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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烽火连天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政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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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地
　　延安窑洞里生长红色中国
　　八年抗战，烽火连天之时，中国版图上，延安、重庆、南京、长春，4个政权也各自演绎出自己的故事。
　　在延安，毛泽东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蜗居于窑洞之中，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卧薪尝胆，高举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旗，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对抗日军的扫荡，反击国民党的封锁，红色的星星之火最终席卷天下；
　　在重庆，蒋介石苦守危城，战局上苦苦支撑，面对侵略者的疯狂铁蹄，国军一溃千里，千万生灵涂炭；
　　在南京，汪精卫卖身投靠侵略者，伪政权粉墨登场，奴颜卑膝换取荣华富贵，落得个国人唾弃的青史骂名；
　　在长春，脸色苍白的溥仪，为着“复辟”的迷梦，委身事敌，傀儡王朝徒留历史笑柄。
　　4个城市，存在着4个政权，各自以不同的政治面目，或进步、或落后、或反动，代表着当日中国不同之力量，是为抗战“政治·地理”。
　　“像10年前的长征一样，延安时代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神化——足以影响未来的事件。”
　　——《剑桥中华民国史》
　　1937年1月，毛泽东率工农红军进驻延安，这是长征之后的休养生息。
　　6个月后抗战爆发。
　　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住便是10年。
　　这10年，中国共产党卧薪尝胆，这10年，成为中国现代历史演进的一个拐点。
　　红都延安
　　这个拐点的起步是距延安不远的瓦窑堡。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1936年，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要求联共抗日。中共中央获悉后，面对复杂的形势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坚持和平解决。
　　在南京政府准备军事进攻西安时，中共中央以红军将领名义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申明大义：“决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鹬蚌相持，渔人伺于侧”。
　　在中共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共中央正式调整了反蒋方针，提出国共两党共赴国难，第二次国共合作悄然成形，红军的处境稍有好转。1937年1月寒冬，毛泽东和红军总部也从一贫如洗的保安窑洞村搬到向东约100公里的延安。
　　延安自宋代以来一直是西部的地区贸易中心。蒙古驼队带着裘皮、羊毛和小马驹而来，南方的私盐贩子和草药商也在这里做买卖，叮当作响的铁匠铺随处可见，集市的热闹拥挤让习惯了在荒山野岭中行军的战士感到颇为新鲜。
　　从保安搬到延安，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毛泽东住进城西凤凰山一座院子里。他的隔壁住着张闻天。庭院里还有一间石板砌的会客厅，政治局就在这里开会。朱德和彭德怀住在附近一座稍小的院子里，军委办公室与他们在一起。
　　长征的苦难终于过去，历史以自己的方式翻开新的篇章。这段岁月，后来被曾在延安培养红军无线电报操作人员的英国人迈克尔·林赛描述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
　　但此时的中国却不平静，一场民族浩劫正在到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令时局急转直下，毛泽东很快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这将决定我们国家的生存与否。
　　7月15日，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政府，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在进行战略部署，欲将日军兵力引向华东，迟迟不允许红军开赴前线抗日。
　　淞沪会战形势危急，战火离南京越来越近。9月22日，蒋介石宣布接受中共宣言，同意加入抗日统一战线。
　　中共在宣言中同意：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统一战线形成之后，国共关系如何定位？1937年8月洛川会议和12月延安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和自主的谋略，必须对国民党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性”，并“抵制、批评和反击”国民党的错误政策。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三个师从9月2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毛泽东在延安的工作十分紧张。每天他要读一大堆情报，对工作作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读书或写作。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一旦疲劳，他就用力握几下用来当作“镇尺”的铁条，舒展一下关节，算作休息。
　　1937年9月，面对日本在山西的攻势，八路军115师在林彪的率领下对日军坂垣师团一支补给辎重车队进行伏击，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的胜利。
　　太原失陷后，毛泽东运筹帷幄，电令第115师分成两部，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该师主力则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20师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在直接指挥敌后游击战的同时，毛泽东也在不断思考中国抗战的大局，在窑洞中写成著名的《论持久战》。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将此书大量发行国统区。
　　在这篇著名文章中，毛泽东针对抗战爆发后出现的“亡国论”、“速胜论”等，全面客观地论证了中国能够而且必须经过持久战取得最后的胜利，提出了驾驭抗日战争全面发展的根本战略，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影响所及，连菲律宾华人抗日支队也举为圭皋。程思远先生在《我的回忆》中叙述了一个故事：《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向白崇禧介绍了基本内容，白崇禧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把论持久战的精神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对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并经过周恩来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对于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可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灵活对策，绝不能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
　　由于事关重大，这次会议前前后后开了一个多月，王明路线在会上受到初步批判，期间，国民党部队在战场上接连溃败，武汉和广州先后陷落。
　　在延安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也不乏世俗的欢乐。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举行婚礼，毛泽东及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博古、李富春及夫人蔡畅等在窑洞前聚餐祝贺，当时孔原被灌得酩酊大醉，邓小平却酒量惊人，众人大呼惊奇，事后调查发现，原来李富春等巧施机关，以水充酒，使邓小平免于一醉。
　　生产自救
　　1938年11月，日军的两次轰炸几乎使延安成为废墟。毛泽东位于凤凰山的庭院也被直接击中。他和其他领导人搬到杨家岭的窑洞村。
　　共产党始终被蒋介石视为“心腹之患”。1938年1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公然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是“游而不击”。1939年1月，国民党批准了“容共”、“防共”、“限共”、“反共”的秘密决定，随后终止了对根据地的预算补助，近40万国民党部队全面封锁了陕甘宁南部和西部边界。
　　日，蒋介石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后又以12月31日为最后期限。日，新四军北移。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国民党军队伏击，部队血战7昼夜后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皖南事变震惊中外。毛泽东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对国民党作出了如下的谴责：
　　……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国民党封锁的同时，日军也在实施囚笼政策和蚕食政策，为了对此予以反击，日，彭德怀率领八路军22个团的兵力在“青纱帐”的掩护下，给日军在华北的运输网以出其不意的沉重打击。三个星期后，更多部队参加了战斗，总数达到104个团。
　　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1480人，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大量的军用物资。
　　彭德怀在1970年回忆，这场战役一箭双雕：它既反击了国民党批评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舆论攻击，又证明日军囚笼政策和蚕食政策的失败。
　　日军随后对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国民党也实行封锁政策，边区政府生存日益艰难，延安迎来了8年抗战中最为艰苦的岁月。军民几乎到了没衣穿、没油吃、没鞋袜、没被子的地步，就连毛泽东开会作报告，也穿着带补丁的衣服。
　　面对日益困难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大生产运动：他率先垂范，在杨家岭的办公楼下亲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等蔬菜；朱德背着箩筐到处拾粪积肥；周恩来迅速成了纺线能手。
　　1941年3月，八路军359旅由王震率领，进驻延安以南的南泥湾，开荒种田。经过几年辛勤劳动，战士们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垦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
　　延安“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仅从1941年到1942年，边区共开垦荒地180万亩，增产粮食47万担。1942年，边区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年产土布10万匹，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
　　到1944年，根据地顺利度过了困难时期，居住人口增长到8000万人，军队发展到47万人，民兵227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日益壮大的红色延安，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不远千里来投奔。据统计，八年抗战期间，迁入陕甘宁边区的人口达18.6万之众，包括丁玲、萧军等人在内的大批作家、知识分子、文化青年、记者、国际战士和对新生活满怀期待的百姓。
　　许多人一走进延安，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而边区政府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参议会，组织农民用“烧香窟窿”、“数豆豆”的方式投票选举，根据新民主主义理论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实践——三分之一党外人士、三分之一中间派和共产党员一起组织边区政府，也将边区政府的良好形象展示给了外部世界。
　　这些措施使中外人士对边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整风运动
　　1943年，毛泽东将住所搬到距离延安3公里的枣园。这时，正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高潮。
　　遵义会议以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一直困扰着党的领导层；另一方面，从1937年到1940年，党员队伍迅速扩大，人数猛增20倍。80万党员中不乏目不识丁的农民和地主子弟，他们大部分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素养。
　　整风运动由毛泽东发起，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标志着整风的开始。1941年9月率先在高级干部中展开。当时中央和各根据地成立了高级学习组，所有的中央领导都要参加，先是学习文件，然后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个人写出思想总结。仅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就写了五万多字的笔记。
　　次年2月1日，整风运动开始扩大范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宣布，为了“保持我们队伍的良好秩序”，为了“稳步行军”，必须在全党范围内整风。
　　在这场历时四年之久的运动中，毛泽东多次发表具有很强针对性的讲话，如1942年2月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1944年4月的《学习和时局》等。
　　这场被毛泽东期望为“全党范围的意识形态革命”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也席卷了整个解放区文艺界，对新中国文艺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场文艺座谈会于日召开。5月23日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慢条斯理却气势磅礴”地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延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标志性重大历史事件，是一次全党范围内规模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逐鹿全国
　　1944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19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与此同时，国民党部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损失60万军队。国共力量此消彼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看到了走向全国的希望。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毛泽东先人一步，把战略布局的眼光瞄向了全国，当年11月1日，毛泽东命令王震率军南下建立根据地。临行前，毛泽东分析形势：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
　　一个月后，新四军南下部队也分两路渡江，重新回东南地区发展。
　　军事布局的同时，毛泽东开始在思想和组织上进行准备。
　　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摆在一起，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会议前后开了近50天时间，在漫长的会期里，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24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
　　日，苏联参战，百万苏联红军进入我国东北，抗战胜利因之加速。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大反攻，夺取最后的胜利。
　　苏联参战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大批干部在那里领取指示，随后迅速从延安奔赴全国各地。
　　最为决定性的一步是8月11日迈出的，当天，冀热辽解放区部队迅速奔赴东北。东北是重工业基地，又是粮仓，还有充足的兵源。毛泽东当机立断，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急进，进入东北。
　　东北大局一定，国民党的失败已经难以避免。
　　1946年，国共和谈彻底破灭，国民党部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次年3月7日，中共驻南京代表董必武返回延安，维系了10年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落下休止符。
　　战火硝烟俱往矣，现在的红都延安，处处焕发着生活的气息：大型超市和购物广场前人潮汹涌，出租车司机就着《笨小孩》的音乐节奏扭动腰肢，时尚男女在街头毫无顾忌地打情骂俏，小伙子们则在夜市大排挡就着烤肉啤酒猜拳行令。
　　8月25日，在杨家岭，一队北京游客在中共七大旧址前张开党旗宣誓；延安革命纪念馆门口，游客们纷纷站在毛泽东铜像前留影；而在枣园，几位老人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逡巡良久，穿军装的女讲解员在讲述当年的故事。阳光下，一切温暖如旧。
　　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印象，蒋介石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但华莱士对重庆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他的评价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援的落后无知的政府。”
　　“全蜀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故渝城能守，坐安合会……”
　　重庆市人民广场看不到几棵树，阳光下，一排长长的台阶通往高坡上的三峡博物馆——那里曾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八年抗战的总指挥部——今天已片瓦无存。
　　1937年，这里是重庆市高级工业中学的校址，学校得到指令，用3天时间完成了搬迁，随后，工人们用一周将其改建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新办公地。
　　最先来到重庆的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日，年近70的林森带领上千名国民政府文武官员，在南京的晓雾中登上主席专轮“永绥舰”，溯江西航。
　　船抵武汉时，国民政府公开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期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
　　日晚7时，武汉陷落前夕，蒋介石乘机撤离，不料中途迷失方向，又转回汉口，此时日军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次日晨紧急飞离后，日军随即占领汉口。
　　就在蒋介石在武汉遭遇险情的当天，四川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在湖北宜昌开始了他的英雄事业：40天的时间里，24艘轮船和1200条木船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先后将数以万计的伤兵、纱厂女工、难民和近20万吨的战略物资送往大后方。
　　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西迁计划早已有之，早在1935年，蒋介石视察西南时，一方面力促四川地方实力派服从中央，另一方面对四川的地理环境进行认真考察。他构想，日本在华北发动进攻后，四川应作“根据地”。
　　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的山城重庆显然是个好地方。乾隆年间渝州简志曾这样评价：“全蜀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故渝城能守，坐安合会……”
　　“到重庆去！”国都南京失陷后，这句话传遍了大江南北。1300多家内地企业和40多所大学先后迁入，一时间党魁派首、文化名流、金融商贾、社会贤达云集，这座30多万人口的普通城市迅速膨胀到100多万人口。
　　事实上，从九一八开始，国民政府丢东北、丢华北、丢华东、丢首都，一路溃败，退到了重庆，已经没有地方可退了。
　　“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蒋介石被认为对日本抱有极大戒心，可以追溯到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当时他正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日军的残暴行径令蒋深受震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6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必至国耻洗雪为止。”
　　然而，1932年，蒋介石面对外侮却在庐山会议中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最精锐的部队派去“根除赤祸”，后又将张、杨的东北、西北军调到陕西，准备彻底消灭长征中的红军。
　　1933年，日军进犯山海关、热河，华北危急，“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蒋仍在9月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对中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蒋经常用明朝末期的中国比喻当时的环境，他认为明朝的灭亡就在于崇祯皇帝注重防清，忽视了平乱，因此，要使中国不灭亡，就必须吸取明亡教训，即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
　　1935年，蒋介石已考虑到中日必有一战。但他在日记中居然认为，中国积弱已久，如贸然开战，国力“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必待国力提升才有把握……
　　蒋介石对前来拜访的英国人李滋罗斯公开说要找退路：“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中日战争猝然来临，北平天津轻易失陷，蒋介石开始恐慌：“敌人如果由河北打到山西，渡过黄河，由陕西南下四川，进而进攻云贵，再由西向东席卷……到那时，纵使我们有沿海各省，敌人可用海军封锁海口，形成数面包围夹攻，我们还有生路吗？”迁都重庆因此成为现实。
　　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一方面指挥抗战，一方面有意识地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
　　1938年4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就任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通过各种手腕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拥戴为“最高领袖”。
　　身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实际上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操纵行政院，挟制立法院，绕过司法院，三个亲信陈立夫、何应钦和孔祥熙分别主管党务、军事和政府事务。
　　进入权力巅峰的蒋介石变得更专断、更难于接近，一般政府官员要见他得等几个星期，需要越过重重障碍，最后还要看蒋夫人宋美龄是否在兴头上。
　　蒋介石对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越来越不放心。日的日记：“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他开始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很快，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起来。
　　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一方面表示要“继续抗战”，另一方面又制定了一个消极抗战，静观事变，企图依靠外力解决中日问题的消极方针，并把军政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认为“华北各地共产党的竞起”是他“夙夜不能忘怀的衷心忧虑”。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
　　日至2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随后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并在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经济上的封锁甚至更为严重。中央政府给边区预算的补助于1939年中断。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陕甘宁边区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然而，出乎蒋介石意料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并未因此而垮掉，而是以更加坚定的意志抗击敌寇和突破封锁。
　　另外，中国以小农经济国家对抗世界工业国家七强之一的日本，战争之残酷，完全超出政府之预料。淞沪战役中，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中国人正是靠自己的血肉，使日本人吞下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日军攻占南京后，疯狂屠城一月，随即挥师沿江西进，攻陷武汉，原以为中国将屈膝求和，等到的却是中国人民顽强抵抗，日寇速战速决的美梦告终。
　　重庆市民面对从未有过的劫难，却迸发出新的精神。经历了大轰炸的老舍在《五四之夜》的文章中写道：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奔向公园……
　　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前后，中国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
　　当时，刚刚从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受训回重庆的蒋纬国，前往黄山官邸看望父亲，无意中听到蒋在浴室中长啸，“声音凄厉，有时叫爹，有时叫妈”。1995年，暮年的蒋纬国接受台湾电视制片人陈君天的访问，模仿蒋介石当时的狂叫，令陈君天深感“恐怖”。
　　时局危急。日军步步进逼，战线苦苦支撑，西南和西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加上政府官员精神涣散、贪污腐败和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重庆陪都不堪重负。
　　国民政府迁渝后，日本人摧毁重庆人民抗战决心的努力从未停止。日，重庆市郊广阳坝、江北县上空传来了飞机的马达声，9架日机出现在上空，持续5年半的重庆大轰炸开始了。
　　日机先后对重庆实施“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百姓死伤近3万，数万房屋被炸塌。
　　日军当时要求“特别要捕捉、消灭敌最高统帅”。1941年8月的一天，日军根据可靠情报低飞轰炸蒋介石黄山官邸，差点一举消灭正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蒋介石和各战区长官、参谋长。
　　日是重庆轰炸中最为血腥的一天，日军猛烈空袭重庆，炸死3300多名市民，同时向海外造谣称蒋介石已趋避成都，国民党中央也将迁离重庆。但轰炸结束当晚，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迅速现身轰炸现场，使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灭。
　　重庆市民面对从未有过的劫难，却迸发出新的精神。经历了大轰炸的老舍在《五四之夜》的文章中写道：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奔向公园……火光中，避难的男女静静地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
　　针对汪精卫叛变投敌引起的悲观失败情绪，重庆发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全国人民坚定抗战意志。“加紧工作，克服困难，在血光与火光中，锻炼我们的精神武器，建设我们的物质武器。”远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也对此表示积极支持。
　　1940年9月，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
　　但重庆市民的抗战热情并未鼓舞政府官僚，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不止，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等“主和派”与“主战派”陈诚等人明争暗斗，而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一些地方军阀出身的将领如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逃，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一些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1942年，管辖河南战区的蒋介石爱将汤恩伯，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加上连年天灾，造成两年河南大饥荒，当时有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汤恩伯。
　　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喜不自胜，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
　　日凌晨，正在黄山官邸沉睡的蒋介石被电话吵醒：“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损失惨重。”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喜不自胜，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
　　卢沟桥事变以来，蒋介石一直寄望于英美等国出面“主持公道”。没想到英国不仅容忍了日本的侵略，而且取消了卖给中国的飞机军火，美国则“信守中立”，隔岸观火。蒋的种种声明、呼吁如石沉大海，渺无回音。
　　最大的教训发生在淞沪抗战，国军苦撑到11月初，蒋介石将撤退时间一再推迟，希望正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能够制止日本侵略，不料仅获得口头“同情”。推迟撤退使前线一片混乱，部队遭受极大伤亡，尤其因未能后撤至二线布防，直接导致南京失陷。
　　宋美龄的顾问端纳曾对此叹息：“(中国)对条约与国际等依赖过深，卒造成重大的牺牲。”
　　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终于获得了将中国战争和世界战争一起解决的机会。依靠千百万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中国在逐渐恢复自己的国际尊严。1942年元旦，美、苏、英、中领衔的26国共同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正式成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在签名序列中排第四，罗斯福向外交部长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成为“四强”之一。
　　中国战时外交最重要的一幕在重庆上演：盟军在重庆成立中国战区，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中国开始以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走上联合国发起国之路。
　　由于“大国领袖”的地位更多来自于美国的支持，蒋介石始终无法挺直腰板。他派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和罗斯福任命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防守还是进攻上产生矛盾，最后只好让步。远征军孤军深入，仁安羌大捷拯救7000英军突围后，为掩护英军撤退，最后被英军以假情报耍弄而无情抛弃，近十万精锐折损过半。
　　经过艰苦谈判，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新约，废除美英在中国的特权，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
　　1943年11月，他应罗斯福的邀请，远赴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镁光灯的闪烁中与罗斯福、丘吉尔并排而坐，成为世界四巨头之一。
　　蒋介石的强国梦想，迎来的却是斯大林的嘲笑。因为他的参加，斯大林拒绝前往开罗，不久后，在中国政府缺席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达成了《雅尔塔协定》，以外蒙古独立、大连租借苏联等为条件换取苏联出兵东北。
　　这时58岁的蒋介石，竟像幼儿一样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在电报中的口吻极大损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8个月时间，中国军队望风而逃，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陪都重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威胁之下。
　　其时，国统区经济低迷，持续通货膨胀，底层市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军队士气和战斗力大幅下降，在接近抗战胜利的时刻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大溃败。
　　这场战役迅速改变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对比，也使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印象处于空前败坏的境地。
　　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达重庆，蒋介石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印象，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但华莱士对重庆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他的评价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援的落后无知的政府。”
　　这时罗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来信，说蒋介石准备抽调缅甸远征军回国，意在坐等美国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罗斯福十分愤怒，在发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用对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
　　9月19日，蒋介石正在重庆郊外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史迪威与赫尔利把电报译文交给蒋介石，说：“阁下自己看吧。”蒋介石看了电文后，沉默片刻说：“知道了，立即散会。”
　　其他人离开会场后，房间里只留下蒋介石和宋子文，这时58岁的蒋介石，竟像幼儿一样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在电报中的口吻极大损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抗战胜利之后，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还都南京。
　　今天，无论是他曾经居住过多年的黄山官邸，还是国民政府旧址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旧址，都已经湮灭多年，300多处国民政府遗址今天大多已不复存在。1947年修建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也在1951年更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
　　南京汪伪政权粉墨登场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千古忠佞有谁知。”或许这首诗，是对汪精卫一生最好的注解。
　　南京，中山陵梅花山，时值夏末，山上少有人迹，一座题为“博爱阁”的庭阁筑于山顶高处，附近一座廊亭，名为“观梅轩”。
　　间或有游人小憩，他们是否知道，60年前，抗战第一号汉奸汪精卫就下葬于此？
　　毁墓扬灰
　　日，梅花山突然戒严，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禁绝来往。国民党部队51师工兵指挥官马崇六指挥士兵趁着夜色，将150公斤TNT烈性炸药运上山顶。这些炸药，将用来炸开汪精卫的坟墓。
　　毁墓的命令是1月中旬下达的。南京黄埔陆军总部的会议厅内，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召开会议，据当时的记录，何应钦说，“汪精卫的坟墓葬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子”，“如不把它迁掉，有碍各方面的视听”！
　　何应钦的建议随后上报尚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得到蒋介石首肯。
　　军队工程师发现，由于汪伪政权的迅速败亡，汪精卫的坟墓外部建筑尚未完工，但坟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相当坚固。经过研究，工兵部队决定用炸药先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墓壳，再毁掉盛棺的内窖。
　　1月21日夜，一切准备就绪，一声山摇地动的爆炸，汪墓被炸开。
　　内窖炸开后，发现棺木，揭开棺盖，汪精卫的尸骸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汪精卫的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只是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
　　军官检查尸身，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遗物。纸条上用毛笔写有“魂兮归来”四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记载，这是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时，其妻陈璧君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
　　墓地残基当夜就被工兵夷平，墓址平整后，上面盖起了一座廊亭，两面辟小径，植花木，即为现在的观梅轩。
　　而汪精卫的尸身连同棺材被连夜拉到了南京清凉山火葬场，半个小时内，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随行军官再命令工人向炉膛送风，骨灰随即扬散无踪。
　　汪精卫生前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诗词本为早年表明革命心迹，但其最终叛变投敌，至此皆成谶语。
　　叛国之路
　　日，越南海防港，时年57岁的汪精卫登上了一艘名为“冯·福林哈芳”号的法国小货轮。细雨蒙蒙中，货轮启航驶往上海。
　　按照日本的安排，汪精卫本应乘坐日本北光丸号，但汪精卫认为乘坐日轮“有失体统”，坚持租用法国货轮。但海上风急浪高，法国小船不堪应付。29日，汪精卫发电向北光丸号求援，最终还是乘坐救生艇爬上了日舰。
　　是夜，汪精卫写下了《夜舟》一诗，诗中借用文天祥《过零丁洋》典故，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之句。
　　此时，距汪精卫发出叛国电已有5个多月。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其实汪精卫何尝看不出“近卫声明”“暗藏利刃”？他私下对周佛海等人哀叹，“墨迹未干，日本人食言而肥，我如何拿这样的条件向国人交代，新政府尚未出世，就裹上了一层汉奸的胞衣”?
　　汪精卫所指的食言而肥，是指“近卫声明”和此前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重光堂密约”不符。在“密约”中，日本承诺“两年内全部撤兵完毕”，中国方面“承认日本军的防共驻兵，以内蒙地区为特殊防共地区”；而待“近卫声明”发表，日军的驻军地点抽象化，撤兵时间无限期推迟，字里行间还留下无限勒索空间。
　　正是有“重光堂密约”，汪精卫才于1938年12月由重庆转道昆明，出逃越南河内。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曾有谋划刺杀清廷摄政王之壮举，其后又为孙中山撰写《总理遗嘱》。论资历，为国民党元老；论现实地位，在蒋介石一人之下。汪精卫的出逃，震惊了整个中国。
　　国民党内部仍然对汪精卫回心转意抱有幻想，国民党中政会在致汪精卫的信中恳求，“先生其归欤，国危如斯胡不归?”信中还说，“大敌在目，薄海同仇，先生将何之？”
　　蒋介石在汪精卫出逃当天的日记中也记载，“此事殊所不料”，“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而汪精卫“将何之”？他已经不会回头了。
　　甘当走狗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而汪精卫之羽翼周佛海对中日之战也有“妙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硬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精卫企图拉拢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宣布脱离中央，但立遭拒绝。汪精卫此时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根本无法对板垣的奚落做出回应。对于日方顺势提出的得寸进尺的新密约，说不出半个不字。
　　而此前，汪精卫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内数月不理不睬，当时的汪精卫曾感到从未有的孤独和寡助，只能“诗酒自娱”。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汪精卫此时已成傀儡，此后汪日密约又被高宗武、陶希圣曝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国民党《中央日报》、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均发表长文，号召“打倒走狗汉奸汪精卫”。
　　面对汹汹众议，汪精卫习惯性地陷入了踌躇中。在谈判中，汪提出一旦新政权建立，最低限度，日本的派遣军总部应迁出南京以外，而连这一个条件，也终为日方所拒。
　　但对汪精卫来说，在南京建立新政权，“继承正统”的诱惑太大了。多少年来，他都以孙中山正统继承人自命，而在与蒋介石的权力争夺中，始终棋输一着。如今眼见可以借日本之力立国，汪精卫又如何舍弃得下？
　　汪精卫最终与日本达成了协议。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极司斐尔路76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选举中央委员，并通过了“和平、反共、建国”的政治纲领。
　　日，汪精卫等一行赴青岛，与南京“临时”、“维新”两组织及蒙古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划分“建国”后的权力分配。
　　一场大戏，即将开演。
　　粉墨登场
　　日，酝酿了1年零3个月的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仪式终于登场。
　　原来的国民政府旧址被原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占着不给，汪记“国民政府”于是选址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原考试院位于南京玄武湖南岸，鸡笼山东麓，依傍古城墙而建。这是1930年代初修建的一组古典式建筑，飞檐翘角，错落有致。大院内的建筑群按东西两条平行的中轴线排列。汪精卫选择地处东轴线的宁远楼作为自己的办公楼，相对的西轴线的明志楼则为“国府礼堂”。“还都仪式”就在国府礼堂举行。
　　20日清晨，警察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按照日本要求，上面必须加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当时的市民们，把这条黄飘带形象地称作“日本人的三角裤”。
　　南京的军政官员们分乘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着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临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而是换了一个方式，改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汪精卫或许希望藉此暗示：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将来随时会撕去。
　　国府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但官员们彼此相见也只是点头为礼，全没有喜庆的气氛。
　　汪精卫身着黑色礼服，文官穿蓝袍黑褂，而武官着军装。汪伪政府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回忆，“他显得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面上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
　　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汪精卫俯下了头，脸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国歌后他宣读了《还都宣言》并发表讲话，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典礼在汪精卫讲话后匆匆地结束。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
　　金雄白的回忆录中这样形容：“这张合影，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典礼上不仅没有外交常例上的各国使节，连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常驻大使。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往政府作形式上的拜访。
　　典礼当天，南京城里却闹得一片狼藉。由于市民均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南京城内的日本兵就把国旗当射击对象，还有士兵殴打悬旗居民。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反感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汪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极力弹压，才算平息。
　　这场满城的闹剧，成为当天最热闹的点缀。
　　典礼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发布通缉名单，汪精卫赫然排在名单之首。
　　日本此时却没有宣布支持汪伪政权。他们还和重庆方面保持着多方面的联系，尤其是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重庆和平路线”的暗语)还在实施之中。
　　汪精卫对日本诱降蒋介石非常紧张，按照周佛海的说法，听说“桐工作”之后，“一夜没有睡好”。由此可见，汪精卫叛国投敌，“争坐头把交椅”确为重要原因，他知道如果蒋介石也与日方媾和，那么自己就没任何价值了。
　　但“桐工作”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延至日，日本才决定正式承认汪伪政权。条约的签字地点在汪伪政府，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代表政权在协定书上签字。
　　据金雄白回忆，“那天，他穿了一套礼服，日方大使抵达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用力地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流满面，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捶胸顿足。所有在四周的人员，也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国家之痛，与身世之悲，许多人的眼眶都红了”；“那时，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阿部已缓缓进来，立在汪氏旁边的翻译低声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说着，一面从上衣袋中取出小梳，为汪氏整理一头乱发，一面用手帕为汪氏抹干了面部的泪痕。汪精卫像瞿然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
　　在条约中，日本终于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而汪伪则承认了“满洲国”，同时承认多项日本在华殖民利益。
　　千古忠佞
　　汪精卫的公馆设于颐和路34号，是一座富丽堂皇的西式建筑；汪伪政权内实权人物周佛海的公馆则位于西流湾号称“低调俱乐部”的原宅。这两座建筑事实上成为了汪伪政权核心人物议事的地点。
　　但南京真正的中枢却不在这两座建筑内，更不在“国民政府”，而在南京城首都饭店内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除此外，日本驻南京特务机关、大使馆和总领事馆，以及“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等机关都可以指挥汪伪政权。
　　“派遣军司令部”还专门成立“联络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日本的各项政策，均通过此会传达，由汪伪政府实施；而汪伪政府的工作，也在此向日方汇报和请示。
　　每当有重大事项，日本最高当局则常将汪伪政府的主要成员召到东京，或由东京派人前来直接指挥。
　　据陈公博回忆，汪伪政府除了委任政府内的官员比较自由，各外省官员的任免都须日军同意。“各地不肖官吏只知有联络部，不复知有政府”。
　　财政经济权更为日本所把持，“物资在日人手中，金融是在日人手中，交通也是在日人手中”，实际上，包括工商、海关，都为日方严密控制。甚至汪伪政府在1939年至1940年筹建阶段的活动经费，也是靠日方从海关收入中提取。
　　而军事方面日本控制更严，军事机构和军事学校，都派驻有“日本顾问”；伪军成立后，日本一方面控制枪械和弹药的发放，另一方面尽量把伪军分散放置，直到1943年，行将败亡的日本急需利用伪军力量，才让伪军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发展。
　　对于这样的局面，周佛海曾经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社》采访时，要求日本给予伪政府“独立，自主地位”，“必须使国民政府强化，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内做到独立自主地位，否则国民政府无意义”。
　　南京的人民更是受着煎熬。据当时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统计，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居民就业率只有9%，比战前下降17个百分点；且从事职业多为“军事苦力”与路边小贩，日平均工资仅0.32元。
　　德国人拉贝在日记中记叙了当时居民的亡国奴生活：一名给日本人干了一整天活的中国工人回到家中，“他疲惫地和全家人坐在桌旁，家庭主妇端上了几碗稀粥”，“饭刚端上来，一个路过的日本兵寻开心地向这几只半满的碗里撒了一泡尿，随后笑着扬长而去”。
　　1943年以后，日本已露败迹，伪政权官员们开始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恰在此时，汪精卫旧创复发，次年3月，他前往日本就医。临行前汪精卫召集陈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开会，将公务交给此两人全权代理。
　　11月10日，日本名古屋医院病房内，几次手术失败后的汪精卫浑身颤抖，痛苦不已。日本医生黑川握住汪精卫的手查看脉搏，汪精卫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去世。前来吊唁的日本前首相近卫，在汪精卫的遗体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其时日本即将失败，近卫此举，不知是否在为汪伪政权和日本同时默哀。
　　汪精卫死后，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日，日本宣布投降。16日下午3时，陈公博在南京颐和路原汪精卫官邸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他取出预先拟就的解散宣言朗诵一遍，即宣告散会。
　　汪伪政权就这样于一夕之间收场。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赌博”，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叛国建立伪政权，前一次赌博得到世人的喝彩；后一次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千古忠佞有谁知。”或许这首诗，是对汪精卫一生最好的注解。
　　这位满洲皇帝在与日本天皇握手时，突然意识到右手上的手套，他绝望而急切地想扯去手套，但太紧了，一部新闻片记录下了这卓别林式的时刻。
　　只有200年建城史的长春，伪满14年的经历成为一段欲说还休的复杂往事。
　　光复北路5号的伪满皇宫遗址里，对于当年的傀儡政权，讲解员更愿意讲述种种宫闱逸事，比如马桶上批奏折的溥仪，熙缉楼里以鸦片为生的皇后婉容，还有一株只开花不结果的杏树。
　　“亡国奴”是不被轻易触碰的词。那个唤作爱新觉罗·溥仪的满族后裔，那帮追随其左右的遗老臣僚，还有那出木偶戏般颓唐谢幕的政治闹剧，至今仍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伪皇宫：复辟梦想的明与灭
　　70年前，一位英国记者peteryfieming，得以越过承光门，从狭窄的楼梯登上，在伪满皇宫“散发着好久没人住过的气味”的客厅里，见到了传说中的溥仪。
　　这是一幢四合院小楼，中庭植一杏树，溥仪取“勤勉为民”之义，起名为勤民楼，以作办公之用，但却极少光顾。导游解释，四周房间环以树木，恰成“困”字，溥仪不愿坐困危楼。
　　“您一生中什么时候最快乐，是北京紫禁城中的旧日吗？是天津租界那无忧无虑的流放生活，还是现在伪满洲的重新执政？”当年的记者问道。
　　溥仪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两个字“王道”。但何为“王道”，是不泯的复辟之念，还是其他什么，溥仪没有说。当时他29岁，离第三次登基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只差6个月。
　　现今的史学界对于溥仪甘为傀儡解释颇多，“自保说，卖国说，复辟说”，不一而足。被称为“溥仪研究第一人”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王庆祥研究员坚持认为，顽固的复辟大清之志应是主要动力，是为溥仪口中的“王道”。
　　在伪满皇宫的陈列室里，几乎所有溥仪留下的影像，都为脸色苍白，带着哀伤的微笑。正如英国人爱德华·贝尔在其《中国末代皇帝》一书中说的“身体瘦长、眼睛近视、胆小怕事和令人绝望地心不在焉的溥仪，和他那粗犷的满族祖先相去甚远”。
　　他的命运确实太传奇：那些非常岁月里，他被逐出紫禁城、流亡，他逃过了形形色色妄图加害的阴谋，又委身日本侵略者，最后在监狱度过9年的改造，由皇帝变为公民。
　　除了善于以惊心动魄的背叛，来挽救自己的生命，溥仪无时不试图延续前朝帝国的命脉，甚至不惜丧权误国。然而终不过是历史的注脚，激起人们的嘲讽甚于憎恨。
　　的7年，在天津静园和张园避居的日子里，溥仪至少是自由的，在静园中打网球，去马厂道散步，到起士林点心铺吃茶点，上李同益服装店做衣服。
　　当然复辟之念一直不坠，静园亦取“静观其变，静待时机”之义，“9·18”事变前后，溥仪已无数次试图笼络军阀，联系封建遗老，并为此耗尽钱财，但无一例外被欺骗、蛊惑，心灰意冷之际，他接到了日本关东军递来的橄榄枝，“恭请圣驾主政满洲”。
　　1931年的10月末，溥仪陷入了平生最大的犹豫。他的股肱大臣陈宝琛认为时机未到，“日本人尤不可信”，而另一重臣郑孝胥则极力赞成一试。静园不静，各派争执不休，但无一不被复辟之念炙烤着。
　　日本方面频繁造访溥仪的消息，经报章披露后，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虽是退位皇帝，但其在民间的封建基础依旧不可小觑。国民政府挽留溥仪的价码是，恢复帝室优待条件，每年400万银圆的安抚费，可以到除了东北和日本的任何地方居住，甚至重回北京。
　　但孙殿英盗陵之耻，早已令溥仪对国民政府丧失了哪怕一丝的信任。自己祖宗陪葬之珍宝居然被用来镶饰蒋夫人的睡鞋，他曾在静园中摆下香案，对天盟誓，不报此仇，决不罢休，数十次长跪不起。
　　去还是不去的十字路口，溥仪的英文宫廷老师庄士敦出现了。这位英国绅士专程从英国来看他，甚至将其新著的《紫禁城的黄昏》推迟出版，只为添加一章《龙归故里》，他赞成溥仪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去，卷土重来。庄士敦后来在其避居的苏格兰小岛上，一直高扬伪满洲“国旗”。
　　“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不生效了。”溥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
　　日，溥仪自天津静园绕道营口、旅顺，因为出逃仓促，座车甚至撞到了静园外的电线杆上。第二年的3月抵达长春，他说自己“被欲望和仇恨燃烧着”，全然没有注意到“被恐怖与另一种仇恨弄得沉默的长春市民对我的冷淡欢迎”。
　　在长春火车站日方刻意安排的夹道欢呼万岁的人群面前，溥仪不禁热泪盈眶。
　　但甫一踏上满洲的土地，他就意识到自己“头已经伸进老虎嘴里”了，回不了头，原先日方允诺的帝制被改成了所谓满洲执政，并第一时间被限制了人身自由。30年后，他在《我的前半生》里说，“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在日本军官板垣大佐迎接溥仪的私人宴会上，一名艺妓不明就里，抱着这位落魄皇帝问道，“你是做买卖的干活？”
　　仅仅半年后，溥仪真的做了一笔大买卖，签定《日满议定书》，将整个东北的主权拱手让人，换回的则是一个所谓皇帝的虚衔。
　　今日的伪满皇宫里，游客在“豪华”的惊叹之中，会偶尔发现紫禁城的痕迹，那满汉双文的门庭匾额，那一间间被冠以轩、府、殿的结构设置，虚拟着一个九五之尊的迷梦。在勤民楼一处百余平方的房间内，一尊不伦不类的紫荆花龙椅宝座之侧，便是铺陈着《日满议定书》的方桌，笔砚犹存，墨迹未干，一场主权交易背后的诡秘气氛几十年后依然不散。
　　这应该是溥仪最后一次自己所能主宰的行动。
　　八大部：傀儡政权的悲与鸣
　　日本侵略者的如意算盘是以溥仪为名，行彻底吞并满洲之实，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听命于天皇的名义上的中国政权，以堵国际上指责其侵略的悠悠众口。
　　现今的长春，与伪满皇宫齐名的伪满遗迹，是散布于新民大街两侧的伪满八大部建筑，这是当年伪满政权的臣僚们行政办公的场所。
　　70年过去了，八大部遗址地上建筑巍峨宏大，地下则密道棋布，安防措施疏密有致。甚至伪满国务院每一瓦当(注：建筑物上重要的构件，利于顶部的流水外泻)均别有用心地镶以“王”字，蕴含日本称王称霸的野心；每一楼梯扶手均选材万里之外的意大利雨天石，以示军机地位显赫。
　　即便是今天，必须承认的是日本侵略者在满洲、在长春的“国都”建设上煞费苦心。在当年的新区，市政规划和基础设施即便过去半个多世纪，依旧不显落伍。管道煤气、抽水马桶70年前在长春已不是稀罕物；几乎所有街道的网线电路，悉数埋于地下；街道宽阔，中夹绿化树隔离带，交叉口则以圆形广场疏导交通，广场内绿树成荫，供行人休憩之用。
　　何以是满洲，何以是长春？“这恰是日本侵略者意图长期霸占东北的铁证。”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
　　只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的满洲，虽然气候寒冷，但它却是中国最有潜力的富饶地区，它拥有大量的矿藏和煤炭资源。“9·18”事变前，它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国内其他省份。1933年日本还未完全占领时，满洲的工业占中国工业出口总值的14.3%，1913年到1930年，它的农业生产上升70%。
　　日本侵略者需要将满洲变为自己的鲁尔，长久霸占，“他们为此处心积虑经营了20多年，做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调研、社会心理分析和局势利弊权衡。”现任《东北14年沦陷史》丛书的副主编李茂杰说。
　　而选择论面积、人口、发展程度都远较沈阳和哈尔滨落后的长春作为伪满首都“新京”，更是日本侵略者别有用心所在。
　　“从地理上看，长春处于东北中心，铁路交通便捷，易成为控制中枢；从政治上看，当时沈阳一直为奉系军阀统治中心，而哈尔滨则被苏俄经营多年，惟独长春政治色彩稀薄，易于培植势力；当然还有长春当时地价便宜，建设成本低。”
　　在王庆祥研究员看来，长春彼时正如一张空白的纸张，日本人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肆意规划涂抹。
　　随后，侵略者明处以仁慈治理，施以轻赋简税，暗里却大肆侵吞满洲土地上的物产和东北人民的血汗，以转化为全面侵华源源不绝的物质动力。
　　满洲问题专家琼斯教授在《1931年后的满洲》里写道：日本在满洲最先建立起工业潜在力量，他们让满洲的经济为他们的目标服务，这是典型的殖民结构，经理和技术人员全是日本人。
　　以赤裸裸的殖民统治为实质，日本人在全面控制满洲地区的铁路、金融、电讯等产业后，从1932年起甚至大量增加可制鸦片的罂粟种植区，当年日本军部散发给日本士兵的一本小册子上这样写道：“只有劣等民族，比如中国人的后代、欧洲人和东印度人嗜好毒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命中注定成为我们的仆人和最终要灭绝的原因。”
　　为实现所谓的日满一体，并最终同化满洲，文化教育层面的“去中国化”也以强制的命令实施，旧有中国大学悉数关闭，重新组建以日本文化为依归的满洲大学……
　　所有这些殖民政策的酝酿出台，溥仪和八大部的伪满臣僚们毫无决策之力。“他们顶多也不过是一些受到特别优待的观客罢了”。一个傀儡政权的可悲莫过于此。
　　溥仪登基后，伪满政权在“满洲帝国皇帝统治”的前提下，设置立法院、国务院、最高法院、监察院，在西方政权三分体系的基础上又增加中国所独有的监察权；作为行政中枢的伪国务院又下辖交通部、民生部、司法部等八大部。但无论架构多么齐整，摆在这些伪满臣僚眼前的却是，上至宏观国策，下至俸银待遇等细节，均通过伪满各部的日本人次长，操持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手中。
　　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操控和凌辱，伪满大臣们只有能忍则忍，或是暗自腹诽。
　　第一任的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在其主办的王道书院里才发了一次牢骚，他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就被日本人一脚踢开，赋闲在家吟诗作画，3年后暴毙于长春。
　　伪满兴安省省长凌升因为在一次省长联席会上发过牢骚，抱怨处处受关东军干预，满洲国独立有名无实，而被日方逮捕，斩立决。
　　接任郑孝胥出任伪国务总理的张景惠，为土匪出身的一介草莽，为人亦步亦趋，识时务，知利害，才算有始有终，捱到了帝国日落。
　　他的儿子张绍兴今年69岁，在长春一汽的宿舍楼里，对本报记者喟叹，时势左右命运，从抗战胜利到张景惠病死于战犯管理所，这对父子只在1955年有过短短几小时的会面。
　　同样的喟叹被一位101岁的老人重复。在长春郊外卡伦法日畔的一所老年公寓里，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的秘书高丕琨先生，依然不胜唏嘘，“我们背叛了国家，但当时政府也抛弃了东北，个人能怎么办？”
　　同德殿：伪皇帝的默与争
　　1933年，日本加紧进攻中国北部，相继占领了热河省和蒙古。伪皇宫里的同德殿也终于奠基了，日本人着手建造一所更大的建筑以匹配溥仪皇帝的身份。
　　虽然日本人一再告诫他“满洲国并不是大清”，但溥仪虔诚地相信，满洲的皇位是向复辟中国皇帝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1934年登基前夕，他甚至派人从北京偷偷将光绪帝的龙袍带到了长春。
　　尽管有断续的怀疑，溥仪仍然满心陶醉在浮华和排场之中，他在重兵护卫下对属下三省做了“国事访问”，裕仁天皇寿辰时，他向日军司令部表示祝贺，日本纪念日时，他向被“土匪”杀害的日本“亡魂”志哀。所有场合的仪式都是日本式的。
　　在1935年赴日本“国事访问”时，这位满洲皇帝在与日本天皇握手时，突然意识到右手上的手套，他绝望而急切地想扯去手套，但太紧了，一部新闻片记录下了这卓别林式的时刻。
　　这次备受“尊崇”的访问，在神户620名日本“比睿丸”船员万岁的呼喊中，溥仪“感动得两眼含满泪水”。
　　在现今伪满皇宫同德殿一楼的最东侧是一间日式房间，在整栋大楼的中国旧式装饰中显得异类。导游将这十几平方米的榻榻米视为日本人侵蚀毒害溥仪的罪证，“连卧榻之地都得日化，这个皇帝还能自主什么？”
　　研究员王庆祥毕生致力于末代皇朝的研究，他试图条分缕析地还原一个真实的溥仪，真实的伪满政权，“实际上溥仪与日本人之间，也有矛盾，这个傀儡皇帝亦尝试着在隐忍中有所作为。”
　　他用力最甚的是建立自己的武装，筹划“十万精兵入中原”。为此，私下出资派遣自己的亲信十余人包括他的弟弟溥杰，入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研究军事战术，以备他日之用。再者，将自己的贴身护卫队，共300人，加强训练，全副武装并试图扩大。
　　日本人瞧出了溥仪的心思，在一次游玩大同公园时，以中日军人冲突为由，解散了溥仪的护卫部队。
　　“这使溥仪心理上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对日本人的怨恨也日益加深，但已经于事无补了。”王庆祥说。
　　1938年后，溥仪几乎不曾跨出这讨厌的绿屋顶的伪满皇宫大楼，早先的幸福感一去不复返，恢复大清的梦想成为泡影。
　　在局促的皇宫里，他的亲随是一个小听差，一个绝望地染上鸦片瘾的皇后和一个十来岁的妃子。郑孝胥死了，罗振玉亦回到大连，溥仪很孤单。
　　惟一能做的就是弹弹钢琴，在畅春轩陪“读书”的子侄们喝茶下棋，偶尔会到同德殿里听15岁的福贵人李玉琴唱歌。
　　因为总害怕楼里布满日本人窃听和监视的机关，他甚至没有在同德殿里住过一晚，虽然这栋大楼专为皇帝办公和就寝所造。这已经是沉默中伪帝所能表示的最大抗争。
　　当年李玉琴总抱着的一个木偶娃娃，如今竟还静静地躺在同德殿里的沙发上，成为某种耐人寻味的隐喻。
　　地质宫：帝国的黄昏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并与伪满州国建立“外交”关系。对于这个当年刺杀自己父亲，决意“倒清”的敌人，溥仪此时更多的是同病相怜的感叹。这年6月，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日本之行，日本人藉此强迫溥仪放弃中国祖先崇拜的仪式和遵循的儒家学说，采用日本的官方宗教——神道作为伪满洲国的国教。
　　在归途的车上，溥仪“忍不住地哭起来”。溥仪写道，在“建国神庙”向日本天照大神祈祷，比亵渎他大清祖宗坟墓更令其羞愤，更令其厌恶。
　　为了抚慰伪帝，这一年，规划多时的新皇宫终于动工了，日本人提出以北京故宫为直接参照，总计占地52万平方米。
　　但溥仪已经无心浮华，他不停从外电广播中感受到日本帝国颓败的迹象。
　　1942年，溥仪最爱的妃子谭玉龄意外去世，他伤心欲绝。
　　第二年，新皇宫才浇筑了地下基座，便因太平洋战事的频仍戛然而止。连同德殿里的铜制吊灯都被征用为战略物资。
　　日本驻伪满洲国总司令山下奉文被召回国，在电话里哭着向溥仪告别，“这是最后的永别，此一去是不能再回来了！”
　　他在日本敢死队——“神风突击队”队员饯行的仪式上，第一次看到骄纵的日本士兵满脸灰暗，泪流双颊，甚至哽咽出声。
　　帝国的黄昏正收敛起最后一丝光线。
　　日，原子弹在日本长崎扔下的第三天，溥仪和弟弟溥杰以及部分宫廷人员离开了寄居13年的伪满皇宫，登上了驶往通化的火车。因为苏军的空袭，火车被迫改道至通化郊外的大栗子沟。
　　临走前，溥仪没有忘记将伪满时期所记之日记和拍摄之胶片焚毁，在大栗子沟，他又烧掉了余下的部分。
　　这成为如今溥仪研究里最大的资料缺憾，王庆祥研究员说，14年傀儡生涯里真正的溥仪或许已经没有了标准答案。
　　长春的伪满政权一夜之间倾颓，八大部里的伪满官僚们也早作鸟兽散。9岁的张绍兴放学回来，再也没有走进位于宽城区的“国务总理”官邸，他的父亲张景惠在败逃时甚至连儿子都不曾告诉。
　　日，在通化大栗子沟一处日本铁矿公司的日式住宅里，举行了一场几乎是超现实的仪式。溥仪最后一次用印，颁布退位诏书，在仓皇北顾中，结束了这场持续13年零5个月的赌博。
　　而3个半世纪以前，几乎在同一地点，与通化相邻的辽宁新宾，他的祖先满族领袖努尔哈赤招兵买马，向明王朝发起了挑战。
　　未竟的新皇宫在十年后重新启建，成为吉林大学地质学院的教学楼，名为地质宫。原先规划的52万平方米面积，现在是长春的文化广场，与新民大街上的伪满八大部大楼遥相对应，勾勒着一个傀儡王朝的落寞背影。(专家支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庆祥。文中部分材料参考自爱德华·贝尔《中国末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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