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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耕田去 歌词
歌手:张峰奇
所属专辑：张峰奇创作辑Ⅱ 婉君表妹
歌曲:爸爸耕田去 mp3
《爸爸耕田去 张峰奇》歌词
歌词出处:5nd音乐网
被夕阳拉长长的影子像爸爸最常说的故事内容很待别而且真实说农庄如何改变了历史被爷爷叫起床的孩子被锄头磨破皮的手指每滴汗流的认真老实说老爹如何写下了历史天空有没有熟悉的一道彩虹回想到过去日子要怎么过挑起扁担扛起锄头望着老家屋顶的红砖头耕田的村庄残留着香夕阳余晖残缺的美老爹的锄头颜色很灰虫的叫声响入黑夜很待别music老爹又说起他童年故事只有地瓜可以填饱肚子缺角的饭碗没有菜香空空的米缸看不到天堂年幼的心灵小小的身子提起沾满黄泥巴的脚趾大步大步向前迈进稻田一步一锄头弯腰努力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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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麻城旅游攻略，想要到麻城看杜鹃花，到麻城杏花村，到麻城烈士陵园旅游观光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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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有一篇新华社<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9" Month="5" Year="年5月9日播发的《李井泉同志生平》（以下简称《生平》）。这篇两千多字的短文，对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一生”做了全面的介绍，在万千读者面前树立起了一位“高风亮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大形象”。<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30" Month="10" Year="年10月30日，李“诞辰100周年”来临之前两天，纪念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高调举行，人大系统内的一位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出席（但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常委均未露面，颇耐人寻味），次日，《人民日报》也刊出了其中一位领导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上又把那些对李的“盖棺论定”又重申了一遍。这并不令人意外，长久以来，我们在课本上课堂上报纸中电视中被告知的诸如此类的“高大全”可谓多矣，除了林彪、江青、康生这些早有“定论”的“阴谋家”外，党国的文臣武将们统统都是如李一样“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为人正直”，“襟怀坦白”，“勇于承担责任”，“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等等……
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
有两本书对于我们擦去蓄意涂抹的油彩，认清李的真实面目是大有裨益的：
一本是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5月出版（以下简称《墓碑》，本文参考自网络版）。杨先生是新华社退休的高级记者，著名的《炎黄春秋》杂志现副社长。他是湖北浠水人，其父于1959年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饿死，又由于洞悉“党宣传”、“党（历史）学术”内幕之后的义愤，促使他利用新华社记者的特殊身份，在全国各地采访许多当年的当事人，查阅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终于写成了《墓碑》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煌煌大作。杨先生意识到在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下，“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但他还是不畏艰险，不惧强权，将至今仍被当权者蓄意遮掩粉饰的中国当代史上那最悲惨的一幕暴露于世人面前，其勇于揭露历史真相的勇气，不知要羞煞多少自命才富五车的“专家学者”，如房宁、胡联合、胡鞍钢之流。
另一本是李锐老先生的《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李锐老先生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庐山会议中，由于级别不够，他未名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但也受到严厉惩处，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他都在北京秦城监狱和北大荒劳改农场中度过，妻子与他离婚，孩子们也与他划清了界限。但一切折磨、苦难都没有摧垮他，时至今日，这位可敬的老人仍在为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呼号奔走，大声疾呼。《庐山会议实录》是李老根据中央有关领导的提议，本着“抢救生活资料”的初衷，以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记录为依据写的一本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录，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权威性历史文献。
本文的主人公李井泉，<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Month="11" Year="年11月1日生于江西省县，1930年加入中共，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晋绥军区政委、南下入川的一野十八兵团政委、四川省委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等要职。文革中因受老搭档贺龙牵连，被整。1989年辞世。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李氏一生“光辉业绩”进行全面探讨，只就其人生生涯的最高峰——任四川及西南局领导职务期间的言行做出分析。除了特别注明的之外，其余内容均引自上述这两本书。
1958年7月，自毛泽东刚刚视察过的四川郫县红光人民公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3752斤的“卫星”开始，四川省也加入了举国疯狂的“放卫星”大赛中。8月底，因发现犀浦“放卫星”作假，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通知郫县县委：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做假者以处分。然而，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3" Month="9" Year="日，《人民日报》就刊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卫星田畔庆丰收”，肯定了这颗假“卫星”。<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2" Month="9" Year="日，《四川日报》头版更是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8万斤！这是当时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四川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因为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开会回来了。《四川日报》是李井泉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李井泉还特意对宋文彬说：“郫县的4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认这颗卫星的“既成事实”，恢复郫县的名誉。李“革命家”态度如此明确，地委迅速作了检讨，承认对“少种、高产、多收”的态度不坚定，对郫县的成绩鼓励支持不够；这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现在已没有人否认，“放卫星”本来就是一场厚着脸皮、昧着良心、祸国殃民的吹牛大赛，“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的李井泉不仅全力支持，还将已经被揭穿的假卫星“起死回生”！
不仅是“放卫星”，李井泉几乎在一切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办食堂、并社、土地深耕……“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大兵团作战”。整个四川都陷入了“大跃进”的高烧狂热之中，干什么都一轰而上，瞎指挥、强迫命令、打骂农民成风。如“大办钢铁”，全四川几天之内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成千上万的炼铁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无煤无铁矿的温江地区，也抽调50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荡地向西部山区进发。没有煤就砍树，没有矿就挖遍山上的各个角落。“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的“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城镇各单位无一不是炉火熊熊，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从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进了炉子，结果炼成的却是质量低劣的土铁。四川还创造了“大窑炼钢”工艺：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的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的填满，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石不是矿石、铁块不是铁块的黑东西，敲锣打鼓地抬去报喜。
为了种“丰产路”（即不惜代价地把马路边的田种好，取得丰产――主要是给上级领导和参观的人看的），搞“大兵团作战”，荣县县委提出了“一切劳动力、牲畜、农具支援丰产路”的口号，说是支援，实际是无偿调拔。“大兵团”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吃住到哪里，“共产风”也就刮到哪里。对“丰产路”的庄稼要求“美观好看”，条播要“隔山对行”，做成“梯子式”、“宝塔式”、“楼台式”，还要写字编号。由于形式主义的“严格”要求，一再返工，几十个劳动力一天才种一亩田。长山公社100多人种一分地，一天一夜也没有种完。由于只顾路边田，离路较远的田大面积荒芜，全县四分之一的耕地抛荒。在全县范围内并队、并食堂、并房屋。长山公社2870户就有1133户被迫搬家。有的地方让社员一年搬家七次。据不完全统计，为了强迫社员搬家，郫县全县共拆房子12000多间。拆房子时，干部根本不同社员商量，私自撬开门锁，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一堆瓦砾。迁居“新家”的居民，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间房子，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有的不得不住猪圈、牛栏。社员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迁而遭受巨大损失。
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乱子出了不少”，连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也不得不放出低调，连续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10）、武昌会议（11，21-27）、八届六中全会（武昌，11，28-12，10），进行“纠偏”。“大跃进”以来紧跟“伟大领袖”闹腾得最欢的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也已开始转向。但是，身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却“逆风而上”，公然抵制中共中央发布的一系列“纠偏”政策，继续推行1958年那一套高指标和瞎指挥。<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9" Month="4" Year="年4月19日四川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自始至终都抓紧”。李还提出在农业上“搞几个运动，田间管理，农田水利，积肥造肥，包括养猪，全省每年增加一千万头猪”，“中央明年以农业为基础，我们还是要大搞钢铁，明年搞150万吨钢”，“九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还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大跃进”必须继续进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一面批评浮夸风、共产风和穷过渡，却又表扬那些刮“五风”的干部：“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种非常宝贵的积极性“应当坚决加以保护”。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9" Month="4" Year="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告诫“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但李井泉却违背中央立即传达到小队干部的精神，要求“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弯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在接着在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又一再强调，对毛泽东这封信“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会议印发的“纪录稿”仍然坚持“八项规定”中的高指标和密植规格，声称《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全省1959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不能动摇”。为了避免“消极情绪”蔓延，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令将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收回。又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7" Month="5" Year="年5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中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1" Month="6" Year="年6月11日，中央又做出四条规定：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文件还规定，这个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要求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但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不分自留地……
李井泉如此明目张胆地与中央唱反调，并不是像彭德怀、张闻天那样“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是因为他自信揣摩透了“伟大领袖”的本意——毛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真心“纠偏”，更不是要否定“三面红旗”那一套东西，他现在做的更符合“伟大领袖”的一贯思想。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这一段时间认真“纠偏”的干部后来都吃了大亏，有的成了彭德怀那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月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更是“旗帜鲜明”，坚决维护“伟大领袖”的“正确领导”，向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反党集团”奋勇地冲锋陷阵。在叙述庐山会议时，杨继绳先生将李井泉与林彪、康生、柯庆施等同列为“左派人物”，称“他们像一条条凶猛的鹰犬对彭德怀劲头十足地批判，无根无据地加罪”。对照一下李锐老先生《庐山会议实录》中的记述，我们就会发现杨先生的这一评论并非夸大之词。
庐山会议开始后，与会者首先按地区分成六个大组就毛泽东所提的“18个问题”进行讨论。由于在“大跃进”中表现积极，紧跟领袖，李井泉被任命为西南组组长。在讨论中，西南组和中南组（组长陶铸）、华东组（组长柯庆施）一样，气氛比较紧张，缺点多讲一点，就会有人不高兴，甚至打断发言，护短的人比较多。如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就因为谈到下面吹牛虚夸产量的问题时，就受到了李井泉的批评，以致讲不下去。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4" Month="7" Year="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信后，根据毛的指示，从17日开始，各小组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万言书”。由于“伟大领袖”还未就此亮明态度，所以“革命家”们的态度都比较平和，看法也比较“辩证”，一些人，如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以及万毅、贾拓夫等，明确表示同意彭德怀的观点（后来这些人都因此受到了责难），不同意的，如陶铸，也认为“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党内应该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讳自己的意见，大胆讲出不同意见的精神”。只有贺龙、程子华、陈正人、张仲良等人明确持不同意见。李井泉和另一个著名的左派人物柯庆施一样，他们在心里是不同意彭德怀的看法的，但都没有对彭信发表什么意见。然而，毛泽东23日发表讲话，对彭德怀“万言书”严词回击，还撂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之类的狠话。这下，“革命家”们总算瞅准了风向。于是，李井泉马上在23日下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彭总的信本质上的错误，是没有站在1.5-3.5亿贫苦农民和9000万办钢铁群众的感情与要求方面来看问题……彭总多次说公社不办，迟点办好，很不赞成“吃饭不要钱”的口号，这是对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认识不足，特别是对贫苦农民解决贫困的迫切心情缺乏同情感，因而对公社化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彭总信对小土群的看法，前后在意见书中也有错误的……彭总这封信只能使人们感到以为我们在公社化、“大跃进”中犯了一个了不起的大错误，甚至犯了路线性质的错误，实际上起了否定总路线的作用。虽然已经上纲上线，但李这时对彭还算客气，至少还一口一个“彭总”。
26日，毛又发出指示，对事也要对人，尤其是<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31" Month="7" Year="日、<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Month="8" Year="日的两次常委会后，彭德怀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向毛写信了，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右倾机会主义”、组织“军事俱乐部”、“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毛说他和彭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三七开’）”、“里通外国”、“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革命家”们也纷纷“义愤填膺”地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炮，批判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毛一向倚重的亲信和得力干将，李井泉更是一马当先，进一步提高了批判的调门。<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4" Month="8" Year="日，他在第四组的一次讨论中插话说，我感觉（彭）有许多地方不老实，不像是张飞，直言不讳（“外似张飞，内藏二心”是毛泽东刚刚在两次常委会上给彭德怀的定性，李比之更是进了一步）。……他的意见书是早有准备的。他自己说过的可能出匈牙利事件，拒绝讲历史问题的话也想否认，昨天还说他保证没有同任何人有私人联系，这些都是不老实的地方。现在来看，可以说彭德怀同志这次向党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的信中有许多暗语。有的同志说他拙于暴露，实际上不见得。当苏振华发言说彭德怀认为时机到了，乘机向党进攻时，李又插话说，是不是洋人的影响？对他有支持和促进作用？在他出国期间，恰巧我们的外国朋友对公社有意见，对“大跃进”有的怀疑，有的惋惜，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李实际上在说，彭在“里通外国”。
此外，李还多次参与对彭德怀的逼问、围攻，强迫彭德怀交代子虚乌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由于李的“带头作用”，李主持的第四组是批彭火力最旺盛的一个组。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写道：“及今回顾，那种激烈的场面，人声鼎沸，我自己心颤不已，实难以淡忘”。
庐山会议之后，他“反右倾”的劲头更大了。1959年的8到9月，四川省委召开了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第一阶段在成都开，第二阶段在重庆开）。会议一开头搞了一个“政治测验”：到会的1300多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不传达毛泽东讲话的情况下，先阅读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意见书》，然后人人必须表态。一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领导干部事先被打了招呼，所以他们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其他老于世故、处事圆滑的干部则含糊其辞。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大家表完态后，才放毛泽东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据此，在会议中共揭发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动摇的”、“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共61人，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动摇”的共49人。会上选择沪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副书记陈怀堂、省计委副主任张戟等8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重点批判。
截至<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11" Year="年11月20日，全省省、地、县三级干部共有9425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973人，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有6452人。重点批判对象占干部总数（197015人）的4.78％，占参加运动干部总数（127694人）的7.38％。这组数据还不包括成都市非党干部数和泸州、凉山各县的数字。杨继绳先生还说，四川省“反右倾”不只是在1959年，从1958年到1962年的整个饥荒年代，是不断地批“右倾”的，只不过没有1959年那么集中罢了。
李井泉积极搞“大跃进”、“反右倾”，更导致和加重了早已存在的饥荒。面对事关千百万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大饥荒，李不是实事求是，勇于担责，而是处心积虑地粉饰太平，推卸责任。1960年春天，正当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的时候，1960年2月，粮食部在四川南充召开了为期5天的全国粮食厅长会议，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四川省向会上提供的材料说，四川人民生活安排得好，90％以上已经安排落实。同年<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6" Month="3" Year="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将饥荒歪曲为“疾病”，要求开展所谓“爱国卫生运动”。<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Month="2" Year="年2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把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等因饥饿所致的病态和其它常见疾病混在一起，用常见疾病来掩盖饥饿致病，并且笼统地要求各地加强“疾病治疗”。四川省委看到卫生部这个报告，立即下发通知，用“疾病”来掩盖饥饿，用“爱国卫生运动”来代替对饥民的救济。这个通知中提出的各种措施洋洋大观，就是不提给农民增加粮食供应。写到这里，杨继绳先生尖锐地指出，这是一场中央最高领导一手导演、以李井泉为代表的中央和地方大吏积极配合的以掩盖事实真相为目的闹剧，它的代价是成千上万的饥饿农民继续绝望地死亡。
由于李井泉的极度左倾，四川省的饥荒始于1958年冬，结束于1962年秋，整整持续了4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关于四川在大饥荒中饿死了多少人，杨先生根据已知数据综合判断，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另少出生人口在400万到800万之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它占当时全国饿死人数的三到四分之一（据杨先生的计算，大饥荒中全国饿死约3600万人），占当时四川人口的七分之一（根据《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一书的数据，四川省1958年的人口是7081万）！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在回忆中写道：“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请他吃饭，吃饭时谈到涪陵死人的情况。苗前明说：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在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里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子死得一个都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子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报中央，但我刚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涪陵专区丰都县，三年死于“肿病”的就有十万余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
荣县仅1960年，两次青黄不接的季节，就饿死了6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10％以上，这还不算1959年、1961年和1962年死人的数字。根据1989年出版的《郫县志》，年4年间，全县人口由28万降至23万，净减5万，如果考虑这几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约在8万人左右。郫县报告说，全县劳动力比1958年减少近20％，其中有七个公社减少30％。友爱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上半年有855个劳动力，现有500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每个标准劳动力负担3.9亩土地，现负担13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60％。温江全区人口1957年为494万人，1961年为433万人，4年净减61万人，考虑这4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约为90万人。根据温江地委工作组1961年的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亲临视察过的红光社，1958年有4020人，在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社3周年的日子里，还剩2750人，净减1245人，减少了三分之一。
在大饥荒中，饥饿的人们不得不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从1959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都有大量吃观音土的记载。观音土这东西笔者没有见过，但早有耳闻，记得初中学历史的时候，书里就讲明末陕西农民吃观音土，最终不得不揭竿而起的故事（由此我又联想起1949年毛进北京“赶考”时所说的“不做李自成”豪言，不禁感慨万千）。这一时期，和其它饥荒严重的省份如河南、安徽一样，四川各地人吃人的事件也不绝于书。四川省温江专区崇庆县东阳公社五大队第一生产队82户491口，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全部女童人数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心狠的，就抄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死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小孩嗅着馋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闻声赶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出版社，P373-377）……读来令人真是毛骨悚然！
令人怵目惊心的是，还有许多农民死于基层干部的虐待、殴打，或者过于繁重的劳动。月份，合川县南坪公社由于饥饿，群众“吃青”现象比较普遍。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谭某在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中布置：凡是有偷窃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谭还在中南、白鹿两个管理区先后开会毒打6人以示范。还在会上公开说：“劳动力多得很，整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窝”，“整这些人要有斗争性，不执行就反右倾”。并规定偷一棵胡豆或一个包谷罚一元，偷一个红苕罚5元。从此，这个公社打人、扣饭、罚款、抄家成风。据统计，全社159名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中，捆绑吊打过社员的就有89人，占56％；被罚478人，被抄家588户，被打死逼死打伤打残496人，其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残、打伤的有62人，因病但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致死的有392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鱼肉百姓的事件在当时的中国比比皆是，《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有大量的原始记载，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在广大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时，社队干部们却作威作福，大搞特殊化。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省委检查团的一份报告中说，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9人，占干部总数的75％；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什字区严海臣等5人私分黄谷14000斤，中坝管理区主任张吉臣一人就贪污粮食3000多斤。他们将贪污的粮食大肆挥霍。社员说：“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被大嘴乌鸦吃光了”。大足县土桥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吃掉集体粮食100多斤（后给以撤职处分）。1962年复职后，又办干部小伙食团，共吃掉大队提留粮800多斤、国家供应社员的粮食400多斤，还拿300多斤回家。碾盘大队53名干部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的情况下，干部们尅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意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四川省留下的档案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四川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当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的廖伯康提供了李井泉的生活情况，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墓碑》还披露了其他一些封疆大吏在大饥荒年间腐化生活的内幕：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此人更以一个书法家而知名）被撤职遭批判时，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舒和一个护士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在青岛开会期间，他根本不和其他书记往来，除了参加非参加不可的会议以外，不是和该护士在房间里打扑克，就是带着她游山玩水，跳舞；期间给女护士打一次胎，致使会议从8月初一直开到了10月份，影响了救灾，使山东省的饥荒进一步恶化。据甘肃省定西地委扩大会议<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3" Month="1" Year="年1月13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贾斯柏·贝克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P114；161）也透露，张仲良外出视察时，总有私人厨师随行。在农村饿殍盈途时，安徽第一省委书记曾希圣的舞会照开，并且强迫一些女人与他同床。
1962年6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和于克书到北京出席会议。会上，他们向胡耀邦汇报了四川的情况。胡耀邦和他们二人的谈话被整理成简报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于是，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约廖、于二人谈话，听取了三个半小时的汇报，之后，邓小平便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派人到四川调查。李井泉得知这些情况后，开始进行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员统统落入“法网”。<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3" Month="4" Year="年4月23日－<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8" Month="5" Year="日，重庆市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揪出了“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是萧泽宽，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李是李止舟，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就是廖伯康。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毛迫于压力暂时退居幕后，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有关部门获知这一情况后，通过多种渠道给李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但自恃有“伟大领袖”背后撑腰的李根本不予理睬。中央没有办法，只好采用将当事人调出四川的方法，但由于李的抵制，最后只调出了萧泽宽，而廖伯康则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厂长。重庆团市委五个副书记被撤销了四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出版社2007年版，P366-370）
看了李“革命家”这么多这么多“光辉的革命事迹”，我简直有些惊诧，甚至义愤了：《李井泉同志生平》里的那些“盖棺论定”从何而来？（也许只有“顾全大局”还能找到一些根据：大饥荒时李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按中央要求往外调了大量粮食，缓解了其它省市的饥荒，但这又无疑加重了四川人民的苦难）难道纵容、支持近乎无耻的吹牛、浮夸就是“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就是“实事求是”？难道蓄意隐瞒大饥荒真相，打击报复说真话、反映实情的干部群众就是“光明磊落”、“勇于承担责任”？难道不顾人民死活，只知迎合领袖，甚至不惜对为民请愿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落井下石，就是“为人正直，襟怀坦白”？难道不顾客观规律和起码常识，大搞“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就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难道在饥殍盈野的时候跳舞、看戏、看电影就是“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不搞特权，不谋私利”？
恰恰相反，根据以上的事实，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没有是非观念，只有利害考量，善于揣测和迎合“圣意”的宠臣，一个只醉心于自己的权位，却很少将群众疾苦放在心上的酷吏！说他善于迎合，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进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庆施两人（毋庸置疑，柯更是这号货色）；当时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都被调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只有李井泉，不仅没去职，还被提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由“四川王”升格为“西南王”，可见其在迎合圣意方面确有一套。至于文革中遭残酷对待（夫人肖里被迫自杀，儿子李明清被红卫兵殴打致死），确实令人同情，但若说他“刚正不阿”、“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则多少显得有点牵强，事实是他阴差阳错地受到了老搭档贺龙元帅的牵连，“站错了队”而已。
《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P41）一书的著者张宏杰先生在谈到中国传统史书对隋炀帝杨广的描述时，深有感触地写道：“中国历史不是一部人的历史，而是神或者鬼的历史。构成前者系列的是文武周召、孔孟程朱、诸葛亮、文天祥这些天纵神圣、料事如神、顶天立地、完美无瑕的形象；构成后者系列的是夏桀商纣、秦始皇、曹孟德、秦桧这些穷凶极恶、无恶不作、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角色。中国历史中的人，身上往往充斥着‘神性’或者‘兽性’，唯独缺少‘人性’”。可叹一向标榜实事求是的党文化也堕入了这个“神”“魔”二分的窠臼，而“神”与“魔”的分界线，又往往以政治上是否站对队为标准。一般而言，如果一个“领袖”或“高官”不是像林彪、江青、康生等人那样“大节有亏”（实际上是站错了队），那么不管私德如何，不管罪过多大，都可以捞个“革命家”头衔的——官方出版物披露出来的，往往只是一些“阴谋家”的劣迹，如林彪吸毒，高岗、黄永胜玩女人，至于“革命家”，这样的“小节”绝对是“国家机密”。 而一旦站错了队，即使再道德高尚，即使民望再高，也很难得到党文化的认可。比如，在四川历届省委书记当中，名声最好的是赵紫阳，名声最差的是李井泉，但在党文化那里，李是“革命家”，而赵则近乎“叛逆”、“罪臣”；李的100周年诞辰就可以得到大张旗鼓的纪念，而赵则被故意淡忘和忽视。
看《庐山会议实录》，除了林彪、康生、黄永胜这些已被党化史学贬斥的“阴谋家”外，那些“高风亮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纷纷粉墨登场，争相向“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投放重磅炮弹，其中贺龙、罗瑞卿、陶铸、萧华、彭真、谭震林、苏振华等人都是冲锋陷阵的猛将。比如，贺龙元帅，先是在7月18-21日揭发彭在火车上私下里说的一句话：“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直接刺激了毛泽东长久以来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导致其在<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3" Month="7" Year="日讲话说出“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样的硬话来；<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3" Month="8" Year="日，贺又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至于张闻天同志，他现在倒说党内没有民主，怕杀头，这完全是污蔑。罗瑞卿大将说，我记得华北座谈会上有同志说，彭德怀同志生活上学冯玉祥，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这揭发了他的伪君子的一个侧面……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他是党性有亏，私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他的生活、为人很多都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又有什么用？陶铸至少三次动员黄克诚“弃暗投明”，出来揭发彭德怀，<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5" Month="8" Year="日，他给黄写信道：“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断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6" Month="8" Year="日，陶又说他对彭德怀“总的印象是，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很不服”，“彭德怀同志对毛泽东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怀说党中央没有民主，那是胡说……彭德怀同志之所以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不满，其用意不是别的，是企图改变党中央的领导，由他来干。他总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那时他就可以充当纳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乱，搞乱了，他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实现个人野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功则归己，过则归人，是彭德怀同志的一贯作风……彭德怀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艰苦朴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开来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9" Month="8" Year="日，萧华揭发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这时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怀在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萧华又说：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由于萧和彭德怀一起出访东欧，他的揭发是很厉害的，这下彭“里通外国”的罪名更是百口难辩了。
至于刘少奇、周恩来等常委，杨继绳先生给他们下的总评是“常委们昧心害忠良”，可谓切中要害——林彪这个“大阴谋家”在庐山的表现，官方媒体早有充分的揭露，这里不再叙述他的表现。本来，对“大跃进”的荒唐和危害，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心知肚明（周和陈云等人还于1956年领导了“反冒进”运动，刘对此也表示支持），他们私下里也希望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但当彭德怀因为民请愿受到围剿时，他们不仅不支持彭德怀，反而一味迎合毛泽东，不惜对彭落井下石。尤其是刘少奇，在<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31" Month="7" Year="日和<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Month="8" Year="日的常委会上，还抓住机会插话、帮腔，积极参与对彭的围攻，并且和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进行拍马比赛，竞相肉麻地吹捧毛，以致刘的夫人王光美和儿子刘源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也不得不说刘生前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阻止“大跃进”，二是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还说：“刘少奇虽不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他毕竟没能制止这场灾难（指“大跃进”）。作为党的第二号领袖、国家主席，他参与、赞同了‘大跃进’，支持了‘反右’。发现问题后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错误，责任重大而不可推卸”，又说：“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批判”。
虽然对“红色贵族”后代的许多言行我多有腹诽，甚至嗤之以鼻，但对刘夫人和刘上将的最后一句议论我却深以为然。在读《庐山会议实录》时，我震惊于这么多“高风亮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原来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一时，这些一直矗立在我心灵殿堂中的高大神像纷纷轰然倒地……我不止一次地评论道：“什么高风亮节，不过是一群趋利避害的动物而已！”还胡诌了一句歪诗：“可怜秦朝臣，争说鹿为马”。
这决不是苛责。长期以来，我们经常被告知说，某些“革命家”做某些事是“迫于环境”，是“违心的”，似乎这样就有情可原了，人们再对他们进行批评就是不顾实际情况，过于求全责备了。著名法学家郭道晖教授曾提到过这样一个判例：1992年2月，德国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当年东德的一位卫兵受到指控，罪名是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亡的青年克利斯。该士兵的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名士兵最终还是被判有罪，被判处三年徒刑，不予假释。法官是这样解释他的判决的：“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实际上早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在审判法西斯分子时，类似的判决已成为各国的通例：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是政府的命令而求得宽恕；任何人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限（郭道晖：《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月的匈牙利事件中，在1989年12月的罗马尼亚事变中，在1991年前苏联的“8-19事件”中，都有大批奉命去镇压的军队拒不执行命令，并与示威者并肩战斗，尤其是后两者，更是造成所在国极权体制垮台的决定性因素（详见侯凤菁著：《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P135-142；孔寒冰著：《东欧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P475；姜琦、张月明著：《悲剧悄悄来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280-281；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P7-8）。
因此，对这些“革命家”当时的所作所为，我可以表示理解，但绝不意味着赞同和称颂，正如对汶川大地震中弃学生而逃的“范跑跑”那样。不道德就是不道德，对人民犯罪就是对人民犯罪，以所谓“迫于环境”、“违心”，或者其它借口作遁词，除了证明当事人至今仍对自己的罪错不反思、不悔改和辩护者的不真诚、不实事求是、不客观公正之外，又能证明什么呢？至于罔顾事实，做出一些所谓“盖棺论定”，借“■■■诞辰■■■周年”进行一些吹捧，更是反映了权势及其帮闲蔑视历史和民众智商的狂妄。
有人也许会说，看你李某慷慨激昂的样子，如果你李某在当时的场合下，又当如何？想想也是，在那么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我要说我会像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那样坚持真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估计连我自己也不会相信，我倒更相信依我的怯懦性格和贪图荣华富贵的心理，我也会随波逐流的。但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会自认为是个趋利避害的动物，就是有人当面骂我趋炎附势骂我落井下石，我也只有默然无言——在做出了这么有违良知的事后，我实在没有勇气再遮掩真相，粉饰自己。我多半还要写个回忆录，深刻反省自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可谁要是再颂扬我什么“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高风亮节”什么的，我会感到无地自容、老羞成怒，照脸吐他一口唾沫，骂：日你奶奶的！你是不知道我干的那些破事咋的，这不明摆着糟践我老李头吗？！
-7，21于郑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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