乔治一首诗的名字，乔治是他非常敬仰的作家。许多军官加盟进来，可是也有许多人犹豫不决。虽然其中多数人厌恶希特勒，但是却跟弗洛姆一样，他们感到效忠后有压力，或者害怕丢掉性命。为了德国的自由，施陶芬贝格的决定去劝说隆美尔。1944年的春天战局对德国越来越不利，施陶芬贝格利用到法国的机会，他在抵达巴黎郊外的一个简易机场和隆美尔碰了面，两个人似乎都知道对方的期待，但是隆美尔没有做出直接赞成，他只是希望事情能够比较顺利。施陶芬贝格于是返回德国，继续准备。
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陆军上校
克劳斯·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
其他类似问题
刺杀希特勒的相关知识
等待您来回答
您可能关注的推广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七月密谋--刺杀希特勒
未完继续整理中。。。
1944年初夏，苏联红军逼近德军的老巢，盟军亦在诺曼底登陆成功。纳粹德国彻底失败的结局已是无可挽回，内部出现了企图推翻希特勒、成立新政府及与美英议和的秘密组织，他们制定出了代号为“瓦尔基里计划”的行动计划。施陶芬贝格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
　　1944年1月底，在东部前线作战受伤的22岁德国陆军中尉艾瓦尔德冯·克莱斯特突然接到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即归队。当他返回部队后，克莱斯特惊讶地发现，这封电报是施陶芬贝格发出的。施陶芬贝格对克莱斯特面授机宜：德军即将改用新军服，一批样品已经生产出来，军工厂决定找个时间请军官和士兵试穿，让希特勒检阅。军工厂的内线已与施陶芬贝格达成秘密协议，刺杀行动就选在希特勒阅兵之时进行，而试穿军装的其中一人便是克莱斯特。按照设想，克莱斯特要把炸弹捆绑在腹部，待希特勒上前细看时引爆，与他同归于尽。但新军服在盟军轰炸期间全部被毁，希特勒一纸令下：取消阅兵式。
快到6月底时，密谋分子交上了一个好运。施道芬贝格被提升为上校，而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布命令，而且使他可以直接地和经常地见到希特勒。他决心着手进行策划和准备，反复练习用残剩的三个手指安装操控英国制定时炸弹。事实也确是如此，元首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要召令国内驻防军司令或其代表到大本营去，要给在俄国伤亡惨重的师团补充兵员。施道芬堡想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放置炸弹。施道芬贝格现在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完全在他身上。在密谋分子中，只有他能够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因此杀掉希特勒非他莫属。由于弗洛姆还没有完全争取过来，不能肯定算数，所以在搞掉希特勒之后，指挥军队占领柏林，也是他作为补充军参谋长的任务。他要在同一天里，在相距两三百英里的两个地方——元首在上萨尔斯堡或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和柏林——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动之间，他还必须花两三小时，乘飞机回首都，而他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伙已经放手执行他的预定计划。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是困难之一。还有其他的困难。其中之一是一种几乎是完全不必要的考虑，但是在那些现在已决心豁出去的密谋分子心里却产生了这种考虑。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仅仅把阿道夫·希特勒杀掉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同时杀掉戈林和希姆莱，以保证这两个人所掌握的兵力，不会用来反对他们。他们还认为，如果把希特勒这两个主要的助手搞掉，在前线的那些还没有争取过来的高级将领会更快地响应他们。由于戈林和希姆莱常常在元首大本营参加每日军事会议，密谋分子觉得用一颗炸弹同时干掉这3个人，也许并不是大困难的。这一愚蠢的决定，使施道芬贝格丧失了两个宝贵的机会。
月11日，他奉召到上萨尔斯堡去向元首报告关于急需的补充兵员的供应的问题。他在到伯希特斯加登的飞机上，带了一颗谍报局的英制炸弹。密谋分子前一天晚上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趁这个机会杀掉希特勒——还有戈林和希姆莱。但希姆莱那天没有出席会议。施道芬贝格抽出一会儿功夫，从会场出来，打电话给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这个情况，并强调说，他还是能把希特勒和戈林干掉的。但是这位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却力劝他还是改日连希姆莱一起干掉。那天晚上，施道芬堡回到柏林，碰到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坚决主张下一次他一定要下手搞掉希特勒，不管戈林和希姆莱在场与否。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都同意了。下一次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月14日，施道芬贝格奉命在第二天向希特勒报告补充兵员的情况，因为俄国战线上的中央集团军在丧失了27个师之后，已经不成其为一支作战力量了，所以必须征调每一个能够征调的新兵去填充俄国战线上的缺口。那一天——14日——希特勒已经把他的大本营迁回腊斯登堡的“狼穴”，亲自负责恢复中路战线的阵地。在中路战线，红军已经到达离东普鲁士只有60英里的地方了。
月15日早晨，施道芬贝格上校再度乘飞机到元首总部去，皮包里装着一颗炸弹。这一次，密谋分子认为成功已有十分把握，所以一致同意第一个“伐尔克里”信号——通知军队开始向柏林进军，坦克部队开始从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学校驰向首都——应在希特勒会议开始（预定下午1时）之前两小时发出。接管工作不得有丝毫延误。上午11时，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对柏林发出“伐尔克里”一号指示。中午以前，军队就向首都中心移动，奉命占领威廉街。下午1时，施道芬贝格挟着皮包，来到元首的会议室，作了关于兵员补充的报告，然后离开会议室，去同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通电话，用事先准备好的密语告诉后者说希特勒在场，他打算回到会场，让炸弹爆炸。奥尔布里希特通知他，柏林的军队已在移动。这件伟大事业的成功终于似乎就要到手了。但是，当施道芬贝格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走了，而且没有再回来。闷闷不乐的施道芬贝格赶快再打电话，告诉奥尔布里希特这一新的情况。这位将军马上撤销了“伐尔克里”信号，命令军队尽快地、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回到军营。还有一个失败的消息也沉重地打击了密谋分子。施道芬贝格回到柏林之后，他们集会商讨下一步怎么办。戈台勒主张采取所谓“西方解决办法”。他向贝克建议，他们两人飞到巴黎去，同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计议在西线停战，由西方盟国同意不再推进到德法边界线以东，这样就可以把西线的德军腾出来而开到东线去，使德国免于沦入俄国人和他们的布尔什维主义之手。贝克的脑筋比较清醒。他知道，现在还认为能同西方单独媾和的想法完全是白昼作梦。贝克的意见是，即使从挽救德国的荣誉考虑，杀害希特勒和推翻纳粹主义的计划，也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地实行。施道芬贝格表示同意。他发誓说，下一次他决不会失败。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因为把军队调进柏林，受到了凯待尔的责备，所以表示他不能再干这样冒险的事情，这样做会使整个密谋暴露。他说，他用“这是一次实际演习”的话好不容易在凯特尔和弗洛姆面前才把上次的事情勉强搪塞过去。在确切知道希特勒已死的消息之前，再也不敢下令调动军队，这种心理，将在下一个关键性的星期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月16日星期天晚上，施道芬贝格邀请了一些知友和亲戚到他在汪西的家里去。其中有他的弟弟伯特霍尔特，一个不大说话的、内向的、有学者风度的年轻人，在海军总司令部任国际法顾问。有凯撒·冯·霍法克中校，他是施道芬贝格的表兄弟，密谋集团同西线将领的联系人。有弗里茨·冯·德·舒伦堡伯爵，他是一个前纳粹分子，现在仍任柏林警察局副局长。还有特罗特·佐·索尔兹。霍法克刚从西线回来，他曾在那里同福肯豪森、施图尔纳格尔、斯派达尔、隆美尔和克鲁格等许多将领进行过商谈。他报告说，德国在西线马上就要完全崩溃，但更重要的是，隆美尔虽然仍旧反对杀害希特勒，但是不管克鲁格跳向哪一边，他将支持密谋集团。经过了长时间讨论之后，这些青年密谋分子一致同意，结束希特勒的生命现在是唯一的出路。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幻想，即认为他们的孤注一掷的行动会使德国免于无条件投降。他们甚至于一致认为，德国不但要向西方民主国家也要向俄国人无条件投降。他们表示，重要的是，让德国人自己而不是他们的外国征服者把德国从希特勒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但是他们已经太晚了。纳粹暴政已经存在了11年，到了德国在一次自己发动的战争中败局已定的形势下，他们才开始采取行动。而在这以前，他们并没有用实际行动来反对过这次战争的发动，在许多情况下，也根本没有表示反对。不过，晚行动总比不行动好。无论如何，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前线的将领告诉他们，在东线和西线的崩溃可能只是几星期里的事情。对密谋分子来说，行动时间看来只有很少几天了。7
月15日那次过早地往柏林调兵已经引起了最高统帅部的怀疑。在这一天，传来了密谋集团在西线的领袖之一冯·福肯豪森将军突然被免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军事总督的职务的消息。他们担心，一定有人出卖了他们。
月17日，他们听说隆美尔受伤甚重，他们得无限期地不能把他考虑在计划内了。第二天，戈台勒在警察总部的朋友传消息给他，希姆莱已经下了逮捕他的命令。虽然戈台勒不同意躲藏，由于施道芬贝格的坚持，也只得躲藏起来。同一天，施道芬贝格的一个在海军中工作的朋友、也是极少几个参加密谋集团的海军军官之一阿尔弗雷德·克朗兹菲尔德上校告诉他，柏林流传着谣言，说是元首的大本营将在以后几天内被炸毁。这再一次使人感到，密谋集团中一定有人泄露了风声。一切都显示出，秘密警察正在向密谋集团的核心进逼。
月19日下午，施道芬贝格再度奉召去腊斯登堡，向希特勒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补充军正在匆忙地训练这些师，以便投入正在瓦解的东线。他要在第二天下午1
时，在元首大本营举行的第一次每日会议上提出报告。施道芬贝格通知住在柏林远郊的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和霍普纳将军，必须及时进城。贝克将军作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以便在施道芬贝格进行暗杀工作后飞回柏林前负责指挥政变。柏林城内和四周驻军的重要军官都接到了通知，直到黄昏时分。8
时稍过，他离开办公室回到在汪西的家中。在回家途中，他在达伦姆的一个天主教堂作了祷告。他平静地在家中同他的弟弟伯特霍尔特一起度过了这个晚上，很早就休息了。每个在那天下午和晚上见过他的人都回忆道，他的态度和蔼可亲，心情平静镇定，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
&&& 1944年7
月20日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6
点刚过，施道芬贝格上校由他的副官瓦尔纳·冯·哈夫登中尉陪同，驱车经过柏林城里一排排被炸毁了的房屋，到伦格斯道夫机场去。在他那鼓鼓的皮包里，装着有关新的“人民步兵师”的文件。他将根据这些文件于下午1
时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向希特勒作报告。在这些文件中间，用一件衬衣裹着的是一颗定时炸弹。这颗炸弹，同去年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放在元首飞机里、后来没有爆炸的那一颗是完全一样的。如前所述，这种英国制造的炸弹的爆发装置是这样的：先打破一个玻璃管，让里面的药水流出来，把一根细的金属线腐蚀掉，于是撞针就弹出来，击发雷管。金属线的粗细决定从发动到爆炸所需时间的长短。这天早上，炸弹里装的是最细的线，腐蚀掉它最多只要10分钟。在机场上，施道芬贝格碰到了昨天晚上给他炸弹的斯蒂夫将军。他们在机场上找到一架等候他们的飞机。这是陆军军需总监、密谋集团首脑分子之一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私人座机。他特意安排好让他们使用这架飞机来担任这次极端重要的飞行。7点钟，飞机起飞，10
点刚过就到了腊斯登堡。哈夫登嘱咐驾驶员在过了中午12点钟之后，准备好随时起飞回去。一辆军官轿车把他们从机场载往“狼穴”大本营。它位于东普鲁士一处阴暗、潮湿、林木茂密的地方。这地方要进去颇不容易，而且正如施道芬贝格无疑曾经注意到的那样，要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它的建筑分成内外三层，每层都围以布雷的阵地、地堡群和通电的带刺铁丝网，日夜不停地由忠心的党卫队士兵巡逻。要进入防卫森严的希特勒起居和工作的内院，即使是最高级的将领也必须持有只能一次有效的特别通行证，并且要由党卫队大队长腊登休伯（希姆莱的负责保安的头子兼党卫队队长）或他的副手之一亲自查验。但是由于施道芬贝格是希特勒本人召见的，他和哈夫登虽然被挡住查验通行怔，没有什么困难就通过了3
道检查哨。施道芬贝格同大本营营地司令的副官冯·莫仑道夫上尉共进早餐之后，就找到了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弗里茨·菲尔基贝尔将军。菲尔基贝尔是密谋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施道芬贝格同他约妥，他随时准备好把爆炸的消息很快传给柏林的密谋分子，以便他们立即开始行动。菲尔基贝尔然后就切断所有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交通，使元首大本营同外界隔绝。要做这些工作，再没有人比最高统帅部通讯网主管人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所以密谋分子都觉得把他争取了过来是十分幸运的。整个密谋计划的成功，没有他是不行的。访晤了陆军驻最高统帅部代表布尔将军、讨论了补充军的事情之后，施道芬贝格走到凯特尔的办公处，把他的帽子和皮带放在会客室，就走进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发现他必须比原定计划更急速地行动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刚过。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两点半坐火车到达，元首的第一次每日汇报会从下午1
点提前到12点半举行。凯特尔叮嘱他，必须报告得简短一些。希特勒要求会议尽快结束。在炸弹爆炸之前就结束吗？施道芬贝格心里一定感到纳闷：命运是不是在他作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尝试时，又一次把成功从他手上夺去。他原来显然还希望，这次会议会在元首的地下避弹室举行，在那里炸弹的爆炸力将会比在地面建筑中增加几倍效力。但是凯特尔告诉他，会议将在会议室举行。
这个会议室远不是像一般所说的那样是一间简陋的木头结构的小屋。在上一年冬天，希
特勒已下令在这座原来的木头结构房屋四周，筑起了18英寸厚的钢骨水泥墙，以防止起火和防御可能落在近处的炸弹碎片。这些厚实的墙壁将会增加施道芬贝格的炸弹的威力。他必须马上就发动炸弹内的装置。他把准备向希特勒报告的内容先对凯特尔简述了一下。快说完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在不耐烦地看表。离12点半还有几分钟，凯特尔说，他们必须马上去开会了，否则就会迟到。他们走出屋子没有几步，施道芬贝格说他把帽子和皮带忘在会客室了，乘凯特尔还来不及要他的副官（一个名叫冯·约翰的中尉，这时正和他们在一起走着）替他去取，就马上转身跑回去。在会客室里，施道芬贝格很快地打开皮包，用他仅有的3
个指头拿住镊子，打破玻璃管。除非再发生机械故障，这类炸弹只在10分钟之内就要爆炸。惯于媚上欺下的凯特尔为这一耽误很生气。他转身回到房子外面，叫施道芬贝格快一点。他喊道，我们要迟到了。施道芬贝格为这一耽误表示歉意。凯特尔无疑是知道像上校这样肢体伤残的人束起皮带来会比别人要慢一点的。当他们走向希特勒的小屋的时候，施道芬贝格看来情绪很好，凯特尔那点小小的不快也消散了。他还没有丝毫起疑心的迹象。但是，正如凯特尔所担心的，他们迟到了。会议已经开始，当凯特尔和施道芬堡进屋的时候，施道芬贝格在前厅停了一下，对管电话总机的上士说，他在等候他在柏林的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里要告诉他最新的材料，补充他的报告（这是说给凯特尔听的），电话一来立刻去叫他。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凡是希特勒在场的时候，即使是一个陆军元帅，除非是叫他离开或在会议结束那位最高统帅已经退席之后，一般是不敢随便走开的。但这也没有引起凯特尔的怀疑。他们两人走进了会议室。从施道芬贝格把手伸进皮包、拿镊子夹破玻璃管之后，已经过去4
分钟了。还有6
分钟。房间很小，大约30英尺长、15英尺宽，有10扇窗户，都敞开着，因为天气闷热，这样可以有点风吹进来。这么多的窗户开着，当然会减少任何炸弹爆炸的效力。房间正中，有一只长方形桌子，18英尺长，5
英尺宽，是用很厚的橡木板做的。这个桌子的构造很特别，它不是用几条腿支起来，而是在
桌子的两头，用差不多和桌面同样宽的两块很大、很厚的底座支起来的。这个有趣的构造对往后的历史将起它的作用。当施道芬贝格进去的时候，希特勒正坐在桌子的一边中央，背对着门。他的右首是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空军参谋总长科尔登将军和豪辛格的参谋长海因兹·勃兰特上校。凯特尔马上站到元首的左边，他的旁边是约德尔将军。还有三军和党卫队的其他18个军官站在桌子四周，但戈林和希姆莱没有在场。只有希特勒和两个速记员坐着。希特勒在弄着他的放大镜。他现在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摊开在他面前的地图上印的细线条。豪辛格正在作一个黯淡的报告。他谈到俄国中路战线被突破的最新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在中路以及北路和南路战线上德军的危险处境。凯特尔插进去报告冯·施道芬贝格到会和他今天来的任务。希特勒对这个只有一条肩膀、一只眼还蒙上罩子的上校看了一眼，冷淡地打了个招呼，接着说他要听完豪辛格的报告之后再听施道芬堡的。施道芬贝格于是站到桌子旁边、在科尔登和勃兰特的中间，离希特勒右边约几英尺远。他把皮包放在地上，把它推到桌子下面，让它靠着那个坚实橡木底座的里面一边。它离希特勒的腿约6
英尺远。时间现在是12点37分。还有5
分钟。豪辛格继续讲，不时指着摊在桌上的作战形势地图。希特勒和军官们俯身在地图上仔细地看着。没有人注意到施道芬贝格这时已偷偷溜了出去，也许除了勃兰特上校之外。这位军官正在全神贯注地听他的将军讲话。他俯身到桌子上去，想更清楚地看一看地图，发现施道芬贝格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先用脚想踢到旁边去，最后还是用一只手把它拣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的底座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底座了。
也许就是这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元首的命，而送了勃兰特的命。这是难以解释的命运在作怪。勃兰特上校就是1943年3
月13日晚上，特莱斯科夫骗他在乘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回腊斯登堡时带两瓶“白兰地酒”的那个蒙在鼓里的军官。他当时那样做，丝毫没有怀疑这两瓶酒实际上是一颗炸弹，那颗炸弹同他现在随手在桌子底下挪得离最高统帅远一些的这颗炸弹有着同样的装置。它的化学药水此时已经快要蚀尽拉住撞针的金属线了。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是负责召见施道芬贝格这件事情的。他沿着桌子往这位上校原先站的地方看去，因为豪辛格的黯淡的汇报快讲完了，他要暗示施道芬贝格，准备好接下去汇报。也许施道芬贝格还要别人帮忙把文件从皮包里拿出来。但使他十分生气的是，年轻的上校并不在那里。凯特尔想起施道芬贝格在进来的时候对电话接线员说过的话。就悄悄地退出房间，打算去把这个行动奇突的青年军官找回来。施道芬贝格并不是在打电话。管总机的上士说，他匆匆忙忙地走出大楼去了。凯特尔无可奈何地回到会议室。豪辛格正在结束他的关于当天的不利形势的汇报。他正在说：“俄国人正以强大兵力在杜那河西面向北推进。他们的前锋已到杜那堡西南。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周围的集团罩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这句话永远没有说完。
就在这一瞬间——中午12点42分，炸弹爆炸了。
施道芬贝格看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他正和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后者在第八十八号地下室的办公室前面，离会议室有200
码远。他焦急地先看看手上的表，秒针在一秒秒过去，然后抬头看会议室。他看到会议室在轰然一声中烟火大作。他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像是会议室中了一个155
毫米的炮弹。人体从窗户里被抛出来，碎片飞到空中。在施道芬贝格兴奋的心里，以为毫无疑问，会议室里每一个人都已经被炸死或者命在旦夕了。他匆忙地同菲尔基贝尔告别。现在暗杀已经成功，菲尔基贝尔要立即通知柏林的密谋分子，然后切断通讯线路，直到首都的密谋分子接管了柏林，并且宣布新政府的成立。
施道芬贝格的下一个任务是安全而迅速地走出腊斯登堡大本营。检查哨的卫兵已经看到或者听到元首会议室的爆炸，立即封锁了所有出口。在离菲尔基贝尔的地下室几码远的第一道岗哨，施道芬贝格的汽车被挡住了。他跳下车子，要求见哨所的值班军官。在后者的目击下，他给什么人——不知道是谁——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挂上电话，转身对那个军官说，“尉官先生，我被批准通行了”。这完全是蒙人的，但起了作用。这个尉官负责地在他的登记簿上记下了“12点44分，施道芬贝格上校通过”之后，还通知了下一个检查哨，让汽车通过。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检查哨，困难就更大了。这里已经收到了警报，挡车的栏杆已经放下，卫兵加了双岗，不准任何人出入。施道芬贝格和他的副官哈夫登中尉，发现他们的汽车被一个名叫科尔勃的很顽固的上士挡住了。施道芬贝格又要求打电话，向营地司令的副官莫仑道夫上尉抱怨，“因为发生了爆炸，”卫兵不让他通过。“我有急事。弗洛姆将军正在飞机场等我。”这也是蒙人的。施道芬贝格知道得很清楚，弗洛姆在柏林。上校挂上电话，转身对上士说，“上士，你听到了，批准我通行”。但上士不管他那一套，自己打电话给莫仑道夫核对。莫仑道夫上尉证实了施道芬贝格的话。他们的汽车于是向飞机场飞驰而去。在路上，哈夫登中尉急急忙忙地把他带在自己皮包里的另一个炸弹拆开，把零件丢在路边（后来都被秘密警察找到）。机场场长还没有收到任何警报。当这两个人的汽车开进机场的时候，他们的飞机已经发动。一两分钟之内，飞机便腾空而去。现在是1
点刚过。后来这3 个小时，在施道芬贝格一生中一定是最长的3
小时。当这架速度不高的亨格尔飞机在平坦多沙的德国平原上向西飞去的时候，他只能希望：菲尔基贝尔已经同柏林联系上并且传递了最重要的讯号；他在首都的同伙已经立即行动起来接管这个城市，并且正在发出早已准备好的给德国本上和西线的军事指挥官的文告；他的飞机不会被接到了警报的德国空军战斗机或者被在东普鲁士上空越来越活跃的四出巡弋的俄国飞机所迫降。除了这样希望以外，他什么也不能做。他自己的飞机没有长距离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如果有这种设备，也许能使他听到从柏林发出的最早的一些激动人心的广播。他预期在柏林降落之前，这样的广播一定已经播出。因为没有这种设备，他也不能亲自同首都的盟友们通讯，把菲尔基贝尔将军也许没有能发出的讯号发给他们。他的飞机在这个夏日的下午继续飞行。它在下午3
点3 刻在伦格斯道夫机场降落。施道芬贝格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场上最近处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以便确切了解在这决定命运的3
小时里（一切都靠这3 小时）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当他一听说什么也没有完成时，不禁大惊失色。原来1
点刚过，菲尔基贝尔的电话就来了，告诉了柏林的密谋分子关于爆炸的消息，但是因为线路不好，他们没听清楚，究竟希特勒被炸死了没有。因此，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伐尔克里”命令是从奥尔布里希特的保险箱里拿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发出去。在班德勒街，大家都无所事事地在等待施道芬贝格回来。在新政府里将分别担任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贝克将军和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本来预定在得讯之后要立即开始发出准备好的文告和命令，并且通过广播宣告德国新时代的开始的。但此时他们还没有露面。施道芬贝格在伦格斯道夫机场上给奥尔布里希特打电话时表示肯定相信希特勒已被炸死了。但事实与此相反，希特勒并没有死。勃兰特上校把皮包推到结实的橡木桌子底座外面，这一几乎是无意识的行动，救了希特勒的一命。他受了极大的惊吓，但受的伤并不重。他的头发烧焦，两腿的伤，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有一个目击者后来回忆道，当希特勒由凯特尔搀扶着从这所被炸坏了的、正在燃烧的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是他了——脸是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撕成碎片。凯特尔丝毫没有受伤，也真是奇迹。但在炸弹爆炸的桌子那一头的那些人，绝大多数不是已死或命在旦夕，就是受了重伤。
在惊魂未定的最初时刻，大家对爆炸的来源有过几种猜测。希特勒起初认为可能是由一架敌方的战斗轰炸机偷袭而引起的。约德尔按着溅满了血的头——吊灯架子和别的东西正掉在他头上——说，他相信是些建筑工
人在屋子地板下放了定时炸弹。施道芬贝格的炸弹在地板上炸了个很深的窟窿，所以看起来颇有点像。过了一些时候，人们才怀疑到这个上校身上。希姆莱听见爆炸就奔到现场，他也弄得完全莫名其妙。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菲尔基贝尔关闭通讯联络之前一两分钟打电话给柏林刑事警察头子阿图尔·奈比，要他派一批侦探乘飞机来进行侦查。在惊惶和混乱之中，起初没有人记起施道芬贝格刚在爆炸发生之前溜出会议室。
起初人们以为他一定在房子里，一定是在那些受了重伤、急送医院的人里面。希特勒要求对医院进行检查，但当时他还没有怀疑到施道芬贝格。大约在爆炸发生之后两小时，渐渐有了线索。在会议室管理电话交换台的上士报告说，有一个曾经对他说在等柏林长途电话的“独眼上校”从会议室出来，不等电话就急急忙忙地出了房子。参加会议的有些人这时想起来，施道芬贝格曾经把他的皮包放在桌子底下。检查哨的卫兵室报告，施道芬贝格和他的副官在爆炸刚刚发生之后通过了这些岗哨。希特勒对施道芬贝格开始怀疑了。同腊斯登堡机场通话后，了解到这个十分有意思的情况：施道芬贝格在下午1
点刚过就从机场起飞，说是去伦格斯道夫机场。希姆莱立即下令，等他在那里一降落就加以逮捕。但由于菲尔基贝尔关闭通讯联络的勇敢行动，这个命令始终没有传到柏林。直到这时，大本营似乎还没有人怀疑到柏林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大家都认为这是施道芬贝格的单独行动。除非他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俄国敌后降落，抓到他是不难的。
　　施陶芬贝格抵达柏林后随即命令启动“瓦尔基里计划”，企图夺权。然而，几个小时后，他们得到消息：希特勒没死!克莱斯特急忙向施陶芬贝格汇报：“我们现在遇到了麻烦，你要想想办法。”
　　18时，希特勒发表讲话：“一伙野心勃勃、毫无理智的军官企图篡夺领导权……可天意让我继续为人民服务。”气急败坏的希特勒随即展开了血腥报复，他拘捕了约7000名“涉案男女”，并处决了其中约5000人，这些人大部分没有直接参与暗杀。施陶芬贝格和克莱斯特的父亲都被枪决，但他们已经比较幸运，许多人惨遭“盖世太保”(德国秘密警察)酷刑虐待，然后用钢琴上的金属丝吊死，或者用铁钩子钩死。部分过程还被拍摄下来，供希特勒“欣赏”。
　　施陶芬贝格最终也被抓获，和另外4名同伴被判以死刑，立即枪决。他在最后一刻还拼命为同伴开脱，高喊：“我们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枪声随之响起，施陶芬贝格跌倒在地，年仅36岁。施陶芬贝格的尸体被埋在刑场附近，但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下令把尸体挖出来焚烧，并把骨灰撒入污水中。
　　今天，德国有数千街道、学校、广场甚至火车站都以“施陶芬贝格”命名。但对他的评价一直都充满争议。
　　在纳粹统治时期，绝大多数德国人对反抗运动很不理解。甚至到了1952年，也只有20%的德国民众赞同反抗纳粹统治。战后，仍有不少德国人将施陶芬贝格视为“叛国者”，认为他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传统。
　　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在1994年曾这样说，“不要把日的那些人视为英雄，而应把他们作为在矛盾中的人去理解。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疏忽不要视而不见。”&
　　但在2004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诺曼底登陆60周年仪式上宣布，施陶芬贝格等人的行动证明，早在德国战败前一年，一些德国人已在试图结束纳粹统治。言下之意，德国人也有自己的反纳粹英雄。
　　日，德国为这次未遂的暗杀行动举行了60周年纪念活动。施罗德称赞施陶芬贝格等德军军官为所有德国人做出了榜样。
　　对此，波兰历史学家鲁奇涅维奇却认为，即使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成功，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也不一定会受益。
“施陶芬贝格曾经说过，他们将保留边界原状，其中包括根据1937年希特勒和前苏联条约德国从波兰攫取的大片土地。所以，即使施陶芬贝格成功了，波兰也会失去它的大部分领土。"
　　有人对施罗德的动机提出质疑。他此前曾公开宣布，德国不会再受到历史锁链的束缚，而应像其他民主国家一样，维护其国家利益。施陶芬贝格也许只是一件衣服，可以在60多年后用来遮盖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施道芬贝格其人：
施道芬贝格出生于贵族“伯爵”家庭，这个名誉是世袭的，也就是说，我们称他的全称是：克劳斯.格拉夫.申克冯.施道芬贝格伯爵。这位普鲁士王朝的伯爵是吃着黑麦面包长大的，饮得是莱茵河的水，吹得是波德大平原上的风，受到的是贵族家庭的正规教育，他的世界观形成绝对离不开德意志文化的熏陶，他酷爱音乐，会骑马、喜爱打球，他一切的一切都与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有着密切联系。施道芬贝格上校。这张脸无论如何、不管你怎么看，都属于英俊小生的行列。脸型标准，眉清目秀，双目有神，鼻梁高耸，此时，他还不是独眼军人，因此，脸上更多了许多清秀之色，也透出人物的睿智与精明。他是家中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孩子。由于家庭的良好教育，他从小就非常聪明，父亲曾经在符登堡国王的军队中服过役，因此，施道芬贝格很早就对未来的军旅生涯报定了决心。19岁时，他参加了班贝格骑兵团。随后就读于汉诺威的骑兵学校和柏林军事学院，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以看出，他的聪明才干为他日后在军中的仕途攀升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妮娜．范．施道芬贝格。妮娜和克劳斯的结合犹如童话，两人门当户对，都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族后代。克劳斯于日出生在德国南部小城叶廷根的一个贵族家庭，是家里3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从小接受私人教师的传统教育。妮娜的家世可一点儿不比他差。她日出生在立陶宛（当时还属于俄罗斯）的考纳斯，父亲古斯塔夫是前巴伐利亚皇家管家，母亲安娜是德国波罗的海的贵族。两个贵族子弟的结合在旁人看来是如此的自然。他相貌堂堂，体形优美；她知书达理，落落大方。在克劳斯23岁的生日那天，两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3年后的日，他们在班贝格宣誓结婚。妮娜记得，仪式上新郎头戴钢盔，穿的就像一名要去战斗的战士，克劳斯说，“结婚就像战斗一样，都要担负起责任。”施道芬贝格的一双儿女。他一共有五个孩子，妻子贤惠，家庭和睦。这样的贵族家庭，这样的显赫背景，使得他在军中的位置不断攀升，直至担任国内驻防军参谋长，能够经常见到希特勒，并与其在一起讨论战略性问题。按说，以这样的地位和身份，都不应站在希特勒的对立面。但恰恰相反，当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上升到一定高度时，他就会为这个理想远大的目标付出一切而义无反顾。尽管这是一条不归路。
　　施陶芬贝格于日出生在德国南部一座小城叶廷根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家里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从小生活在斯图加特符腾堡国王的宫廷和其家族的劳特林根宫殿里，并接受私人教师的传统教育。
　　他相貌堂堂，体形优美，学习和体育都极出色。由于骑术精良，他曾是德国奥林匹克运动的马术代表队成员。虽然有军人家庭背景，施陶芬贝格却表现出了对文学艺术的强烈兴趣，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与拉丁语。一段时间内，年轻的施陶芬贝格曾考虑过从事音乐事业，后又想搞建筑。
　　一战爆发时，刚满7岁的他为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欢呼，还写诗歌颂扬德国精神；但同时他也见到母亲为在战场上的亲人担忧的神情。经历了贵族家庭的奢华生活和德国战败后的衰败，施陶芬贝格曾感慨万千：“我的德国不能这样沉沦下去，总有一天她一定会重新强大的。”
　　与当时大多数贵族子弟一样，施陶芬贝格选择了从军振兴家族和国家的道路。1926年，他加入了具有悠久传统的第17
骑士兵团。他的军官生涯始于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在学校里他通常是模范学生。1929年，他以最优的成绩从军校毕业，返回第17
骑士兵团。1930年，施陶芬贝格被擢升为少尉。
　　1933年，希特勒上台。年轻的施陶芬贝格也被纳粹所宣扬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迷惑。面对虚弱的魏玛共和国和混乱不堪的德国社会，他和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倾心于纳粹的纲领和口号。1936年，施陶芬贝格全家迁往柏林，于1936年~1938年间在柏林军事学院深造。1939年，他被调至德军总参谋部。
　　在德国进攻波兰揭开二战序幕之前，施陶芬贝格第一次接触到秘密组织“反抗力量”。在随后的两年内，希特勒横扫欧洲，其间，“反抗力量”曾策划多起暗杀行动，但总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
　　这时，施陶芬贝格虽然对希特勒的狂妄自大非常不满，但直到1941年之前，他对于刺杀希特勒是否能够改变德国的未来并不确定，所以并没有更多地参与刺杀计划。
　　在希特勒撕毁条约进攻前苏联之后，残酷的战争事实才说服了施陶芬贝格和其他将领，“傻子指挥战争，希勒特在滥用军队”。
　　1943年初，施陶芬贝格被派往北非突尼斯。他曾经写到，他之所以报名去前线，为的是离开这个到处是蠢材的国家。但英军的一次低空轰炸让他失去了左眼和右手，左手也只剩下三个手指。
　　在被送回德国疗养的过程中，施陶芬贝格的“倒希”的信念愈发坚定。这段时间内，他与柏林的“反抗力量”频频接触，不过，施陶芬贝格还是希望先赢得战争，然后在凯旋之际清除希特勒。
　　日，盟军诺曼底登陆，开始了对纳粹德国的大反攻，德军将领普遍意识到败局已定，但希特勒仍在作决一死战的准备。施陶芬贝格和“抵抗力量”认识到，除掉希特勒是唯一可以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
　　在几次刺杀行动都没有取得成功之后，施陶芬贝格意识到，最理想的刺客人选便是他本人，因为只有他可以接近希特勒本人。他最终选择了对恶魔元首的“背叛”。
　　长子：
　　“我最初并不理解父亲”
　　施陶芬贝格被枪决后，留下了5个孩子。长子伯特霍尔德今年75岁，父亲遭枪决时，他只有10岁。2007年，伯特霍尔德首次面对媒体。谈到父亲，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他很崇拜父亲，但对父亲的了解甚少。
　　1943年，施陶芬贝格因伤回国。那一年的圣诞节，他回家看望孩子。此后，伯特霍尔德仅见过父亲两次：“一次是在一个葬礼上，一次是父亲在1944年6月休假时。通常，我们根本见不到他，他几乎从不回家。”
　　父亲被处决时，伯特霍尔德同母亲、奶妈、女仆、弟妹以及母亲娘家的一大帮亲戚，生活在德国中南部城市班贝格。他回忆说：“我从收音机中听到一起刺杀希特勒的阴谋失败了。广播中并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我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但家人此后就不让我再听收音机了。”
　　“为什么要刺杀元首？”
　　“后来，还是我母亲捅出了这个消息。她说，那次刺杀行动是由我父亲实施的，他已被处决。听到这个噩耗，我感觉就像晴天霹雳。我不停地问，为什么要暗杀元首？母亲回答说，为了德国，父亲必须这样做。我当时并不理解母亲这番话的含义。”
　　“当时，我不能理解任何试图刺杀元首的人。元首虽不能说是我的偶像，但他是德国的领导人，人们当时依然相信德国会赢得战争。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学校里每天听到的都是纳粹的宣传。年轻人的思想最容易被‘洗脑’，最容易迷失自我。”
　　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想要杀死施陶芬贝格的所有亲人，他们中的多数都被关进了集中营，但最终竟然逃过一劫。伯特霍尔德回忆说：“当时我妈妈正怀着第五个孩子，刺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她就被盖世太保带走了，隔天晚上，我祖母也被捕了。”
　　此后，伯特霍尔德被送进了一家孤儿院，改名为梅斯特，直到1945年6月才和母亲团聚。在这期间，伯特霍尔德的世界被封锁起来，没有学校，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母亲先在柏林接受审讯，然后转到盖世太保提审犯人的拉文斯布吕克监狱，直到临产才离开。后来，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母亲被送进波茨坦的一家天主教医院。战争快要结束时，她被送回家。
　　为什么这一家人没有被处决，这至今仍令人费解，可能纳粹领导人想在取得胜利后再来处置他们，但那一天一直没有到来。
　　“父亲的行动是英勇之举”
　　就在父亲紧锣密鼓地秘密策划暗杀希特勒之际，伯特霍尔德却整天缠着母亲，非要母亲同意他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组织。按照规定，只有14岁以下的德国少年才有资格加入。伯特霍尔德回忆说：“母亲故意让我的这一美梦泡了汤。她对我说，我长得太快了，太瘦了，身体不成比例。”
　　与父亲一样，伯特霍尔德后来也加入了骑兵部队，1994年以少将军衔退役。但伯特霍尔德否认自己参军是受父亲的影响。
　　对父亲策划的那次暗杀，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我说不清楚。我们的家规是，不能公开猜测反抗运动的动机。父亲的行动是英勇之举，他知道刺杀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