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简答论述整理0103 共（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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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总之．古希腊神话与传说之中妇女形象的塑造．鲜明地反映出了古代希腊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由母权制光环下的“女神”，过渡到与父权相抗衡的“女人”，直至被局限于家中。沦为生孩子的工具，成为处于压迫之下的“女奴”。从古希腊文明的最辉煌期与古希腊民主的发展高峰恰恰是希腊女性社会地位的最低点这一现象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希腊女性社会地位的演变，是由希腊女性在社会劳动生产中作用的相对降低即其经济地位的降低所导致的的翻译：All in all. Ancient Greece mythology and legend of the image of women. Clearly reflects ancient Greece women's social status changes: by Matriarchy aura of "Goddess", the transition to compete with the patriarchal "woman", until it was confined to the home. Become the tools of having children, as in 什么意思？中文翻译英文，英文翻译中文，怎么说？
青云英语翻译
总之．古希腊神话与传说之中妇女形象的塑造．鲜明地反映出了古代希腊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由母权制光环下的“女神”，过渡到与父权相抗衡的“女人”，直至被局限于家中。沦为生孩子的工具，成为处于压迫之下的“女奴”。从古希腊文明的最辉煌期与古希腊民主的发展高峰恰恰是希腊女性社会地位的最低点这一现象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希腊女性社会地位的演变，是由希腊女性在社会劳动生产中作用的相对降低即其经济地位的降低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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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语
罗马尼亚语
In short. The image of women in the ancient Greek myth and legend into shape. Clearly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 ancient Greek: "goddess" in the halo of the matriarchy, the transition to the "woman" of the patriarchal compete until they are confined to the home. Degenerate
All in all. Ancient Greece mythology and legend of the image of women. Clearly reflects ancient Greece women's social status changes: by Matriarchy aura of "Goddess", the transition to compete with the patriarchal "woman", until it was confined to the home. Become the tools of having children, as in
In brief. In ancient Greece myth and fable female figure mold. Distinctively reflected the ancient times Greece feminine social position vicissitude: From the matriarchy corona under “the goddess”, transits to “the woman” who contends with with the father right, until is limited in the family.Degene
In short, ancient Greek myths and legends of the creation of the image women to reflect the distinctive . In the ancient Greek female social status changes: from the mother to a halo, the "goddess" as the parent entitled to transition to the match, until the woman has been confined to their homes. B
All in all. Ancient Greece mythology and legend of the image of women. Clearly reflects ancient Greece women's social status changes: by Matriarchy aura of "Goddess", the transition to compete with the patriarchal "woman", until it was confined to the home. Become the tools of having children, as in您所在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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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弦琴与塞壬之歌——诗歌音乐性分析.pdf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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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无弦琴与塞壬之歌――诗歌音乐性研究
姓名：刘康凯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教师：吕进
座机电话号码
无弦琴与塞壬之歌
――诗歌音乐性研究
学科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方向：中国现代诗学
指导教师：吕进 教授
研究生：刘康凯 座机电话号码
音乐性研究是诗歌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课题，关于这一课题的论述颇多，但总的
来说，还缺少突破性，因此，这一论题尚留下颇为广阔的论述空间。
诗与音乐属同源艺术，曾同为原始综合艺术的一部分，后来随着文化渐进，彼
此分立，逐渐形成各自独立的艺术门类。然而至今它们仍“藕断丝连”，这一方面
是因为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不可能被最终斩断，另一方面是艺术各门类不断要求打
破形式壁垒的内驱力加强了它们之间的渗透。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音乐性现
根据苏珊?朗格的理论，艺术是一种通过非推理性符号创造出来的幻象，每一
艺术形式都包含一个主要的艺术幻象和诸多由其他艺术形式渗透进来的“二级幻
象”。音乐性正是诗歌中的一个“二级幻象”，它是形成诗歌情感生活幻象的重要方
诗与散文都是通过语言符号形成的文学幻象，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它们之间的
差别体现在功能上，也即方法与效果的差别。音乐性正是造成诗与散文功能性差别
的重要因素。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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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
作者 李少雍
史传文学，又称历史文学，即史乘而有文学价值者，换言之，就是兼具史学和文学两种属性的历史记载。它在文化史上属于所谓“边缘”学科。研究史传文学，不仅可以了解它本身的规律，拓宽文学史的领域，并且对于弄清文、史间的密切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而为了探讨有关史传文学的诸多方面，又必须首先对古人的文史观念，即他们如何看待文与史的关系（其间的合与分，联系与区别），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否则就难以理解，历代史传（包括正史和野史）缘何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性。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特设了《史传》一篇。这是首次对史传散文加以专门论述。“史传”里的“传”，并不是今天所说的人物传记。篇中谈到，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由于“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与之同时的左丘明得其微言大义。“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刘氏接着对这种“传体”作了明确的解释：“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人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传”作为一种解说经义的文字，它在古籍中常常与“经”字连文。《史记·太史公自序》：“儒者以《六艺》（按，即《六经》）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史传”一名似即仿“经传”而创。《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春秋古经》及其《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儒林传》亦述及汉初北平侯张苍等人“皆修《春秋左氏传》”。《春秋》本来是与“晋之《乘》、楚之《ｔáｏ＠①杌》”一样的史书，后被列为《六艺》（《六经》）之一。很明显，《春秋左氏传》一类著作，既可称为经传，又可视为史传。这样，汉儒事实上已把“史”与“传”结合在一起了。
但“史”、“传”二字连文，成为一专门术语，又是在什么时候呢？“史传”一语被广泛采用，无疑是在刘勰以专篇论列之后。比刘氏稍后的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里说：“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此后魏收颂扬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说他“史传百家，无不该涉”（《魏书》卷七）。再后，隋文帝开皇九年牛弘奏云：“中国旧音多在江左，前克荆州得梁乐，今平蒋州又得陈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请加修缉以备雅乐。”（《通鉴》卷一一七）唐孔颖达、刘知几以后，“史传”更成了学术文字里的习用词语。
“史传”一名起于何时，已难确考。然不自刘勰著《文心雕龙》时始，则毫无疑义。与刘勰为同时代人而年辈似稍长的沈约，在《宋书·二凶传》里叙及刘劭“好读史传，尤好弓马”。《宋书》撰成于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 比《文心雕龙》成书时间（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约在齐中兴元年即公元501年前后）要早。 而且约书多取徐爰旧本，惟永光（宋前废帝刘子业年号，公元465 年）以后纪传为约所补（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刘劭弑文帝自立，在永光前十余年。其传亦当为徐爰所作。不过，徐爰、沈约也不是“史传”连文的创始者。比他们早约一百年，东晋历史家袁宏就已用过此词。他写道：“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后汉纪·序》）与之同时的后秦方士王嘉也用过：“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拾遗纪》卷五，今人齐治平校注本）而在王嘉、袁宏之前，据个人翻阅所及，几乎不曾有过用此词的例证。人们在有关的场合里，往往用“史书”、“史籍”一类词语。如东、西晋之际的王ｙì＠②自谓“少好文学，志在史籍”（《晋书》本传）；西晋初年，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里称古代史乘为　史书之旧章”（《文选》卷四十五），陈寿在《三国志》卷十一《胡昭传》里也称传主“善史书”；三国时曹植在其《求自试表》（《三国志》卷十九）里，则既把历史记载叫做“史籍”（“每览史籍，未尝不拊心而叹息”），又叫做“史笔”（“名挂史笔，事列朝策”）。唯一的例外，见于《后汉书》卷十二《隗嚣传》。该传载嚣《讨王莽檄》云：“（莽）诡乱天术，援引史传。”此檄虽不为袁宏《后汉纪》所载，但其真实性当无问题。看来，“史传”之连文成词很有可能始于西汉末叶。
论文学而及史传，说明在刘勰心目中，文与史关系密切，两者是相通或相包容的。在《史传篇》里，著者不仅论列了《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古史及《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家杰作，而且对于陆贾的《楚汉春秋》，袁山松、张莹、薛莹，谢沈、司马彪、华峤的“后汉纪传”、鱼豢、孙盛、虞溥、张勃的“魏代三雄纪传”，陆机、王韶之、干宝、邓粲的“晋代之书”等，都有所评述。当时的一切史籍，无疑都已被他纳入“文心”之内加以思考。
为深入了解史传与文学的关系，我们首先从“六艺皆史”的命题谈起。
“六经皆史”的完整命题是章学诚提出来的。它是《文史通义》开篇的第一句话。章氏这样安排，决非偶然。近人刘咸＠③说：“《通义》以三教篇为纲，三篇又以此首三句为纲。”（《文史通义识语》）所谓“三教篇”，指《易教》、《书教》、《诗教》诸篇：“首三句”则指“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等句。以“文史”为书名，而开卷却谈“六经”，似乎文不对题。其实“三教篇”并不真在谈经。章氏五十九岁时在《上朱中堂世叔ｇｕī＠④书》里说：“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转引自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所呈数篇即三教诸篇。 论文史而以经破题，确乎别有深意存焉。他认为，六经言义理都是切于人事的，连孔子也“不以空言制胜”，所谓经术不过是“三代之史”，并断言“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浙东学术》）。这就是说，论文史如果不把言经术包括进去，便算不上完全的、真正的文史论。
《书》、《诗》、《礼》、《乐》等经中有先王政教典章，说它们是史，尚可以理解。《易》讲“阴阳”之道（《庄子·天下》），却说它与史同科，是什么原因呢？章氏指出，《易》里的“道”可以包罗政典，它的内容本身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它在反映历史发展方面，与其他各经并无不同。讲“阴阳”的卜筮之书既然是史，他经更不待言了。龚自珍推阐章氏之义云：“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官府，而时以诏王者也。……乐虽司乐掌之，乐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乐。”（《定āｎ＠⑤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 同治七年刻本）“六经皆史”的内容大略如此。
悟及六经具有史的性质，并不始于章学诚。约两千年前，《庄子·天运》就说过：“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先王之陈迹，即先王的历史。随后，司马迁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史记·太史公自序》）六经相续为史，可以心知其意。司马氏父子已隐然以六经为史了。史迁之后数百年，鲜有继其响者。至隋代，才有人对他的六经相续为史的微旨有所领会。如王通对其弟子薛收说过这样的话：“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中说·王道》，《二十二子》本）文中子认定作为文学作品的《诗》，与《书》、《春秋》“同出于史”，具有史的显兴衰的职能。明人潘南山始倡“五经皆史”之论：“五经皆史也。《易》之史奥，《书》之史实，《诗》之史婉，《礼》之史详，《春秋》之史严，其义则一而已。”（载《明儒学案》卷四六）稍后王守仁又把五经推演为六经。他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录》，载《王文成全书》，明刻本）章氏“六经皆史”之论，确乎渊源有自。
“六经皆史”这一判断，不仅有其学术渊源，而且有其理论依据。如果说《文史通义》是以“六经皆史”的论断为纲的话，实斋另一要著《校雠通义》的主旨则是“官师合一”之说。此说正是“六经皆史”立论的主要根据。
章氏云：“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校雠通义·原道》）掌六艺（六经）的太卜、外史、宗伯、司乐、太师、国史等官吏，在先秦都称作“史”。《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江永引申其说云：“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持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周礼疑义举要》）吴大ｃｈéｎｇ＠⑥则以中为简册，持中即“象手执简形”（《＠⑦斋集古录》）。王国维又以中为盛ｓｕàｎ＠⑧之器（《观堂集林》卷六《释史》。ｓｕàｎ＠⑧与简策同，手持盛ｓｕàｎ＠⑧之器无异于手执简策。近人金毓黻还说，中盖对贰而言， 贰者副本，中者秘藏之正本也（《中国史学史》第一章）。而近人刘节更有新说：“?是象原始氏族社会的中旗，这是中字的最原始语义。≈就是旗游……最初是中旗之中，后来引申作史册之中。”（《中国史学史稿》第11页，中州书画社，1982）释“中”之义，虽所说各殊，然皆明“史”为记事之官则一也。“史”字本与“吏”字相通。古之官名，多由史出。王国维说：“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即为掌书之官，引申为大官庶官之称。故吏、事二字，皆从史取义。而史、吏、事三字，古可互通。”（《释史》）秦人以吏为师，章氏以为合乎“三代之旧法”。六经皆由官吏所掌，欲学者必以其为师，这就是官师合一。而官吏适为政教典章的记录者“史”。记事者“史”所记录的文字亦称“史”，又可称“经”。既然六经皆由官（史）所掌，欲学者以吏为师，便没有什么私人著述了。此即《文史通义》第二句话“古人不著书”之谓。以上就学术源流而言，“六经皆史”的命题是可以成立的。
前面谈到，《文史通义》首三句为全书纲领。其第三句是：“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经解中》亦云：“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章氏以为，六经皆“切合当时人事”（《浙东学术》），并非徒托空言。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实斋把这句名言视为六经的本质。记事的史，与结合人事、政典谈理的经，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就经、史本质而言，“六经皆史”也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实斋不独视六经为史，而且认为古时一切文字记载皆不出史的范围。他说：“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刘刻《章氏遗书》卷九《报孙渊如书》）章氏此说同样言之有据。史既是记录者、文书掌管者，又是天道、人事种种现象的解释者。《左传》等书里有许多史司天道、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司梦的例子。则史“可以视为学术的远源”（周谷城：《史学与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在古代，史作为文化学术的掌握者，非常普遍地存在着。近人柳诒征说：“一切的学问，在古时候都是史官所管。”（《柳诒征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页）史的活动， 简直涵盖了整个古代文化。诚如龚自珍所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同治七年刻本）则史与社会文化共存亡。没有史，就没有古代文化可言，古代社会也难以成立。史所记录的文字（亦称史）外，不存在别的所谓载籍。
《文心雕龙·宗经》称五经为“群言之祖”。但既然六经皆史，则群言之祖归根到底应当是古代史官的记录，既最早的载籍——史。文字肇兴之际，既无所谓经，也无所谓文（文学），史的记载就是一切。《文史通义·传记》云：“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其实，何止经、史无分科，在一切文字记载皆为史所牢笼的情况下，文与史同样无以科分。
刘知几说：“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史通·ｈé＠⑨才》）在孔子所处的周代，史即当时之文。 李大钊论及史学的渊源时指出：“古者文、史相通，一言历史，即联想到班、马的文章。这是因为，文、史的发源，都源古代的神话与传说的原故。这些神话与传说的记载，即是古代的文学，亦是古代的历史。故文、史不分，相沿下来，纂著历史的人，必为长于文学的人。”（《史学要论》，1980年北师大重印本，第41页）从司马迁、班固所处的两汉时代起，古代文学与古代历史一直保持着息息相通的关系。由于古时文史不分，所以文论专著常论史传，史学专著也常谈文学。如《文心雕龙》本为文论专著，却特设了《史传》一篇，专论史传散文（前面已述及）。而且其《颂赞篇》还谈到“迁史、固书”里的论赞；其《诔碑篇》又说写碑文须借助史家的才能（“属碑之体，资乎史才”），碑的叙事部分相当于史传里的人物传记（“其序则传”）。以文论专著而论史传者，还有刘熙载的《艺概》。其中，《文概》对《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古史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史”乃至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在文学上的特色，都有简明扼要的评议；《诗概》则称颜延年《五君咏》为“史家之言”，又称杜甫五、七古叙事“从《史记》得来”。同文论专著论史专一样，史学专著亦乐于谈文。《史通》里《论赞》、《载文》、《言语》、《浮词》、《叙事》、《模拟》、《书事》、《ｈé＠⑨才》、《杂说中》、《杂说下》诸篇，都有文学论。如，《言语篇》涉及人物语言口语化、个性化的问题，《叙事篇》阐述尚简、用晦、夸饰一类写作技巧，等等。而《文史通义》则是兼综文学与史传的学术论著。著者有时以谈史学为主，有时偏重谈文，而更经常是作文史融会之论。纵观古代文史名著，也许可以说，学者们似乎从未把文与史严格区别开来。
历来论文史关系的人不少，谨择其重要者胪述于下。最早言及文、史的，是孔子。《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刘宝楠《论语正义》引东汉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质少。”又引《仪礼·聘礼》“辞多则史”之句，并释云：“辞多，文也”。按，唐人贾公彦《疏》于此句则解曰：“辞多为（“为”，本作“则”，见魏了翁《仪礼要义》，据《十三经注疏》校改）文史”；贾氏把文、史并称，以其特点皆是“辞多”。刘氏《正义》因敷畅诸义云：“史官文胜质，则当时记载或讥为浮夸者是也。”如韩愈所谓“《左氏》浮夸”（《进学解》），或即“文胜质”之意。孔子所说的“文”，自然不过是文辞、文采的意思。但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尚未产生之时，历史记载如此富于文采，甚至被讥为“浮夸”，它确实如刘知几所说可以算得上是“当时之文”了。
继孔子之后，孟子也曾谈及文、史问题。《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ｔáｏ＠①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东汉赵岐注：“其文，史记之文也。”对于“其文”的文体风格，孟子未具体说明。不过从他的不以为然的语气看，这种“史记之文”大概也属于“文多而质少”之类。孟氏之言的精意在于把《诗》与孔子的《春秋》并论，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是孔氏从《诗》中借用来的。王通以《书》、《诗》、《春秋》为“三史”。宋人王柏说《诗》与《春秋》“体异而用则同。”（转引自《焦氏笔乘》卷四，《玉堂丛语》附录）章学诚对“诗”亡然后《春秋》作”一句的微旨领会得更深入。他指出，史家“学《春秋》者必深于《诗》”，因为《春秋》与《诗》“相表里”（《校雠通义·汉志六艺》）。自孟氏观之，孔子继《诗》而作《春秋》，是文统（亦即史统）的延续，史（《春秋》）与文（《诗》）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在先秦，孔、孟及《仪礼》的作者“文胜（辞多）则史”的说法颇具代表性，它反映了当时一般人对“史”的观感。《韩非子·难言》云：“捷敏辩给，则见以为史。”韩非子的意思是：如果你口才很好，笔头又富于文采，别人就会认为你是史。史官如此有文才，其所记录定然也是“文胜”、“辞多”、“繁于文采”的史籍。
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对史的看法似略有改变。如班彪评司马迁，说他“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班彪列传》）。文质相称，说明司马迁已不是往昔那种文胜质的史观了。刘勰甚至称司马迁为“纯史”（《文心雕龙·才略》）。但文的比重在《史记》里仍然很大。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 《汉书·司马迁传》）里就曾坦言，他希望通过修史，使自己的“文采”表于后世。班固有云：“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班氏把司马迁与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并提，恐怕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太史公书与相如赋同是“文章”楷模。王充心目中的史，与韩非所述没有什么区别。《论衡·量知》称：“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范晔在其《狱中与诸甥侄书》（《后汉书》附载）里虽曾自言“耻作文士”，可是他著的《后汉书》，诚如刘熙载《艺概》所言，却“于文士纤杂之见，往往振刷不尽”（《文概128》）。晋元康间陈寿死后，尚书郎范＠⑩等上表曰：“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晋书》卷八二）刘熙载批评范＠⑩等人说外行话，因为据他看，“相如自是辞家，寿是史家，体本不同，文质岂容并论”（《文概124》）。殊不知六朝人正是用相如似的文采来要求史家的，他们以为史家与辞人在“文艳”方面应当并驾齐驱。《文心雕龙》虽有“纯史”的提法，但它以文论专著而论史传，已可见著者如何对待文与史的关系了。刘勰注意到，作为“纯史”的司马迁竟然“缛丽成文”，写出《悲士不遇赋》那样的文学作品；而著《晋阳秋》的孙盛，著《晋纪》的干宝，也都以文采取胜，“孙盛、干宝，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采略同。”（《才略》）刘氏述及史籍的起源时说：“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史传》）他把史官所担任的主管历史记载的职务称为“主文之职”，更表明在他的固有观念中文与史本无二致。
自先秦至六朝，“文胜质则史”的文史观一直延续着，没有根本的改变。在“世重文藻，词宗丽淫”（《史通·ｈé＠⑨才》。 下文引刘知几语皆出自《史通》，只注篇名）的时代风气影响下，史传叙事越来越繁冗，其文字越来越缛丽。沈约、萧子显、魏收及唐初令狐德ｆēｎ＠①①等人就是遗弃史才、矜炫文采的主要代表。他们的撰述，据刘知几讲，“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论赞》），“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叙事》）史书竟成了华美的骈文作品。这些人在“文胜为史”的路上已经走到极端。新的文史观念，便应运而生。最初对“文胜质”的史笔提出批评的，大概是王通。〔1〕王氏肯定陈寿从“质直”见称的史笔， 同时指出其犹未尽善。陈氏所以还简质得不够，据文中子说，是“迁固之罪”（《中说·天地》）使然。王氏还说：“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在他看来，记载繁缛，文饰过甚，是史乘编纂中的重大失误。
自王通以后，对于文史关系问题，史学家里便有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文史易辙，纯洁史体；一派强调文史相通，及史对文的依赖。前一派的代表是刘知几，后一派则以章学诚为代表。刘知几讲究史法，对修史提出了许多苛碎的要求，概言之，就是要史家严守“史书之大体”（《论赞》）；而章学诚讲究史意，以为修史者应当具有通才达识，只要借助记事载言把自己的褒贬“微意”表现出来就行，不可拘于史法（《文史通义·和州志列传总论》，以下引章学诚语，未经特别注明者，皆出自《通义》，只注篇名）。两派主张的区别是很显然的。但他们中绝无完全排斥文采的人，皆对令“万古魄动”（《文心雕龙·史传》）的史传文辞抱某种欣赏态度，即便是颇有“质癖”的刘知几也是如此。
刘知几认为文是文，史是史，“文之与史较然异辙”，而对文相乱，以至于“文非文，史非史”的现象十分反感。他说：“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ｈé＠⑨才》）刘氏的意思是，孔子时代，文、史一体，史就是当时的文，而在他自己的时代里，“对语俪辞，盛行于俗”（《架说下》），文笔已难乎为史笔，文、史异趋乃势所必然。《史通》一书对六朝及唐初所修史籍颇多抨击之辞，在著者看来，这些“史籍”大半就是文不像文，史不像史，如同所谓“霸上儿戏”一样的东西。除骈俪文风对史学的消极影响外，刘知几以为文人修史也是造成文史相乱的重要原因。他说，文人们只知道“私徇笔端，苟炫文采，嘉辞美句，寄诸简册”，而不懂得“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论赞》），致令“史道陵夷”（《叙事》），“连篇累牍，罕逢微婉之言。”（《ｈé＠⑨才》）
关于“史书之大体”，刘知几主张“拨浮华，采真实”（《载文》），其崇质尚简、斥饰嫉繁的倾向十分显豁。当修史者“志在文饰”、正史杂乘皆“华而失实”之际，王劭独存质语，勇记“鄙言”，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而刘氏对于从实载录方言俚语的《齐志》的偏爱，正说明他极其厌恶那种记言不实、妄益文采的史籍。浦起龙说：“知几论史，黜饰崇真，偏于里音，不惜纸费，可云有质癖矣。”（《史通通释·杂说中》）刘氏苛责史体质之又质，恰好是为了矫正史传文饰太甚的流弊。
史传要成为“实录”，修史者不仅要写得质直，而且要注意简约，“务却浮词”（《叙事》）。质与简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写得简要，拨除浮华，才能谈得到质实。刘知几曾在《浮词》、《叙事》诸篇反复论及简约的重要性，对“史之烦芜”深致不满。他要求史家“损之又损”，“骈枝尽去而尘垢都捐”。
尽管刘氏强调史体尚质，对史家“矜炫文采”痛加诋斥，但他并非“知史不知文”（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答问》），也不完全否定修史过程中的文饰。他在竭力阐明并维护史体纯洁性时不曾忘记过“文”，或者说他所论述的史法里包含不少与文学有关的问题。首先，他承认史书也是需要一定文采的。他说：“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以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叙事》）这里的“文”，据他解释，即“饰言者”，亦即“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里的“文”，很明显是指文辞、文藻。他以为史家为使其所叙史事传诸久远，就不得不讲究积极的修辞，借助于必要的、适当的文采。刘氏所反对的只是为文饰而文饰，或对虚矫内容的文饰；而结合或服务于褒贬大义的文饰，他非但不反对，且视之为构成史传的重要因素。
其次，《言语》等篇涉及人物语言的口语化、个性化的问题。刘氏要求史书记言务必“近真”（《言语》）。为达到“近真”的目的，一则要如实记录当世口语，不可仿效“昔言”；二则要使言语切合传主的个性和文化教养，不能“一概而书”，千篇一律。记言再现传主个性，实与艺术手法暗合。
第三，刘氏关于模拟的论述，同样反映了他的文学观点。他把模拟分为优劣不同的两类：“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模拟》）浦起龙释云：“六朝著述，率趋模拟。子元就彼风尚，析出形神两途，顿使仙凡立判。”浦氏所说“形神”，即刘氏所谓“貌心”。形、貌指的是“文”，属形式范畴；神、心则指的是“实”，属内容范畴。刘子玄的模拟论，已超越了历史编纂学的界限，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史家在文学上的追求。作为史法的模拟（貌同心异、貌异心同），与文学中的模拟（模词、模意），其实并无二致。
第四，同模拟一样，“用晦”这种史法也是与文学技巧相通的。刘氏说：“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叙事篇》以专章论用晦，本节有关引文及例证皆据该篇）他讲的用晦之道，颇合于文学语言追求含蓄的精神。所引用晦佳证，都是优美的、耐人寻味的文学语言。诚如刘公所云：“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此外，从上述例子里可以明显看出，所谓“用晦之道”还包含夸张、比喻等文学修辞因素。
刘公平生与史为缘，而其史学始于诵读《左传》（见《自叙》）。左丘明特富文采的史笔，曾令这位“史学少年”讽诵忘疲。因此，知几对史籍的文辞之美，不但不排斥，而且有某种赏鉴的宿好。《叙事》里一再提到“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他所称道的“史之美”，是叙事之工，文辞之美，而不是王通所看重的褒贬“大义”（《中说·天地》）。在刘氏看来，凡著述皆当文饰，而圣贤述作乃最具文采者：“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哉？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必摘其尤最，不知何者为先。”（《叙事》）他对于《五经》、《三史》文采美的激赏，在《史通》里不乏其例。最使他赏叹不已的，自然是他自幼嗜读的《左传》之文。《模拟》称“《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其中援引了不少叙事工美的例子。《杂说上》则对《左传》叙事和文辞的工美作了全面的论述：“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对左氏文才评价之高，可谓无以复加。这段话还揭橥了如下一个事实：刘公作为史学家虽然严于史法，为纯洁史体大声疾呼，但他对史乘文采美的赏悦情致却不禁溢于言表。
章学诚从事文史研究时，中国古代史学及历史编纂已进入晚期。这时二十四部正史里的最后一部——《明史》早已刊行。他的学术活动，与其说是为将来的修史者指点迷津，不如说是对过去史学中的得失加以总结。对历来正史与野史做一番通盘的、综合的考察之后，章氏的重要发现之一，就是文与史可以相通。《文史通义》一书，从其书名即可看出，它是把史与文结合起来讨论的。如《史德》讲史学通于文学，而《文德》又讲文学通于史学。著者在文史关系方面有不少创发。
前文谈到，章氏的文史论是以“六经皆史”之说为其基础的。而该说的实质，在于认定史即整个古代文化，所谓“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文学自然也为史学所包容。史与文之间存在着一种包孕的关系，这就是《文德》所说的文由史出。章实斋断言：“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他的这个见解，颇与前人不合，如刘勰称《五经》为“文章奥府”、“群言之祖”（《文心雕龙·宗经》），说“详其（按，指文章）本源，莫非经典”（《序志》）。又如《颜氏家训·文章》开宗明义即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前贤皆谓文本子经，而实斋独谓文由史出者，就由于他认为《六经》皆史，经为史所包罗的缘故。
古人早已注意到史也需要文采（或者不妨说，文采本来就是古史的重要标志），而章学诚则明确认识到史与文之间存在着一种依赖的关系，此即《史德》所谓史赖于文。篇中写道：“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又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章氏史赖于文的论断，渊源于孔子“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之说。文辞的传布作用向来受到重视。如刘勰就说：“扬子比雕玉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宗经》）扬雄语见《法言·寡见》。孔子用文、行、忠、信“四教”教育人，而以文辞居先，大概是考虑到要藉文来传布其学说，看出了文辞的“行远”之功。实斋对“非文辞不为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的道理颇有所悟。他说：“‘出辞气，斯远鄙悖矣。’悖者修辞之罪人。鄙则何以必远也？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所以辞者亦亡也。诸子百家，悖于理而传者有之矣，未有鄙于辞而传者也。理不悖而鄙于辞，力不能胜。”（《说林》）在文与理之间，固然以理为主，但鄙于辞则理不得其传，故圣贤都不曾看轻文辞。章氏称：“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所重尔，非无文辞也。而陋儒不学，猥曰‘工文则害道’。”（《辨似》）他蔑视宋儒“工文害道”（《二程遗书》卷一八）的陋说，反对把道与“所以载之之器”——文对立起来。如果说圣经贤传及诸子百家之言（亦即所谓“道”或“理”）皆须凭藉文辞而传布，那么，史乘记录历史事实，就更离不开文辞的帮助了。因为史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不能无盛衰消息”（《史德》），对于“万变而不齐”的史事，“史文”须“屈曲而适如其事”（《书教下》），才可作如实记载，才可称为实录。史事的具体多样性，要求史家讲究叙事及文字的技巧，决定了史对于文的特殊的依赖。在章实斋看来，“工文”不会“害道”，更不至于“害史”，它应当是史家必具的一种本领和修养。实斋指出：“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史德》）“良史莫不工文”的结论，无疑是这位史学家纵观二千年历史编纂后作出的，决不是浮泛之谈。
史乘以实录为贵。实斋重视文，但不允许有损于史的真实性。他说：“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古文十弊》）他主张理是第一位的，“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因而反对“溺于文辞”。他以为：“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于文辞者，不足以言文也。”（《辨似》）又说：“才艺之士……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德》）在史与文的关系中，他也主张史是第一位的，而文是第二位的，即史为本，文为末：“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同前）章氏强调史家亦当“工文”的时候，并未忘记“史书之大体”。在这一点上，他与刘知几没有什么不同。
反对溺于文辞，既是章学诚的史体论，又是他的文章论或文学论。他指出，无论是“为史”，还是“为文”，都不可过分计较文辞的工拙。在他看来，溺于文辞者，不但昧于史体，而且“不足与言文”。他总是把文与史结合起来进行思考。文史相通的观点，在他的文史研究中几乎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
从其《六经》皆史说出发，《诗经》与史是互为表里的（前文曾谈及王通称《诗》为圣人所述之史）。《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ｑǐ＠①②《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 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ｑǐ＠①②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因此，章实斋以为，《诗》或诗的本事与历史记载（《史部之传记”）相通。而《诗》与史相通，不只是就其皆以历史事实为内容而言，还表现在两者对史实的评价（或褒贬）上。章氏说：“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与《诗》相表里，其旨可自得于韩氏之《外传》。”（《校雠通义·汉志六艺》）《韩诗外传》杂述古事，引《诗》以相印证。所引《诗》句与被印证史实之相表里，主要不在于本事相同或相关，而在于思想意义或褒贬大义相合（至少韩氏是这样看）。
关于史与《诗》在本事及主题方面如何相通，章实斋还作过如下一般较为具体的阐述：“《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与史相终始，何哉？土风殊异，人事兴衰，纪传所不及详，编年所不能录，而参互考验。 其合于是中者， 如《鸱枭》之于《金ｔéｎｇ＠①③》、《乘舟》之于《左传》之类；其出于是外者， 如《十月》追述周先、《商颂》兼及异代之类。岂非文章、史事固相终始者与？”（《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有时《诗》以史书的记载为本事，如《鸱枭》以《金ｔéｎｇ＠①③》所记周公救乱的事为内容，《二子乘舟》以《左传》桓公十六年所载急子、寿子二人争死的事为叙写对象。有时《诗》则无所依傍，独立记述历史事实。在这两种情形里，《诗》与史都是可以“参互考验”的。史与《诗》皆以史实为材料，并通过加工这些材料体现出一定褒贬精神。
史与文（《诗》）的相通，不特体现在内容及褒贬大义上，还体现在形式及风格方面。章学诚论及列传特点时说：“列传之体缛而文……包罗巨细，品藻人物……抑扬咏叹，《诗》之旨也。”（《永清县志政略序例》）他指出：“列传本于《春秋》，原无定式。裁于司马，略示区分。抑扬咏叹，予夺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笔，亦兼诗人之微婉，难以一概绳也。”（《永清县志六书例议》）在谈到论赞文字的风格时也说：“论赞欲其抑扬咏叹。”（《论课蒙学文法》，刘刻《遗书》补遗）又谓：“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说君子推论之意。其言似近实远，似正实反，情激而语转平，意严而说更缓。尺幅无多，而抑扬咏叹，反复流连。使人寻味行中，会心言外。温柔敦厚，《诗》教为深。”（《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蒙三简》，刘刻《遗书》卷九）上述“抑扬咏叹”、“微婉”、“温柔敦厚”等语，指的都是所谓“《诗》教”。《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疏》：“《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孔疏》源于《诗大序》及《郑笺》。《大序》把《诗》教表述为“主文而谲谏”，郑玄解作“主与乐之宫商相应，咏歌依违不直谏”。这种“主文谲谏”或“温柔敦厚”的《诗》教，其实是指某种风格的规范，或者说就是《诗》的艺术风格。
《诗》的微婉风格的重要表征，是《诗》的“比兴”之义。章实斋认为，史与《诗》一样，其中也含有“比兴之旨”。他指出：“《文选》诸论，若《过秦》、《辨亡》诸篇，义取抑扬咏叹，旨非抉摘发挥。是乃史家论赞之属，其源略近诗人比兴一流。”（《永清县志文征序例》）贾谊《过秦论》以秦史讽汉，陆机《辨亡论》以吴事规晋，皆借古喻今，此所谓“比兴一流”也。在谈及列传的编写时，他主张“不为绳墨所拘”（《和州志列传总论》），要自具心裁，富于变化，如诗人那样发挥联想，运用比兴手法。他说：“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兴。”（《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下》）列传是史书里最具文采的部分，所谓“列传之体缛而文”，“具人伦之鉴，尽事物之理，怀千古之志，撷经传之腴，发为文章，不可方物，故马、班之才不尽于纪、表、志，而尽于列传也”（《永清县志政略序例》）。按，马、班之才指文才，《史德》谓“非才无以善其文”。写作如此“缛而文”，“神明变化，不可方物”（《书教下》）的人物列传，史家的文学才华得到充分的展示，其中就包括他们使用“比兴”的本领：“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讽而实惜，予夺之权也。或反证若比，或遥引如兴，一事互为详略，异撰忽尔同编，品节之理也。”（《和州志列传总论》）近人叶瑛以为，这里所说的激、讽、比、兴，“即言史传兼有《诗》之微婉也。”（《文史通义校注》第751页）“微婉”就文学风格言，而“比兴”主要指实现这种风格的艺术手法。史传兼此二者而有之，足证其与《诗》相通为无疑。
关于史与《诗》相通的问题，章实斋反复强调。他在《史德》里把如下的话一字不易地重复了两次：“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意思是说，不通晓《诗》的褒贬精神及艺术技巧，就不可能理解在这两个方面都与《诗》相通的史书。这句话被放在篇末复述，也是一种精心的安排，意在表明著者对于该观点是何等重视。
在观察文、史关系问题时，实斋还注意到如下一种现象，即“世之易言文而惮言史”（《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他指出：“晋挚虞创为《文章志》，叙文士之生平，论辞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传》所由仿也。由是文士记传，代有缀笔，而文苑入史，亦遂奉为成规。至于史学流别，讨论无闻，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同前）的确，在史书里有儒林（道学）、文苑（文学）等学术方面的类传，唯独没有史学传。迹其所由，恐怕主要在于史学在文化史中如何定位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章氏则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儒林治经，而文苑谈艺，史官之业，介乎其间。”（同前）实斋此说虽是就专门之业、师法授受而言，但他能把史学（“史官之业”）置于科学（“儒林治经”）和文学（“文苑谈艺”）之间，把它视为一种“边缘”学科，则是空前的卓识。
鉴于史官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往复，史传兼有史学与文学的特点，章氏认为修史作传者应当效法古代良史，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记述得生动逼真，具有感染力，而不可“拘牵凡例”（《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古之良史，“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记述贵于宛肖”（《古文十弊》）。他们也有文人、画家一样的传神之笔：“陈平佐汉，志见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推微知者，固相士之玄机；搜间传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则如图画名家，颊上妙于增毫。”（同前）良史笔下的人物各具“面目”和“情性”，也与文学形象一样。史家要把人物性格写出，人物语言的口语化、个性化至关重要。刘知几已注意到这一点。章实斋则更进一步认识到叙述语言（“作者之言”）与人物语言（“非作者之言”）的区别。他说：“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书之人，不必尽能文也。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古文十弊》）强调人物语言“适如其人之言”，就是要求史家写出每一历史人物的个性，以避免千人一面、“皆如板印”的流弊。
良史之笔除能写出人物个性外，还能“使观者兴起”，具有文学一样使读者感动奋发的功能。为使史传有某种艺术感染力，修史者也需要发挥其文才。章氏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聚公私之记载，参百家之短长，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为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观者兴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和州志列传总论》）而史书的感化力量，主要来源于其中的人物传记。实斋主张，修史志者还须把人物传记写得“有声有色”，富于教化意义，为一切有“畸行奇节”的人立传，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他指出：“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拄者乎？……窃谓邑志搜罗不过数十年，探访不过百十里，闻见自有真据，宜加意采辑，广为传述，使观者有所兴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当取穷乡僻壤，畸行奇节，子孙困于无力，或有格于成例，不得邀旌奖者，踪迹既实，务为立传，以备采风者观览，庶乎善善欲长之意。”（《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据他看，修史者当集其笔力记述“孝子忠臣，义夫节妇”的事迹，而不得旁骛：“每见文人修志，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证，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一至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则寥寥数笔，甚至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详。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同前）关于史传令人感奋的力量来自人物描写的卓见，同样表明了章氏对文、史关系的深刻理解。
除刘知几、章学诚外，历来主张“史亦当文”并称赏史传辞采美、文笔美的人，多不胜举。宋人高似孙著《史略》一书，对其前代诸史（包括杂史）即多从“辞藻”、“笔力”等方面加以评骘。清儒王鸣盛（著《十七史商榷》）、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及《陔余丛考》）评论历代正史，也不时流露出对“史文”的赏叹。古人评议史籍（主要指古史及“前四史”）时，很少有不论及其“笔法”（史笔或文笔）的。特别是在对《左传》和《史记》的评议中，涉及其文学特点的地方之多，更是为学界所熟知。有这么多人（其中包括熟读历代史书的民间讲史艺人）喜好甚至耽嗜“史文”，无疑说明史传确实具有某种令“观者因以忘倦”（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第614 页）的感染力或艺术魅力。
为什么历史编纂家几乎都力求把自己的著述写得富于文采，而一般学者、文人对“史文”都很看重并抱赏悦态度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文胜质则史”，“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等传统观念无形中支配着修史者乃至读史者。认为史家亦需“逞辞流离”（《晋书》卷六十载张辅评司马迁语）的文才，以使著述与文采“表于后”（司马迁《报任安书》），“耀无穷”（宋人陈师锡语，载高似孙《史略》卷二，四明丛书本），这种观点是很普遍的。前人对此已有所论列。此外，唐人李翱的意见也很值得注意。他说：“近写得《唐书》。史官才薄，言词鄙浅，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列圣明德，使后之观者，文采不及周、汉之书。仆以为西汉十一帝，高祖布衣定天下，豁达大度，东汉所不及。其余唯文、宣二帝为优，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于东汉明、章两帝。而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者，以司马迁、班固叙述高简之工，故学者悦而习焉，其读之详也。足下读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隐《晋书》，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书之温习哉？故温习者事迹彰，而罕读者事迹晦。读之疏数，在词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圣明继周、汉，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晔、陈寿所为，况足拟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文哉！”（《全唐文》卷六三五，《答皇甫ｓｈí＠①④书》）李翱认定，史官的文才、辞采如何，直接关系到史书的流传。他本人即以文采自许，自视在文采方面可与班固比肩接踵：“仆文采虽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叙高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答皇甫ｓｈí＠①④书》）李翱身为史官（当过史馆修撰），其言论很可能表述了标准的官方观点。虽然此前刘知几曾为纯洁史体而急切呼号，说了许多不无偏颇的贬斥文采的话，但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观念，无疑仍在历史编纂（包括“官修”）中发挥作用。
其次是史传本身的需要。郑樵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通志·总序》）史籍不能徒托“空言”以见义，而须“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因此文字技巧特别是叙事技巧就不能不讲究。而且史事有所谓“得失是非”、“盛衰消息”之不同，修史者的思想感情也免不了随之起伏变化，无论他们如何“慎心术”，都难以纯客观地进行记载。关于这点，章学诚有一段相当精审的论述：“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ｐí＠①⑤于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ｐí＠①⑤于阴矣。阴阳伏ｌì＠①⑥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文史通义·文德》）合乎刘知几所谓“史书之大体”的史乘，以及可算作刘勰所称的“纯史”的史家，其实是很难产生或者从来就没有过的。史传编著者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文章家或文学家，他们都不曾以纯科学的语言纯客观地记述史实，他们面前历史事件中的得失是非或盛衰消息，都是像章学诚所说的那样，“出入予夺相奋摩”或“往复凭吊相留连”，并因此“气积”而“情深”，他们的“史文”便不知不觉地“为事役”以至于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了。
第三，《左传》、《史记》所奠立的史传文学传统给后世历史编纂以深巨影响。《左传》善于叙事，刘知几称左氏叙事“工侔造化，思涉鬼神”（前文已述及）；而《史记》善于写人，即王鸣盛所谓“善描摹”（《十七史商榷》卷六）。以《左传》为代表的古史，与以《史记》为代表的“前四史”，都写得很有文采，后来史家鲜有不奉为圭臬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称，史书有很大蛊惑力（即感染力），其“卑污之说”能“惬鄙夫之志”，“顺无赖之欲”，乃至“导天下于邪淫”。他指出：“闻其说者，震其奇说，歆其纤利，惊其决裂，利其＠①⑦呕，而人心以蛊，风俗以淫，彝伦以ｄù＠①⑧，廉耻以堕。若近世李贽、钟惺之流，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而史书这种蛊惑力，据他看，实发轫于马、班的史著：“溯其所由，则司马迁、班固喜为恢奇震耀之言，实有以导之矣。读项羽之破王离，则须眉皆奋而杀机动；览田延年之责霍光，则胆魄皆张而戾气生。”（以上引王氏语，并见《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在王氏的这些话里，很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李贽、钟惺与司马迁、班固联系起来。李、钟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抒写人的“性灵”，同史籍特别是纪传体史籍描述历史人物性格之间，无疑有某种相通的地方。而描写个性，则是史传文学传统的主要内容。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后，历代史书（包括正史及许多野史）都以人为纲，数千年主要历史人物的性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记录或再现。
第四，六朝“重文藻”的风气及野史的大量产生直接影响当时正史编纂家，而六朝史家的作风又给唐初所修八部正史以明显影响，唐朝及其以后为数更多的野史则继续以其快捷、灵活的特点，在史林中赢得先入为主的地势，影响于官修史书。在齐、梁文风影响下，六朝及唐初的修史者，一般都争尚骈偶藻饰，前文已略有所述。受六朝野史的沾染，他们又喜好采录琐事异闻。《史通·杂述》所论野史“十流”，即多六朝之作。在这些“史流之杂著”里，不少属于记琐屑、志怪异的小说，如《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便在其中。而史官所好者，往往就是小说家言。实如刘知几所说，“斯风（按，指搜奇记异之风）一煽，国史多同。”（《史通·书事》）最具斯风的“国史”，无疑要推《南史》、《北史》、《晋书》等史籍。唐以后的史官，除基本不用俪体外，与其前辈并无显著的不同。他们修史时，同样注重文笔，爱奇嗜琐。如奉诏修撰的极为“严肃”的史书《资治通鉴》，就广泛利用了“杂史、琐说、家传”一类野史资料。高似孙云：“《通鉴》中所引援二百二十余家。试以唐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诤，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土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ｗò＠①⑨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计裘甫，用《平剡录》；纪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史略》卷四）又如欧阳修著《新五代史》，“褒贬义例仰师《春秋》”，而且“节字缩句，惜墨如金”，可谓谨严之极，但他却“喜采小说。”（引文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及九十五）历来史家癖好，于此可窥一斑。
第五，读者“好奇”促成修史者重视其著作的可读性。史传所载，多半是昔日帝王将相的言行。他们（尤其是帝王）的活动，对普通人来说是很神秘的。加之中国君主制（包括君主制奴隶制和封建君主制）时期很长，宫廷秘闻就其内容的丰富与色彩的斑驳而言，恐非他国可比。人的天性——好奇心驱使平民去打听深宫里的秘事。但寻常百姓感兴趣的自然不是概略的历史纲要，也不是册封诏、九锡文之类的东西，而是有关权贵们的具体、真切的故事，乃至琐屑、凌杂的细枝末节。王充《论衡》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艺增》）又云：“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书虚》）这位思想家把“俗人”的嗜好及著书人媚俗的弱点都给指出来了。刘勰则具体谈到史家也有媚世的缺点：“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史传》）刘知几在《史通》里也一再谈到：有些修史者为“取悦于小人”（《采撰》），不顾史体之所禁，采小说中的“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入史；为迎合“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模拟》）的读者，甚至“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书事》）。他还说：“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斯风一煽，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善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书事》）只要能使读者“解颐”，闻者“抚掌”，正史编纂者也可置史体于不顾，转而借助小说家言，采用小说笔法。
本文所论着重在古人的文史观念即对文史关系的认识，至于史传本身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及其与文学相互影响、制约的具体过程，则有待专门的进一步的论述。
［作者简介］李少雍，1941年生。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发表过专著《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等。＊
〔1〕《文心雕龙·史传》：“张衡摘史、班之舛滥， 傅玄讥后汉之尤烦。”刘勰是在谈到纪传体记事“失于重复”时说这番话的。张、傅的批评当指此而言，可惜他们的意见大都散失了。只有张衡关于“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的一段话见于《后汉书·张衡传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木加寿，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广加田加共，杂合形。
　　 ＠③原字为火加斤，左右结构。
　　 ＠④原字为王加圭，左右结构。
　　 ＠⑤原字为今加酉加皿，上下结构。
　　 ＠⑥原字为氵加徽去彳，左右结构。
　　 ＠⑦原字为客加心，上下结构。
　　 ＠⑧原字为竹字头加弄，上下结构。
　　 ＠⑨原字为西加敫，上下结构。
　　 ＠⑩原字为君加页，左右结构。
　　 ＠①①原字为艹加分加木，上下结构。
　　 ＠①②原字为户加攵加木，上下结构。
　　 ＠①③原字为滕去水加糸，左右结构。
　　 ＠①④原字为氵加是，左右结构。
　　 ＠①⑤原字为田加比，上下结构。
　　 ＠①⑥原字为氵加珍右半部，左右结构。
　　 ＠①⑦原字为口加句，左右结构。
　　 ＠①⑧原字为泽左半部加攵，左右结构。
　　 ＠①⑨原字为亻加屋，左右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