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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评:劳动者怎样从&有尊严&到&更有尊严&
　　截至2月20日24时，在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联合推出的“2012年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收入分配”在20个候选项中位列第二。回顾近年的两会调查，“收入分配”的关注度一直位于前五位，且呈上升趋势。民众之所以关注，还是源于自身的切实感受。十七大以来，党和政府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调节力度明显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持续改善，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时期之一。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还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呈下降趋势，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人民网“两会调查”系列报道之二 八成网友认为贫富差距大　　尽管关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与危害，我们已凝聚了较多的共识。但是，对其形成的原因、以及有效的应对之策，却往往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那么，当务之急究竟何在？
　　有人将之归咎于二次分配不力，就此提出运用财税手段来“限高调低”。笔者以为，这种不看“初次”看“二次”的观点，是想顽固墨守“市场原教旨主义”。无视市场缺陷、单纯依赖“亡羊补牢”，最终结果只能是花费更高的成本来弥补更大的缺口。
　　有人将出路寄托于体制改革，箭头直指垄断行业。的确，面对某央企“在京团购房售价飙升4倍”与劳务派遣“同工不同酬”的强烈反差，我们坦诚改革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然而，破除垄断并非治本之策，就算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仍会形成收入分配的差异化格局。
　　还有人将目标瞄准了工资制度，强调企业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的重要性。诚然，对企业工资的宏观调控与监管不可或缺。但在市场主导作用下，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指导线的调节作用毕竟有限，难以担负起普遍提高劳动者报酬的重任。
　　因此，在重视再分配、推动体制改革、完善工资制度的同时，还应将着力点更多聚集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的提升。相对于二次、乃至三次分配而言，未雨绸缪的初次分配的效率更高、劳动者获得的实惠更为可触；而与体制改革和工资制度相比，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振兴实业以扩大内需等收入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更利于从根本上缩小差距。
　　我们不应忘记，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产生的法统之中，便存在“实现劳资两利”、“规定最低工资”等原则规范。可以说，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让劳动者收获了有尊严的劳动与有尊严的劳动报酬。但在今天，“十二五”规划严肃提出的“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事关群众福祉，事关共同富裕道路。而从“有尊严”到“更有尊严”，显然还须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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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4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两性养生：男人要&冷养& 女人要&热养&
　　一项研究显示，在对亚健康状态者的生存质量与躯体症状测评后发现，男性亚健康者排在首位的症状是怕热，女性则最怕冷。
　　两性关系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中有个经典的比喻：男人来自平均温度零下23℃的火星，女人则来自表面温度高达450℃的金星。对于温度的感知，男女一向不同：
　　日前，澳大利亚联邦老年部部长贾斯廷·艾略特公布了该国最长寿地区排行榜：女性最长寿地区是昆士兰州的阳光海岸，平均寿命84.7岁；男性最长寿地区是较凉爽的墨尔本—堪培拉一带，平均寿命80岁。从统计数字上来看，生活在温暖、阳光充足地区的女性寿命较长，而在气候凉爽地区居住的男性则活得更久，这一规律在全球范围内同样适用。调查人员分析，气候会影响人心理和生理多个方面，进而影响寿命。
　　那么，为什么男人怕热、女人怕冷呢？美国生物物理学教授戴维对此解释说，男人身上的肌肉多，食量大，新陈代谢更快，因此体表要比女人温暖一些。从生理角度看，女人对冷比男人更敏感，男人皮肤里的“温度传感器”更迟钝，不够“知冷知热”。所以，即使气温低时，男人身上仍然是热乎乎的，女人身上则是冷冰冰的。
　　从中医上说，女人生性阴寒，所以怕冷；男人生性阳燥，所以怕热。从生理角度分析，男人和女人生殖系统的不同也造成了他们的温度“差异”。男人生殖器官中的睾丸不耐高温，它需要维持比体温低的温度，否则会伤害精子。而女人的子宫像个倒置的梨，属凉性，不注意保暖就会出现月经不调、痛经等。所以,女人更需要温暖的呵护。
　　男人“冷”养生有句俗语说，“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话其实不无道理，男人的“火力”的确要比女人壮一些。对他们来说，不妨经常尝试一下“冷”养生。
　　水温冷下来。泡热水澡蒸桑拿，既舒服又解乏,但蒸桑拿时室温高达50℃—70℃，极易破坏精子的生长环境，甚至造成“死精”。建议男性不要频繁进行热水浴或桑拿，每周一次，温度以37℃—41℃为宜，每次15—20分钟，每周累计不超过30分钟。有生育要求的男性最好半年内别泡热水澡或蒸桑拿。
裆部冷下来。　　男性的阴囊具有温度调节的功能，就像一台“空调”，调节着整个生殖器官的温度。专家表示，长时间骑车或驾车、爱穿厚牛仔裤、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大腿上用、长期坐在宽松沙发里等习惯，都会导致阴囊被包围受压,不能正常调节温度，以致睾丸温度上升，生殖功能受到影响。所以，男性最好不要穿紧身牛仔裤，内裤宜宽松舒适透气。像出租车司机、办公室一族的男性,最好每隔40分钟就起来活动8—10分钟。
饮食冷下来。
　　近日，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科学家揭示了女性长寿的一大原因常吃低热量食物。女性通常爱吃素食、吃得少，男性爱吃肉食、吃得多，而且常狼吞虎咽。男人对动物性脂肪的偏爱，会使肾脏超负荷运转,增加患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的风险。即便是“瘦肉”，其中肉眼看不见的隐性脂肪也占28%。因此，男人应学会低热量饮食，减少动物性油脂摄入，以猪肉为例，每天应控制在二三两，吃猪肉时最好与豆类食物搭配，可以使胆固醇与脂肪颗粒变小。每天食用烹调油数量不超过30克。火气降下来。　　男人一过40岁，身体机能减退，脾气却日渐增长。美国研究人员对700多名40岁男性进行了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其中5.8%的人在这5年中，因为生气至少得过一次心脏病。生一次气毁一次健康，宽容才是维持心理健康的“维生素”。火气上来的时候要善于解脱自己，比如听听舒缓的歌曲、收拾一下办公桌、去室外缓步走走，都有助于降低血压和平稳心率。
女人“热”养生　　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冷，晚上钻到被窝双脚还暖不起来,只要办公室的冷气稍微强一点，便会感到腰酸背痛…… 这样的“冷女人”如今越来越常见。其实，冷是对女人健康和美丽的最大摧残，不仅手脚冰凉，而且面部容易长斑。所以,女人要对自己“暖”一点。
暖脚促睡眠　　双脚是女人的“第二心脏”。德国格罗斯汉斯多夫睡眠障碍治疗医院院长霍尔格·海因认为,女性每天睡前用40℃左右的热水泡脚15—30分钟，不仅能缓解腰背疼痛，还能促进睡眠。泡脚水不能太浅，至少要没过脚面，连小腿一起泡，效果会更好。怕冷的女性晚上睡觉前,最好穿上保暖的棉袜，帮双脚御寒。
暖食养肠胃　　女人最好少吃寒性、生冷食物，尤其是畏冷、手脚经常冰凉、易伤风感冒，以及处于生理周期的女性更应注意。建议女性冬天可多吃些大枣山药粥、五色粥等粥品，北芪党参炖羊肉、萝卜排骨汤能温补血气、增强体质和抵抗力，做菜时还可放些姜、胡椒、辣椒等有“产热”作用的调料。
暖水防妇科病。　　做家务最好多用温水。有数据显示，水是冷水清洁和杀菌效果的5倍，不仅舒适，还能预防关节炎和妇科病。洗冷水澡更是女性大忌，由于水温过低，人体会感到寒冷，产生一系列应激反应，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神经紧张等。
暖体护子宫。　　大家都知道冬天穿得少会引起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女人的生殖系统最怕冷，“只顾风度不顾温度”的直接后果就是月经不调和痛经。在冬天，女人要特别注意脖子、腹部、腿部的保暖:颈部保暖可以有效预防颈椎病，因此，出门时别忘了戴上围巾：不要穿太紧的衣服，否则会阻碍血液循环，长靴最好也别长期穿，两天换次普通冬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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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有人寄过钙片 暗示骨气太&软&(图文)
　　外交部发言人：有人寄过钙片 暗示我们太&软&(图文)
　　导读：12月12日，外交部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这同时也是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的生日会。发言人制度被视为打造透明政府的必选项。外交部是最早设立发言人制度的国家部委，从1983年至今，一共有27位发言人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诠释中国政策。问不倒的发言人是怎样炼出来的?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是如何从没有座位的发布会发展为全天候接受提问的?
　　外交部钙片门事件来龙去脉 发言人不追求明星效应
　　外交部钙片事件起源：
　　2011年南京军区第十二集团军所属的现役军人徐冲因不满中国对日「软腰外交」，竟然给时任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寄去了内含「钙片」的信件，暗批中国对日外交「缺钙」。时隔两年，日，外交部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这同时也是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的生日会，外交部发言人坦言有人寄过钙片 外交部钙片暗示我们太&软&。但是不得不说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的演员，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首场发布会：三句话，七分钟
　　这是一场没有座位的发布会，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发表讲话，这也是他主持的唯一一场发布会
　　傍晚时分，北京国子监一所美术馆里，一场简单而热闹的招待会正在举行。
　　发言席的一侧，83岁的齐怀远，拄着拐杖，拒绝工作人员为其搬来座椅，73岁的李肇星轻轻挽着他的胳膊。站在最外侧的是62岁的孙玉玺，和他隔得不远的是同为50后的沈国放。音乐声响起，60后秦刚、洪磊以及70后华春莹走过去，把他们请上台。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外交部发言人。
　　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亲历了外交部设立发言人制度的过程&&
　　首场新闻发布会是一场没有座位的发布会。
　　那是日，在外交部主楼的门厅，面对七八十位中外记者，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针对苏联勃列日涅夫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历时7分钟，李肇星担任现场翻译。
　　多年之后，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回忆，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钱其琛说。
　　此后，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正式启动，一般由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轮流担任。李肇星当年在筹备会上建议，是否把司长叫发言人、副司长叫副发言人?老钱(当时我们对领导的称呼就这么亲切随便)说：算了，越简单越好，都叫发言人。李肇星说。
　　1983年，外交部设立了发言人制度。这一年的3月1日，接替钱其琛担任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
　　198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的李金华成为外交部首位女发言人。迄今为止，在27位发言人中，共有5位女发言人。
　　从只说不答到来者不拒
　　创纪录的一次，发言人在60个小时里，回答了各国记者2000多个问题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教授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经历了从单向发布到双向互动、从单一发布到多种渠道发布、从传统媒体发布到多媒体发布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各国常驻记者大概只有百人左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记者吉米说，在外交部举行首场发布会之前，只能依靠中国官方媒体获取信息。还有外国记者回忆说，当时发稿需要去北京的电报大楼。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设立之初，每周举行一次记者会，只主动发布，不答问，现场翻译用交传，后来改为每月第一周发布会上现场答问。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记者会增加为每周两次，接受提问，翻译方式改用同传。此后，取消了对记者提问次数的限制，直到没人提问发布会才结束。
　　上世纪末担任发言人的孙玉玺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发布厅里，他最长经历过2个小时40分钟的发布会。发布厅之外，创纪录的一次是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后，孙玉玺随专机飞抵贝尔格莱德，在60个小时回答了各国记者2000多个问题。
　　跨入新世纪后，信息化迅猛发展，互联网颠覆了媒体获取信息的传统渠道。与此同时，中国逐渐迈入世界中心舞台，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立场主张。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与时俱进，设立了24小时值班手机，全年无休接受媒体的提问，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回应媒体的关注。
　　2011年9月，例行记者会改为每个工作日一次，外交部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每天举行记者会的外交部门。路透新闻北亚区总经理杜纳德对此印象深刻，他告诉北青报记者，这意味着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更加公开。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外交部又在部委中率先开通了微博、微信，记者会和发言人谈话内容在第一时间用多媒体手段发布。
　　如今，外交部记者会不只是记者的专利，也对普通民众开放。仅2013年，就有120余批、4000余人次旁听记者会，包括政府官员、社会团体、热心网民等各界人士。外交部还会定期举行公众开放日，民众可以和发言人零距离接触。
　　问不倒的背后
　　发言人潜水看网评、刷微博，还有年轻、能干、不可缺少的小伙伴为他们提供智力支持
　　和西方国家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更多是职务化的。以外交部发言人为例，基本上由新闻司司长、副司长担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言人专业性要求的降低。
　　北青报记者梳理对27位外交部发言人的公开报道发现，他们都具有优秀的外语技能，在担任发言人前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驻外使馆工作经历，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较强。
　　作为发言人，要做到接住各国记者的出招，既需要知识的积累，也需要对政策的把握，只有全面地熟悉政策以及其背后的考量，才能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新媒体时代，网络也是发言人常用工具之一。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发言人表示，他们会看网站的评论，会上微博，但是潜水居多。
　　公众看到的是发言人在台上的表现，但看不到的是幕后还有许多人、许多部门在支持。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秦刚说，发言人的一天有四部曲：了解信息、思考可能的提问角度、制定答问要点、回答问题，外交部各个司局和其他部外单位都为发言人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
　　在日常工作中，和发言人形影不离的是新闻司发言人办公室团队，秦刚用年轻、能干、不可缺少形容小伙伴们。在繁华的朝外大街，发言人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亮着，这个团队在24小时跟踪国际地区的重大事件及媒体的报道。每天上午，发言人都要和团队一起讨论。
　　作为发言人，沟通技巧和形象仪表同样重要。据发言人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会邀请新闻传播方面的学者、中央电视台化妆师等专业人士给发言人支招。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华春莹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曾经向高级化妆师徐晶老师请教化妆技巧，还让服装设计师朋友为她的着装提供建议。
　　发言人不追求明星效应
　　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的演员，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对公众而言，外交部发言人是了解中国外交政策最直接的窗口。在网站论坛上，发言人的言论经常成为讨论热点，有叫好的，有编段子调侃的，也有拍砖的，甚至有人给发言人寄过钙片，意思是发言人在有些问题上表态太软。
　　外交部第21位发言人刘建超此前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外交不能搞成出气外交，因为出气并不一定能办成事。程曼丽说，外交部发言人代表国家发声，并非个人行为，在这背后有国家机制、发布制度的安排，如何发言是政策研究和信息获取分析的结果。
　　在民间，人们往往会对发言人富有个性的回答津津乐道。但在李肇星看来，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秦刚也认为，记者会不是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不追求所谓明星效应。发言人要爱国、通晓内外、找准定位，要牢记大我，忘却小我，底气才会更足，表达才会更准确自如。秦刚说。
　　不过，在严格把握政策的前提下，在面对棘手、刁钻的问题时，很多发言人都会选择用灵巧的方式四两拨千斤。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一次记者会上李肇星回应各方对邓小平健康的关注，称其身体很好。一位外国记者问：邓小平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拥有这良好的健康状况?李肇星幽默地说：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
　　2.0时代：发言人如何再出发?
　　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和事件上，可以利用网站、微博、微信等进行深度解读，跨部门合作也将越来越多
　　过去，外交部记者会是外界能够听到中国声音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如今，信息发布有了越来越多的手段和平台。在2.0时代，发言人制度会如何发展?
　　在程曼丽看来，发言人和记者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依然会被保留。从发言人角度看，这种能看到面孔和表情的交流能够增加传播亲和力;对记者而言，可以直接得到信息回馈，而且有现场感。
　　同时也要考虑到新媒体时代，如何优化新闻发布机制，如何使用让公众更能接受的方式。这需要打一套组合拳。程曼丽解释，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和事件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受众，需要的不仅是简单的信息发布，可以利用网站、微博、微信进行深度解读，以进行更有效对话、消除误解偏见。
　　1983年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后，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等部门发言人先后走上前台。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由于新闻发布不及时，造成民众恐慌，此后中国政府开始制定信息公开条例。今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要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
　　程曼丽认为，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涉及跨部门合作，例如食品安全、东海防空识别区等，在对外发布上也应该形成合力，使得各个部委部门间有更好的协同互动。
　　在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暨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上，外交部新老发言人和来自国新办、国防部、商务部、教育部、国台办、卫计委等部门的发言人拍了一张合影，在场的记者笑称，这是中国发言人的全家福。也许，在未来，这样的全家福会越来越多。
　　文/本报记者 刘一
　　提问发言人
　　发言人有何挑战?如何减压?
　　北青报：被问到印象最深刻的问题是什么?
　　秦刚：答不好的问题。
　　洪磊：每场记者会都是全身心投入和精心准备的，因此每个问题都是印象深刻的。
　　华春莹：一个周五下午，原本是轻松的心情，但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位西方记者以极其挑衅的口吻攻击中国，我顿时热血沸腾，理直气壮予以驳斥。会后同事们告诉我，他们当时也都有热血沸腾的感觉。
　　北青报：发言人通常承受很大压力，如何减压?
　　秦刚：我没有觉得工作是压力，只是比较繁忙。
　　洪磊：把压力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同时进行体育锻炼，主要是打乒乓球。
　　华春莹：打网球。
　　北青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秦刚：自己。没有不好的问题，只有不尽如人意的回答。发言人要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洪磊：我前面已经有24位外交部响当当的发言人，我如何传承好这一棒，在这个岗位上不辱使命，是我天天要面对的题目。
　　华春莹：回答好每个问题。既准确传递中国政府的声音，又以大家听得进去、听得懂的方式表达出来。
　　文/本报记者 刘一
　　发言人素描
　　我从来没有跟人吵过架
　　围巾斜搭肩上，笔挺西装，12月14日，颇有五四青年学生范的李肇星，借新书《说不尽的外交》发布，与北大学生面谈。
　　今年73岁的李肇星是外交部第九任部长。1959年踏入北大，投靠中文系不得被西方语言文学系收留，做过司机梦、记者梦等各种梦，却从没做过外交梦的他，因而一只脚踏入外交的门槛。1964年，中法建交，李肇星也正式进入外交部。在《说不尽的外交》中，李肇星回顾了亲身参与的美国炸馆事件、9&11恐怖袭击、中美汇率博弈等重大事件，这些信息都是首次披露。
　　身经百战的李肇星曾舌战群儒，但在接受媒体提问时，却肯定地说，从来没跟人吵过架，不管是做外交还是生活中，他都强调摆事实。在北大校友面前，李肇星回忆饥荒时代做在校门口捡烧饼的梦，没事爬到未名湖畔的桑树上吃桑葚，带着桑葚汁进教室的故事。北大的大师让他印象尤深，入学之初在小卖部偶遇美学大师朱光潜，而在日后的外交生涯中，他也一直牢记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话：假话不说，真话不全说。在《说不尽的外交》中，李肇星说，我说的都是真话。 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发言人趣事
　　发言人说酒话念叨台湾不可分割
　　外交部流传着一个笑话，外交部前发言人沈国放有一次和朋友喝酒，喝高了开始说&酒话&，嘴里一直念叨着两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这位发言人的真言恰恰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国外交官心中的分量。
　　摘自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
　　(发言人)台上和台下还是有不同，台上西装革履，台下比较休闲，所以被认出来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多。有的时候老百姓会把发言人弄混，比如我有一次就发现有两个人一边瞟着我一边悄声说，那不是发言人秦刚吗?可能那段时间是秦刚主持记者会，上电视比较多，长得也比我帅，所以大家以为发言人都叫秦刚。
　　北京青年报2009年1月专访外交部前发言人刘建超
　　背景新闻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年大事记
　　1982年3月　　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举行记者会，就中苏关系发布简短声明，这场三句话发布会成为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雏形。
　　1983年3月　　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第一次例行记者会，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外交部在中国国家部委中率先建立发言人制度。制度建立初期，每周举行一次发布会，只发布消息，不回答提问。现场采用中英文交替翻译。
　　1983年　　每月第一周发布会上现场答问。
　　1986年　　现场答问增加为每月两次。
　　1988年　　每次记者会都允许记者提问。
　　1995年　　记者会改为一周两次，每周二、周四下午举行。
　　1997年　　例行记者会取消对记者提问的次数和发布时间限制，现场答问至无人提问为止。记者会翻译改为中英文同声传译。
　　2000年　　设立发言人办公室值班手机，每天24小时包括周末和节假日受理记者提问。
　　日　　正式启动新闻发布新机制，例行记者会由每周两次增至五次。
来源：中国时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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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一掷千金的城市&贫民& 到底多少是&足够的&
日16:18 　
　　在各大城市精致而忙乱的高档写字楼里，活动着这样一群衣着光鲜却又心事重重的人——
网友晒出“潜规则”，买保险、存定期等附加条款出水…[]
　　他们领五位数的工资，喝手工研磨的咖啡，习惯在鲜花、香水或者汽车模型和限量版数码产品上一掷千金；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每时每刻都在为“没钱”而烦恼。为了及时填平信用卡上的漏洞，以及实现有朝一日财务自由的伟大梦想，这些早已焦躁不堪的高级贫民们，不得不再一次强打精神，继续在办公桌前加班加点。
　　“我终于背上了那种越旧越好看的包”
　　出了电梯，林晓文没有径直走向办公室，而是特意拐了个弯，又去了一趟卫生间，只为最后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身姿看起来是否格外挺拔。要知道，她今天也终于背上了那种被办公室姐妹们称为“越旧越有味道”的名牌皮包，虽然代价是花掉了她向公司预支的一个月工资。
　　“放心，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大不了先用信用卡顶着。”虽然接下来的生活费还没有着落，但林晓文不愿意在这等问题上多花脑筋。此时此刻，她只愿沉浸在这种让人美滋滋、飘忽忽的兴奋之中，仿佛连呼吸都比平时顺畅了很多。毕竟，她已经为此压抑了好几个月。
　　半年前，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林晓文进入这家大型广告公司工作，起薪6500。上班第一天，原本信心满满的她猛然感到，自己从头到脚的装扮中散发出来的学生气，或者直接点儿说就是穷酸气，与整个这间甲级写字楼的气氛格格不入。在充满柠檬香氛的卫生间里，她满怀羡慕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光鲜亮丽的白领丽人，对着镜子悉心整理原本就非常平整的衣领或裙角。她告诉自己：“没关系，很快，我也可以和她们一样，只要我也一样努力工作，努力挣钱。”
　　这种想要赶紧多多挣钱的愿望，随着林晓文职业生涯的开始而变得越来越强烈。不管是平日里学着别人的样子打电话叫45元一份的外卖午餐，还是加班后和大家一起被老板请客在酒吧里一边喝茉莉香茶一边玩杀人游戏，晓文都清楚地知道：在这样潇洒的生活背后，是足够的薪金收入作为经济支持。
　　特别是这份该死的工作，更是时刻提醒晓文——原来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好东西等着你来尝试，只要你能买单。记得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市场部的老大就为她们几个新人专门做了个品牌常识的培训，将主流奢侈品市场上林林总总的香水、服饰、珠宝、美酒的家系族谱分门别类地详细介绍了一番，目的是避免本公司的员工犯令同行笑话的低级错误。
　　看着幻灯片上那些耀眼的物件，会议中林晓文走神了好几次。每次她都在情不自禁地想：要是那些东西用在自己身上该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它们怎么可以那么贵？以至于随便拿出一件都抵得上自己半个月的花销？晓文发现，有一些酸溜溜的东西正在她心里偷偷发酵冒泡，于是连忙安慰自己——这又不是面向工薪阶层的产品，你在这眼馋个什么劲儿？难道银行的职员都想着把成捆的钞票扛回自己家去不成？
　　可这种理智的自我分析，就像不小心在冬天发芽的种子，没几天就丧失了平衡晓文心态的生命力。为什么办公室里那些浮躁的女人们，总是为了谁谁添了LV的手包，或者谁谁用了雅诗兰黛的香水而乱叫不止？难道她们自己不觉得无聊吗？
　　林晓文发现，自己每天面对的现实就是在不断证实自己原本的担心——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如果你不能和其他人保持在同一个消费水平，你就永远不会被他们视作同一类人，而如果你要维持那种消费能力，你就需要更多的钱，也就需要一个能给你更高报酬的职位。
　　所以，那个曾经在校园里崇尚“简单生活”的林晓文，也不得不承认，原来自己在不能忍受“精神上的空虚”的同时，更加不能容忍“物质上的贫乏”。甚至，她有一点怀疑，是不是后者的严重程度更高一些？
　　就好像今天，当她故作平静地走到办公桌前，优雅地拉开椅子，把肩膀上那个越旧越好看的皮包轻轻放在电脑旁的那一刻，林晓文知道：一定有不少人把眼光装作不经心地投向她这里，就像她经常做的一样。
　　“我再也不会住这么差的酒店了”
　　自打进了酒店的大门，徐清的抱怨声就一直没断过。
　　这是什么破酒店啊，房间那么小，光线那么暗，空调的噪声简直就像轰炸机！最可气的是，没有水果也就算了，怎么连最基本的每天赠饮的矿泉水都没有！害得他想喝口水居然还要插上电热水器自己烧！
　　今年是徐清大学毕业十周年，他兴致勃勃地攒好了年假，带着老婆孩子从北京回到厦门，计划来一次大学校园故地重游。可没想到这才刚刚开始，自己的一番美好想象就被这名不副实的三星级酒店搞得乌烟瘴气。徐清真是后悔——当初真不应该为了儿子超过两岁，不能再买一折机票，就答应老婆随便挑一个便宜点的酒店住下。
　　不过徐清的抱怨并没有得到老婆的共鸣，反而被她毫不留情地半截掐断：“行了，行了，能洗澡能睡觉不就得了。你呀，就是出差总住五星的，被惯坏了！”折腾了半天的行程，徐夫人懒得听丈夫发牢骚，赶紧哄孩子洗澡去了，只留下徐清一个人在沙发上浮想联翩——咳，说来说去，谁让自己没钱呢！
　　一提到“没钱”这两个字，徐清就感触颇深。别看他好歹在一家跨国公司里混到了个不大不小的经理，印在工资单上的数字也超过两万，可他是真真切切地感到钱不够花。每个月到了还信用卡的那几天，他们就得东挪西凑想办法，还经常超了日子搭给银行利息钱。
　　怎么总是入不敷出？徐清回想了这几个月来的花销，好像还真没有什么可以省下来不花的钱——
　　你看，月初的时候，关系挺铁的同事结婚，酒席定在北海公园的仿膳。徐清在网上查了一下，那里平均一个座位500块钱，还不算额外的烟酒糖茶。自己和老婆两个人去，红包就干脆包了北京人喜欢的“1888”。心疼是心疼，但总不能让人家一对新人在数钱的时候背地里骂咱们吧？
　　上个月，宝贝儿子要找幼儿园报名。徐清把附近的各家幼儿园全部仔细考察一遍，最后还是选定了最贵的那家。凭良心说，还真不是他钱多了烧得，而是其他的几家实在让人看不上眼，不是场地太小，就是老师太老。再说了，自己辛辛苦苦挣钱干什么？不就是为了儿子的日子过得好吗？难道他还能让下一代委屈了？
　　上上个月，老爸老妈过来小住。老两口抚养自己不容易，总得让他们看看儿子今天的出息吧！往返的机票不算，北京的各大景点一定都要走到，门票、吃饭，加上来回的打的钱，哪天不花个几百块啊！临走，徐清还带着父母到现在流行的体检中心各做了一次全身检查。还好二老身体都保养得不错，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花多少药品钱呢。
　　上上上个月，老婆的眼镜突然坏了，换了一副miumiu的，3000多。上上上上个月，自己学车，3000多。至于上上上上上那个月……突然听到老婆在卫生间里喊他帮忙，徐清赶紧停止了他的计算。
　　可是，就是在给儿子擦头发的空档，徐清还在心里琢磨：天啊！这些都是意外的花销，那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和全家人的衣食住行还没计算在内，他们夫妻俩的那点儿收入，再扣掉3000多的所得税，当然是不够花了。
　　想到这里，徐清不得不又开始盘算今年的工作业绩。要是再不能升职，自己以后的日子可该怎么过啊！
　　永远都有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在诱惑我们
　　在今天的城市里，像林晓文或徐清那样，总是为了兜里缺钱而焦虑烦躁的“伪贫民”们大有人在——他们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想要更多的钱，于是更加努力地工作，然后维持更高水平的花销，结果反而更加为钱焦虑。
　　这些高级贫民们愿意相信，只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只要有更多的钱，一切问题就都会得以解决。但现实不是那样，这种高收入必然带来高幸福的观点，很多时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当住房和食物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额外的财富很少再能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一年挣3万元的人和一年有30万元收入的人相比，在幸福感上的差别非常小，只不过许多人对此都并不了解。
　　而更多的研究数据也无情地支持，“有多少钱”和“感觉有钱”之间并不存在正比关系。挣钱所带来的好感觉，边际效应是递减的。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才会感慨：怪不得刚工作时挣的那点儿钱最让我们高兴，因为最初挣到的钱给人们增添的快乐最多；而随着钱越赚越多，快乐的增加则趋于平缓，但我们为了高收入而付出的紧张、压力和烦恼却越来越多。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容易理解，用不着科学家们费劲解释。世界上当然永远都会有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诱惑着我们陷入“永远想要更好”的恶性循环之中。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随着收入的上升，个人的消费基准也会自然水涨船高。不管是选择皮包还是度假地，当你可以支配的钞票逐渐增多时，那些原先偶尔作为奖励的奢侈品，也就悄无声息地变成了日常的必需品。所以，你还是会感到缺钱。
　　高级贫困的背后是过度补偿
　　努力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天性。在远古时代，能否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决定了我们的祖先是否可以安然度过下一个冬天。所以，我们都想拥有更多更好的东西，这种愿望原本无可厚非。但现在的人们早已没有生存问题，太多时候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追求的东西，可能自己根本就不需要。
　　有人为此开玩笑说，什么是有钱？就是你比你妻子的妹夫多挣100美元。而科内尔大学的教授Robert Frank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论文《多花少存：为什么生活在富裕的社会里却让我们感到更贫穷》，他在这篇论文里调侃到：就说住房吧，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住房？那要取决于他周围的人拥有多大的住房，如果邻居的住房小，他也不需要太多的住房，如果人家有一所大住房，那么他就需要一个更大的住房，无论他是否真的需要。
　　这就是林晓文他们的问题所在。城市是高收入者、富有者云集之所，充斥着各样的诱惑，太多的刺激让人们总是在与别人的比较中感到自己的收入太低，生活质量与别人相差很大。很多人的幸福感较低，不是因为现实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低，而是因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买下自己所有想要的东西，恨不得第二天就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首富。
　　而大部分陷在这种“高级贫困”中的人们，通常的心理机制都是一种过度补偿。这类问题的人们多在童年时由于钱的问题受过心灵创伤。其中一些是由于现实的经济原因，比如因为没有某个玩具而被同伴们歧视和孤立。但更多的情况是由于家长的教育不当，比如一些父母总是用类似“爸爸妈妈要去工作挣钱”等理由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结果孩子们就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偏激的认识：我的一切问题和痛苦都是因为“缺钱”而造成的，只要我有了更多的钱，就会有人关心有人爱。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自己有能力走向职场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陷在“努力挣钱”的赌咒之中。
　　弄清楚到底多少是“足够的”
　　英国心理学家Janey Howl提示我们：是一个人对钱的认识和态度，而不是实际拥有多少钱，影响着他的幸福生活，而突破的关键则在于准确地知道到底有多少钱才是“足够的”。因为金钱除了可以提供食物和居所外，只是一种实现其他人生目标的手段，但绝不是唯一手段。如果我们搞不清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区别，就会牺牲幸福（目标）来换取金钱（手段）。当你因为工作而牺牲了太多时间与精力，忽视了与家人、与自然，或者与自己的心灵的亲密关系，焦躁和失落的感觉就会油然产生，而这些问题又是金钱所解决不了的。
　　当然，最后再重申一次，没有人说赚钱或存钱是错的。金钱上的保障，可以让我们向不喜欢的工作说不，或者不为账单烦恼。只是提醒大家别忘了，金钱本身并没有价值，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包括金钱在内的很多东西。（小工）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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