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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袁世凯：体味谋国者的雄才与悲哀 （一） &&
zyesheng 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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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谋国者”既有老成谋国之义，亦有谋国之人的意味。简言之，袁世凯其人，恰与三国时的曹操类似，于治世则为能臣，遇乱世则可为奸雄。而他人生的结局、选择，实则与曹操、刘裕、杨坚等人差相仿佛，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规律，他的未来也将是拨乱反正、一统中华，稳居一朝太祖的牌位。
不过，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而他又是一个旧派的人物，对于衰弱已极的老大中国，他看到了重建权威的必然方向，却没有利用诸如“训政”、“专政”之名新招牌的觉悟，把自己的路走绝了。如果他没有称帝、如果他能够更具政治智慧、如果他能看清当时的局势，甚至如果他能多活十年……
很不幸，历史没有如果。正因为如此，他在同盟会诸公的描绘下成了贪婪无比的窃国大盗，在人们眼中成了签订“二十一条”谋求称帝的卖国贼，在文学作品、乃至史学著作中成了出卖谭嗣同的小丑。尽管很多人说：“这些可以有！”我们仍只能遗憾地说：“这些真没有！”
史家袁伟时有这样一句话: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而袁世凯无论是孤身一人在朝鲜与日本交涉，还是在晚清宪政改革中敢为天下先；无不说明一点：这个人从行为上看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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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敌一国：袁世凯在朝鲜的戎马岁月
朝鲜和日本一样，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19世纪末期，日本明治维新，接受西方文化；朝鲜则抱残守阙，拒与西方接触。结果日本变法强大，而朝鲜仍故步自封。1864年朝鲜王哲宗去世，死后无子，乃立王族李g应之子李熙为王。李熙年幼，即位后尊生父g应为大院君。大院君有雄略，但极守旧，对日本维新极表不满，见日使穿西服，益觉不伦不类，遂下令断绝韩日两国通商，韩人与日人交往者处死。日人以为受辱，遂有“征韩论”。当时日人所顾虑的是朝鲜乃清朝藩属，所以屡次向清廷探问是否管理朝鲜的内政外交，清廷则表示不过问。日本经过多种方法试探，已摸透了清廷态度，遂积极安排侵韩步骤。
大院君以其内侄女闵氏为国王李熙立妃。闵妃通书史，好读《左氏春秋》，有政治野心，利用太后赵氏不欢喜大院君专擅的心理，怂恿闵奎镐、赵宁夏等与大院君的长子载冕合谋劝王亲政。大院君被迫交出了政权，于是闵妃乘机专政，朝鲜排外政策也为之改变。
日本在此以前曾因台湾人掠杀琉球人向清朝廷文涉，清朝廷答复非常含糊，不仅对台湾，对朝鲜也是一样，结果给日本政府一个印象，日本可以向朝鲜下手，乃于光绪元年（1875年，明治8年）以军舰侵入朝鲜的江华湾。第二年与朝鲜订立《江华条约》12款，其重要之点是朝鲜为自主之邦，系有与日本平等之主权。
闵妃当权后，国政更为腐败。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京城镇兵5000人，因粮饷久未发给，一再向政府哀求发饷，俱未如愿，兵民从而附和，大院君乘机鼓煽，遂发生兵变。七月初，变兵民众闯入宫中，欲杀闵妃。妃仓皇变服，携子逃至忠清道族人闵应植家中。变兵民众转袭日本公使馆，纵火焚烧使馆，日公使花房议质率馆员突围走仁川。大院君重掌政权，排斥闵氏。这时韩大臣金允植、鱼允中等正在天津，乃求援于直隶总督张树声，张乃派庆军统领吴长庆率海陆军渡海前往朝鲜平乱。由于这次变乱发生于壬午年，所以朝鲜史上称之为“壬午事变”。
吴长庆率军进抵韩京南门，分营屯扎，通知大院君来营答拜，由袁世凯暗中布置，阻止随大院君之护卫于营外。大院君入营与吴统领笔谈，即被清军捕捉，扶入肩舆，星夜送到马山浦，登军舰驶返天津。这时李鸿章已回任北洋大臣，遂命将大院君幽闭保定。
吴长庆复命袁世凯率兵入城捕捉东学党，且直扑东学党巢穴，剿平乱事，使韩王复位，并与日人和谈，订立《日韩济物浦条约》，由韩国惩凶、赔款、道歉、日兵保护使馆等。韩事平定后，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16字奖语，列袁世凯为首功，咨请李鸿章、张树声会奏请奖。九月初一，袁世凯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
一个人的成功决非偶然，他必需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成就，然后加上机会。
就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步点。世人以为袁从小站练兵起家，其实如果袁在朝鲜没有杰出的成就，清朝练新兵的责任就不会交给他，他不在小站练兵，光绪和维新党也不会选中他劝王，他没有谭嗣同要他勤王，就无法向荣禄告密而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所以朝鲜的成就是袁一生的开始。
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幕僚，武的就是袁世凯，这时袁的年纪不过24岁，可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作主，等于是今天的参谋长地位；文的事务则由南通状元张謇（季直）作主，等于今天的秘书长地位。
朝鲜壬午之乱后，朝鲜王李熙惩前毖后，立意维新。这时朝鲜的一切，全隶属于清朝北洋大臣，李熙获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同意，聘请德人穆麟德为总税务司，聘请清朝的中书马建常为外交顾问，同时拟请袁世凯为军事顾问，负责整军练兵。这时清军在韩并不驻扎在京城，而是扎营下都监，李熙乃亲自到清营拜访吴长庆，求偕袁世凯。吴不答应，韩王再三恳求，最后吴长庆只答应袁替朝鲜兼练新军。自此袁世凯不仅是驻韩清军的参谋长，同时还负责朝鲜新军的编练工作。
袁接受了朝鲜国王李熙的要求后，于是按照清军的规格草订制度，编选壮丁，又鉴于王室地位的孱弱，所以先建立国王的亲卫军，其次则组织镇抚军，以加强政府的地位。李熙对于袁世凯的一切施为极感满意，他敦请袁移居朝鲜的三军府居住，以便就近指挥和督练韩军。
壬午之乱，李熙的宠妃闵氏逃匿族人闵应植家，当时大家都以为闵妃已死，宫内并为闵妃发丧，后来乱平后闵妃才出来，韩王亲往迎迓，并宣告全国废除以前的丧告。闵妃是个险鸷弄权的女人，她美貌多才，李熙很怕她，也信任她。为了闵妃，李熙甘愿和自己的亲生父亲反目，也正因此才闹出壬午事变的大乱子，李熙父亲大院君被清军送至保定拘禁，可是李熙依然把一切大权都交付给闵妃，于是闵妃再度专政。
闵妃专政后，她的哥哥闵骏便担任首相，一切大权都落在闵妃兄弟手中。
清朝被迫在朝鲜抵日本本的压迫时，同时也在越南抵抗法国人的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中国的藩属，可是大清帝国逐渐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了，越南的中法军队已兵戎相见了两三年。因此，当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和法国在越南争斗已达巅峰时，清朝不得不作紧急的应变准备，集中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作战的老将，于是驻韩军统帅吴长庆便由朝鲜召回，用以担任防守辽东的重任，朝鲜的军务分别交给三个将领负责，由袁世凯接统“庆字营”，其余二将是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
在这期间，日本在朝鲜得寸进尺，拼命培植亲日武装力量，替朝鲜训练一部分新军，于是朝鲜便分为两大力量:一部分是原来亲日的闵妃和她家族，这时却和袁世凯极接近，变成了朝鲜内部的亲清派；一部分是“开化党”，以洪英植，朴泳孝等为首的亲日派；还有一小部分亲俄，以韩圭稷、李祖渊、赵定熙为首。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五日洪英植、朴泳孝等发动政变，拟先将清军高级将领一网打尽，借朝鲜邮政总局落成典礼，假邮政局设筵宴请袁吴张三将，打算即席扑杀。吴张洞悉其情不欲前往，袁则裹甲怀械先一小时赴席。稍进酒馔即告辞，牵朴泳孝手至门前，从容返营，使这一个暗杀行动胎死腹中；十七日洪、朴等又设筵邀闵妃侄闵翊，英美德日各国公使及中国商务委员道员陈树棠、税司穆麟德晚宴，日使不赴席，留日学生纵火并刀击闵翊，宾主哗散。闵翊避至穆麟德家中，袁世凯率兵二百前往弹压。到穆麟德门前，见到一个中国青年持枪守门，意气凛然，袁勒兵后退，两人互道姓名，才知这位青年是唐绍仪。唐字少川，广东中山县人，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由清廷派为税务帮办，这是袁唐订交之始，两人都惺惺相惜。袁入，见闵翊受伤颇重，具言是亲日的开化党所为，请袁速往救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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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党既发动政变，洪英植等入宫胁王移居别宫，并请日兵入宫护卫。国王、闵妃等被禁闭于景祜宫，老臣闵台镐、赵宁夏、闵穆等悉遭杀害，亲日派大权在握。这时袁世凯主张勒兵勤王，吴兆有主张先请示北洋大臣，袁认为缓不济急，乃分兵进援。袁为中路，吴张分左右翼，从王宫敦化门入，日兵曾据王宫狙击，终被袁兵攻入。这时洪、朴等劫韩王逃北门关帝庙，袁遣茅延年迎王入清营。洪英植等再三阻止，吴张二将亦赶至，韩王遂被清军迎入下都监清国兵营。袁往谒，王泣诉洪、朴等逼其更衣赴日本，恰遇清军攻入王宫始获免，但仍为洪、朴等劫掠，若非清兵来救，真不知下落何方。一边说一边流泪，情辞哀切。日使知事已败露，乃自杀焚于使馆，率兵出小西门前往仁川。亲日派断发变服，逃往日本。
由于韩王在清营中，袁世凯遂代主持内政、外交、军事，后来韩王回宫，亦邀请袁入宫护卫，居住偏殿，和国王仅隔一墙，朝夕晤对。这时袁只是一个26岁的青年。韩大臣每日必会袁议事，听其指挥。不久传说日军大集仁川，袁乃和吴兆有、张光前商议，分兵扼守汉江和护卫王宫。
在这个回合中，清朝和日本在朝鲜的竞争，由于袁世凯的果决，而占了上风。
日本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而清朝对朝鲜的政策则是摇摆不定，所以袁世凯虽在甲申事变中占了上风，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国际问题要讲力量，当日本在朝鲜屈居下风以后，它便积极布置，陆续增兵，同时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应负甲申事件的责任。在这时候，清廷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不拟和日本再生麻烦，且以袁世凯官卑职小，此次在朝鲜闹出的事情，事先并未禀报朝廷，所以对袁并不太谅解，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抗议后，清廷乃派吴大⑿厥沟匠世吹鞑椤Ｎ獯衔崞粜贫耍曰姑挥衅舫叹痛蛩惆言鹑瓮耆弥钤揽⑾蛉毡拘蛔铩
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三日吴、续两大臣抵朝鲜。十七日晋谒朝鲜王，转达清廷意旨，由于中法失和，清廷不拟和日本紧张，所以劝朝鲜忍耐。同时吴、续两大臣并命令袁世凯把驻守王宫的军队悉数调回本营。日本见清廷软化，态度更趋强硬，得寸进尺。日本公使井上馨率日兵千余进驻西门外京畿道，另带卫队200人入宫，日韩洽商议和，日方提出五条苛刻条件，但朝鲜对外事务属于清朝政府，所以日韩的谈判转变成中日谈判，谈判地点亦转至中国天津。
中日谈判朝鲜事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八日举行，清朝首席代表是李鸿章，代表是吴大托毡救ù硎枪诖蟪家撂俨┪摹⑴┥檀蟪嘉饔拥馈Ｌ概写佣率呷湛迹寥滤娜战崾槎ㄌ蹩钊:（一）四个月内中日尽撤驻韩军队；（二）中日两国均无庸派员教练韩兵；（三）遇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派兵赴韩，应先互相照会。
从这次条约中可以看出日本已取得和清朝在朝鲜的同等地位。
《江华条约》使朝鲜自认非中国属国；《天津条约》则使清廷自认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同时日本因此取得和中国同等地位，当时官吏的愚蠢，真是痛心之至。
袁世凯变成了这次事件的罪魁，大家都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他看到朝鲜局势的任人宰割，非常痛心。原来他在朝鲜期间，曾多次上书给北洋大臣（朝鲜事务属清北洋大臣管辖），他认为朝鲜终必有大乱，韩王庸懦无能，所以建议朝廷选派一个监国代朝鲜王执掌政柄。这时的北洋大臣是李鸿章，他虽然同意袁的意见，可是他正苦恼于中法和议未定，怕在朝鲜出乱子，所以把袁的建议搁置。袁世凯继续上书痛切陈言，但仍未见采纳。
这时刚巧遇到袁的嗣母牛氏生病，袁乃要求请假回籍，所以他便和来韩查案的吴、续两大臣一同返国。这是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的事。他在天津谒见李鸿章，再把他的建议上达，李仍不接受，他只好要求请假两个月，返回陈州府了。
清廷既然把自己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分了一半给日本，这与袁世凯企图更深一步控制朝鲜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其实朝鲜仍然把中国当作宗主国。当时朝鲜想增兵三营，要求北洋大臣仍派袁世凯前往练兵，可是清廷既已与日本签了条约，所以自然不会同意，而袁世凯这时则已回家乡休假了。
最可笑的，是清廷对朝鲜的统驭既没有原则，又没有目标。举例来说，在朝鲜壬午年以前，亲华派是大院君李g应，而亲日派是闵妃和她的家族，可是吴长庆率兵到朝鲜来时，竟助闵妃平乱，诱缚大院君至保定拘押。甲申年中日在朝鲜互争雄长，这时闵氏一家都是亲华派了，照理清廷就该全力支持闵氏，可是清廷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却又主张释放大院君回韩。大院君被清廷押禁了许多年，内心当然仇恨清室，闵妃和大院君是仇人，这时见清廷又要送大院君回韩，自然也对清廷失望。
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天，清军由朝鲜撤退回国后驻戍旅顺，这时北洋大臣正计划护送大院君回韩的方法，因怕闵妃一系的韩人抗拒，当时定计遣水军提督丁汝昌和总兵黄金志、王永胜、张绍华、黄建`等率领水陆两军押送。但是外间流言甚多，认为清军变相返韩，日本也以此质询清廷。李鸿章深感焦灼，乃决心召袁世凯至津，准备令袁负责押送。袁至天津，李鸿章口授方略，指派为护送专使。八月十二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释放大院君李g应，并遣送回国。十九日袁世凯和大院君由大沽上船，分乘兵船两艘，鼓轮东驶，过烟台、旅顺，廿五日抵达朝鲜的仁川。
在朝鲜方面，闵妃这一派对于清廷送大院君返韩一事极为不满，闵妃竟逼使韩王拒派官吏前往迎接。袁世凯上岸后下榻中国行馆，同时分别照会各国兵船和领事，往复酬应，一面指责朝鲜政府无礼，竟不前来欢迎。第二天，朝鲜才派官吏和内侍来侍候。廿七日，袁世凯和大院君抵达韩京，韩王设幕南门，亲自迎接，于是大院君回韩的任务袁世凯总算完成了。
这时，在朝鲜又有新的酝酿，那不是日本而是俄国。俄驻韩公使威巴在袁世凯抵韩的先一日前往韩京，商谈条约要求陆路通商，同时以俄人来训练韩兵，保护韩国。替俄韩牵线的是总税务司穆麟德。穆麟德是德国人，但系清朝北洋大臣派遣来韩的，因其善弄权术，所以李鸿章撤去其职务，改以美国人墨贤理继任。穆挟恨投效闵妃，自称有拒大院君之策，并拉拢帝俄介入韩事。闵妃派穆在典圜局工作，月薪300元，可以自由出入宫廷。袁抵韩后洞悉其情，立即压迫韩王遣走穆麟德，俄韩的勾结遂告中断。袁世凯后来回天津复命时，李鸿章对于袁的应变之才大为赏识，袁之获李特别提拔，便是由此开始的。袁无形中也变成李对朝鲜问题的王牌了。这时北洋大臣奉到上谕:“庆军驻韩四载，前年乱党滋事，镇抚一切，因应机宜，尚称妥善，着择优保奖”。恰清廷驻韩商务委员陈树棠，称病请假，李鸿章乃奏请袁世凯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委袁世凯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袁奉委后，乃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初七启程再度赴韩就任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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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这次来韩，是第三次，又是这一年中的第二次，可是他这次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与以前相反，他前两次都是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强权，现在则是纯粹外交人员，虽然也需用武力作后盾，但是主要是杯俎折冲。
在这时候，清朝在朝鲜遭遇到的对手，不只是日本，还有俄国，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也想插手，因此袁世凯便展开一幕激烈的外交斗争。朝鲜内部的亲俄派以金嘉镇、郑秦夏为主，韩王也被说动。金、郑等私通俄国，愿受俄国保护，愿签约使俄国在朝鲜和中国地位一样。清廷获悉，令北洋大臣饬袁调查。袁已知韩国有秘密文件送至俄国，求俄保护，乃召韩国诸大臣至袁办公处询问。韩臣驰告韩王及王妃，王及王妃甚恐惧，乃派议政大臣沈舜泽、金宏集等先后诣袁谢罪，解释投俄事王廷俱不知，乃小人伪造，于是捕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等治罪，而俄国公使亦不承认有密约事。
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美国人福久和韩臣洪英植、金玉均、金良默、郑秉夏等勾结，酝酿使朝鲜自主。袁世凯获悉，乃托病赴仁川，表示沉默抗议。韩王对袁的抗议深感不安，派近臣驰往慰问，并由朝鲜外务部照会美国公使，饬福久回美。这时福久和美籍总税务司墨贤理共商促使朝鲜借款开矿，而闵妃族兄闵翊，则向韩王建议认为中国最怕欧西各国，倘朝鲜能直接与欧西各国通往来，则中国必不敢强迫朝鲜。于是决定派朴定阳为赴美全权大使，派赵廷熙为赴英德俄意法各国特使。袁世凯获知闵翊的阴谋，即拟拘捕押赴天津，同时以朝鲜外交无自主权，不应直接派使出国事诘责朝鲜，朝鲜则以“使者已启程”来应付。袁这时乃要求朝鲜尽速召回特使，并派大员至中国谢罪，朝鲜政府公然不理。清廷退而求其次，要求朝鲜的特使到达出使国时，先赴中国公使馆报到，由中国公使e同访谒，朝鲜方面依然置之不理，而对袁世凯则虚与委蛇。
这段期间可说是袁世凯办理对韩外交最艰苦的一个时期。朝鲜受中国文化薰陶最久。举例来说，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在中国全部采用清历，但在朝鲜，除了官书用清历外，普遍的民间记载却以崇祯甲申后第若干年为纪，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不幸的是，清朝政府饱受列强的欺侮，已是焦头烂额，所以在对朝鲜问题的处理上，举棋不定，因此朝鲜内部便产生了很多主张脱离清朝自寻出路的主张。在这期间列强也在朝鲜勾心斗角，袁世凯担任对朝鲜外交和商务的重责，实在是很艰苦的。
这时他再度上书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献议对朝鲜问题处理的策略，上策是:“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他的建议应该说是针对朝鲜的困难所作的良策，可惜那时清朝政府除了李鸿章外，大都是庸懦愚昧，对于他的建议便搁置不问。
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朝鲜便开始蜕变，除了前述的派遣全权大使赴美国和欧洲外，还准备以关税作押向列强借款，朝鲜的外交和关税原来归中国管理，因此朝鲜这样作法，等于是对中国宗主权挑战。当时天主教势力深入朝鲜，守旧派对天主教反对得很历害，煽动人民说天主教徒烹食小儿，由此遂激起民变，攻击教堂，殴杀教徒。俄法美日各国均调兵自卫，袁世凯亦调水师入京城。韩王忽然宣布邀请俄法美日四国的军队入宫保护，这一举措简直是给清朝政府严重的打击。袁世凯一方面请北洋大臣郑重诘责韩王，一方面促请韩王左右的亲华派劝阻韩王，这时美俄两国驻韩公使都把袁世凯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阻碍。第二年朝鲜派赴美国的全权大使朴定阳返韩，韩王拟派朴定阳外务大臣，这等于宣布外交的亲美路线，袁世凯倾全力反对，可是闵妃则一心一意要实现朴任外相的计划。袁世凯曾请韩臣郑秉夏去报告韩王说:朴定阳是清廷所绝不同意和容忍他出任外务大臣的，请韩王悬崖勒马，不可听小人之言，影响大局。袁知道闵妃在这件事情上最坚持，他无法劝她，乃找到一位闵妃的救命恩人洪在义，请洪去劝阻闵妃，总算达到了目的。至于朝鲜政府企图收回关税的打算，是受到列强的鼓励，以为可以用关税作抵去借外债，因此自行撤换总税务司。这种种迹象显示朝鲜在蜕变，而列强则利用这些情势得寸进尺。
光绪十六年（1890年）朝鲜的赵太妃去世。赵太妃是前王昭宗的皇妃，死时已80岁，她经历了朝鲜四个朝代，代表朝鲜的旧传统，倾心归向中国，很得韩人的爱戴。闵妃虽擅权，但碍于老太妃，还不敢放肆，赵太妃一死，闵妃遂更为猖狂了。她感到自己的丈夫没有定见，时常在和大臣讨论国事时，听从大臣的意见而和她的决定相违背。因此她认为最好能使国王不听政，由她一人擅权，才可为所欲为，因为她最怕的是国王和他父亲大院君重新合作，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和谁接近就听谁的话，所以她尽一切努力阻止大院君父子接近。她对国王说:“赵太妃等于是你的母亲，你应该守孝，不宜亲政，也不必接近大臣。”国王是怎么说怎么好。便乖乖地接受闵妃意见，真的足不出户在宫中守孝。自此朝鲜国事，无论大小全由闵妃作主。闵妃一方面主持政务，一方面把重要的职务完全交给亲信的人接任，倚赖亲信闵周镐，起用已罢黜的朴定阳。原来朴定阳，是袁世凯最坚持要罢黜他的，袁的本意不足罢黜他，还要求朝鲜当局重惩他，由于闵妃维护，乃以永不委任朴定阳担任外交职务为折衷条件。这一宣布才几个月，闵妃又起用朴担任政务。国王也许是在深宫闷得大慌，因此大病一场，闵妃并不为自己丈夫生病而忧愁，反而感到自己可以独断独行而高兴。
清廷接受了袁世凯的要求，对于赵太妃的丧事，给以隆重的祭奠，派遣特使前往唁问，袁世凯抓住了这个机会要求韩王一定要亲自郊迎，以消除外边的谣言。袁这一举措的目的是在重振中国的宗主地位，这时美、俄、日等国公使透过韩臣劝国王只应在宫内接见清使，国王这次倒是有了主见，亲自前往郊迎，礼仪非常隆备，使列强各国为之侧目。
光绪十七年（1891年）袁世凯的嗣母牛氏病危，袁得急电乃请假回籍，李鸿章命袁举荐代理人，袁推荐唐绍仪。唐这时担任龙山理事官，袁给李鸿章的电报说: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通晓韩情，可当大任。李鸿章批准了袁的要求，于是袁世凯乃兼程返里。他回到乡间不久，牛氏逝世，乃请假100天在原籍服丧。
袁世凯销假赴韩已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这时俄人计划从俄境海参崴铺设铁道到韩境元山，日人拟包办由釜山至京城的电线，并建议中国主办义州至京城的电线。唐绍仪反对得很激烈，袁世凯返韩后也完全支持唐的主张，坚持朝鲜的电政是中国主权，不允分割，终使俄、日打算落空。这时朝鲜国库空虚亟需贷款，袁乃命旅韩的粤商同泰顺承办借款20余万给朝鲜，由朝鲜关税中分年偿还本利，禁止朝鲜再以关税去抵押其他债款。
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灭亡的命运已至不可避免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朝鲜又出了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起义给日本造成一个夺取朝鲜的机会，也促成中日的甲午战争，对于东方近代史，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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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学党是一种半宗教性的会党组织。什么叫做东学党呢？它是合儒释道为一体的东西，它是朝鲜保守旧势力对抗西方势力的一种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既然是对抗西教，所以自号东学。它的酝酿经过了若干年，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开始并不叫做东学党，直到一个崔时亨的人出来替天行道，东学党才盛行朝鲜。崔时亨是朝鲜全罗道东阜系人，自号“纬大夫”，摘选佛老断章片句，自成一家，辗转传授，信徒日多，饥民揭竿相从，公然要攻城略地。朝鲜政治腐乱，财政困难，军队粮饷不发，当然无心替王室作战，崔时亨率领东学党乘机起义，占领了全罗道，转攻忠清道，所向无敌，气势很盛，在全罗道有兵团千余名悉数被歼，韩廷派遣洪启薰率兵进讨，兵将都不用命，韩廷中有大半数主张请袁世凯代为征讨。袁认为必须依条约邀日本共同出兵，所以一面电北洋大臣陈述意见，一面为韩廷划策，建议用兵方略。怎知这时朝鲜民心士气都已失尽，兵不听命，将皆丧胆。北洋方面获知朝鲜东学党起义，乃派兵船一只，载精兵二三百人登陆仁川，另派提督叶志超率一千多人为后援，可是日本兵舰已载日兵七千余分向仁川、釜山登陆，在所有战略要地布防。东学党见中日均有大军到临，遂纷纷作鸟兽散，中日远征军均未发一枪一弹而东学党即已溃散。乱平后日军仍驻扎各重要地带，袁世凯看出日本别有用心，因此亲往访晤日本公使大鸟，对大鸟说:贵国大兵已至，中国先头部队虽少，继续还有大军增援，现在乱党已平定，中日两军如留驻朝鲜，可能因细故而生隙嫌。万一发生事端，必导引欧美各国派兵来韩，这样一来不止是朝鲜的灾难，亦对中日两国均不利，为今之计不如贵我两国同时撤兵。大鸟则对袁答复说要把袁的这番话报告日本政府，其实这不过是拖延策略。
清廷运兵至朝鲜的军舰名济远舰，管带（即舰长）方伯谦率舰泊仁川港口，见日本军驻仁川的一天比一天多，深恐万一发生纠纷众寡不敌，为日军所乘，因此通知袁世凯后径行移船先去。清军一退，朝鲜京城和仁川到处都是日兵，中国旅韩商民纷纷迁避。日军咄咄迫人，袁世凯坐困朝鲜。他奉李鸿章的命令是继续敦促日方撤兵，可是在那种情形下，日兵如何会撤呢？袁因此密电北洋，请急调南北洋水师来援，同时集中陆军驻防东北，以应缓急。并且请欧美驻华使节出面调解，可是一切都太迟了，日本抓住了这个机会，决心吞吃朝鲜，即使与清朝一战也在所不惜。
日本在朝鲜既不理会清廷要求同时撤军，相反的还陆续增兵挑衅，而在国际上则由外相陆奥重光提出一个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日本这个企图是看准了中方不会接受日本在朝鲜和中方站在同等地位共管朝鲜，只要中方不接受日本提议，日本便找到了翻脸的机会，借此独断独行。
果然，清廷的答复依然还是要日军先撤出朝鲜才有谈商的余地，而日本则厚着脸皮，横蛮地坚持先要讨论改革朝鲜内政问题，待这个问题有了具体结果，才能撤兵。
清政府中有头脑应付中日问题的，只有李鸿章一人，李鸿章当时应付国际局势的策略是“以夷制夷”。这个策略不一定是最好的策略，但在当时的情势，也只有这一着棋。所以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向清廷摊牌，李鸿章知道无法与日本诉诸战争，乃转而希望用俄国对付日本。因为俄国对朝鲜也有兴趣，也已插手，自然不愿见日本占有特殊利益，因此李鸿章便透过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希望帝俄出面干涉，或由帝俄联合英美法意各国，制止日本的野心。可是这时日本也向帝俄及欧美各国积极活动，解释日本的目的是在改变朝鲜的现状，清除朝鲜的反动势力。各国鉴于朝鲜排外分子的过分顽固，对于日本的话也能接受，同时日本并向帝俄保证它对朝鲜没有领土野心，决不侵占朝鲜领土。这样一来，李鸿章所凭借的一张王牌便打不出来了。当中日面临决裂，李鸿章一再催促帝俄出面干涉时，帝俄的回答是:“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本撤兵，不能相强”。于是李鸿章想透过国际干涉以阻止日本在朝鲜的野心这一计划便落空了。
对于在朝鲜所发生的中日纠纷，清廷上下都很激动，愚昧的清廷朝野面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进步竟是茫无所知。大家觉得若干年来受够了英法等国的欺凌，一股怨气无处发泄，如今还要受东洋小鬼的气，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当时主张对日强硬，对日宣战的呼声高达沸点了。
了解当时清军无法和日军一战的，只有李鸿章。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袭台湾起，就主张以日本为假想敌扩充海军。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海军经费就被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以作西太后晚年休憩游乐之地，海军从此即未添置新舰。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前六个月（1894年2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请求改装铁甲船镇远与定远上的大炮，需银61．3万两，可是海军衙门一文不名。这年四月李鸿章主持海军大校阅，发现中国的海军全无新舰，既无法和英美法俄的海军比，也无法和蕞尔小邦的日本比。对日作战需要海军，海军既然如此，怎能宣战呢？
当清廷对日本和战的争论还未一致，日军已大举进驻朝鲜了，袁世凯一再向李鸿章请示方策，李鸿章所能指示的也只是命袁谨守岗位，引据条约促日本撤兵。除了这样指示而外，毫无实际支援。可是弥漫整个中国的，是一片战争的呼声，因此袁世凯致电北洋大臣，他坦直地说:“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韩的使署人员，世凯以一身报国，无所b畏，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
袁世凯这时的处境的确很艰难，因为东学党人对袁不好，认为袁帮助韩政府对东学党强施压力，主张用兵，所以在东学党高涨的时候，一部分党人竟想暗杀袁世凯，使得袁在这一期间不敢出使馆大门一步，使馆等于被禁困，柴米油盐都很缺乏，许多职员看见情势不佳，都托故潜遁。等到日兵大举入韩，东学党虽已敛迹，可是朝鲜的亲日派拥大院君出场，朝鲜的亲日派当然是反袁的。大院君不忘旧仇――当年壬午之乱，袁助吴长庆捕捉大院君送至保定一段住事，因之恨袁入骨。而日本巴不得利用朝鲜人把袁除掉。迨日兵进占朝鲜京城后，遂公然派兵架大炮于袁世凯的使署前，炮口指着使署，于是朝鲜京城内外谣言纷起，人心惶惶。
袁被困在朝鲜使署，幸得他在朝鲜所娶的第三姨太闵氏力予照应。袁在家乡已娶元配于氏，其后又在陈州讨过一位二姨太，在朝鲜时期，由唐绍仪的介绍，娶了这位朝鲜佳丽闵氏。这位闵氏夫人得侍清朝的钦差大臣，自也满心乐意。当东学党起义，袁处境危难，心情也十分恶劣；由于袁少年得志，在朝鲜一帆风顺，一旦遇到逆境，实在很烦恼。闵氏夫人侍袁体贴照料，尤其因她是朝鲜女子，出入使署不受人注意，所以袁对外的连络便多借助这位如夫人了。
袁的处境不知是李鸿章不知道，抑或李鸿章不关心，当中日两国已面临最严重的关头，加上朝鲜亲日派和大院君宣称要砍袁的脑袋的时候，李鸿章仍旧对袁的进退不作决定，袁虽多次电请北洋指示进退，亦没有结果。这时袁乃求助于张佩纶，张正在天津，乃把袁的处境详详细细地报告李鸿章，李这才决定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召袁世凯下旗归国。
清廷根据一项事实召袁返国――那是由于日军进占朝鲜京城后，亲日派在日军支持下进据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一项声明:不承认朝鲜是大清的属国，宣布朝鲜已独立自主，废除中朝之间的一切条约。
袁世凯在光绪廿年（1894年）六月十五日下旗归国，离开曾得意了12年的朝鲜。他的职务由唐绍仪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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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中国近代陆军之父
提起小站练兵，熟悉中国近代史的可以说无人不知。小站位于天津津南区，这里不仅以袁世凯曾在此练兵而出名，并且还以盛产驰名中外的小站稻而出名。由于这里水网密集，稻谷飘香，鱼肥蟹美，过去有“小江南”之称。然而，李鸿章督直以前，这里却是不生稼禾的盐碱荒地。
小站之名的来历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俗称火烧望海楼事件），不久，李鸿章接替了崇厚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到天津后，感到天津作为京畿之地，又地处海口，加强防务非常必要。于是于同治十年（1871）年，将驻扎在陕西的淮军盛字军（老盛军）调到青县的马厂驻防。同治十二年（1872）年，为加强近海地区防卫，李鸿章又命盛字军统领周盛传在津南地区的新城修筑炮台。炮台筑毕，为方便马厂与新城炮台之间的联系、往来，盛字军又修筑了一条长约70公里的马厂至新城公路。公路沿途每5公里设一小站，10公里设一大站，共设了15个驿站。光绪元年（1875年）周盛传将其盛字军除马队外，其余各营移师至津南新城附近的潘永安坟地小站以北，在这里安营扎寨，先设立了“亲军营”，随后以“亲军营”为中心，按矩形方阵修筑了18个营盘。这些营盘与新城炮台遥相呼应，南扼歧口，东控大沽，形成军事要地。潘永安坟地的小站因此也名声鹊起。现在小站已成为天津津南地区三大名镇之一。
盛字军小站初练兵
周盛传的盛字军在小站驻扎时，一方面大量垦荒屯田，另一方面加强训练军队。
周盛传驻扎小站时期，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大兴洋务运动时期，天津机器局在李鸿章的督办下，能生产西式洋枪洋炮和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粟色火药。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在积极筹办北洋水师，并在大沽建立“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营务处。在这种背景下，周盛传的盛字军作为李鸿章的“亲军”，当然更要率先垂范，采用新法训练军队。周盛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一改旧式训练方法，购进洋枪，按洋操洋典进行训练，并参照西方训练条例制订了《操枪程式十二条》，对新式洋枪的使用、维护等做了明确规定，使训练趋于一致，受到李鸿章赞许。李鸿章下令将盛字军的训练条例刊发北洋各军统一执行。同时又从淮军现役官弁中选拔7人，随德国教官李劢协赴德学习水陆军械技术，以3年为期，回国后分拨各营教练。
当时盛字军在步兵训练中已由冷兵器时代的大方阵，改为能适应热兵器作战的“散星阵”；马队训练一律仿照西式骑兵阵式操法，依阵图进行训练。在冬训中对“枪炮有准者”发给五品、六品功牌。李鸿章在检阅盛军时，周盛传挑选出精壮兵勇参加 “悬靶考试”， 对300步能五枪全中者赏银50两。光绪十年（1884年），李鸿章请来一批德国教官来中国任教，德国教官李宝在检阅了盛军的训练后颇为满意，认为操法大同小异，稍适变通即可。 光绪十一年（1885年），周盛传病故，由其弟接统盛字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盛字军奉调丹东，在战争中全军覆没。
清政府为表彰和纪念周盛传开垦小站的功绩，在小站镇会馆村建立了周公祠，现在周公祠已成为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小站练兵的背景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刺激了中国朝野上下，谁也没想到一个泱泱大国会败在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手中，真是奇耻大辱。当时很多以科举求进身的知识分子感到读书已不能救国，因此纷纷投笔从戎，一改重文轻武为弃文经武。朝廷中很多大臣也认为中国战败是军队技术、装备不行，要以西方新式装备武装军队，重新训练军队。于是，清廷星如火急招募兵勇，这样，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和以左宗棠为首的毅军应运而生，成为清廷精锐之师。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这些军队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饕餮空额、扰民有余等等，因此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这些军队在战争中全线瓦解，溃不成军。清政府这才感到再不训练出几支能征善战的新式军队，统治就难以为继。1894年11月，清政府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 为督办，庆亲王奕，为帮办，翁同和、李鸿藻、荣禄等人为会办，开始着手编练新军工作。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
袁世凯是一个靠心计、手段和权术起家的人。当年由于其叔祖袁甲三对后来成为山东提督的淮军名将吴长庆有恩、袁世凯在乡试落第后投奔了吴长庆，随军进驻朝鲜，在那里前后待了12年。这期间他参与了镇压“壬午兵变”，帮助朝鲜政府编练了新军，并出兵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等等。 这12年中袁世凯虽有种种劣迹，但也赢得了勇敢、果断、知兵、足智多谋等赞誉，因此提升很快，并受到李鸿章的赏识，李认为袁世凯是“后起之秀”。淮军作为李鸿章的军队，自然受到李鸿章的格外重视，袁世凯正是看准这点，积极投靠李鸿章，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袁世凯言必称“李北洋”“李中堂”，甚至越级直接向李鸿章请示汇报。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感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而一旦战争爆发，中国难以取胜，于是向李鸿章提出回国养病，并得到批准。但袁回国后只到天津与李鸿章见了一面，就赶往北京打探消息。此后袁世凯感到李鸿章已年过七旬，在将要爆发的中日战争中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另找靠山。而此时西安将军荣禄正奉慈禧太后之命来北京参与编练新军事宜，于是袁世凯使出浑身解数向荣禄大献殷勤，荣禄此时也恰巧需要一个懂军事的人才作帮手，两人一拍即合。袁世凯将自己在朝鲜时办理军事、外交的情况以及与李鸿章往返电报等，工整抄写若干份，编辑成小册子分送朝中贵胄，还将别人编译的西方兵书署上自己名字刊行，并送荣禄指教。他还经常给荣禄、李鸿藻等人写信，报告军情，议论战局，受到李鸿藻等人的赏识，就这样，袁世凯成为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最佳人选。
袁世凯小站大练兵
1894年冬，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胡 芬收编淮军残部，并招募新兵4750人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胡将这些人编为10个营，命名定武军，编练工作刚开始不久，清政府又命胡去督办津芦铁路，因而编练大员告缺，不得不重新物色人选。“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翁同和联名保举袁世凯担当此任，并说袁朴实勇敢、晓畅戎机、颇有声望等等。同年12月，清政府颁布上谕，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袁世凯到小站后，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7250 人。分步、炮、工、骑四个兵种，以步兵为主，步兵分编为两翼，左翼辖两营，右翼辖三营，其余炮、工、骑兵各一营。营以下编制为队、哨、棚、相当于现在的连、排、班。
袁世凯深知靠他一个人的力量练兵是远远不行的，就请来老友徐世昌帮忙。当年袁世凯在陈州仰山堂读书时，结识了穷秀才徐世昌，两人结为好友，并拜为把兄弟。后来徐进京赶考，袁世凯还赠送了盘缠。此时徐世昌已飞黄腾达，成为翰林院编修。当袁世凯请徐来小站练兵时，徐立即放弃了翰林院高官来到小站，以报当年袁世凯之恩。同时徐世昌也深知在“整军经武”的形势下，文官前途不大，弃文从武方能腾达。徐世昌来小站后，袁世凯给他封了个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头衔”这个古怪的名字是袁自己想出来的，实际就是参谋长。 徐虽为文人，不懂军事，但他足智多谋，在小站练兵中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袁世凯还请来另一位老朋友唐绍仪当军中文案，相当于秘书长兼外交处长，袁唐是在朝鲜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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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编练新式军队，就得有懂新军事的人。为此，袁世凯请他的老朋友荫昌为他举荐人才。荫昌曾担任过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该学堂是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是中国第一所以西式兵法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荫昌推荐了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梁华殿和王士珍二人来小站，可梁到任不久，在一次夜操时失足落水身亡。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冯国璋和段祺瑞二人。
冯国璋毕业后留校当教习，但他不安于位，投身于聂士成的武卫军，并参加了甲午之战。战争结束后他到驻日公使馆当武官，考察了日本军事，回国后将自己编写的关于日本军制的兵书进呈聂士成阅览。聂士成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正急需人才，于是将冯国璋的书转给袁世凯，袁看后大喜，将冯调到小站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
袁世凯之前，在小站练兵的是周盛传
段祺瑞于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到威海卫炮兵学堂任教师。袁世凯将其调到小站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王士珍于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中带学生入朝参战，后在聂士成军中供职。袁将他调小站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到小站后成为袁世凯练兵的重要助手，以袁世凯署名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一书就出自他们三人之手。这三个人后来被人们称为“北洋三杰”。这个说法的最初来历。据说是一次德国教官在阅操时，看到三人带兵训练时的情景，于是挥鞭一指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后来人们又以各自性格将这三人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除此三人外，袁世凯又陆续调来一些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李纯、陆建章、鲍贵卿等等。这些人懂新军事，成为小站练兵的重要骨干。另外，袁世凯还从旧军队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到小站练兵。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人。 这些人头脑简单、盲目服从，忠诚可靠，对于袁世凯想把北洋新军培养成一支忠于自己的部队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
小站练兵的特点
袁世凯为编练好新建陆军。确实动了一番脑筋。他深知旧军队的陋习和弊端，因此首先从兵源方面抓起。他在招募新兵时一改旧军队的方式，要求所招的士兵是年龄在20岁左右的农民，身体强壮，朴实。老弱病残、吸食鸦片、娇生惯养等人一律不要。他认为:一是当兵要有强健的身体，要能吃苦。二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听话好管理。
在练兵思想方面，袁世凯采用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建制、战术、技术和操典。由洋教官进行训练。训练中结合中国实际，制订了《练兵要则》，《营制》，《饷章》等。徐世昌还根据西方军事理论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新建陆军操法详晰图说》，让不大识字的士兵一看图就能一目了然，参照图画进行操练。后来在徐世昌主持下，还陆续出版过《战法学》、《战略学》、《陆战新法》《德国军政要义》、《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等军事理论书，掀起了学习研究西方军事理论的热潮。
袁世凯编练新军采用的是西方军队管理方法，制订了很多规章制度。最初是由洋教官提出基本训练29条，袁看后认为非常重要，要求官兵必条条留心，不可偷懒。以后在训练中逐步制定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如《操场暂行规定》、《出操规则》、《打靶法式》、《将领督操》、《行军暂行章程》等，这与旧军队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在训练方法上，袁世凯要求一是先官后兵，按级施教。他把一些有文化的士官选送到随营学堂进行培训。结业后将这些人分到各营逐级训练。二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新兵入伍先进行3个月基本训练，主要是单操、队列和体能，然后再持枪操练，最后是训练实战动作要领。三是先分后合，由简入繁。袁世凯将旧军队“五五”建制改为队、哨、棚三级建制，先以棚为单位训练，然后逐级合练，最后是对抗演习。四是严格要求，赏罚分明。在训练中对吃苦耐劳、纪律严明、动作达标者给予奖赏，对未达标者由督操官留下加操，对训练不力或违犯纪律者严加惩办。
为了显示新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同时也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培养官兵绝对服从的意识，袁世凯一改旧军队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几乎都能叫出名字，并了解他们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用其所长。他还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有一次要阅兵时下起大雨，有人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不能”。为了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和效忠思想，徐世昌还编写了《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使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大加赞扬，回京后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他认为“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1898年，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也大加称赞。其他朝廷要员在观看了小站部队的操练后，对新建陆军也有很高的评价，说:“一举足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作为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小站练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和将领，加速了旧军队的淘汰，对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二是为北洋军阀政治集团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后来的北洋政府历任总统、执政，除黎元洪和张作霖外，都出自小站练兵。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很多人也出自小站练兵，如唐绍仪、赵秉钧、王士珍、靳云鹏等。自袁世凯1912年担任民国大总统以来，至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十几年，成为近代中国政坛逞雄争霸最为眼花缭乱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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