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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亿中国人，为什么只有温州人不仇富？
13亿中国人，为什么只有温州人不仇富？
商界导读：温州人因财富收获掌声，意气奋发;他们也因财富而时常被污名化，“炒X团”的称谓屡屡如影随形，令他们蓬头垢面。但是，“仇富”心理在温州却从来没有市场。
即便温州与温州人的财富时常被污名化，但在温州，“仇富现象”从未出现过显性化的发酵：“在温州，如果你‘仇富’，人们就会反问，别人能通过吃苦创业致富，你为什么不能?”
今年3月29日，“胡润百富”在温州市发布“全球最具影响力温商”榜单，正泰集团南存辉、森马集团邱光和、新湖集团黄伟、奥康集团王振滔、均瑶集团王均金等入列榜单前十强，他们身家少则数十亿多则上百亿。
温州是中国“最盛产老板”的地方。自改革开放始，作为老板、富人代名词的温州人的巨量财富就一直被聚焦于镁光灯下。他们因财富收获掌声，意气奋发;他们也因财富而时常被污名化，“炒X团”的称谓屡屡如影随形，令他们蓬头垢面。
但是，“仇富”心理在温州却从来没有市场。
只要回望温州模式30年走过的坎坷历程，不难为这一结论找到足够的注脚：因为在改革开放中率先成为中国最富裕群体的他们，都是草根创业者;因为改革开放前2/3挣扎于温饱线之下的他们，每个人获得财富的机会均等;因为他们的财富积累史，本质遵循的是市场经济规律。
“温商十强”8人出身贫寒
多年来，温州已经给人们形成了“刻板印象”：财富之地，遍地是老板、满街跑豪车。网友为温州人算钱的最新版本是----“民间资金高达9000亿元”，温州老板的豪车也在被盘算之列：“2012年温州车管所公布温州车牌的豪车：宾利105辆、劳斯莱斯66辆、路虎3061辆、宝马23993辆等”。
其实，30多年前的温州很穷，且是交通封闭的“边穷”。上世纪70年代，“平阳讨饭，文***贩，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段子在温州流传甚广。1978年前，温州平阳、苍南两县有不少人靠讨饭为生。文成县民政局改革开放初始的一次调查显示，全县有104户人家卖儿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粮的人占全县35%。该县一位年轻干部下乡发现，一位农民为糊口度日，把老婆典给人家一年，换得二百斤番薯丝;一对老光棍兄弟，由于穷没有钱娶媳妇，后来2人暗地里共用一个老婆。温州某县政府秘书在当时给领导的一份上报材料中写道：“现在县里山区还有‘光屁股’的情况，不少地方妇女计划生育不敢出门去‘结扎’，原因竟然是没一条足以蔽体的裤子”。
温州当时穷困的原因被归纳为“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国家投资少，可用资源少，交通条件差。1978年，温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13元，远低于全国134元的人均标准。温州人均耕地仅为0.41亩，不足国家当年人均1.55亩的1/3。温州与外界的交通曾被称为“水(温州方言谐音同‘死’)路一条”，由此来形容温州交通不便。而改革开放前30年间，国家给温州的投资总额只有5.95亿元，仅占国家对浙江投资总额的3.24%，仅为宁波的1/4，与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极不相符。
那是一片无富可仇的“荒地”。
今年“胡润百富”发布的“全球最具影响力温商”前十强中，有9人出生于1951年~1969年，8人出生贫寒，他们的青少年正处于温州最穷困不堪的时期，他们绝大部分来自温州农村的贫困家庭。迫于生计，他们中绝大部分10多岁就开始辍学谋生，历经大浪淘沙，终成亿万富豪。典型如南存辉，13岁时因父亲在田间劳作时被砸伤卧床，南存辉为承担养育弟妹的家庭重担，辍学当起小鞋匠;邱光和14岁辍学谋生，王均瑶16岁外出跟着亲戚卖不干胶……
温州人发迹之初，文化程度普遍极低，因此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军团中起点最低的一群创业者。没有文化就敢于带着脱贫致富的浑身胆气创业，一直是温州人“敢为人先”的写照，也成为贫困之于温州留下的痕迹。
因此当贫寒出身的南存辉们作为财富榜样崛起时，他们收获的必定不是仇视，而是由衷的羡慕与钦佩，进而成为学习的榜样。2001年3月，《温州晚报》推出“谁是温州青年的偶像”大型调查，南存辉跻身包括雷锋、张艺谋在内的10位当选者之列，评语是：“中国新兴民营企业的代言人、温州人奋斗发家史的缩影”。
温州人急欲填饱肚子的原始冲动，以及极力摆脱贫困的朴素追求，无疑是创造“温州模式”奇迹的最强原动力。
民众书写创富“血泪史”
1980年前后，中国的各个角落冒出了一批操着奇怪方言、形色匆匆的神秘人群。他们是推销纽扣、晴纶布或电器的商贩，或是弹棉、修鞋、做裁缝等的手工艺人，这些人省吃俭用将这些钱汇往了同一个地方----家乡温州。
正是这群游走于大江南北的温州人，使温州在改革初期迅速崛起。1986年底，温州700万人口中有200多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当地家庭作坊增至14.65万户，有数百个专业市场，其中乐清柳市电器市场、桥头纽扣市场等十大市场被誉为中国改革的“东方启动点”。
每个勇于摆脱贫困闯荡致富的普通温州人，都在书写各自的“血泪史”。
多年前，一个叫吴伯康的温州人跑到拉萨，第二天就气喘吁吁地摆摊做起了修鞋生意。时值寒冬，高原刺骨的强风刮得帐篷噼啪作响，他身边却没有任何取暖设施。一年时间，他从拉萨邮局汇出2万余元。
在银川市区明德路上的“小温州”服装店里，一对温州来的夫妻搞起了个体裁缝店，一个7斤重的女婴刚刚降生。早在怀孕时，双方家长就多次催促女主人回老家休养待产，但就在婴儿落地前的3小时，女主人还在店中接待顾客。
来自温州苍南宜山区的潘志超，挑着1000多套再生晴纶衫在巴蜀山水间游走着。他的经验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产品越好卖……
他们不仅收获财富，有时也面临着不测。1981年，温州市公安局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急电：“北京市西单发生一起罕见的杀人碎尸案，经初步侦查被害2人均为16岁左右的男性，来自你市永嘉县江北乡”。最终被证实两名死者为一个半月前去北京推销纽扣的15岁温州永嘉孪生兄弟黄晓凡、黄晓林，因推销过程中与他人发生纠纷被害。
1983年，西安市发生一起特大谋财杀人案，一位私人旅店老板将16岁的高某、19岁的郑某和21岁的叶某等3名温州个体女商贩杀害……
苦累与风险都挡不住温州人奔走各地赚取财富的步伐。截至2013年的统计，有60多万温州人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有约200万人遍布全国各地经商创业，在全国211个地级以上城市成立了温州商会，在外创办企业2万多家、各类专业市场2000多个。
流血、流泪甚至付出生命，温州人获得财富没有捷径，唯有放胆一搏和几多艰辛。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斯为“温州精神”。
2004年“温州购房团”声名鹊起时，人们惊叹于温州人的投资头脑。有媒体采访时任温州市委书记李强，问“温州人的创富优势靠什么?”同样身为温州人的李强回答：“温州人能吃苦。别的地方人也能吃苦，为什么说这就是温州人的优势呢?因为温州人能做到在他很穷时能吃苦，富裕起来还能吃苦;在他当小老板时能吃苦，当大老板的时候还能吃苦;在没有文化时能吃苦，到了知识时代还能吃苦。这就是温州人很特有的东西。”
这就是温州大众财富积累的核心秘密。一位多年关注温州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发现，即便温州与温州人的财富时常被污名化，但在温州，“仇富现象”从未出现过显性化的发酵：“在温州，如果你‘仇富’，人们就会反问，别人能通过吃苦创业致富，你为什么不能?”
公平追求财富的机会均等
“温州吃不饱饭的和10亿以上身家的人数量都很少，中间阶层的人数最多，财富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菱形分布。”温州著名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表示，温州民众财富积累开始得最早，而且都是自下而上从农村最底层开始，这些先富群体往往又有很强的家族观念，一人致富后带动一族人脱贫，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财富的菱形分布，在温州改革开放初期崛起时就形成了格局。1985年，温州市工商部门选择商品经济活跃的苍南、乐清、瑞安等几个县的147名购销员做问卷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购销员70%是40岁以下的青壮年，不少购销员甚至是18岁以下，其中小学和初中文化占了84%。业务经营状况：年购销额3万～30万元范围内占70%，最低1万～2万元仅占2.74%，最高100万元以上占2.1%。从购销员的年龄分布、学历和业务额分布情况来看，大量是青壮年的农村低学历人群，不存在垄断或权贵背景的状况。
有学者对温州的这种财富结构给出形象的比喻：这是一位“腰部”粗壮的农妇，长相不怎么漂亮，姿态不怎么优雅，但身体强壮，行走如飞。
这恰恰证明，温州人公平追求财富的机会是均等的，其普遍从事的工商业，本质遵循的是市场经济规律，财富差异的原因仅仅体现了个人才能的不同，两头小中间大，合乎概率。
在本世纪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组织的一项调查中，问：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有48.5%的受调查者回答“不太多”，仅5.3%的人回答“很多”。北京一位学者发现，令国人怨气冲天的“仇富”情结，主要源于国内几次大的财富分配机会，而权力圈中人或与之关联者有超乎寻常的胜出几率。
温州是例外。
2000年5月，温州一家机构同样做过一次关于财富来源的问卷调查。在足以代表民间声音的156份有效问卷中，57%的人认为温州老板们的钱是靠才能挣来的;37%的人认为是苦干出来的;仅有5人怀疑老板们的财发得不明不白。
与南存辉等顶级富豪一样，温州庞大富裕群体大多从社会底层而来，从中很难寻觅到背景显赫的权贵者身影，彼此走向富裕的起跑线是一样的。无论是行商走贩、家庭作坊主还是规模可观的企业集团掌门人，很少有人凭借以权谋私或者靠独享性垄断霸占资源致富。在这样的社会坐标系上，人们对创富的态度相对平和，成功者必然赢得掌声和喝彩。
由于温州改革的全民参与性，其改革又坚定且日渐成熟地追寻市场取向，每个人获取财富的机会相对均等，财富的积累亦相对均衡，“仇富”心态势必难以成为主流意识。由此，因财富裂变可能产生的社会结构性压力消融于无形，进而带来了社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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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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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文章：有华人的地方就是温州人
有华人的地方就是温州人
.cn 日15:28 书摘
　　陈宏　赵祖平
　　1993年，当人们纷纷南下广东，沿着小平同志南巡的足迹，去寻找改革开放真经的时候，温州人却不事张扬地大举北上，在北京、天津等一些北方大城市安营扎寨，建起了一座又一座温州村，摆开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架势。
　　在北京究竟有多少温州人?比较保守的估计是约有四五十万之多。温州人在服装、皮鞋、打火机等轻工产品方面，长驱直入，牢牢地占领了北京等大城市的市场。一些经营多年的本地服装专业大户，在潮水般涌入的温州人面前，都纷纷败下阵来。因为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温州人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价廉物美。
　　过去，北方的一些大城市要到广州和福建石狮等地去进服装——那儿的服装款式新，价格便宜。但温州人有更绝的，他们干脆把工厂搬到了大城市的郊区。香港和南方城市一有新式样出来，他们马上通过传真或用飞机带来样品，几天以后，新潮的时装就生产出来了。与长途贩运相比，他们既节省了运费也节省了周期。现在，在北京的西单、前门、阜城门等一些大服装商场，无论哪一层，随便一打听，都可以见到精明的温州人。
　　所以，说温州人的足迹遍天下并不是夸张之辞。甚至在偏远的西部城市兰州，温州人都已经达到了近十万。他们从最初的钉鞋、卖小商品，逐步发展到经营服装、电器、家俱、布料、眼镜、酒店等，一步步为自己开拓和创造市场，并慢慢地巩固市场。现在，温州人以遍布兰州市内的义乌商城、温州城、东部批发市场和雁滩家俱市场，将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火，以至于春节期间，数千温州商人集体在兰州包机返乡过年——这不可谓不壮观。
　　温州人很早就有外出闯荡的传统。据调查，温州人在纽约周边地区经营的餐馆有四百家，其中曼哈顿、长岛、皇后区都有相当规模的大型中餐馆，而在东欧国家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温州人开办的中餐馆也有近200家。
　　温州人外出闯荡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有的投亲靠友，发展起来后，再自立门户；有的偷渡出国，历尽艰险。据80年代的一个统计显示，温州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有近40万人，分布在世界63个国家和地区。温州人为什么离家出走
　　温州人离家出走，最初主要是因为就业困难，为了生计、为了发家致富而被迫外出发展。他们单***匹马摆地摊、打工或从事简单的服务行业，赚点钱以养家糊口。到了90年代以后，不少外出的温州人发现，外面的市场很大，比较容易赚钱，于是不少温州人就由原先的被动选择逐渐发展为主动出击和有策略地进行投资。另外，随着温州本地城市化的发展，工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种种社会资源配置将继续带动人力、财力、物力的民间流动。同时内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对温州人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再加上产品流向的调整等等因素，更促使温州人热衷于外出求得发展。
　　温州有多少个全国第一?以小商品打开全国大市场的温州，有许多中国乃至世界第一。如永嘉桥头，有亚洲最大的钮扣市场；柳市，有国内最大的低压器市场；农民城龙港，有著名的再生毛毯市场；平阳，有国内屈指可数的尼龙编织袋市场；苍南县宜山，有全国闻名的腈纶纺织中心；在温州市内，有规模宏大的皮鞋中心……温州人很自豪地称温州是中国的皮鞋城，这并不夸张：温州有近1000多家皮鞋厂，这是国内十分罕见的。难道温州人的脑袋比别人大
　　有人说，广东人什么都敢吃，温州人则什么钱都敢赚。只要能赚钱，温州人确实不乏想像力，什么都敢干。这种商业头脑为他们赢得了美誉，也曾使温州人蒙受了巨大损失。
　　2000年5月，温州法派服饰公司在互联网上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出邀请函，希望以200万美元聘请克林顿出任该公司的形象大使。虽然后来此事未得到落实，但温州人的想像力却着实让人惊叹。撇开对法派此次动作是炒作或噱头的猜测，不容置疑的一点是：温州企业确实在努力重塑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
　　温州人不会忘记他们的产品一度在中国市场上扮演的反面角色。80年代，温州服装业涌现了成千上万的家庭作坊、服装工场及专业市场，使温州服装迅速占领了国内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但此时大家互相仿冒，价格越卖越贱，低档次、低价位的批发服装唱了主角，在完成原始积累的同时，温州服装在此间付出的代价是：整个温州服装成了水货的代名词。
　　与此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温州鞋业。而人们对温州鞋的印象显然比服装更为深刻：因为温州出现了所谓星期鞋、纸板鞋、晨昏鞋(早晨穿晚上扔)——温州冒牌劣质鞋充斥市场，导致上海、杭州等十几个城市火烧温州鞋，大小商场贴出安民告示：本店无温州鞋。温州一时成了假冒伪劣的代称，企业不敢打本地牌，只好与外地厂商联营。十几年来，尽管温州人多次宣布自己已经与假冒行为彻底诀别，但其市场损失无法计算。
　　进入90年代以来，温州服装、鞋业开始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向品质竞争，质量意识、品牌观念在许多温州老板们的头脑里与日俱增。近一两年来，温州服装尤其是西服以逼人的态势占领各大城市市场，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庄吉、报喜鸟、夏梦、法派等西服名牌企业，显示出温州服装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而在鞋业方面，康奈、奥康、吉尔达三大品牌已跻身中国十大鞋王行列。
　　如今，精明的温州人在市场大潮中越闯越勇，越闯越有现代意识。2002年初，为了抵制欧盟国家的贸易壁垒，温州打火机厂商自费组团远赴欧洲，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与欧盟打官司。虽然这场被称为入世后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场洋官司以败诉告终，但世界再一次对温州人刮目相看。
　　有世界打火机王国之称的温州，不仅是中国打火机的制造中心，还以价廉物美、品种繁多的优势打破了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垄断世界打火机市场的局面。目前，温州拥有打火机企业300余家，年产销金属打火机5亿只，占国内市场的95%、全国出口总量的80%、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总量的70%。谁来挑战温州模式
　　从上一世纪70年代末就崭露头角、到80年代中期开始加速发展的温州模式，对转变人们的观念和推动全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过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段时间以来，温州模式取得了普遍认同。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温州模式的不足，便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正面临不少挑战——
　　比如，温州模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卷入到创业的洪流中，这使得温州许多早期创业的老板素质不高，文化水平低。在温州模式兴起的初期，他们还能驾驭企业，而在我国市场越来越对外开放以后，他们就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除非其下决心通过学习来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否则，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被淘汰出局。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有些温州企业的创业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与缺陷，于是不惜花大本钱培养自己的子女，或者花大价钱聘用高素质人才——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温州模式下的企业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初，家族企业有其难以取代的优越之处。但如果家族企业里主要成员的能力不能够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有所提高，那么其肯定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还要看到，家族企业内部极易形成家长式领导，而一旦形成了家长式领导模式，就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更可怕的是，一旦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超过了亲缘的维系力，企业就会分裂、甚至垮台--这是极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因为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温州人一般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因此往往把自己的企业封闭起来，不愿外人进入，不愿与其它企业合作，更不愿意接受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这是温州企业难以长大的一个原因。
　　尽管如此，温州人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温州模式在今天仍是令很多人关注的现象。有报道说，温州比较著名的民营企业的老板们近来频频接受邀请，到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大专院校授课，一堂课的门票最高可卖680元人民币一张。而每年到温州考察学习的全国县级以上单位就有300多个。
　　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有着超常市场意识和经营头脑的温州人必将与时俱进，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逐步调整自己的角色，为中国的经济生活增添耐人寻味的风景--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温州人走到哪里，哪里的市场就会火起来。所以，将温州人称作中国的犹太人应该是恰当的。
　　（摘自《八千里路云和月》，京华出版社2003年1月版，定价：28．00元。社址：北京朝阳区安华西里1区13楼，邮编：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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