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后：全球大国崛起的规律和宿命！（深度）
纵观世界历史，每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努力实现崛起。但不是每一个大国都能顺利走上全球的巅峰，成功者如英美、失败者如德日，如今世界再次遇到百年之变，中国正努力向上，大国崛起的成败规律非常值得我们分析和总结的！
----水木然（微信号：smr8700） 推荐阅读
（上）大国崛起失败的因素分析
崛起失败的经济因素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总是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近代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大国（英国、美国）在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方面均达到世界领先。德国、日本、苏联等挑战霸权失败的国家，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都和霸权国有较大差距。
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直接的经济原因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1、没有与时俱进地塑造经济核心竞争力，难以再长期可持续地提升生产力。
一些曾经领先的传统海洋大国在经济上被赶超甚至被边缘化。在大航海时代，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是开拓新的殖民地和市场、海上的航线。但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商业模式创新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英国抓住了这一先机，取代了传统葡、西、荷三个传统海洋大国的地位。
2、未能充***放和动员能够适应新时代生产方式的人力资源。
一战前的德国和俄罗斯、二战前的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保守落后阶层实际上起了主导作用，使得技术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收益更多地为保守落后阶层所获取，新兴的资产阶级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外，广大农民或农奴则依旧被束缚在土地上并受到严重的盘剥。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计划和指令配置资源的方式，尽管在一些领域和特定时段显示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率，但是在更广泛层面上抑制了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和创新。
3、资源的错配和经济结构的扭曲。
一个国家如果未能处理好资源在财富创造与扩军备战之间的平衡，很容易招致衰落和失败的命运。历史上的荷兰、法国、德国、日本以及苏联都曾在军备扩张中投入太多资源，挤占了创造财富的经济资源。
此外，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也导致经济失去可持续性，使得经济中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短缺并存，削弱了国家长期竞争的基础。苏联经济就是突出的例子。
4、后发国家的追随惯性。
相对于英法等老牌强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苏联等国家都属于后发和赶超国家。这些国家在低起点的基础上，通过技术上低风险的模仿往往可以获得超常的增长。
长期的追随惯性使得后发国家忽略了技术积累和创新，无法适应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的身份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创新风险。
5、没有充分利用好自身的规模和速度优势。
从历史上看，国家冲突最容易发生在霸权国和挑战国实力相近的时候。后发大国在成长初期，往往能够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
此时，后发国家如果不能利用人口和资源的规模优势实现对既有霸权国的经济总量的快速超越和摆脱，反而因为国内的乐观自大情绪而膨胀，就容易被霸权国的挑衅所牵引而背离发展的主线。两次大战前的德国是典型的例子。
在直接的经济原因背后，制度原因更加关键，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缺乏鼓励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制度。
英国能够抓住工业革命的先机并非偶然，这与其在产权、专利、贸易以及司法等方面的基础性市场制度有密切关系。相反，一些传统海洋大国的衰落以及一些新兴大国缺乏相关的基础性制度，因而不能激励资源向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部门配置。
第二，对国家主导体制的依赖。
后发国家由于初始条件不利，在发展初期通常需要过度依赖行政主导发展经济，这是必要且必然的选择。
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体制一旦形成惯性，就容易挤出社会和市场的发展空间，难以建立起能激励普遍、持久的创新的机制，也不能形成合理的创新成本分担机制。加上大众动员机制，决策失败的风险与后果被加倍放大。
崛起失败的社会因素
一个社会群体的结构、行为及互动关系会对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乃至外交、军事等各方面产生影响。
从社会角度看大国崛起失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落后的阶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力量，抑制了新兴阶级和阶层的崛起。
一战前的德国、俄罗斯，以及大革命前的法国，地主阶级和权贵阶层在社会中扮演了主导力量，他们或是拒斥建立统一的市场和工业化，或是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利用特权过度地攫取利益和压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劳工，因而抑制了新兴阶级的崛起、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
其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中产阶级疲弱，催生极端势力。
一战后，德国战败，在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下，协约国向德国无度索取战败赔偿，导致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使得中产阶级普遍破产，为纳粹的社会动员准备了党员骨干。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队成为社会中相对民主、高效和更注重业绩考核的部门，由于经济结构的畸形导致城市和工业部门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大量农村的无地青年加入军队谋求凭战功改变命运，构成日本军队屡屡“下克上”的社会原因，助燃了军国主义。
第三，没有处理好多民族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
一战战败后的奥匈帝国和冷战失败后的苏联都走向了解体，其共同的问题在于没能有效解决国内民族的国家认同。
这两个国家中都有独立、稳定且规模（力量）较大的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之间语言互不相同，文化上也缺乏互动交融。
此外，因为地理区位造成的发展差距很容易在形式上表现为“民族分层”，构建国家认同就更加困难。一旦维系各民族统一的纽带被削弱，国家就很容易走向解体。
第四，国家权力过分膨胀，过多地入侵社会领域甚至消除了与社会的界限，反过来损害了国家的自主性。
一旦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导致国家与社会二合为一，国家就难言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国家政治也会因此受到宗教因素（如哈布斯堡王朝）、特定种族（纳粹德国）、特定党派和意识形态（如苏联）的捆绑，背离了国家意志与利益。
社会过于弱小还有一重副作用，即在强势国家的背景下，社会容易被动地动员，因而无法对国家的错误行为进行纠正，从而使错误决策的后果被放大，造成巨大的政治代价。
崛起失败的政治因素
对大国崛起失败的政治因素的考察侧重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的运用，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训：
第一，脆弱的顶层权力结构。
德国、日本选择以战争手段挑战世界秩序，与其国内脆弱的政治结构，特别是脆弱的顶层权力结构密切相关。
德意志帝国有皇帝、帝国宰相、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这四大权力支柱，但实际上是皇帝与宰相的双头体制。
俾斯麦本人的政治才能，加上德皇威廉一世的支持，双头体制能够成功运行。但是威廉二世继位后，由于皇帝和宰相的冲突，这一制度失效，皇帝的个人野心膨胀使德国在一战中葬送崛起成果。
日本的宪政架构缺陷更明显。明治维新的实质推动者是带有军事封建集团性质的藩士，这就使得政治架构中军部拥有超然的地位。 没有军部的首肯政府无法组阁，中央政府也一直无法清除藩士力量极端思想的影响，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几乎无可避免。
第二，政权依靠落后力量。
在普鲁士统一德国后，代表落后农业资本主义的容克贵族地主控制了议会的主要议席，操控德国的经济与外交政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农产品保护政策，导致新兴的工业发展困难。
俄国沙皇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大地主和军事贵族，导致其资本主义带有高度落后、保守的封建特征。
第三，政治架构缺乏包容性，精英吸纳机制狭隘，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缺失，从而损害了国家的能力和活力。
政治体系吸纳精英的渠道越狭隘，政权依靠力量就越趋于保守，新兴阶级的精英就更加难于进入体制，形成恶性循环。这使得国家对新兴阶级、利益集团以及民众诉求的协调能力、政治整合能力越弱。国家无法有效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一旦遭遇重大危机，被排斥在体制外的新兴精英阶层和下层民众的不满会迅速爆发，威胁国家的稳定。
第四，民族政策失效失败，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分割分裂，埋下国家解体的祸患。
奥匈帝国就曾以政治和制度固化了民族之间的隔阂，造成国家权力实质上的分割化。 奥匈帝国境内民族数量繁多，一直用旧式宫廷政治中的赎买方式来替代平等的民族政策，严重影响了政府与军队权威的贯彻执行。
大国崛起失败的外交因素
大国崛起是一种国际体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通过外交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大国崛起失败在外交方面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前瞻性的国际体系构想，价值观表述缺乏合法性基础。
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大国都把握甚至引领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建立了与自身实力相符、且能够得到较广泛支持的规则体 系和价值观。
荷兰开启了新的更加开放和广泛的全球联系；英国推动了现代宪政制度、国家财政制度、自由贸易体系等的创建；美国拓展了自由贸易体系，提出了以人类自由为主体的价值观阐述。
相反，德国和日本对国际体系的构想更多地关注了当时国际丛林的黑暗一面，将正在走下坡路的殖民主义和领土扩张作为仍将长期持续的世界潮流，进而错误地发动战争以追求“阳光下的地带”/“生存空间”、和“大东亚共荣”。德、日这些国际体系构想和价值诉求，不论在价值观上还是实际利益上，都无法得到广泛的认同，因而从根本上缺乏合法性基础。
第二，外交战略上缺乏耐心与定力，急于挑战既有霸权，陷入战略上的冒进与冒险。
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并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在错误的国际体系性质认定和价值观下，这种实力的迅猛增长成为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助燃剂。
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的激昂情绪，产生对自身的过高定位以及对自身影响力的过高预期，急于在改变世界格局上有所作为。
外交战略耐心缺失的表现，一是在外交战略上抛弃了能够为本国实力巩固赢取时间的均势策略，表现得更富有侵略性，忽视了国际形象的塑造，导致了外交孤立；
二是面对既有霸权国的诱导性挑衅缺乏警惕和审慎。一旦战争爆发，对本国与对手的实力对比缺乏系统的评估和理性认识，军事和外交战略制定过于理想化，从而不可避免地招致失败。
第三，结盟上的战略性失误，轻率地弃置已积累的外交资源，使国家过早地陷入战争风险并屡屡受盟友的拖累。
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在向英国伸出橄榄枝的同时，又毫无节制地推行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世界政策，最终导致英德关系的破裂。不仅如此，德国没有意识到与奥匈帝国的结盟延长了其风险链条和战争的易感性，最终被动地卷入战争并以战败告终。
在二战中，德国重蹈覆辙，在与英国的战争未结束的情况下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开战，再次陷入东西两线同时开展的局面。还因为与意大利的结盟被拖入北非战线，影响了其在欧洲的战局。
崛起失败的军事因素
军事实力的增长及其有效运用是大国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军事因素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作用，需要辩证看待：
一方面，国防力量的提升和军事手段的运用对国家统一、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民族意识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军事手段的迷信和滥用，使其凌驾于国家经济、政治正常的发展之上，则往往是导致大国崛起失败的重要原因。
从日本、德国、苏联等国的崛起失败案例来看，军事方面有几个教训值得注意:
第一，落后和错误的安全观往往是导致崛起大国军备扩张、引发冲突的重要诱因。
德国和日本国土狭小缺乏纵深和资源，俄罗斯（前苏联）缺少不冻港，这些地缘政治的突出短板导致这些国家长期缺乏安全感，诱发这些国家加强军备，甚至以攻为守争取主动，带来一系列连锁的反应乃至军事冲突，反而失去了和平发展的良机。但实际上，“国家安全”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平衡的结果，而不单一取决于军事。
第二，片面追求军事胜利并被短暂胜利所带来的利益所诱惑，偏离国家长期的战略目标和根本利益。
军事斗争是维护国家现实利益的手段之一，军事上的胜利是“手段”而非目的，其功能和实际作用有限。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以及二战之初的德国，都从军事上的冒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尽管当时国内一些人士反对进一步扩大战争，守住既得利益，然而初期军事冒险所带来的利益如此巨大，使得政界军界主流的贪欲不断被刺激扩大，超出资源支撑能力，最终走向彻底的失败。
第三，片面追求军事效益，造成外交和道义上的消极后果。
无所顾忌地滥用军事手段，付出外交和道义方面的代价，常常使军事胜利变得得不偿失。德国作为一次大战的发动者和“侵略者”，被置于国际法与道义的审判席。后来又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将美国推入对立阵营，最终陷入被动和孤立。
第四，过于突出军事斗争要求，使国家的发展道路偏离了正常轨道，扭曲了经济结构。
当后发国家试图以超水平军备与先发国家对抗，就需要把国民收入较大比例投入军备生产，忽视甚至压抑民用部门发展。
及至战时，经济结构正常的国家以民用部门作为税收来源，刺激军事工业发展；经济结构扭曲的国家将军事储备消耗殆尽，不断压榨农业和一般工业部门，使得经济枯竭。
二战至最后阶段，德国为了军事支出不断压榨一般经济部门，以致引起反战情绪和经济溃败。
冷战时期苏联将过多资源分配于军备竞赛。国民收入的15%以上用于军事消耗，致使国民经济失去持久增长基础。
第五，强化了专制集权，扭曲了政治制度。
当国家在其政治生活中赋予军事因素以过大权重时，军事上的集权要求就可能反作用于政治体制，促使政治体制走向专制，甚至使军事凌驾于政治之上。
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施行了形式上的普选制和代议制。然而，由于军事因素在帝国前期崛起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军队地位被过度抬高，形成了军队与政府平行的运行机制。
中央政府和议会对军队约束力的缺失，使国家难以对国防建设、社会动员以及运用军事手段等重大政治问题实施有效把控，成为政体上的重大漏洞，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也因此无法实现协调同步。
第六，纵容军国主义，扭曲了意识形态。
由于崛起中的社会对实现国家富强的急功近利心态，历史遗留的屈辱感，以及既有霸权主导下的不公正国际环境对民众心理的刺激等因素，社会情绪极易走向偏执。
军国主义主张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军事化，并将侵略扩张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迎合了这种偏执的社会情绪。
当大国处于社会变革尚未完成，社会分配、公民权益和政治民主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历史阶段，统治集团往往对军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持纵容和利用态度，并倾向于将外部斗争和对外扩张作为转嫁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
但民众（也包括社会精英）情绪一旦被军国主义点燃，就很可能朝着超出理性控制的方向发展，构成国家战略决策偏差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
崛起失败的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知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制度，既塑造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面貌，又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看大国崛起失败，有几个方面的教训值得注意：
第一，落后的文化禁锢了经济发展的空间。
封建文化强化了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和秩序，使得经济缺乏包容性，无法吸收和容纳创新，导致国家失去发展活力。
此外，意识形态对抗使得国家偏离正常轨道，导致国家陷入旷日之久的战争和对抗中，挤占了发展的资源，损害了经济可持续性的基础。
第二，从政治层面看，落后的文化也使政治体系失去了包容性和自我完善能力。
在纳粹德国和日本，仍保留着浓厚封建传统和等级观念，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内化为社会的价值观。在重大军事外交决策中，尤其依赖于领袖的才能以及运用理智折樽冲俎。对于领袖所犯的错误，即使被意识到也少有人能够指出并且予以纠正。
尚武的文化传统演变为军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成为驱动德国和日本走上对外军事扩张的重要因素。
第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缺乏长期、系统的战略，文化现代化动员不充分，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
德意志第二帝国、沙皇俄罗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有在最高层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西化”（现代化）过程。
但是这些依赖少数领袖开明意识推动的西化，在内容上是选择性和功利性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急于求成，缺乏长期性和系统性。
因此，在这些国家均没有妥善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有机融合问题。主张文化开放的势力与主张本土优越论的势力的对抗，导致现代意识在许多核心的领域难以注入，留下了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的温床。
此外，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缺失，也导致了社会迫害，损害了国家的形象和政权的合法性，加剧了国家的人才外流。竞争对手国家则采取了相对包容性的文化政策，延揽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本国的发展。
大国崛起的支撑要素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这些要素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并非同一，在不同时期应有所侧重。
面对复杂的内外条件，我国要成功实现崛起，需要在战略上建立一个清晰、合理的框架。
首先，我国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性崛起放置首要和基础性地位；
其次，在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空间的基础上，完善政治（治理体系）和社会建设，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实现制度性崛起；
第三，在内部硬实力充实提升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加快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实现道德性崛起；
最后，加强军事建设，为自身发展和新国际格局提供保障，实现军事性崛起。
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和主导力量的双转换
外延型增长方式和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两个突出特征。
外延型的增长方式以资源要素投入扩张为动力，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面临突出的瓶颈，必须要转向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动力的内涵型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我国与世界前沿国家差距巨大，具有后发优势，通过由国家主导资源在优先领域的配置以及追随模仿，以较小成本实现较快的发展。
随着与世界前沿国家差距的缩小，我国的后发优势渐消，需要更多地承担创新的风险和成本，国家主导分配资源的局限性将日益显现，需要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
因此，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和主导力量的双转换，是我国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
要实现这一目标，在经济上需要多方面的举措：
第一，完善有利于创新经济的制度基础设施，建立创新激励和成本分担体系。
随着我国从追随者向领先者身份的转变，迫切需要将加强产权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上政策日程。
此外，还需要建立普惠式（而非特惠式）创新支持政策，完善商业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探索新型的政府与社会在创新领域的合作模式，建立合理的创新成本分担体系。
除了少数事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领域外，大幅度放松对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管制，降低创新的成本，减少对创新方向和方法的行政性干预。
第二，将科技、人才、制造业作为经济竞争力的三个基本支柱。
在科技领域，不断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立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技术创新支撑服务体系构成的完整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人才方面，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发展以人力资本开发为中心的发展型福利体系。
在制造业方面，一方面要结合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予以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需要盘活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产生的冗余资产。
第三，有序但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我国有双重的重要性：
在经济上，这是我国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充分高效配置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必由之路；
在外交和政治上，这也是我国进一步巩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拓展外交空间的根本性举措。
第四，充分利用中国的空间、人口和市场规模实现对主要大国的力量超越和摆脱。
尽管我国在较短时期内还难以在人均水平上实现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超越，但可以在较短时期内依靠规模优势完成总量上的超越和摆脱，避免形成较长期的力量僵持。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购买力的提升，应借助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实现特定行业的赶超，逐步掌握标准制定权以及定价权。
第五，进一步理顺国家与市场关系。
全面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决议，在法治的基础上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形成两者良性协作格局，兼顾效率与公平。
在当前，特别需要抑制分利集团对改革成果的掠夺，提高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
虚实结合，构建中国崛起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实的方面，建立在治理的绩效和过程的正确上；虚的方面，建立在话语体系的构建上，提高合法性叙事的能力和水平。
结合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建立全面的治理绩效评估体系，识别和补足绩效短板。
从发展结果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上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也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可持续性以及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上留有短板。建立全面的治理绩效评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识别这些短板并在政策上予以回应和补足。
第二，从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要求出发来构建程序正当性。
现代治理体系要求具有民主、参与性（包容性）、透明性、回应性、可问责性和高效的特征。
在参与性（包容性）方面，重点完善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才选拔制度、选举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将更广泛的社会精英吸纳到执政党、政府、立法机构以及政协中来，使各阶层的利益关切得以表达，提高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使权力的运用有合理的规范和制约。
在透明性方面，加快推进政务公开，建立政府与社会的战略沟通机制，使政府行为更加规范和可预期，也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理解与监督，形成有益的约束。
在回应性方面，要密切关注社会的核心与合理的期待，同时避免被民粹情绪所左右。
在可问责性和效率方面，结合前述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形成基于科学合理绩效的问责制度，促进政府进一步提高效率，改进效能。
“一带一路”告诉你：究竟什么才叫大国？
究竟什么是大国？
全球4000多名记者，代表世界70亿人，都聚焦这里！
因为，首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正在这里进行！
那么，哪些国家的元首参加了？哪些国家派代表前来了？
如果您的回答，用的还是3天前的***，那可就错了！
因为，就在两天前，外交部确认，参与峰会的国家元首，从28位增加到29位，“新增了吉尔吉斯坦总统”！
因为，就在这两天，派代表来的国家数量“突然”增加，简直是瞬息万变，“意外”连连...
最先“意外”的是岛国，日本！
日媒11日报道，自民党干事二阶俊博，将出席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就因为二阶要出席“一带一路”，安倍还亲自会见，同样的套路，安倍亲手写信一封，请求带到中国，“表达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
曾经，这个日本，最看不得中国崛起，各种故意制造事端！钓鱼岛，南海，数它跳得最欢！
上个月，“一带一路”峰会刚发布时，日本还嘲讽，“只有少数西方国家”!
如今，日本不仅派代表参加，还带了“亲笔信”一封，还大肆报道渲染，这，能不意外？
同样“意外”的是半岛，韩国！
韩媒12日报道，韩国将派代表团赴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议员朴炳锡任代表团团长！
注意，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一个代表团！难怪峰会总人数突增，原来1300名，后来成了1500多，估计，这里边韩团有很大“贡献”！
曾经，韩国的眼里只有“萨德”，一意孤行，“闪电入韩”，导致中韩外交几乎“准中断”，他们也“在所不惜”！
如今，新总统上台，才刚刚几天，火速叫停萨德，火速参与峰会，这样的韩国，还不意外？
最最“意外”的，是大洋彼岸，美国！
北京时间12日上午，几乎是峰会前的“最后一刻”，中美两国同时宣布，“美国也将出席‘一带一路’合作论坛”！
最后一刻，几乎只留了坐飞机到中国的时间，而且，两国同时宣布，这里边的信息都好大！
带着美国团前来的，不是别人，美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国安会亚洲事高级务主任，波延杰！
曾经，美国最不愿中国壮大，当初亚投行成立时，奥巴马就曾游说众国，对亚投行各种“围剿”！
曾经，美媒对“一带一路”非常抵触，认为是与美国“势力划分”，绝不能参与“捧场”！
美国智库席勒学会主席在上个月公开发言中表示：“如果能说服特朗普总统接受邀请，与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建新丝绸之路，那特朗普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总统。”
如今，美国这个反对界群主，竟然也参加了峰会，这，何止是震惊世界，简直神逆转，谁能不意外？
值得一提的，一意进行核试，制造半岛紧张的朝鲜，这次，也派了代表参加，对外经济相金英才！
至此，曾经六方会谈的六方，中俄朝，美日韩，因为中国，因为一带一路，又坐在一张桌上，没准，这里边也有文章...
意料之外，超乎想象！
于是，29位国家元首，92个国家的9名副总理、7名外长、190名部级官员，61个国际组织的89名代表...一起讨论“中国药方”！
曾经，一带一路构想，只是在哈萨克斯坦一所大学里提出的倡议，只是想连接欧亚大陆！
最后时刻，日本来了，韩国来了，连最“反对”的美国都来了！谁都不想错过，21世纪的伟大构想！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国？
一呼百应，让“对手”都不得不参与，这，就是大国！
登高望远，为世界谋福，与对手分利，这，更是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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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完全可以使中国复兴！
作者：阎学通
国际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体系，是靠实力讲话的。规则就是丛林法则，有弱肉强食的现象，强者会越转越转到中间，弱者就会越转到边上，边上的国家，就是边缘化的国家，中间的国家叫崛起的国家。
从中国来讲，我们今天就是转到中间去的一个国家。从官方语言来讲，叫“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就是舞台很大，你站在中间，你就有发言权，为什么你能站在中间?你发言权哪来?靠实力。
中国站到中间，国际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不仅仅中国改变了在东亚地区的基本格局，年纪大一点的人知道，80年代东亚地区经济最强的国家是日本，我们中国大量的进口的都是日本的电视、照相机，冰箱，日本货摆在家里特自豪，现在大家就买个马桶盖。这个变化是什么?中国改变了这个地区经济上谁“说了算”。
当年日本把淘汰产业淘汰到四小龙，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再淘汰到中国，这个时候中国做的，就是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管理经验，这波开放是引进的开放。我们打开大门，允许别人走进来。很多人不了解今天的改革开放和过去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今天，我们是“走出去”的开放，原来是让别人“走进来”，今天我们要走到别人家里去，这叫“走出去”，过去叫“引进来”。现在“走出去”什么?人才、技术、游客、产品都要走出去。所有能走出去的，都要走。这样就出现了中国改变的不仅仅是东亚地区一个地区，是由日本是经济老大变成中国是经济老大，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追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我们改变的不是东亚地区这一点，而是改变了世界。
那改变了世界什么的?他改变世界，不是程度上要改变一个世界，中国崛起改变世界，是要从性质上改变这个世界。第一要改变的，就是世界中心将走向东亚。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谁都解决不了。
就是世界中心是由全球有战略竞争能力的国家，他在这一块，同时这个地区值得竞争，这个中心才能成为世界中心。这就是为什么过去，至少一战一直到现在，欧洲都被视为世界中心。
美国一战打完就已经很强大了，二战成为了世界两强之一，为什么美洲不是世界中心呢?美洲当然是一个全球性的竞争大国，但是美国在美洲没有竞争，美国一统天下。谁去美洲跟美国竞争?没人。但是有一个值得争的地方，就是欧洲。
欧洲在一战的时候有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二战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是德国，德国、美国、苏联。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能有全球争夺能力的国家，美国、苏联，一个在欧洲，一个在美洲。因为美洲没有竞争，争的还是欧洲，所以世界中心被认为还在欧洲。
欧洲是最值得争夺的地方。因为这是除了美国之外，世界财富最多的地区。当时80年代就有人说，世界中心将转向亚太，为什么说“转向亚太”，因为他没有办法说转向东亚。美国只要去掉东亚，什么都不是，为了让东亚显得重要，说东亚包括了美国，那世界中心在欧洲，我也加上美国不就得了吗?是两岸的国家，都是，算给谁，没有意义。
世界中心的转移，不取决于美国，因为美国是个常量，不变的，不管加在东亚还是加在欧洲。但是东亚和欧洲世界的变化，才决定世界中心到底在欧洲还是东亚。日本的崛起，80年代以为能使东亚成为世界中心，很多学者说世界中心将转移到中亚，没有发生。
但是这个现象，今天开始发生了，世界中心开始向东亚转移了。有人说是“亚洲的崛起”，这是胡扯，亚洲谁崛起?亚洲不就中国崛起吗?别的国家都在衰弱。中国不崛起，让那些亚洲国家都崛起，解决问题吗?还是解决不了。
中国的崛起，要使这个地区发生变化，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在这个地区，而且很快中国经济规模，现在认为不会晚于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就是世界第一大和世界第三大都在这里。
根据我的预测，到2023年，东亚这个地区GDP总量都要远远超过欧洲，“10+3”在8年之内经济总量远远超过欧洲，他们的国防开支总量会超过欧洲。这个地区成为世界第一大发动机，8年之后更是决定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可以跟他竞争。每年这个地区创造的GDP的增量，不是说有多大，而是去年多的这块占世界最多。现在中国一个国家就是世界第一大发动机。和第二也就是美洲比，那距离是巨大的。
这个地区的力量在成长，成为世界的中心，另一方面，这个地区将成为财富产生最多的地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能理解东亚地区将是一个大国争夺世界的所在地区和大国所要争夺的地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中心。
你观察一个地区是不是世界中心，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你看哪国际会议多，一定就是世界中心。纽约开会多，有联合国，欧洲开会多，因为有日内瓦。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区建立国际组织，开国际会议，什么博鳌论坛、10+3、APEC，越来越多的论坛，重大的G20、论坛都在这些地区开。哪开国际会议多，哪就是世界中心。就像上海，我们今天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上海的中心。是中心地区，大家就要争夺道路、土地，大家竞争就越来越激烈。不成为中心地区，一定就是不重要的。
东亚地区出现争夺、竞争、出现摩擦，这不是坏事，这说明我们越来越重要。这样一个转变，就是要解读政府常年讲推动国际多极化发展，很多国家希望多极化发展，但是世界到底是向多极化发展，还是向两极化发展?这都是由各国政府的意愿决定的，不是说你希望多极化，就多极化，欢迎多极化就多极化。不是这样的。
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国际格局的否决权，光希望这事是做不到的。国际格局像树一样，是自然长出来的，而不是像计算机，是人造的。国际格局有单极格局、极格局、多极格局。单极格局就是冷战后的美国，一个大国，现在世界从一极格局向两极发展还是多极格局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决定了中国崛起、中国民族复兴国际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你在世界上必须用什么样的策略才能最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如果现在是一极格局，在第二层次上有很多国家、大国，我们就可以继续韬光养晦，可以在几个大国里把别人推在前面，我们躲在后面，避免跟美国发生冲突、对抗。这是做得到的。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中国躲在后面，不同意签署法、德、俄三国提出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联合声明。结果这个三个国家法国带头反对，美国跟法国的关系搞得非常不好。我们庆幸，把法国推到前面，我们在后面。但是今天出现了一个问题，世界已经不再是第二层，逐渐从第二层向第一层进发了，这个时候你还能把别人推到前面吗?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2011年我们还采取韬光用晦的策略，伊拉克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投了弃权票，结果就是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说中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我们非常不理解，五个国家投了弃权票，俄罗斯、德国、巴西、印度、中国，为什么就说我们不是负责任的大国呢?
我问一个东南亚国家外交官，他说因为是你们中国带的头。我说怎么就算中国带头?你们为什么不认为是印度带的头?他一句话就把我顶回来了，世界上有弱国带头的吗，不是你带头，是谁带头?我们真没有带头。也就是说，你带头不带头，都说是你带头。美国遇到任何困难，就说是中国带头作对。
到叙利亚，我们就不敢再投弃权票。从冷战后长期投弃权票，大使有个外号，“弃权大使”，这个时候不好使了。我们没有弃权选择余地，在美国跟俄罗斯两家支持、一家反对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支持俄罗斯，没法支持美国。弃权肯定是会被强烈谴责的。美国、俄罗斯站在一块，很多人说中国外交部真白痴!
你支持了俄罗斯，带来的结果，就是得罪了叙利亚人民、得罪了他们的同盟国、西方国家，影响了国际形成。
你们想，外交部的人能不知道吗?外交部问你，我们不制止俄罗斯，支持美国，你知道害处是什么吗?俄罗斯告诉我们，叙利亚就是我们的黄岩岛，这话你还不明白吗?你站在美国一边没关系，我明天就宣布支持菲律宾。到底是我们保护南海重要，还是在那个地方跟美国保持一致重要?
外交决策往往是两害相权择其轻。中国政府提出，中国要承担责任，为什么?不承担只能更加伤害我们自己的利益。叙利亚发生一个什么事件，联合国也不会去找别的国家问，反过来，叙利亚跟我们有关吗?你躲都躲不开。花钱减灾，不花点钱，就铺天盖地的谴责你。
格局化的趋势，是向两极化发展，不是向多极化发展。为什么?2014年国民生产总值前10个国家，美国是最大的，第二就是中国，往后是日、法、英国、巴西、俄罗斯、印度。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无论如何丢过不去3%，2%都算好的，差不多都是负的，俄罗斯今年-3%，巴西-0.5%。就算这些国家维持5%的增长，他们有可能缩小跟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吗?
我们先看跟美国的关系。美国是17万亿，印度、俄罗斯、意大利、巴西，都是2万亿，美国增长1%，他们得增长8%，美国增长2%，他们得增长16%，可能吗?就算做到了，也仅仅是维持跟美国的差距不变，不是缩小。日本、德国跟美国的经济关系，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是美国的2/3，德国是美国的1/3，当时美国只有6万亿，日本4万亿，德国2万亿。现在经过了20年的发展，美国17万亿，日本5万亿，德国将近4万亿，日本从原先美国的2/3变成现在将近1/3，德国从原先美国的1/3变成接近1/4。
差距是在缩小是是在拉大?全世界除中国之外，所有国家跟美国的实力差距都是进一步拉大。没有中国。美国世界霸主地位，今天仍然如日中天，而且是更加强大。
美国的相对衰弱，相对于谁?就是相对一个国家，就是相对中国。中国2014年是10.6万亿。最近美国的战略研究中心做了一个重新的统计报告，根据20年中国的统计情况以及我们修订的统计数字和经济普查调查结果，他们认为中国的GDP至少得增加10%。不是中国故意隐瞒，是中国经济没法精确统计。大量非正式经济你哪统计?
举个例子，有多少人往外租房子的时候需要政府报税?现在很大的一个麻烦，住房公积金说你租房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问题是所有房客都说，我可以租到房子，没有任何一个房东可以开一个证明说把房租给我了，因为他开了得向政府报税。全中国一年多少人在租房子?这个是不计在内的。追究这样不可统计的经济数是巨大的。
所以他们做一个分析，认为中国至少得增加10%，2014年中国已经是11.6万亿，不是10.6万亿。就按政府说的10.6万亿，我们是美国的60%。美国增长2%，就能够跟他平稳。他增长2%，我们增长3.6%，就能跟他平。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使5%，也会缩小跟美国的差距。
有人说为什么美国老防范中国?美国说不防范你，你说我防范谁?你找得着吗?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因为在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跟美国缩小差距，其他国家跟美国的差距都在拉大，所以想让中美关系能有实质性改善，这是做不到的。这不存在好和不好的问题。就像中国现在三大运营商，电信、移动、联通，他们三家的竞争能不是你死我活吗?
改成两家，那更是你死我活。如果现在电信100家，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就剩两家了，空客和波音最典型了，世界市场你多分1%，我就少1%，我抢过来1%，你就少1%，就是零和关系。你怎么改变零和关系?人类没能力改变零和性，只能找到处理零和性矛盾的方法。就像你不能解决万有引力，但是有办法可以克服万有引力。这样中美之间现在的形势，就是两强之间，像美苏冷战时期那样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发展。
有人说，不能光看经济，还得看其他的方面。我们看国防开支。2013年中国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世界超过1千亿美元的国家只有两个，中国、美国。其他国家都是以百亿为单位。而且中国每年10%的国防开支的增长，是必然的，美国国防开支奥巴马说每年减10%，7千亿减10%，变成6千4。
所以今后不是美国政府要不要增加国防开支，而是财力决定他继续增加国防开支已经很困难了。GDP你才多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内普遍要求减国防开支。这个方面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在减少。
现在我们国防项目建设速度比较快，马上又有两个航母在两年之内要建成。这次国产的拿出来的武器，美国看了很震惊，就是说不是说中国已经赶上了美国，而是现在除了中国，没有人可能和美国缩小差距。而中国和美国缩小军事差距，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强的国防生产能力，天上、地上、海上全都造了。
原来南海最大的岛礁是太平岛，0.51平方公里，我们这次在很短的时间就把岛造出来了，2.8平方公里，相当于5千个足球场。原来我在美国住在一个市，才2.4平方公里，有游泳馆、体育馆、中小学、图书馆、银行、政府、有***局，也就是2.4平方公里，长期有人居住，成为一个社区是没有问题的。中国这方面能力的上升，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警惕越来越强。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只能日益深化，不会缓解。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大国关系。首先，这是习主席刚访问美国南草坪讲话，这是官方的，是要表达政府政策的，然后记者问问题，回答问题，这个环节是最重要的。一再这次最重要的环节上，双方讲话可以看到三大核心矛盾，美国提出网络、南海和人权，我们提出南海、网络、人权。这样重要的会议，充分表达了双方的不一致。
除了美国，你看中国领导人互访，有表达不一致为主的新闻记者招待会吗?在越南、新加坡、英国，默克尔来，有这样的吗?都不一样，还坐一块说吗?就是说，中美之间想弥合这样的矛盾，是非常困难的。是有利益存在的。我们C919刚下线，本来国际市场大飞机就波音、空客，突然出第三家，能不跟人家分割现有的市场吗?首先中国航空公司可以不买他们的，买自己的，只要中国不买，就有很大一块缺失。何况你还要在其他国家卖。这个竞争不发生可能吗?不可能。
现在什么都在做互联网+。我估计金融理财也躲不开，最后也得走互联网+这条路。互联网将是美中之间最大竞争的，核武器都屈居第二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曾经媒体报道习主席访美，将可能和美国有一个惊喜，暗含着说就是中国和美国就网络达成一个协议。国事访问都会有官方文件，这次到美国的国事访问没有官方文件，官方协议一个都没有。
它说明了什么?网络问题，我们低估了中美之间的矛盾的深刻程度。在这个方面，我们过去以为就是一个制度区别。不是。网络已经到了“网罗天下、一网打尽”，现在已经到了网络让所有的企业感到恐惧的时代，网络威胁了所有的实体行业，网络想把实体行业都变成他的下属机构。波恩刚刚召开了汽车巨头会议，他们开的内部会议，
他们感到非常恐惧，因为他们发现网络公司开始雇汽车工程师。汽车工程师造汽车的，网络公司雇他们干什么?他们认为，网络公司要把汽车变成网络平台，今后所有的网络，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终端、移动发射器。以后不用搞基站了，所有汽车就是基站，然后他们说不但是把汽车变成平台，将来所有一切都要跟网络挂钩。
现在的一个想法，将来不需要手机了，为什么?手机就像手表这样，到处都是，每个桌子、椅子，卖出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终端使。你不用带手机了。如果到了这个时候，网络就把世界控制起来了，全世界谁都逃脱不了。政府也觉得很恐惧。网络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技术，不像大飞机，政府工作，从底下做很困难。他们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技术，往上发展，政府也控制不了。所以网络势力极其强大，他们在改变这个世界。
连“十三五”规划都得写上“互联网+”。各国政府都得顺着它们。更何况我们小民呢?现在已经到了网上买票、农民工得求人帮着买，上岁数的人，像我，打车不会使滴滴软件，得求着人。网络和核武器最大的区别，就是军民两用，而且它的重要性已经和空气、水、食物同等重要了，没它，你就不能活，不能生存。美国能不重视吗?
控制人类命运的东西，美国能不看得非常重要吗?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问题，是谁在这里拥有领先的规则决定权的问题，规则按谁的来。美国现在在控制网络规则，说是没有，但所有运行都按美国的。这次中美访问看出来的矛盾，今后我们主要应征对手主要是美国，已经无法改变，问题是你如何能赢得竞争?
那这个竞争，别的国家怎么看呢?别的国家非常实在。现在发明了一种二元结构或者双轨结构，就是“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就是保命靠美国，挣钱发财靠中国。大家非常实惠。英国这次加入AIIB亚投行，美国非常不高兴，因为英国一加入，就带动其他的国家纷纷加入，本来20多个，一下子变成50多个。
亚投行的名头就是地区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结果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他们一加入，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金融机构了，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金融机构了。德国说他是“亚投行非亚洲地区最大的投资国”。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美国非常不满意，就跟英国讲，你加入之前，事先应该跟我打个招呼。英国回答，我不是不跟你打招呼，我跟你打招呼，你又不同意，到时候还弄得我们关系不好。
美国传统盟友都开始走“经济靠中国”这条路线。我们在国内的确看到中国经济形势下行很不好，这是事实，谁都不会否认，问题是在国际社会，不是看谁的经济下不下行，而是比谁比谁更不好。我们增长6.5%，大家非常不满意，说中国政府没有能力，降到6.5%了，7%都做不到。在发达国家，只要增长2%，就已经够不错了。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崛起，国内困难这么多?
我说你看世界自古以来，从有国家开始到现在，5千多年的历史中，有没有一个崛起的成为帝国的、超级大国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国内困难小的?都是国内困难多的。然后问为什么感觉我们困难很大?这个道理很好理解，给你扎一针，你觉得疼，扎别人一针你疼吗?你经济减少跟我没有关系，我只关心我的经济有没有增加，关心我退休金涨太慢，根本不关心你的退休金在减少，你退休金减少那是你的事儿。其实是因为你感觉不到人家国内有多困难。
全世界都很困难。全世界判断，所有金融机构全部下调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全都下跌，美国自己跟自己比要下降，俄罗斯、日本、巴西、欧洲都要下降。中国也在下降。有人认为，世界进入“长萧条”时期，就是低增长，百分之3点几就不错了，还得靠中国6%，如果中国只3%，全球就只有1%、2%了。没有中国的6%，全球连2%都不到。
这个二轨结构，大家向经济靠，怎么靠?
这是中英联合声明，定位就是“黄金时代”。这个定位非常准确，中国跟英国关系，就是金钱关系。除了钱之外，什么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双方愿意根据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原则，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这种精神，双方人彼此对自身政治体制、发展道路、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重视”。大家想象，西方发达国家什么时候说我们承认中国你们的政治制度是合法的?
明确在文件里说你制度是合法的，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在文件里写上我承认你的制度，叫“双方认同对方的政治体制”。“核心利益”，中美没法达成的重要的一项，就是没法跟你说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因为你核心利益在不断扩大，明天你增加一条，后天又增加一条，都变成你核心利益，我没法尊重，美国不想尊重，他说尊重不了。我尊重你，台湾是你核心利益，我武器还怎么卖?
说尊重中国核心利益，什么是中国核心利益呢?不是英国说什么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国告诉英国，这是我核心利益，你不能碰。我告诉你什么是核心利益，你按我说的办，就完了。
“双方对围绕彼此重大倡议即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和英方基础设施升级投资计划机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开展合作抱有浓厚兴趣，将现有机制下就中英基础设施联盟进行进一步探讨，愿结合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和互联互通平台，探讨相互对接方式，包括支持中方与欧洲投资银行开展合作”。全是钱，没别的。这就是“黄金时代”。
那“黄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了“一带一路”，已经越过欧洲、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不是到欧洲大陆。习主席说我们“一带一路”是开放的，美国要加入也可以。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修洛杉矶到阿拉斯加的高铁，协议已经达成了。这“一带一路”是中间吗?是沿线吗?“一带一路”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越来越大，最后变成所有国家都是“一带一路”了，没有不是“一带一路”的国家，只有在月球上才不是“一带一路”了。
这都是关于这次习主席访问跟英国达成的经济方面的合作，“英国成为亚洲首个获批准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机构者初始额度国家、首个发行人民币主权债权的西方国家、首个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主要发达国家”。
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就是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现在的消息是说，很有可能在这个月人民币能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特别体困权的篮子。进入之后，就是人民币成为国际上使用的一个贷款基础货币，美元、日元、欧元、英镑加人民币。跟英国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经济方面的关系。
跟德国的关系。德国跟英国就是不太一样。英国做点事，马上在世界讲，也很得意，说我们第一个加入亚投行，我们第一个跟中国签署公报。德国人不宣扬，做事非常实在。默克尔讲话非常实在，她说你们中国不想跟我们欧洲进行集体合作，她是指欧盟，老想跟单个国家合作，当然，我们有些国家不愿意以一个声音说话，活该倒霉。她没说是谁。德国跟我们达成的，是叫“行动纲要”，不是叫“声明”。我们有什么行动，多少项目，110项。
我还没有看到中国对外和一个国家政府达成官方文件里包括项目能有超过百项的。英国就是金融，别的没有，德国就不是，而且政治上有些非常重要的，叫“2015年上半年启动由两国外长主持、国防部代表参加的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每年举行一次，以此加强两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的协调”。这叫“2+2”，就是两个外交部长+两个国防部长，“2+2”会议都是盟友之间的会议。
英国在安全领域，不可能像德国这样跟中国走这么近。德国想向中国出口军事技术，英国不会。就是说我们跟德国的这种合作，是更有实质性的。英国的合作仅仅在金融领域，看着很热，但是我们跟德国的合作，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金融、外交各个方面全包括了。
“德方欢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陆路贸易通道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这将为中德、中欧合作开创新的机遇并为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沿线国家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双方将在两国央行参与的定期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机制框架内加强协调。德方欢迎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双方支持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继续发展”。德国做人民币，最后是“德国支持中国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英国是经济上靠中国，德国在政治上、安全上也靠中国。法国奥朗德来，也签了一个联合协议，就是关于气候的。欧洲国家已经非常明确了，在双轨上、经济这个轨上开始向中国靠拢。虽然美国通过了TTP，和12个国家，但是所有欧洲大国明白，这个所谓跨太平洋协议，都不知道哪年能实现。而且实现以后，所起的作用在货物贸易上的作用不大。
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今年10月份首次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连美国都无力摆脱他跟中国的贸易关系，无力摆脱说他的对外贸易主要靠中国，美国都得采取“安全靠盟友、经济靠中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这样的性质下，“经济靠中国”不只是那些跟中国没有政治矛盾的国家，就是政治上跟中国有极大矛盾的国家，也得采取这样的策略，“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也就是日本。日本无路可去，在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政治问题上跟中国对抗，但结果就是经济也得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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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的日本，1986年开始是76.1%，2010年降到8.3%。现在可能更少。
认为中国是不好的国家的，1986年是14.1%，2010年已经升到88.6%，现在超过90%。因为前天有个报道，说认为中国是坏国家的日本人减少了，才不到93%，就是最高的时候93点几的这样认为，现在好了，就是不到93%了，仍然90%以上。即使这样的政治关系，仍然不能影响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定位，大家看到的不是今天现有的存量，而还是看到他的增量，即使维持6.5%，10万亿的6.5%就是6500亿，这个就相当于菲律宾国家两年的GDP总量，而且这个增长速度很快，基数很大。7%的增长，十年翻一番，为什么我们定中国老百姓人均GDP到2020年翻一番?
就是这期间维持7%，应该没问题，前几年超过7%，现在6.5%，照样能实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财富增长的概念和经济增长，跟很多外国人是不一样的。你的概念是，我们的钱是倍数增长，现在1亿，十年以后不到2亿就很郁闷，人家不是，现在1亿，十年以后还1亿就不错了。
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随着财富的增长，客观影响力就有了。中国游客现在每年已经超过1亿，号称今年年底大概到1.2亿，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有2亿人次出国。不说2亿，就是1亿，有的国家才多少人?我们十一黄金周一放假，首尔被堵得走不动，说中国一放假，把首尔马路都堵死了。游客很不满意，到了那打起来，原因就是把东西买光了。说我那么老远来，你卖没了，人家说我不是想卖没，谁想到你们来这么多人?一天26万人。
就是说中国规模经济的能力对别人的影响，我们太多人老是看我有多少钱，人均GDP多少，你家多少，现在就是钱太多了，对别人产生的影响太大。我们自己体会到，我们现在要改变国际环境，不是靠别人干什么，而是靠我们自己干什么。
过去我们一讨论国际形势，老是说别人有什么变化，当我们说别人变化的时候，跟别人讨论国际关系，别人说中国有什么变化。全世界过去担心的是美国经济增长情况，因为他增长不好，影响别人，现在大家担心中国经济增长不好，因为你增长不好，你影响别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说，中国股市的变化，现在会影响世界的股市变化，这是以前没有的事。
中国人民币汇率高一点、低一点，5年前中国人民币涨点、降点，特别在意的只有美国，十年前连美国都不在意，你爱涨就涨。从当初一路走上来，人民币对美元一路走到8.4，没有一个人说，到了8点几，2010年美国才第一次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然后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人民币汇率还影响不了股市，不存在人民币汇率影响美国华尔街市场的股票。现在是中央政府一调整人民币汇率，纽约市场股票就开始波动。所以我们得考虑，你影响别人。
当然你影响别人，挣钱大伙儿都高兴，要是配亲怎么办?就因为中国一调整汇率，股票完了、不行了，全跌了，他不抱怨你抱怨谁?
日本的问题从这个图看出来，中日之间的矛盾，不是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日本老百姓对中国不满意。也就是说，中国跟日本我们政治关系的改善，不仅仅是双方政府关系改善，民众的关系也得改善。
这次去日本，我们也同意“4+3”恢复，政府关系缓和，但是民众对中国的关系没有改善。所以中日采取“政经分离”策略，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游客该去日本还去，经济关系我们该合作就合作、该发展就发展，搞“政经分离”。这也符合现在的双轨结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
我再说一点政治，再讲经济。政治“两极”格局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关系，跟政治关系紧密相连，因为方面已经形成两极格局，跟经济上不一样。这是2005年普京搞反法西斯60周年纪念，这边是70周年纪念。60周年来的是美国领导人，70周年是中国的，美国就不参加了。
60周年时中国领导人排在美国旁边，这次70周年即使美国领导人去，也是习主席站得比奥巴马更靠近普京。因为普京要“靠”中国。欧洲跟普京说，不跟欧洲合作，老想保持影响力，就靠跟我们不一样，我说东你说西，就光想跟中国合作，你有没有力量?跟中国合作，你合作着合作着变成中国后院了。也就是说，普京做出的决策，从欧洲人认为你有不合理性，普京不知道吗?普京没有选择余地。
欧洲说我靠谁?靠欧洲，我靠得上吗?你们支持乌克兰，我怎么办?乌克兰你打那么凶。普京到中国来，那头说要制裁俄罗斯，不再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到中国，签一个3千亿大单，马上解决问题。中国签3千亿大单。
这个政治帮助是巨大的，俄罗斯没有那个压力了，气能卖，我能活下来，你们封锁我是封锁不住的。就我所知，去年开会的时候就已经得知普京开始考虑整个对外政策是不是向东转移。最后经济内部反复讨论，决定向东转移。原来他是东西并重，现在他说东西并重不了，不是他不想并重，并重不了，没有办法，只能选择向东转移。
上半年我去俄罗斯，这个变化太巨大了。我去得很少，上次去是1998年。和1998年贫困的时期比，现在好多了。到那以后，我觉得俄罗斯人说话很理性，他们远东人类学所长讲，你们说中国要侵占西伯利亚，中国移民占领俄罗斯远东地区，这纯粹是胡说，根据研究现在现在远东地区经济不发达，是因为中国来的人开始从远东地区离开，回国了。
因为在这儿挣的钱没有回国挣的多，原来在远东地区挣的钱比中国多，现在在俄罗斯弄一大片地种菜，不行了。由于中国人走了，远东地区的发展没有后劲了。他说不是中国人来得太多，是来得太少。我们要鼓励中国“倒爷”来俄罗斯。没有“倒爷”，俄罗斯远东没法发展，发展就得靠中国“倒爷”。我觉得他看得挺准，跟国内研究俄罗斯的专家说，他说，当初说中国移民侵占俄罗斯的就是这小子第一个带头，现在又改回来了。
也就是说，连这样带头说中国通过移民方式侵占俄罗斯，成为俄罗斯最大威胁的人，都改变了政治看法。现在俄罗斯是负增长，不靠中国，他就负得更多。想高增长做不到，但是不靠中国，就长期负增长，靠中国说不定还能保持0或者1%的增长。中国和俄罗斯在东亚地区开始搞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和日本军事演习，就是针对中国。
也就是说，军事上大国之间的两极格局，已经形成。经济上现在开始出现分化，向中国靠拢。美国这头的盟友开始一步步发生变化，最新的变化就是泰国、韩国想加强跟中国的发展，也就是今后有这种可能性，不是说一定发生，就是韩国、泰国既是美国的盟友，也是中国的盟友，这只不过是一个反向的不结盟。
讲了两极格局，我想说什么?一件事，由于两极格局形成，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已经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力。我们从2013年提出一个战略，“奋发有为的外交战略”，同韬光养晦走向奋发有为，不是说我们觉得变得骄傲自满了，是韬光养晦、执行不下去了，我们才讲，只能是奋发有为。
最早是中亚哈萨克斯坦提出的，进入文件是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讲话上提出的。当时提出“周边一带一路”，其实最早只有丝绸之路经济带，没有海上丝绸之路。后来发展出海上丝绸之路，才有了“一带一路”，然后又发展成中印孟缅走廊，后来到了英国、美国，越来越大。“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这个“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战略。
有人问到底是倡议还是战略?对外国人我们不能讲要“落实***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战略”，你只能说是中国的“倡议”，对外国的倡议，是表示尊重，我们建议，你们愿意不愿意合作。但是对中国自己，不是倡议，是战略。在《***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
“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是进一步开放，进一步采取国际上通行的经济方法，体现在最具体的，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准入后负面清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什么叫“更高”，第一就是“走出去”，“引进来”也做，但是“走出去”是推动的重点。
“走出去”是要更高层次的，不再卖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赚取外汇不是重点，以后不需要赚取外汇，人民币就是外汇，赚取外汇没有意义了。这个时候，要把我们资金、产品、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服务全部推向国际。“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我想特别强调，我们不但是参加世界经济，我们要提供公共产品，让别人搭我们的“车”。大国才有能力让别人搭车。有人问，我们凭什么让人搭车?没有好处，谁都不会搭。让人搭车，是因为你也有好处。好处是什么?别人搭了你的车，你才能保障你的收益是确定的。
举个例子，在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每天都会发生车祸。小公司一周一辆车，一年52次，可能一次都撞不上。大公司车多，一年走300多趟，每天10辆车，一年里平均下来至少可能30次车祸，算1%的几率。你算修红绿灯，少修15辆车都比修绿灯更省钱。中国反复强调我们要“提供公共产品”，这不是说增加你收益，而是减少你损失，使你收益确定有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公司越大，越愿意提供公共产品。美国过去长期给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没有好处的事美国不会做。
中国一样。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需要通过公共产品减少我们的损失、减少风险，使收益有一定的确保，提出我国“在全球治理中制度话语权”。我们对外开放，从政府来讲就是要争取权利。就是我得说了算，我花了钱，就是得我说了算。“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秉承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很多人以为，搞一带一路就是国家往国外撒钱，现在中央这个说法已经很明确了，中央不能往外撒钱，中国政府提一个建议，是给大家创造条件，大家去做，谁有钱谁干，能挣钱就干，挣不了钱就不干。
当我们企业都想利用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战略向外推的时候，眼都盯在政府身上。恐怕不对。你是利用政府的这个政策，怎么想办法自己去挣钱。
举一个反向的例子，当年政府实行对外开放，很多人卖东西发财了，政府没有给那些人任何帮助，是他们抓住了机遇，那些倒爷挣钱了，抓住了政府允许搞倒卖倒卖。要“走出去”，重点不是“引进来”，对我们做经济的人，怎么“走出去”，怎么把外国的市场拿到手?怎么替中国人理财，也替日本人、德国人理财?靠什么?
第一，要学习当年外国企业是怎么进入中国的。要学习他们的失败经验，成功经验可能已经过时没有用了，不过时可能也没有用，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开发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都要先了解国家的国情，情况都不一样，每个国家的养老金、税收制度都是不一样的。失败经验往往是一样的，学习当年进入中国企业的外企他们有多少失败教训。不重复这些失败的做法。这就是你成功的前提。
今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你需要有国际关系基础知识的学生进入团队，帮你做前期工作，到那个国家做关于那个国家的国情调查。一般性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像我这个，研究战略，什么用都没有。要研究国别，研究个国家具体国情的人，还有另外一种能力，就是熟人多、有后门，进入一个国家市场，没熟人没后门，你进得去吗?为什么华人进入中国就比其他外国人容易?不就靠他的社会关系吗?从这个角度，我们今后要培养大量的学习国际专业的学生，他们是帮助未来走出去的小卒，第一步就是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
中央政府要进行智库建设，这是习主席讲了好几次的，刘延东亲自抓的，我参加了会议，讨论关于建立中国智库。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政府急迫需要建立智库吗?我们搞丝绸之路经济带，发现在丝绸之路经过的沿线国家，我们国家连一个研究那个国家的人都找不到，别说专家，就说这个人知道那个国家什么样，没有人知道。甚至有的国家说得难听点，让全中国除了外交部做那个国家工作的几个人，99%的中国人问他那个国家首都在哪，没人知道。连这个国家是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你就造新铁路，能修好吗?
我参加一个财政部的会，有一个专家提出，到国外修路，钱哪来?我们说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也应该走向世界，大量的收费站，就不信收不上钱。我说，我们国家跟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国家高速公路收费，是做得到的，因为中国人跟美国人都相信走路花钱应该的，自古以来，都是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不给钱不让过。
但是很多国家不一样，人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家的路不许收费，人家老百姓问，怎么走路还要钱?开车过一下，怎么要钱?没天理!马上就被抗议，被拆了。路还要钱?自古以来没有说路要钱。而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付费的。这是政府面临的一个问题。有些国家太不理解了。
企业你想开发的那个国家市场，你不理解，到那能挣钱吗?当初日本有一个特别朴素简单的方法开发市场，就是派一个人到那开一个办公室，一个人一个车一个房子一个办公室，就了解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不用推销，就给总部汇报那个国家是什么样。其实也可以组织联合办公室，几个公司可以共享，降低成本。中国在变化，别的国家也在变化，你没有人长期在那了解一个国家的变化，你去投资、做开发，做不出来的。国家、企业面临的情况一样，只不过你需要认识更具体的方面，而国家是宏观方面的。
中央提出“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非常正确，意味着“一带一路”是有可能性的。如果不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完全政府做，我们必定失败，没有成功的可能性。“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有关国家”已经不是说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数量一定是不断增长，现在我们已经不提这个数了，不说每个月，大概过一段时间就增加几个。慢慢可能联合国94个国家都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国家。那个时候就不存在“一带一路”，而是全世界的世界经济体了。
我的意思，你不必眼睛盯在这67个国家，67个之外的国家今后可能还要加入。我们讲67个国家，有一个国家能落实我们的高铁吗?第一个落实中国高铁的国家，是这67个国家吗?印尼最终落实一个，也在美国之后。美国有资金、有需求，他有大量的人需要周末坐高铁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
没这个需求，举个例子，在老挝修一条高铁，多少人坐?他人口很少，人口是百万单位的国家，这个国家生活速度很慢，人家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坐高铁去那个地方?牛车不比那个舒服吗?坐牛车去，晚上回来，不挺好吗?你得了解国家国情才行。不是说全世界都跟中国一样，变化那么快，不是都跟上海一样，都那么忙。
我们是周末要出去过周末，一定得开车，一定要开车两小时找个地方，吃个饭才有意义，然后再回来。好多人开车都是找郊外，比圆明园差多了，然后站一下，拍个照然后回来，说我去郊外了，我开了两个小时，堵一个半小时，感觉不一样。很多人喜欢这样。更重要的，他有这个消费能力。高铁修完，票便宜，能赚得回来吗?你在印度修高铁，谁买票?
有经济利益收获才值得做，没有经济利益收获就不值得做。如果不做区分，作为外交战略，就变成了几百亿几百亿的扔，说值，因为关系改善了。而“一带一路”几百亿你扔出去，不挣回来几百亿，就错了。检验你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以经济利益作为衡量标准，那这个战略就得考虑经济收益。当不以经济利益为标准的时候，经济利益就不是这个战略的衡量标准。
我们的目标是“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金口河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要建成安全高效、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个经济体要是开放的，一定要能够跟世界经济出、进都紧密衔接。这个目标要五年就实现。
也就是说今后“十三五”规划，如果能取得成果，产生的历史作用就像我们1978年改革开放一样。当年我们从不开放走向开放，这次是从“引进来”变成“走出去”，而且“走出去”的开放是从2002年就开始了，区别是原先是摸索着走出去，现在是有计划地走出去、有设计、推动全民走出去。
这是“一带一路”的路，现在的形势其实已经不局限于欧洲大陆了，现在到了非洲，已经不是北非，不会太久，南非就会主动要求参加。也就是说将会向全球扩散。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固定的，而是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先是从“一带”，后来有“一路”，后面又加上中印孟缅走廊，现在又开始讨论美国、英国。
为什么要“走出去”?我们说中国有13亿人口，这13亿人口的消费解决了经济发展，但是整个国内消费上不来。也就是说，我们国内一定有因素制约了中国13亿人某的消费能力的增长。但是这几年没成功，证明我们前几年转型失败了，准不过去。中央不是没有下决心。2011年我们就提出要经济转型，当时中央在中央党校召集会议，把全国所有的各个省的一二把手召集开会，***把他们压到大年三十早上才让回家，会上讨论的就是经济转型。经济转型，就是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消费型。
这些人提出一个要求，如果要求转型，中央必须也得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因为给出口企业13%的出口退税。同一个商品拿到国外卖，赔10%才挣3%，在中国挣1%都不如那3%多。那我怎么鼓励国内消费?没法鼓励。中央决定鼓励，但是不到两个月就改了，当时温总理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出口、内需都要走。为什么?因为一个报告说，不是没有钱，钱有的是，转型过程会造成大量的失业，这些人失业怎么办?补贴钱可以，我们解决不了一个问题，这些人拿着钱没事，不干坏事干什么?赌博都是好的，不干点犯罪的事可能吗?小布什跟温家宝说，你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想的是什么?温家宝说，每天第一件事，今天1.2亿人坐车不知道干什么，说炸哪，很有可能。现在地铁都安检，如果不怕他们炸，要安检干什么?从我来说我觉得没用。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搞安检，当然解决就业就用说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全世界经济都已经进入萧条时期，全世界产能过剩。人类进入马克思所说的经济生产能力时期，就是物质极大丰富，今天物质已经极大的丰富了，他不知道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占有欲是无止境的，人类最大的困难，是无力消费我们生产出来的物质、精神产品。怎么把全世界所有物质产品消费掉?
举个例子，全世界每天生产80到90亿公斤牛奶，算起来全世界每个人要平均每天喝1.2公斤，你能吃那么多吗?生产这么多牛奶，非洲还有那么多人没有饭吃，是分配不均，不是生产没有极大丰富。全世界时间的服装、食品、吃穿住行，整天消耗都消耗不掉。怎么办?就得浪费，不浪费就没有办法，手机就得更新，现在是两年一更新，早晚变成两个月更新一次。不浪费你怎么办?2014年石油供应继续超过需求，全球石油消费增长0.8%，而生产却增长了2.3%。
你用不了，所以现在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世界能源从全局来看，仍处在储备量过剩问题，新能源发现、开采速度也加快能源消费速度状态，到2014年全球石油、天然气总探明储量已经是1980年的两倍多，这BP的研究报告。现在更严重了，都不是发现的多了，现在生产的都比每天用得多。你就用不了，怎么办?美国跟加拿大今年贸易额大规模下降原因，就是因为油价下降，因为他主要是购买加拿大天然气。
你们卖的不是食品，就卖一个符号，卖保险卖概念，这是虚拟的，虚拟是无限的，物理世界是有限的，为什么在虚拟世界里网络防不住?虚拟世界是无限的，不断扩大，没有边，就是宇宙都有边，只有思想没边。人类对财富的欲望是无边的，所以你们这个行业是无边的。多了还想要，永远不嫌多，没有“够”的时候。牛奶你可以说，真喝不下去了，再喝要灌死。你们现在做的行业，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够”，你的客户永远没有“够”。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这个行业很有潜力。
上次来的时候很多人，今天来又有很多人，应该说这个行业的人会越来越多。
把民族复兴留给后辈是很不负责任的
现在已经提出了民族要复兴，过去在衰败，现在要崛起，这个复兴过程，蓝线假设是美国，是超级大国，一直在发展，黄线这是日本，这个国家也在发展，只是比超级大国发展得慢。再看我们，红线，也在发展，但是我们慢慢要超过其他的线了。只有赶上大国，缩小和大国的距离，才叫崛起。日本是发展的，我们是崛起的，你崛起带来的结果和美国的结构性矛盾日益艰巨。
从孙中山、***、***、***、***说民族复兴，没有任何人说是可能的，但是今天习***说，是可能的。他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比利时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人家说，什么叫“更接近”?一万年、一百年?我们两个百年实现，最晚不会晚于2049年。也就是说，这是我们活着的人要实现，不是死了以后的事。
这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当你说一个目标，说我死以后后代去实现，没有人在乎，因为你活的时间有限，死以后的时间是无限的，习***讲，“我国已经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这是2014年讲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阻力和压力就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去的门槛”。告诉大家，我们面临的困难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就跟你一样，你在国内做理财的难度，一定比到国外容易。国内做理财，经验的需求、知识需求各方面要求都是低的，到国外要求就高了。
也就是说，“走出去”难度更大。“我们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测的事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我们走出去，会遇到更多的不确定、更多困难，我们提供公共产品，就是要减少风险、增加确定性。“一带一路”是政府通过这个方法给大家提供安全保障，减少风险。挣钱还得靠我们自己。政策目标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我们很多人认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要几百年才能实现。这个想法我自己认为，第一就是不负责任的，是想把这个责任推卸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你说我这会不行了，那是你的事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孩子上大学之前特别玩命，上了大学又解放，大学毕业结婚生子，然后你就说历史责任到你们了，你们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一代一代传下去。实现民族复兴，要“我”来实现，而不是让孩子实现，你都实现不了，你怎么知道你儿子比你强?如果下一代比上一代强，怎么会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走向灭亡?
大秦帝国嬴政13岁继位，党政22岁勤政，到39岁统一了中国，一共26年。
罗马帝国凯撒40岁党执政管，58岁被暗杀，养子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一共33年。
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10岁即位，17岁掌权，赢得与瑞典北方战争后称帝，共33岁就建立了欧洲最强的国家，到52岁死亡也就掌权37年，也是把俄罗斯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
苏联二战结束于1945年，被德军炸得夷为平地，是一个落后的国家，美苏1972年签署战略核武器协议，正式承认苏联为超级大国，后来尼克松访苏与勃列日涅夫签署10项文件，共29年。
我们这代人现在有这个机会，让这个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别指望下一代！
中国古人就开始追求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中华文明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改革精神，有“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有“天人合一”中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以及中华文明和平世界主义的天下世界观，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唯有中国才能带领世界走向大同！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复杂和动荡的世界；
没有一种商业模式是长存的；
没有一种竞争力是永恒的；
没有一种资产是稳固的；
这是一股从未有过的革命浪潮，为了让大家彻底认清时代究竟在发生什么，水木然写了变革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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